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邓小平被贬宁都
一代伟人邓小平的一生曾经历过三次“大落大起”，其人生的第一次“大落大起”就发生在中央苏区，而被“贬”的地方则是宁都。
1931年2月，邓小平首次来到中央苏区。当时他任红七军前委书记，与张云逸率领红七军，从广西千里转战来到崇义。到达崇义后，他根据红七军前委决定，即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半年后的1931年8月，邓小平再次来到中央苏区。这次是同金维映（阿金）一起，被中共中央派至中央苏区工作，由上海来到瑞金。
此时，中共瑞金县委的书记是李添富。他在瑞金大肃“社会民主党”，不到半年，一县之地被捕杀者多达435人。后来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回忆：当时瑞金“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死气沉沉”。在这种情况下，27岁的邓小平临危受命，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在他主政下，公审和处决了李添富，制止住了肃反扩大化，瑞金政局迅速稳定，各项工作走上正轨，革命形势越来越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都瑞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32年7月，调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又称中共会寻安县委）书记后，他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努力贯彻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巩固了中央苏区的“南大门”。
作为毛泽东主张的积极拥护和执行者，邓小平与时任中共公略中心县委书记的毛泽覃、中共赣东特委书记的谢唯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兼内务部长的古柏（史称“邓毛谢古”）在江西苏区拥有很高的威信，被人誉为江西苏区的“四大金刚”。他们在工作中不但敢于抵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而且敢于在“赣南会议”等场合，公开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是“洋房子先生”，是到苏区来“找岔子”的，并且为毛泽东多方抗争。“赣南会议”后，邓与毛、谢、古又互通声气，探讨与“进攻路线”格格不入的工作策略和方法等。因此，他们早就成了“左”倾冒进者的眼中钉。不过，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之前，他们忌惮邓小平等人在群众中的威信，慑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地位和威望，还不敢采取过分的行动。但是，“宁都会议”让毛泽东远离中央苏区最高决策层后，特别是1933年1月博古等“左”倾领导人来到中央苏区后，搬掉被视为“进攻路线”绊脚石的邓小平等人就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只是在等待机会而已。
1933年2月，博古等人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这个机会来自中共会昌县委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中共会昌县委书记罗屏汉于1932年12月21日写给中共江西省委的工作总结。报告中以自我批评的口气检讨说，县委乃至中心县委都存在着严重的“纯粹防御”观念，没有主动向敌人出击，才导致“寻乌事件”（1931年11月，寻乌县城在粤军7个师的进犯下，因敌我力量悬殊失守。--笔者注）的发生，并致使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一些边区被敌军侵占。报告的这一观点还得到了江西省委的确认。“左”倾领导据此大做文章。1933年2月23日，《斗争》第3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指责“永吉泰与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将“寻乌事件”的发生，归咎于“纯粹防御”、“退却逃跑”。此文发表后，中共江西省委迫于博古等人的压力，将邓小平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并于1933年2月28日致信会昌、寻乌、安远县委，严厉批评会、寻、安中心县委的“纯粹防御路线错误”。
邓小平奉调来到中共江西省委驻地宁都县七里村后，受到了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的礼遇。1933年3月中旬，李富春派邓小平代表省委前往万泰、公略、永丰苏区巡视工作，解决问题，其工作得到了江西省委的肯定。
江西省委对邓小平的态度，令博古等人十分不满。1933年3月下旬，邓小平返回省委刚汇报完工作，就被博古等人召至瑞金，名义上是参加中共中央局会议，汇报会、寻、安三县工作，实际上是接受博古等人的当面“审判”。会后，邓小平被迫向中央写了一份《会寻安工作检查》。随后，中共中央局绕开江西省委，直接在会昌筠门岭召开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共中央局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会议在邓小平缺席的情况下，对其所谓的“错误”进行了揭发和批判。根据中共中央局的旨意，会议改组了会寻安中心县委，对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县委常委会也进行了改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改由积极反对“纯粹防御路线”的罗屏汉担任。
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后，张闻天将自己在会上的政治报告和结论改写成一篇题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发表在《斗争》第8期。文章劈头就说：“仔细地检查江西一些边区的工作，那我们立刻可以看到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把邓小平当成了“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代表人。同时，敲打了万泰、公略、永丰、乐安等边区县党组织，并指令江西省委在全省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
在博古、张闻天等人的高压之下，1933年4月16日至4月22日，中共江西省委不得不在驻地宁都县七里召开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博古带着刚到中央苏区的罗迈（李维汉）亲自参加会议，兴师问罪。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江西省委委员、各县县委书记、各中心县委书记、省直机关和军队中党的负责人，共200多人。会上，罗迈代表中共中央局作了题为《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政治报告。邓小平等人被博古等“左”倾领导者诬指，不仅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制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这次会议共开了7天。会议期间，罗迈等发动和组织与会者对邓、毛、谢、古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强迫他们承认犯了“纯粹防御”、“退却逃跑”、“取消苏维埃革命”等错误，是“反党小组织的领袖”。邓小平等人被迫作了有原则的书面检讨，但只承认工作中有缺点错误，对其余莫须有的罪名则一概不认。会上宣布撤销了邓、毛、谢、古四人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还下了他们的枪。
在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上，因为邓小平等人坚持有原则的检讨，令“左”倾领导者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为此，会后他们又强迫邓小平等人做出第二次、第三次书面检讨，但邓小平等人仍然毫不妥协。邓小平在书面检讨中写道：“我觉得：第一是我感觉了解是错了，没有什么问题，第二是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不成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恼羞成怒的“左”倾领导者便采取了严厉的组织措施。
1933年5月中旬，已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的邓小平，背着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到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南村区接近前线白区，中共中央局领导不放心，怕邓小平在这里工作更易“逃跑”。因此，邓小平到南村没几天就接到命令，要他返回江西省委机关。随后，江西省委派他去宁都县赖村区石街乡（今赖村镇石街村）“蹲点”。邓小平在石街“蹲点”不到一月，又被调回宁都县城附近的樟莲湖乡接受劳动改造。这里的生活很艰苦，他有时连饭也吃不饱。当时在江西省委妇女部工作的危秀英后来回忆说：
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即樟莲湖乡。--编者注）劳动，蔡畅大姐分配我去那里了解几个妇女问题。临回宁都时，他对我说：“秀英，你要回省委去呀？”“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大姐问，他还说了什么，我说，没说什么了，蔡大姐让我去她抽屉里看看还有没有钱。当时，他们（指蔡畅和李富春）每人分二分钱的伙食尾子，一分钱用来交党费，一分钱零用。我一共找出二分，李富春也找出二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二分钱的猪油，其余买大蒜、辣椒。东西买回来，蔡大姐炒菜，煮了一脸盆干饭，用禾草捂上，叫我去找小平同志来。叮嘱我们从厨房后门进，我跑回乡里，告诉小平，蔡大姐做了饭，请他去吃。他连声说走走走。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厨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门放哨，小平同志把一盆饭都吃了。
邓小平受到“左”倾领导者打击之后，他的妻子阿金（金维映）也与他离了婚。阿金与邓小平是1931年在上海相识的，后来一同被中共中央派来中央苏区，在瑞金结为夫妇。阿金是位精明干练的女革命者，在中央苏区先后担任过中共于都县委书记和胜利县委书记。但在邓小平蒙难之时，她没有顶住“左”倾压力，提出了与邓小平离婚的要求。为了不连累阿金，在瑞金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一间阴暗潮湿的拘留室里，邓小平痛苦地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字。不久，阿金嫁给了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罗迈。长征到达陕北后，1938年她赴苏联治病，1941年殁于莫斯科郊外，年仅37岁。
邓小平的境遇，令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深感同情。当时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已调任红三军团政委，王稼祥经与总政副主任贺昌、组织部长罗荣桓商议，决定要邓小平来担任总政秘书长。王稼祥还亲自打电话给博古，催办此事。博古碍于王稼祥的情面，同罗迈商议后，于1933年七、八月间表示同意。1933年九、十月间，务实的邓小平不耐务虚，主动请缨办报。于是，他便担任了总政宣传干事兼《红星》报主编。在他的努力下，《红星》报以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深受苏区军民喜爱，一直办到长征初期。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决策层，邓小平后来便调任中央秘书长。
邓小平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在中央苏区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无情打击，毛、谢、古还因此直接或间接地丢了性命。至今思之，乃令人唏嘘不止。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的林伯渠，后来在延安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沉痛地吟诗一首：
偶忆往事便心惊，谢古邓毛剩小平。
割裁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
日月更迭，时序轮回。1972年12月12日，处在第二次“大落大起”间即将复出的邓小平，时隔近40年后又回到了宁都。在黄陂参观考察时，言谈间，他谈及了赤面寨（翠微峰）、大沽、赖村等地和对宁都的印象，说：“赤面寨这地方很险，当年红军打了很久才打下来。”（指1932年2月至1933年1月，红军打土围子时攻克翠微峰一事。--笔者注）黄陂“隔壁有个乡（即大沽。--笔者注），产的油很好。”“我在赖村石街蹲过点，住在一个有戏台的地方。”宁都“这是个好地方，是反‘围剿’中心，很重要，对中国革命贡献很大，牺牲了很多人！”由此可见，宁都在一代伟人邓小平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挫折不但没有消磨他的锐气，反而增强了他的斗志。
§§第十章 巩固后方
1931年2月，邓小平首次来到中央苏区。当时他任红七军前委书记，与张云逸率领红七军，从广西千里转战来到崇义。到达崇义后，他根据红七军前委决定，即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半年后的1931年8月，邓小平再次来到中央苏区。这次是同金维映（阿金）一起，被中共中央派至中央苏区工作，由上海来到瑞金。
此时，中共瑞金县委的书记是李添富。他在瑞金大肃“社会民主党”，不到半年，一县之地被捕杀者多达435人。后来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回忆：当时瑞金“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死气沉沉”。在这种情况下，27岁的邓小平临危受命，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在他主政下，公审和处决了李添富，制止住了肃反扩大化，瑞金政局迅速稳定，各项工作走上正轨，革命形势越来越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都瑞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32年7月，调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又称中共会寻安县委）书记后，他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努力贯彻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巩固了中央苏区的“南大门”。
作为毛泽东主张的积极拥护和执行者，邓小平与时任中共公略中心县委书记的毛泽覃、中共赣东特委书记的谢唯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兼内务部长的古柏（史称“邓毛谢古”）在江西苏区拥有很高的威信，被人誉为江西苏区的“四大金刚”。他们在工作中不但敢于抵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而且敢于在“赣南会议”等场合，公开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是“洋房子先生”，是到苏区来“找岔子”的，并且为毛泽东多方抗争。“赣南会议”后，邓与毛、谢、古又互通声气，探讨与“进攻路线”格格不入的工作策略和方法等。因此，他们早就成了“左”倾冒进者的眼中钉。不过，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之前，他们忌惮邓小平等人在群众中的威信，慑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地位和威望，还不敢采取过分的行动。但是，“宁都会议”让毛泽东远离中央苏区最高决策层后，特别是1933年1月博古等“左”倾领导人来到中央苏区后，搬掉被视为“进攻路线”绊脚石的邓小平等人就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只是在等待机会而已。
1933年2月，博古等人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这个机会来自中共会昌县委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中共会昌县委书记罗屏汉于1932年12月21日写给中共江西省委的工作总结。报告中以自我批评的口气检讨说，县委乃至中心县委都存在着严重的“纯粹防御”观念，没有主动向敌人出击，才导致“寻乌事件”（1931年11月，寻乌县城在粤军7个师的进犯下，因敌我力量悬殊失守。--笔者注）的发生，并致使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一些边区被敌军侵占。报告的这一观点还得到了江西省委的确认。“左”倾领导据此大做文章。1933年2月23日，《斗争》第3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指责“永吉泰与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将“寻乌事件”的发生，归咎于“纯粹防御”、“退却逃跑”。此文发表后，中共江西省委迫于博古等人的压力，将邓小平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并于1933年2月28日致信会昌、寻乌、安远县委，严厉批评会、寻、安中心县委的“纯粹防御路线错误”。
邓小平奉调来到中共江西省委驻地宁都县七里村后，受到了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的礼遇。1933年3月中旬，李富春派邓小平代表省委前往万泰、公略、永丰苏区巡视工作，解决问题，其工作得到了江西省委的肯定。
江西省委对邓小平的态度，令博古等人十分不满。1933年3月下旬，邓小平返回省委刚汇报完工作，就被博古等人召至瑞金，名义上是参加中共中央局会议，汇报会、寻、安三县工作，实际上是接受博古等人的当面“审判”。会后，邓小平被迫向中央写了一份《会寻安工作检查》。随后，中共中央局绕开江西省委，直接在会昌筠门岭召开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共中央局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会议在邓小平缺席的情况下，对其所谓的“错误”进行了揭发和批判。根据中共中央局的旨意，会议改组了会寻安中心县委，对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县委常委会也进行了改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改由积极反对“纯粹防御路线”的罗屏汉担任。
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后，张闻天将自己在会上的政治报告和结论改写成一篇题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发表在《斗争》第8期。文章劈头就说：“仔细地检查江西一些边区的工作，那我们立刻可以看到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把邓小平当成了“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代表人。同时，敲打了万泰、公略、永丰、乐安等边区县党组织，并指令江西省委在全省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
在博古、张闻天等人的高压之下，1933年4月16日至4月22日，中共江西省委不得不在驻地宁都县七里召开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博古带着刚到中央苏区的罗迈（李维汉）亲自参加会议，兴师问罪。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江西省委委员、各县县委书记、各中心县委书记、省直机关和军队中党的负责人，共200多人。会上，罗迈代表中共中央局作了题为《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政治报告。邓小平等人被博古等“左”倾领导者诬指，不仅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制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这次会议共开了7天。会议期间，罗迈等发动和组织与会者对邓、毛、谢、古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强迫他们承认犯了“纯粹防御”、“退却逃跑”、“取消苏维埃革命”等错误，是“反党小组织的领袖”。邓小平等人被迫作了有原则的书面检讨，但只承认工作中有缺点错误，对其余莫须有的罪名则一概不认。会上宣布撤销了邓、毛、谢、古四人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还下了他们的枪。
在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上，因为邓小平等人坚持有原则的检讨，令“左”倾领导者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为此，会后他们又强迫邓小平等人做出第二次、第三次书面检讨，但邓小平等人仍然毫不妥协。邓小平在书面检讨中写道：“我觉得：第一是我感觉了解是错了，没有什么问题，第二是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不成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恼羞成怒的“左”倾领导者便采取了严厉的组织措施。
1933年5月中旬，已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的邓小平，背着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到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南村区接近前线白区，中共中央局领导不放心，怕邓小平在这里工作更易“逃跑”。因此，邓小平到南村没几天就接到命令，要他返回江西省委机关。随后，江西省委派他去宁都县赖村区石街乡（今赖村镇石街村）“蹲点”。邓小平在石街“蹲点”不到一月，又被调回宁都县城附近的樟莲湖乡接受劳动改造。这里的生活很艰苦，他有时连饭也吃不饱。当时在江西省委妇女部工作的危秀英后来回忆说：
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即樟莲湖乡。--编者注）劳动，蔡畅大姐分配我去那里了解几个妇女问题。临回宁都时，他对我说：“秀英，你要回省委去呀？”“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大姐问，他还说了什么，我说，没说什么了，蔡大姐让我去她抽屉里看看还有没有钱。当时，他们（指蔡畅和李富春）每人分二分钱的伙食尾子，一分钱用来交党费，一分钱零用。我一共找出二分，李富春也找出二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二分钱的猪油，其余买大蒜、辣椒。东西买回来，蔡大姐炒菜，煮了一脸盆干饭，用禾草捂上，叫我去找小平同志来。叮嘱我们从厨房后门进，我跑回乡里，告诉小平，蔡大姐做了饭，请他去吃。他连声说走走走。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厨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门放哨，小平同志把一盆饭都吃了。
邓小平受到“左”倾领导者打击之后，他的妻子阿金（金维映）也与他离了婚。阿金与邓小平是1931年在上海相识的，后来一同被中共中央派来中央苏区，在瑞金结为夫妇。阿金是位精明干练的女革命者，在中央苏区先后担任过中共于都县委书记和胜利县委书记。但在邓小平蒙难之时，她没有顶住“左”倾压力，提出了与邓小平离婚的要求。为了不连累阿金，在瑞金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一间阴暗潮湿的拘留室里，邓小平痛苦地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字。不久，阿金嫁给了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罗迈。长征到达陕北后，1938年她赴苏联治病，1941年殁于莫斯科郊外，年仅37岁。
邓小平的境遇，令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深感同情。当时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已调任红三军团政委，王稼祥经与总政副主任贺昌、组织部长罗荣桓商议，决定要邓小平来担任总政秘书长。王稼祥还亲自打电话给博古，催办此事。博古碍于王稼祥的情面，同罗迈商议后，于1933年七、八月间表示同意。1933年九、十月间，务实的邓小平不耐务虚，主动请缨办报。于是，他便担任了总政宣传干事兼《红星》报主编。在他的努力下，《红星》报以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深受苏区军民喜爱，一直办到长征初期。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决策层，邓小平后来便调任中央秘书长。
邓小平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在中央苏区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无情打击，毛、谢、古还因此直接或间接地丢了性命。至今思之，乃令人唏嘘不止。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的林伯渠，后来在延安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沉痛地吟诗一首：
偶忆往事便心惊，谢古邓毛剩小平。
割裁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
日月更迭，时序轮回。1972年12月12日，处在第二次“大落大起”间即将复出的邓小平，时隔近40年后又回到了宁都。在黄陂参观考察时，言谈间，他谈及了赤面寨（翠微峰）、大沽、赖村等地和对宁都的印象，说：“赤面寨这地方很险，当年红军打了很久才打下来。”（指1932年2月至1933年1月，红军打土围子时攻克翠微峰一事。--笔者注）黄陂“隔壁有个乡（即大沽。--笔者注），产的油很好。”“我在赖村石街蹲过点，住在一个有戏台的地方。”宁都“这是个好地方，是反‘围剿’中心，很重要，对中国革命贡献很大，牺牲了很多人！”由此可见，宁都在一代伟人邓小平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挫折不但没有消磨他的锐气，反而增强了他的斗志。
§§第十章 巩固后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