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探求真理，永无止境
先生一生能取得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与他嗜学如命的性格分不开。那种极端旺盛的求知欲，也许是与生俱来的。从小他就喜欢翻看一切书籍，不管能否看懂。那时还没有图书馆，他就天天跑书铺子，也不分新书铺和旧书铺；并尽量搜罗书目，全国的书铺子凡是印出书目者他无不索取。所以当他还是一个中学生时，目录学的知识已经非常丰富。至大学毕业之后，他才知道他所爱好的学问是属于史料学领域的，于是就按照自己的兴趣将研究工作向史学方面发展。他说：“我所以特别爱好学问，只因学问中有真实的美感，可以生出我的丰富的兴味之故。”学问工作给他带来了无尽的快乐：无论是读到一部渴望已久的书，还是发现一些新材料，都会感到“大痛快”；与师友论学，交流心得固然深感乐趣，即使遭到批评责难也感到高兴。在他的文章、书信、日记里，这类记录比比皆是。尽管他在处世时往往显得平庸、急躁、优柔寡断，显出呆气，但到了研究学问的时候，人格便非常坚强，有宗旨、有鉴别力、有自信力、有镇定力、有虚心和忍耐，所以他愿意把全部生命倾注于学问生活之中。早在20年代初，友人就称先生为“最富于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者”，而非“为生活而学问”、“为功利而学问”者，先生许为“知我之言”而“决不谦让”，认为“别人颂扬我的，每说我学问好，那是我最怕听的话”，因为自知“我的学问实在浅薄幼稚得很”；但“学问是我的嗜好，我愿意用全力去研究它”。
这种强烈的求知欲望再加之自幼所富于的极发达的好奇心与桀骜不驯的倔强性格，使先生满眼都是新境界，随处都会在别人熟视无睹之处发现问题，并且心中一有问题便坐立不安，要去寻找材料，通过自己的思考求得答案，不肯轻易听信他人的意见，接受他人的管束，即使受到压力亦不顾。先生治学只为求真而从不崇拜偶像、不入家派的特点和风格，倘若在以往的封建社会中，肯定会使他被视作狂妄之徒，幸运的是他赶上了以皇权为首的一切旧日的权威被摧毁和动摇的时代，在新文化运动的巨澜推动下，他那种蔑视权威的天性便充分发展起来。他说：“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是使我极高兴的。我固然有许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们，原为他们有许多长处，我的理性指导我去效法；并不是愿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布。”如前所述，无论是对于启发自己树立为求真而治学这一个“生命中最可纪念的”信念的章太炎，还是对于最早启发自己怀疑上古史事的康有为，先生所持的态度均是如此：效法他们的长处，批评他们的短处，一切只接受理性的指导。而“接受理性的指导”，“这就是中国‘五四’以后现代学术精神的最高旨归”。正由于先生从不崇拜偶像，因此他也不会以势利的眼光去看不占势力的人物，故而在学问上从不加入任何一派，不肯用了习惯上的毁誉去压抑自己的理性，而是本着固有的是非之心，只凭搜集到的证据来说话。他相信：保持客观的态度，以平等的眼光去观察种种不同的派别，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即使不能完全不偏，总可以勉力使它少偏一点。比如他对于今古文经学的研究即是如此，这在前面已经论及。又如他对于唯物论的态度亦是如此，当20年代讨论古史时，学术界尚没有人用了唯物史观来解释古史的，因而他们所立疑信的标准只是由社会学、考古学而来。自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以来，唯物史观在社会上的影响逐渐增加，先生也感到所立的标准要更进一步，所以在《古史辨》第四册《序》里说道：“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又说：清代学者的校勘训诂“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得用错了”。故而他重申多年来所坚持的“分工”原则，认为“许多学问各有其领域，亦各当以其所得相辅助”。1950年在所作《顾颉刚自传》里说道：“我们所做的考证工作是唯物史观者建设理论的基础，然而唯物史观的理论又正是我们考证工作的基本观念。彼此所信的‘真古’是同的，只是工作一偏于理论，一偏于事实，这原是分工合作所应有的界域。”“近人每喜出主入奴，扬彼抑此，我想只要大家心平气和地一想，自能彼此释然。”尽管以后的事实并不如他所愿，不久，无情的批判即接踵而至，然而不管是在私下的场合（如日记、笔记里）或是公开的会议中，他都毫不动摇地为所从事的考证工作辩护，坚持考据学是反封建的观点，坚持这种工作是社会发展所需要，还要作下去；甚至有些天真地认为自己的理论水平不高，无以折服人心，并以此而自责。他哪里料到，自己面临的根本不是学术上的讨论而是政治上的洗脑，是无道理可言的。在严峻的形势逼迫之下，先生必须以马列主义批判改造自己，但对于他来说那也仅限于思想，至于学术工作，仍按照原来的路数，以他自己的话说，即“一手画圆，一手画方”，在那种形势下要协调二者的关系实在不易，但他坚持排除种种干扰，继续从事古籍整理和古史考证研究。
先生在治学中甘愿作一名开山创业的苦工，他那种为了探求真理而不辞劳苦、不贪名利、勤于动脑、勤于动手的风格和特点，“确是现代学人所罕见”。由于他自觉地承担了“整理国故”的工作，面对着2000年来被儒家所搞乱的经学领域，第一次去开垦这块园地，当然要费很大力气，他深知：“我们处于今日，只有作苦工的义务而没有吃现成饭的权力。”因而常说：“我要过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监禁式的，一种是充军式的。监禁式的生活是把我关在图书馆和研究室里，没有一点人事的纷扰；充军式的生活则是许我到各处地方去搜集材料，开辟学问的疆土。”在学术的圣殿里，他确是一名苦行僧，在他看来，学者的本分就像农夫和泥瓦匠一样，须一粒一粒地播种，一块一块地砌砖；学问是一点一滴地积起来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决没有顿悟的奇迹，所以肯用自己的全力在细磨的功夫上，毫不存侥幸取巧之心。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愈加体会到中国学术界对于“深彻的工作”做得太少，而企望“速成”或“不劳而获”者甚多，于是总以“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之语自勉或勉人，至今有人还保存着先生的这一题字。几十年来，学术界浮躁之风气有增无减，或以当今之世的价值法则衡量，纵然要避免“劳而不获”，但仍须力戒“不劳而获”，这样才能有真学术可言。先生深知学问的范围太大了，一个人就是从幼到壮永在学问上作顺遂的进展，然而到了老迈亦无法完全领略，因为我们人类的生命太短促了。故而他极珍惜时间，年轻时每天常常要写七八千字，工作多在14个小时以上，有时去朋友家拜访也要带上手稿和笔，如果朋友不在家需要他等待时，就干脆坐在人家房里誊抄稿子；有时因事耽搁一天未能读书，便感觉这一天是白活的。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生命获得尽可能多的学问，他不停地读书，不停地思考，因此也就想出许多庞大的计划；无论做什么事，一着手，就有计划，而且是最大最好的计划，于是永不能有满足之时，而事情亦永远做不完。这不免给先生带来苦恼，同时也带来欣慰，他认为，一个人有了计划，往往由于事实不能与计划相符，从而造成痛苦；但能有计划，则一个人的生命永远是充实的，不会因外界的诱惑而变志，也不会因外界的摧残而灰心，而当努力使事实有一分接近计划时，便会有两分的高兴。因此，在他治学的每一阶段，几乎都有体大思精的计划提出来：在学生时期计划编“国学志”；工作初期从事古史辨伪时计划编“伪史考”，以及计划根据每一古籍的古史而作“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古史论战告一段落时，就有一个从长计议的《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以后在大学任教时，不断有编讲义的计划，由此又提出“古史四考”规模宏大的计划；主持禹贡学会工作时，提出《研究边疆计划书》；到西北考察教育时，提出《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告书》……直至60年代的整理《尚书》的计划，70年代末的3年、5年、8年分期进行的《工作规划》。这一个个计划，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尽管没有一个计划是完全兑现的，但是先生一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却无一不是由这些计划中产生出来的；它们寄托着他的全部希望，也耗尽了他的全部心血。
先生为了求真而治学，自然十分看重研究问题的证据，他头脑里永远装着许多问题，不停歇地思考，所以遇到一点材料时就不会轻易放过，前面所述由多所见闻而融会贯通于典籍之例就是如此，至于以典籍融会贯通于典籍之例则更是不可胜数。以多年来所重点研究的《尚书》为例，他读到《元秘史》中载元太宗害病，其弟拖雷请于神而代死之事，就推断《尚书金縢》所载周公请代武王死之事亦可靠；读到元曲中常有许多补足语气而无意义的衬字夹在句中，就想到《尚书》中许多难懂的文句，其中一些字毫无办法解释，料定必然也有一些是无意义的衬字。又如他搜集了许多中山国的材料，以为中山王提倡虞夏文化、崇信墨学，墨子亦倡“夏政”、“禹道”、“尧舜道”，因而推论《禹贡》中的冀州，是为中山国王追寻虞夏盛世，欲以自己鲜虞族为中心而标举出来的；《禹贡》中的扬州是东方之中心，为吴越族地区，雍州是西方之中心，为秦族地区，荆州是南方之中心，为楚族地区，均与北方的冀州分峙于天下，由此进一步推论《尚书》中之《虞夏书》，当是冀州进入中原城市文明时代之中山国所传述编订，与周族诸国传写《周书》，商族宋国传写《商书》，楚族传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情况正相同。这些从表面上看来与《尚书》毫不相干的材料，一到了先生手里，即被用做解决《尚书》问题的证据，似乎出于偶然，别人也感到不解：“为什么你会看得出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其实在先生的头脑中，他所研究的这些问题已不知转了几千百度了，无休止地思索，无休止地寻找答案，自然就会及时抓住所遇见的材料为自己所用了。
先生治学为求材料的完备、正确，不仅脑勤，而且手勤。他所标点的《崔东壁遗书》，出于好求完备的癖性，总想把有关的材料辑出，作为论世知人之一助，历时15年方得印行；他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所以只写到南宋初叶，后面的一半未能续下，是因为从各方所聚的材料越来越多，使其感到以自己一人之力一时难以做好，于是便将此作为终生之业了；他晚年的《尚书大诰》译证，搜集材料之范围愈扩愈大，由古书而及说文、汉简，更及甲文、金文，欲穷其本源之苦心可谓一目了然。至于他自1914年至1980年的60余年间所积累的200多册、40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尤其是勤勤恳恳搜集资料的明证，无论是读书、教学或整理古籍，凡有心得者必记出，哪怕工作任务再紧迫，也不改此习性；还有与众多学者的通信，凡学术性较强的都录入笔记，如辛树帜论《禹贡》著作年代及息壤、鸟鼠同穴的来信，与杨树达、李平心、于省吾讨论《尚书》的通信，与杨向奎讨论泰山与夷、夏之争的通信，与童书业论《周官》及《左传》解经语的时代以及古代婚姻制度的来信，与吕思勉论整理笔记的来信，等等；就是日常见闻中觉得有用者，也要不厌其烦纵笔录入。一方面用笔记搜集材料、思考问题，做撰写论文的准备，一方面继续记下新发现的材料和见解，补充已发表的论文，深化以往的研究。比如，在20年代的古史论战中，他放弃了以《说文》中“禹”字的解释为据而立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一假设，但并没有停止对禹的神性的思考。50年代初期的笔记中“叔向名禹”一则，记下孙诒让以《叔向父簋铭》“叔向父禹曰”为证，说明《说文》“蠁，知声虫也。重文，司马相如说：从向”以及《玉篇虫部》“蠁，禹虫也”而知“禹”“蠁”一虫，“禹字叔向，即取虫名为义；向，即之省”的议论，指出“禹之为虫，又得一证”。以后参观中央民族学院，见到台湾高山族的器物，在笔记中写道：“其族以蛇为图腾，其器物亦多蛇形之刻镂……以此可以推想禹为夏族之图腾，其器物刻镂亦必若此。……观殷周铜器，所有盘螭、盘虺纹者，疑即禹图腾之遗留也。”以前先生在盛名之下，社会活动过多，欲按计划读书而不能；1949年后，“社会关系日少，向之一日得十封信者，今乃月不得卅通，宴会则更希”，在这种强烈的反差之下，先生却得到意外的收获：即安心读书，大量记笔记，致使1949年后的笔记约占全部笔记的五分之三强。因为他能抓住材料，留之于笔记，而不使之成为“过眼之烟云”，故而在作文时对问题的探讨深入而精湛，对论据的收集广博而成熟，人们在赞赏他文章之时往往只是惊讶于他记忆力之强，却不知其积累之苦。
正由于先生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总是不断地思索，不断地搜集材料，学无止境，因此作文要反复修改，精益求精。且不说作成一文需易稿数次，后一日发现前一日之破绽就要修改；即使写毕发表之文，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得到新材料可以补充此文或者可以纠正此文的错误，故而部分或全部重写，这种情况也是屡见不鲜。他深知如果满足于一时的成绩即是自己的堕落，在燕大时曾在寓舍中挂一“晚成堂”的匾额借以自警，以为“倘使我活七十岁，就以七十岁为小成；活八十岁，就以八十岁为小成。若是八十以后还不死，而且还能工作，那么，七十、八十时提出的问题和写出的论文又不成了。所以成与不成并无界线，只把我最后的改本算作我的定本就是了”。他又深知任何事情，哪怕是写一则笔记这般小事，也没有随便一学就会、一做就好的，必须以“狮子搏兔”之精神，反复思索，用了全力去干，才可学得本领，才可做出成绩。先生在1949年油印的《浪口村随笔》，其中百余则笔记乃始写于昆明，重理于成都，续附于苏州，又于上海竭尽力量补正达3个月，才成定稿，前后历时10载。至50年代中期，出版社欲将此书付印，先生因这些年来又有新得，欲事补苴，故请缓期以重写；以后统理一过，改动若干，直至1961年，经反复斟酌，选其大致可作结论之54篇，辑为《史林杂识（初编）》，几乎每一篇的修改他都用了极大的力气，无论在内容或文字上都有充实或提高。先生自1960年至1966年所作《尚书大诰》译证这部70万字的巨著，其中各部分大的改动几乎均在3次以上，各次稿本累计达100万字；小的改动则不计其数。一篇万言的“序”，现存竟有12稿之多；而一篇“史事考证”，则由初稿的5万言，改至二稿的10余万言，再改至三稿、四稿的30余万言。先生那时的日记留下这样的记载：“连日修改考证，改一次，深入一次，其精湛处有想象不到者，真一乐也。”即使在燕京大学--那是先生的高产时期--每年能拿出70万字，每篇稿子也都是经过几次修改的，当时由殷夫人为之誊正，刚誊写毕他又在上面涂改，往往誊正了三四次，他看时还要改，夫人说：“你再改，我不替你抄写了。”他答道：“你不抄写，我也还是要改。”而且当印刷清样出来后，他不只是校正，也同样要修改，连标点符号都是校了又改，改了又校的，这种习性一直保持到最后：他逝世之前在医院里审阅《孟姜女故事研究集》清样时，仍以颤抖的手在上面留下了不少改动的笔迹（包括标点符号）。应当说，无论中国史学还是西方史学的肇端，原本都是文史不分的，《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因此强调历史撰述上语言表达的美学要求，正是继承和发扬历史的传统。凡是读过先生著作的人，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文字上，无不称赞他写得流利通畅，甚至称他为“近现代历史学家中”的“大文学家”，他的数万字的长篇，也可一气读下，这除了得自他渊博的学识与飞扬的文采之外，还离不开他在修改上所用的千锤百炼之功。
先生深信“知出于争”，故提倡学术讨论、欢迎批评、勇于改正错误亦是他治学的一大特点。他对于不同意见绝不党同伐异，从不以为“唯有我们的学问是学问，你们该来随从我们，做我们的徒党”，而视这种“道一风同”的观念为学问上的大敌，因为它“使人只会崇拜几个偶像，而不会自去寻求，得到真实的见解”。先生自己从不崇拜偶像，故而也决不愿意别人把自己作为偶像，作自己的应声虫，他常说：“我最欢喜有人驳我，因为驳了我才可以逼得我一层层的剥进，有更坚强的理由可得。”先生在学问上的气量之大，亦为学术界所称道。7大册《古史辨》从头到尾都以讨论集形式出现，又尽量辑入反驳和批评其古史学说的文章，为的是“想改变学术界的不动思想和‘暖暖姝姝于一先生之说’的旧习惯，另造成一个讨论学术的风气，造成学者们的容受商榷的度量，更造成学者们的自己感到烦闷而要求解决的欲望。希望大家都能用了他自己的智慧对于一切问题发表意见，同时又真能接受他人的切磋”。他认为“一个人的议论就使武断，只要有人肯出来矫正，便可令他发生自觉的评判，不致误人。就使提出问题的人不武断而反对他的人武断，这也不妨，因为它正可因人们的驳诘而愈显其不可动摇的理由”。相信“人们见解的冲突与凌乱，读者心理的彷徨无所适从，都不是坏事，必须如此才可逼得许多人用了自己的理智作审择的功夫而定出一个真是非来”。可见先生不只是自己以理性去求学问之真，并且希望通过公开讨论、自由批评，使更多的人都这样做，他相信随着这种风气的开展，学术界精神自会活泼，成绩也自会丰富了。正如20年代关于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先生的成就除了得自他的埋头读书写作外，与他待人接物上平等谦逊、知错即改的态度是分不开的，而且他这种态度吸引了几十位学者来共同探讨，因而产生了那丰富多彩的专号，那80万字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材料。诸如此类事例不可胜数，当古史论战之初，柳诒徵驳斥的文字不免盛气凌人，但先生还是尊其为有成就的学界前辈而有礼貌地答复他，这并不是先生假作谦虚，而是认为学问之事本不是一时可以决定是非的，大家集思广益，才可逐步寻出一个结论来。别人愿意与自己讨论，原是应当欢迎的。可是当时先生的朋友来帮助答复时，就不免以盛气来回报，先生以为这种狭隘的心胸和自己格格不入。对古史论战的主要对手刘掞藜，虽从未谋面，但“不打不相识”，通过论战他们彼此钦佩对方的人格，因而有了通信往来，先生很关心他的情形，盼望将来总有握手的一天，可以继续古史的讨论直至有结果为止；以后得知他不幸病逝，十分伤痛，亲自加按语将其一篇论文在《禹贡》半月刊发表，以纪念这位年仅36岁的“在贫穷中奋斗，在疾病中支撑的有志之士”。
钱穆不赞成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观点，而知先生赞同康之观点，恰好先生向其邀稿，便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应之。此文无疑是与先生争论，然先生并不介意，将其发表在自己所主编的《燕京学报》上。先生对钱氏笃实的学问甚为尊重，又推荐他至燕京大学任教，正因二人治学方向有些不同，先生才更希望他能对自己有所补偏救弊，不久还将新作《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请钱氏批评，后又将他们对此文的往返辩论公之于世。50年后钱氏对于此仍感叹不已，说道：“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先生将徐中舒、于省吾等人视为学问上的“畏友”，十分钦佩他们的学问。在《笔记》中录有60年代与于氏讨论《费誓》年代的往来书信四封，于氏从词句和格调着眼，认为西周晚期的《兮甲盘》与它颇近似，因而此篇至早出于西周末期；先生从历史着眼，将西周前、中、后期至春秋世徐戎、淮夷的所在和变迁列表比较，认为此篇当出于西周中期。两人虽各持己见，但都认为“关于任何问题，有人提出对立的意见都是好的”（于氏语），“一切事物，愈辨则愈明”（先生语）。这四封信不但深化了对《费誓》年代的研究，且为后人树立了平等讨论、以证据立论的科学态度的典范。至于先生与学生谭其骧讨论汉代州制之事，则更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先生在燕大讲《尚书》时，认为《尧典》中的十二州是袭自汉武帝时十三州的制度，当时谭君对此有异议，在课下向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先生当即鼓励他把看法写成文字。他写出来后，先生于次日就回了一封六七千字的长信，表示赞成其中三点，不赞成的也是三点。几天后谭君再就先生不赞成者写第二封信商榷，先生又复信表示同意其一点，反对二点。不久，先生把这四信并在一起又加上一个附说，以“关于《尚书研究讲义》的讨论”之题目，作为该课讲义的一部分，印发给全班同学。先生在附说中写道：“现在经过这样的辨论之后，不但汉武帝的十三州弄清楚，就是王莽的十二州也弄清楚，连带把虞舜的十二州也弄清楚了。对于这些时期中的分州制度，二千年来的学者再也没有像我们这样清楚了。”对自己的一个年轻学生，先生采取这样虚心的态度，真是可贵可钦之极。晚年先生的《尚书》工作以刘起釪为助手。一次刘君对先生在《洪范》问题上的看法有不同意见，先生立即找出当年与谭君讨论汉代州制的那册讲义赠他，表示夙已鼓励师生间对学术上不同的意见应进行商讨，今后还应发扬它。60年代，南开大学研究生李民的毕业论文将《尚书盘庚》的制作时代定为西周初年，这与先生所持东周说不同，但先生却告诉李君此篇作于西周初年之说法不是不可能成立的，一再希望他继续按照这一观点研究下去，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东周说而改变原有的观点。他甚至要李君写成和自己辩论的文章，由他向有关杂志推荐发表。更使李君感动的是，先生还帮助他找出几条有利于说明他的观点的证据。为了创造一个学术讨论的风气，先生真正做到了身体力行、不遗余力；时至今日，这种民主、平等、坦率的讨论风气依然令人神往和怀念。
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与以上的治学特点和风格是分不开的，60年代李平心来信指出：“先生对学术上的发明特别敏感，又不怀成见，能有选择地采纳别人的意见而加上自己的判断与融会，这是您在学术上的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强烈的求知欲望再加之自幼所富于的极发达的好奇心与桀骜不驯的倔强性格，使先生满眼都是新境界，随处都会在别人熟视无睹之处发现问题，并且心中一有问题便坐立不安，要去寻找材料，通过自己的思考求得答案，不肯轻易听信他人的意见，接受他人的管束，即使受到压力亦不顾。先生治学只为求真而从不崇拜偶像、不入家派的特点和风格，倘若在以往的封建社会中，肯定会使他被视作狂妄之徒，幸运的是他赶上了以皇权为首的一切旧日的权威被摧毁和动摇的时代，在新文化运动的巨澜推动下，他那种蔑视权威的天性便充分发展起来。他说：“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是使我极高兴的。我固然有许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们，原为他们有许多长处，我的理性指导我去效法；并不是愿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布。”如前所述，无论是对于启发自己树立为求真而治学这一个“生命中最可纪念的”信念的章太炎，还是对于最早启发自己怀疑上古史事的康有为，先生所持的态度均是如此：效法他们的长处，批评他们的短处，一切只接受理性的指导。而“接受理性的指导”，“这就是中国‘五四’以后现代学术精神的最高旨归”。正由于先生从不崇拜偶像，因此他也不会以势利的眼光去看不占势力的人物，故而在学问上从不加入任何一派，不肯用了习惯上的毁誉去压抑自己的理性，而是本着固有的是非之心，只凭搜集到的证据来说话。他相信：保持客观的态度，以平等的眼光去观察种种不同的派别，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即使不能完全不偏，总可以勉力使它少偏一点。比如他对于今古文经学的研究即是如此，这在前面已经论及。又如他对于唯物论的态度亦是如此，当20年代讨论古史时，学术界尚没有人用了唯物史观来解释古史的，因而他们所立疑信的标准只是由社会学、考古学而来。自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以来，唯物史观在社会上的影响逐渐增加，先生也感到所立的标准要更进一步，所以在《古史辨》第四册《序》里说道：“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又说：清代学者的校勘训诂“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得用错了”。故而他重申多年来所坚持的“分工”原则，认为“许多学问各有其领域，亦各当以其所得相辅助”。1950年在所作《顾颉刚自传》里说道：“我们所做的考证工作是唯物史观者建设理论的基础，然而唯物史观的理论又正是我们考证工作的基本观念。彼此所信的‘真古’是同的，只是工作一偏于理论，一偏于事实，这原是分工合作所应有的界域。”“近人每喜出主入奴，扬彼抑此，我想只要大家心平气和地一想，自能彼此释然。”尽管以后的事实并不如他所愿，不久，无情的批判即接踵而至，然而不管是在私下的场合（如日记、笔记里）或是公开的会议中，他都毫不动摇地为所从事的考证工作辩护，坚持考据学是反封建的观点，坚持这种工作是社会发展所需要，还要作下去；甚至有些天真地认为自己的理论水平不高，无以折服人心，并以此而自责。他哪里料到，自己面临的根本不是学术上的讨论而是政治上的洗脑，是无道理可言的。在严峻的形势逼迫之下，先生必须以马列主义批判改造自己，但对于他来说那也仅限于思想，至于学术工作，仍按照原来的路数，以他自己的话说，即“一手画圆，一手画方”，在那种形势下要协调二者的关系实在不易，但他坚持排除种种干扰，继续从事古籍整理和古史考证研究。
先生在治学中甘愿作一名开山创业的苦工，他那种为了探求真理而不辞劳苦、不贪名利、勤于动脑、勤于动手的风格和特点，“确是现代学人所罕见”。由于他自觉地承担了“整理国故”的工作，面对着2000年来被儒家所搞乱的经学领域，第一次去开垦这块园地，当然要费很大力气，他深知：“我们处于今日，只有作苦工的义务而没有吃现成饭的权力。”因而常说：“我要过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监禁式的，一种是充军式的。监禁式的生活是把我关在图书馆和研究室里，没有一点人事的纷扰；充军式的生活则是许我到各处地方去搜集材料，开辟学问的疆土。”在学术的圣殿里，他确是一名苦行僧，在他看来，学者的本分就像农夫和泥瓦匠一样，须一粒一粒地播种，一块一块地砌砖；学问是一点一滴地积起来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决没有顿悟的奇迹，所以肯用自己的全力在细磨的功夫上，毫不存侥幸取巧之心。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愈加体会到中国学术界对于“深彻的工作”做得太少，而企望“速成”或“不劳而获”者甚多，于是总以“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之语自勉或勉人，至今有人还保存着先生的这一题字。几十年来，学术界浮躁之风气有增无减，或以当今之世的价值法则衡量，纵然要避免“劳而不获”，但仍须力戒“不劳而获”，这样才能有真学术可言。先生深知学问的范围太大了，一个人就是从幼到壮永在学问上作顺遂的进展，然而到了老迈亦无法完全领略，因为我们人类的生命太短促了。故而他极珍惜时间，年轻时每天常常要写七八千字，工作多在14个小时以上，有时去朋友家拜访也要带上手稿和笔，如果朋友不在家需要他等待时，就干脆坐在人家房里誊抄稿子；有时因事耽搁一天未能读书，便感觉这一天是白活的。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生命获得尽可能多的学问，他不停地读书，不停地思考，因此也就想出许多庞大的计划；无论做什么事，一着手，就有计划，而且是最大最好的计划，于是永不能有满足之时，而事情亦永远做不完。这不免给先生带来苦恼，同时也带来欣慰，他认为，一个人有了计划，往往由于事实不能与计划相符，从而造成痛苦；但能有计划，则一个人的生命永远是充实的，不会因外界的诱惑而变志，也不会因外界的摧残而灰心，而当努力使事实有一分接近计划时，便会有两分的高兴。因此，在他治学的每一阶段，几乎都有体大思精的计划提出来：在学生时期计划编“国学志”；工作初期从事古史辨伪时计划编“伪史考”，以及计划根据每一古籍的古史而作“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古史论战告一段落时，就有一个从长计议的《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以后在大学任教时，不断有编讲义的计划，由此又提出“古史四考”规模宏大的计划；主持禹贡学会工作时，提出《研究边疆计划书》；到西北考察教育时，提出《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告书》……直至60年代的整理《尚书》的计划，70年代末的3年、5年、8年分期进行的《工作规划》。这一个个计划，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尽管没有一个计划是完全兑现的，但是先生一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却无一不是由这些计划中产生出来的；它们寄托着他的全部希望，也耗尽了他的全部心血。
先生为了求真而治学，自然十分看重研究问题的证据，他头脑里永远装着许多问题，不停歇地思考，所以遇到一点材料时就不会轻易放过，前面所述由多所见闻而融会贯通于典籍之例就是如此，至于以典籍融会贯通于典籍之例则更是不可胜数。以多年来所重点研究的《尚书》为例，他读到《元秘史》中载元太宗害病，其弟拖雷请于神而代死之事，就推断《尚书金縢》所载周公请代武王死之事亦可靠；读到元曲中常有许多补足语气而无意义的衬字夹在句中，就想到《尚书》中许多难懂的文句，其中一些字毫无办法解释，料定必然也有一些是无意义的衬字。又如他搜集了许多中山国的材料，以为中山王提倡虞夏文化、崇信墨学，墨子亦倡“夏政”、“禹道”、“尧舜道”，因而推论《禹贡》中的冀州，是为中山国王追寻虞夏盛世，欲以自己鲜虞族为中心而标举出来的；《禹贡》中的扬州是东方之中心，为吴越族地区，雍州是西方之中心，为秦族地区，荆州是南方之中心，为楚族地区，均与北方的冀州分峙于天下，由此进一步推论《尚书》中之《虞夏书》，当是冀州进入中原城市文明时代之中山国所传述编订，与周族诸国传写《周书》，商族宋国传写《商书》，楚族传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情况正相同。这些从表面上看来与《尚书》毫不相干的材料，一到了先生手里，即被用做解决《尚书》问题的证据，似乎出于偶然，别人也感到不解：“为什么你会看得出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其实在先生的头脑中，他所研究的这些问题已不知转了几千百度了，无休止地思索，无休止地寻找答案，自然就会及时抓住所遇见的材料为自己所用了。
先生治学为求材料的完备、正确，不仅脑勤，而且手勤。他所标点的《崔东壁遗书》，出于好求完备的癖性，总想把有关的材料辑出，作为论世知人之一助，历时15年方得印行；他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所以只写到南宋初叶，后面的一半未能续下，是因为从各方所聚的材料越来越多，使其感到以自己一人之力一时难以做好，于是便将此作为终生之业了；他晚年的《尚书大诰》译证，搜集材料之范围愈扩愈大，由古书而及说文、汉简，更及甲文、金文，欲穷其本源之苦心可谓一目了然。至于他自1914年至1980年的60余年间所积累的200多册、40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尤其是勤勤恳恳搜集资料的明证，无论是读书、教学或整理古籍，凡有心得者必记出，哪怕工作任务再紧迫，也不改此习性；还有与众多学者的通信，凡学术性较强的都录入笔记，如辛树帜论《禹贡》著作年代及息壤、鸟鼠同穴的来信，与杨树达、李平心、于省吾讨论《尚书》的通信，与杨向奎讨论泰山与夷、夏之争的通信，与童书业论《周官》及《左传》解经语的时代以及古代婚姻制度的来信，与吕思勉论整理笔记的来信，等等；就是日常见闻中觉得有用者，也要不厌其烦纵笔录入。一方面用笔记搜集材料、思考问题，做撰写论文的准备，一方面继续记下新发现的材料和见解，补充已发表的论文，深化以往的研究。比如，在20年代的古史论战中，他放弃了以《说文》中“禹”字的解释为据而立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一假设，但并没有停止对禹的神性的思考。50年代初期的笔记中“叔向名禹”一则，记下孙诒让以《叔向父簋铭》“叔向父禹曰”为证，说明《说文》“蠁，知声虫也。重文，司马相如说：从向”以及《玉篇虫部》“蠁，禹虫也”而知“禹”“蠁”一虫，“禹字叔向，即取虫名为义；向，即之省”的议论，指出“禹之为虫，又得一证”。以后参观中央民族学院，见到台湾高山族的器物，在笔记中写道：“其族以蛇为图腾，其器物亦多蛇形之刻镂……以此可以推想禹为夏族之图腾，其器物刻镂亦必若此。……观殷周铜器，所有盘螭、盘虺纹者，疑即禹图腾之遗留也。”以前先生在盛名之下，社会活动过多，欲按计划读书而不能；1949年后，“社会关系日少，向之一日得十封信者，今乃月不得卅通，宴会则更希”，在这种强烈的反差之下，先生却得到意外的收获：即安心读书，大量记笔记，致使1949年后的笔记约占全部笔记的五分之三强。因为他能抓住材料，留之于笔记，而不使之成为“过眼之烟云”，故而在作文时对问题的探讨深入而精湛，对论据的收集广博而成熟，人们在赞赏他文章之时往往只是惊讶于他记忆力之强，却不知其积累之苦。
正由于先生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总是不断地思索，不断地搜集材料，学无止境，因此作文要反复修改，精益求精。且不说作成一文需易稿数次，后一日发现前一日之破绽就要修改；即使写毕发表之文，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得到新材料可以补充此文或者可以纠正此文的错误，故而部分或全部重写，这种情况也是屡见不鲜。他深知如果满足于一时的成绩即是自己的堕落，在燕大时曾在寓舍中挂一“晚成堂”的匾额借以自警，以为“倘使我活七十岁，就以七十岁为小成；活八十岁，就以八十岁为小成。若是八十以后还不死，而且还能工作，那么，七十、八十时提出的问题和写出的论文又不成了。所以成与不成并无界线，只把我最后的改本算作我的定本就是了”。他又深知任何事情，哪怕是写一则笔记这般小事，也没有随便一学就会、一做就好的，必须以“狮子搏兔”之精神，反复思索，用了全力去干，才可学得本领，才可做出成绩。先生在1949年油印的《浪口村随笔》，其中百余则笔记乃始写于昆明，重理于成都，续附于苏州，又于上海竭尽力量补正达3个月，才成定稿，前后历时10载。至50年代中期，出版社欲将此书付印，先生因这些年来又有新得，欲事补苴，故请缓期以重写；以后统理一过，改动若干，直至1961年，经反复斟酌，选其大致可作结论之54篇，辑为《史林杂识（初编）》，几乎每一篇的修改他都用了极大的力气，无论在内容或文字上都有充实或提高。先生自1960年至1966年所作《尚书大诰》译证这部70万字的巨著，其中各部分大的改动几乎均在3次以上，各次稿本累计达100万字；小的改动则不计其数。一篇万言的“序”，现存竟有12稿之多；而一篇“史事考证”，则由初稿的5万言，改至二稿的10余万言，再改至三稿、四稿的30余万言。先生那时的日记留下这样的记载：“连日修改考证，改一次，深入一次，其精湛处有想象不到者，真一乐也。”即使在燕京大学--那是先生的高产时期--每年能拿出70万字，每篇稿子也都是经过几次修改的，当时由殷夫人为之誊正，刚誊写毕他又在上面涂改，往往誊正了三四次，他看时还要改，夫人说：“你再改，我不替你抄写了。”他答道：“你不抄写，我也还是要改。”而且当印刷清样出来后，他不只是校正，也同样要修改，连标点符号都是校了又改，改了又校的，这种习性一直保持到最后：他逝世之前在医院里审阅《孟姜女故事研究集》清样时，仍以颤抖的手在上面留下了不少改动的笔迹（包括标点符号）。应当说，无论中国史学还是西方史学的肇端，原本都是文史不分的，《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因此强调历史撰述上语言表达的美学要求，正是继承和发扬历史的传统。凡是读过先生著作的人，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文字上，无不称赞他写得流利通畅，甚至称他为“近现代历史学家中”的“大文学家”，他的数万字的长篇，也可一气读下，这除了得自他渊博的学识与飞扬的文采之外，还离不开他在修改上所用的千锤百炼之功。
先生深信“知出于争”，故提倡学术讨论、欢迎批评、勇于改正错误亦是他治学的一大特点。他对于不同意见绝不党同伐异，从不以为“唯有我们的学问是学问，你们该来随从我们，做我们的徒党”，而视这种“道一风同”的观念为学问上的大敌，因为它“使人只会崇拜几个偶像，而不会自去寻求，得到真实的见解”。先生自己从不崇拜偶像，故而也决不愿意别人把自己作为偶像，作自己的应声虫，他常说：“我最欢喜有人驳我，因为驳了我才可以逼得我一层层的剥进，有更坚强的理由可得。”先生在学问上的气量之大，亦为学术界所称道。7大册《古史辨》从头到尾都以讨论集形式出现，又尽量辑入反驳和批评其古史学说的文章，为的是“想改变学术界的不动思想和‘暖暖姝姝于一先生之说’的旧习惯，另造成一个讨论学术的风气，造成学者们的容受商榷的度量，更造成学者们的自己感到烦闷而要求解决的欲望。希望大家都能用了他自己的智慧对于一切问题发表意见，同时又真能接受他人的切磋”。他认为“一个人的议论就使武断，只要有人肯出来矫正，便可令他发生自觉的评判，不致误人。就使提出问题的人不武断而反对他的人武断，这也不妨，因为它正可因人们的驳诘而愈显其不可动摇的理由”。相信“人们见解的冲突与凌乱，读者心理的彷徨无所适从，都不是坏事，必须如此才可逼得许多人用了自己的理智作审择的功夫而定出一个真是非来”。可见先生不只是自己以理性去求学问之真，并且希望通过公开讨论、自由批评，使更多的人都这样做，他相信随着这种风气的开展，学术界精神自会活泼，成绩也自会丰富了。正如20年代关于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先生的成就除了得自他的埋头读书写作外，与他待人接物上平等谦逊、知错即改的态度是分不开的，而且他这种态度吸引了几十位学者来共同探讨，因而产生了那丰富多彩的专号，那80万字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材料。诸如此类事例不可胜数，当古史论战之初，柳诒徵驳斥的文字不免盛气凌人，但先生还是尊其为有成就的学界前辈而有礼貌地答复他，这并不是先生假作谦虚，而是认为学问之事本不是一时可以决定是非的，大家集思广益，才可逐步寻出一个结论来。别人愿意与自己讨论，原是应当欢迎的。可是当时先生的朋友来帮助答复时，就不免以盛气来回报，先生以为这种狭隘的心胸和自己格格不入。对古史论战的主要对手刘掞藜，虽从未谋面，但“不打不相识”，通过论战他们彼此钦佩对方的人格，因而有了通信往来，先生很关心他的情形，盼望将来总有握手的一天，可以继续古史的讨论直至有结果为止；以后得知他不幸病逝，十分伤痛，亲自加按语将其一篇论文在《禹贡》半月刊发表，以纪念这位年仅36岁的“在贫穷中奋斗，在疾病中支撑的有志之士”。
钱穆不赞成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观点，而知先生赞同康之观点，恰好先生向其邀稿，便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应之。此文无疑是与先生争论，然先生并不介意，将其发表在自己所主编的《燕京学报》上。先生对钱氏笃实的学问甚为尊重，又推荐他至燕京大学任教，正因二人治学方向有些不同，先生才更希望他能对自己有所补偏救弊，不久还将新作《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请钱氏批评，后又将他们对此文的往返辩论公之于世。50年后钱氏对于此仍感叹不已，说道：“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先生将徐中舒、于省吾等人视为学问上的“畏友”，十分钦佩他们的学问。在《笔记》中录有60年代与于氏讨论《费誓》年代的往来书信四封，于氏从词句和格调着眼，认为西周晚期的《兮甲盘》与它颇近似，因而此篇至早出于西周末期；先生从历史着眼，将西周前、中、后期至春秋世徐戎、淮夷的所在和变迁列表比较，认为此篇当出于西周中期。两人虽各持己见，但都认为“关于任何问题，有人提出对立的意见都是好的”（于氏语），“一切事物，愈辨则愈明”（先生语）。这四封信不但深化了对《费誓》年代的研究，且为后人树立了平等讨论、以证据立论的科学态度的典范。至于先生与学生谭其骧讨论汉代州制之事，则更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先生在燕大讲《尚书》时，认为《尧典》中的十二州是袭自汉武帝时十三州的制度，当时谭君对此有异议，在课下向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先生当即鼓励他把看法写成文字。他写出来后，先生于次日就回了一封六七千字的长信，表示赞成其中三点，不赞成的也是三点。几天后谭君再就先生不赞成者写第二封信商榷，先生又复信表示同意其一点，反对二点。不久，先生把这四信并在一起又加上一个附说，以“关于《尚书研究讲义》的讨论”之题目，作为该课讲义的一部分，印发给全班同学。先生在附说中写道：“现在经过这样的辨论之后，不但汉武帝的十三州弄清楚，就是王莽的十二州也弄清楚，连带把虞舜的十二州也弄清楚了。对于这些时期中的分州制度，二千年来的学者再也没有像我们这样清楚了。”对自己的一个年轻学生，先生采取这样虚心的态度，真是可贵可钦之极。晚年先生的《尚书》工作以刘起釪为助手。一次刘君对先生在《洪范》问题上的看法有不同意见，先生立即找出当年与谭君讨论汉代州制的那册讲义赠他，表示夙已鼓励师生间对学术上不同的意见应进行商讨，今后还应发扬它。60年代，南开大学研究生李民的毕业论文将《尚书盘庚》的制作时代定为西周初年，这与先生所持东周说不同，但先生却告诉李君此篇作于西周初年之说法不是不可能成立的，一再希望他继续按照这一观点研究下去，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东周说而改变原有的观点。他甚至要李君写成和自己辩论的文章，由他向有关杂志推荐发表。更使李君感动的是，先生还帮助他找出几条有利于说明他的观点的证据。为了创造一个学术讨论的风气，先生真正做到了身体力行、不遗余力；时至今日，这种民主、平等、坦率的讨论风气依然令人神往和怀念。
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与以上的治学特点和风格是分不开的，60年代李平心来信指出：“先生对学术上的发明特别敏感，又不怀成见，能有选择地采纳别人的意见而加上自己的判断与融会，这是您在学术上的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