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跟随胡适整理国故
现在学术界有人认为：“如果我们把新文化运动大致分为思想、学术与文艺三条阵线”，那么，胡适实可被看作学术阵线的“前敌总司令”，“而学术这条阵线实在是新文化运动的内在核心”。1919年，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这篇说明新文化运动宗旨的著名论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纲领，足以体现当时运动中西结合、创造新文化的基本精神。既然先生早已接受章太炎“整理国故”的思想、具备自觉治学的意志并对传统文化持有批判地继承的态度，那么，此时他积极响应胡适“整理国故”的计划，在这位“司令”引导下全力以赴投入这项工作，自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1920年夏，先生由北大毕业，这时《新潮》的编辑傅斯年已赴英留学，接任的罗家伦亦即将赴美留学，罗氏希望先生能将此刊继续编辑下去，并深知先生素怀治学之志，欲助成之，因此托胡适在北大为其谋得图书馆编目员一职。在致胡适信中，罗氏曰：“颉刚的旧学根柢，和他的忍耐心与人格，都是孟真和我平素极佩服的。所以使他有个做书的机会，其结果决不只完成他个人求学的志愿，而且可以为中国的旧学找出一部分条理来。”由此可见，先生的学问与人格，在当时同学中已有相当的声誉，他们相信先生可以胜任“整理国故”的工作。先生毕业后要承担北京与苏州两处家用，助教月薪方50元，远不敷用，罗氏亦请胡适设法。那时一个刚毕业的青年要谋双份工作也不易，于是胡适便允诺：自己每月资助先生30元。其实那时他与先生并无深交，能如此热情相助，也许仅是出于爱才之故，其品德之高尚由此可见一斑。先生在答谢胡适的信中写道：“我的职事，承先生安排，使我求学与奉职，融合为一，感不可言。薪水一事，承志希说及先生的厚意，更是感激。但这三十元，借是必要的，送是必不要的。”先生在毕业前夕考虑以后的职业时，迫切渴望得到一个于自己学问上可以进步的职业，否则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而无异于“行尸走肉”；现在能如愿以偿，并且经济上亦无后顾之忧，自然对胡适的这种知遇之恩会“感不可言”了。他的机遇的确是好，假如当其风华正茂的岁月，未逢蔡元培、胡适和北大的扶助，他哪里会有日后那么大的成就呢？
就《新潮》的出版来说，以先生之力并未维持下去，因《新潮》社中能作文的成员几乎都出国留学，加之蔡校长此时因五四运动受当局镇压已被迫离校，《新潮》经费无着，工作难以开展，不久便停刊了。在这一事上，先生不免愧对罗家伦等人之期望；然而在治学之事上，他着实取得了令好友刮目相看的成绩。
那年秋天，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发表。《水浒》故事在传说、杂剧、小说里原有种种的不同，好像没法理清的一堆乱丝，现经他的考证，理出一个头绪，使先生始知一部小说的版本问题竟会如此复杂，故事的来历和演变又有如此多的层次，这是在以往学者的文章中从未见过的。先生回想起以前做戏迷时的体验，因戏剧里的故事与小说、正史相比较极为错乱，自己曾为找不到整理的方法而苦恼，现在恍然大悟，觉得用了这种方法可以探讨的故事真不知有多少。同时又想起这年春间胡适发表的辨论“井田”的文章，其方法正和《水浒》的考证一样，可见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先生触类旁通，由此悟到：
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诋毁的积累的层次。只因我触了这一个机，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
关于这一点，在下一章还要详细谈到。总之，如先生所说，从胡适的论文中他深挚地了解并承受了研究历史的方法，更使其发生一种自觉心，“知道最合我的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这样，先生终于成为胡适的入门弟子。
那时因先生在图书馆工作，胡适常来信请他代为搜集作文的资料，又常将文稿先送给他看并请作补充，比如作《〈红楼梦〉考证》时即是如此。胡适认为《红楼梦》是个别作家的创作，不同于《水浒》那种长期演变而成的历史小说，研究此种小说，应该用一般历史研究的法则，即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资料，考订真正作者的身世及其社会背景和生活状况，考订此书的版本。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都走错了路，以为此书是描述帝王家的秘闻，只做了许多穿凿附会。先生读此文后又一次“深切地领受研究历史的方法”，并且遵胡适补充资料之嘱，从各种志书及清初人诗文集里寻觅出曹雪芹的身世及曹家的情形，以后北大同学俞平伯也加入此项工作，一起讨论高鹗续书的是非。这项工作不仅使先生感受到“一向希望的辨论学问的乐趣”，而且领悟到胡适的研究意图--他以历史考证的方法来处理小说，与其说是出于个人的兴趣，不如说一是为了向人们证实学问是平等的，一部小说与一部圣经贤传在学问上有同等的地位；二是为了告诉人们科学的研究方法：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搜求证据，尊重证据，由证据而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译注中说：“把小说当成一项‘学术主题’来研究，在中国实始于胡适！”这话并不为过。特别是由于他对“红楼梦》的考证工作已和现代中国学术的主流--从乾嘉考据学到‘五四’以后的整理国故--汇合了”，故而开创了“新红学”的研究。胡对于帮助他开创这一严肃的专门之学的两位学生，直至晚年仍不能忘怀：1957年因看到一本俞氏《红楼梦辨》而写下“纪念颉刚、平伯两个《红楼梦》同志”。可他也许无法想象，大洋彼岸的两个学生当时对他却只有批判之举而难有怀念之情了。此是后话，在此不必多说。应当指出的是，先生初入胡适之门所从事的这一工作，实是为日后的研究进行了一次方法上的训练。
1920年秋，先生将《清代著述考》稿本送胡适参阅。他看后很欣赏，认为先生抓到了“这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的中心思想”，但其中未列入姚际恒的著述，故来信询问之，认为姚氏能作《九经通论》，是一个很大胆的人，应当表彰。如前所述，先生早在中学时就已受到姚氏《古今伪书考》巨大的冲击，姚氏不但敢批判宋代的学术权威朱熹，而且敢批判汉代的学术权威郑玄，不但敢疑“传、注”，而且敢疑“经”，只因其学术思想离传统的观念太远，所以在清代学者保守的空气里总落在最倒霉的地位。他的著作虽然认真写出来，人们却不敢接受，他的家人也不敢刻出，于是就散失了，因此当时先生除了这寥寥数十页的《古今伪书考》之外未发现其他，编写《清代著述考》时便未列入。现经此一询，就用了近半月时间在图书馆查找，才在乾隆《浙江通志》里找到《九经通论》的总目，知其共170卷，分存真（百余卷）、别伪（廿余卷）两类。这样伟大而勇敢的一部大书竟在当时的压制下湮没了，先生立志为之寻找，并把所查到的情况函告胡适。次日，胡适即来函嘱先生标点《古今伪书考》，这一来是知道先生“对于这种事的兴趣是最浓厚的”，二来也是知道先生生计不宽裕，标点书籍出版，这是“工读的一个好法子”。并且胡还在先生所附旧作《〈古今伪书考〉跋》后批道：“我主张，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他这种“存疑主义”使先生颇为倾心。
11月下旬，先生着手标点此书，薄薄的几十页本来用一二天工夫就可完成，但出于求全之心，想对于他征引的书都去注明了卷帙、版本，对于他征引的人都去注明了生卒、地域。不料有的查不到，有的虽是查到，然而根上还有根，一本极薄的书就牵引到无数书上，不但自己的书不够用，连学校图书馆的书也不够用，于是就天天上京师图书馆去。作了一二个月，注解依然没作成，“但古今来造伪和辨伪的人物事迹倒弄得很清楚了，知道在现代以前，学术界上已经断断续续地起了多少次攻击伪书的运动，只因从前人的信古的观念太强，不是置之不理，便是用了强力去压服它，因此若无其事而已。现在我们既知道辨伪的必要，正可接收了他们的遗产，就他们的脚步所终止的地方再走下去”。于是先生想把前人的辨伪成绩算一个总账，不愿意仅仅注释《古今伪书考》，而是发起编辑《辨伪丛刊》。
那时，胡适买到《崔东壁遗书》送来，他认为此书正合于辨伪之用，其中《考信录》有全部翻刻的价值，但崔氏太信经，“我们还须进一步着力”。先生读后大感痛快：“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弘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他原先所作的辨伪工作，有许多是自以为创获的，但在此书中已经辨证得明明白白了；尤其是崔述指出历史上常有人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因而造成“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的现象，虽然并未作进一步的阐述，但这一见解不久便成为先生“层累说”的起点。先生立志把此书标点印行。然而同时也见到崔述的缺陷：他虽驳斥了诸子百家中的传说和神话，但信从经书里的记载，糅杂了许多先入为主的成见，他著书的目的在于驱除妨碍圣道的东西，而把辨伪仅作为手段。先生要比他进一步，推翻他的目的，进行彻底的整理。
自从与胡适计划《辨伪丛刊》之后，先生方始结识钱玄同。钱氏是北大的进步教员，常在《新青年》发表文章，帮助陈独秀开风气。先生久仰其大名，现在因其对《辨伪丛刊》表示赞同而得以相见，从此又得一良师。他们三人不断来往商讨，使该项工作日趋细密深入。先生在与钱氏的信中表明：
我的性情还是近于史学；因为想做史学，所以极要搜集史料，审定史料。为搜集史料，所以要做“目录学”；为审定史料，所以要“辨伪”。这“辨伪”的一个意思，竟与先生宗旨不谋而同，快极。
并认定“辨伪”应不受家派的节制。钱氏复信极表赞成，且以为“不但历史，一切‘国故’，要研究它们，总以辨伪为第一步”。同时提出了经学中的辨伪问题，主张打破今古文的“家法”来进行，开阔了先生的视野。起初先生作辨伪工作时，专注目于伪史和伪书上，现方感到经书的本身和注解中确有许多应辨之处。
胡、钱二人提起先生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鼓励他大胆假设，胡适称自己的古史观是：“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钱玄同认为辨“伪事”比辨“伪书”更重要，崔东壁、康有为、崔适诸人考订“伪书”之识见不为不精，只因被“伪事”所蔽，竟有他们据以驳“伪书”之材料比“伪书”还要荒唐难信的。先生当时也由“伪书的伪史”而及“真书的伪史”上去了。这样，三人的目标不期而然地集中到“伪史”上，先生预感到“伪史”寿终有日了，他说：“以胡、钱两先生的大胆，我亦追随其间，恐怕中国伪史的命运，就要寿终在这几年了。数千年欺人的尘雾，廓清有日，不禁大快！”自当年读了《孔子改制考》，先生对康氏“上古事茫昧无稽”之观点极为服膺，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至此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他的“伪史考”分三部分：第一是“伪史源”，要逐件地去考伪史中的事实是从哪里起来的，又是怎样变迁的；第二是“伪史对鞫”，要逐件地去考伪史中的事实，各个人是如何说的，把他们的话相比较，使其谎话无可逃遁；第三是“伪史例”，造伪的人虽彼此说得不同，但可寻出他们造伪的义例来。
那时先生排列过几个表。一个是依了从前人的方法编排史目，看书上说的什么时代就放在什么时代，例如置《三五历年记》、《春秋命历序》于太古，置《尧典》、《舜典》、《皋陶谟》于唐虞，置《逸周书》、《穆天子传》于西周；一个是依了现在的眼光编排史目，看它们在什么时代起来的就放在什么时代，例如置《虞夏书》于东周，置《易传》、《竹书纪年》于战国秦汉间，置《命历序》、《五帝德》于汉……这两个表实在是平平无奇，但比较看时，便立刻显出冲突的剧烈和渐次增高的可惊了。这使先生明白：“以前人看古史是平面的，无论在哪个时候发生的故事，他们总一例的看待，所以会得愈积愈多；现在我们看古史是垂线的，起初一条线，后来分成几条，更后又分成若干条，高低错落，累累如贯珠垂旒，只要细心看去就分得出清楚的层次。”因此，他对于古史的来源有了较深的认识。
先生要将郑樵的《诗辨妄》收入《辨伪丛刊》，此书批评齐、鲁、韩、毛、郑五家“诗说”，但不幸失传。在设法从各种书里辑录之时，一方面见到郑樵立论的勇敢，他说《诗经》可信，然而不必字字可信，以为此书主在乐章，而不像那些“诗说”所附会的褒贬、美刺等意，这就启发了先生对《诗经》的怀疑；另一方面由于翻读宋以后人的经解很多，对于汉儒的坏处也见到不少。接着又点读汉儒的“诗说”，自然处处感到他们的误谬；再读《诗经》的本文，也敢用数年来在歌谣中得到的见解作比较的研究了。
以后钱玄同经常与先生谈论经学问题，钱是章太炎与崔适的学生，兼通今古文而又对今古文均不满意，认为古文是假的，今文是口说流传而失其真的，所以今文家攻击古文经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这话也对。他指出：今天我们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相。当许多经学家在今古文问题上长期斗争之后，钱氏这番话是一个极其锐利、透彻的批评，使先生知道“倘使不用了信仰的态度去看而用了研究的态度去看，则这种迂谬的和伪造的东西，我们正可以利用了它们而认识它们的时代背景”。前面说过，先生曾想如清代学者一般治经学，然而总得不到一个治学的目标，虽上了崔适两年《公羊学》课而不得其要；现在从钱氏那里认清了自己治学的目标--研究经学不是要延长其寿命，乃是要促使其死亡，“使得我们以后没有经学，而把经学的材料悉数变成古代史和古代思想史的材料。所以董仲舒和房京等是系统的经学的开创者，而我们乃是经学的结束者”。这番豪言壮语以后落实在先生一生的研究中。那时先生致钱信里，首次提出：“六经》皆孔子之作品一个观念，现在也可驳倒了。”
先生晚年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总结自己所受疑辨传统的影响时，说道：
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
胡适主要给他研究整理的方法，钱玄同主要给他研究整理的目标。
在此我们还必须提到先生在治学上所受王国维的影响。1921年春，北大设立研究所国学门，马裕藻、沈兼士二人招先生任助教。这里的工作对先生很有吸引力：看书比在图书馆还要方便，再有旧存的古物和新集的歌谣也汇集到一处，使他常常翻弄到夜晚。在当时所翻的书中，最使他受益者是罗振玉和王国维的著述，从中始见到商代的甲骨文字和他们的考释，始见到近20年中新发现的北邙明器、敦煌佚籍、新疆木简的图像，始知道他们对于古史已在实物上作过种种的研究。他们“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材料、博洽的论辨，这是以前的史学家所梦想不到的”。从此先生的眼界又得一广，“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次年，先生在沪初谒王氏，又与之通信讨论《尚书》。先生称其为“我学问上最佩服之人”，可见他心中的钦敬之情。后来因溥仪出宫，王氏不再任其老师，生计无着，对此先生十分关切，考虑到当时清华大学要成立国学研究院，便请胡适设法将王氏介绍进去。1927年，王自沉于昆明湖后，先生感到震惊，为失去“中国学术界中唯一的重镇”而无比痛心，在悼念文章里指出，王对于学术界的最大功绩，就是“经书不当作经书（圣道）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他把龟甲文、钟鼎文、经籍、实物，作打通的研究，说明古代的史迹”，他是一个“旧思想的破坏者”，他的学问是“新创的中国古史学”。文中又说到自己受王的影响，知道治学要“怯”，要“细针密缕”。以后先生的研究中，的确经常引用甲骨文金文材料，尤其是在《尚书》研究中，双重证据法之应用、“疏证之详明精确与绵密细致更在王国维之上”。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先生明了考古学对于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也很想深入其中，但毕竟出于专长及兴趣所在（先生早年对其祖父的文字学书籍便未感兴味，祖父终日钩模古铭、椎拓古器的工作从未引起他模仿的热忱），主要还是在载记上致力，对于地下的发掘只是利用其成果而已。
1922年，先生因祖母病重而请长假归苏，为商务印书馆编纂《现代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桀骜不驯的天性使他不可能走以前编书的老路，而是要作成自己一家之言。上古史方面，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要推翻，但考古学在当时刚刚开头，远不能得到简单的结论，考虑的结果只有把《诗经》、《尚书》、《论语》里的上古史材料整理出来。一经着手，就发现问题，他说：
我便把这三部书里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着，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尧典》和《皋陶谟》我是向来不信的，但我总以为是春秋时的东西；哪知和《论语》中的古史观念一比较之下，竟觉得还在《论语》之后。我就将这三部书中说到禹的语句抄录出来，寻绎古代对于禹的观念，知道可以分作四层：最早的是《商颂长发》的“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把他看作一个开天辟地的神；其次是《鲁颂门必宫》的“后稷……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把他看作一个最早的人王；其次是《论语》上的“禹、稷躬稼”和“禹……尽力乎沟洫”，把他看作一个耕稼的人王；最后乃为《尧典》的“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把后生的人和缵绪的人都改成了他的同寅。尧、舜的事迹也是照了这个次序：《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这样，一个大胆的科学假说便诞生了，以余英时的话说，“层累说”“第一次有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是文献学上一个综合性的新创造”，所以不久就在史学界产生了革命性的震荡。
次年2月，钱玄同来一长信，论《诗》说及群经的辨伪，并邀先生为北大《国学季刊》撰稿，使此刊多些“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材料。先生接读这封痛快淋漓的信后很感兴奋，复信中便把一年来所积的古史见解写出了一个大概。4月中，胡适来沪，为所编《读书杂志》约稿，嘱先生赶作一文，先生因给钱氏的信寄出已两月，而未得回音，想借此催上一催，就把致钱氏信中论古史的一段加按语在《读书杂志》第九期发表，这即是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按语中说明，自己两年来蓄意要比崔述更进一步辨古史，“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并进一步解释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意义：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紧接着，先生又致钱氏一信，希望其把辨伪的见解公开在《读书》上发表，因“我们说起了辨伪已有三年了，却没有什么成绩出来，这大原故由于没有什么发表，可以引起外界的辨论和自己的勉励”。先生说：“如能由我这一封信做一个开头，继续的讨论下去，引起读者的注意，则以后的三年比过去的三年成绩好了。”他是何等地期望通过公开讨论来增进学问啊！果然不出预料，钱氏在《读书杂志》第十期上发表了很长的答复，认为先生的“层累说”“精当绝伦”，并论及许多《六经》的真相和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这之后，刘掞藜、胡堇人二人就写文来痛驳，于是，一场关于古史的大论战展开了，由此而产生的“古史辨学派”登上了中国学术舞台。
先生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推翻非信史必须打破四项传统观念：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时至今日，这“四个打破”已经成为常识而被人们所接受。先生在讨论告一段落时认为，中国的古史全是一篇糊涂帐，“即使不能遽得结论，但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至少可以指出一个公认的信信疑疑的限度来”，因此希望双方“应该各照着自己的信仰”，深入研究下去。胡适在次年为这场古史讨论作总结时亦说道：讨论的双方均在“寻求证据”以辨明古史真相，“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他不同意当时一些人对先生“忍心害理”的指责。出于实事求是的态度，他鲜明地站在了先生与钱氏一边，指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又指出“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这是先生此次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和根本方法，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这个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见功效的。同时胡批评了刘氏治史的“察传”的态度和“参之以情、验之以理、断之以证”的方法，指出以情度人的危险，以头脑中的理去验事物更危险，以情与理揣度古史而后“断之以证”同样危险。这表明了胡适对于先生的奖掖之心，也正因为有了他的支持，以先生为主的疑古学派才能在中国学术界站稳脚跟。
尽管先生的研究工作还有许多的缺点，尽管他这种石破天惊的议论在当时“违抗了世人公认的思想”而遭到各种激烈的批评，但那种不肯随便听信他人的话的坚强性格以及那种强烈的求知欲望使他勇敢前行，几年后当他将此次古史论辩的有关篇章集结为《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时，在书首赫然引录了罗丹《美术》序文中的一段话来表白自己的心迹：“要深彻猛烈的真实。你自己想得到的话，永远不要踌躇着不说，即使你觉得违抗了世人公认的思想的时候。起初别人亦许不能了解你，但是你的孤寂决不会长久，你的同志不久就会前来找你，因为一个人的真理就是大家的真理。”事实也正是如此，先生去伪求真的信信疑疑的精神逐步被人们所接受，在这次讨论之后，中国人头脑中历代相传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观念逐渐动摇了。即使是当时批评他“半由于误用默证，半由于穿凿附会”的张荫麟后来著《中国史纲（上古编）》时，也不讲三皇五帝而是从有文字记载的商代讲起了。
§§第三章 毕生辉煌的古史研究
1920年夏，先生由北大毕业，这时《新潮》的编辑傅斯年已赴英留学，接任的罗家伦亦即将赴美留学，罗氏希望先生能将此刊继续编辑下去，并深知先生素怀治学之志，欲助成之，因此托胡适在北大为其谋得图书馆编目员一职。在致胡适信中，罗氏曰：“颉刚的旧学根柢，和他的忍耐心与人格，都是孟真和我平素极佩服的。所以使他有个做书的机会，其结果决不只完成他个人求学的志愿，而且可以为中国的旧学找出一部分条理来。”由此可见，先生的学问与人格，在当时同学中已有相当的声誉，他们相信先生可以胜任“整理国故”的工作。先生毕业后要承担北京与苏州两处家用，助教月薪方50元，远不敷用，罗氏亦请胡适设法。那时一个刚毕业的青年要谋双份工作也不易，于是胡适便允诺：自己每月资助先生30元。其实那时他与先生并无深交，能如此热情相助，也许仅是出于爱才之故，其品德之高尚由此可见一斑。先生在答谢胡适的信中写道：“我的职事，承先生安排，使我求学与奉职，融合为一，感不可言。薪水一事，承志希说及先生的厚意，更是感激。但这三十元，借是必要的，送是必不要的。”先生在毕业前夕考虑以后的职业时，迫切渴望得到一个于自己学问上可以进步的职业，否则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而无异于“行尸走肉”；现在能如愿以偿，并且经济上亦无后顾之忧，自然对胡适的这种知遇之恩会“感不可言”了。他的机遇的确是好，假如当其风华正茂的岁月，未逢蔡元培、胡适和北大的扶助，他哪里会有日后那么大的成就呢？
就《新潮》的出版来说，以先生之力并未维持下去，因《新潮》社中能作文的成员几乎都出国留学，加之蔡校长此时因五四运动受当局镇压已被迫离校，《新潮》经费无着，工作难以开展，不久便停刊了。在这一事上，先生不免愧对罗家伦等人之期望；然而在治学之事上，他着实取得了令好友刮目相看的成绩。
那年秋天，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发表。《水浒》故事在传说、杂剧、小说里原有种种的不同，好像没法理清的一堆乱丝，现经他的考证，理出一个头绪，使先生始知一部小说的版本问题竟会如此复杂，故事的来历和演变又有如此多的层次，这是在以往学者的文章中从未见过的。先生回想起以前做戏迷时的体验，因戏剧里的故事与小说、正史相比较极为错乱，自己曾为找不到整理的方法而苦恼，现在恍然大悟，觉得用了这种方法可以探讨的故事真不知有多少。同时又想起这年春间胡适发表的辨论“井田”的文章，其方法正和《水浒》的考证一样，可见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先生触类旁通，由此悟到：
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诋毁的积累的层次。只因我触了这一个机，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
关于这一点，在下一章还要详细谈到。总之，如先生所说，从胡适的论文中他深挚地了解并承受了研究历史的方法，更使其发生一种自觉心，“知道最合我的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这样，先生终于成为胡适的入门弟子。
那时因先生在图书馆工作，胡适常来信请他代为搜集作文的资料，又常将文稿先送给他看并请作补充，比如作《〈红楼梦〉考证》时即是如此。胡适认为《红楼梦》是个别作家的创作，不同于《水浒》那种长期演变而成的历史小说，研究此种小说，应该用一般历史研究的法则，即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资料，考订真正作者的身世及其社会背景和生活状况，考订此书的版本。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都走错了路，以为此书是描述帝王家的秘闻，只做了许多穿凿附会。先生读此文后又一次“深切地领受研究历史的方法”，并且遵胡适补充资料之嘱，从各种志书及清初人诗文集里寻觅出曹雪芹的身世及曹家的情形，以后北大同学俞平伯也加入此项工作，一起讨论高鹗续书的是非。这项工作不仅使先生感受到“一向希望的辨论学问的乐趣”，而且领悟到胡适的研究意图--他以历史考证的方法来处理小说，与其说是出于个人的兴趣，不如说一是为了向人们证实学问是平等的，一部小说与一部圣经贤传在学问上有同等的地位；二是为了告诉人们科学的研究方法：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搜求证据，尊重证据，由证据而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译注中说：“把小说当成一项‘学术主题’来研究，在中国实始于胡适！”这话并不为过。特别是由于他对“红楼梦》的考证工作已和现代中国学术的主流--从乾嘉考据学到‘五四’以后的整理国故--汇合了”，故而开创了“新红学”的研究。胡对于帮助他开创这一严肃的专门之学的两位学生，直至晚年仍不能忘怀：1957年因看到一本俞氏《红楼梦辨》而写下“纪念颉刚、平伯两个《红楼梦》同志”。可他也许无法想象，大洋彼岸的两个学生当时对他却只有批判之举而难有怀念之情了。此是后话，在此不必多说。应当指出的是，先生初入胡适之门所从事的这一工作，实是为日后的研究进行了一次方法上的训练。
1920年秋，先生将《清代著述考》稿本送胡适参阅。他看后很欣赏，认为先生抓到了“这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的中心思想”，但其中未列入姚际恒的著述，故来信询问之，认为姚氏能作《九经通论》，是一个很大胆的人，应当表彰。如前所述，先生早在中学时就已受到姚氏《古今伪书考》巨大的冲击，姚氏不但敢批判宋代的学术权威朱熹，而且敢批判汉代的学术权威郑玄，不但敢疑“传、注”，而且敢疑“经”，只因其学术思想离传统的观念太远，所以在清代学者保守的空气里总落在最倒霉的地位。他的著作虽然认真写出来，人们却不敢接受，他的家人也不敢刻出，于是就散失了，因此当时先生除了这寥寥数十页的《古今伪书考》之外未发现其他，编写《清代著述考》时便未列入。现经此一询，就用了近半月时间在图书馆查找，才在乾隆《浙江通志》里找到《九经通论》的总目，知其共170卷，分存真（百余卷）、别伪（廿余卷）两类。这样伟大而勇敢的一部大书竟在当时的压制下湮没了，先生立志为之寻找，并把所查到的情况函告胡适。次日，胡适即来函嘱先生标点《古今伪书考》，这一来是知道先生“对于这种事的兴趣是最浓厚的”，二来也是知道先生生计不宽裕，标点书籍出版，这是“工读的一个好法子”。并且胡还在先生所附旧作《〈古今伪书考〉跋》后批道：“我主张，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他这种“存疑主义”使先生颇为倾心。
11月下旬，先生着手标点此书，薄薄的几十页本来用一二天工夫就可完成，但出于求全之心，想对于他征引的书都去注明了卷帙、版本，对于他征引的人都去注明了生卒、地域。不料有的查不到，有的虽是查到，然而根上还有根，一本极薄的书就牵引到无数书上，不但自己的书不够用，连学校图书馆的书也不够用，于是就天天上京师图书馆去。作了一二个月，注解依然没作成，“但古今来造伪和辨伪的人物事迹倒弄得很清楚了，知道在现代以前，学术界上已经断断续续地起了多少次攻击伪书的运动，只因从前人的信古的观念太强，不是置之不理，便是用了强力去压服它，因此若无其事而已。现在我们既知道辨伪的必要，正可接收了他们的遗产，就他们的脚步所终止的地方再走下去”。于是先生想把前人的辨伪成绩算一个总账，不愿意仅仅注释《古今伪书考》，而是发起编辑《辨伪丛刊》。
那时，胡适买到《崔东壁遗书》送来，他认为此书正合于辨伪之用，其中《考信录》有全部翻刻的价值，但崔氏太信经，“我们还须进一步着力”。先生读后大感痛快：“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弘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他原先所作的辨伪工作，有许多是自以为创获的，但在此书中已经辨证得明明白白了；尤其是崔述指出历史上常有人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因而造成“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的现象，虽然并未作进一步的阐述，但这一见解不久便成为先生“层累说”的起点。先生立志把此书标点印行。然而同时也见到崔述的缺陷：他虽驳斥了诸子百家中的传说和神话，但信从经书里的记载，糅杂了许多先入为主的成见，他著书的目的在于驱除妨碍圣道的东西，而把辨伪仅作为手段。先生要比他进一步，推翻他的目的，进行彻底的整理。
自从与胡适计划《辨伪丛刊》之后，先生方始结识钱玄同。钱氏是北大的进步教员，常在《新青年》发表文章，帮助陈独秀开风气。先生久仰其大名，现在因其对《辨伪丛刊》表示赞同而得以相见，从此又得一良师。他们三人不断来往商讨，使该项工作日趋细密深入。先生在与钱氏的信中表明：
我的性情还是近于史学；因为想做史学，所以极要搜集史料，审定史料。为搜集史料，所以要做“目录学”；为审定史料，所以要“辨伪”。这“辨伪”的一个意思，竟与先生宗旨不谋而同，快极。
并认定“辨伪”应不受家派的节制。钱氏复信极表赞成，且以为“不但历史，一切‘国故’，要研究它们，总以辨伪为第一步”。同时提出了经学中的辨伪问题，主张打破今古文的“家法”来进行，开阔了先生的视野。起初先生作辨伪工作时，专注目于伪史和伪书上，现方感到经书的本身和注解中确有许多应辨之处。
胡、钱二人提起先生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鼓励他大胆假设，胡适称自己的古史观是：“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钱玄同认为辨“伪事”比辨“伪书”更重要，崔东壁、康有为、崔适诸人考订“伪书”之识见不为不精，只因被“伪事”所蔽，竟有他们据以驳“伪书”之材料比“伪书”还要荒唐难信的。先生当时也由“伪书的伪史”而及“真书的伪史”上去了。这样，三人的目标不期而然地集中到“伪史”上，先生预感到“伪史”寿终有日了，他说：“以胡、钱两先生的大胆，我亦追随其间，恐怕中国伪史的命运，就要寿终在这几年了。数千年欺人的尘雾，廓清有日，不禁大快！”自当年读了《孔子改制考》，先生对康氏“上古事茫昧无稽”之观点极为服膺，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至此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他的“伪史考”分三部分：第一是“伪史源”，要逐件地去考伪史中的事实是从哪里起来的，又是怎样变迁的；第二是“伪史对鞫”，要逐件地去考伪史中的事实，各个人是如何说的，把他们的话相比较，使其谎话无可逃遁；第三是“伪史例”，造伪的人虽彼此说得不同，但可寻出他们造伪的义例来。
那时先生排列过几个表。一个是依了从前人的方法编排史目，看书上说的什么时代就放在什么时代，例如置《三五历年记》、《春秋命历序》于太古，置《尧典》、《舜典》、《皋陶谟》于唐虞，置《逸周书》、《穆天子传》于西周；一个是依了现在的眼光编排史目，看它们在什么时代起来的就放在什么时代，例如置《虞夏书》于东周，置《易传》、《竹书纪年》于战国秦汉间，置《命历序》、《五帝德》于汉……这两个表实在是平平无奇，但比较看时，便立刻显出冲突的剧烈和渐次增高的可惊了。这使先生明白：“以前人看古史是平面的，无论在哪个时候发生的故事，他们总一例的看待，所以会得愈积愈多；现在我们看古史是垂线的，起初一条线，后来分成几条，更后又分成若干条，高低错落，累累如贯珠垂旒，只要细心看去就分得出清楚的层次。”因此，他对于古史的来源有了较深的认识。
先生要将郑樵的《诗辨妄》收入《辨伪丛刊》，此书批评齐、鲁、韩、毛、郑五家“诗说”，但不幸失传。在设法从各种书里辑录之时，一方面见到郑樵立论的勇敢，他说《诗经》可信，然而不必字字可信，以为此书主在乐章，而不像那些“诗说”所附会的褒贬、美刺等意，这就启发了先生对《诗经》的怀疑；另一方面由于翻读宋以后人的经解很多，对于汉儒的坏处也见到不少。接着又点读汉儒的“诗说”，自然处处感到他们的误谬；再读《诗经》的本文，也敢用数年来在歌谣中得到的见解作比较的研究了。
以后钱玄同经常与先生谈论经学问题，钱是章太炎与崔适的学生，兼通今古文而又对今古文均不满意，认为古文是假的，今文是口说流传而失其真的，所以今文家攻击古文经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这话也对。他指出：今天我们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相。当许多经学家在今古文问题上长期斗争之后，钱氏这番话是一个极其锐利、透彻的批评，使先生知道“倘使不用了信仰的态度去看而用了研究的态度去看，则这种迂谬的和伪造的东西，我们正可以利用了它们而认识它们的时代背景”。前面说过，先生曾想如清代学者一般治经学，然而总得不到一个治学的目标，虽上了崔适两年《公羊学》课而不得其要；现在从钱氏那里认清了自己治学的目标--研究经学不是要延长其寿命，乃是要促使其死亡，“使得我们以后没有经学，而把经学的材料悉数变成古代史和古代思想史的材料。所以董仲舒和房京等是系统的经学的开创者，而我们乃是经学的结束者”。这番豪言壮语以后落实在先生一生的研究中。那时先生致钱信里，首次提出：“六经》皆孔子之作品一个观念，现在也可驳倒了。”
先生晚年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总结自己所受疑辨传统的影响时，说道：
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
胡适主要给他研究整理的方法，钱玄同主要给他研究整理的目标。
在此我们还必须提到先生在治学上所受王国维的影响。1921年春，北大设立研究所国学门，马裕藻、沈兼士二人招先生任助教。这里的工作对先生很有吸引力：看书比在图书馆还要方便，再有旧存的古物和新集的歌谣也汇集到一处，使他常常翻弄到夜晚。在当时所翻的书中，最使他受益者是罗振玉和王国维的著述，从中始见到商代的甲骨文字和他们的考释，始见到近20年中新发现的北邙明器、敦煌佚籍、新疆木简的图像，始知道他们对于古史已在实物上作过种种的研究。他们“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材料、博洽的论辨，这是以前的史学家所梦想不到的”。从此先生的眼界又得一广，“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次年，先生在沪初谒王氏，又与之通信讨论《尚书》。先生称其为“我学问上最佩服之人”，可见他心中的钦敬之情。后来因溥仪出宫，王氏不再任其老师，生计无着，对此先生十分关切，考虑到当时清华大学要成立国学研究院，便请胡适设法将王氏介绍进去。1927年，王自沉于昆明湖后，先生感到震惊，为失去“中国学术界中唯一的重镇”而无比痛心，在悼念文章里指出，王对于学术界的最大功绩，就是“经书不当作经书（圣道）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他把龟甲文、钟鼎文、经籍、实物，作打通的研究，说明古代的史迹”，他是一个“旧思想的破坏者”，他的学问是“新创的中国古史学”。文中又说到自己受王的影响，知道治学要“怯”，要“细针密缕”。以后先生的研究中，的确经常引用甲骨文金文材料，尤其是在《尚书》研究中，双重证据法之应用、“疏证之详明精确与绵密细致更在王国维之上”。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先生明了考古学对于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也很想深入其中，但毕竟出于专长及兴趣所在（先生早年对其祖父的文字学书籍便未感兴味，祖父终日钩模古铭、椎拓古器的工作从未引起他模仿的热忱），主要还是在载记上致力，对于地下的发掘只是利用其成果而已。
1922年，先生因祖母病重而请长假归苏，为商务印书馆编纂《现代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桀骜不驯的天性使他不可能走以前编书的老路，而是要作成自己一家之言。上古史方面，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要推翻，但考古学在当时刚刚开头，远不能得到简单的结论，考虑的结果只有把《诗经》、《尚书》、《论语》里的上古史材料整理出来。一经着手，就发现问题，他说：
我便把这三部书里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着，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尧典》和《皋陶谟》我是向来不信的，但我总以为是春秋时的东西；哪知和《论语》中的古史观念一比较之下，竟觉得还在《论语》之后。我就将这三部书中说到禹的语句抄录出来，寻绎古代对于禹的观念，知道可以分作四层：最早的是《商颂长发》的“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把他看作一个开天辟地的神；其次是《鲁颂门必宫》的“后稷……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把他看作一个最早的人王；其次是《论语》上的“禹、稷躬稼”和“禹……尽力乎沟洫”，把他看作一个耕稼的人王；最后乃为《尧典》的“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把后生的人和缵绪的人都改成了他的同寅。尧、舜的事迹也是照了这个次序：《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这样，一个大胆的科学假说便诞生了，以余英时的话说，“层累说”“第一次有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是文献学上一个综合性的新创造”，所以不久就在史学界产生了革命性的震荡。
次年2月，钱玄同来一长信，论《诗》说及群经的辨伪，并邀先生为北大《国学季刊》撰稿，使此刊多些“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材料。先生接读这封痛快淋漓的信后很感兴奋，复信中便把一年来所积的古史见解写出了一个大概。4月中，胡适来沪，为所编《读书杂志》约稿，嘱先生赶作一文，先生因给钱氏的信寄出已两月，而未得回音，想借此催上一催，就把致钱氏信中论古史的一段加按语在《读书杂志》第九期发表，这即是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按语中说明，自己两年来蓄意要比崔述更进一步辨古史，“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并进一步解释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意义：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紧接着，先生又致钱氏一信，希望其把辨伪的见解公开在《读书》上发表，因“我们说起了辨伪已有三年了，却没有什么成绩出来，这大原故由于没有什么发表，可以引起外界的辨论和自己的勉励”。先生说：“如能由我这一封信做一个开头，继续的讨论下去，引起读者的注意，则以后的三年比过去的三年成绩好了。”他是何等地期望通过公开讨论来增进学问啊！果然不出预料，钱氏在《读书杂志》第十期上发表了很长的答复，认为先生的“层累说”“精当绝伦”，并论及许多《六经》的真相和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这之后，刘掞藜、胡堇人二人就写文来痛驳，于是，一场关于古史的大论战展开了，由此而产生的“古史辨学派”登上了中国学术舞台。
先生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推翻非信史必须打破四项传统观念：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时至今日，这“四个打破”已经成为常识而被人们所接受。先生在讨论告一段落时认为，中国的古史全是一篇糊涂帐，“即使不能遽得结论，但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至少可以指出一个公认的信信疑疑的限度来”，因此希望双方“应该各照着自己的信仰”，深入研究下去。胡适在次年为这场古史讨论作总结时亦说道：讨论的双方均在“寻求证据”以辨明古史真相，“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他不同意当时一些人对先生“忍心害理”的指责。出于实事求是的态度，他鲜明地站在了先生与钱氏一边，指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又指出“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这是先生此次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和根本方法，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这个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见功效的。同时胡批评了刘氏治史的“察传”的态度和“参之以情、验之以理、断之以证”的方法，指出以情度人的危险，以头脑中的理去验事物更危险，以情与理揣度古史而后“断之以证”同样危险。这表明了胡适对于先生的奖掖之心，也正因为有了他的支持，以先生为主的疑古学派才能在中国学术界站稳脚跟。
尽管先生的研究工作还有许多的缺点，尽管他这种石破天惊的议论在当时“违抗了世人公认的思想”而遭到各种激烈的批评，但那种不肯随便听信他人的话的坚强性格以及那种强烈的求知欲望使他勇敢前行，几年后当他将此次古史论辩的有关篇章集结为《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时，在书首赫然引录了罗丹《美术》序文中的一段话来表白自己的心迹：“要深彻猛烈的真实。你自己想得到的话，永远不要踌躇着不说，即使你觉得违抗了世人公认的思想的时候。起初别人亦许不能了解你，但是你的孤寂决不会长久，你的同志不久就会前来找你，因为一个人的真理就是大家的真理。”事实也正是如此，先生去伪求真的信信疑疑的精神逐步被人们所接受，在这次讨论之后，中国人头脑中历代相传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观念逐渐动摇了。即使是当时批评他“半由于误用默证，半由于穿凿附会”的张荫麟后来著《中国史纲（上古编）》时，也不讲三皇五帝而是从有文字记载的商代讲起了。
§§第三章 毕生辉煌的古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