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在教育转型中获取新的权势
严复在清末十年一项引人注目的工作是参与新教育事业的创办，这是当时许多学人士子乐于参与的一项活动，也是他们极力拓展的变革事业。在1902年5月发表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一文中，严复表达了急切发展新教育的意见：“今日国家诏设之学堂，乃以求其所本无，非以急其所旧有。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今世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政论有骄嚣之风（如自由、平等、民权、压力、革命皆是），科学多朴茂之意，且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而于天演消息之微，不能喻也。此未必不为吾国前途之害。故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沈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干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矣！”严复的这一看法反映了当时具有西学背景的知识分子的意愿，实为这些人拓展新教育的思想动力。
严复与新教育机构发生关系者主要有：京师大学堂、复旦公学、安徽高等学堂。这些学堂的建设成为一批具有革新倾向的新型知识分子心营目注的所在，也成为他们掌握的新的主要资源。
严复与京师大学堂的关系，始于1902年2月被聘任为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初因吴汝纶不肯就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自己亦随其后不肯赴任，3月才同意应聘。对此梁启超曾有所评论：“回銮后所办新政，惟京师大学堂差强人意，自管学以下诸职司，皆称得人。……总教习吴君挚甫、译书处总办严君又陵，闻皆力辞。虽然，今日足系中外之望者，只此一局，吾深望两君稍自贬抑，翩然出山，以副多士之望也。”可见当时海内外士人对吴、严期望甚殷。而吴、严不肯就任，表现了当时怀负革新之志的士人与清朝的关系由过去的忠诚合作演变为若即若离地保持距离。6月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开局”，严复正式上任，手订《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章程分局章、薪俸、领译合约三项，其中《局章》第一条规定“现在所译各书，以教科为当务之急，由总译择取外国通行本，察译者学问所长，分派浅深专科，立限付译”。《薪俸》规定“总译一员，月薪京平足银三百两”。《章程条说》对译书局的译书范围也作了相应规定：“原奏译书事宜，与两江、湖广会同办理。但外省所译者，多系东文，今拟即以此门归其分任，庶京师译局可以专意西文。间有外省翻译西文之书，应令于拟译之先，行知本处，免其重复。”可见，译书局以译西文书籍为主。严复在译书局任职达两年之久，至1904年离职赴沪，他与译书局的关系实际告一段落。民国元年（1912年），严复被袁世凯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末任总监督，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遂转任首任校长，此为后话。
严复与复旦公学的关系要追溯至其1905年5月从欧洲访问归来以后。他甫抵上海，即与张謇、熊希龄、萨镇冰、熊元锷等28位社会名流被聘请为复旦公学校董。此后，他帮助马相伯创建复旦公学，“共筹新舍”，制订“本学教授管理法”。严复被推荐为总教习，坚辞未就。7月23日《时报》刊登复旦公学启事：“震旦”更名“复旦”。“本学教授管理法，由严几道、马相伯两先生评定，并请校董熊季廉、袁观澜两先生分任管理之责，一切续行刊布。”一月以后，复旦公学首次招生，由严复与马相伯两位主持考试，报名者500余人，仅录取了50名。9月14日，复旦公学在吴淞正式开学。1906年11月29日复旦诸生致书严复恳请为之监督（校长）。而严复此时意在办上海女校，对兼顾两职颇有疑虑。12月6日他在南京面见两江总督端方时，当面提及此两事：“一是复旦公学须得彼提倡，肯助开头及后此常年经费，吾乃肯为彼中校长；又力劝此老兴办上海女学有完全国粹教育者。此二事渠皆乐从，且云为费有限，总可出力云云。”严复担任复旦公学监督后，因同时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故时常来往于上海、安庆、南京之间。其工作之繁忙可以想象。严复致信朱夫人抱怨道：“吾在此间公事应酬极忙，饮食起居诸凡不便，甚以为苦。”担任复旦公学监督约一年半。1908年4月，严复作诗云：“桃李端须著意裁，饱闻强国视人才。而今学校多蛙蛤，凭仗何人与洒灰？”对复旦公学充斥“蛙蛤”之状颇感灰心，遂生辞意。他上书端方，告以复旦公学现状，并坚辞监督职，举夏敬观自代。
严复与安徽高等学堂的关系始于1906年3月，此时恩铭接替诚勋为安徽巡抚，派姚永概赴沪聘请严复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一职，严复接受了该职。随即严复到达安庆，并偕姚永概到上海物色教员。4月安徽高等学堂召开欢迎会，欢迎严复就职。初到任的严复与人谈及该学堂的状况：
高等学堂起，盖费银六万余两，云系新任上海县某大令所定之图。虽未遽臻合法，然规模尚宏敞，讲堂、学舍、宿所、餐间亦颇完备其物，则吾始料所不及者也。管理皆由绅士，全省学务处即在其旁，大家尚谨慎将事。或云腐败之尤，其言过矣。独至内容功课，实无可言。学生西学程度极浅，此则由无教员之故。经史、国文、舆地种种，虽有人课，但用中文，学生受益，究为至微。……但教员至为难得。颇想自课，又患体力不胜，正不知如何了此债务耳。
严复甫上任，即有“恨不能插翅回沪”之念。尽管如此，他还是对该学堂尽其所能大加整顿，包括制定教学计划，调整教学内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裁汰不称职的旧教员，聘请新教员；加强校务管理，规范管理机构。经过一番整顿，学堂渐入正轨。严复对此不无自豪：“本学堂自经我秋间整顿之后，至今日有起色，学生亦肯用功，毫无风潮，皖人同声倾服，至今惟恐吾之舍彼而去也。”但好景不长，严复请来的教员与当地学生产生矛盾，1907年5月24日，安徽高等学堂学生陈寄密、谢师衡作揭帖三道，声讨严复和他聘请的斋长周献琛及闽籍教员，并借故煽动罢课。严复虽电令学堂，将首事者牌示开除，同时自己亦致电恩铭，表示辞去该校监督职务。6月5日，安徽高等学堂有学生向严复投递“公愤书”，要求他辞职。严复遂于当日留下辞职信，离开了安徽高等学堂。关于此次学生风潮及严复辞职事，严复本人在给其外甥女何纫兰的信中作了解释。《直隶教育杂志》丁未年第8期所载《严几道先生辞安庆高等学堂监督意见书》更是将其在安徽高等学堂的苦衷和盘托出。
严复参与清末教育改革的另一举动是参与回国留学生的考试，担任考官。第一届游学毕业生考试于1906年10月14日举行，由外部侍郎唐绍仪为总裁，严复与詹天佑、魏翰等为同考官，严复实主其事。此次试毕，清朝赐留学生陈锦涛、颜惠庆等31人为进士、举人出身。1907年7月3-5日严复应两江总督端方之约，在江宁提学使司衙门主持宁、苏、皖、赣官费留美学生考试。考毕，他对新教育推行难见成效颇感悲叹：“程度及格者不过五六人，其余虽送出洋，不能入大学堂肄业也。至于女生十余人中竟无一人可及半格，三名之阙不知如何取补。人才难得如此。江、皖、赣三省讲求学务六七年，年费不下半兆银两，而认真考校时，成效不外如此，何异辇金以投扬子乎，可叹可叹！”1907年10月初第二届游学毕业生考试在京举行，严复任同考官。1908年9月下旬，举行第三届游学毕业生考试，此次应考者127名，9月24-26日三天进行考试，严复与罗振玉、曹汝霖任同考官。清末与留学生有关的考试中，几乎都有严复的身影，他俨然成了国人心中的西学“形象大使”，以至一些地方大员（如两江总督端方）对他亦以“宾师之礼”相待，执礼甚恭。
1909年5月，严复被学部聘为审定名词馆总纂，11月“开馆”，“自此供职三年，直至国体改革，始不视事”。对此工作，严复在家信中告知：“我在此间责任颇重，且赶数月成书，故甚忙迫。”“名词馆开办后，尚为得手，分纂调聘亦无滥竽；惟部中诸老颇欲早观成效，不得不日夜催趱耳。”可见其对此工作颇为投入。1911年2月28日，他在《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序中称：“自欧美学科东渐亚陆，其所扬榷而举似者，不独名物异古已也，即其理想往往为古人之所无。将欲废之乎？则于今日之事，必有所之。将欲倡之乎？则其势且将以蔑古。……今夫名词者，译事之权舆也，而亦为之归宿。”表达了他对审定名词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重要性的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严复被派在学部丞参上行走。他当时所担任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审定《国民必读》。据其日记载：1909年12月3日，“看图书公司所编国文教科书，纰谬百出”。12月12日，“评《国民必读》”。12月17日，“到部，见严、宝两侍郎，言《国民必读》事”。12月21日，“严、宝两侍郎以《国民必读》相托”。以后严复日记频繁地出现有关他与《国民必读》的记录。12月24日，“会议《国民必读》事”。12月27日，“到馆，理《国民必读》”。12月31日，“在家改《国民必读》，闷损之极”。1910年1月5日，《国民必读》第二集上卷完“1月8日，”到馆，交《国民必读》七本“1月24日，”到部。交《国民必读》与朗溪“2月5日，”缴《国民必读》卷，到部。可见，为此事，严复忙碌了一阵，至1910年2月5日才将《国民必读》各卷定稿，呈学部审定。
不过，严复在学部兼差，薪水似不太高。1908年9月严复初到学部，即告家人：“学部系是苦部，薪水恐难从丰，所以与汝商量省费之法，务须体会此意。”1910年9月8日严复致信朱夫人诉苦道：“现在学部经费极支拙，吾月薪三百银恐难敷衍，另行想法，尚无头路，奈何！”9月12日再次致信提及收入有入不敷出之感：“我薪水不过在京三百两，江南一百，终久是靠不住的，所以甚见忧烦。处处裁减经费，即会运动亦难，况我不会运动耶！”9月底严复又致信毓朗，乞其推荐任游美学务公所副职，内中也提到自己的收入问题：“前在京，南北洋皆有津贴，略足敷衍，比者因计部裁减一切经费，皆已坐撤，仅剩学部月三百金，一家三十余口，遂有纳屦决踵之忧。”在清廷财政日蹩的情势下，严复日感收入困难，以致为稻粱谋，他也不得不凭己之长，伸手要待遇。1911年3月18日记载：“下午，到学部丞参堂，领出二月薪水一百两。”可见，清朝到日暮之际，京官收入也得不到保障，稿费版税成为严复补充收入的重要来源，他常去信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请其开支稿费。
1910年1月17日严复与辜鸿铭、詹天佑、伍光建等十九人，被钦赐“文科进士出身”。对于一个曾数度在科场名落孙山的士人来说，这本应是一个慰藉，但在科举制度废除，新学堂风气大开，这一迟到的荣誉似已不值一文，故严复毫无欣喜之意，淡然处之。有其当日诗作为证：“自笑衰容异壮夫，岁寒日暮且踟蹰。平生献玉常遭刖，此日闻韶本不图。”
通过创办新学堂、参与选拔留学生考试，严复实际成为新教育领域的权势人物。20世纪初的前十年新旧教育交替加速转型，教育的主导权已渐次落入具有西学背景或倾向新学的一派学人手中。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一文中，严复回顾了近代教育在中国兴起的历程，他从洋务派奕在京师办同文馆，曾国藩派遣留美学生，左宗棠、李鸿章兴办南北水师学堂谈起，慨叹：“然除数公而外，士大夫尚笃守旧学，视前数处学堂，若异类之人，即其中不乏成材，亦不过以代喉舌供奔走而已。”他本人的早期经历实为这一情形的缩影。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新学堂纷纷兴起，“然而行之数年，无虑尚无成效，问其所以，则曰无经费也，又曰无教员也。此中小学堂之通病也。至于高等学堂，则往往具有形式，而无其实功；理化算学诸科，往往用数月速成之教习，势必虚与委蛇，愒日玩岁，夫人之日时精力，不用于正，必用于邪。功课既松，群居终日，风潮安得以不起乎？此真中国今日学界不可医之病痛也。鄙见此时学务，所亟求者，宜在普及。欲普及，其程度不得不取其极低，经费亦必为其极廉。而教员必用其最易得者”。新学堂在20世纪初的前几年里虽遍地开花，发展甚快，但成效不著，严复以为其因在缺乏经费和师资，这一情形在短期内自然不易改变，故严复所期望的“教育救国”实在是一条漫长的路。
严复与新教育机构发生关系者主要有：京师大学堂、复旦公学、安徽高等学堂。这些学堂的建设成为一批具有革新倾向的新型知识分子心营目注的所在，也成为他们掌握的新的主要资源。
严复与京师大学堂的关系，始于1902年2月被聘任为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初因吴汝纶不肯就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自己亦随其后不肯赴任，3月才同意应聘。对此梁启超曾有所评论：“回銮后所办新政，惟京师大学堂差强人意，自管学以下诸职司，皆称得人。……总教习吴君挚甫、译书处总办严君又陵，闻皆力辞。虽然，今日足系中外之望者，只此一局，吾深望两君稍自贬抑，翩然出山，以副多士之望也。”可见当时海内外士人对吴、严期望甚殷。而吴、严不肯就任，表现了当时怀负革新之志的士人与清朝的关系由过去的忠诚合作演变为若即若离地保持距离。6月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开局”，严复正式上任，手订《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章程分局章、薪俸、领译合约三项，其中《局章》第一条规定“现在所译各书，以教科为当务之急，由总译择取外国通行本，察译者学问所长，分派浅深专科，立限付译”。《薪俸》规定“总译一员，月薪京平足银三百两”。《章程条说》对译书局的译书范围也作了相应规定：“原奏译书事宜，与两江、湖广会同办理。但外省所译者，多系东文，今拟即以此门归其分任，庶京师译局可以专意西文。间有外省翻译西文之书，应令于拟译之先，行知本处，免其重复。”可见，译书局以译西文书籍为主。严复在译书局任职达两年之久，至1904年离职赴沪，他与译书局的关系实际告一段落。民国元年（1912年），严复被袁世凯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末任总监督，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遂转任首任校长，此为后话。
严复与复旦公学的关系要追溯至其1905年5月从欧洲访问归来以后。他甫抵上海，即与张謇、熊希龄、萨镇冰、熊元锷等28位社会名流被聘请为复旦公学校董。此后，他帮助马相伯创建复旦公学，“共筹新舍”，制订“本学教授管理法”。严复被推荐为总教习，坚辞未就。7月23日《时报》刊登复旦公学启事：“震旦”更名“复旦”。“本学教授管理法，由严几道、马相伯两先生评定，并请校董熊季廉、袁观澜两先生分任管理之责，一切续行刊布。”一月以后，复旦公学首次招生，由严复与马相伯两位主持考试，报名者500余人，仅录取了50名。9月14日，复旦公学在吴淞正式开学。1906年11月29日复旦诸生致书严复恳请为之监督（校长）。而严复此时意在办上海女校，对兼顾两职颇有疑虑。12月6日他在南京面见两江总督端方时，当面提及此两事：“一是复旦公学须得彼提倡，肯助开头及后此常年经费，吾乃肯为彼中校长；又力劝此老兴办上海女学有完全国粹教育者。此二事渠皆乐从，且云为费有限，总可出力云云。”严复担任复旦公学监督后，因同时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故时常来往于上海、安庆、南京之间。其工作之繁忙可以想象。严复致信朱夫人抱怨道：“吾在此间公事应酬极忙，饮食起居诸凡不便，甚以为苦。”担任复旦公学监督约一年半。1908年4月，严复作诗云：“桃李端须著意裁，饱闻强国视人才。而今学校多蛙蛤，凭仗何人与洒灰？”对复旦公学充斥“蛙蛤”之状颇感灰心，遂生辞意。他上书端方，告以复旦公学现状，并坚辞监督职，举夏敬观自代。
严复与安徽高等学堂的关系始于1906年3月，此时恩铭接替诚勋为安徽巡抚，派姚永概赴沪聘请严复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一职，严复接受了该职。随即严复到达安庆，并偕姚永概到上海物色教员。4月安徽高等学堂召开欢迎会，欢迎严复就职。初到任的严复与人谈及该学堂的状况：
高等学堂起，盖费银六万余两，云系新任上海县某大令所定之图。虽未遽臻合法，然规模尚宏敞，讲堂、学舍、宿所、餐间亦颇完备其物，则吾始料所不及者也。管理皆由绅士，全省学务处即在其旁，大家尚谨慎将事。或云腐败之尤，其言过矣。独至内容功课，实无可言。学生西学程度极浅，此则由无教员之故。经史、国文、舆地种种，虽有人课，但用中文，学生受益，究为至微。……但教员至为难得。颇想自课，又患体力不胜，正不知如何了此债务耳。
严复甫上任，即有“恨不能插翅回沪”之念。尽管如此，他还是对该学堂尽其所能大加整顿，包括制定教学计划，调整教学内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裁汰不称职的旧教员，聘请新教员；加强校务管理，规范管理机构。经过一番整顿，学堂渐入正轨。严复对此不无自豪：“本学堂自经我秋间整顿之后，至今日有起色，学生亦肯用功，毫无风潮，皖人同声倾服，至今惟恐吾之舍彼而去也。”但好景不长，严复请来的教员与当地学生产生矛盾，1907年5月24日，安徽高等学堂学生陈寄密、谢师衡作揭帖三道，声讨严复和他聘请的斋长周献琛及闽籍教员，并借故煽动罢课。严复虽电令学堂，将首事者牌示开除，同时自己亦致电恩铭，表示辞去该校监督职务。6月5日，安徽高等学堂有学生向严复投递“公愤书”，要求他辞职。严复遂于当日留下辞职信，离开了安徽高等学堂。关于此次学生风潮及严复辞职事，严复本人在给其外甥女何纫兰的信中作了解释。《直隶教育杂志》丁未年第8期所载《严几道先生辞安庆高等学堂监督意见书》更是将其在安徽高等学堂的苦衷和盘托出。
严复参与清末教育改革的另一举动是参与回国留学生的考试，担任考官。第一届游学毕业生考试于1906年10月14日举行，由外部侍郎唐绍仪为总裁，严复与詹天佑、魏翰等为同考官，严复实主其事。此次试毕，清朝赐留学生陈锦涛、颜惠庆等31人为进士、举人出身。1907年7月3-5日严复应两江总督端方之约，在江宁提学使司衙门主持宁、苏、皖、赣官费留美学生考试。考毕，他对新教育推行难见成效颇感悲叹：“程度及格者不过五六人，其余虽送出洋，不能入大学堂肄业也。至于女生十余人中竟无一人可及半格，三名之阙不知如何取补。人才难得如此。江、皖、赣三省讲求学务六七年，年费不下半兆银两，而认真考校时，成效不外如此，何异辇金以投扬子乎，可叹可叹！”1907年10月初第二届游学毕业生考试在京举行，严复任同考官。1908年9月下旬，举行第三届游学毕业生考试，此次应考者127名，9月24-26日三天进行考试，严复与罗振玉、曹汝霖任同考官。清末与留学生有关的考试中，几乎都有严复的身影，他俨然成了国人心中的西学“形象大使”，以至一些地方大员（如两江总督端方）对他亦以“宾师之礼”相待，执礼甚恭。
1909年5月，严复被学部聘为审定名词馆总纂，11月“开馆”，“自此供职三年，直至国体改革，始不视事”。对此工作，严复在家信中告知：“我在此间责任颇重，且赶数月成书，故甚忙迫。”“名词馆开办后，尚为得手，分纂调聘亦无滥竽；惟部中诸老颇欲早观成效，不得不日夜催趱耳。”可见其对此工作颇为投入。1911年2月28日，他在《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序中称：“自欧美学科东渐亚陆，其所扬榷而举似者，不独名物异古已也，即其理想往往为古人之所无。将欲废之乎？则于今日之事，必有所之。将欲倡之乎？则其势且将以蔑古。……今夫名词者，译事之权舆也，而亦为之归宿。”表达了他对审定名词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重要性的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严复被派在学部丞参上行走。他当时所担任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审定《国民必读》。据其日记载：1909年12月3日，“看图书公司所编国文教科书，纰谬百出”。12月12日，“评《国民必读》”。12月17日，“到部，见严、宝两侍郎，言《国民必读》事”。12月21日，“严、宝两侍郎以《国民必读》相托”。以后严复日记频繁地出现有关他与《国民必读》的记录。12月24日，“会议《国民必读》事”。12月27日，“到馆，理《国民必读》”。12月31日，“在家改《国民必读》，闷损之极”。1910年1月5日，《国民必读》第二集上卷完“1月8日，”到馆，交《国民必读》七本“1月24日，”到部。交《国民必读》与朗溪“2月5日，”缴《国民必读》卷，到部。可见，为此事，严复忙碌了一阵，至1910年2月5日才将《国民必读》各卷定稿，呈学部审定。
不过，严复在学部兼差，薪水似不太高。1908年9月严复初到学部，即告家人：“学部系是苦部，薪水恐难从丰，所以与汝商量省费之法，务须体会此意。”1910年9月8日严复致信朱夫人诉苦道：“现在学部经费极支拙，吾月薪三百银恐难敷衍，另行想法，尚无头路，奈何！”9月12日再次致信提及收入有入不敷出之感：“我薪水不过在京三百两，江南一百，终久是靠不住的，所以甚见忧烦。处处裁减经费，即会运动亦难，况我不会运动耶！”9月底严复又致信毓朗，乞其推荐任游美学务公所副职，内中也提到自己的收入问题：“前在京，南北洋皆有津贴，略足敷衍，比者因计部裁减一切经费，皆已坐撤，仅剩学部月三百金，一家三十余口，遂有纳屦决踵之忧。”在清廷财政日蹩的情势下，严复日感收入困难，以致为稻粱谋，他也不得不凭己之长，伸手要待遇。1911年3月18日记载：“下午，到学部丞参堂，领出二月薪水一百两。”可见，清朝到日暮之际，京官收入也得不到保障，稿费版税成为严复补充收入的重要来源，他常去信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请其开支稿费。
1910年1月17日严复与辜鸿铭、詹天佑、伍光建等十九人，被钦赐“文科进士出身”。对于一个曾数度在科场名落孙山的士人来说，这本应是一个慰藉，但在科举制度废除，新学堂风气大开，这一迟到的荣誉似已不值一文，故严复毫无欣喜之意，淡然处之。有其当日诗作为证：“自笑衰容异壮夫，岁寒日暮且踟蹰。平生献玉常遭刖，此日闻韶本不图。”
通过创办新学堂、参与选拔留学生考试，严复实际成为新教育领域的权势人物。20世纪初的前十年新旧教育交替加速转型，教育的主导权已渐次落入具有西学背景或倾向新学的一派学人手中。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一文中，严复回顾了近代教育在中国兴起的历程，他从洋务派奕在京师办同文馆，曾国藩派遣留美学生，左宗棠、李鸿章兴办南北水师学堂谈起，慨叹：“然除数公而外，士大夫尚笃守旧学，视前数处学堂，若异类之人，即其中不乏成材，亦不过以代喉舌供奔走而已。”他本人的早期经历实为这一情形的缩影。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新学堂纷纷兴起，“然而行之数年，无虑尚无成效，问其所以，则曰无经费也，又曰无教员也。此中小学堂之通病也。至于高等学堂，则往往具有形式，而无其实功；理化算学诸科，往往用数月速成之教习，势必虚与委蛇，愒日玩岁，夫人之日时精力，不用于正，必用于邪。功课既松，群居终日，风潮安得以不起乎？此真中国今日学界不可医之病痛也。鄙见此时学务，所亟求者，宜在普及。欲普及，其程度不得不取其极低，经费亦必为其极廉。而教员必用其最易得者”。新学堂在20世纪初的前几年里虽遍地开花，发展甚快，但成效不著，严复以为其因在缺乏经费和师资，这一情形在短期内自然不易改变，故严复所期望的“教育救国”实在是一条漫长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