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沐蔡元培思想自由的春风
1916年夏，先生赴沪参加北大本科的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五。按说预科未毕业照章不该考本科，因当时北大本科也收同等学历者，先生便在报名时改用颉刚名（先生原名诵坤，颉刚为号），学历改填自修，以后在北大同学录里他的学历竟成了“自修学校毕业”，其实这对他来说倒也恰如其分。
秋天，先生入北大文科中国哲学门（即以后的哲学系）。哲学门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的经科，先生在北大预科时就已知道该门中经学空气很浓，他对清代学者治经学的卓越成绩心仪已久，也想治经学。同时辛亥革命以后社会的变动太剧烈了，使他精神上苦闷怅惘，摸不着一个人生的头路，得不到安慰；加以年岁渐长，看到世界上的事物繁杂离奇，酷想明了它们的关系，理出一个头绪来。因此想通过研究哲学以解决这些问题。尽管亲友认为哲学不是一种谋生的本领，不赞成他学，但他并未改变自己的志向。
当时校中教“中国哲学史”课的是古文家陈汉章（伯弢），他旧学渊博，《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九通》读得烂熟，能供给学生无数材料，使他们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先生当时《笔记》中写道：“自受业于伯弢先生，颇愿为根本之学，以执简御繁，不因陋就简。”这表明先生不再满足于目录平议所载的纲要而想真正读原书了。可是陈氏从伏羲画卦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箕子陈《洪范》。先生早已受《孔子改制考》启发，知道那些上古材料是靠不住的，觉得他博而寡要，但为敬重他的渊博，不忍有所非议。另外教“春秋公羊学”课的是崔适，他严守今文家壁垒，说《穀梁传》和《左传》是古文学，即伪经学，绝不是孔子的意思；把《公羊传》分类解释，要人从中看出孔子的《春秋》大义。先生虽然也钦敬他严肃而勤恳的态度，却总是想不明白：《春秋》本是鲁国史书，为什么不从东周的史实上讲而必须在孔子的意思上讲？即使说这部书真是孔子所笔削的鲁国史书，一字一句都贯穿着他的意思，为什么书中屡有缺文，表明它保存了断烂的史书的原样？如果说《公羊传》的作者确是孔子的门人，最能把握孔子的微言大意，为什么《传》中常说“无闻焉尔”，表明他并没有捉住孔子的意思？先生对此课甚无好感，那些汉人的迂谬见解已非他的头脑所能容受，他既不想作今文家，就不去理会这些。可以说，先生并没有从老师那里得到经学上的教益。
至于以哲学去探索人生和宇宙的奥秘的愿望，也没有真正实现。当他挟着吸吞河岳的豪气鲁莽奔驰了许久之后，知道过去的哲学的基础原建筑于玄想之上，其中虽有许多精美的言论，但实际上只是解颐之语而已，终不能以此为定论。当清末民初之际，西洋的科学传进中国，先生已从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等人的著作中接触到一些新理论，认识到科学的哲学现在正在发端。故而他说：“我们要有真实的哲学，只有先从科学做起，大家择取了一小部分的学问而努力；等到各科平均发展之后，自然会有人出来从事于会通的工作而建设新的哲学的。所以我们在现在时候，再不当宣传玄想的哲学，以致阻碍了纯正科学的发展。”
那时学校中宋代理学的空气极重。先生对于它向来不感兴味，这时略略学了一些心理伦理的常识之后再去看它，更觉得触处都是误谬。他们要把必不可能之事归之于圣人，见得圣人的可望不可即；更用迷离的字句来扰乱学者的眼光，使其捉摸不着可走的道路，只以为高妙的境界必不是平庸之辈所可企及。这种故作神秘的昏乱思想，却作为课业而必修，先生因此极为憎恨，一心想打破它。
对旧学问、旧思想怀有强烈批判精神的先生，终于迎来了生命上的春天。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先生早已知道他是一位清末翰林出身的宿儒，却抛官不做，加入同盟会从事民族革命，以后留学欧洲，研究哲学、美学、教育学，又是一位受过新时代训练的学者，其品德和学问令人景仰，现在能来北大任校长，多么让先生兴奋！
前面已说过，北大原是由前清的京师大学堂衍变而来的，仍保留着不少旧习。清朝的大学生毕业后相当于一个正途出身的翰林，因此北大的学生多是北京的官家子弟以及外省的官家或地主家子弟，他们谈论最多的就是毕业后如何进入政界。由于家境优厚，很多人经常逛妓院、打牌、听戏，对学业只是混混而已，像先生这样凭个人意志去钻研功课的人不多。学校里固有图书馆，但没有几个人去看书，形同虚设。学生对校长不能直接谈话，有事时须写呈文递上，学生与教员间也没有什么关系，校中更没有什么文娱活动。总之，在蔡校长到来之前，学校里暮气沉沉。
蔡校长一到任，就锐意改革校中旧习。他出布告废止呈文而改用公函，每天进校门时对着向他敬礼的校警竟然脱帽鞠躬回礼，这种令充满封建思想的师生们惊异不已的做法渐渐养成了全校平等的气氛。蔡校长又设立出版部，出版《北京大学日刊》，其中除了发表校中消息之外，兼收教员和学生的论文或笔记，于是有了讨论驳辩的文字出来，造成了学术研究的空气，打破了以前的沉寂。学生对于学校的改进有所建议时，蔡校长也将其送该刊发表，择其可行者立即督促实行。先生对于图书馆之事最有兴趣，故将馆中一切呆滞停顿的现象指摘出来，上书校长后，不日即在《日刊》上看到校长启事，对先生所述各条均有答复，使先生快慰已极，这就更加激发了他的批评精神。蔡校长还鼓励学生成立各种学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会、辩论会、武术会一个个成立起来，课余活动变得生动活泼。
后来蔡校长为发表师生的长篇论文，又出版《北京大学月刊》，在其亲自为此刊所作序中，写道：“中庸》里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我辈应当实现这个境界。”人们由此更认识到他的广博的心胸。蔡校长大力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各方面的人才均罗致，因文科是改造思想的中心，故尤其注重它，请来陈独秀作文科学长（相当于以后的文学院院长）。陈氏原以主编《新青年》杂志宣传思想革命而得到进步青年的共鸣，现在更以此刊为阵地，联合校中一批思想进步的教员，积极鼓吹新思潮。文科中本来只有中国哲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三门，蔡校长将哲学门减少了经学课，加重了先秦诸子和西洋哲学的分量，又去掉“中国”二字，表示中外之学应该打通；以后利用政府将国史馆归并到北大、自己兼任馆长的机会，请来许多史学专家，便在文科增设了历史系，这为后来李大钊在其中讲授“唯物史观”一课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创造了条件。蔡校长还接受陈独秀的推荐，请当时在美国留学并常向《新青年》投稿的胡适来作教授。至于思想守旧而有真才实学者，蔡校长一例请来，如请拥护袁世凯做皇帝而对传统经典有极深的造诣的刘师培任国文门“中古文学史”课；又请一直保留清朝装束几被人视为怪物而精通六国文字的辜鸿铭任英文门教授。蔡校长就是要让学生在各种相互冲突抵牾的观念、学说中去自己评判曲直、选择取舍，这对于一向独立思考而不肯轻信他人的话的先生来说，简直是如鱼得水。
这里我们可以举出先生与蔡校长的一段交往，更清楚地看出当时的情状：由于不满意仅以诸子原书讲授的作法，先生上书蔡校长及陈学长，请求变更中国哲学讲授方法。他认为作为一门学科，应能总汇众理，施以纲领条目，不可被一代一人之言所限。比如讲授《庄子》，虽将《逍遥》、《齐物》解说尽致，然它与中国哲学如何关联，与外国哲学如何比较；在它如何由逻辑以立其言，在我如何由逻辑以评判其说，绝非专守本文所能讲清。他认为那样讲授“是为国故而非科学”，“难寻普遍之理而易为章句之解”，故建议另外制定讲授方法，而将《墨子》、《庄子》等课改为“特别演讲”。上书之次日，便得到答复，蔡氏批：中国哲学史详中国哲学思想进化之系统，中国哲学则择其较为重要诸家特别详讲耳。以为特别演讲，本无不可。中国哲学之名，本不合于论理，不久当废。陈氏批：学术只有派别之分，无国界之分。课程中中国哲学名词，已拟作废，易以各家各派哲学名称。而先生对此答复并不满意，认为必具科学条贯，始谓之学；学史上之家派，只能称为一家之言，不可谓之学。于是不久续上一书，再申己意。蔡校长又复书曰：“来信读过，并已致陈学长谈过，于昨日评议会提出讨论。所谓儒家道家等言，可谓之说而未可谓之学，诚是。然今之哲学门乃中国哲学门之改变，去‘中国’二字已不知废多少唇舌。若于教科中竟删中国哲学之目，则议者更多。现在哲学门之学生尚有不通外国语、未曾习过科学者，过渡办法止能如是，俟两年后实行新章时必能使君满意耳。”一名普通的学生，初经科学之风洗礼，便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旧有的讲授方法，校长、学长既没有置之不理，更不施以“狂妄”的帽子，而是以平等的身份讨论之、诱导之，足见当时北大的校风了。以前先生固然敢作批评，但不胜传统的压迫，即如那次考存古学堂时，被考官批了“斥郑说，谬”四字，后来虽在读书时依旧只见到郑玄的谬处，但总想以清代学者治学的精密，而对于他还是如此恭敬，或者他自有可以佩服之点，不过这一点尚不曾被自己发现罢了。到这时，大家提倡思想革新，先生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了的意识，“知道清代学者正因束缚于信古尊闻的旧思想之下，所以他们的学问虽比郑玄好了千百倍，但终究不敢打破他的偶像，以致为他的偶像所牵绊而妨碍了自己的求真的工作”。于是他更敢于作大胆的批评了。
胡适到北大那年仅27岁，这样年轻的教授是北大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他接替50岁的陈汉章讲“中国哲学史”，果断地略去远古一段，径由《诗经》中取材，从周宣王以后讲起，以说明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这样一改不禁使先生和他的同学们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受到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不以为然，有的同学还举出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的新诗来作嘲笑的资料，甚至有把他赶下讲台的企图。可是对于终日在学海中遨游，酷望把中国旧学系统化、条理化的先生来说，却不是这般见识，在听了几堂课之后，他听出一个道理来了，认为胡适不像那些老先生只会提供无数材料却不会从中抽出它的原理和系统，而是有眼光，有胆量，讲得条理清楚，裁断有制，不肯贸然信从古人，非常合于自己的理性，都是自己想说而不知怎样说才好的。因此先生力劝班里同学不要以貌取人，还劝同宿舍的好友、国文门学生傅斯年（孟真）去旁听。傅斯年不仅天分甚高，有优良的学问修养，而且感情炽烈，最敢放言高论，先生从其言论中常增加自己批评的勇气，故他们二人每每高谈阔论，大有“埙篪相应”的乐趣。这时傅氏去听了胡适的课后，也很满意。从此后，他们对于胡适非常信服，先生对于上古史的疑问在读了《孔子改制考》之后又因听胡适的课而加深了。那时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已在《新青年》上发表，点燃了“文学革命”的火炬，他彻底打破士大夫和下层民众在语言上延续已久的畛域，把白话文提升到文学正宗的地位，以其作为新文学的表现形式，先生与傅斯年等承接此风气，开始学作白话文。傅氏原本是国文系教授黄侃的高足，黄侃乃是校中有力的守旧派，一向痛骂提倡白话文的《新青年》，不料现在傅氏竟走到胡适的路子上去；以后当傅氏等人办起《新潮》，黄侃等人亦办《国故》与《新潮》唱对台戏，这富有戏剧性色彩的变化当来自于蔡校长所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胡适晚年忆旧时曾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之时，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不少学生的学问比他强，“这一批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的学生即包括傅斯年和先生在内。也可以说，正因为胡适得到了这些学生的信服，故而这位刚刚留学归国的年轻小伙子方能在拥有全国宏儒硕彦的学术重镇--北京大学站稳脚跟。
蔡校长有意将“国学”在原有基础上扩大研究范围，请擅长填词作曲并演唱的吴梅来做国文门教授，以前在京师大学堂的年代校中也有些杂剧、传奇类藏书，后被当作有伤风化的淫词艳曲而烧掉了，现在，校中又大买起词曲书来，不少学生跟着吴梅学唱戏曲。另外他还大力支持国文门教授刘复（半农）、沈尹默搜集歌谣，刘、沈等人因创作白话诗，想在本国文化中找出它的传统并有所借鉴，故而注意到歌谣。自1918年2月起，北大开始以校长名义向全国各省征集歌谣。5月起，刘复所编订之歌谣选陆续出现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众所周知，歌谣是一向为文人学士所不屑道的东西，现在忽然在学问界里辟出这样一个新天地，大家不免诧异，甚至怕这些市井中猥鄙的歌谣玷污了最高学府的尊严。然而蔡校长毅然支持刘复等人做了下去，久而久之大家也看惯了。先生每天在《日刊》上读到一二首，颇觉得耳目一新。不久先生因妻子吴夫人患病而造成极度的神经衰弱，只得休学回家，妻子病逝后，他既困于疾病，复伤于悲哀，读书和思考之事一时完全停止，感到怅闷不尽。恰巧从寄来的《北大日刊》上时常看到新鲜的歌谣，便想用这种怡情适性的东西来伴自己的寂寞。于是就从家中小孩的口中搜集起，渐渐推至别人，包括祖母及女佣，后来叶圣陶等苏州同学听说此事亦将自己所知者写来，一时间居然积到百余首。“很奇怪的，搜集的结果使我知道歌谣也和小说戏剧中的故事一样，会得随时随地变化。”如在同一地方采集来的二首小老婆怨命的歌谣，开头、结尾及层次的铺展均类似，可见是从一首歌词分化的；但中间主要的一段讲丈夫对自己的态度却不同，究竟这首歌的原词是得恋还是失恋已不能知道，所能知道的是因为分化而使原词改变了意义。为搜集歌谣并明了其意义，先生自然把范围扩张得很大：方言、谚语、谜语、唱本、风俗、宗教各种材料都着手搜集起来。这一年中，随手的札记竟积到了10余册。他说：“我对于民众的东西，除了戏剧之外，向来没有注意过的，总以为是极简单的；到了这时，竟愈弄愈觉得里面有复杂的情状，非经过长期的研究不易知道得清楚了。”对于好奇心极强的先生，面前这一条新路使其在寂寞独征之中激起了拓地万里的雄心，果然在以后开创了我国的民俗学事业，并且以歌谣去研究《诗经》，取得巨大成果，追根溯源，不能不首先归功于蔡校长的开明和提倡。
在蔡校长、陈学长的支持下，1918年秋，傅斯年及好友罗家伦（志希）等人发起成立《新潮》杂志社，请胡适为顾问，请蔡校长为此刊题写刊名。当时先生虽休学在家，仍是首批入社的21名社员之一。早在一年前，先生与傅斯年就常以办刊物之事作为谈话的资料，他们认为，办杂志是最有趣味、最于学业有补助之事，也是最有益于学生发挥主动性的生活，先生甚至在中学时代即有所尝试。现在有学校承担经费，他们终于可以实现这一抱负了。按照他们自己的风格，《新潮》信守着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这在傅氏所作《发刊旨趣书》中说得极清楚，文曰：北京大学今“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此刊“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他们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介绍西方近代思潮，批评中国当时学术和社会的各种问题，鼓吹文学革命、伦理革命，提倡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向封建势力发起猛烈攻击。那时已是“五四”前夜，北大已成为全国青年仰望的中心，此刊一经出版就销遍大江南北，与《新青年》相呼应，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那时能写白话文的青年很少，故首批入社者多为北大文科学生。
先生为《新潮》作了两篇长文，一为《对于旧家庭的感想》，一为《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此文原为该刊“思想问题专号”而作，因该专号未出，故未刊）。前一文出于旧家庭给先生所造成的切肤之痛，包括吴夫人之逝及自身之病，因而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千百年来旧家庭中毒害、禁锢人们头脑的名分主义和习俗主义，如何导致不承认人格而将人的创造天才和勇敢精神灭没殆尽，如何造成暮气的世界和骗子的世界。后一文则充分反映出当时先生所深受的西方历史进化论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播以前，进化史观是资产阶级史学家科学地讲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学说，在社会上影响很大。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他认为历史不是圆形之循环而是螺旋形发展的。胡适留学时学习了杜威的实用（或曰实验、实证）主义，将其所包括的“历史的方法”及“实验的方法”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自觉地在方法论层次上融合起来，不仅贯穿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并且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大力鼓吹和推行，这对于开创和形成中国现代国学研究--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时代--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胡适把“历史的方法”比做“祖孙的方法”，即“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这种历史进化观念使先生感到惬意，他曾在日记里写道：
读胡适之先生之《周秦诸子进化论》，我佩服极了。我方知我年来研究儒先言命的东西，就是中国的进化学说。（日记1919年1月17日）
读《新青年》……论世界语一篇，胡先生评他根本论点，只是一个历史进化观念；并谓语言文字的问题，是不能脱离历史进化的观念可以讨论的。此意非常佩服。吾意无论何学何事，要去论他，总在一个历史进化观念，以事物不能离因果也。（日记1919年1月12日）
因此在《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一文中，他运用这一观念分析了如何由清代的朴学发展到科学，由陆燿的经济学发展到时务、法政，由章学诚的史学发展到国故，由清代的今文学发展到建立孔教。认为古今学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动，中国原有的学问，即“朴学”、“经济学”、“史学”、“今文学”，亦包含着新的因素，“假使中国从前的学问不是如此，则欧化进来以后，精神上的迎拒、事实上的表见，决不与今日相同是可决的”。正由于先生对新旧的关系有这般敏锐清晰的感受，故不赞同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偏激之见，指出“新近因孔教的反动，有几个人拿今世的人生观去判定孔子的本身也该推倒，我想这也不必。古人的价值是因古代的时势而有的……如今回溯从前这价值，自然依旧存在，原是推不倒的”。同样，对日后有关“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的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先生亦持调和的态度，认为新旧必相互融化，取长补短，方能除旧开新，世界方能进化。当时那一代知识分子具有的某种心理失衡状态在先生身上并不存在，这也因为他一贯是凭自己的理性去思考、判断是非，因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立足于批判的继承之上的。历史进化论对于先生学术研究的影响，以后将更深刻地表现出来。
正因为蔡校长为北大开风气，“他总是希望人家发展个性，永远鼓励人们自由思想。他唯恐别人不知天地之大，又唯恐别人成见之深。他要人们多看，多想，多讨论，多工作”，故而学校一天天地发皇，学生一天天地活跃，真可以说进步像飞一般地快。一座旧衙门式的学校，经过两年多时间，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于是，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一试其锋，矛头所向由文化上的建设转向政治上的反抗强权，就如狂飙怒涛不可抵御。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启蒙运动，那么，蔡校长就当之无愧地成为启蒙运动中的革命先驱者。康德说过：“敢于认识！勇敢地运用你自己的悟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座右铭。”而蔡校长的中心主张，就是以理性为宗旨，启发人们自觉运用自己的头脑，勇敢地去认识世界。曾经有人说，中国如果没有蔡元培，或蔡元培不当北大校长，中国就不会有共产党，如果有，也要推迟多少年。这句话准确与否，我们当然不必在这本书里讨论；不过蔡校长所推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所倡导的接受理性指导的观念，的的确确对于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几年后，先生在那篇举世闻名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恳切地写道：“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孑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我的脑髓中虽已播下了辩论古史的种子，但这册书是决不会有的。”这是他的由衷之言。
秋天，先生入北大文科中国哲学门（即以后的哲学系）。哲学门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的经科，先生在北大预科时就已知道该门中经学空气很浓，他对清代学者治经学的卓越成绩心仪已久，也想治经学。同时辛亥革命以后社会的变动太剧烈了，使他精神上苦闷怅惘，摸不着一个人生的头路，得不到安慰；加以年岁渐长，看到世界上的事物繁杂离奇，酷想明了它们的关系，理出一个头绪来。因此想通过研究哲学以解决这些问题。尽管亲友认为哲学不是一种谋生的本领，不赞成他学，但他并未改变自己的志向。
当时校中教“中国哲学史”课的是古文家陈汉章（伯弢），他旧学渊博，《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九通》读得烂熟，能供给学生无数材料，使他们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先生当时《笔记》中写道：“自受业于伯弢先生，颇愿为根本之学，以执简御繁，不因陋就简。”这表明先生不再满足于目录平议所载的纲要而想真正读原书了。可是陈氏从伏羲画卦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箕子陈《洪范》。先生早已受《孔子改制考》启发，知道那些上古材料是靠不住的，觉得他博而寡要，但为敬重他的渊博，不忍有所非议。另外教“春秋公羊学”课的是崔适，他严守今文家壁垒，说《穀梁传》和《左传》是古文学，即伪经学，绝不是孔子的意思；把《公羊传》分类解释，要人从中看出孔子的《春秋》大义。先生虽然也钦敬他严肃而勤恳的态度，却总是想不明白：《春秋》本是鲁国史书，为什么不从东周的史实上讲而必须在孔子的意思上讲？即使说这部书真是孔子所笔削的鲁国史书，一字一句都贯穿着他的意思，为什么书中屡有缺文，表明它保存了断烂的史书的原样？如果说《公羊传》的作者确是孔子的门人，最能把握孔子的微言大意，为什么《传》中常说“无闻焉尔”，表明他并没有捉住孔子的意思？先生对此课甚无好感，那些汉人的迂谬见解已非他的头脑所能容受，他既不想作今文家，就不去理会这些。可以说，先生并没有从老师那里得到经学上的教益。
至于以哲学去探索人生和宇宙的奥秘的愿望，也没有真正实现。当他挟着吸吞河岳的豪气鲁莽奔驰了许久之后，知道过去的哲学的基础原建筑于玄想之上，其中虽有许多精美的言论，但实际上只是解颐之语而已，终不能以此为定论。当清末民初之际，西洋的科学传进中国，先生已从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等人的著作中接触到一些新理论，认识到科学的哲学现在正在发端。故而他说：“我们要有真实的哲学，只有先从科学做起，大家择取了一小部分的学问而努力；等到各科平均发展之后，自然会有人出来从事于会通的工作而建设新的哲学的。所以我们在现在时候，再不当宣传玄想的哲学，以致阻碍了纯正科学的发展。”
那时学校中宋代理学的空气极重。先生对于它向来不感兴味，这时略略学了一些心理伦理的常识之后再去看它，更觉得触处都是误谬。他们要把必不可能之事归之于圣人，见得圣人的可望不可即；更用迷离的字句来扰乱学者的眼光，使其捉摸不着可走的道路，只以为高妙的境界必不是平庸之辈所可企及。这种故作神秘的昏乱思想，却作为课业而必修，先生因此极为憎恨，一心想打破它。
对旧学问、旧思想怀有强烈批判精神的先生，终于迎来了生命上的春天。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先生早已知道他是一位清末翰林出身的宿儒，却抛官不做，加入同盟会从事民族革命，以后留学欧洲，研究哲学、美学、教育学，又是一位受过新时代训练的学者，其品德和学问令人景仰，现在能来北大任校长，多么让先生兴奋！
前面已说过，北大原是由前清的京师大学堂衍变而来的，仍保留着不少旧习。清朝的大学生毕业后相当于一个正途出身的翰林，因此北大的学生多是北京的官家子弟以及外省的官家或地主家子弟，他们谈论最多的就是毕业后如何进入政界。由于家境优厚，很多人经常逛妓院、打牌、听戏，对学业只是混混而已，像先生这样凭个人意志去钻研功课的人不多。学校里固有图书馆，但没有几个人去看书，形同虚设。学生对校长不能直接谈话，有事时须写呈文递上，学生与教员间也没有什么关系，校中更没有什么文娱活动。总之，在蔡校长到来之前，学校里暮气沉沉。
蔡校长一到任，就锐意改革校中旧习。他出布告废止呈文而改用公函，每天进校门时对着向他敬礼的校警竟然脱帽鞠躬回礼，这种令充满封建思想的师生们惊异不已的做法渐渐养成了全校平等的气氛。蔡校长又设立出版部，出版《北京大学日刊》，其中除了发表校中消息之外，兼收教员和学生的论文或笔记，于是有了讨论驳辩的文字出来，造成了学术研究的空气，打破了以前的沉寂。学生对于学校的改进有所建议时，蔡校长也将其送该刊发表，择其可行者立即督促实行。先生对于图书馆之事最有兴趣，故将馆中一切呆滞停顿的现象指摘出来，上书校长后，不日即在《日刊》上看到校长启事，对先生所述各条均有答复，使先生快慰已极，这就更加激发了他的批评精神。蔡校长还鼓励学生成立各种学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会、辩论会、武术会一个个成立起来，课余活动变得生动活泼。
后来蔡校长为发表师生的长篇论文，又出版《北京大学月刊》，在其亲自为此刊所作序中，写道：“中庸》里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我辈应当实现这个境界。”人们由此更认识到他的广博的心胸。蔡校长大力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各方面的人才均罗致，因文科是改造思想的中心，故尤其注重它，请来陈独秀作文科学长（相当于以后的文学院院长）。陈氏原以主编《新青年》杂志宣传思想革命而得到进步青年的共鸣，现在更以此刊为阵地，联合校中一批思想进步的教员，积极鼓吹新思潮。文科中本来只有中国哲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三门，蔡校长将哲学门减少了经学课，加重了先秦诸子和西洋哲学的分量，又去掉“中国”二字，表示中外之学应该打通；以后利用政府将国史馆归并到北大、自己兼任馆长的机会，请来许多史学专家，便在文科增设了历史系，这为后来李大钊在其中讲授“唯物史观”一课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创造了条件。蔡校长还接受陈独秀的推荐，请当时在美国留学并常向《新青年》投稿的胡适来作教授。至于思想守旧而有真才实学者，蔡校长一例请来，如请拥护袁世凯做皇帝而对传统经典有极深的造诣的刘师培任国文门“中古文学史”课；又请一直保留清朝装束几被人视为怪物而精通六国文字的辜鸿铭任英文门教授。蔡校长就是要让学生在各种相互冲突抵牾的观念、学说中去自己评判曲直、选择取舍，这对于一向独立思考而不肯轻信他人的话的先生来说，简直是如鱼得水。
这里我们可以举出先生与蔡校长的一段交往，更清楚地看出当时的情状：由于不满意仅以诸子原书讲授的作法，先生上书蔡校长及陈学长，请求变更中国哲学讲授方法。他认为作为一门学科，应能总汇众理，施以纲领条目，不可被一代一人之言所限。比如讲授《庄子》，虽将《逍遥》、《齐物》解说尽致，然它与中国哲学如何关联，与外国哲学如何比较；在它如何由逻辑以立其言，在我如何由逻辑以评判其说，绝非专守本文所能讲清。他认为那样讲授“是为国故而非科学”，“难寻普遍之理而易为章句之解”，故建议另外制定讲授方法，而将《墨子》、《庄子》等课改为“特别演讲”。上书之次日，便得到答复，蔡氏批：中国哲学史详中国哲学思想进化之系统，中国哲学则择其较为重要诸家特别详讲耳。以为特别演讲，本无不可。中国哲学之名，本不合于论理，不久当废。陈氏批：学术只有派别之分，无国界之分。课程中中国哲学名词，已拟作废，易以各家各派哲学名称。而先生对此答复并不满意，认为必具科学条贯，始谓之学；学史上之家派，只能称为一家之言，不可谓之学。于是不久续上一书，再申己意。蔡校长又复书曰：“来信读过，并已致陈学长谈过，于昨日评议会提出讨论。所谓儒家道家等言，可谓之说而未可谓之学，诚是。然今之哲学门乃中国哲学门之改变，去‘中国’二字已不知废多少唇舌。若于教科中竟删中国哲学之目，则议者更多。现在哲学门之学生尚有不通外国语、未曾习过科学者，过渡办法止能如是，俟两年后实行新章时必能使君满意耳。”一名普通的学生，初经科学之风洗礼，便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旧有的讲授方法，校长、学长既没有置之不理，更不施以“狂妄”的帽子，而是以平等的身份讨论之、诱导之，足见当时北大的校风了。以前先生固然敢作批评，但不胜传统的压迫，即如那次考存古学堂时，被考官批了“斥郑说，谬”四字，后来虽在读书时依旧只见到郑玄的谬处，但总想以清代学者治学的精密，而对于他还是如此恭敬，或者他自有可以佩服之点，不过这一点尚不曾被自己发现罢了。到这时，大家提倡思想革新，先生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了的意识，“知道清代学者正因束缚于信古尊闻的旧思想之下，所以他们的学问虽比郑玄好了千百倍，但终究不敢打破他的偶像，以致为他的偶像所牵绊而妨碍了自己的求真的工作”。于是他更敢于作大胆的批评了。
胡适到北大那年仅27岁，这样年轻的教授是北大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他接替50岁的陈汉章讲“中国哲学史”，果断地略去远古一段，径由《诗经》中取材，从周宣王以后讲起，以说明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这样一改不禁使先生和他的同学们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受到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不以为然，有的同学还举出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的新诗来作嘲笑的资料，甚至有把他赶下讲台的企图。可是对于终日在学海中遨游，酷望把中国旧学系统化、条理化的先生来说，却不是这般见识，在听了几堂课之后，他听出一个道理来了，认为胡适不像那些老先生只会提供无数材料却不会从中抽出它的原理和系统，而是有眼光，有胆量，讲得条理清楚，裁断有制，不肯贸然信从古人，非常合于自己的理性，都是自己想说而不知怎样说才好的。因此先生力劝班里同学不要以貌取人，还劝同宿舍的好友、国文门学生傅斯年（孟真）去旁听。傅斯年不仅天分甚高，有优良的学问修养，而且感情炽烈，最敢放言高论，先生从其言论中常增加自己批评的勇气，故他们二人每每高谈阔论，大有“埙篪相应”的乐趣。这时傅氏去听了胡适的课后，也很满意。从此后，他们对于胡适非常信服，先生对于上古史的疑问在读了《孔子改制考》之后又因听胡适的课而加深了。那时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已在《新青年》上发表，点燃了“文学革命”的火炬，他彻底打破士大夫和下层民众在语言上延续已久的畛域，把白话文提升到文学正宗的地位，以其作为新文学的表现形式，先生与傅斯年等承接此风气，开始学作白话文。傅氏原本是国文系教授黄侃的高足，黄侃乃是校中有力的守旧派，一向痛骂提倡白话文的《新青年》，不料现在傅氏竟走到胡适的路子上去；以后当傅氏等人办起《新潮》，黄侃等人亦办《国故》与《新潮》唱对台戏，这富有戏剧性色彩的变化当来自于蔡校长所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胡适晚年忆旧时曾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之时，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不少学生的学问比他强，“这一批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的学生即包括傅斯年和先生在内。也可以说，正因为胡适得到了这些学生的信服，故而这位刚刚留学归国的年轻小伙子方能在拥有全国宏儒硕彦的学术重镇--北京大学站稳脚跟。
蔡校长有意将“国学”在原有基础上扩大研究范围，请擅长填词作曲并演唱的吴梅来做国文门教授，以前在京师大学堂的年代校中也有些杂剧、传奇类藏书，后被当作有伤风化的淫词艳曲而烧掉了，现在，校中又大买起词曲书来，不少学生跟着吴梅学唱戏曲。另外他还大力支持国文门教授刘复（半农）、沈尹默搜集歌谣，刘、沈等人因创作白话诗，想在本国文化中找出它的传统并有所借鉴，故而注意到歌谣。自1918年2月起，北大开始以校长名义向全国各省征集歌谣。5月起，刘复所编订之歌谣选陆续出现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众所周知，歌谣是一向为文人学士所不屑道的东西，现在忽然在学问界里辟出这样一个新天地，大家不免诧异，甚至怕这些市井中猥鄙的歌谣玷污了最高学府的尊严。然而蔡校长毅然支持刘复等人做了下去，久而久之大家也看惯了。先生每天在《日刊》上读到一二首，颇觉得耳目一新。不久先生因妻子吴夫人患病而造成极度的神经衰弱，只得休学回家，妻子病逝后，他既困于疾病，复伤于悲哀，读书和思考之事一时完全停止，感到怅闷不尽。恰巧从寄来的《北大日刊》上时常看到新鲜的歌谣，便想用这种怡情适性的东西来伴自己的寂寞。于是就从家中小孩的口中搜集起，渐渐推至别人，包括祖母及女佣，后来叶圣陶等苏州同学听说此事亦将自己所知者写来，一时间居然积到百余首。“很奇怪的，搜集的结果使我知道歌谣也和小说戏剧中的故事一样，会得随时随地变化。”如在同一地方采集来的二首小老婆怨命的歌谣，开头、结尾及层次的铺展均类似，可见是从一首歌词分化的；但中间主要的一段讲丈夫对自己的态度却不同，究竟这首歌的原词是得恋还是失恋已不能知道，所能知道的是因为分化而使原词改变了意义。为搜集歌谣并明了其意义，先生自然把范围扩张得很大：方言、谚语、谜语、唱本、风俗、宗教各种材料都着手搜集起来。这一年中，随手的札记竟积到了10余册。他说：“我对于民众的东西，除了戏剧之外，向来没有注意过的，总以为是极简单的；到了这时，竟愈弄愈觉得里面有复杂的情状，非经过长期的研究不易知道得清楚了。”对于好奇心极强的先生，面前这一条新路使其在寂寞独征之中激起了拓地万里的雄心，果然在以后开创了我国的民俗学事业，并且以歌谣去研究《诗经》，取得巨大成果，追根溯源，不能不首先归功于蔡校长的开明和提倡。
在蔡校长、陈学长的支持下，1918年秋，傅斯年及好友罗家伦（志希）等人发起成立《新潮》杂志社，请胡适为顾问，请蔡校长为此刊题写刊名。当时先生虽休学在家，仍是首批入社的21名社员之一。早在一年前，先生与傅斯年就常以办刊物之事作为谈话的资料，他们认为，办杂志是最有趣味、最于学业有补助之事，也是最有益于学生发挥主动性的生活，先生甚至在中学时代即有所尝试。现在有学校承担经费，他们终于可以实现这一抱负了。按照他们自己的风格，《新潮》信守着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这在傅氏所作《发刊旨趣书》中说得极清楚，文曰：北京大学今“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此刊“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他们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介绍西方近代思潮，批评中国当时学术和社会的各种问题，鼓吹文学革命、伦理革命，提倡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向封建势力发起猛烈攻击。那时已是“五四”前夜，北大已成为全国青年仰望的中心，此刊一经出版就销遍大江南北，与《新青年》相呼应，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那时能写白话文的青年很少，故首批入社者多为北大文科学生。
先生为《新潮》作了两篇长文，一为《对于旧家庭的感想》，一为《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此文原为该刊“思想问题专号”而作，因该专号未出，故未刊）。前一文出于旧家庭给先生所造成的切肤之痛，包括吴夫人之逝及自身之病，因而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千百年来旧家庭中毒害、禁锢人们头脑的名分主义和习俗主义，如何导致不承认人格而将人的创造天才和勇敢精神灭没殆尽，如何造成暮气的世界和骗子的世界。后一文则充分反映出当时先生所深受的西方历史进化论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播以前，进化史观是资产阶级史学家科学地讲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学说，在社会上影响很大。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他认为历史不是圆形之循环而是螺旋形发展的。胡适留学时学习了杜威的实用（或曰实验、实证）主义，将其所包括的“历史的方法”及“实验的方法”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自觉地在方法论层次上融合起来，不仅贯穿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并且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大力鼓吹和推行，这对于开创和形成中国现代国学研究--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时代--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胡适把“历史的方法”比做“祖孙的方法”，即“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这种历史进化观念使先生感到惬意，他曾在日记里写道：
读胡适之先生之《周秦诸子进化论》，我佩服极了。我方知我年来研究儒先言命的东西，就是中国的进化学说。（日记1919年1月17日）
读《新青年》……论世界语一篇，胡先生评他根本论点，只是一个历史进化观念；并谓语言文字的问题，是不能脱离历史进化的观念可以讨论的。此意非常佩服。吾意无论何学何事，要去论他，总在一个历史进化观念，以事物不能离因果也。（日记1919年1月12日）
因此在《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一文中，他运用这一观念分析了如何由清代的朴学发展到科学，由陆燿的经济学发展到时务、法政，由章学诚的史学发展到国故，由清代的今文学发展到建立孔教。认为古今学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动，中国原有的学问，即“朴学”、“经济学”、“史学”、“今文学”，亦包含着新的因素，“假使中国从前的学问不是如此，则欧化进来以后，精神上的迎拒、事实上的表见，决不与今日相同是可决的”。正由于先生对新旧的关系有这般敏锐清晰的感受，故不赞同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偏激之见，指出“新近因孔教的反动，有几个人拿今世的人生观去判定孔子的本身也该推倒，我想这也不必。古人的价值是因古代的时势而有的……如今回溯从前这价值，自然依旧存在，原是推不倒的”。同样，对日后有关“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的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先生亦持调和的态度，认为新旧必相互融化，取长补短，方能除旧开新，世界方能进化。当时那一代知识分子具有的某种心理失衡状态在先生身上并不存在，这也因为他一贯是凭自己的理性去思考、判断是非，因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立足于批判的继承之上的。历史进化论对于先生学术研究的影响，以后将更深刻地表现出来。
正因为蔡校长为北大开风气，“他总是希望人家发展个性，永远鼓励人们自由思想。他唯恐别人不知天地之大，又唯恐别人成见之深。他要人们多看，多想，多讨论，多工作”，故而学校一天天地发皇，学生一天天地活跃，真可以说进步像飞一般地快。一座旧衙门式的学校，经过两年多时间，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于是，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一试其锋，矛头所向由文化上的建设转向政治上的反抗强权，就如狂飙怒涛不可抵御。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启蒙运动，那么，蔡校长就当之无愧地成为启蒙运动中的革命先驱者。康德说过：“敢于认识！勇敢地运用你自己的悟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座右铭。”而蔡校长的中心主张，就是以理性为宗旨，启发人们自觉运用自己的头脑，勇敢地去认识世界。曾经有人说，中国如果没有蔡元培，或蔡元培不当北大校长，中国就不会有共产党，如果有，也要推迟多少年。这句话准确与否，我们当然不必在这本书里讨论；不过蔡校长所推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所倡导的接受理性指导的观念，的的确确对于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几年后，先生在那篇举世闻名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恳切地写道：“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孑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我的脑髓中虽已播下了辩论古史的种子，但这册书是决不会有的。”这是他的由衷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