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吴中求学
1893年5月8日，顾颉刚先生诞生于江苏省苏州市。
据《重修唯亭顾氏家谱》记载，先生之先祖原是江苏唯亭镇的耕读人家，当明代万历年间始迁苏州，在此定居下来。
苏州古称吴县，因为春秋时代吴国曾建都于此。早在2000多年前，苏州已是南方的文化中心，在历史上足与长安、洛阳、北京等古都并驾齐驱，互争光彩，迄今仍承继不绝，经济富庶，人文荟萃。
这座被誉为“东方威尼斯”的长方形水城，周长18公里，水道与街道并列，家家户户前门临街、后门傍水，自唐宋以来一直维持着这种格局。一条条供运输和洗濯的小河潺潺流淌，一条条碎石或石板铺成的街道静静伸展，在这种动与静相交融的气氛中，整座城市的情调显得既活泼又从容，永远不会陷入死寂或喧嚣之中。尤其是在夜晚，月光笼罩下的水流那样玲珑剔透，清明圆润，如果苏州真可与天堂媲美，那么这些穿门绕户的小河则可谓通向天堂之路。
苏州所有清雅明慧的特色，都是从这江南水乡的背景中孕育出来的。不必说世界驰名的苏州园林，如何将诗情画意与园林建筑融为一体；也不必说唐伯虎、文征明的画，以及刺绣、丝织、昆曲、雕塑、饮食如何誉满天下；仅看有清一代苏州的状元多至18人，便可知这里的文化环境何等的优厚。明代的书籍十之七八刻于苏州，最有名的是毛晋所刻的十三经、十七史，还有冯梦龙编的小说，金圣叹批的小说等，这里成了全国出版业的中心。清代的藏书家以苏州为最多，造成了版本学的风气，同时古器物的收藏也颇盛行，奠定了古器物学的基础。由于顾亭林的提倡，苏州的惠家世代传经，门生极多，到惠栋之时已经形成在清代学术史上占重要地位的吴派经学，他们广泛搜集汉儒经学，加以编辑考订，以详博见长，与当时以戴震为首而以精深见长的皖派经学成为清代朴学即考据学的两大重镇。
苏州的民性淳厚，并富有正义感。元末张士诚举兵抗元，自称吴王，建都于苏州，对百姓极有恩惠。虽然后来他被明太祖所灭，但苏州百姓仍是怀念不已，每逢他生日之夜，家家烧香顶礼。至今已600多年，此种风俗竟延续下来。又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治理苏州甚得民心，他就义后苏州百姓为之罢市志哀。可见此地人民没有成王败寇的势利之见。又如明代奸臣魏忠贤遣人到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时，曾激起倾城民众剧烈的反抗，为首5人以后被杀害。至今仍矗立于虎丘山旁的“五人墓”，反映出此地人民的正义感和反抗力量。
以上这一切，对于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都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先生的先祖中有一位锋芒毕露的杰出人物松交公，当顺治皇帝初次举行会试时他考中举人，历任浙江山阴知县、山西灵寿知县、吏部考功司员外郎诸职，由平民步入仕宦之途。他与几个儿子刻印书文、建造花园，家中充溢着文风豪气，乃至康熙皇帝下江南时，风闻及此，遂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可谓盛极一时。但到了乾隆末年，松交公的曾孙列圃公在甘肃洮州同知任上行将告老还乡之际，突遭布政使王掸望监赈案的牵连，祸从天降，竟被充军黑龙江，遂客死他乡。家中被抄，其遗眷迁居宝树园，即悬桥巷顾家花园，此为松交公之弟大来公的遗产。经此家破人亡的惨祸之后，先生的直系祖先便中断了仕宦之途，家道中衰，由富宦之家又降为平民，世代居住于悬桥巷里。
先生的嗣祖父仞之公及本生祖父廉军公兄弟二人均是秀才，为重整家业，仞之公开药店，廉军公做幕僚，经过他们的惨淡经营，家境渐至小康。廉军公生二子，长子子虬公是先生的父亲，而仞之公无嗣，子虬公就嗣了过去。子虬公是秀才，又考取优贡，因仞之公不幸早逝，他便以教书维持家用。以后清政府重兴京师大学堂（即现今北京大学前身），子虬公素有才名乃被江苏省考送，学于师范馆，然而因家用乏绝不得不辍学，为此他极其遗憾，发愿道：“我虽不能在大学堂毕业，但一定要我儿子在这里毕业！”后来子虬公经殿试做了安徽候补知县，不久因辛亥革命打断了仕宦之途，又任杭州仁和场盐运署科长，直至1936年方告老退休；这样有了较稳定的经济来源，先生的求学生涯才得到起码的保证。
先生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中，长辈们酷望他从读书中求上进是很自然的事。在他最初的人生道路上，发生最密切关系者是他的嗣祖母（以下简称祖母）。祖母的先世在搬来苏州之前，原是徽州的商人，或许是见过世面之故，她极能干而有决断。仞之公在世时，她协助重整家业；仞之公辞世后，她含辛茹苦，艰难维持。先生出世后，祖母把全部精神寄托于他，她常说：“儿子是嗣来的，嗣的时候他已长成了，我不能管。孙子是在我这里生的，我可以自小管起。这是俗语所谓‘假子真孙’。”先生幼年体弱多病，几次濒临死亡，幸得祖母求医护理而得愈。先生9岁时母亲病逝，全赖祖母抚育成人。她盼望先生跟上祖宗的脚步，由读书求科名，因此对他的学业要求极严。小孩总是贪玩的，先生有一次想借口天下大雨而不去上学时，她毫不犹豫指着天坚决地说：“就是落铁，也得去！”这斩钉截铁的几个字，令先生一世也忘不掉，即使以后到社会上工作，逢到大雨，家人劝他缓行时，他也是以这句话来回答的，可见受祖母影响之深。祖母又极注意先生的品行，不许他买零食、喝酒、讲究穿着，使他养成生活淡泊的习性；每晚睡觉前，她总要先生检查一天的行为，如果做错了事，便叫他写在纸条上贴到床帐顶，次日早晨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叫先生把那张纸条读几遍，以示悔过。这就逼得先生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来，养成了他强烈的责任心。现在看来，祖母的严厉也许有些不近人情，但这严厉是由慈爱的根源上发生的，使先生时时感受到她的爱心。当晚上先生认真温习功课之后，她会用故事作为奖励，像“目莲救母”、“老虎外婆”之类的民间神话传说，经她以婉转清脆的嗓音娓娓道来，启发了先生的善心和想象力。子虬公在外地任职，每月只给祖母30元钱以维持苏州家里全部开销。祖母一切节省，然而对先生买书却极慷慨。先生从11岁开始自己购书，购书款是平日积攒的长辈所给的零用钱，有时想买一部10余元的丛书，仅凭零用钱就绝不够用了，只好求援于祖母，她总会想方设法从千省万省之中省出这笔钱来满足先生。祖母惜物成性，从不肯轻弃一页纸张、一个瓶子，她的房间里尽是些旧材料，过几个月整理一次，先生受她的潜移默化，也养成了搜集、保存材料的习性，对以后的学问工作极有益。先生自苏州中学毕业，祖母很放心他到千里之外的北京上大学，当时一般亲友都责备她道：“家中只有这一个孩子，为何放他走得这样远？苏州、上海的大学哪一个不可以进？”但她坚定地回答：“男孩子是该让他出远门的。”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远见卓识！先生长大后，常常对人提起他的祖母，将她比作自己的恩师和慈母，甚而说道：“我之所以为我，是我的祖母手自塑铸的一具艺术品。”这发自肺腑之言的确是恰如其分的。
先生自提抱之中，祖父廉军公就教他识字。以后母亲教他《三字经》、《千字文》，叔父教他《诗品》、《天文歌诀》、《地球韵言》。五六岁时入私塾，始读《四书》，这时虽然吃饭还需女佣喂，却已能自读一些唱本小说和简明的古书。8岁读毕《四书》，接着又读《五经》。父亲叫他先读《左传》，因其文理在《五经》中最易解，他读着很感兴趣，仿佛将自己置身于春秋时的社会中去了。但祖父认为经书要从难的读起，《诗经》和《礼记》中生字最多，长大了再读就记不清了。因此9岁时改从一位师法很严厉的老师读《诗经》，常因不懂其意义而背不出来，不知被老师用戒尺打了多少次。好不容易把《诗经》读完，依他自己的请求读《左传》，读毕又接读《礼记》，到13岁那年科举废除了，《礼记》只读了半部。《五经》中其余的《尚书》、《周易》和半部《礼记》，是在上中学时每晚在家由祖父教读的。
先生这一段按照科举考试的要求而“束发受经”的经历，从坐在连台交椅中认字开始，直至十一二岁，一味读书没有游戏的生活，几乎把幼年时的性灵烘烤干枯了，所幸祖父和祖母十分会讲故事。祖父爱讲历史故事，当先生碰到白天的功课容易记诵之时，晚上便有时间坐在祖父身边听他细细讲述；尤其是随祖父上街或扫墓更是开心，祖父必把所见的匾额、牌楼、桥梁的历史讲给他听，比如过山塘时讲唐伯虎，过越来桥时讲勾践灭吴，过运河时讲乾隆皇帝下江南，渐渐使他的意识中发生了历史的意味，知道“凡是眼前所见的东西都是慢慢儿地积起来的，不是在古代已尽有，也不是到了现在刚有”，这是使先生终生受用的。
先生是一个生性倔强、桀骜不驯的人，虽是受了很严厉的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的压抑，使他的外貌变得非常柔和卑下，但终不能摧折他内心的分毫。所以他的行事专喜自作主张，不肯随便听信他人的话，受他人的管束。他幼年读《四书》时，在经文和注文上就作过许多批抹，尽管不免极度的武断，但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读书时能不盲从前人之说，这种独立思考的个性几乎可说是与生俱来的。当十一二岁时读《纲鉴易知录》，自立义法加上许多圈点和批评，他十分厌恶此书的势利，例如张良和荆轲同样是谋刺秦始皇，同样是没有成功，但书中称张良为“韩人张良”，却称荆轲为“盗”，推想其原因，只因荆轲的主人燕太子丹是被斩首的，而张良的主人刘邦是做成皇帝的。对于这种不公平的记载，他非常痛恨，要用自己的意见把它改了。
先生又是一个历史兴味极浓重的人，欢喜把一件事情考证得明明白白，看出它的来踪和去迹。这自然是得益于祖父讲故事。8岁读《论语》时，《孟子》已买在手边，他从《论语》中虽已得知许多古人的名字，但是零碎而不易连接的，便根据《孟子》中叙述道统的话中分出了他们的先后，高兴之余，又结合祖父所讲的盘古等神话，自己写了一篇5页的《小史》，起自开辟，终于《滕文公篇》的孔子没后的一段事。幼时看见一个饭碗，上面画着“百子图”，他知道文王是有100个儿子的，料想此图一定画的是文王的家庭，便去考订，当然结果很让他失望，后来知道百子之说是从《诗经》的“百斯男”而来，只是一种与“千秋万岁”相似的谀颂之词，并非实事，心里方释然。又因谥法的解释不同，想做一种《谥法考》，把《左传》里的谥法抄集起来，比较的结果使他知道“灵、幽、厉”等谥未必是恶谥，孟子所说“孝子顺孙百世不能改”的话并不可靠。还有一次在《汉书》上看到汉高祖为赤帝子，斩白帝子，他想赤帝、白帝不是和黄帝一样的吗？为何黄帝为人而赤帝白帝为神？又在某书上看见三皇五帝的名号和《易知录》所载不一致，考查后始知三皇五帝的次序原来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
先生更是一个好奇心极发达的人，能够随处生出了问题而要求解答，在不曾得到解答的时候只觉得胸中烦闷得不可耐。幼时他祖母常用“你又要‘打碎乌盆问到底’了！”这句话来禁止他的提问。他从小就喜欢乱翻书，这“并不是要功课做得好，得着长者的赞许，只觉得书籍里的世界比我日常所处的世界大得多，我遏不住我好奇的欲望，要伸首到这大世界里探看一回”。祖父一生研究《说文》和金石，室内多古文字学书；父亲为了应书院的月试，多作诗和律赋，室内多文学书；叔父喜欢治近代史，室内多史学书。所以他翻看的书是多方面的，在学问上也得到多方面的认识，12岁时曾作《恨不能读尽天下图书》一文，可见他由好奇心而导致的学问上求博的野心如何之大！
以上这些个性，为先生今后的学术道路奠定了基础，并在他终身的治学生涯中不断显露出异常的光彩。
他12岁时，从父亲的案头看到梁启超编印的《新民丛报》，那时他已经在跟从父亲读《古文翼》中的唐、宋八家文而学习作文了，梁启超的文章这样的浅显畅达、感情丰富，是他在古文里未曾读过的，因此在私塾功课之外自己选读这刊物，当读到《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一类文字时是那样淋漓痛快，早已把作者的感情和自己的感情融化为一体了。恰好不久父亲到北京就学于京师大学堂，私塾老师前后换了七八人，功课很松，先生完全凭自己兴趣读书，学业飞速进步，他称这一段日子是“在私塾中最可纪念的”。那时候国内革新运动勃发，要开学校，要造铁路，要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要请求政府公布宪法开国会，梁启超的言论披靡了一世，他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批判态度重新评价一切的政治和文化。这不仅启发了先生的批判精神，使之在此潮流的涌荡下感到自己救国的责任，常慷慨激昂地议论时事；而且使先生的文风也深受其影响，那样浅显畅达，那样热情奔放。先生在50年后的《自传》里称梁氏是“启蒙时代的一位开路先锋”，确是他的由衷之言。
1906年先生14岁时，苏州开办了第一所高等小学--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校，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两年后升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进了新式学校，从理科教学中的分类、比较、分析等方面略略认识科学的面目，承受了一点浅近的科学观念。但除此而外，桀骜不驯的本性使他渐渐对教员不信任了，觉得他们只会随顺了教科书的字句而敷衍，并没有自己的心得，教科书上错误之处他们也不能修正。于是，他仍把主要精力放在自读上。
他从《汉魏丛书》和《二十二子》中，略识古书的全貌；从《国粹学报》章太炎重新评价古今学术的文章中，知道过去的中国学问界里是有许多纷歧的派别的：那时正在戊戌政变之后，这次政变是由康有为的经今文学鼓动起来的，他假借了西汉所谓《春秋》大师董仲舒的“三代改制”的话做理由，要求清政府变法自强；政变失败后，章太炎主张种族革命，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论，又站在经古文学的立场上抨击康氏的经今文学。这是一场使先生看得眼花缭乱的大战，因专门色彩太浓，他有许多地方看不懂，还没有力量去评判他们的是非，不免为此感到苦闷。但章太炎“整理国故”的思想，由此开始被先生所接受。
先生和同学王伯祥、叶圣陶一下课就往书肆里跑，那时的苏州仍保留着一个文化中心的残状，观前街一带新旧书肆约有20余家，他到肆中除了翻看架上的书，还向掌柜们讨教版本的知识。所见书籍既多，自然引起对目录学的研究，《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等书翻得极熟。当时苏州还没有一个图书馆，他所以知道许多书，就是从这几部书目中看到的。由于终日在书海中遨游，求博之心使他将各种书很少从第一字看到末一字的，他曾对友人说：“我是读不好书的了！拿到一部书想读下去时，不由得不牵引到第二部上去，以至于第三部，第四部。读第二第三部书时，又要牵引到别的书上去了。试想这第一部书怎样可以读得完？”他常常为此而惆怅。不过从中也得到益处：一方面因为什么书都看，无意中把眼光放得很大，对古今学术概况有所了解，不屑做书本上一家一派的舆台了；另一方面因为这是读书时寻题目，更从题目上去寻材料，就不是死读书了。
在此期间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先生连续两次所受的学术上的巨大的震荡。一次是由跟随祖父读《尚书》引起，另一次是由从孙宗弼处借读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引起。
祖父教《尚书》时，是今古文一起读的，先生本不知道今古文是怎样一个重大的讼案，读后感到古文很平顺，它的文字自成一派，不免引起了一些怀疑。偶然翻览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从其中《阎若璩传》里知道他已把《古文尚书》辨得很明白，是魏、晋间人伪造的。先生当时想读阎氏的《尚书古文疏证》，可是觅不到此书，为安慰自己的渴望，即动手从各家《尚书》学说中辑出驳辨《伪古文》的议论若干条，寻绎他们的说法。哪知一经寻绎之后，不但魏、晋间的古文成问题，就是汉代的古文也成了问题。同时先生又感到《今文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等篇的平易程度并不比《伪古文》差多少，感到汉人《尚书》注的不通，于是引起研究的志愿。
孙宗弼原是先生的中学国文老师，后去江苏存古学堂任经学教员。先生仰慕其学问，常去讨教。借读《古今伪书考》之后，忽然头脑里起了一次大革命，才明白自己的“枕中鸿宝”《汉魏丛书》所收的书，其实并不都出于汉、魏、六朝时人的手笔，其中有不少是宋、明时人的赝作，十之七八都被姚打到伪书中去了。他原来所读的古人著作本未发现问题的，到这时都引起问题来了。5年后他到北大预科读书时，刻意求《古今伪书考》而不能得，遂借孙氏此书亲手抄录下来，并作一跋评论之。
先生说：“我深信这两次给予我的刺激注定了我毕生的治学的命运，我再也逃不出他们的范围了！”
另外《国朝先正事略》有一篇《崔东壁先生事略》，说他著有《考信录》，把西周以前的历史和孔子个人的历史进行了细密的考辨，于是《传》、《记》中大量失真的记载被他一扫而空了。这亦引起先生的兴趣，但崔氏此书却未寻见。
再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因先生不忍与孙宗弼分离，故当存古学堂招生时，他便由中学去报名应考经学。考题是《尚书尧典》上的，他在答卷里把汉代经学大师郑玄的注释痛驳了一回。结果发榜不取，卷子被批道：“斥郑说，谬。”他得此教训，方知道学术界的权威是惹不得的，像他这样“口出狂言”的不怕虎的牛犊不能被当时的社会所容。
不过先生并未因此退缩，年轻人的革命批判精神在不久之后到来的辛亥革命中大大地发挥出来。1911年秋，武昌起义爆发，紧接着各省相继独立，势如破竹。在那个年代，人心动荡极了，连《国粹学报》也停刊了。先生原是喜欢钻在故纸堆里的，现在受不住这强烈的刺激，回复了读《新民丛报》时候的精神，想献身于革命。他再也无心读书，和同学们加入了中国社会党，奢望将整个社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彻底改造。当然，在复杂的现实面前他这种狂热性很快就不得不降温了，精神上不免感到空虚。但这一年多的经历也使他有不小的收获--认识了人世和自己的才性，知道自己没有政治方面的才干。
1912年夏，先生中学毕业。次年春，他奉父亲之命，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迈出了人生道路上重要的一步。
据《重修唯亭顾氏家谱》记载，先生之先祖原是江苏唯亭镇的耕读人家，当明代万历年间始迁苏州，在此定居下来。
苏州古称吴县，因为春秋时代吴国曾建都于此。早在2000多年前，苏州已是南方的文化中心，在历史上足与长安、洛阳、北京等古都并驾齐驱，互争光彩，迄今仍承继不绝，经济富庶，人文荟萃。
这座被誉为“东方威尼斯”的长方形水城，周长18公里，水道与街道并列，家家户户前门临街、后门傍水，自唐宋以来一直维持着这种格局。一条条供运输和洗濯的小河潺潺流淌，一条条碎石或石板铺成的街道静静伸展，在这种动与静相交融的气氛中，整座城市的情调显得既活泼又从容，永远不会陷入死寂或喧嚣之中。尤其是在夜晚，月光笼罩下的水流那样玲珑剔透，清明圆润，如果苏州真可与天堂媲美，那么这些穿门绕户的小河则可谓通向天堂之路。
苏州所有清雅明慧的特色，都是从这江南水乡的背景中孕育出来的。不必说世界驰名的苏州园林，如何将诗情画意与园林建筑融为一体；也不必说唐伯虎、文征明的画，以及刺绣、丝织、昆曲、雕塑、饮食如何誉满天下；仅看有清一代苏州的状元多至18人，便可知这里的文化环境何等的优厚。明代的书籍十之七八刻于苏州，最有名的是毛晋所刻的十三经、十七史，还有冯梦龙编的小说，金圣叹批的小说等，这里成了全国出版业的中心。清代的藏书家以苏州为最多，造成了版本学的风气，同时古器物的收藏也颇盛行，奠定了古器物学的基础。由于顾亭林的提倡，苏州的惠家世代传经，门生极多，到惠栋之时已经形成在清代学术史上占重要地位的吴派经学，他们广泛搜集汉儒经学，加以编辑考订，以详博见长，与当时以戴震为首而以精深见长的皖派经学成为清代朴学即考据学的两大重镇。
苏州的民性淳厚，并富有正义感。元末张士诚举兵抗元，自称吴王，建都于苏州，对百姓极有恩惠。虽然后来他被明太祖所灭，但苏州百姓仍是怀念不已，每逢他生日之夜，家家烧香顶礼。至今已600多年，此种风俗竟延续下来。又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治理苏州甚得民心，他就义后苏州百姓为之罢市志哀。可见此地人民没有成王败寇的势利之见。又如明代奸臣魏忠贤遣人到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时，曾激起倾城民众剧烈的反抗，为首5人以后被杀害。至今仍矗立于虎丘山旁的“五人墓”，反映出此地人民的正义感和反抗力量。
以上这一切，对于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都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先生的先祖中有一位锋芒毕露的杰出人物松交公，当顺治皇帝初次举行会试时他考中举人，历任浙江山阴知县、山西灵寿知县、吏部考功司员外郎诸职，由平民步入仕宦之途。他与几个儿子刻印书文、建造花园，家中充溢着文风豪气，乃至康熙皇帝下江南时，风闻及此，遂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可谓盛极一时。但到了乾隆末年，松交公的曾孙列圃公在甘肃洮州同知任上行将告老还乡之际，突遭布政使王掸望监赈案的牵连，祸从天降，竟被充军黑龙江，遂客死他乡。家中被抄，其遗眷迁居宝树园，即悬桥巷顾家花园，此为松交公之弟大来公的遗产。经此家破人亡的惨祸之后，先生的直系祖先便中断了仕宦之途，家道中衰，由富宦之家又降为平民，世代居住于悬桥巷里。
先生的嗣祖父仞之公及本生祖父廉军公兄弟二人均是秀才，为重整家业，仞之公开药店，廉军公做幕僚，经过他们的惨淡经营，家境渐至小康。廉军公生二子，长子子虬公是先生的父亲，而仞之公无嗣，子虬公就嗣了过去。子虬公是秀才，又考取优贡，因仞之公不幸早逝，他便以教书维持家用。以后清政府重兴京师大学堂（即现今北京大学前身），子虬公素有才名乃被江苏省考送，学于师范馆，然而因家用乏绝不得不辍学，为此他极其遗憾，发愿道：“我虽不能在大学堂毕业，但一定要我儿子在这里毕业！”后来子虬公经殿试做了安徽候补知县，不久因辛亥革命打断了仕宦之途，又任杭州仁和场盐运署科长，直至1936年方告老退休；这样有了较稳定的经济来源，先生的求学生涯才得到起码的保证。
先生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中，长辈们酷望他从读书中求上进是很自然的事。在他最初的人生道路上，发生最密切关系者是他的嗣祖母（以下简称祖母）。祖母的先世在搬来苏州之前，原是徽州的商人，或许是见过世面之故，她极能干而有决断。仞之公在世时，她协助重整家业；仞之公辞世后，她含辛茹苦，艰难维持。先生出世后，祖母把全部精神寄托于他，她常说：“儿子是嗣来的，嗣的时候他已长成了，我不能管。孙子是在我这里生的，我可以自小管起。这是俗语所谓‘假子真孙’。”先生幼年体弱多病，几次濒临死亡，幸得祖母求医护理而得愈。先生9岁时母亲病逝，全赖祖母抚育成人。她盼望先生跟上祖宗的脚步，由读书求科名，因此对他的学业要求极严。小孩总是贪玩的，先生有一次想借口天下大雨而不去上学时，她毫不犹豫指着天坚决地说：“就是落铁，也得去！”这斩钉截铁的几个字，令先生一世也忘不掉，即使以后到社会上工作，逢到大雨，家人劝他缓行时，他也是以这句话来回答的，可见受祖母影响之深。祖母又极注意先生的品行，不许他买零食、喝酒、讲究穿着，使他养成生活淡泊的习性；每晚睡觉前，她总要先生检查一天的行为，如果做错了事，便叫他写在纸条上贴到床帐顶，次日早晨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叫先生把那张纸条读几遍，以示悔过。这就逼得先生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来，养成了他强烈的责任心。现在看来，祖母的严厉也许有些不近人情，但这严厉是由慈爱的根源上发生的，使先生时时感受到她的爱心。当晚上先生认真温习功课之后，她会用故事作为奖励，像“目莲救母”、“老虎外婆”之类的民间神话传说，经她以婉转清脆的嗓音娓娓道来，启发了先生的善心和想象力。子虬公在外地任职，每月只给祖母30元钱以维持苏州家里全部开销。祖母一切节省，然而对先生买书却极慷慨。先生从11岁开始自己购书，购书款是平日积攒的长辈所给的零用钱，有时想买一部10余元的丛书，仅凭零用钱就绝不够用了，只好求援于祖母，她总会想方设法从千省万省之中省出这笔钱来满足先生。祖母惜物成性，从不肯轻弃一页纸张、一个瓶子，她的房间里尽是些旧材料，过几个月整理一次，先生受她的潜移默化，也养成了搜集、保存材料的习性，对以后的学问工作极有益。先生自苏州中学毕业，祖母很放心他到千里之外的北京上大学，当时一般亲友都责备她道：“家中只有这一个孩子，为何放他走得这样远？苏州、上海的大学哪一个不可以进？”但她坚定地回答：“男孩子是该让他出远门的。”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远见卓识！先生长大后，常常对人提起他的祖母，将她比作自己的恩师和慈母，甚而说道：“我之所以为我，是我的祖母手自塑铸的一具艺术品。”这发自肺腑之言的确是恰如其分的。
先生自提抱之中，祖父廉军公就教他识字。以后母亲教他《三字经》、《千字文》，叔父教他《诗品》、《天文歌诀》、《地球韵言》。五六岁时入私塾，始读《四书》，这时虽然吃饭还需女佣喂，却已能自读一些唱本小说和简明的古书。8岁读毕《四书》，接着又读《五经》。父亲叫他先读《左传》，因其文理在《五经》中最易解，他读着很感兴趣，仿佛将自己置身于春秋时的社会中去了。但祖父认为经书要从难的读起，《诗经》和《礼记》中生字最多，长大了再读就记不清了。因此9岁时改从一位师法很严厉的老师读《诗经》，常因不懂其意义而背不出来，不知被老师用戒尺打了多少次。好不容易把《诗经》读完，依他自己的请求读《左传》，读毕又接读《礼记》，到13岁那年科举废除了，《礼记》只读了半部。《五经》中其余的《尚书》、《周易》和半部《礼记》，是在上中学时每晚在家由祖父教读的。
先生这一段按照科举考试的要求而“束发受经”的经历，从坐在连台交椅中认字开始，直至十一二岁，一味读书没有游戏的生活，几乎把幼年时的性灵烘烤干枯了，所幸祖父和祖母十分会讲故事。祖父爱讲历史故事，当先生碰到白天的功课容易记诵之时，晚上便有时间坐在祖父身边听他细细讲述；尤其是随祖父上街或扫墓更是开心，祖父必把所见的匾额、牌楼、桥梁的历史讲给他听，比如过山塘时讲唐伯虎，过越来桥时讲勾践灭吴，过运河时讲乾隆皇帝下江南，渐渐使他的意识中发生了历史的意味，知道“凡是眼前所见的东西都是慢慢儿地积起来的，不是在古代已尽有，也不是到了现在刚有”，这是使先生终生受用的。
先生是一个生性倔强、桀骜不驯的人，虽是受了很严厉的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的压抑，使他的外貌变得非常柔和卑下，但终不能摧折他内心的分毫。所以他的行事专喜自作主张，不肯随便听信他人的话，受他人的管束。他幼年读《四书》时，在经文和注文上就作过许多批抹，尽管不免极度的武断，但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读书时能不盲从前人之说，这种独立思考的个性几乎可说是与生俱来的。当十一二岁时读《纲鉴易知录》，自立义法加上许多圈点和批评，他十分厌恶此书的势利，例如张良和荆轲同样是谋刺秦始皇，同样是没有成功，但书中称张良为“韩人张良”，却称荆轲为“盗”，推想其原因，只因荆轲的主人燕太子丹是被斩首的，而张良的主人刘邦是做成皇帝的。对于这种不公平的记载，他非常痛恨，要用自己的意见把它改了。
先生又是一个历史兴味极浓重的人，欢喜把一件事情考证得明明白白，看出它的来踪和去迹。这自然是得益于祖父讲故事。8岁读《论语》时，《孟子》已买在手边，他从《论语》中虽已得知许多古人的名字，但是零碎而不易连接的，便根据《孟子》中叙述道统的话中分出了他们的先后，高兴之余，又结合祖父所讲的盘古等神话，自己写了一篇5页的《小史》，起自开辟，终于《滕文公篇》的孔子没后的一段事。幼时看见一个饭碗，上面画着“百子图”，他知道文王是有100个儿子的，料想此图一定画的是文王的家庭，便去考订，当然结果很让他失望，后来知道百子之说是从《诗经》的“百斯男”而来，只是一种与“千秋万岁”相似的谀颂之词，并非实事，心里方释然。又因谥法的解释不同，想做一种《谥法考》，把《左传》里的谥法抄集起来，比较的结果使他知道“灵、幽、厉”等谥未必是恶谥，孟子所说“孝子顺孙百世不能改”的话并不可靠。还有一次在《汉书》上看到汉高祖为赤帝子，斩白帝子，他想赤帝、白帝不是和黄帝一样的吗？为何黄帝为人而赤帝白帝为神？又在某书上看见三皇五帝的名号和《易知录》所载不一致，考查后始知三皇五帝的次序原来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
先生更是一个好奇心极发达的人，能够随处生出了问题而要求解答，在不曾得到解答的时候只觉得胸中烦闷得不可耐。幼时他祖母常用“你又要‘打碎乌盆问到底’了！”这句话来禁止他的提问。他从小就喜欢乱翻书，这“并不是要功课做得好，得着长者的赞许，只觉得书籍里的世界比我日常所处的世界大得多，我遏不住我好奇的欲望，要伸首到这大世界里探看一回”。祖父一生研究《说文》和金石，室内多古文字学书；父亲为了应书院的月试，多作诗和律赋，室内多文学书；叔父喜欢治近代史，室内多史学书。所以他翻看的书是多方面的，在学问上也得到多方面的认识，12岁时曾作《恨不能读尽天下图书》一文，可见他由好奇心而导致的学问上求博的野心如何之大！
以上这些个性，为先生今后的学术道路奠定了基础，并在他终身的治学生涯中不断显露出异常的光彩。
他12岁时，从父亲的案头看到梁启超编印的《新民丛报》，那时他已经在跟从父亲读《古文翼》中的唐、宋八家文而学习作文了，梁启超的文章这样的浅显畅达、感情丰富，是他在古文里未曾读过的，因此在私塾功课之外自己选读这刊物，当读到《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一类文字时是那样淋漓痛快，早已把作者的感情和自己的感情融化为一体了。恰好不久父亲到北京就学于京师大学堂，私塾老师前后换了七八人，功课很松，先生完全凭自己兴趣读书，学业飞速进步，他称这一段日子是“在私塾中最可纪念的”。那时候国内革新运动勃发，要开学校，要造铁路，要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要请求政府公布宪法开国会，梁启超的言论披靡了一世，他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批判态度重新评价一切的政治和文化。这不仅启发了先生的批判精神，使之在此潮流的涌荡下感到自己救国的责任，常慷慨激昂地议论时事；而且使先生的文风也深受其影响，那样浅显畅达，那样热情奔放。先生在50年后的《自传》里称梁氏是“启蒙时代的一位开路先锋”，确是他的由衷之言。
1906年先生14岁时，苏州开办了第一所高等小学--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校，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两年后升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进了新式学校，从理科教学中的分类、比较、分析等方面略略认识科学的面目，承受了一点浅近的科学观念。但除此而外，桀骜不驯的本性使他渐渐对教员不信任了，觉得他们只会随顺了教科书的字句而敷衍，并没有自己的心得，教科书上错误之处他们也不能修正。于是，他仍把主要精力放在自读上。
他从《汉魏丛书》和《二十二子》中，略识古书的全貌；从《国粹学报》章太炎重新评价古今学术的文章中，知道过去的中国学问界里是有许多纷歧的派别的：那时正在戊戌政变之后，这次政变是由康有为的经今文学鼓动起来的，他假借了西汉所谓《春秋》大师董仲舒的“三代改制”的话做理由，要求清政府变法自强；政变失败后，章太炎主张种族革命，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论，又站在经古文学的立场上抨击康氏的经今文学。这是一场使先生看得眼花缭乱的大战，因专门色彩太浓，他有许多地方看不懂，还没有力量去评判他们的是非，不免为此感到苦闷。但章太炎“整理国故”的思想，由此开始被先生所接受。
先生和同学王伯祥、叶圣陶一下课就往书肆里跑，那时的苏州仍保留着一个文化中心的残状，观前街一带新旧书肆约有20余家，他到肆中除了翻看架上的书，还向掌柜们讨教版本的知识。所见书籍既多，自然引起对目录学的研究，《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等书翻得极熟。当时苏州还没有一个图书馆，他所以知道许多书，就是从这几部书目中看到的。由于终日在书海中遨游，求博之心使他将各种书很少从第一字看到末一字的，他曾对友人说：“我是读不好书的了！拿到一部书想读下去时，不由得不牵引到第二部上去，以至于第三部，第四部。读第二第三部书时，又要牵引到别的书上去了。试想这第一部书怎样可以读得完？”他常常为此而惆怅。不过从中也得到益处：一方面因为什么书都看，无意中把眼光放得很大，对古今学术概况有所了解，不屑做书本上一家一派的舆台了；另一方面因为这是读书时寻题目，更从题目上去寻材料，就不是死读书了。
在此期间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先生连续两次所受的学术上的巨大的震荡。一次是由跟随祖父读《尚书》引起，另一次是由从孙宗弼处借读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引起。
祖父教《尚书》时，是今古文一起读的，先生本不知道今古文是怎样一个重大的讼案，读后感到古文很平顺，它的文字自成一派，不免引起了一些怀疑。偶然翻览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从其中《阎若璩传》里知道他已把《古文尚书》辨得很明白，是魏、晋间人伪造的。先生当时想读阎氏的《尚书古文疏证》，可是觅不到此书，为安慰自己的渴望，即动手从各家《尚书》学说中辑出驳辨《伪古文》的议论若干条，寻绎他们的说法。哪知一经寻绎之后，不但魏、晋间的古文成问题，就是汉代的古文也成了问题。同时先生又感到《今文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等篇的平易程度并不比《伪古文》差多少，感到汉人《尚书》注的不通，于是引起研究的志愿。
孙宗弼原是先生的中学国文老师，后去江苏存古学堂任经学教员。先生仰慕其学问，常去讨教。借读《古今伪书考》之后，忽然头脑里起了一次大革命，才明白自己的“枕中鸿宝”《汉魏丛书》所收的书，其实并不都出于汉、魏、六朝时人的手笔，其中有不少是宋、明时人的赝作，十之七八都被姚打到伪书中去了。他原来所读的古人著作本未发现问题的，到这时都引起问题来了。5年后他到北大预科读书时，刻意求《古今伪书考》而不能得，遂借孙氏此书亲手抄录下来，并作一跋评论之。
先生说：“我深信这两次给予我的刺激注定了我毕生的治学的命运，我再也逃不出他们的范围了！”
另外《国朝先正事略》有一篇《崔东壁先生事略》，说他著有《考信录》，把西周以前的历史和孔子个人的历史进行了细密的考辨，于是《传》、《记》中大量失真的记载被他一扫而空了。这亦引起先生的兴趣，但崔氏此书却未寻见。
再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因先生不忍与孙宗弼分离，故当存古学堂招生时，他便由中学去报名应考经学。考题是《尚书尧典》上的，他在答卷里把汉代经学大师郑玄的注释痛驳了一回。结果发榜不取，卷子被批道：“斥郑说，谬。”他得此教训，方知道学术界的权威是惹不得的，像他这样“口出狂言”的不怕虎的牛犊不能被当时的社会所容。
不过先生并未因此退缩，年轻人的革命批判精神在不久之后到来的辛亥革命中大大地发挥出来。1911年秋，武昌起义爆发，紧接着各省相继独立，势如破竹。在那个年代，人心动荡极了，连《国粹学报》也停刊了。先生原是喜欢钻在故纸堆里的，现在受不住这强烈的刺激，回复了读《新民丛报》时候的精神，想献身于革命。他再也无心读书，和同学们加入了中国社会党，奢望将整个社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彻底改造。当然，在复杂的现实面前他这种狂热性很快就不得不降温了，精神上不免感到空虚。但这一年多的经历也使他有不小的收获--认识了人世和自己的才性，知道自己没有政治方面的才干。
1912年夏，先生中学毕业。次年春，他奉父亲之命，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迈出了人生道路上重要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