儒家官德论

第一节 儒家官德：学术与政治的“不二”

　　说其“不二”，指出的是儒家开启出的学术为政治服务的风向。一方面弱化了学术的独立性质和自由意义，把学术的内容作了特定的规范，即在仕上的更多着意；另一方面提高了政治的学术性要求，把学习的问题作为仕宦的基本训练之一，即在官德上的更多倾注。自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这个“软肋”就似乎没有得到更多的“医治”。有意思的是，儒家有个“小学”与“大学”的区分，也是着眼于政治视角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序》有一段话说得清楚：“皆入小学，而教之以灑埽、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对此朱熹结论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在儒家，所谓“大学”是再明白不过的政治加学术的一门学问。由此也可看出，这一信息似乎也转达出儒家的官德体系里，蕴涵了学术与政治具有某种“不二”性质。

　　1.周、孔、孟。其实，在儒家那里，学术与政治的“不二”性质，已经在周公那里充分实现，周公成为这样的政治道德榜样。孔子称为“吾从周”，荀子赞其为“大儒之效”，刘歆、班固称其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又说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这些都已经内在包含了周公在“学术与政治”统一的明确线索。周公是在“位”上的领导人和实际的执政者，他这样做也是情有可原、顺理成章的事。当然，周公的这个地位，在儒家历史里，得到孔子、孟子以及后儒们的大力赞颂，是可以充分理解的。至于在孔、孟那里，“不二”性质，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孔、孟是“在野”的文化人，但是他们也十分希望“在朝”的执政者能够尽量多地接受他们的观点，尽管结果与其初衷不尽相同。所以，孔、孟二位圣人，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转变为现实，最终就选择了著书立说、从事教育、整理古籍一类学术性活动，但是这一切，有出于政治上的暂时无奈而不得已之为，但是根本上还是为了自己政治理想的实现。这一点，我们或许在“儒”、“儒者”、“儒家”的名词概念里已经有所获得，甚至在儒家开创者孔子那里已经为后儒们奠定了学术为政治服务的仕宦设计。子路感慨其老师的“不仕无义”，其弟子们有的愿意出仕，十分的领受了老师的教诲：既然我们生来是为了改变这个人间世界，就必须进入社会、就必须合于大道、学于道义，辛苦劳累、颠沛流离，又有什么可以悔恨呢？孔子师徒汲汲于用世治政，然终不见用，这也没什么沮丧，可以另辟途径，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孔子乃退而修六经，修《诗》、《书》、《礼》，序《易》传，撰《春秋》。这些活动，表面上是文学的事迹，实际上仍是为了实现自己政治理想而行动。司马迁有一段评价，说得中肯：

　　孔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整理古籍和撰述文献，也在积极推行政治主张，这就是所谓的“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综观孔子的一生，或仕，或否；或去，或就；或留，或走；或教授弟子，或整理古籍，万变都不离其宗，即学术要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而进行伦理设计，政治得志时是如此，政治不得志时也如此。它几经成为儒家的仕道“家谱”。

　　孟子步了孔子的后尘。孟子一生追求的目标，就是效法孔子的仕道，孟子给自己作了如此终身设定：“可以仕则仕，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其实，孟子和他的理论也很不幸，历史并没有选择他的政治理想，不是这个理论不好，而是这个时代的在朝者发现这个理论不合乎他们愿意看到的“时代潮流”，司马迁道出了此中原委：“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孟子时代，战国争雄，孟子的“大丈夫”仕道，鼓吹“仁政”，判断“春秋无义战”，是很难被当时的各路霸主看得上，最好的待遇就是“敬而远之”。孟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到过齐、宋、滕、梁、鲁等国，而所到之处，均以重金相赠，但终不见用，称其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孟子闵悼尧舜汤文周孔之业将遂湮微，正涂壅底，仁义荒怠，佞伪驰骋，红紫乱朱，于是则慕仲尼周流忧世，遂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寻，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孟子亦自知遭苍姬之讫录，值炎刘之未奋，进不得佐兴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余风，耻没世而无闻焉，是故垂宪言以诒后人。”无奈，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文以载道，孟子著七篇，中心思想就是为政治之道设计，实现他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是实现孔子的政治道德。诚如赵氏《孟子题解》所言：“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夫、立忠信；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又：“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论语》者，《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矜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问利国，孟子对以仁义。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称‘天生德于予’；鲁臧仓毁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众。”《孟子》之书，就是这样的为政治而作。

　　2.儒家的困境：在野与在朝。孔、孟在春秋战国的遭遇，可谓是儒学的第一次“困境”。学术要为政治服务，也需要有一定条件，使其实现结合。孔、孟没有获得这样的支持，学术的政治性和政治的学术性，具有了若即若离、若离若合的“在野”性质。儒家第一次失势于“在朝”。我们假设：如果周公在世，情况又会怎么样？但是历史是不能假定的。只有等待历史发展，才会看出实际结局。战国之“乱”，秦统一，到了西汉，至武帝，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独尊儒术”，也事实上实现了儒家政治格局里学术与政治相结合的仕宦态势。由此开始，儒家的经典，成为了统治思想的意识形态，成为了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出仕做官，就必须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就必须学习儒家的经典，就必须按照儒家的方针来设计方略。

　　但是，在中国的政治传统里，这里也引出了一个极为深刻的问题，即儒家思想登上正统意识形态地位，是依于帝王的选择，制度的选择，后来的帝王们，有的虽及不上汉武帝，甚至也碌碌无为，但是随着后儒们的不断努力，不断成熟了这个理论，使得这些帝王们也不敢轻易改变和推翻儒家这一套理论体系，况且封建统治阶级也需要用这个理论去统治人民的头脑、管理日常生活、维护自身利益。这样，儒家思想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也当然地成为了官员推行政事的先决原则，而且统治阶级更愿意看到出仕的学习样板就是这些有利于统治社会的儒家文献。为什么有些统治者愿意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精力去编辑、撰写、整理中国古籍，尤其是儒家的文献，这或许就是他们的开明之处。清代乾隆皇帝集全国精英花十年时间编修《四库全书》，就是最好的一例。但是，一个悲剧性的情况也随之出现，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自由的心路历程被渐渐地消解和湮没了，官本位获得了一种特定的文化机制，“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也就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渐渐生长。同时，在一种“仕与学”相济的结构里，对仕、对学，都规定了儒家色彩的道义论特定蕴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