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四
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界，新旧并存，学人蜂起。宋代以来的理学观念，清代盛行的汉学风习，在阵阵欧风美雨袭扰之下，无可奈何地收缩了地盘；西方的科学技术、人文学说，尾随着剑与火的壮烈和痛苦，始而微弱，继而强劲地涌入这个东方古国。往昔那自古至今传承而来的文化一统天下，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交织着冲突和融合的多元局面。这是一个痛苦反思、重新抉择的时代，这是一个激烈论争，更新过渡的时代。如此的文化氛围造就出一个又一个性格鲜明、思想博大、影响深远的学林巨子。被世人誉为“学界泰斗”、“一代宗师”的蔡元培，即其一。
20世纪初期的二三十年间，举凡学界中人，几乎无人不知有位“蔡先生”。这位生长于清代同、光年间的浙东商家子弟，凭着博学强记和一手“怪八股”的功夫，数年间，奇迹般地由古城绍兴的布衣寒士而跻身于帝都北京的翰林文苑，一时间引来多少寒窗学子的艳羡和敬慕。然而，曾几何时，他却轻抛功名，挂冠而去，回乡兴办新式教育，随即走上反清道路，来了一个“翰林革命”。继而，又以“不惑之年”，远走欧洲，在德国苦学四年，一展游学西洋的生平宿愿。民国初立，他作为首任教育总长，厉行变革，底定共和教育的根基。几年后，他出掌北京大学，高擎“学术至上、兼容并包”的旗帜，将一个沉闷萎靡的官衙式学堂改造成为焕发勃勃生机的新式学府；由此开创的自由学风，促动了新文化的繁盛，也激发起“五四”风潮的热情，知识界的一代新人即从中育成。及至晚年，他主持国立中央研究院，将“五四”以来喧腾于世的“科学”口号落实为研究实体，面对种种困难，殚精竭虑，不仅组织起一支汇集各类人才的科研力量，而且初步确立了我国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规模和体系。他的这种与时俱进的追求和在民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卓著功业，得到中外知识界的广泛推崇和尊敬。
就清末民初的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蔡元培可谓极重道德修养，对自身，对公众，莫不如此。倾心求索创造了近世文明的西方观念和文化，并没有使他丢弃早年诚笃信守的传统道德价值。在人们看来，本属相悖的中西道德伦理，在他那儿，即经由择善而从的筛选，得到浑然一体的自然融合。有人说：“他在西洋思想上，把握到自由与理性，在中国文化上，把握着中庸与良心。”或许正是因为受到来自两种文化精粹的作用，他一生砥砺私德，力求纤尘不染，同时倡行公民道德教育，致力国人内在素质的提高，追求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理想境界。最能反映他这一特点的，莫过于数十年力倡不懈的美育。尽管世运不济，时人亦大多不以为意，但他初衷不改，我行我素。他的这种多少有些超然世外的高风亮节，常令世人感佩不已。“人世楷模”这一赞誉，在他辞世之初，或可视为悼亡的颂词，然而时过境迁，人心非古，却依旧被后人认可，则是一种“大德传世”的标识。
蔡元培早年投身反清革命后，即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但本质上，他属“学界中人”。在他看来，社会的发展，虽然不排除必要时偶尔“骤用兴奋剂”的激烈运动，甚至革命，但就其常态而言，应是渐进的改良，要靠教育和文化，这是振兴国家的百年大计。因此，他的活动重心始终不曾偏离文化教育界，而政治上的地位适足用来保障其文教兴革活动的展开。这就使他虽置身宦海，却不失书生本色。作为一种个人追求，他对中西学术均有浓厚兴趣，曾先后整理编次中国伦理学史，疏证《红楼梦》，而成一家之言，介绍西方近代哲学和美学成果，传播民族学知识并确定该学科的定义和名称……这些工作及其文字成果，倘用严格的学术眼光加以审视，或许算不上是第一流的学术成就，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却带有学科开创的性质，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中国伦理学和民族学才得以立足学林之间。人们普遍注意到他涉足学术的广博性，公认其为学界的“通人”。“他在学问上虽不是一个专家，而是一位通儒，通儒不是样样都懂，而是能通达事理，明辨是非，不固执，无偏见，胸襟豁达而又虚心的读书人。”论者的这段评述，颇为契合蔡元培的实际。正是这种“通人”的特性，使他能够在多元文化的时代里形成大气候。对此，梁漱溟发表过很精彩的议论：蔡先生“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林语堂谈及蔡先生时，十分肯定地认为，“论著作，北大很多教授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
古人有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说。以此比照蔡元培生平所为，应当说，他在这三方面均有非同寻常的建树，可算得一个“完人”。但从中国近世文化学术的角度细细考量，便不难发现，他在新教育、新文化领域内的功业最为突出：无数人才的培育，诸多改革举措的实施，学术自由风气的开通，科学研究基础的奠立……遍观近世海内学人，蔡元培堪称一位难得的重在“事功”的学界巨子。
那么，他有着怎样的人生，又如何创立卓著的功业？且让我们循着他的生命历程，去探寻他那印在历史上的足迹。
§§第一章 从绍兴到北京
20世纪初期的二三十年间，举凡学界中人，几乎无人不知有位“蔡先生”。这位生长于清代同、光年间的浙东商家子弟，凭着博学强记和一手“怪八股”的功夫，数年间，奇迹般地由古城绍兴的布衣寒士而跻身于帝都北京的翰林文苑，一时间引来多少寒窗学子的艳羡和敬慕。然而，曾几何时，他却轻抛功名，挂冠而去，回乡兴办新式教育，随即走上反清道路，来了一个“翰林革命”。继而，又以“不惑之年”，远走欧洲，在德国苦学四年，一展游学西洋的生平宿愿。民国初立，他作为首任教育总长，厉行变革，底定共和教育的根基。几年后，他出掌北京大学，高擎“学术至上、兼容并包”的旗帜，将一个沉闷萎靡的官衙式学堂改造成为焕发勃勃生机的新式学府；由此开创的自由学风，促动了新文化的繁盛，也激发起“五四”风潮的热情，知识界的一代新人即从中育成。及至晚年，他主持国立中央研究院，将“五四”以来喧腾于世的“科学”口号落实为研究实体，面对种种困难，殚精竭虑，不仅组织起一支汇集各类人才的科研力量，而且初步确立了我国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规模和体系。他的这种与时俱进的追求和在民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卓著功业，得到中外知识界的广泛推崇和尊敬。
就清末民初的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蔡元培可谓极重道德修养，对自身，对公众，莫不如此。倾心求索创造了近世文明的西方观念和文化，并没有使他丢弃早年诚笃信守的传统道德价值。在人们看来，本属相悖的中西道德伦理，在他那儿，即经由择善而从的筛选，得到浑然一体的自然融合。有人说：“他在西洋思想上，把握到自由与理性，在中国文化上，把握着中庸与良心。”或许正是因为受到来自两种文化精粹的作用，他一生砥砺私德，力求纤尘不染，同时倡行公民道德教育，致力国人内在素质的提高，追求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理想境界。最能反映他这一特点的，莫过于数十年力倡不懈的美育。尽管世运不济，时人亦大多不以为意，但他初衷不改，我行我素。他的这种多少有些超然世外的高风亮节，常令世人感佩不已。“人世楷模”这一赞誉，在他辞世之初，或可视为悼亡的颂词，然而时过境迁，人心非古，却依旧被后人认可，则是一种“大德传世”的标识。
蔡元培早年投身反清革命后，即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但本质上，他属“学界中人”。在他看来，社会的发展，虽然不排除必要时偶尔“骤用兴奋剂”的激烈运动，甚至革命，但就其常态而言，应是渐进的改良，要靠教育和文化，这是振兴国家的百年大计。因此，他的活动重心始终不曾偏离文化教育界，而政治上的地位适足用来保障其文教兴革活动的展开。这就使他虽置身宦海，却不失书生本色。作为一种个人追求，他对中西学术均有浓厚兴趣，曾先后整理编次中国伦理学史，疏证《红楼梦》，而成一家之言，介绍西方近代哲学和美学成果，传播民族学知识并确定该学科的定义和名称……这些工作及其文字成果，倘用严格的学术眼光加以审视，或许算不上是第一流的学术成就，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却带有学科开创的性质，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中国伦理学和民族学才得以立足学林之间。人们普遍注意到他涉足学术的广博性，公认其为学界的“通人”。“他在学问上虽不是一个专家，而是一位通儒，通儒不是样样都懂，而是能通达事理，明辨是非，不固执，无偏见，胸襟豁达而又虚心的读书人。”论者的这段评述，颇为契合蔡元培的实际。正是这种“通人”的特性，使他能够在多元文化的时代里形成大气候。对此，梁漱溟发表过很精彩的议论：蔡先生“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林语堂谈及蔡先生时，十分肯定地认为，“论著作，北大很多教授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
古人有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说。以此比照蔡元培生平所为，应当说，他在这三方面均有非同寻常的建树，可算得一个“完人”。但从中国近世文化学术的角度细细考量，便不难发现，他在新教育、新文化领域内的功业最为突出：无数人才的培育，诸多改革举措的实施，学术自由风气的开通，科学研究基础的奠立……遍观近世海内学人，蔡元培堪称一位难得的重在“事功”的学界巨子。
那么，他有着怎样的人生，又如何创立卓著的功业？且让我们循着他的生命历程，去探寻他那印在历史上的足迹。
§§第一章 从绍兴到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