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找党定策
大革命时期，冯玉祥和中共有过亲密合作。刘伯坚、方仲如、陈延平、宣侠父、刘志丹、邓小平等曾在其部工作。刘伯坚曾任联军总政治部部长，与官兵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但好景不长，1927年，窃据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冯投靠了蒋，在部队中清洗共产党员，刘伯坚被解除职务，余皆遭残酷迫害，只有少数没有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潜伏了下来。刘振亚就是其中的一个。
刘振亚是山东临清县人，西北军校毕业，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时任二十五师七十三旅上尉参谋。刘渴望找到党。1931年3月中旬，另一个潜伏在该旅二十一团三营的年轻人袁零，在江西宜黄县二都与刘接上了关系。袁零实名袁汉澄，后改名袁血卒，陕西宁陕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军校学生。“我这个孤雁终于不孤了。”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刘告诉袁：“现在我们好比无舵的船，不知该驶向何方？我曾多次想去苏区找党，但没有关系根本无法进去，现在只有另找途经。我和中共河南省军委仍保持有联系，想请你去中共河南省，将我们这里的情况向党汇报，请党指明方向。”袁欣然应允。
袁很快到了河南，在开封相国寺后街同春饭庄，与陈立接上了关系。第二天，又遇到在鄂西搞农民运动、同是西北军校的同学王超。袁把二十六路军的情况向两人说了。两人向河南军委负责人方纪纲做了汇报，并提了两点建议：一是到潢川吉鸿昌部去；二是到二十六路军去。方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蒋进攻的重点是江西中央苏区，中央苏区是全国革命的重心，也是兵运工作的重点，党在该军有一定政治基础，我们的重点应放在该军。但到底去那里，要请示中央决定。”河南军委即向上海党中央军委写信请示。不久中央来了信，同意王、袁去上海。袁经请示陈立同意，给军校同学李肃去了封信，约其同去上海（后李在上海入党）。三人先住在浙江路中国旅馆，后转移到四马路振华旅馆二楼。第二天下午，与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派来开办“兵运训练班”的李富春、朱瑞接上了头。训练班结束后，三人遵照军委指示回到二十六路军做兵运工作。
这时，正值二十六路军溃退到宜黄县城。王超、袁汉澄、李肃与刘振亚立即召开会议，制定秘密活动计划。决定抓住该军士气低落、沮丧、迷茫的有利时机，利用同学、朋友、老乡、战友、拜把子等方法，在官兵中发展党员。四个党员如同四颗火种，在二十六路军悄悄燃烧起来了。
李肃介绍七十四旅二团排长李屏仁入了党，袁汉澄介绍七十九旅二团特务排中士班长田玉珊、二等兵李春华、七十四旅二团三营机枪连少尉排长王铭五、学兵连中士班长吕志进、总指挥部执法队长王振铎入了党，王振铎又在执法队发展了孙步霞、杨履元入党。刘振亚介绍七十三旅学兵连长李青云及杨金镗和上尉执法官王文宏入了党。李青云介绍旅部参谋郭如岳、学兵连战士王际坦（即王幼平）入了党。王际坦又介绍赵洪志、杨艺林，谭志刚、刘静生、霍万仲等人入了党。王超接上了潜伏在总指挥部的译电主任罗亚平及七十九旅二团三营九连连副熊伯涛的关系。进驻宁都后，罗亚平介绍赵博生入了党。赵入党后又介绍八十旅董俊彦、卢子美两个连长入党。此时，全军党员一下发展到近30人。7月中下旬，党中央指示成立党的特别支部，由刘振亚任书记，袁汉澄任组织委员，王铭五任宣传委员，下设士兵、官长支部，刘振亚兼任官长支部书记，李青云任士兵支部书记。
关于赵博生入党，还有一段小插曲。特支成立后，先后两次讨论其入党问题。赵出生河北省黄骅县东慈庄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时任二十六路军总参谋长。赵刻苦自励，不喝酒，不抽烟，不贪财，不好色，经常拿自己的薪饷奖励或救济困难士兵，深受官兵拥戴。赵对“围剿”红军不积极，同情革命，凡是以“赤匪”罪名抓来的农民，一律给予释放。特支于9月下旬，召开了专门研究赵入党问题会议，决定由王超执笔写一封试探信给赵，测其态度。译电主任罗亚平利用工作之便，将信夹在了赵办公室桌上的书卷中。一个星期后，赵把罗叫到了自己的卧室兼办公室，赵拿着信说：“我知道是你送来的，别人进不了我的房间。信我看过了，水平很高。我看不是你写的，但肯定与你有关系。我有志革命已久，苦于无人引路。这些年来一直在寻找共产党，没想到共产党就在我身边，我赵博生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曾到过上海找刘伯坚部长，结果没有找到，今天终于找到了党。亚平，我找你没别的话说，就是要你做我的引路人，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罗伸出双手紧紧握住了赵的手热情地说：“总参谋长，党欢迎你加入自己的队伍。”10月，中共中央批准赵博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赵把自己的命运同党的事业紧紧地焊在了一起。
刘振亚是山东临清县人，西北军校毕业，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时任二十五师七十三旅上尉参谋。刘渴望找到党。1931年3月中旬，另一个潜伏在该旅二十一团三营的年轻人袁零，在江西宜黄县二都与刘接上了关系。袁零实名袁汉澄，后改名袁血卒，陕西宁陕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军校学生。“我这个孤雁终于不孤了。”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刘告诉袁：“现在我们好比无舵的船，不知该驶向何方？我曾多次想去苏区找党，但没有关系根本无法进去，现在只有另找途经。我和中共河南省军委仍保持有联系，想请你去中共河南省，将我们这里的情况向党汇报，请党指明方向。”袁欣然应允。
袁很快到了河南，在开封相国寺后街同春饭庄，与陈立接上了关系。第二天，又遇到在鄂西搞农民运动、同是西北军校的同学王超。袁把二十六路军的情况向两人说了。两人向河南军委负责人方纪纲做了汇报，并提了两点建议：一是到潢川吉鸿昌部去；二是到二十六路军去。方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蒋进攻的重点是江西中央苏区，中央苏区是全国革命的重心，也是兵运工作的重点，党在该军有一定政治基础，我们的重点应放在该军。但到底去那里，要请示中央决定。”河南军委即向上海党中央军委写信请示。不久中央来了信，同意王、袁去上海。袁经请示陈立同意，给军校同学李肃去了封信，约其同去上海（后李在上海入党）。三人先住在浙江路中国旅馆，后转移到四马路振华旅馆二楼。第二天下午，与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派来开办“兵运训练班”的李富春、朱瑞接上了头。训练班结束后，三人遵照军委指示回到二十六路军做兵运工作。
这时，正值二十六路军溃退到宜黄县城。王超、袁汉澄、李肃与刘振亚立即召开会议，制定秘密活动计划。决定抓住该军士气低落、沮丧、迷茫的有利时机，利用同学、朋友、老乡、战友、拜把子等方法，在官兵中发展党员。四个党员如同四颗火种，在二十六路军悄悄燃烧起来了。
李肃介绍七十四旅二团排长李屏仁入了党，袁汉澄介绍七十九旅二团特务排中士班长田玉珊、二等兵李春华、七十四旅二团三营机枪连少尉排长王铭五、学兵连中士班长吕志进、总指挥部执法队长王振铎入了党，王振铎又在执法队发展了孙步霞、杨履元入党。刘振亚介绍七十三旅学兵连长李青云及杨金镗和上尉执法官王文宏入了党。李青云介绍旅部参谋郭如岳、学兵连战士王际坦（即王幼平）入了党。王际坦又介绍赵洪志、杨艺林，谭志刚、刘静生、霍万仲等人入了党。王超接上了潜伏在总指挥部的译电主任罗亚平及七十九旅二团三营九连连副熊伯涛的关系。进驻宁都后，罗亚平介绍赵博生入了党。赵入党后又介绍八十旅董俊彦、卢子美两个连长入党。此时，全军党员一下发展到近30人。7月中下旬，党中央指示成立党的特别支部，由刘振亚任书记，袁汉澄任组织委员，王铭五任宣传委员，下设士兵、官长支部，刘振亚兼任官长支部书记，李青云任士兵支部书记。
关于赵博生入党，还有一段小插曲。特支成立后，先后两次讨论其入党问题。赵出生河北省黄骅县东慈庄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时任二十六路军总参谋长。赵刻苦自励，不喝酒，不抽烟，不贪财，不好色，经常拿自己的薪饷奖励或救济困难士兵，深受官兵拥戴。赵对“围剿”红军不积极，同情革命，凡是以“赤匪”罪名抓来的农民，一律给予释放。特支于9月下旬，召开了专门研究赵入党问题会议，决定由王超执笔写一封试探信给赵，测其态度。译电主任罗亚平利用工作之便，将信夹在了赵办公室桌上的书卷中。一个星期后，赵把罗叫到了自己的卧室兼办公室，赵拿着信说：“我知道是你送来的，别人进不了我的房间。信我看过了，水平很高。我看不是你写的，但肯定与你有关系。我有志革命已久，苦于无人引路。这些年来一直在寻找共产党，没想到共产党就在我身边，我赵博生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曾到过上海找刘伯坚部长，结果没有找到，今天终于找到了党。亚平，我找你没别的话说，就是要你做我的引路人，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罗伸出双手紧紧握住了赵的手热情地说：“总参谋长，党欢迎你加入自己的队伍。”10月，中共中央批准赵博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赵把自己的命运同党的事业紧紧地焊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