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创建历史地理学科
先生研究古史，自然包括古代地理。疆域是研究古史观念的工具，当他提出“层累说”，推翻非信史之初，即立志要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指出《禹贡》的九州、《尧典》的四罪、《史记》的黄帝四至乃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宅以交趾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由甲骨文中的地名可知商代天下自限于“邦畿千里”之内，周代虽立封建制亦未曾没收了蛮貊的土地以为统一之计，直至秦并六国方始统一，因此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作为上古早就定局的地域。1928年在中山大学开“古代地理研究”课，一是由《禹贡》、《职方》、《王会》、《山海经》、《淮南地形训》等文中搜集古人所说的“前代”的地理材料，照他们所说的时代去编排，看其对“分野”、“分州”、“四至”、“五岳”、“四裔”、“五服”等主张，如何从不同而变为相同，如何从想象而变为事实，寻出他们所立的旧系统。一是搜集古人所说的“当时”的地理材料，依时代的次序去编排，看出古代疆域的实际状况：从甲骨文中看商代地域，从金文、《诗》、《书》中看西周地域，从《春秋》、《国语》、《左传》中看东周地域，从《战国策》、先秦诸子中看战国地域，从《史记》、《汉书》中看秦汉地域，以备今天建立新系统；同时将后一类真实材料和前一类材料相比较，以推求前类诸篇的著作时代。也就是说，先生对于古代地理的研究，既是为了考订古文籍，也是为了建立真实的古史体系。在此课讲义里，他将所搜集的材料一一加按，从《五帝德》说到《山海经》，从《王亥、王恒等与有易之关系》说到周代天子行幸征伐，从甲骨文地名说到金文地名，既论述昆仑、积石、弱水、勃海的具体地方，也探讨鬼方、昆夷、严允的活动区域，可以说是三代地理无所不包了。
1931年，先生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两校开“尚书》研究”课，以历史地理方面的材料去考定《尧典》、《禹贡》的著作时代。对于古史研究来说，地理方面的知识既是迫切需要的，又是最为缺乏的，先生常常感到，非有一班人对于古人传下的材料作深切的钻研，就无法抽出一点常识作治史学或地学的基础。因而在1932年改开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一方面可借了教书来逼着自己读书，另一方面可培养出一批这方面的人材。（或许当1931年秋，他与燕大研究院学生谭其骧讨论《尧典》中的十二州与汉代州制关系之时，就已产生了开这门课的念头了。）那时，燕大、北大两校上这门课的学生有三四十人，对课业都很用功，又很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师生之间经常切磋，相互激励。1933年先生所作《州与岳的演变》一文，就是以与谭其骧、翁独健、王树民、杨向奎诸同学的讨论作为基础的；1934年初所写定的《两汉州制考》，也是以与谭其骧、牟润孙的讨论为依据的；而学生们亦在讨论中不断深入，增加了研究学问的兴趣，先生感到这门课程“有极远大的前途”。谭其骧毕业后在辅仁大学恰好也开“中国地理沿革史”一课，他们常在学生课卷中看到佳作，可惜没有出版的机会，不能公布于世；鉴于自己的经验，他们认为研究学问的兴趣是应当在公开讨论中养成的，如果燕大、北大、辅仁三校学习此课的学生能联合起来，大家把看见的材料，想到的问题，彼此交流，一定能促进学业的进步。因此在1934年2月，先生与谭君商定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以三校学生的课卷为基础，也欢迎外界的投稿；随即又组织禹贡学会，会址设于先生在燕大的寓所。所以用“禹贡”来命名学会和刊物，乃因“禹贡》是中国地理沿革史的第一篇”，“是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的学问的出发点”，用它来表现其工作的意义，最为简单明了。
中国历史地理是一门有悠久历史的学科，因为我国早已具有地理沿革的研究传统。可是中国历史地理这个学科名称的确定和运用，却是“由禹贡学会开始的”，《禹贡》半月刊之英文译名，起初为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ophy，稍后便改为The Chinese Historial Geogrophy，即中国历史地理。在前清之时，研究地理沿革曾经盛行过一时，然其所涉及的方面，未几超于《禹贡》之外，与中国历史地理尚有一间之隔。自进入民国以来，此种研究却衰落到了极点：各种文史学报上找不到这一类的论文，大学历史系里也找不到这一类的课程，而一般学历史的人，往往不知道《禹贡》九州、汉十三部为何物，唐十道、宋十五路又是什么。先生意欲改变这种状况，立志使一般学历史的人，转换一部分注意力到地理沿革方面去，使史学逐渐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上。他在大学里教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而且将《禹贡》半月刊之译名毅然采用中国历史地理这一新名称，表明已预见到历经数千年的旧学必将有一番革新。那时他曾对学生谈到：我国自古以来，都是以地理的撰述列于史部诸书之中；至于今世，地理自成专科，属于自然科学，论述历史地理就不宜舍去现代地理学的成就，而应多所采纳，以便相得益彰。在《禹贡》第一期《编后》里，他又说明此刊所讨论的地理沿革，并不限于上古地理，当代行政区域设置增减的材料，也在研究之列，并不重古而轻今。可见先生一方面要恢复清代学者治《禹贡》、《汉志》、《水经》等书的吃苦耐劳而谨严的精神，另一方面要利用今日的科学方法取得更大的成果，他所期望的业绩是远超于《禹贡》之上的。先生编辑此刊，不仅亲自为学生分发题目，而且为他们的处女作或不成熟的稿件核对、补充材料，修改甚至重作成与原作面目全非的文章而仍用原作者姓名发表。先生弘扬学问、培养人材的苦心，不知感动、激励了多少人！
先生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关注，当然不是仅出于“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九一八”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稍有爱国意识者莫不义愤填膺，先生深感国家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满腔热血早已沸腾，但他不愿用了策论式或标语式的几句话来博取一刹那间泄愤的快意，而是要踏踏实实地尽救国的责任，创办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即是其中之一。正如《发刊词》中所说：
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是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但这件工作的困难实在远出于一般人的想象。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
先生希望在真实的学问里寻出一条民族复兴的道路，禹贡学会具体工作计划有五项：一、从散乱的故纸堆里整理出一部可以供给一般史学者阅读的中国地理沿革史，这就要先把沿革史中几个重要问题研究清楚，而后才能成书；二、改进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绘制若干种详备精确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图；三、广泛搜罗历史上的地名加以考证，编辑一部可用而够用、详备精确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四、完成清代学者未竟之业，考订校补历代正史地理志；五、据地理书籍中的州郡户口、物产等史料，整理出经济、移民及生产等方面专题资料。此外还有若干有关自然地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资料，可提出问题，由地理学、社会学专家共同研究。这些工作都是为了要使人们明了我国的版图及其历来的情况，不容强邻掠夺我们的山河。在这个计划之下，学会聚集了一批同志，分工合作，《禹贡》半月刊发表了不少这些方面的论文，仅半年就有了40万字的成绩。
这年夏天，先生与燕大同人组织旅行团至绥远，在百灵庙与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的德王及其部下会谈。德王在上年发起内蒙自治运动，他们心存“民族”的成见，唯利是图。先生了解到他们背后有日本人撑腰，很可能假借“民族自决”之名进行出卖民族之事，使察哈尔、绥远两省旦夕有继东北沦亡的危险。鉴于边疆问题的严重，先生便将《禹贡》半月刊的内容从研究沿革地理逐步转到了以研究民族演进史、边疆历史和记录边疆现状为主，决心要使得荒塞的边疆日益受国人的认识和开发，打破帝国主义者的梦想；要把祖先努力开发的土地算一个总账，永不忘记在邻邦暴力压迫或欺骗分化下被夺去的是自己的家业；要把祖先千辛万苦而结合成的中华民族的经过探索出来，使得国内各族领会到大家可合而不可分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团结起来。于是次年3月在《学会简章》中规定：“以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演进史为目的”；随后在《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中指出：“救国之道千端万绪，而致力于地理，由认识国家民族之内涵，进而谋改造之方术，以求与他国方驾驰骋于世界，固为其最主要之一端也。”故学会的具体工作也就稍作调整：撰写中国民族史遂被列为首位，因为“三千年来之演进则文籍中历历可按，以吾族无种族之隘见而唯求文化之扩展，故四表得层层消融以成此庞大之国族；作为此编，可于艰难图存之中增进吾民族之自信力，亦使吾民族精神得以昭著于世界”；另外增加中国地理书目之编辑，广搜中外图书中与华夏地理有关者，以之作为研究的基础；最后增加中华民国一统志之编撰，“此为本会工作之最大目的”，因为“人民于其所居之国，莫不要求有确实之知识，以进行其征服自然之设计；专门之学虽为少数人之事，然必对于大多数人发生影响，其学始有价值：故本会以前之工作纯为学者事业，而此最后一事则为供给社会应用，将于前所探讨之中，择其为现代人所当有之常识，出以通俗化之文笔，而期广远之灌输”。兹事体大，非短时期内所能完成，学会当时的诸种工作都可以说为此预备者。在那样危机之时，先生犹作此长远计划，因为他坚信：强邻肆虐虽可逞强于一时，而具有最丰富的文化及最博大的心胸的中华民族最后必然能抵御侵略，屹立于今世，专心致志以进行建设事业。
1936年初，先生为学会募款事又作《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由于研究边疆是禹贡学会“学以致用”的工作，故此文直斥日寇；当时日寇在平津一带已横行无忌，为有利工作计，此文一时不便公开，而只在同志间散发，向学界及政界内部阐释此项研究的重要与迫切，以争取支持。文章开首即说明：“本会之研究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计划，已具载于《募集基金启》中，兹不赘。此致用方面，事关国家大计，而强敌虎眈于前，奸人鼠伺于后，不便公开，故密为陈说。”此文是一篇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也是一篇庄严的爱国宣言。全文分创办缘起、百年来中国之边疆学、百年来外人对于我国之调查研究工作、近年日本学者之中国研究、我国研究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本会研究边疆之计划、本会会员之可任边疆研究工作者等方面论述。文章以大量事实说明：清道光后，中国学术界曾激发边疆学之运动，其主要起因，实由于外患之压迫；同时外人亦对我国进行大范围的调查，如日、俄之于东北，俄之于蒙古、新疆，英之于新疆、西藏，法之于滇、黔，各就其势力范围广搜文献，努力于实地考察；近年日人之中国研究，更是直接供侵略之用，据1932年《满铁月志》所载《日本支那研究机关》一文，即知日本研究我国之团体如何之多，据“大冢史学会”所编《东洋史学论文要目》与“东方学社”所编《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即知日本对我国研究方面又如何之广，皆足以使人怵目惊心！由此可见现今我国边疆学之第二次发动是何等的重要，应该有全盘规划，分工合作；今日我国不少大学生感触时事，注意边疆，即可因势利导，发挥其作用，他们所掌握的基础学识与使用工具的能力均远胜道光间人，相信必能做出成绩。先生有如一位总司令，指挥全体会员向边疆研究的各个领域进军。
《禹贡》半月刊在先生主持下办得日益出色（1935年谭其骧往广东执教，改由燕大研究院学生冯家升协助先生编辑此刊），最初每期仅二三万言，从事撰稿者不过20余人；不到两年，会员即增至200人，稿件纷集，篇幅遂扩充至七八万言。这时，半月刊早已超出发表学生习作的范围而成为社会上颇有声誉、地位的学术刊物，学会的工作也不断获得社会的赞许和支持，前教育总长张国淦将城内一处房产捐与学会作为会址，使学会工作得以进入正轨。于是在1936年5月，禹贡学会正式成立，选举先生为理事长，于省吾为监事长。此时会员已达到400多人，其中包括不少学术界有成就的学者。不久，在先生等人努力下，学会得到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补助，遂设置各项人员以开展工作，有冯家升、张维华、白寿彝、赵泉澄、韩儒林、史念海等为专业研究员，并有编辑员、绘图员、事务员等。为了有计划地集中讨论问题，使得材料和问题得着极好的排列和阐发，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自第五卷起，半月刊按专题重点刊出专号，分别有西北、东北、后套水利、南洋、康藏、察绥、回教与回族、利玛窦地图、古代地理等，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向学术界提出的问题或资料，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先生还采纳会员建议，在半月刊辟“通讯一束”栏目发表会员通信以加强团结，并将自己的意见作为编者按语附于信末，达到交流之目的。先生在此刊发表论文近20篇，有关于《禹贡》一文的研究，也有古代地理、民族、史事的研究，还有当前边疆与民族问题的研究，其中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尤其是关于边疆与民族的几篇--《王同春开发河套记》、《介绍三篇关于王同春的文字》、《回汉问题与目前应有的工作》、《回教的文化运动》，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先生把不靠政府而靠自己力量开发河套的王同春称为“民族英雄”，第一次向社会公开介绍，不仅引起国内的注意，并且引起日本人的格外重视；至于回汉问题，先生以公正的态度，作科学的分析，对于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起到很好的效果。另外，先生主持编印《地图底本》，出版三种缩尺、三种色彩的最新分幅地图，用以作全国历史地图之准备，该项工作成为学会“最值得注意的”学术活动之一；有此精确底图，不仅能正确绘制疆域与区划，还可绘制山川、民族、人口、物产、交通等图，据图分析，便于得出明确的结论，颇有益于学会的研究工作。他又多方物色清人未刊的论述边疆的文稿，出版边疆丛书，既表彰前人的艰苦成就，亦借以提高今人对边疆之认识；并出版游记丛书，与学术论著相辅相成。他还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考察，如组织河套水利调查团，亲自为团员安排行程，指出调查重点，以后这些调查结果编为专号在半月刊发表，成为最翔实的报告。
当学会创办3周年时，半月刊每期字数已增至14万，每期印数也从起初的500册而增至1500册，该刊迄七七事变发生而停刊之时，共出版七卷82期，发表文章700余篇，内容涉及历代史地、边疆史地、本国地志、内地民族与宗教、地方志、历史地图、中外关系、外国史地、地理古籍、地理书目、地理学家事迹等方面；同时，3年来学会渐渐聚合了各方面的人才，原先只是几十位大学师生在图书馆里钻研旧籍，后来许多专家带了他们的实际调查到这里来了。学会胜友如云，成果剧增，“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堪称盛事”，以致引起日本学界的注意，被其称为“禹贡学派的人们”。这样一个以私人力量组织的，靠着先生的捐款、会员的会费及社会上的资助而维持下来的学会，在短短3年中，能取得如此进展，除了学会的工作能够认清历史使命，跟上时代步伐，适应于当时救亡图存的任务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先生一贯倡导的平等讨论的学术空气，以及他的质朴、热忱的谦谦君子之风，吸引团结了一大批人。在创办学会之初，先生就明确指出：“我们不希望出几个大才，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只希望能聚集若干肯作苦工的人，穷年累月去钻研，用平凡的力量，合作的精神，来造成伟大的事业，因为唯有这样才有切实的结果”，“我们确实承认，在这个团体中的个人是平等的，我们的团体和其它的团体也是平等的。我们大家站在学术之神的面前，为她而工作，而辨论，而庆贺新境界的开展，而纠正自己一时的错误”。以后在3周年《纪念辞》里，先生又重申：“我们无间新旧，兼容并包，使得偏旧的人也熏陶于新方法的训练，而偏新的人也有旧材料可整理，他们有相互的观摩和补益而没有相互的隔膜和冲突。我们常有剧烈的争辩，但这争辩并不是有所挟持以凌人，而是把自己搜集来的材料和蕴蓄着的意见贡献出来，共同讨论一个问题，寻求适当的解决。我们承认，这是最有力的推进学术的方法。”故而这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人们，为半月刊及学会开辟了许多新园地，并给予我国学术史上一种新生命。再值得指出的是，先生在学术事业上的自信心、镇定力、忍耐力和倔强性格，使他在困难面前不会轻易退缩。1935年秋在给胡适的一封求援信中，谈到所面临的经费困难：当时每月印刷费在200元至300元间，绘图员薪金及印图费每月亦须百余元，张国淦捐了房屋后，会所的开办费至少200元，经常费每月至少50元。“禹贡学会是我和学生们组织的，当然没有固定的经费”，而每月四五百元的费用使“我们这种靠薪水吃饭的人哪有这种财力支持”。尽管如此，他仍认为“做事本和打仗一样，应当有进无退”，即使碰到石壁挡路，也要“寻得前进的道路”，因此希望得到学术机关的帮助。如果没有先生这种坚韧顽强的战斗精神，就不会有禹贡学会的累累业绩。
于此同时，先生又在燕京大学与冯家升共同发起成立边疆问题研究会，还与在绥远主持开发工作的段承泽等人联合发起成立西北移垦促进会。可以说，在七七事变前的几年间，先生把主要精力都投入了历史地理学、边疆和民族学的开创，不仅从事学术上的研究，而且参与实际的考察和开发，更重要的是为我国这一新兴学科培养了整整一代人材，为建立、发展这一学科扎下了基础，影响甚为广远。因此，当今学术界认为，“我国当代的历史地理研究，是在先生倡导下开展起来的”。
七七事变后，先生遭到日本人搜捕，遂仓促离开北平，禹贡学会的集体工作骤然中断。这一年9月，先生应中英庚款董事会之邀，去西北考察教育。他到了甘肃、青海等地，仍然继续着禹贡学会的事业，为了解西北社会之基本问题，不去交通便利之陇东南及河西地区，而专去尚未通公路之陇西，深入甘肃西南各县达半年之久，跋涉于河、湟、洮、渭之间。先生不仅考察当地的教育，还关切那里的民族问题，他为教育工作属全省之最的临洮办“小学教员寒假讲习会”，使他们得到教科书以外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战时所需的国防教育等方面的常识，激发他们的时代意识；他为生产落后、交通不便而缺乏师资的渭源办“乡村师资训练班”，以半年时间初步给他们培养了一批小学教员；对于汉、回、藏杂居、民族宗教纠纷甚多之临潭，他主张除充实小学教育外，更宜注意职业教育，以发展畜牧农商等业，并需开办社会教育，调整各族之间关系，以消弭矛盾于未形成之时。经过这番考察，先生深感各族之间隔阂甚大，在异常明显的畛域之下，帝国主义者的离间分化才容易得逞，因而开始认识到，边疆问题不只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自己内部的问题。1938年秋先生到云南大学任职时，就创办《边疆》周刊，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以历史事实证明民族既不组织在相同的血统上，也不建立在相同的文化上；中华民族是在长期的各族血统及文化的融合中形成的，早已不可分离。先生冀图在中国有史以来最危急的年月里，以自己的爱国心、同情心来进行我们民族的心理建设。此文亦是“经世致用”之作，发表后各地报纸转载甚多，白寿彝来信称赞说，第一个以事实来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当属先生此文；并认为史学家应由真的史料写成一部新的中国史，来证实这一观念。以后先生到四川工作，又与韩儒林等人成立中国边疆学会，编辑《中国边疆》等刊物，不过均困于时局及经费，再难重现禹贡学会时期的盛况。抗战胜利后，先生返北平拟恢复禹贡学会，终因时局不稳、物价奇昂而未能实现。但是，他的《西北考察日记》以及抗战以来所写的有关边疆、民族的论文、工作计划、专刊发刊词、学会成立宣言等一系列文字，都已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及边疆与民族学的珍贵材料。而他在边疆期间综合历史、地理、民族、民俗等知识而写的《浪口村随笔》（以后修改为《史林杂识》），由于“播迁所及，随地有考察机会，故西南西北，貊国羌乡，咸多创获，远迈前修”，则为学术界又开辟一个新领域，成为我国民族考古学的最早专著。
1979年6月，在西安召开“中国地理学会全国历史地理专业学术会议”，先生此时已届耄耋之年，尽管多病之躯不得赴会，仍在致大会的《贺电》里嘱托道：“甚愿经本届会议中推定编辑委员”，“早日出版定期刊物”，“迅速推进各项专题研究”。这些工作，是他至死也不能忘怀的。就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郭敬辉在所作报告中说：“今天历史地理学界年长一些的同志们，都是当时参加过禹贡学会的人，我当时也是禹贡学会最年轻的会员。……我们今天回忆这门科学的发展，不能离开顾先生毕生的努力。”为了继承和发展禹贡学会的事业，大会议定创办《历史地理》，虽然当创刊号问世之时先生已经长逝，但相信他若地下有知，也会为此而含笑九泉。今天，中国历史地理学已成为显学，研究范围也从沿革地理扩大到经济地理，出现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民族人口地理等多个分支，但先生的奠基之功，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第五章 高山景行的学格和人格
1931年，先生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两校开“尚书》研究”课，以历史地理方面的材料去考定《尧典》、《禹贡》的著作时代。对于古史研究来说，地理方面的知识既是迫切需要的，又是最为缺乏的，先生常常感到，非有一班人对于古人传下的材料作深切的钻研，就无法抽出一点常识作治史学或地学的基础。因而在1932年改开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一方面可借了教书来逼着自己读书，另一方面可培养出一批这方面的人材。（或许当1931年秋，他与燕大研究院学生谭其骧讨论《尧典》中的十二州与汉代州制关系之时，就已产生了开这门课的念头了。）那时，燕大、北大两校上这门课的学生有三四十人，对课业都很用功，又很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师生之间经常切磋，相互激励。1933年先生所作《州与岳的演变》一文，就是以与谭其骧、翁独健、王树民、杨向奎诸同学的讨论作为基础的；1934年初所写定的《两汉州制考》，也是以与谭其骧、牟润孙的讨论为依据的；而学生们亦在讨论中不断深入，增加了研究学问的兴趣，先生感到这门课程“有极远大的前途”。谭其骧毕业后在辅仁大学恰好也开“中国地理沿革史”一课，他们常在学生课卷中看到佳作，可惜没有出版的机会，不能公布于世；鉴于自己的经验，他们认为研究学问的兴趣是应当在公开讨论中养成的，如果燕大、北大、辅仁三校学习此课的学生能联合起来，大家把看见的材料，想到的问题，彼此交流，一定能促进学业的进步。因此在1934年2月，先生与谭君商定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以三校学生的课卷为基础，也欢迎外界的投稿；随即又组织禹贡学会，会址设于先生在燕大的寓所。所以用“禹贡”来命名学会和刊物，乃因“禹贡》是中国地理沿革史的第一篇”，“是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的学问的出发点”，用它来表现其工作的意义，最为简单明了。
中国历史地理是一门有悠久历史的学科，因为我国早已具有地理沿革的研究传统。可是中国历史地理这个学科名称的确定和运用，却是“由禹贡学会开始的”，《禹贡》半月刊之英文译名，起初为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ophy，稍后便改为The Chinese Historial Geogrophy，即中国历史地理。在前清之时，研究地理沿革曾经盛行过一时，然其所涉及的方面，未几超于《禹贡》之外，与中国历史地理尚有一间之隔。自进入民国以来，此种研究却衰落到了极点：各种文史学报上找不到这一类的论文，大学历史系里也找不到这一类的课程，而一般学历史的人，往往不知道《禹贡》九州、汉十三部为何物，唐十道、宋十五路又是什么。先生意欲改变这种状况，立志使一般学历史的人，转换一部分注意力到地理沿革方面去，使史学逐渐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上。他在大学里教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而且将《禹贡》半月刊之译名毅然采用中国历史地理这一新名称，表明已预见到历经数千年的旧学必将有一番革新。那时他曾对学生谈到：我国自古以来，都是以地理的撰述列于史部诸书之中；至于今世，地理自成专科，属于自然科学，论述历史地理就不宜舍去现代地理学的成就，而应多所采纳，以便相得益彰。在《禹贡》第一期《编后》里，他又说明此刊所讨论的地理沿革，并不限于上古地理，当代行政区域设置增减的材料，也在研究之列，并不重古而轻今。可见先生一方面要恢复清代学者治《禹贡》、《汉志》、《水经》等书的吃苦耐劳而谨严的精神，另一方面要利用今日的科学方法取得更大的成果，他所期望的业绩是远超于《禹贡》之上的。先生编辑此刊，不仅亲自为学生分发题目，而且为他们的处女作或不成熟的稿件核对、补充材料，修改甚至重作成与原作面目全非的文章而仍用原作者姓名发表。先生弘扬学问、培养人材的苦心，不知感动、激励了多少人！
先生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关注，当然不是仅出于“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九一八”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稍有爱国意识者莫不义愤填膺，先生深感国家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满腔热血早已沸腾，但他不愿用了策论式或标语式的几句话来博取一刹那间泄愤的快意，而是要踏踏实实地尽救国的责任，创办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即是其中之一。正如《发刊词》中所说：
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是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但这件工作的困难实在远出于一般人的想象。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
先生希望在真实的学问里寻出一条民族复兴的道路，禹贡学会具体工作计划有五项：一、从散乱的故纸堆里整理出一部可以供给一般史学者阅读的中国地理沿革史，这就要先把沿革史中几个重要问题研究清楚，而后才能成书；二、改进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绘制若干种详备精确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图；三、广泛搜罗历史上的地名加以考证，编辑一部可用而够用、详备精确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四、完成清代学者未竟之业，考订校补历代正史地理志；五、据地理书籍中的州郡户口、物产等史料，整理出经济、移民及生产等方面专题资料。此外还有若干有关自然地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资料，可提出问题，由地理学、社会学专家共同研究。这些工作都是为了要使人们明了我国的版图及其历来的情况，不容强邻掠夺我们的山河。在这个计划之下，学会聚集了一批同志，分工合作，《禹贡》半月刊发表了不少这些方面的论文，仅半年就有了40万字的成绩。
这年夏天，先生与燕大同人组织旅行团至绥远，在百灵庙与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的德王及其部下会谈。德王在上年发起内蒙自治运动，他们心存“民族”的成见，唯利是图。先生了解到他们背后有日本人撑腰，很可能假借“民族自决”之名进行出卖民族之事，使察哈尔、绥远两省旦夕有继东北沦亡的危险。鉴于边疆问题的严重，先生便将《禹贡》半月刊的内容从研究沿革地理逐步转到了以研究民族演进史、边疆历史和记录边疆现状为主，决心要使得荒塞的边疆日益受国人的认识和开发，打破帝国主义者的梦想；要把祖先努力开发的土地算一个总账，永不忘记在邻邦暴力压迫或欺骗分化下被夺去的是自己的家业；要把祖先千辛万苦而结合成的中华民族的经过探索出来，使得国内各族领会到大家可合而不可分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团结起来。于是次年3月在《学会简章》中规定：“以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演进史为目的”；随后在《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中指出：“救国之道千端万绪，而致力于地理，由认识国家民族之内涵，进而谋改造之方术，以求与他国方驾驰骋于世界，固为其最主要之一端也。”故学会的具体工作也就稍作调整：撰写中国民族史遂被列为首位，因为“三千年来之演进则文籍中历历可按，以吾族无种族之隘见而唯求文化之扩展，故四表得层层消融以成此庞大之国族；作为此编，可于艰难图存之中增进吾民族之自信力，亦使吾民族精神得以昭著于世界”；另外增加中国地理书目之编辑，广搜中外图书中与华夏地理有关者，以之作为研究的基础；最后增加中华民国一统志之编撰，“此为本会工作之最大目的”，因为“人民于其所居之国，莫不要求有确实之知识，以进行其征服自然之设计；专门之学虽为少数人之事，然必对于大多数人发生影响，其学始有价值：故本会以前之工作纯为学者事业，而此最后一事则为供给社会应用，将于前所探讨之中，择其为现代人所当有之常识，出以通俗化之文笔，而期广远之灌输”。兹事体大，非短时期内所能完成，学会当时的诸种工作都可以说为此预备者。在那样危机之时，先生犹作此长远计划，因为他坚信：强邻肆虐虽可逞强于一时，而具有最丰富的文化及最博大的心胸的中华民族最后必然能抵御侵略，屹立于今世，专心致志以进行建设事业。
1936年初，先生为学会募款事又作《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由于研究边疆是禹贡学会“学以致用”的工作，故此文直斥日寇；当时日寇在平津一带已横行无忌，为有利工作计，此文一时不便公开，而只在同志间散发，向学界及政界内部阐释此项研究的重要与迫切，以争取支持。文章开首即说明：“本会之研究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计划，已具载于《募集基金启》中，兹不赘。此致用方面，事关国家大计，而强敌虎眈于前，奸人鼠伺于后，不便公开，故密为陈说。”此文是一篇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也是一篇庄严的爱国宣言。全文分创办缘起、百年来中国之边疆学、百年来外人对于我国之调查研究工作、近年日本学者之中国研究、我国研究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本会研究边疆之计划、本会会员之可任边疆研究工作者等方面论述。文章以大量事实说明：清道光后，中国学术界曾激发边疆学之运动，其主要起因，实由于外患之压迫；同时外人亦对我国进行大范围的调查，如日、俄之于东北，俄之于蒙古、新疆，英之于新疆、西藏，法之于滇、黔，各就其势力范围广搜文献，努力于实地考察；近年日人之中国研究，更是直接供侵略之用，据1932年《满铁月志》所载《日本支那研究机关》一文，即知日本研究我国之团体如何之多，据“大冢史学会”所编《东洋史学论文要目》与“东方学社”所编《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即知日本对我国研究方面又如何之广，皆足以使人怵目惊心！由此可见现今我国边疆学之第二次发动是何等的重要，应该有全盘规划，分工合作；今日我国不少大学生感触时事，注意边疆，即可因势利导，发挥其作用，他们所掌握的基础学识与使用工具的能力均远胜道光间人，相信必能做出成绩。先生有如一位总司令，指挥全体会员向边疆研究的各个领域进军。
《禹贡》半月刊在先生主持下办得日益出色（1935年谭其骧往广东执教，改由燕大研究院学生冯家升协助先生编辑此刊），最初每期仅二三万言，从事撰稿者不过20余人；不到两年，会员即增至200人，稿件纷集，篇幅遂扩充至七八万言。这时，半月刊早已超出发表学生习作的范围而成为社会上颇有声誉、地位的学术刊物，学会的工作也不断获得社会的赞许和支持，前教育总长张国淦将城内一处房产捐与学会作为会址，使学会工作得以进入正轨。于是在1936年5月，禹贡学会正式成立，选举先生为理事长，于省吾为监事长。此时会员已达到400多人，其中包括不少学术界有成就的学者。不久，在先生等人努力下，学会得到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补助，遂设置各项人员以开展工作，有冯家升、张维华、白寿彝、赵泉澄、韩儒林、史念海等为专业研究员，并有编辑员、绘图员、事务员等。为了有计划地集中讨论问题，使得材料和问题得着极好的排列和阐发，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自第五卷起，半月刊按专题重点刊出专号，分别有西北、东北、后套水利、南洋、康藏、察绥、回教与回族、利玛窦地图、古代地理等，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向学术界提出的问题或资料，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先生还采纳会员建议，在半月刊辟“通讯一束”栏目发表会员通信以加强团结，并将自己的意见作为编者按语附于信末，达到交流之目的。先生在此刊发表论文近20篇，有关于《禹贡》一文的研究，也有古代地理、民族、史事的研究，还有当前边疆与民族问题的研究，其中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尤其是关于边疆与民族的几篇--《王同春开发河套记》、《介绍三篇关于王同春的文字》、《回汉问题与目前应有的工作》、《回教的文化运动》，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先生把不靠政府而靠自己力量开发河套的王同春称为“民族英雄”，第一次向社会公开介绍，不仅引起国内的注意，并且引起日本人的格外重视；至于回汉问题，先生以公正的态度，作科学的分析，对于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起到很好的效果。另外，先生主持编印《地图底本》，出版三种缩尺、三种色彩的最新分幅地图，用以作全国历史地图之准备，该项工作成为学会“最值得注意的”学术活动之一；有此精确底图，不仅能正确绘制疆域与区划，还可绘制山川、民族、人口、物产、交通等图，据图分析，便于得出明确的结论，颇有益于学会的研究工作。他又多方物色清人未刊的论述边疆的文稿，出版边疆丛书，既表彰前人的艰苦成就，亦借以提高今人对边疆之认识；并出版游记丛书，与学术论著相辅相成。他还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考察，如组织河套水利调查团，亲自为团员安排行程，指出调查重点，以后这些调查结果编为专号在半月刊发表，成为最翔实的报告。
当学会创办3周年时，半月刊每期字数已增至14万，每期印数也从起初的500册而增至1500册，该刊迄七七事变发生而停刊之时，共出版七卷82期，发表文章700余篇，内容涉及历代史地、边疆史地、本国地志、内地民族与宗教、地方志、历史地图、中外关系、外国史地、地理古籍、地理书目、地理学家事迹等方面；同时，3年来学会渐渐聚合了各方面的人才，原先只是几十位大学师生在图书馆里钻研旧籍，后来许多专家带了他们的实际调查到这里来了。学会胜友如云，成果剧增，“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堪称盛事”，以致引起日本学界的注意，被其称为“禹贡学派的人们”。这样一个以私人力量组织的，靠着先生的捐款、会员的会费及社会上的资助而维持下来的学会，在短短3年中，能取得如此进展，除了学会的工作能够认清历史使命，跟上时代步伐，适应于当时救亡图存的任务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先生一贯倡导的平等讨论的学术空气，以及他的质朴、热忱的谦谦君子之风，吸引团结了一大批人。在创办学会之初，先生就明确指出：“我们不希望出几个大才，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只希望能聚集若干肯作苦工的人，穷年累月去钻研，用平凡的力量，合作的精神，来造成伟大的事业，因为唯有这样才有切实的结果”，“我们确实承认，在这个团体中的个人是平等的，我们的团体和其它的团体也是平等的。我们大家站在学术之神的面前，为她而工作，而辨论，而庆贺新境界的开展，而纠正自己一时的错误”。以后在3周年《纪念辞》里，先生又重申：“我们无间新旧，兼容并包，使得偏旧的人也熏陶于新方法的训练，而偏新的人也有旧材料可整理，他们有相互的观摩和补益而没有相互的隔膜和冲突。我们常有剧烈的争辩，但这争辩并不是有所挟持以凌人，而是把自己搜集来的材料和蕴蓄着的意见贡献出来，共同讨论一个问题，寻求适当的解决。我们承认，这是最有力的推进学术的方法。”故而这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人们，为半月刊及学会开辟了许多新园地，并给予我国学术史上一种新生命。再值得指出的是，先生在学术事业上的自信心、镇定力、忍耐力和倔强性格，使他在困难面前不会轻易退缩。1935年秋在给胡适的一封求援信中，谈到所面临的经费困难：当时每月印刷费在200元至300元间，绘图员薪金及印图费每月亦须百余元，张国淦捐了房屋后，会所的开办费至少200元，经常费每月至少50元。“禹贡学会是我和学生们组织的，当然没有固定的经费”，而每月四五百元的费用使“我们这种靠薪水吃饭的人哪有这种财力支持”。尽管如此，他仍认为“做事本和打仗一样，应当有进无退”，即使碰到石壁挡路，也要“寻得前进的道路”，因此希望得到学术机关的帮助。如果没有先生这种坚韧顽强的战斗精神，就不会有禹贡学会的累累业绩。
于此同时，先生又在燕京大学与冯家升共同发起成立边疆问题研究会，还与在绥远主持开发工作的段承泽等人联合发起成立西北移垦促进会。可以说，在七七事变前的几年间，先生把主要精力都投入了历史地理学、边疆和民族学的开创，不仅从事学术上的研究，而且参与实际的考察和开发，更重要的是为我国这一新兴学科培养了整整一代人材，为建立、发展这一学科扎下了基础，影响甚为广远。因此，当今学术界认为，“我国当代的历史地理研究，是在先生倡导下开展起来的”。
七七事变后，先生遭到日本人搜捕，遂仓促离开北平，禹贡学会的集体工作骤然中断。这一年9月，先生应中英庚款董事会之邀，去西北考察教育。他到了甘肃、青海等地，仍然继续着禹贡学会的事业，为了解西北社会之基本问题，不去交通便利之陇东南及河西地区，而专去尚未通公路之陇西，深入甘肃西南各县达半年之久，跋涉于河、湟、洮、渭之间。先生不仅考察当地的教育，还关切那里的民族问题，他为教育工作属全省之最的临洮办“小学教员寒假讲习会”，使他们得到教科书以外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战时所需的国防教育等方面的常识，激发他们的时代意识；他为生产落后、交通不便而缺乏师资的渭源办“乡村师资训练班”，以半年时间初步给他们培养了一批小学教员；对于汉、回、藏杂居、民族宗教纠纷甚多之临潭，他主张除充实小学教育外，更宜注意职业教育，以发展畜牧农商等业，并需开办社会教育，调整各族之间关系，以消弭矛盾于未形成之时。经过这番考察，先生深感各族之间隔阂甚大，在异常明显的畛域之下，帝国主义者的离间分化才容易得逞，因而开始认识到，边疆问题不只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自己内部的问题。1938年秋先生到云南大学任职时，就创办《边疆》周刊，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以历史事实证明民族既不组织在相同的血统上，也不建立在相同的文化上；中华民族是在长期的各族血统及文化的融合中形成的，早已不可分离。先生冀图在中国有史以来最危急的年月里，以自己的爱国心、同情心来进行我们民族的心理建设。此文亦是“经世致用”之作，发表后各地报纸转载甚多，白寿彝来信称赞说，第一个以事实来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当属先生此文；并认为史学家应由真的史料写成一部新的中国史，来证实这一观念。以后先生到四川工作，又与韩儒林等人成立中国边疆学会，编辑《中国边疆》等刊物，不过均困于时局及经费，再难重现禹贡学会时期的盛况。抗战胜利后，先生返北平拟恢复禹贡学会，终因时局不稳、物价奇昂而未能实现。但是，他的《西北考察日记》以及抗战以来所写的有关边疆、民族的论文、工作计划、专刊发刊词、学会成立宣言等一系列文字，都已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及边疆与民族学的珍贵材料。而他在边疆期间综合历史、地理、民族、民俗等知识而写的《浪口村随笔》（以后修改为《史林杂识》），由于“播迁所及，随地有考察机会，故西南西北，貊国羌乡，咸多创获，远迈前修”，则为学术界又开辟一个新领域，成为我国民族考古学的最早专著。
1979年6月，在西安召开“中国地理学会全国历史地理专业学术会议”，先生此时已届耄耋之年，尽管多病之躯不得赴会，仍在致大会的《贺电》里嘱托道：“甚愿经本届会议中推定编辑委员”，“早日出版定期刊物”，“迅速推进各项专题研究”。这些工作，是他至死也不能忘怀的。就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郭敬辉在所作报告中说：“今天历史地理学界年长一些的同志们，都是当时参加过禹贡学会的人，我当时也是禹贡学会最年轻的会员。……我们今天回忆这门科学的发展，不能离开顾先生毕生的努力。”为了继承和发展禹贡学会的事业，大会议定创办《历史地理》，虽然当创刊号问世之时先生已经长逝，但相信他若地下有知，也会为此而含笑九泉。今天，中国历史地理学已成为显学，研究范围也从沿革地理扩大到经济地理，出现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民族人口地理等多个分支，但先生的奠基之功，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第五章 高山景行的学格和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