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赤化瓦解
根据地党、政、军、民也对二十六路军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通过写标语、散传单、组织年长的妇女去哨所、茶楼、酒馆同士兵谈话，以及释放俘虏现身说法，开展赤化、瓦解工作。
红军在二十六路军所到之处写满了“共产党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党”、“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欢迎白军士兵拖枪过来当红军”、“白军弟兄们，你们在山东河南苦战得到了什么？为什么又来打工农？”“白军弟兄要想发清欠饷只有暴动起来！”的标语。由于这些标语对准了官兵的思想，反映了大家心中的愿望，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看了标语后对团副苏进说：“共产党就这点好，说什么就干什么，国民党他狗日的挂羊头卖狗肉。”苏也颇有同感地说：“剿匪！剿匪！开口闭口骂人家是土匪，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土匪’？土匪会有如此鲜明的政治主张，能提出如此响亮的政治口号来？我才不信哩！”
传单用书信、歌谣、漫画、鼓子曲等喜闻乐见形式，宣传党的主张、红军的宗旨，揭露反动派的罪行，指明出路及到红军里来的办法。此外还挑选了一些方言好的年长的妇女以卖小食为名，趁机与士兵们谈天、拉家常，从而慢慢将话题转到当白军划不来，不如当红军好，介绍苏区人民翻身做主的美好生活。
在中村战斗中，红军俘虏了27师不少官兵。由于反动派颠倒黑白宣传，起初个个抖抖索索，脸色灰白，双眼流露出恐惧和绝望。红军遵照“优待俘虏”的政策，让他们吃好睡好，负伤的一律给医治，并宣布：愿留下当红军者欢迎；不愿留的欢送，发给每人三块银洋作路费，敲锣打鼓送出红区，受伤的俘虏还派人用担架抬着送。俘虏们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有的对天发誓说：“以后打仗，再碰红军一根寒毛，我就不是人！”释放的士兵回到二十六路军后，便当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暗地里在兄弟们中谈论着被俘后的感受：“红军对俘虏不打不骂，不掏腰包，不抢钱财，对负伤的弟兄尽力救治，是世界上最讲仁义的军队。”留下来当红军的，也秘密写信给自己的朋友、兄弟，诉说着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根据地实行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当红军家属受优待，家中无劳力，苏维埃政府派人给栽种收割。逢年过节，还送鱼送肉慰问。红军官兵平等，粮饷一样。百姓和士兵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有的红军战士还当选为苏维埃政府委员。”有不少士兵听了宣传悄悄投奔红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九一八”的炮声震撼着二十六路军广大爱国官兵的心。大家热血奔涌，义愤填膺，“回北方，打日本”的怒吼传遍了军营。特支也提出了“要挽救国家的危亡就必须抗日，谁阻止抗日谁就是汉奸！”“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抗日热潮在全军涌动。
许多连队纷纷写下请愿书，要求北上抗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也联名敦促孙连仲电呈蒋介石。孙为摆脱困境，也想把部队拉回北方，认为抵抗日寇入侵理直气壮，就给蒋发去电报，说广大官兵强烈要求北上保家卫国，希望批准。并不等蒋复电，命令全军向北开拔，想以既成事实，迫使蒋同意。蒋哪容得几个杂牌军将领如此胆大妄为，遂令设防广昌的嫡系朱绍良师陈兵阻拦。走到离宁都六十余里的湖岭嘴时，蒋的电报也到了，除对孙大加训斥外，严令“立即返回原防，死也得死在宁都”。孙无奈只好撤回宁都。
官兵的抗日爱国行动遭到践踏，不满情绪更深。孙借口牙痛，把军务交给赵博生，离开宁都治牙去了。高树勋则溜到上海、南京去了。留下的官兵陷入了更加消极、彷徨、绝望中。
特支趁机加紧了对官兵的兵运工作。不想此时突然出现意外：党在南昌的一个秘密接头点被破坏。12月初，特派员王超奉命回上海途经南昌，误将特支重要文件交给了隐藏在交通站的特务。文件中有特支成员姓名，敌人如获至宝。蒋即从南昌行营发来了“十万火急”电报，“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产党员，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电报被罗亚平截获并交给了刘振亚。
刘立即召开特支会议商量应变措施。赵博生认为情势危急，必须提前起义。会议决定以“联合红军抗击日寇”为政治鼓动口号，团结全军将士参加起义。会上作了分工：刘振亚、王铭五、李青云负责下级军官及士兵的鼓动组织工作；赵负责做团结董振堂，争取季振同、黄中岳等的工作，及妥善应对南昌行营压力。会议结束后，赵给南昌行营拍去“遵令即办”电报应付蒋，又与罗亚平伪造了一份“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剿‘匪’是抗日的先导，望火速进剿，莫失良机”的蒋介石来电，用以找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探其态度。
董振堂，字绍仲，河北省新河县西李家庄人，保定军校炮科毕业。董正直爱国，对蒋无休止的打内战极为不满。第二次“围剿”时，董的七十三旅为避免与红军作战，经常搞一些假情报，作为自己迟迟不动的理由。蒋发现后来电严责董：如不改过，军法处置。赵与董为河北老乡、同学，两人关系密切。赵把电文给董看。正好此时董的七十三旅驻南昌留守处被蒋查抄，顿时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董愤怒地说：“这不是要置人于死地吗？我们不能任人宰割，不如自寻出路。”“对，我们是该当机立断了。”赵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董：“起义参加红军，北上抗日救国。”“好！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两人一拍即合，商议以七十三旅为主，争取季振同七十四旅一道行动。
季是河北沧州人，保定军校毕业，深得冯玉祥器重。季旅是全军最精锐部队，不仅训练有素，而且装备精良。该旅第一团的3个营，每人装备有一支手枪、一挺机关枪、一把马刀。该旅又担任着县城防卫，直接影响到起义成败。季反对蒋卖国政策，恨蒋排除异己，若能争取季旅起义，对实现全军起义就更有把握。季与赵、董也是邻县老乡加同学，佩服赵、董的德才。当赵、董出示假电文给季看后，季毫不犹豫说：“妈的，什么进剿不进剿，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干脆和红军联合起来，回北方打日本！”“季兄其言极是。”赵、董立即表示赞同，并提出了争取黄中岳的问题，季拍着胸脯说：“我和中岳是铁兄，和你们两人一样，用不着多费唇舌。”黄中岳是河南信阳罗山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为一团团长，是季拜把子兄弟。当季找到黄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黄时，黄立马表态听季的。
起义酝酿工作也在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中紧张进行着。刘振亚利用学兵连教官身份，给士兵们传播进步思想。李青云找到党员骨干王际坦商议，要求每个党员至少要团结学兵3人，全支部党员要团结30个学兵，由30人带动一个连。宣传委员王铭五擅长书法，借官兵求字代写家信机会，积极联络感情。
12月7日，一架印有青天白日图的飞机降落宁都，原来是行营送来缴获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的重要文件《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及蒋介石彻查二十六路军内共产党的“手令”。赵博生镇静自若应对，再次化险为夷。
红军在二十六路军所到之处写满了“共产党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党”、“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欢迎白军士兵拖枪过来当红军”、“白军弟兄们，你们在山东河南苦战得到了什么？为什么又来打工农？”“白军弟兄要想发清欠饷只有暴动起来！”的标语。由于这些标语对准了官兵的思想，反映了大家心中的愿望，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看了标语后对团副苏进说：“共产党就这点好，说什么就干什么，国民党他狗日的挂羊头卖狗肉。”苏也颇有同感地说：“剿匪！剿匪！开口闭口骂人家是土匪，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土匪’？土匪会有如此鲜明的政治主张，能提出如此响亮的政治口号来？我才不信哩！”
传单用书信、歌谣、漫画、鼓子曲等喜闻乐见形式，宣传党的主张、红军的宗旨，揭露反动派的罪行，指明出路及到红军里来的办法。此外还挑选了一些方言好的年长的妇女以卖小食为名，趁机与士兵们谈天、拉家常，从而慢慢将话题转到当白军划不来，不如当红军好，介绍苏区人民翻身做主的美好生活。
在中村战斗中，红军俘虏了27师不少官兵。由于反动派颠倒黑白宣传，起初个个抖抖索索，脸色灰白，双眼流露出恐惧和绝望。红军遵照“优待俘虏”的政策，让他们吃好睡好，负伤的一律给医治，并宣布：愿留下当红军者欢迎；不愿留的欢送，发给每人三块银洋作路费，敲锣打鼓送出红区，受伤的俘虏还派人用担架抬着送。俘虏们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有的对天发誓说：“以后打仗，再碰红军一根寒毛，我就不是人！”释放的士兵回到二十六路军后，便当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暗地里在兄弟们中谈论着被俘后的感受：“红军对俘虏不打不骂，不掏腰包，不抢钱财，对负伤的弟兄尽力救治，是世界上最讲仁义的军队。”留下来当红军的，也秘密写信给自己的朋友、兄弟，诉说着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根据地实行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当红军家属受优待，家中无劳力，苏维埃政府派人给栽种收割。逢年过节，还送鱼送肉慰问。红军官兵平等，粮饷一样。百姓和士兵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有的红军战士还当选为苏维埃政府委员。”有不少士兵听了宣传悄悄投奔红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九一八”的炮声震撼着二十六路军广大爱国官兵的心。大家热血奔涌，义愤填膺，“回北方，打日本”的怒吼传遍了军营。特支也提出了“要挽救国家的危亡就必须抗日，谁阻止抗日谁就是汉奸！”“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抗日热潮在全军涌动。
许多连队纷纷写下请愿书，要求北上抗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也联名敦促孙连仲电呈蒋介石。孙为摆脱困境，也想把部队拉回北方，认为抵抗日寇入侵理直气壮，就给蒋发去电报，说广大官兵强烈要求北上保家卫国，希望批准。并不等蒋复电，命令全军向北开拔，想以既成事实，迫使蒋同意。蒋哪容得几个杂牌军将领如此胆大妄为，遂令设防广昌的嫡系朱绍良师陈兵阻拦。走到离宁都六十余里的湖岭嘴时，蒋的电报也到了，除对孙大加训斥外，严令“立即返回原防，死也得死在宁都”。孙无奈只好撤回宁都。
官兵的抗日爱国行动遭到践踏，不满情绪更深。孙借口牙痛，把军务交给赵博生，离开宁都治牙去了。高树勋则溜到上海、南京去了。留下的官兵陷入了更加消极、彷徨、绝望中。
特支趁机加紧了对官兵的兵运工作。不想此时突然出现意外：党在南昌的一个秘密接头点被破坏。12月初，特派员王超奉命回上海途经南昌，误将特支重要文件交给了隐藏在交通站的特务。文件中有特支成员姓名，敌人如获至宝。蒋即从南昌行营发来了“十万火急”电报，“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产党员，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电报被罗亚平截获并交给了刘振亚。
刘立即召开特支会议商量应变措施。赵博生认为情势危急，必须提前起义。会议决定以“联合红军抗击日寇”为政治鼓动口号，团结全军将士参加起义。会上作了分工：刘振亚、王铭五、李青云负责下级军官及士兵的鼓动组织工作；赵负责做团结董振堂，争取季振同、黄中岳等的工作，及妥善应对南昌行营压力。会议结束后，赵给南昌行营拍去“遵令即办”电报应付蒋，又与罗亚平伪造了一份“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剿‘匪’是抗日的先导，望火速进剿，莫失良机”的蒋介石来电，用以找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探其态度。
董振堂，字绍仲，河北省新河县西李家庄人，保定军校炮科毕业。董正直爱国，对蒋无休止的打内战极为不满。第二次“围剿”时，董的七十三旅为避免与红军作战，经常搞一些假情报，作为自己迟迟不动的理由。蒋发现后来电严责董：如不改过，军法处置。赵与董为河北老乡、同学，两人关系密切。赵把电文给董看。正好此时董的七十三旅驻南昌留守处被蒋查抄，顿时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董愤怒地说：“这不是要置人于死地吗？我们不能任人宰割，不如自寻出路。”“对，我们是该当机立断了。”赵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董：“起义参加红军，北上抗日救国。”“好！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两人一拍即合，商议以七十三旅为主，争取季振同七十四旅一道行动。
季是河北沧州人，保定军校毕业，深得冯玉祥器重。季旅是全军最精锐部队，不仅训练有素，而且装备精良。该旅第一团的3个营，每人装备有一支手枪、一挺机关枪、一把马刀。该旅又担任着县城防卫，直接影响到起义成败。季反对蒋卖国政策，恨蒋排除异己，若能争取季旅起义，对实现全军起义就更有把握。季与赵、董也是邻县老乡加同学，佩服赵、董的德才。当赵、董出示假电文给季看后，季毫不犹豫说：“妈的，什么进剿不进剿，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干脆和红军联合起来，回北方打日本！”“季兄其言极是。”赵、董立即表示赞同，并提出了争取黄中岳的问题，季拍着胸脯说：“我和中岳是铁兄，和你们两人一样，用不着多费唇舌。”黄中岳是河南信阳罗山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为一团团长，是季拜把子兄弟。当季找到黄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黄时，黄立马表态听季的。
起义酝酿工作也在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中紧张进行着。刘振亚利用学兵连教官身份，给士兵们传播进步思想。李青云找到党员骨干王际坦商议，要求每个党员至少要团结学兵3人，全支部党员要团结30个学兵，由30人带动一个连。宣传委员王铭五擅长书法，借官兵求字代写家信机会，积极联络感情。
12月7日，一架印有青天白日图的飞机降落宁都，原来是行营送来缴获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的重要文件《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及蒋介石彻查二十六路军内共产党的“手令”。赵博生镇静自若应对，再次化险为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