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刘起
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由于长期处于因循墨守的死气沉沉状态，经不起力求进取处于朝气状态中的外来文化的凌厉攻势，于是在迭次挨打之后，憬然感到自己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志士仁人起而力图挽救危亡，一些先觉的知识分子寻觅各种自强的途径，启蒙人物前赴后继。这就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情况，正像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情况一样。
当时，最初在外来的坚船利炮对中国封建王朝的摧毁性打击之下，一些有识者力图更新自己、了解敌情，以经世济用，如魏源、龚自珍等既欲以经今文学之通经致用救经古文学墨守陈编之弊，又多方撰集了解西方情况之书于国人之前；而洋务派起而“师夷之长技”，尽量仿造各种机器技巧，但在文化上则坚持“中学为体”，只以“西学为用”；到改良主义运动起而戮力维新，不仅要在技艺方面“师夷长技”，而且以为西方的文化学术、民主议会之制等也要学习，当时康有为鼓吹维新耸动天下，梁启超鼓吹革新的文章风靡一世，严复译西方几部名著，等于振聋启聩，才知西方学术、思想、政治、经济亦多优越；而邃于中国传统学术的章炳麟，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他要把传统学术另行估定其价值。而所有这些先进人士，都是对传统学术功力甚深，且为人所共知的博学鸿词式的国学大师级人物。在他们的风气鼓荡之下，孕育出了又一国学大师级人物顾颉刚先生。
顾颉刚先生正是出生于清季国势岌岌可危之际，传统封建文化正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而他的出生地苏州，又正是作为封建文化核心的清代汉学中心。在长期受经学熏陶的家庭中成长，他自幼深所承受的封建学术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震撼，就使他很快承受上述一些先进人物的影响。他在《古史辨一册自序》中说：“这时候，正是国内革新运动勃发的时候，要开学校，要放足，要造铁路，要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要请求政府公布宪法，开国会，梁任公先生的言论披靡了一世。我受了这个潮流的涌荡，也是自己感到救国的责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议论时事。”“又在报上见到《国粹学报》的目录……买了一个全份，翻读之下，始惊骇刘申叔、章太炎诸先生的博洽。”“听了太炎先生的演讲……我自愿实心实意地做他的学徒。”说明他最初承受新学说是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开始的。他在《玉渊潭忆往》一稿中说，梁启超可说是树立了一个从未有的批判态度，要把一切政治和文化重新估定价值，一种新时代意识就这样进入了自己的意识里。而章太炎学问范围比梁氏缩小，只要把古今学术思想估定其价值，专批判自己读过且较熟悉的古书，感受就较切较深。顾先生也就想步趋章氏，把古代学问作批判性整理。
到进了北大，正值蔡元培提倡学术自由，陈独秀宣扬新思想，这使他有了打破旧思想的要求，及读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大胆提出传统古文经籍皆刘歆助王莽篡汉所伪造；而康氏《孔子改制考》首篇即指出上古茫昧无稽，就使他对自伏羲以来源远流长的古史体系发生了怀疑。而使他整个思想意识起根本性飞跃的，则是震熠一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的反封建精神及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顾先生1916年进北大，毕业前一年爆发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在其前后几年都处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顾先生深受其激荡。由于素寝馈于封建经学及所孕育成的封建史学，就具备了条件入经学之室操经学之戈以反击此经学及所孕育之史学，于是顾先生就成为五四运动中站在史学领域里反封建传统的主将。
这样，一位以疑古辨伪擅名于学术界、创建了“古史辨学派”、开启新的史学之门的顾先生，光彩夺目地出现在中国现代史上。而直接促成他完成这一伟业的，则是胡适、钱玄同二先生，以及与二先生共同讨论发现中国疑辨传统中代表人物郑樵、姚际恒、崔述诸人的辨伪著作。顾先生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说：“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说明了他在学术专业上承受的主要渊源。
他的这一疑古辨伪业绩，划时代地把中国封建传统中的古史系统从旧的霾雾中解放出来，力倡古史资料必须批判地对待，促成中国史学步入新时代，显出了他对中国社会历史科学领域所起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有人只从当时顾先生之学盛行情况来加以描述，如徐旭生以为从1917年蔡元培掌北京大学时起的“三十年来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甚至说“当时大学几全被疑古派把持”（《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但更多的人则对顾先生学术内容学术成就加以评述。如蔡元培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是颠扑不破的方法”。（《致顾先生》）钱玄同亦称层累说“真是精当绝伦”（《古史辨》一册）。胡适说：“古史辨》是中国史学界一部革命的书。”“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古史辨》二册）。郭沫若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一个卓识。……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夏禹的问题》）直至近年在国外学者如美国匹兹堡大学许倬云说，他们的研究工作“几乎无法避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受到《古史辨》这部学术巨著的影响”（与西德吴素乐书）。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在史学界发生革命性震荡，主要就是因为它第一次有系统地体现现代史学的观念。”“的确建立了孔恩（T。S。Kuhn）所谓的新‘典范’，也开启了无数解决难题的法门，因此才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明确赞扬顾先生为中国现代史学奠基者，这就最公正最鲜明地论定了顾先生学术的实质与价值，与前苏联历史学家越特金（P。B。B）说顾先生之学“为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学奠立了第一块基石”（致西德吴素乐信）完全一致。因此1987年6月22日北京英文《中国日报》评介拙著《顾颉刚先生学述》的专文《重新发现的历史学家》（Historian rediscovered，by Wu Mei吴玫）一开头就说：“一位在六十年前曾给了二千年的旧的中国史学传统以毁灭性打击的历史学家，在中国当前学术重新认识本国文化之际，再度取得了他的声望。……顾颉刚……是国际承认的现代中国史学的奠基人，同时也受到数量日益增多的国外学者的研究。”
《中国日报》此文肯定了顾先生作为现代中国史学奠基人，是由于国际所承认，而且研究顾氏之学者日益增多。这是根据大量国外学者对顾先生学术的重视和研究所得来的认识。西德汉学家吴素乐（Ursula Richtar）撰《〈古史辨〉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一文较详细地搜集了有关资料，承她慷慨地借给我择要写入《顾颉刚先生学术》的“国外的影响”专节中。另外我还参考了美国施奈德（L。A。Schneider）《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一书所附注释，约略获知西方研究顾先生者不下40余家，有论述逾百以上，主要论著达70余种。吴素乐文中则说：“西方关于评介新文化运动中顾先生及其学派学术的文献已经到了如此之多的地步，以致已不可能仔细查阅所有这些数以百计的论述古史辨学派在改革运动中所起作用的文章、专著和博士论文，因此只能略举一些最重要最流行的论著。”现在更概略地举一些较重要流行者谈谈，以见《中国日报》言之有据。（凡各家作者论文、著作原题及发表年月与出处，皆详载《顾颉刚先生学述》书中，此处皆从略。）
20年代《古史辨》出版后，美国恒慕义（A。W。Hummel）谓其《自序》“是中国近三十年中思潮变迁的最好记载”。到1931年译成英文向世界传播，为西方学者不断引用，自30年代直至近年都有引用者。
30年代美国魏特夫（K。A。Wittfogel）称顾氏为中国起领导作用的史学家。英国莱恩（D。W。Lyon）称顾为“最受欢迎的作家”中的“有历史才智的学者”。美国埃伯哈德（W。Eberhard）谓顾“治学效用达到可惊地步”，以后常用顾的观点治汉学。又嘉德纳（C。S。Gardner）撰《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一书，大量引顾先生叙文，并谓顾虽用西方科学方法，却在纯粹的中国文化背景中钻研。又古德里奇（L。C。Goodrich）在哈佛刊物上英译顾论明代文字狱之文。
40年代中期起至50年代前期由于战争累乏了，对顾先生学术的研究沉寂下来。然其前其后略有数家介绍及显现顾先生观点之作。
60年代初重印嘉德纳之书，使西方研究顾学重趋活跃。英国格雷（J。Gray）在《中国和日本历史学家》中撰写中国一章，介绍了古史辨学派的重要作用。美国沃克（D。M。Y。Kwok）撰文就科学观念进入中国谈顾氏这场历史论战。又施奈德英译顾的《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包华德（Howard Boorman）霍华德（R。C。Howard）合编《中国人名辞典》，列入《古史辨》23位作者小传。费维凯（A。Feuerwerker）编中国新史学论文集，中有贺四维（A。F。P。Hulsewe）一文述《古史辨》及恒慕义译文。英国《政治与经验论文集》有波科克（J。G。A。Pococt）文说顾氏“用赋予过去以连续性的办法来否认过去有权认可现在”。还有西德女学者斯台格（B。Staiger）关于中国对孔子批评的著作，较多引证《古史辨》之文。
70年代开始出现对顾先生之学进行系统的专门的研究。其中最有名的著作是1971年出版的施奈德的《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其副题是“民族主义对两种传统加以选择的探索”。据1945年以前顾先生学术资料写成四部八章，前有“引言”，后有“后记”，对顾先生一生主要学术成就作了完整的体例严谨的阐释和评述，也基本可窥见西方对顾先生学术的评价。普赖斯（D。C。Price）评此书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将成为研究现代中国思想所必备的书。接着德利克（A。Dirlik）撰文谈疑古派活动倾向和马克思主义者最初对它的评论，尽量利用了施奈德书介绍顾先生和古史辨学派。而《哈佛东亚论丛》及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保守派的选择论文集》都有论及新文化运动中顾先生这一学派的文章。《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出书，作为西方学术界普遍接受顾先生学术地位的标志，特在这部西方具有权威性的百科全书内列了《古史辨》的词条。
80年代西方研究顾先生学术更出现新形势，西德慕尼黑大学吴素乐博士写了几部阐述顾先生学术的专著。第一部德文著作是《古史辨--中国一次科学论战的结果》，作者专程来华拜访了顾先生和古史辨派学者及其他的人，才下笔写成此书，以为“古史辨”超越古史考辨范围，反映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遗产重新进行整理和总结的要求，然后概述了《古史辨》出版以来在中外读者中的广泛影响。及1980年12月顾先生逝世，吴素乐为美国《亚洲研究杂志》写了作为讣告的顾先生近千字的小传。又写了《顾颉刚最后三十年》，以补施奈德书所缺的1945年以后事实。最后完成另一部德文巨著《顾颉刚与中国古代历史的考证》，成了顾先生最详备的学术传记。说顾顽强地冲破了孔教传统的陈腐观念和禁区，打开了在历史学范围内新的思想领域，把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和西方“科学的”方法结合成中国历史学中崭新的研究方法。而又只沿着数百年来中国学者求是精神对古典资料作辨伪以求真的研究。虽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新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都有人对他的学术不满，但他的学术越来越得到充分肯定。由西方学者对他的研究达到如此之多的地步即足为证。当顾先生《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发表后，吴素乐又立即以英文译出，刊于西德英文刊物《东亚文明》上。
这是欧美对顾先生学术赞扬与研究的一些情况。至于东欧则比西欧、美洲要晚得多，通过吴素乐的努力，搜集到一些情况。大抵东欧汉学界中，古史辨学派是人所共知的，许多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了《古史辨》中许多论文资料。其中著名学者前苏联科学院越特金在翻译《史记》时引用顾说，并来华请得顾先生帮助。他为《苏联历史百科全书》撰写了“顾颉刚”词条，以为《古史辨》在发展科学的历史考证方面起过显著的作用。后来他在致吴素乐信中说：“苏联汉学家对这个新史学派给了很高的评价。”上文引到他说顾先生之学为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学奠立了第一块基石，即在此信中。另一位前苏联学者李夫亭（B。u）在《从神话到小说》中引据顾先生著作三种。此外波兰的格维里考斯基（K。Gawlikowski）、东德的莫里茨（R。Moritz）都曾在著作中运用了所受顾先生学说的影响。
而所有欧美学者承受顾先生学说影响，运用顾先生学术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学术的，更不乏人。较著者，30年代和40年代有美国的埃伯哈德、顾立雅（H。G。Greel）、拉铁摩尔（O。Lattimore），英国的韦利（A。Weley）、休斯（E。R。Hughes），瑞典高本汉（B。Karlgren）等，50年代至70年代有美国的卜德（D。Bodde）、许倬云，香港的诺亚费尔（Noah E。Fehi），德裔美国人卫德明（H。Withelm），英国格雷厄姆（A。C。Graham）、汤普森（P。M。Thompson），西德坎得尔（B。Kandel），荷兰贺四维（A。Hulsewe）以及美国施奈德等，都在其研究中国古代各方面的学术著作中，明显地采用了顾先生的观点、方法，秉着顾先生的精神，或运用顾先生得出的结论，而后完成了他们丰富多彩的研究。
东邻日本开始承受顾先生学术影响，比欧美晚了10年，但一些纯正的学者逐渐注意起来，而当他们一旦知道之后，就比西方表现了更大的热情。据日本小仓芳彦教授等五位学者合译顾先生《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改题“中国古代之学术与政治”）所附日本学者研究顾先生学术的书目，载明自1935年《中国文学月报》第五号发表武田泰淳介绍顾先生学术开始，已有学者16家提出30多篇评介和称誉顾先生学术之文。如1937年《东洋史研究》上有贝塚茂树较全面和系统地介绍顾先生学术的专论，首次作为著名历史学家介绍给日本，并将顾先生著作书目列为《现代支那名家著作目录（五）》刊出。而影响最大的并在学术情谊上最动人的是平冈武夫教授1940年译《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其后1953年、1987年两次改译增订资料），在日本学界引起一阵不小的“旋风”。贝塚茂树立即发表书评，小仓氏《顾颉刚与日本》文中说到日本学者对顾先生的学术真诚所抱的亲切感，反映出平冈先生译文刚刚出版时，日本读者所受到的由衷感动。还有石母田正《关于中国的历史学家》对平冈所译一册自序的赞扬而产生了巨大影响，充分反映敬佩顾先生学术热情的精神。
石母田氏之文是50年代发表的。其前的40年代还有武田泰淳、竹内好、野原四郎、中尾雄一、增渊龙夫等人介绍论述顾先生学术之文。其中武田之文称赞顾先生为鼓舞民族士气，将一番热情倾注于开发河套的王同春身上，远非通常记述。竹内之文则盛推顾先生将学术研究与救国热情结合起来，把鼓舞民族志气融汇到学术研究之中，“九一八”以后一切文化方面的民族主义浪涛促成对边疆的关心。野原之文对30年代中国社会史派批评顾先生与司马迁、崔述一样“考信于六艺”，以为“即使不是诬蔑，也是过分苛刻，因为顾氏正在确立自己的历史批判观”（按野原氏即是对顾的学术真诚抱有亲切感之人）。中尾之文则介绍了顾的历史地理学。增渊之文批评顾在文献批判方法上超越了合理程度，追随欧美学说是“以新偶像代替旧偶像”。小仓氏指出这是借了对顾先生史学方法过苛的批判，用以反对战后日本史学界进步史学工作者，警告不要以新偶像代替旧偶像，是另有所指的。
60年代，有野原四郎、直江广治等介绍顾先生鼓吹抗日所编通俗读物及民俗学研究之文。70年代则平冈、小仓两位先后来华专程看望顾先生，都表达诚挚的感情。平冈以70高龄见面即扶抱顾先生，热泪盈眶地连呼“老师！老师！”。小仓以同样热情撰写了《顾颉刚与日本》，第一部分谈他自己读《古史辨一册自序》后对顾的学术的感受，第二部分谈日本学者对顾的学术的研究情况，第三部分谈他本人对顾先生一些重要学术的认识。小仓氏作为日本皇家学院的学习院大学教授、文学部长，是继平冈氏之后向日本介绍顾先生学术最热情和最有影响的一人。然后他与川上哲正、小松原伴子、原宗子、星野谦一郎等合译《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附注释、解说等，用力最勤，介绍顾先生此一古史研究杰作最为详尽。在此期间，还有藤本幸三专文介绍顾先生编通俗读物情况及其在民间文艺中的地位。
到80年代，承顾先生逝世之后，平冈武夫氏发表《顾颉刚先生悼念》长文，小仓氏亦发表《抗日战争中的顾颉刚及其所作〈西北考察日记〉》长文，表达了这两位曾向日本学术界详细介绍顾先生之学的友人对顾先生生死不渝的学术情谊。1982、1983年两年，小仓氏先后译出顾的《西北考察日记》及通俗读物编刊社爱国宣传小册11种14篇，皆写专文作了情况介绍，并附野原四郎《顾颉刚的战时工作》一文。小仓氏又在东京大学开设专课讲授《西北考察日记》。通过这几项工作，使日本人民和学界在顾先生去世之后不久时间内，由这一更宽广的接近人民大众的学术工作领域里了解顾先生的学术精神。
很重要的是日本文部省50年代审定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世界史》下卷关于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文化运动”一节里，叙述民国初年的混乱时期，寻求近代化、民主化和中国自主独立的运动高涨，担负其先锋任务的是推翻封建思想和文学的文化运动，清学的考据学受西洋实证主义影响进一步发展，产生更科学的更实证的研究中国旧文化的风气，因而说：“在古代史中留下了重要著作的王国维是其先驱者，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顾颉刚所编的《古史辨》等，是其成果之一。以前隐藏在神秘的影子里的古代面貌渐次明朗，中国的真面目于是开始显露出来。”这就以国家教科书使日本全国知道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在学术上起作用的是王国维、胡适、顾颉刚三人。而所称神秘影子里古代中国开始显露出真面目，正是顾先生的主要学术业绩。
《中国日报》文章即根据上述许多情况，肯定国际公认顾先生是中国现代史学奠基人，以及日益增多的国外学者重视与研究顾先生学术。但该文下面接着说：“有讽刺意味的是，顾在他的国内同胞中却较少有人知道他的学术，特别是1949年以后出生的人。30多年来，中国历史著作总把顾称为资产阶级学者，比较忽视他的成就。”这是一个冷漠的现实。其实这类漠视顾先生学术的人，约略可分三种情况：一种是站在封建史学立场的，从当年和顾先生展开古史论战的那些维护封建经学孕育成的封建史学的卫道先生，一直到近年还有穿着现代外衣竭诚维护三皇五帝封建古史体系的人（见拙著《古史续辨》最末一篇《评一部不依科学谈古史的书稿》）。一种是自以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自然要看不起资产阶级学者。（如上文提到30年代中国社会史派反顾先生似与此尚有所不同。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称诸如此类的人是“冒充辩证论的历史家”。）一种是没有站在某种明确立场，完全基于不理解形成的误解，其意见往往是不符合顾先生实际的。我曾写了一篇《要正确理解顾颉刚先生对传统文化载体所作的考辨》有所辨析，这里不深论。我以为只要举两家较正确的意见，就足以解这些人之惑。一是较系统地反映西方对顾先生学术的认识与评价的美国学者施奈德的论断，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同志代表党和政府对顾先生学术所作的科学评价。
施奈德在《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的“引言”里说：“正在发展中的中国民族主义，锐志地要求放弃或者摧毁那些在十九和二十世纪把中国推向毁灭边缘的传统学术观点和传统制度，同时也要求中国民族保留与其他民族特别是西方民族不同的文化特性。”“顾颉刚带着他的同仁所做的工作，就是想通过重新安排过去与现在的关系……相信在中国的过去中有既足以破坏旧传统、又足以建立新传统的令人鼓舞的源泉。”“他想通过学术活动来纠正人们对中国过去的错误看法，整理那些被他认为有害于现代中国之成长的学术研究方面的东西。”“他不愿轻易否定中国的过去而无所保留。他的思想被中国文化危机所吸引，因为中国现代派人士否认中国的传统，已经危险地达到像欧美人士那样否认中国传统的地步。……他的范围广泛的著作，就是要力图重建过去，使之与二十世纪的认识论和历史观相一致，同时也与他力求保持一个二十世纪中国的中国个性相一致。”“不是现代国家所需要的东西必须摒弃；能顺适现代的东西应予保留、更新或发展。更确切地判断某项是否需要，主要有赖于历史的研究。”“使原始科学学术传统对新思想成为有利无害的东西，把它变成一种非儒家象征的，但却是中国文化上的某种东西；把它变成不是西方的某种东西，但却能指出文化上现代化的道路。”施氏在“引言”的最后说：“顾的反传统主义有革命的成分，而他对中国学术的贡献，也就是他对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过程的贡献。”施氏在全书的“后记”里，提出一个这样的标题：“一个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革命的贡献。”文中说：“他是一位怀疑论者，但他的怀疑论是受继承过去的知识及以这种知识为依据的价值的指导的。”“顾氏很明确而相当成功地指出过，怎样把历史虚构变成真实性。”
胡绳同志在“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讲话说：“顾颉刚先生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开始从事学术活动，他孜孜不倦地工作……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者。”在引了顾所说不反对唯物史观，他的考辨为唯物史观的研究准备坚实基础那段话后说：“这段话很可注意，这段话表明颉刚先生很早就表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情，并且认为唯物史观的历史研究要有确实可靠的史料辨别工作为其基础，这个意见是对的。颉刚先生用‘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进行古史传说的考辨，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贡献。”“进入新中国时期后他追求进步，即使在文革期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后，仍然勤勤恳恳地从事科学工作。他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我想，他从二十年代起六十年间做的学术工作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有益的，虽然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工作对于我们说来是一笔丰富的遗产，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也必须很好地继承这笔遗产。不重视继承顾颉刚先生以及其他类似的遗产的人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样，从国际学术界的意见和党的学术领导者的意见，就可对顾先生学术得到正确理解和知道应该采取正确对待的态度了。目前港、台学者及旅美华裔学者中，有不少热情研究顾先生学术的论著，除上文引到以新儒学擅盛誉的余英时先生论定顾先生为中国现代史学奠基者之文外（其时间更早华裔学者之文则录在拙著《顾颉刚先生学述》中），据我不完全的了解，尚有下列诸家：许冠三《顾颉刚：始于疑而终于信》（载许氏《新史学九十年》，1986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郑良树《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寄回大陆，1987年由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1987年，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出版）；彭明辉《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发展》（1991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单篇论文则有：王仲孚《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与著述》（1987年6月，《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十五期）、刘健明两篇书评《评王汎森著〈古史辨〉运动的兴起》（1989年《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会刊》三期）《彭明辉：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1993年《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会刊》六期）。由这些看到，当顾先生之学在1949年后出生的大陆同胞中相对来说比较受漠视的同时，而港台地区及美国的中国学人是如何在热情重视和研究顾先生之学。但1993年5月，国家在苏州举行了“顾颉刚先生一百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已表明了党和政府对顾先生学术的重视，再加上学术领导人胡绳同志发出应重视顾先生学术的倡导，祖国大陆学术界也自然会重视顾先生之学的。由《国学大师丛书》主编出版这部《顾颉刚评传》就是明证。
这部《评传》由能传父学的顾先生两位女公子顾潮、顾洪写成。顾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顾洪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皆从事研究工作。顾潮费了8年之力写成《顾颉刚年谱》一书（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资料繁备、详尽典赡、部次至当，为学术界所称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将发表书评，向学术界推荐。顾洪费了7年之力整理厘订原稿180多册400多万字的顾先生《读书笔记》，条分缕析，按精细所分的学术门类，编成系统化的详尽索引一厚册，全书由台湾出版成精装14巨册（1990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为海内外学者重视。两人在多年熟读父书的坚实基础之上，应《国学大师丛书》编委之约，共同撰写此书，其先天条件是优越的。加上两人聪慧而富才华，治学勤奋，文笔流畅，善能体会父亲学术精神；顾洪且曾为我的研究生，我深知她的科研能力之强。以这样两位“左家才女、班氏大家”式的女学者撰写这位大师的评传，自是学术盛事。书中记了许多外界所不知的顾先生自幼及壮有关为人治学的生动情节，更有助于人们对这位国学大师的了解，懂得他所以为国学大师的由来。至于对顾先生昭垂学术史上的“疑古、辨伪”大业和方面甚广的各个学术领域的成就，以及各个时期学术倾注所向与当时整个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等等，都作了非常中肯、周详的分析和阐述，读者阅读了这部书后，定会对这位中国现代史学奠基者及几项学术门类的开创者的顾先生的学术业绩，形成一个深刻印象和较全面的认识。
序文至此可以收笔了，但我还想“曲终奏雅”，略略补充谈一下不大为人所知的顾先生在古典诗词方面的造诣，以见作为国学大师必具的素养。因为这是作为大师而能“博学鸿词”必备的内容，像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王国维、陈寅恪、黄侃等等以及新学者胡适、鲁迅、郭沫若诸人，没有一个不是擅长古典诗词的。顾先生从小也深习此道，我曾从其旧箧中看到他早年读书时所撰写的五古，纯然胎息苏、李，出入韦、孟。以后精力耗于浩瀚渊海的学术著作中，较少看到他的诗作。但有时在他的日记《颉刚日程》中偶载有即兴之作。最近看到他1917年读北大本科时写给叶圣陶的信，因叶来函中抄寄了近作，因而顾先生也录出自己的两首诗和一阕词回寄给叶。诗和词如下：
为某君题《潇湘雁影图》
几度秋山许比飞，空留歌哭意双违，可怜雁影浑无定，欲向潇湘问所归。
冥飞苦有夜烟寒，应羡鸳鸯水底安，今夕与君开画幅，行云断处一汍澜。
双双燕 怀人
晴光照幙，看柳叶风前，乱飞影子。三秋一日，真到三秋奚似？况阻津门云水，纵极目天涯未是。遥怜独处深闺，今夜药炉煖未？怕见零花坠卉，奈苦祝春回，春还无语。悲欢凭主，敢怨天心薄与？欲待安排归后，又去就都难自处。可能同到春明，笑说当年负汝！
据顾潮《对我父亲几封信的诠释》，谈到此诗词时，说顾先生当年在《不眠集》中写道：“年来恶文词甚，绝笔不作诗。今与孟真（傅斯年）君武（狄膺）居，觉此意又渐转矣。”“妇病经年，予旅学京师，相隔经年，此心殊难自解，郁伊不乐，成《双双燕》一词。”这是顾先生自上北大预科以及进入本科专心问学以来，决摒弃诗词不做，以免分心力影响治学。但因与傅斯年狄膺同住北大西斋，受他们爱好诗词影响，偶复破戒为诗。所录诗两首，看出青年时的顾先生的高文藻思，具蕴藉之极致。而《双双燕》一词，悱恻缠绵，情见乎辞，足徵先生对夫人情爱之笃，深具风人之义。
30年代后期，先生深入甘肃、青海，在其《西北考察日记》中颇录存其途中所为诗篇，如：1938年游临潭旧城，所见到马兰花开，色深紫，群蝶绕之，因得一小诗云：
榴红照眼忆乡关，已染胡尘不欲还。
五月寻芳飞乱蝶，马兰紫遍卓尼山。
游八龙山，口占两绝云：
八龙山上八龙池，荡漾云光上藻丝。
顾视群峦齐俯首，几留峭顶照湖湄？
雪压南山是叠州，石门金锁望中收。
白云锁住石门里，添得雪山几个丘？
到藏胞家作客，饱食羊肉，来去皆骑马走草地，心情极佳，遂戏成一绝云：
到处有山便有花，蓝红黄紫遍天涯。
东方故旧如相问，马上行人不忆家。
赴兰州途中，过青石关，夜听流水声甚壮厉，得一小诗云：
青石关前滞客行，长空惟有阵云横。
黄河夜泻千峰雨，迸作金戈铁马声。
这是顾先生中年行旅关山之作，苍莽之气，时以清新俊逸出之，而旨远辞深，逸兴道上，真可一唱三叹，擅竟体风华之致。
到将近晚年，居大连避暑，与金毓黻先生门人周之风君结邻，忽闻金先生逝世噩耗，先生《读书笔记》第八卷中记当时撰悼诗赠周云：
逃暑盘桓秀月桥，安排好听潮，
惊传翔起辽东鹤，落日楼头赋《大招》。
肃慎夫余史阙文，冥搜犹待烛膏焚，
金公遗绪赖谁补，公谊私情两属君。
读之能使人掩卷欷歔！金先生辽东人，史学大师，著述宏富，尤擅东北史，编纂《辽海丛书》，所著《东北通史》只印出上卷，故诗中长叹息之。这是先生晚岁笃于学术故旧之情，发而为此诗。不徒思深味永，即隶事遣怀，皆臻上乘，益见苍凉绵远。视时人有时所传诗句，夐乎远矣！
先生以一代国学大师，史学巨匠，学术湛深，有牢笼百氏之概，而仍不全弃吟事，真韩昌黎所说“余事作诗人”。在现代诗人中，固当据有一席之地，而为其中佼佼者。当人们读过顾先生诗后，一定会同意这一论定。
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由于长期处于因循墨守的死气沉沉状态，经不起力求进取处于朝气状态中的外来文化的凌厉攻势，于是在迭次挨打之后，憬然感到自己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志士仁人起而力图挽救危亡，一些先觉的知识分子寻觅各种自强的途径，启蒙人物前赴后继。这就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情况，正像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情况一样。
当时，最初在外来的坚船利炮对中国封建王朝的摧毁性打击之下，一些有识者力图更新自己、了解敌情，以经世济用，如魏源、龚自珍等既欲以经今文学之通经致用救经古文学墨守陈编之弊，又多方撰集了解西方情况之书于国人之前；而洋务派起而“师夷之长技”，尽量仿造各种机器技巧，但在文化上则坚持“中学为体”，只以“西学为用”；到改良主义运动起而戮力维新，不仅要在技艺方面“师夷长技”，而且以为西方的文化学术、民主议会之制等也要学习，当时康有为鼓吹维新耸动天下，梁启超鼓吹革新的文章风靡一世，严复译西方几部名著，等于振聋启聩，才知西方学术、思想、政治、经济亦多优越；而邃于中国传统学术的章炳麟，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他要把传统学术另行估定其价值。而所有这些先进人士，都是对传统学术功力甚深，且为人所共知的博学鸿词式的国学大师级人物。在他们的风气鼓荡之下，孕育出了又一国学大师级人物顾颉刚先生。
顾颉刚先生正是出生于清季国势岌岌可危之际，传统封建文化正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而他的出生地苏州，又正是作为封建文化核心的清代汉学中心。在长期受经学熏陶的家庭中成长，他自幼深所承受的封建学术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震撼，就使他很快承受上述一些先进人物的影响。他在《古史辨一册自序》中说：“这时候，正是国内革新运动勃发的时候，要开学校，要放足，要造铁路，要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要请求政府公布宪法，开国会，梁任公先生的言论披靡了一世。我受了这个潮流的涌荡，也是自己感到救国的责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议论时事。”“又在报上见到《国粹学报》的目录……买了一个全份，翻读之下，始惊骇刘申叔、章太炎诸先生的博洽。”“听了太炎先生的演讲……我自愿实心实意地做他的学徒。”说明他最初承受新学说是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开始的。他在《玉渊潭忆往》一稿中说，梁启超可说是树立了一个从未有的批判态度，要把一切政治和文化重新估定价值，一种新时代意识就这样进入了自己的意识里。而章太炎学问范围比梁氏缩小，只要把古今学术思想估定其价值，专批判自己读过且较熟悉的古书，感受就较切较深。顾先生也就想步趋章氏，把古代学问作批判性整理。
到进了北大，正值蔡元培提倡学术自由，陈独秀宣扬新思想，这使他有了打破旧思想的要求，及读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大胆提出传统古文经籍皆刘歆助王莽篡汉所伪造；而康氏《孔子改制考》首篇即指出上古茫昧无稽，就使他对自伏羲以来源远流长的古史体系发生了怀疑。而使他整个思想意识起根本性飞跃的，则是震熠一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的反封建精神及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顾先生1916年进北大，毕业前一年爆发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在其前后几年都处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顾先生深受其激荡。由于素寝馈于封建经学及所孕育成的封建史学，就具备了条件入经学之室操经学之戈以反击此经学及所孕育之史学，于是顾先生就成为五四运动中站在史学领域里反封建传统的主将。
这样，一位以疑古辨伪擅名于学术界、创建了“古史辨学派”、开启新的史学之门的顾先生，光彩夺目地出现在中国现代史上。而直接促成他完成这一伟业的，则是胡适、钱玄同二先生，以及与二先生共同讨论发现中国疑辨传统中代表人物郑樵、姚际恒、崔述诸人的辨伪著作。顾先生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说：“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说明了他在学术专业上承受的主要渊源。
他的这一疑古辨伪业绩，划时代地把中国封建传统中的古史系统从旧的霾雾中解放出来，力倡古史资料必须批判地对待，促成中国史学步入新时代，显出了他对中国社会历史科学领域所起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有人只从当时顾先生之学盛行情况来加以描述，如徐旭生以为从1917年蔡元培掌北京大学时起的“三十年来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甚至说“当时大学几全被疑古派把持”（《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但更多的人则对顾先生学术内容学术成就加以评述。如蔡元培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是颠扑不破的方法”。（《致顾先生》）钱玄同亦称层累说“真是精当绝伦”（《古史辨》一册）。胡适说：“古史辨》是中国史学界一部革命的书。”“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古史辨》二册）。郭沫若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一个卓识。……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夏禹的问题》）直至近年在国外学者如美国匹兹堡大学许倬云说，他们的研究工作“几乎无法避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受到《古史辨》这部学术巨著的影响”（与西德吴素乐书）。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在史学界发生革命性震荡，主要就是因为它第一次有系统地体现现代史学的观念。”“的确建立了孔恩（T。S。Kuhn）所谓的新‘典范’，也开启了无数解决难题的法门，因此才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明确赞扬顾先生为中国现代史学奠基者，这就最公正最鲜明地论定了顾先生学术的实质与价值，与前苏联历史学家越特金（P。B。B）说顾先生之学“为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学奠立了第一块基石”（致西德吴素乐信）完全一致。因此1987年6月22日北京英文《中国日报》评介拙著《顾颉刚先生学述》的专文《重新发现的历史学家》（Historian rediscovered，by Wu Mei吴玫）一开头就说：“一位在六十年前曾给了二千年的旧的中国史学传统以毁灭性打击的历史学家，在中国当前学术重新认识本国文化之际，再度取得了他的声望。……顾颉刚……是国际承认的现代中国史学的奠基人，同时也受到数量日益增多的国外学者的研究。”
《中国日报》此文肯定了顾先生作为现代中国史学奠基人，是由于国际所承认，而且研究顾氏之学者日益增多。这是根据大量国外学者对顾先生学术的重视和研究所得来的认识。西德汉学家吴素乐（Ursula Richtar）撰《〈古史辨〉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一文较详细地搜集了有关资料，承她慷慨地借给我择要写入《顾颉刚先生学术》的“国外的影响”专节中。另外我还参考了美国施奈德（L。A。Schneider）《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一书所附注释，约略获知西方研究顾先生者不下40余家，有论述逾百以上，主要论著达70余种。吴素乐文中则说：“西方关于评介新文化运动中顾先生及其学派学术的文献已经到了如此之多的地步，以致已不可能仔细查阅所有这些数以百计的论述古史辨学派在改革运动中所起作用的文章、专著和博士论文，因此只能略举一些最重要最流行的论著。”现在更概略地举一些较重要流行者谈谈，以见《中国日报》言之有据。（凡各家作者论文、著作原题及发表年月与出处，皆详载《顾颉刚先生学述》书中，此处皆从略。）
20年代《古史辨》出版后，美国恒慕义（A。W。Hummel）谓其《自序》“是中国近三十年中思潮变迁的最好记载”。到1931年译成英文向世界传播，为西方学者不断引用，自30年代直至近年都有引用者。
30年代美国魏特夫（K。A。Wittfogel）称顾氏为中国起领导作用的史学家。英国莱恩（D。W。Lyon）称顾为“最受欢迎的作家”中的“有历史才智的学者”。美国埃伯哈德（W。Eberhard）谓顾“治学效用达到可惊地步”，以后常用顾的观点治汉学。又嘉德纳（C。S。Gardner）撰《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一书，大量引顾先生叙文，并谓顾虽用西方科学方法，却在纯粹的中国文化背景中钻研。又古德里奇（L。C。Goodrich）在哈佛刊物上英译顾论明代文字狱之文。
40年代中期起至50年代前期由于战争累乏了，对顾先生学术的研究沉寂下来。然其前其后略有数家介绍及显现顾先生观点之作。
60年代初重印嘉德纳之书，使西方研究顾学重趋活跃。英国格雷（J。Gray）在《中国和日本历史学家》中撰写中国一章，介绍了古史辨学派的重要作用。美国沃克（D。M。Y。Kwok）撰文就科学观念进入中国谈顾氏这场历史论战。又施奈德英译顾的《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包华德（Howard Boorman）霍华德（R。C。Howard）合编《中国人名辞典》，列入《古史辨》23位作者小传。费维凯（A。Feuerwerker）编中国新史学论文集，中有贺四维（A。F。P。Hulsewe）一文述《古史辨》及恒慕义译文。英国《政治与经验论文集》有波科克（J。G。A。Pococt）文说顾氏“用赋予过去以连续性的办法来否认过去有权认可现在”。还有西德女学者斯台格（B。Staiger）关于中国对孔子批评的著作，较多引证《古史辨》之文。
70年代开始出现对顾先生之学进行系统的专门的研究。其中最有名的著作是1971年出版的施奈德的《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其副题是“民族主义对两种传统加以选择的探索”。据1945年以前顾先生学术资料写成四部八章，前有“引言”，后有“后记”，对顾先生一生主要学术成就作了完整的体例严谨的阐释和评述，也基本可窥见西方对顾先生学术的评价。普赖斯（D。C。Price）评此书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将成为研究现代中国思想所必备的书。接着德利克（A。Dirlik）撰文谈疑古派活动倾向和马克思主义者最初对它的评论，尽量利用了施奈德书介绍顾先生和古史辨学派。而《哈佛东亚论丛》及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保守派的选择论文集》都有论及新文化运动中顾先生这一学派的文章。《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出书，作为西方学术界普遍接受顾先生学术地位的标志，特在这部西方具有权威性的百科全书内列了《古史辨》的词条。
80年代西方研究顾先生学术更出现新形势，西德慕尼黑大学吴素乐博士写了几部阐述顾先生学术的专著。第一部德文著作是《古史辨--中国一次科学论战的结果》，作者专程来华拜访了顾先生和古史辨派学者及其他的人，才下笔写成此书，以为“古史辨”超越古史考辨范围，反映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遗产重新进行整理和总结的要求，然后概述了《古史辨》出版以来在中外读者中的广泛影响。及1980年12月顾先生逝世，吴素乐为美国《亚洲研究杂志》写了作为讣告的顾先生近千字的小传。又写了《顾颉刚最后三十年》，以补施奈德书所缺的1945年以后事实。最后完成另一部德文巨著《顾颉刚与中国古代历史的考证》，成了顾先生最详备的学术传记。说顾顽强地冲破了孔教传统的陈腐观念和禁区，打开了在历史学范围内新的思想领域，把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和西方“科学的”方法结合成中国历史学中崭新的研究方法。而又只沿着数百年来中国学者求是精神对古典资料作辨伪以求真的研究。虽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新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都有人对他的学术不满，但他的学术越来越得到充分肯定。由西方学者对他的研究达到如此之多的地步即足为证。当顾先生《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发表后，吴素乐又立即以英文译出，刊于西德英文刊物《东亚文明》上。
这是欧美对顾先生学术赞扬与研究的一些情况。至于东欧则比西欧、美洲要晚得多，通过吴素乐的努力，搜集到一些情况。大抵东欧汉学界中，古史辨学派是人所共知的，许多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了《古史辨》中许多论文资料。其中著名学者前苏联科学院越特金在翻译《史记》时引用顾说，并来华请得顾先生帮助。他为《苏联历史百科全书》撰写了“顾颉刚”词条，以为《古史辨》在发展科学的历史考证方面起过显著的作用。后来他在致吴素乐信中说：“苏联汉学家对这个新史学派给了很高的评价。”上文引到他说顾先生之学为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学奠立了第一块基石，即在此信中。另一位前苏联学者李夫亭（B。u）在《从神话到小说》中引据顾先生著作三种。此外波兰的格维里考斯基（K。Gawlikowski）、东德的莫里茨（R。Moritz）都曾在著作中运用了所受顾先生学说的影响。
而所有欧美学者承受顾先生学说影响，运用顾先生学术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学术的，更不乏人。较著者，30年代和40年代有美国的埃伯哈德、顾立雅（H。G。Greel）、拉铁摩尔（O。Lattimore），英国的韦利（A。Weley）、休斯（E。R。Hughes），瑞典高本汉（B。Karlgren）等，50年代至70年代有美国的卜德（D。Bodde）、许倬云，香港的诺亚费尔（Noah E。Fehi），德裔美国人卫德明（H。Withelm），英国格雷厄姆（A。C。Graham）、汤普森（P。M。Thompson），西德坎得尔（B。Kandel），荷兰贺四维（A。Hulsewe）以及美国施奈德等，都在其研究中国古代各方面的学术著作中，明显地采用了顾先生的观点、方法，秉着顾先生的精神，或运用顾先生得出的结论，而后完成了他们丰富多彩的研究。
东邻日本开始承受顾先生学术影响，比欧美晚了10年，但一些纯正的学者逐渐注意起来，而当他们一旦知道之后，就比西方表现了更大的热情。据日本小仓芳彦教授等五位学者合译顾先生《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改题“中国古代之学术与政治”）所附日本学者研究顾先生学术的书目，载明自1935年《中国文学月报》第五号发表武田泰淳介绍顾先生学术开始，已有学者16家提出30多篇评介和称誉顾先生学术之文。如1937年《东洋史研究》上有贝塚茂树较全面和系统地介绍顾先生学术的专论，首次作为著名历史学家介绍给日本，并将顾先生著作书目列为《现代支那名家著作目录（五）》刊出。而影响最大的并在学术情谊上最动人的是平冈武夫教授1940年译《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其后1953年、1987年两次改译增订资料），在日本学界引起一阵不小的“旋风”。贝塚茂树立即发表书评，小仓氏《顾颉刚与日本》文中说到日本学者对顾先生的学术真诚所抱的亲切感，反映出平冈先生译文刚刚出版时，日本读者所受到的由衷感动。还有石母田正《关于中国的历史学家》对平冈所译一册自序的赞扬而产生了巨大影响，充分反映敬佩顾先生学术热情的精神。
石母田氏之文是50年代发表的。其前的40年代还有武田泰淳、竹内好、野原四郎、中尾雄一、增渊龙夫等人介绍论述顾先生学术之文。其中武田之文称赞顾先生为鼓舞民族士气，将一番热情倾注于开发河套的王同春身上，远非通常记述。竹内之文则盛推顾先生将学术研究与救国热情结合起来，把鼓舞民族志气融汇到学术研究之中，“九一八”以后一切文化方面的民族主义浪涛促成对边疆的关心。野原之文对30年代中国社会史派批评顾先生与司马迁、崔述一样“考信于六艺”，以为“即使不是诬蔑，也是过分苛刻，因为顾氏正在确立自己的历史批判观”（按野原氏即是对顾的学术真诚抱有亲切感之人）。中尾之文则介绍了顾的历史地理学。增渊之文批评顾在文献批判方法上超越了合理程度，追随欧美学说是“以新偶像代替旧偶像”。小仓氏指出这是借了对顾先生史学方法过苛的批判，用以反对战后日本史学界进步史学工作者，警告不要以新偶像代替旧偶像，是另有所指的。
60年代，有野原四郎、直江广治等介绍顾先生鼓吹抗日所编通俗读物及民俗学研究之文。70年代则平冈、小仓两位先后来华专程看望顾先生，都表达诚挚的感情。平冈以70高龄见面即扶抱顾先生，热泪盈眶地连呼“老师！老师！”。小仓以同样热情撰写了《顾颉刚与日本》，第一部分谈他自己读《古史辨一册自序》后对顾的学术的感受，第二部分谈日本学者对顾的学术的研究情况，第三部分谈他本人对顾先生一些重要学术的认识。小仓氏作为日本皇家学院的学习院大学教授、文学部长，是继平冈氏之后向日本介绍顾先生学术最热情和最有影响的一人。然后他与川上哲正、小松原伴子、原宗子、星野谦一郎等合译《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附注释、解说等，用力最勤，介绍顾先生此一古史研究杰作最为详尽。在此期间，还有藤本幸三专文介绍顾先生编通俗读物情况及其在民间文艺中的地位。
到80年代，承顾先生逝世之后，平冈武夫氏发表《顾颉刚先生悼念》长文，小仓氏亦发表《抗日战争中的顾颉刚及其所作〈西北考察日记〉》长文，表达了这两位曾向日本学术界详细介绍顾先生之学的友人对顾先生生死不渝的学术情谊。1982、1983年两年，小仓氏先后译出顾的《西北考察日记》及通俗读物编刊社爱国宣传小册11种14篇，皆写专文作了情况介绍，并附野原四郎《顾颉刚的战时工作》一文。小仓氏又在东京大学开设专课讲授《西北考察日记》。通过这几项工作，使日本人民和学界在顾先生去世之后不久时间内，由这一更宽广的接近人民大众的学术工作领域里了解顾先生的学术精神。
很重要的是日本文部省50年代审定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世界史》下卷关于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文化运动”一节里，叙述民国初年的混乱时期，寻求近代化、民主化和中国自主独立的运动高涨，担负其先锋任务的是推翻封建思想和文学的文化运动，清学的考据学受西洋实证主义影响进一步发展，产生更科学的更实证的研究中国旧文化的风气，因而说：“在古代史中留下了重要著作的王国维是其先驱者，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顾颉刚所编的《古史辨》等，是其成果之一。以前隐藏在神秘的影子里的古代面貌渐次明朗，中国的真面目于是开始显露出来。”这就以国家教科书使日本全国知道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在学术上起作用的是王国维、胡适、顾颉刚三人。而所称神秘影子里古代中国开始显露出真面目，正是顾先生的主要学术业绩。
《中国日报》文章即根据上述许多情况，肯定国际公认顾先生是中国现代史学奠基人，以及日益增多的国外学者重视与研究顾先生学术。但该文下面接着说：“有讽刺意味的是，顾在他的国内同胞中却较少有人知道他的学术，特别是1949年以后出生的人。30多年来，中国历史著作总把顾称为资产阶级学者，比较忽视他的成就。”这是一个冷漠的现实。其实这类漠视顾先生学术的人，约略可分三种情况：一种是站在封建史学立场的，从当年和顾先生展开古史论战的那些维护封建经学孕育成的封建史学的卫道先生，一直到近年还有穿着现代外衣竭诚维护三皇五帝封建古史体系的人（见拙著《古史续辨》最末一篇《评一部不依科学谈古史的书稿》）。一种是自以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自然要看不起资产阶级学者。（如上文提到30年代中国社会史派反顾先生似与此尚有所不同。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称诸如此类的人是“冒充辩证论的历史家”。）一种是没有站在某种明确立场，完全基于不理解形成的误解，其意见往往是不符合顾先生实际的。我曾写了一篇《要正确理解顾颉刚先生对传统文化载体所作的考辨》有所辨析，这里不深论。我以为只要举两家较正确的意见，就足以解这些人之惑。一是较系统地反映西方对顾先生学术的认识与评价的美国学者施奈德的论断，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同志代表党和政府对顾先生学术所作的科学评价。
施奈德在《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的“引言”里说：“正在发展中的中国民族主义，锐志地要求放弃或者摧毁那些在十九和二十世纪把中国推向毁灭边缘的传统学术观点和传统制度，同时也要求中国民族保留与其他民族特别是西方民族不同的文化特性。”“顾颉刚带着他的同仁所做的工作，就是想通过重新安排过去与现在的关系……相信在中国的过去中有既足以破坏旧传统、又足以建立新传统的令人鼓舞的源泉。”“他想通过学术活动来纠正人们对中国过去的错误看法，整理那些被他认为有害于现代中国之成长的学术研究方面的东西。”“他不愿轻易否定中国的过去而无所保留。他的思想被中国文化危机所吸引，因为中国现代派人士否认中国的传统，已经危险地达到像欧美人士那样否认中国传统的地步。……他的范围广泛的著作，就是要力图重建过去，使之与二十世纪的认识论和历史观相一致，同时也与他力求保持一个二十世纪中国的中国个性相一致。”“不是现代国家所需要的东西必须摒弃；能顺适现代的东西应予保留、更新或发展。更确切地判断某项是否需要，主要有赖于历史的研究。”“使原始科学学术传统对新思想成为有利无害的东西，把它变成一种非儒家象征的，但却是中国文化上的某种东西；把它变成不是西方的某种东西，但却能指出文化上现代化的道路。”施氏在“引言”的最后说：“顾的反传统主义有革命的成分，而他对中国学术的贡献，也就是他对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过程的贡献。”施氏在全书的“后记”里，提出一个这样的标题：“一个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革命的贡献。”文中说：“他是一位怀疑论者，但他的怀疑论是受继承过去的知识及以这种知识为依据的价值的指导的。”“顾氏很明确而相当成功地指出过，怎样把历史虚构变成真实性。”
胡绳同志在“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讲话说：“顾颉刚先生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开始从事学术活动，他孜孜不倦地工作……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者。”在引了顾所说不反对唯物史观，他的考辨为唯物史观的研究准备坚实基础那段话后说：“这段话很可注意，这段话表明颉刚先生很早就表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情，并且认为唯物史观的历史研究要有确实可靠的史料辨别工作为其基础，这个意见是对的。颉刚先生用‘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进行古史传说的考辨，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贡献。”“进入新中国时期后他追求进步，即使在文革期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后，仍然勤勤恳恳地从事科学工作。他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我想，他从二十年代起六十年间做的学术工作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有益的，虽然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工作对于我们说来是一笔丰富的遗产，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也必须很好地继承这笔遗产。不重视继承顾颉刚先生以及其他类似的遗产的人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样，从国际学术界的意见和党的学术领导者的意见，就可对顾先生学术得到正确理解和知道应该采取正确对待的态度了。目前港、台学者及旅美华裔学者中，有不少热情研究顾先生学术的论著，除上文引到以新儒学擅盛誉的余英时先生论定顾先生为中国现代史学奠基者之文外（其时间更早华裔学者之文则录在拙著《顾颉刚先生学述》中），据我不完全的了解，尚有下列诸家：许冠三《顾颉刚：始于疑而终于信》（载许氏《新史学九十年》，1986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郑良树《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寄回大陆，1987年由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1987年，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出版）；彭明辉《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发展》（1991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单篇论文则有：王仲孚《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与著述》（1987年6月，《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十五期）、刘健明两篇书评《评王汎森著〈古史辨〉运动的兴起》（1989年《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会刊》三期）《彭明辉：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1993年《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会刊》六期）。由这些看到，当顾先生之学在1949年后出生的大陆同胞中相对来说比较受漠视的同时，而港台地区及美国的中国学人是如何在热情重视和研究顾先生之学。但1993年5月，国家在苏州举行了“顾颉刚先生一百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已表明了党和政府对顾先生学术的重视，再加上学术领导人胡绳同志发出应重视顾先生学术的倡导，祖国大陆学术界也自然会重视顾先生之学的。由《国学大师丛书》主编出版这部《顾颉刚评传》就是明证。
这部《评传》由能传父学的顾先生两位女公子顾潮、顾洪写成。顾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顾洪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皆从事研究工作。顾潮费了8年之力写成《顾颉刚年谱》一书（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资料繁备、详尽典赡、部次至当，为学术界所称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将发表书评，向学术界推荐。顾洪费了7年之力整理厘订原稿180多册400多万字的顾先生《读书笔记》，条分缕析，按精细所分的学术门类，编成系统化的详尽索引一厚册，全书由台湾出版成精装14巨册（1990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为海内外学者重视。两人在多年熟读父书的坚实基础之上，应《国学大师丛书》编委之约，共同撰写此书，其先天条件是优越的。加上两人聪慧而富才华，治学勤奋，文笔流畅，善能体会父亲学术精神；顾洪且曾为我的研究生，我深知她的科研能力之强。以这样两位“左家才女、班氏大家”式的女学者撰写这位大师的评传，自是学术盛事。书中记了许多外界所不知的顾先生自幼及壮有关为人治学的生动情节，更有助于人们对这位国学大师的了解，懂得他所以为国学大师的由来。至于对顾先生昭垂学术史上的“疑古、辨伪”大业和方面甚广的各个学术领域的成就，以及各个时期学术倾注所向与当时整个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等等，都作了非常中肯、周详的分析和阐述，读者阅读了这部书后，定会对这位中国现代史学奠基者及几项学术门类的开创者的顾先生的学术业绩，形成一个深刻印象和较全面的认识。
序文至此可以收笔了，但我还想“曲终奏雅”，略略补充谈一下不大为人所知的顾先生在古典诗词方面的造诣，以见作为国学大师必具的素养。因为这是作为大师而能“博学鸿词”必备的内容，像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王国维、陈寅恪、黄侃等等以及新学者胡适、鲁迅、郭沫若诸人，没有一个不是擅长古典诗词的。顾先生从小也深习此道，我曾从其旧箧中看到他早年读书时所撰写的五古，纯然胎息苏、李，出入韦、孟。以后精力耗于浩瀚渊海的学术著作中，较少看到他的诗作。但有时在他的日记《颉刚日程》中偶载有即兴之作。最近看到他1917年读北大本科时写给叶圣陶的信，因叶来函中抄寄了近作，因而顾先生也录出自己的两首诗和一阕词回寄给叶。诗和词如下：
为某君题《潇湘雁影图》
几度秋山许比飞，空留歌哭意双违，可怜雁影浑无定，欲向潇湘问所归。
冥飞苦有夜烟寒，应羡鸳鸯水底安，今夕与君开画幅，行云断处一汍澜。
双双燕 怀人
晴光照幙，看柳叶风前，乱飞影子。三秋一日，真到三秋奚似？况阻津门云水，纵极目天涯未是。遥怜独处深闺，今夜药炉煖未？怕见零花坠卉，奈苦祝春回，春还无语。悲欢凭主，敢怨天心薄与？欲待安排归后，又去就都难自处。可能同到春明，笑说当年负汝！
据顾潮《对我父亲几封信的诠释》，谈到此诗词时，说顾先生当年在《不眠集》中写道：“年来恶文词甚，绝笔不作诗。今与孟真（傅斯年）君武（狄膺）居，觉此意又渐转矣。”“妇病经年，予旅学京师，相隔经年，此心殊难自解，郁伊不乐，成《双双燕》一词。”这是顾先生自上北大预科以及进入本科专心问学以来，决摒弃诗词不做，以免分心力影响治学。但因与傅斯年狄膺同住北大西斋，受他们爱好诗词影响，偶复破戒为诗。所录诗两首，看出青年时的顾先生的高文藻思，具蕴藉之极致。而《双双燕》一词，悱恻缠绵，情见乎辞，足徵先生对夫人情爱之笃，深具风人之义。
30年代后期，先生深入甘肃、青海，在其《西北考察日记》中颇录存其途中所为诗篇，如：1938年游临潭旧城，所见到马兰花开，色深紫，群蝶绕之，因得一小诗云：
榴红照眼忆乡关，已染胡尘不欲还。
五月寻芳飞乱蝶，马兰紫遍卓尼山。
游八龙山，口占两绝云：
八龙山上八龙池，荡漾云光上藻丝。
顾视群峦齐俯首，几留峭顶照湖湄？
雪压南山是叠州，石门金锁望中收。
白云锁住石门里，添得雪山几个丘？
到藏胞家作客，饱食羊肉，来去皆骑马走草地，心情极佳，遂戏成一绝云：
到处有山便有花，蓝红黄紫遍天涯。
东方故旧如相问，马上行人不忆家。
赴兰州途中，过青石关，夜听流水声甚壮厉，得一小诗云：
青石关前滞客行，长空惟有阵云横。
黄河夜泻千峰雨，迸作金戈铁马声。
这是顾先生中年行旅关山之作，苍莽之气，时以清新俊逸出之，而旨远辞深，逸兴道上，真可一唱三叹，擅竟体风华之致。
到将近晚年，居大连避暑，与金毓黻先生门人周之风君结邻，忽闻金先生逝世噩耗，先生《读书笔记》第八卷中记当时撰悼诗赠周云：
逃暑盘桓秀月桥，安排好听潮，
惊传翔起辽东鹤，落日楼头赋《大招》。
肃慎夫余史阙文，冥搜犹待烛膏焚，
金公遗绪赖谁补，公谊私情两属君。
读之能使人掩卷欷歔！金先生辽东人，史学大师，著述宏富，尤擅东北史，编纂《辽海丛书》，所著《东北通史》只印出上卷，故诗中长叹息之。这是先生晚岁笃于学术故旧之情，发而为此诗。不徒思深味永，即隶事遣怀，皆臻上乘，益见苍凉绵远。视时人有时所传诗句，夐乎远矣！
先生以一代国学大师，史学巨匠，学术湛深，有牢笼百氏之概，而仍不全弃吟事，真韩昌黎所说“余事作诗人”。在现代诗人中，固当据有一席之地，而为其中佼佼者。当人们读过顾先生诗后，一定会同意这一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