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在宁都最终解决
在1930年底以前，毛泽东虽然一贯反对“土地国有”、“模范农场”等“左”倾政策，但并没有明确分田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一直主张禁止土地买卖。
1931年2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小布发出《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第九号通告，认为“农民是小私有者，保守私有是他们的天性”，“他们热烈地起来参加土地革命，他们的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因此，“必须使广大农民在革命中取得了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才能加强他们对土地革命和争取全国苏维埃胜利的热烈情绪，才能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通告进而批判了“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提出“没收一切土地”实质上是“土地国有”。
1931年2月27日，毛泽东依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这一通告精神，在黄陂以苏维埃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写了一封题为《民权革命运动中的土地私有制度》的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并转省苏维埃政府。
信中说，过去已经分好的田（按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由出卖，得了钱来供给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田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也不得勒捐”。信中还将解决农民的土地私有权问题，提到“民权革命”的理论高度进行分析，指出这“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得起来的，苏联革命也经过许多阶段，然后才达到现在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实行现在民权革命时代所必要的政策，才是真正走向共产主义的良好办法。”
毛泽东的这封信，真正从实践和理论上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中农民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即土地归苏维埃公有还是归农民私有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一突破，在实践上对当时乃至以后的土地革命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理论上使毛泽东土地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日臻完善。
根据毛泽东指示信的精神，1931年3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为督促分配土地及宣布土地所有权之布告》《土地是我们的，耕种起来啊！》等文告，宣布“土地一经分定，土地使用权、所有权通通归农民”，“任其出租买卖，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省苏维埃更要号召所有农友，努力耕种：（一）大家互相帮助，解决耕牛、农具、种子等问题！（二）赶紧犁田，下种插禾！”省苏维埃政府的文告颁布后，广大农民吃了“定心丸”，兴高采烈，立即投入耕种，江西苏区掀起了春耕生产的热潮。
随后，整个中央苏区都执行了“农民土地私有”这一政策规定。同年4月，闽西苏维埃政府也颁发《土地委员扩大会议决议》，宣布：“农民领得田地即为自己所有，有权转租或变卖抵押，苏维埃不禁”，“田地山林分配给农民之后，死亡的不收回，新生的不再补”。
至此，经过三年多土地革命的实践，党和毛泽东明确、透彻地解决了农民土地私有权的问题，为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正确航向，对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1931年2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小布发出《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第九号通告，认为“农民是小私有者，保守私有是他们的天性”，“他们热烈地起来参加土地革命，他们的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因此，“必须使广大农民在革命中取得了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才能加强他们对土地革命和争取全国苏维埃胜利的热烈情绪，才能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通告进而批判了“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提出“没收一切土地”实质上是“土地国有”。
1931年2月27日，毛泽东依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这一通告精神，在黄陂以苏维埃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写了一封题为《民权革命运动中的土地私有制度》的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并转省苏维埃政府。
信中说，过去已经分好的田（按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由出卖，得了钱来供给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田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也不得勒捐”。信中还将解决农民的土地私有权问题，提到“民权革命”的理论高度进行分析，指出这“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得起来的，苏联革命也经过许多阶段，然后才达到现在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实行现在民权革命时代所必要的政策，才是真正走向共产主义的良好办法。”
毛泽东的这封信，真正从实践和理论上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中农民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即土地归苏维埃公有还是归农民私有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一突破，在实践上对当时乃至以后的土地革命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理论上使毛泽东土地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日臻完善。
根据毛泽东指示信的精神，1931年3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为督促分配土地及宣布土地所有权之布告》《土地是我们的，耕种起来啊！》等文告，宣布“土地一经分定，土地使用权、所有权通通归农民”，“任其出租买卖，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省苏维埃更要号召所有农友，努力耕种：（一）大家互相帮助，解决耕牛、农具、种子等问题！（二）赶紧犁田，下种插禾！”省苏维埃政府的文告颁布后，广大农民吃了“定心丸”，兴高采烈，立即投入耕种，江西苏区掀起了春耕生产的热潮。
随后，整个中央苏区都执行了“农民土地私有”这一政策规定。同年4月，闽西苏维埃政府也颁发《土地委员扩大会议决议》，宣布：“农民领得田地即为自己所有，有权转租或变卖抵押，苏维埃不禁”，“田地山林分配给农民之后，死亡的不收回，新生的不再补”。
至此，经过三年多土地革命的实践，党和毛泽东明确、透彻地解决了农民土地私有权的问题，为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正确航向，对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