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发展学术，出以公心
先生一生爱才如命，助人为乐，如若出于天性。《尚书泰誓》说：“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自其口出，是能容之。”先生认为这几句话可谓写尽了自己的心境。凡是有一长可取的人，就敬重他，凡年轻好学的人，就鼓励、指导他。当然，这与他对学术事业的公心是分不开的。
他对于学术有成就的前辈，总是虚怀若谷，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如吴燕绍以数十年心血收集蒙藏史料数百万字，编成《清代蒙藏回典汇》，塞满了两大柜。先生抗战前屡去彼处请教并查阅资料；抗战中吴氏去世，先生心里一直牵记着这批宝贵的边疆、民族史料，希望得以出版。1950年先生在北京参加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即提出此事，但当时未受到重视。1958年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的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会议，他又重提此事，得到与会者同意，将此书列入12年出版计划，然因“文革”之祸，未及付梓。“文革”后他藉吴氏之子吴丰培来看望之机，询问这批资料的情况，得知安然无恙，十分欣慰，嘱其拟出计划，他再向有关方面推荐。直至1979年4月他还在日记中写道：“予之心事，有三部书，当表彰”，其中第一部便是此书。
至于对待同辈及后辈，先生以特有的识力和同情心去帮助、奖掖的事例就更多了。如20年代先生见到钱穆所撰《先秦诸子系年》之稿，敬佩其学问，虽钱氏当时在苏州中学任教，并无大学学历，但先生爱其博学多才，即荐至燕京大学任讲师，还将其所写的与自己观点完全相反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见上节）；以后钱氏不适应燕大教会学校的环境而欲辞去，恰好那时北大欲聘先生，于是先生写信与胡适，希望北大转聘钱氏，他说：“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指钱）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颇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无流弊也。”于是，钱氏就去了北大；抗战以后先生又请其至齐鲁大学与自己同办国学研究所。这样，钱氏逐渐从一个自学进修者而跻身于中国学术之林，成为有名的大学者了。又如童书业年轻时曾在浙江省图书馆附设的印刷所任校对员，先生见到他的《虞书疏证》，认为是大可造就之才，请他来燕京大学协助自己工作。童氏未上过大学，连中学文凭也拿不出来，不好列入大学的正式编制，先生就按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几十元作为他的工资。童氏助先生编辑春秋史讲义和《禹贡》半月刊，又与先生合写有关虞夏历史等论文发表；抗战中还与吕思勉合编《古史辨》第七册，并在大学任教，逐步成为古史研究上有造诣的学者。
先生对于自己学生的课业和生活，更是尽心竭力，尤其是课下的攀谈，使学生得益最多，每一个学生几乎都能津津有味地说出自己被启发的一些体验来，这些体验往往使他们终生受用。先生经常针对每个学生的学力、禀性等方面的不同特点而给予不同的课题，引导各人向自己所长的方面深入进去；然后又供给他们参考的材料，其中包括自己写而未竟的文章以及为作文而搜集的资料；继而又指导他们作文的方法，并为之修改文章，不断启发他们自动研究的兴趣，给他们工作的信心和奋斗的勇气。如燕大学生徐文珊上先生“中国上古史研究”课时，一次考试，出题课外作，用意当不在重问答记忆，而是重研究，要找资料，提出看法。有人先交卷，先生看过说，答卷所说都是我讲的，那是我的见解，不是你的研究心得，不可以。徐君的答卷已拿在手中准备交上，一听此言，不敢交出，因为他也正犯同样的毛病。于是回去后读书、查资料，硬是在鸡蛋里找骨头，居然有收获。交卷后先生看了十分赏识，将他叫到家里，当面夸奖一番。这使徐君明白做学问没有不劳而获的，一定要下功夫，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不可“千古文章一大抄”，他说：“这鸡蛋里找骨头的方法是我得自顾师的最得力的教育，一生享用不尽！”后来先生与其共同整理《史记》并出版白文本，使之成为研究《史记》的专家。又如燕大学生朱士嘉上先生“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时，先生认为朱君的国学基础和写作能力还需提高，就亲自动手修改他的作业，嘱咐他选读《史记》、《汉书》中部分传记及唐宋文学家的名著，最好能背诵。朱君遵嘱每天朗诵文史名著两小时，坚持半年，果然收到良好的效果。当朱君向先生汇报《四库提要》中有一部分方志时，先生即指出方志的材料对于治史者甚重要，而长期以来却不被学者所重视。为了开辟这片史料的新园地，先生将章学诚《文史通义》借给朱君读，希望他学习方志学说，并与他联名起草《研究中国地方志的计划》发表。以后朱君撰成《中国地方志综录》一书，并成为我国地方志研究领域的专家，他说：“我之对于方志，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都是顾老师循循善诱和谆谆教导的结果。”再如燕大学生侯仁之就是受了先生文章的影响，才报考历史系的，其“受益于顾师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给了我以实地考察的机会”。那是抗战的前一年，侯君作为先生的助教协助开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这门别开生面的课程。每次确定调查目标后，侯君便根据先生所提供的必要的参考资料，加上自己搜集所得，写成一篇简要说明印发给学生；可是至现场对比实物，常会发现所据资料不尽可靠，或是调查对象本身已有变化，这使他体会到现场考察的重要。一次先生带领大家到张家口调查实习，侯君依此次考察所得写成一篇论文，这是其第一次把一处古代遗址的研究扩大到一个地区，并由此进一步认识到历史遗迹应该受到充分重视的意义。以后侯君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专家，而当年作先生助教的那段经历，是使之“迄今最怀念难忘的”，他说：“半个世纪以前顾师要我们重视古迹古物的用心，到今天还在鼓励着我为首都的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尽一点自己的力量。”再如先生与燕大学生谭其骧讨论汉代州制之事（见上节），除解决了一个2000年来未搞清楚的问题外，还有一个重要成果，正如谭君所说：“通过这场讨论，使我这个青年对历史地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又提高了我做研究工作的能力”，从而使他成为历史地理学方面的专家。先生认为，一个大学生原已有相当的程度，只要有人指点，本人又肯学习，当然进步是很快的。所以他所指导的学生，往往有了两三年工夫即已取得学术上的地位。傅斯年曾说：“哪一个青年只要同颉刚一接近，就封了‘一字平天王’了！”先生答道：“倒没有这样容易。凡是和我接近的青年，我时时逼他们工作，必须肯工作、能工作的人才有封王的希望呢。”
先生平生有一突出特点，即喜欢办刊物，以这种最有效的方式通过推进学术的发展来培养人才。他常说：“我们若为自己成名计，自可专做文章，不办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之不易，与国家社会不爱重人才，而欲弥补这缺憾，我们便不得不办刊物。我们不能单为自己打算，而要为某一项学术的全部打算。”他深知学问也如同征战，固然需要将帅，但尤需要的是兵丁。有了健全的兵丁，自然会酝酿出好的将帅，而办刊物就是训练兵丁的有效途径。在他一生所编众多刊物中，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等成绩最为显著，现在学术界很多有成就者，多是由这几个刊物培养起来的；其中尤其是《禹贡》半月刊，成就了整整一代的历史地理学人才。先生当年致傅斯年的信里谈到禹贡学会及半月刊之事时说：自己教书多年，已训练好许多可以从事学问的青年，“我创设这个机关就是要使这班青年对于工作有兴趣，有自信心，而且大家有一共同的目标”，可以尽量发挥他们的热力。据先生的经验，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四五年中不做学问的工作，他的一生就不能再做这工作了。研究院的用处，就在大学毕业后能再给他一个读书的机会，使得他终身走向这条路。先生所以敢于办《禹贡》半月刊，也正因为有燕大研究院学生作后盾；“这半月刊的进展，也就是研究院生的学力的进展”。上面已经说过，为了奖掖后进，先生常常将其稿件修改以至重写，这里再引侯仁之一段话为例：当半月刊创刊时，他是燕大二年级的学生，先生在课上讲到，此刊的出版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练习写作的园地，并为每人拟定了题目。侯君分到的题目是《〈汉书地理志〉中所释之〈职方〉山川泽寖》，其时旧学根底不深，然此题乃以辑录为主，最便于初学者，故能按期交卷，至于能否发表却没有信心。出其意料的是，这一篇习作很快就在此刊登出，而尤其使他感到“惊异的是这篇文章的绪论和结语，都经过了颉刚老师的修改、补充和润饰，竟使我难于辨认是我自己的写作了”。此事大大激励了侯君，他说：“我决心去钻研古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先生不仅帮学生改文章，还将所以如此改动的原因告诉他们，使其知道为学之门径。从前人有两句诗：“鸳鸯绣出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先生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先把金针度与人，为的是希望别人绣出更美的鸳鸯。即使有的学生文章里有反对先生的意见，先生也随顺了他们的意思为之修改发表，这在别人大觉奇怪的而在他则所行无事，正因为他坚信：必须许人这样自由思想，学问界才能蓬勃发展。他这样的悉心教诲，身边自然吸引了许多有志于学问的青年，尽管半月刊没有稿酬，但稿子却源源不断。在编辑半月刊时，先生为使初出校门的青年迅速成长，又放手将任务交给他们，如此刊的不少“专号”，就是让他们编的。据吴丰培回忆，当年先生要他编辑10余万字的“康藏专号”，仅给半个月时间，使他这位新手不免手忙脚乱；先生及时指出其不足，并教给不少编辑、校对的方法，使“专号”顺利出版。吴君还说：“跟着顾先生工作，是没有钱可赚的。但他尽量给人以出名的机会。”哪怕给禹贡学会捐赠了一点钱或几册书，先生都要在半月刊的“志谢”栏中为之表彰出来。用先生自己的话说，这样做“使许多有志有为的人，都得到他的适当的名誉和地位，岂不是人生一乐？”当时曾有人批评他：办《禹贡》半月刊是终日为他人忙，弄得自己学问毫无进步，写不出多少文章；又赔了钱，太不值得。先生对此却不屑一顾，认为说这种话的人只是注目于个人的名利，他决不相信自己的功夫是白扔的。这种以培养人才为己任，而不顾个人得失和劳累的高尚境界，确实为当时一般学者所不能达到。
先生还常在经济上接济穷困青年，“毕业即失业”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他极欲改变这种状况，热情地为毕业生谋职业，或学校、或图书馆、或出版社，使其能将所学贡献于社会。如有一时找不到出路者，先生或者请其为自己做一些整理、抄写资料的工作，自己按月付酬；或者就让其以自己的名字写书撰文，因为先生是著名学者，稿费自要高于一般人，使那些青年能靠稿费生活。
先生在《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说过：
凡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必须由于长期的努力，一个人的生命不过数十寒暑，固然可以有伟大的创获，但必不能有全部的成功，所以我们只能把自己看作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必须比前人进一步，也容许后一世的人更比自己进一步。能够这样，学术界才可有继续前进的希望，而我们这辈人也不致做后来人的绊脚石了。
这充分反映了他正是出于对学术事业的公心，故而在自己孜孜不倦研究学问、努力超越前人的同时，又不遗余力地培育人才，为后人超越自己创造条件。他这种为我国学术的不断前进而献身的精神，必将在后人身上发扬光大。
先生治学既是出以公心，因此他并不是钻进象牙之塔，“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时时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念，不忘记知识分子应尽的社会责任。他生于离乱之际，感触所及自然和他人一样有志救国，但因没有政治的兴趣和社会活动的才干，便想以学术来救国。起初他想研究中华民族是衰老还是少壮这一“关系我们的生死存亡的”“最重大的历史问题”，以此编出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来。后来在古史研究中提出要打破四个偶像，既是“为求真的学术计”，也是“为求生存的民族计”，“非有此破坏，我们的民族不能得到一条生路”。因为通过这个大破坏，可以使人知道“民族的光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从而由沉沉的暮气中挣脱出来，增强自信心和创造力，以抵抗强权。同时，先生欲以自己研究古书和古史的态度影响于他种学术上，更影响于一般社会上，大家分别“终身孜孜于几件工作，切实地负责，真实地有成就，那么这个可怜的中国，虽日在狂风怒涛的打击之中，自然渐渐地显现光明而有获救的希望了”。
由于先生心中始终存有编纂一部通俗的国史之念，20年代曾为北京孔德学校作叙述性的《国史讲话》；在燕大编汉代史讲义时，“为将来编通俗中国通史之准备”，又将此讲义以叙述性而非考证性的文字写成，即《汉代学术史略》一书，此书把关于“五德终始”渊博精深的学术内容写得如此通俗活泼，类似科普性读物，使人容易看懂，因此大受欢迎，多次重版，直到今天，依旧为人们所喜爱，甚至被人认为是先生著作中最有影响且最有价值者。那时也有人批评先生不该强迫古人讲现代的话，意即高文典册的研究，不应该用通俗文字来写。其实先生使用这种写法自有他的用意，只是抗战前史学界的风气是投向专的方面，而忽略了通的方面，先生的用意不易被人理解；更何况通俗化的专门文字最难写，因为这必须把艰深的东西嚼烂了吐出来，功力不深厚者很难写出这般文字来。
抗战初期先生在云南大学作《上古史讲义》，再次运用这种写法，以叙述性文字撰述，“使读之者弗为考证之语所困”，又因为上古史材料少而问题多，如不加考证则无法看出真相，故又摘取自己及他人之研究结果以注语形式附于文后，“备有志治史者之寻省”。也即是说，此讲义的正文是通俗体裁，可供初学者及有一般文化程度者阅读，而讲义的注释是考证体裁，可供有志研究者使用，这不能不说是先生在讲义体例上的一种创新。在先生众多的撰著计划中，一直是区分不同的读者群（如学者、大学、中学以至小学文化程度者）而将同一题材进行不同程度、不同内容的处理的，且不说中国通史的编撰，即便《尚书》研究的著述也欲按照学者的深入探讨、一般人作为常识的了解等几个层次分别写作。而这部在云南大学所作《上古史讲义》，届于当时烽火连天的局势，先生便进行了一种将通俗与精深相结合的尝试，在一部讲义里叙述与考证两种体裁同时存在。当时亦有人笑他写的是小说，他答道：“我正要写成一部小说，本不稀罕登大雅之堂。”其目的就是“让一般没福享受高等教育的国民能看我们的正史，激起他们爱护民族文化的热忱”；而让大学生“也可看了我们的注释，自己去寻求史料，作深入的研究”。后来他将此讲义陆续刊于《文史杂志》，希望能影响更多的人以这种体裁写作。抗战前先生在学术上主要从事专题研究，精力总集中于一二个问题，范围不广；而此时欲将当前的古史研究系统化，使初学者得以接受较正确的古史常识，所以撰写范围大大扩展，包括了民族、疆域、政治、社会、宗教、学术等方方面面。因此可以说，这部讲义也是先生总结自己多年来上古史研究所得，对古史系统进行全面建设的一个尝试。
以后随着抗战的深入，时局日益险恶，而在此兵荒马乱之际，先生愈加感到历史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民族自信心的基石，个人的生命随时会有危险，但是“历史的传统是不能一天中断的”，“文化的蜡炬在无论怎样艰苦的环境中总得点着，好让孑遗的人们或其子孙来接受这传统”。为此他在极端低劣的物质条件之下主编《文史杂志》--抗战期间寿命最长的极少数文史类刊物之一，此刊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章，出过不少专号，拥有大量的读者，为他们所欢迎。他又发起编撰“中国名人传”，自周迄清选出二百余人，“期就此数百人之身而表现其各个时代与各个社会之背景”，分之为二百余册，合之为一书，“而《中国通史》之雏形于是乎在矣”。他念念不忘要作通俗的国史，要“就自己的行业，把确实而有系统的历史知识介绍给全体国民”，由于“历史知识里最容易发生兴趣的是名人传记，最能给人以做人榜样的也是名人传记”，故而从此处着手。他认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终不灭亡，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因为“无数的圣贤豪杰把我们的国魂陶铸熔冶，已炼成了金刚不坏之身了”，期望人们在接受历史知识的同时能以历史上的优秀人物为榜样，认识我们的立国精神，在国难当头之时共图民族复兴的大业。先生亲自撰写《晋文公》，作为“名人传”的第一册，此书当时即被誉为“极生动之通俗历史，不独对民众，即一般知识阶级之非专攻历史者，读之亦觉盎然有味”。
在抗战胜利后，先生仍坚持史学应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专家的研究，这是史学的基石，不可缺少；一是普及知识，即将专家研究的成果融会贯通之后送给一般人看，而对后者期望尤切，认为“唤起民族意识，把握现代潮流，都靠在这上了”。并且希望“史学家和文学家联合起来”，把史学中取得的正确的材料和系统的知识以文学的笔法介绍给大众，也就是“嚼饭哺人”。他不仅时时提倡，而且身体力行，既致力于史学研究的深入，又注意专门成果通俗化的浅出，这在当代史学家里是极少有的。他所以能这样做，除了学养深厚、文采斐然的有利条件外，更得自那种书生报国的赤诚。
1965年冬至1966年春，先生因病手术后去香山疗养所疗养，应同所疗养者何启君之请，为其讲述中国历史，先生说：“予在工作岗位上，向来只是用显微镜，而此次却要用望远镜。然以予所学，欲为工农兵服务，亦唯有此系统的‘概论’方式，才能使大众懂得，且使自己所学串成一个系统也。”即使只有一个听众，先生也认真做了准备，在10余次的讲述中，包括了古代民族、历史、神话传说、古籍、古文字、古器物以及古代学术、社会、文学、宗教等各方面的内容，真正是将他一生所学以概论的方式串成一个系统，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既显示出他学识的渊博与精深，又显示出他意欲普及历史知识，为大众服务的良苦用心。当时先生曾希望何启君将记录稿整理出版，10余年后，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何启君的笔记万分侥幸地在“文革”劫难后得以归还，他便竭尽全力整理为《中国史学入门》一书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0年间已出版3次，由初版而至修订版、增订版，另外还在香港地区及日本出版。这本书，可以说是先生一生编纂通俗国史、普及历史科学知识的心愿的结晶。
另外，先生由于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当“五卅”惨案发生，北大师生推他作宣传性文字时，他为使民众乐于接受，就用民众的口气和他们习用的表现形式--民歌体裁作《伤心歌》，印成传单散发，没过几日这首歌便广为流传。这使先生深感通俗文学确是教育民众的利器。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气焰嚣张，两年后又进占热河，燕大师生感到时局危急，便组织抗日会，推先生担任宣传工作。他根据“五卅”时期作宣传的经验，认为大鼓书在北方乡村中最流行，故最适宜以此方式来宣传民众。于是，就办起“三户书社”，征求抗日鼓词，由先生修改后出版，以极低廉的价格销售；继而先生又感到仅向民众宣传抗日还不够，必须兼及史地、医药卫生、社会、工农业等方面常识，以使其具备现代意识，故改书社为通俗读物编刊社，扩大范围。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开展十几年来仅局限于城市，只能在受过相当新式教育的人们中间找到读者，与乡村民众是完全绝缘的。新文化运动所以不能深入下层民众的原因，不在于内容不适当，而在于作品的形式和大众距离太远，更在于提倡者没有根据教育原理替乡村民众创作出他们所需要的作品来。因此他主张“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即抓住民众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及当前抗日形势下的急迫要求等题材，用民众熟悉的章回小说、鼓词、弹词、歌谣、连环画、年画等形式和用语，来宣传革命的科学的思想，创作出足以提醒、指导、鼓励以至转化民众的作品。在先生领导下，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工作甚有成效，至七七事变后该社迁离北平之时，已出版通俗读物小册子近200种，其中以大鼓书体为多，也有剧本和记叙体的，每种印数由最初的5000册而至后来的5万、10万册，如反映绥远抗战的《百灵庙》，半年内印了5版，每版2万册；如反映七七事变的《卢沟桥》，7月15日编出，一星期内已销出5000册。又出版年画三四十种，每种印10万张；出版连环画两套；另外还有些长篇的剧本和小说。发行网也由北平发展到河北各县，进而又发展到黄河流域。
那些年，先生以一半的精力在从事通俗读物的工作，即使在北平沦陷后敌寇日益深入我国领土的形势下，他仍认为“历来文化运动，都起于民族衰微的时候”，并以为抗战之后“必有大规模的新文化运动发生。那时的运动，将不由士大夫阶级主持，而由全体民众直接活动”。也许是先生看到自九一八以来全民族的逐步觉醒，故而有此种预言，这与他10余年前对大众文化所持的看法并不矛盾；进而他指出：“为作这运动的准备，我们有知识的人，此时应教育大众，与大众发生关系。”而通俗读物就是知识分子“教育大众，与大众发生关系”的最好工具，先生认为，通俗读物不是“一时的兴奋剂”，而是“早晚果腹的食粮”。要使民众成为健全的公民，那么“公民所应有的知识全都要用文学的技巧灌输到不甚受教育的民众心中，使得他们可以身体力行”。鉴于这种认识，他不仅将通俗读物社的工作开展至西北、西南，共出版大鼓书等读物600余种，行销5000余万册，而且还在兰州创办《老百姓》旬刊，以西北流行之民歌方式进行抗日宣传，并亲自用鼓词体为此刊作发刊词《开场小唱》。直至抗战胜利以后回到苏州，仍然组织民众读物社，办《民众周刊》。一位著名的史学家，而能与民众结合得如此紧密，可以说是不多见的。
他对于学术有成就的前辈，总是虚怀若谷，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如吴燕绍以数十年心血收集蒙藏史料数百万字，编成《清代蒙藏回典汇》，塞满了两大柜。先生抗战前屡去彼处请教并查阅资料；抗战中吴氏去世，先生心里一直牵记着这批宝贵的边疆、民族史料，希望得以出版。1950年先生在北京参加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即提出此事，但当时未受到重视。1958年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的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会议，他又重提此事，得到与会者同意，将此书列入12年出版计划，然因“文革”之祸，未及付梓。“文革”后他藉吴氏之子吴丰培来看望之机，询问这批资料的情况，得知安然无恙，十分欣慰，嘱其拟出计划，他再向有关方面推荐。直至1979年4月他还在日记中写道：“予之心事，有三部书，当表彰”，其中第一部便是此书。
至于对待同辈及后辈，先生以特有的识力和同情心去帮助、奖掖的事例就更多了。如20年代先生见到钱穆所撰《先秦诸子系年》之稿，敬佩其学问，虽钱氏当时在苏州中学任教，并无大学学历，但先生爱其博学多才，即荐至燕京大学任讲师，还将其所写的与自己观点完全相反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见上节）；以后钱氏不适应燕大教会学校的环境而欲辞去，恰好那时北大欲聘先生，于是先生写信与胡适，希望北大转聘钱氏，他说：“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指钱）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颇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无流弊也。”于是，钱氏就去了北大；抗战以后先生又请其至齐鲁大学与自己同办国学研究所。这样，钱氏逐渐从一个自学进修者而跻身于中国学术之林，成为有名的大学者了。又如童书业年轻时曾在浙江省图书馆附设的印刷所任校对员，先生见到他的《虞书疏证》，认为是大可造就之才，请他来燕京大学协助自己工作。童氏未上过大学，连中学文凭也拿不出来，不好列入大学的正式编制，先生就按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几十元作为他的工资。童氏助先生编辑春秋史讲义和《禹贡》半月刊，又与先生合写有关虞夏历史等论文发表；抗战中还与吕思勉合编《古史辨》第七册，并在大学任教，逐步成为古史研究上有造诣的学者。
先生对于自己学生的课业和生活，更是尽心竭力，尤其是课下的攀谈，使学生得益最多，每一个学生几乎都能津津有味地说出自己被启发的一些体验来，这些体验往往使他们终生受用。先生经常针对每个学生的学力、禀性等方面的不同特点而给予不同的课题，引导各人向自己所长的方面深入进去；然后又供给他们参考的材料，其中包括自己写而未竟的文章以及为作文而搜集的资料；继而又指导他们作文的方法，并为之修改文章，不断启发他们自动研究的兴趣，给他们工作的信心和奋斗的勇气。如燕大学生徐文珊上先生“中国上古史研究”课时，一次考试，出题课外作，用意当不在重问答记忆，而是重研究，要找资料，提出看法。有人先交卷，先生看过说，答卷所说都是我讲的，那是我的见解，不是你的研究心得，不可以。徐君的答卷已拿在手中准备交上，一听此言，不敢交出，因为他也正犯同样的毛病。于是回去后读书、查资料，硬是在鸡蛋里找骨头，居然有收获。交卷后先生看了十分赏识，将他叫到家里，当面夸奖一番。这使徐君明白做学问没有不劳而获的，一定要下功夫，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不可“千古文章一大抄”，他说：“这鸡蛋里找骨头的方法是我得自顾师的最得力的教育，一生享用不尽！”后来先生与其共同整理《史记》并出版白文本，使之成为研究《史记》的专家。又如燕大学生朱士嘉上先生“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时，先生认为朱君的国学基础和写作能力还需提高，就亲自动手修改他的作业，嘱咐他选读《史记》、《汉书》中部分传记及唐宋文学家的名著，最好能背诵。朱君遵嘱每天朗诵文史名著两小时，坚持半年，果然收到良好的效果。当朱君向先生汇报《四库提要》中有一部分方志时，先生即指出方志的材料对于治史者甚重要，而长期以来却不被学者所重视。为了开辟这片史料的新园地，先生将章学诚《文史通义》借给朱君读，希望他学习方志学说，并与他联名起草《研究中国地方志的计划》发表。以后朱君撰成《中国地方志综录》一书，并成为我国地方志研究领域的专家，他说：“我之对于方志，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都是顾老师循循善诱和谆谆教导的结果。”再如燕大学生侯仁之就是受了先生文章的影响，才报考历史系的，其“受益于顾师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给了我以实地考察的机会”。那是抗战的前一年，侯君作为先生的助教协助开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这门别开生面的课程。每次确定调查目标后，侯君便根据先生所提供的必要的参考资料，加上自己搜集所得，写成一篇简要说明印发给学生；可是至现场对比实物，常会发现所据资料不尽可靠，或是调查对象本身已有变化，这使他体会到现场考察的重要。一次先生带领大家到张家口调查实习，侯君依此次考察所得写成一篇论文，这是其第一次把一处古代遗址的研究扩大到一个地区，并由此进一步认识到历史遗迹应该受到充分重视的意义。以后侯君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专家，而当年作先生助教的那段经历，是使之“迄今最怀念难忘的”，他说：“半个世纪以前顾师要我们重视古迹古物的用心，到今天还在鼓励着我为首都的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尽一点自己的力量。”再如先生与燕大学生谭其骧讨论汉代州制之事（见上节），除解决了一个2000年来未搞清楚的问题外，还有一个重要成果，正如谭君所说：“通过这场讨论，使我这个青年对历史地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又提高了我做研究工作的能力”，从而使他成为历史地理学方面的专家。先生认为，一个大学生原已有相当的程度，只要有人指点，本人又肯学习，当然进步是很快的。所以他所指导的学生，往往有了两三年工夫即已取得学术上的地位。傅斯年曾说：“哪一个青年只要同颉刚一接近，就封了‘一字平天王’了！”先生答道：“倒没有这样容易。凡是和我接近的青年，我时时逼他们工作，必须肯工作、能工作的人才有封王的希望呢。”
先生平生有一突出特点，即喜欢办刊物，以这种最有效的方式通过推进学术的发展来培养人才。他常说：“我们若为自己成名计，自可专做文章，不办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之不易，与国家社会不爱重人才，而欲弥补这缺憾，我们便不得不办刊物。我们不能单为自己打算，而要为某一项学术的全部打算。”他深知学问也如同征战，固然需要将帅，但尤需要的是兵丁。有了健全的兵丁，自然会酝酿出好的将帅，而办刊物就是训练兵丁的有效途径。在他一生所编众多刊物中，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等成绩最为显著，现在学术界很多有成就者，多是由这几个刊物培养起来的；其中尤其是《禹贡》半月刊，成就了整整一代的历史地理学人才。先生当年致傅斯年的信里谈到禹贡学会及半月刊之事时说：自己教书多年，已训练好许多可以从事学问的青年，“我创设这个机关就是要使这班青年对于工作有兴趣，有自信心，而且大家有一共同的目标”，可以尽量发挥他们的热力。据先生的经验，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四五年中不做学问的工作，他的一生就不能再做这工作了。研究院的用处，就在大学毕业后能再给他一个读书的机会，使得他终身走向这条路。先生所以敢于办《禹贡》半月刊，也正因为有燕大研究院学生作后盾；“这半月刊的进展，也就是研究院生的学力的进展”。上面已经说过，为了奖掖后进，先生常常将其稿件修改以至重写，这里再引侯仁之一段话为例：当半月刊创刊时，他是燕大二年级的学生，先生在课上讲到，此刊的出版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练习写作的园地，并为每人拟定了题目。侯君分到的题目是《〈汉书地理志〉中所释之〈职方〉山川泽寖》，其时旧学根底不深，然此题乃以辑录为主，最便于初学者，故能按期交卷，至于能否发表却没有信心。出其意料的是，这一篇习作很快就在此刊登出，而尤其使他感到“惊异的是这篇文章的绪论和结语，都经过了颉刚老师的修改、补充和润饰，竟使我难于辨认是我自己的写作了”。此事大大激励了侯君，他说：“我决心去钻研古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先生不仅帮学生改文章，还将所以如此改动的原因告诉他们，使其知道为学之门径。从前人有两句诗：“鸳鸯绣出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先生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先把金针度与人，为的是希望别人绣出更美的鸳鸯。即使有的学生文章里有反对先生的意见，先生也随顺了他们的意思为之修改发表，这在别人大觉奇怪的而在他则所行无事，正因为他坚信：必须许人这样自由思想，学问界才能蓬勃发展。他这样的悉心教诲，身边自然吸引了许多有志于学问的青年，尽管半月刊没有稿酬，但稿子却源源不断。在编辑半月刊时，先生为使初出校门的青年迅速成长，又放手将任务交给他们，如此刊的不少“专号”，就是让他们编的。据吴丰培回忆，当年先生要他编辑10余万字的“康藏专号”，仅给半个月时间，使他这位新手不免手忙脚乱；先生及时指出其不足，并教给不少编辑、校对的方法，使“专号”顺利出版。吴君还说：“跟着顾先生工作，是没有钱可赚的。但他尽量给人以出名的机会。”哪怕给禹贡学会捐赠了一点钱或几册书，先生都要在半月刊的“志谢”栏中为之表彰出来。用先生自己的话说，这样做“使许多有志有为的人，都得到他的适当的名誉和地位，岂不是人生一乐？”当时曾有人批评他：办《禹贡》半月刊是终日为他人忙，弄得自己学问毫无进步，写不出多少文章；又赔了钱，太不值得。先生对此却不屑一顾，认为说这种话的人只是注目于个人的名利，他决不相信自己的功夫是白扔的。这种以培养人才为己任，而不顾个人得失和劳累的高尚境界，确实为当时一般学者所不能达到。
先生还常在经济上接济穷困青年，“毕业即失业”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他极欲改变这种状况，热情地为毕业生谋职业，或学校、或图书馆、或出版社，使其能将所学贡献于社会。如有一时找不到出路者，先生或者请其为自己做一些整理、抄写资料的工作，自己按月付酬；或者就让其以自己的名字写书撰文，因为先生是著名学者，稿费自要高于一般人，使那些青年能靠稿费生活。
先生在《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说过：
凡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必须由于长期的努力，一个人的生命不过数十寒暑，固然可以有伟大的创获，但必不能有全部的成功，所以我们只能把自己看作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必须比前人进一步，也容许后一世的人更比自己进一步。能够这样，学术界才可有继续前进的希望，而我们这辈人也不致做后来人的绊脚石了。
这充分反映了他正是出于对学术事业的公心，故而在自己孜孜不倦研究学问、努力超越前人的同时，又不遗余力地培育人才，为后人超越自己创造条件。他这种为我国学术的不断前进而献身的精神，必将在后人身上发扬光大。
先生治学既是出以公心，因此他并不是钻进象牙之塔，“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时时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念，不忘记知识分子应尽的社会责任。他生于离乱之际，感触所及自然和他人一样有志救国，但因没有政治的兴趣和社会活动的才干，便想以学术来救国。起初他想研究中华民族是衰老还是少壮这一“关系我们的生死存亡的”“最重大的历史问题”，以此编出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来。后来在古史研究中提出要打破四个偶像，既是“为求真的学术计”，也是“为求生存的民族计”，“非有此破坏，我们的民族不能得到一条生路”。因为通过这个大破坏，可以使人知道“民族的光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从而由沉沉的暮气中挣脱出来，增强自信心和创造力，以抵抗强权。同时，先生欲以自己研究古书和古史的态度影响于他种学术上，更影响于一般社会上，大家分别“终身孜孜于几件工作，切实地负责，真实地有成就，那么这个可怜的中国，虽日在狂风怒涛的打击之中，自然渐渐地显现光明而有获救的希望了”。
由于先生心中始终存有编纂一部通俗的国史之念，20年代曾为北京孔德学校作叙述性的《国史讲话》；在燕大编汉代史讲义时，“为将来编通俗中国通史之准备”，又将此讲义以叙述性而非考证性的文字写成，即《汉代学术史略》一书，此书把关于“五德终始”渊博精深的学术内容写得如此通俗活泼，类似科普性读物，使人容易看懂，因此大受欢迎，多次重版，直到今天，依旧为人们所喜爱，甚至被人认为是先生著作中最有影响且最有价值者。那时也有人批评先生不该强迫古人讲现代的话，意即高文典册的研究，不应该用通俗文字来写。其实先生使用这种写法自有他的用意，只是抗战前史学界的风气是投向专的方面，而忽略了通的方面，先生的用意不易被人理解；更何况通俗化的专门文字最难写，因为这必须把艰深的东西嚼烂了吐出来，功力不深厚者很难写出这般文字来。
抗战初期先生在云南大学作《上古史讲义》，再次运用这种写法，以叙述性文字撰述，“使读之者弗为考证之语所困”，又因为上古史材料少而问题多，如不加考证则无法看出真相，故又摘取自己及他人之研究结果以注语形式附于文后，“备有志治史者之寻省”。也即是说，此讲义的正文是通俗体裁，可供初学者及有一般文化程度者阅读，而讲义的注释是考证体裁，可供有志研究者使用，这不能不说是先生在讲义体例上的一种创新。在先生众多的撰著计划中，一直是区分不同的读者群（如学者、大学、中学以至小学文化程度者）而将同一题材进行不同程度、不同内容的处理的，且不说中国通史的编撰，即便《尚书》研究的著述也欲按照学者的深入探讨、一般人作为常识的了解等几个层次分别写作。而这部在云南大学所作《上古史讲义》，届于当时烽火连天的局势，先生便进行了一种将通俗与精深相结合的尝试，在一部讲义里叙述与考证两种体裁同时存在。当时亦有人笑他写的是小说，他答道：“我正要写成一部小说，本不稀罕登大雅之堂。”其目的就是“让一般没福享受高等教育的国民能看我们的正史，激起他们爱护民族文化的热忱”；而让大学生“也可看了我们的注释，自己去寻求史料，作深入的研究”。后来他将此讲义陆续刊于《文史杂志》，希望能影响更多的人以这种体裁写作。抗战前先生在学术上主要从事专题研究，精力总集中于一二个问题，范围不广；而此时欲将当前的古史研究系统化，使初学者得以接受较正确的古史常识，所以撰写范围大大扩展，包括了民族、疆域、政治、社会、宗教、学术等方方面面。因此可以说，这部讲义也是先生总结自己多年来上古史研究所得，对古史系统进行全面建设的一个尝试。
以后随着抗战的深入，时局日益险恶，而在此兵荒马乱之际，先生愈加感到历史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民族自信心的基石，个人的生命随时会有危险，但是“历史的传统是不能一天中断的”，“文化的蜡炬在无论怎样艰苦的环境中总得点着，好让孑遗的人们或其子孙来接受这传统”。为此他在极端低劣的物质条件之下主编《文史杂志》--抗战期间寿命最长的极少数文史类刊物之一，此刊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章，出过不少专号，拥有大量的读者，为他们所欢迎。他又发起编撰“中国名人传”，自周迄清选出二百余人，“期就此数百人之身而表现其各个时代与各个社会之背景”，分之为二百余册，合之为一书，“而《中国通史》之雏形于是乎在矣”。他念念不忘要作通俗的国史，要“就自己的行业，把确实而有系统的历史知识介绍给全体国民”，由于“历史知识里最容易发生兴趣的是名人传记，最能给人以做人榜样的也是名人传记”，故而从此处着手。他认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终不灭亡，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因为“无数的圣贤豪杰把我们的国魂陶铸熔冶，已炼成了金刚不坏之身了”，期望人们在接受历史知识的同时能以历史上的优秀人物为榜样，认识我们的立国精神，在国难当头之时共图民族复兴的大业。先生亲自撰写《晋文公》，作为“名人传”的第一册，此书当时即被誉为“极生动之通俗历史，不独对民众，即一般知识阶级之非专攻历史者，读之亦觉盎然有味”。
在抗战胜利后，先生仍坚持史学应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专家的研究，这是史学的基石，不可缺少；一是普及知识，即将专家研究的成果融会贯通之后送给一般人看，而对后者期望尤切，认为“唤起民族意识，把握现代潮流，都靠在这上了”。并且希望“史学家和文学家联合起来”，把史学中取得的正确的材料和系统的知识以文学的笔法介绍给大众，也就是“嚼饭哺人”。他不仅时时提倡，而且身体力行，既致力于史学研究的深入，又注意专门成果通俗化的浅出，这在当代史学家里是极少有的。他所以能这样做，除了学养深厚、文采斐然的有利条件外，更得自那种书生报国的赤诚。
1965年冬至1966年春，先生因病手术后去香山疗养所疗养，应同所疗养者何启君之请，为其讲述中国历史，先生说：“予在工作岗位上，向来只是用显微镜，而此次却要用望远镜。然以予所学，欲为工农兵服务，亦唯有此系统的‘概论’方式，才能使大众懂得，且使自己所学串成一个系统也。”即使只有一个听众，先生也认真做了准备，在10余次的讲述中，包括了古代民族、历史、神话传说、古籍、古文字、古器物以及古代学术、社会、文学、宗教等各方面的内容，真正是将他一生所学以概论的方式串成一个系统，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既显示出他学识的渊博与精深，又显示出他意欲普及历史知识，为大众服务的良苦用心。当时先生曾希望何启君将记录稿整理出版，10余年后，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何启君的笔记万分侥幸地在“文革”劫难后得以归还，他便竭尽全力整理为《中国史学入门》一书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0年间已出版3次，由初版而至修订版、增订版，另外还在香港地区及日本出版。这本书，可以说是先生一生编纂通俗国史、普及历史科学知识的心愿的结晶。
另外，先生由于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当“五卅”惨案发生，北大师生推他作宣传性文字时，他为使民众乐于接受，就用民众的口气和他们习用的表现形式--民歌体裁作《伤心歌》，印成传单散发，没过几日这首歌便广为流传。这使先生深感通俗文学确是教育民众的利器。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气焰嚣张，两年后又进占热河，燕大师生感到时局危急，便组织抗日会，推先生担任宣传工作。他根据“五卅”时期作宣传的经验，认为大鼓书在北方乡村中最流行，故最适宜以此方式来宣传民众。于是，就办起“三户书社”，征求抗日鼓词，由先生修改后出版，以极低廉的价格销售；继而先生又感到仅向民众宣传抗日还不够，必须兼及史地、医药卫生、社会、工农业等方面常识，以使其具备现代意识，故改书社为通俗读物编刊社，扩大范围。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开展十几年来仅局限于城市，只能在受过相当新式教育的人们中间找到读者，与乡村民众是完全绝缘的。新文化运动所以不能深入下层民众的原因，不在于内容不适当，而在于作品的形式和大众距离太远，更在于提倡者没有根据教育原理替乡村民众创作出他们所需要的作品来。因此他主张“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即抓住民众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及当前抗日形势下的急迫要求等题材，用民众熟悉的章回小说、鼓词、弹词、歌谣、连环画、年画等形式和用语，来宣传革命的科学的思想，创作出足以提醒、指导、鼓励以至转化民众的作品。在先生领导下，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工作甚有成效，至七七事变后该社迁离北平之时，已出版通俗读物小册子近200种，其中以大鼓书体为多，也有剧本和记叙体的，每种印数由最初的5000册而至后来的5万、10万册，如反映绥远抗战的《百灵庙》，半年内印了5版，每版2万册；如反映七七事变的《卢沟桥》，7月15日编出，一星期内已销出5000册。又出版年画三四十种，每种印10万张；出版连环画两套；另外还有些长篇的剧本和小说。发行网也由北平发展到河北各县，进而又发展到黄河流域。
那些年，先生以一半的精力在从事通俗读物的工作，即使在北平沦陷后敌寇日益深入我国领土的形势下，他仍认为“历来文化运动，都起于民族衰微的时候”，并以为抗战之后“必有大规模的新文化运动发生。那时的运动，将不由士大夫阶级主持，而由全体民众直接活动”。也许是先生看到自九一八以来全民族的逐步觉醒，故而有此种预言，这与他10余年前对大众文化所持的看法并不矛盾；进而他指出：“为作这运动的准备，我们有知识的人，此时应教育大众，与大众发生关系。”而通俗读物就是知识分子“教育大众，与大众发生关系”的最好工具，先生认为，通俗读物不是“一时的兴奋剂”，而是“早晚果腹的食粮”。要使民众成为健全的公民，那么“公民所应有的知识全都要用文学的技巧灌输到不甚受教育的民众心中，使得他们可以身体力行”。鉴于这种认识，他不仅将通俗读物社的工作开展至西北、西南，共出版大鼓书等读物600余种，行销5000余万册，而且还在兰州创办《老百姓》旬刊，以西北流行之民歌方式进行抗日宣传，并亲自用鼓词体为此刊作发刊词《开场小唱》。直至抗战胜利以后回到苏州，仍然组织民众读物社，办《民众周刊》。一位著名的史学家，而能与民众结合得如此紧密，可以说是不多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