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科场得意
蔡元培踏上科举道路的引路人是他的六叔蔡铭恩。铭恩，字茗珊，县学廪膳生员，工于制艺，兼治诗古文辞，时在绍兴城内招徒授业，略有藏书，是蔡氏族人中世世代代读书登科的第一人。元培自十余岁起，读书作文，得其指拨，受益不浅。此后，元培先后两次参加童子试（即小考）均由六叔送入考场，首次离乡赴杭州应乡试，亦是叔侄二人同行。因此，尽管后来元培先于六叔考中举人，并连登高第，而铭恩只以举人终其一生，但元培对这位长辈和恩师敬重如常，执礼甚恭。
与那个时代绝大多数致力于科举的读书人相比，蔡元培是颇为幸运的，但并非一帆风顺。16岁前后，他第一次参加小考，“那时候小考分作县考、府考、道考三级。县考正试一场，复试五场。府考正试一场，复试三场。道考由提学史主持，旧时称提学道，所以叫作道考，正式一场，复试一场”。结果考试失败。17岁时第二次应试，才考取了秀才，主持这一期院试的学台是广东番禺人潘衍桐。考官对其试卷的评语是：“笔轻而灵，意曲而达”，“论尤精当，与众不同”。此后两年，元培先后在绍兴城内的姚家和单家充任塾师，教授学童七人，这是其执教生涯的初始。同时，他放胆自由读书，六叔有限的一点藏书几乎被他遍览无遗。其中，除补读《仪礼》、《周礼》、《春秋公羊传》、《穀梁传》、《大戴礼记》等经书外，还随意检读有关考据和词章的书籍。诸如《章氏遗书》、《日知录》、《湖海诗传》、《国朝骈体正宗》、《绝妙好词笺》等等，尤其注力于经学和小学（文字学），并开始学作散文和骄体文，而对研习六七年之久的八股文却较少问津。这样任意浏览，往往随着兴趣的增加将他引入较为专门的学术领域，例如，“读王伯申氏、段懋堂氏诸书，乃治诂训之学”。然而，使他“最为得益”、“深受影响”的是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俞正燮的《癸巳类稿》、《癸巳存稿》等几部书。
朱骏声，清代中期文字训诂学家，曾以所著《说文通训定声》一书进呈咸丰皇帝，被赐授国子监博士。该书集前人研究所得，以音韵重组《说文》各字，隶于其所立古韵十八部之下，解字除本义之外，增列转注、假借二项，“凡经传及古注之以声为训者，必详列各字之下，标曰声训”。是有清一代颇具创见的文字训诂力作。蔡元培认为，举凡清儒治《说文》者，“只有朱氏，是专从解经方面尽力”，其书不仅纠正了唐、宋以来只知会意不谙谐声的流弊，而且更正了许慎本人采阴阳学家言所作的若干不合理解说，其以音韵列解各字的形式，“检阅最为方便”。章学诚是清代乾嘉时期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积三十年之力撰著《文史通义》数十万言，与唐代刘知几《史通》并称。书内“六经皆史”之议，颇多真知灼见，然章氏学说至清末始为世人重视。元培“深服膺章实斋氏言公之义”，尤其赞同章氏先有繁博的长编，后作圆神的正史，以及史籍中的人名地名须详列检目，以备查考等具体主张，奉之为治史的规范。如果说，朱、章的著述对蔡元培的影响还仅限于学术范围，那么，俞正燮的两部书则蔓衍到了社会方面。俞正燮，字理初，在清代乾嘉以来的学者中可谓独树一帜，其治学内容极为庞杂，经史诸子自不必说，天文、医药、方言、释典、道藏，乃至边疆问题、鸦片缘起、社会习俗，无不在精研详考之列。且常常于考述之余，直抒胸臆，陈古刺今，即所谓的“穷理尽性”。尤其对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多所针砭，思想守旧的李慈铭就曾说他“语皆偏谲”。俞氏的主要著作是《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蔡元培晚年称：自十余岁即接触俞氏著作，“深好之，历五十年而好之如故”，其原因是他“认识人权，认识时代”。俞氏书中“对于不近人情的记述，常用幽默的语调反对他们，读了觉得有趣得很”。特别是那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深深启动了蔡元培孕含脑际的朦胧意识，成为其男女平等主张的重要思想根源。总之，朱骏声、章学诚的著作使他确立起文字学和史学的基本观念，俞正燮的文字，则使他的思想渐趋挣脱理学的羁绊。
1885年中秋时节，19岁的蔡元培第一次赴省城参加乡试。薄暮时分，登上乌篷船，船行一夜，翌日黎明即到杭州。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呼吸外面的空气。西子湖风光旖旎，考场上却紧张森严。相继六天入居场屋，须作“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五经文五篇；对策问五道”，三场考试结束，刚好是中秋月夜。元培闲坐涌金门外的三雅园茶馆，细品龙井茗香，随后泛舟湖上，漫游彭公祠、左公祠……尽享这醉人的湖光山色，当会想起“山外青山楼外楼”这诗外的寓意吧！蔡元培此次应试，多少带有些“观场”的色彩，但名落孙山的结果，似乎还是促使他的生活发生了某种改变。第二年，他不再担任塾师，经由同乡先辈田宝祺介绍，到绍兴望族徐树兰府上充当其侄徐维则的伴读，并兼为徐氏校勘所刻书籍。田宝祺，字春农，亦是城中大户，元培的六叔曾在其家任塾师有年。田氏赏识元培的才华，认为可以造就，故推荐给徐氏，使其获得进一步读书深造的机会，因此，元培视田为自己“生平第一个知己”。徐氏宅院坐落在水澄巷，距蔡家一里之遥，主人徐树兰，字仲凡，曾任兵部郎中和知府等职，因母病返里，不再出仕，居乡致力于地方公益。徐搜罗碑版甚富，家中建有铸学斋，庋藏图书约四万余卷，且自行编订刻印典籍，至20世纪初，据此扩建为古越藏书楼，声闻海内外。蔡元培20岁至23岁的四年里，在此读书、校书，得以博览，学乃大进。他为徐氏校勘了《绍兴先正遗书》中的四部书：《重订周易小义》、《群书拾补初编》、《群书拾补补遗》和《重论文斋笔录》以及《铸学斋丛书》若干种。这期间，他的读书已渐从泛览百家进入学有归旨的境界，据其自述：治经偏于故训及大义；治史偏于儒林文苑诸传、艺文志及其他关系文化风俗之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治经学偏于大义，与受到常州学派的今文经学家的影响有关。这段时间，他“读庄方耕氏、刘申受氏、宋于庭氏诸家之书，乃致力于公羊《春秋》，而佐之以太史公书，油油然寝馈于其间”。庄存与（方耕）、刘逢禄（申受）、宋翔凤（于庭）是清代乾嘉年间常州学派一脉相承的中坚人物，孜孜致力于今文经学，专治《公羊春秋》，好以微言大意比附现实，初启后来经世致用的端绪。晚清龚自珍、魏源诸人即师承这一学派。此时，元培对今文经学兴趣浓厚，发愿要编撰《公羊春秋大义》一书，足见其受此学派影响的程度。这样的治学取向，与他日后投身社会变革潮流，应当具有某种内在关联。
在徐氏铸学斋伴读和校书的同时，蔡元培与山阴龙山书院、会稽稽山书院均有一定联系。他在书院中偶尔写写八股文，却“以古书中通假之字易常字，以古书中奇特之句法易常调”，作成所谓“怪八股”。例如，他喜欢用王引之《经传释词》上的古字和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上的古句，以求文章的奇僻古奥，使得常人几乎难以读通，但两书院的院长钱篪仙、王止轩却十分欣赏。元培即以这怪异风格的文章参加了其后的几次科举，引来不少趣谈。此外，蔡元培在铸学斋期间，还结交了许多文友，像精熟清代先人掌故的王佐、为人豪爽而又善写桐城派古文的朱茀卿及习武能文的魏彧等人。一班年龄相若的朋友薛炳、马用锡等亦时常来此读书聚谈。青年书生聚在一起，相约编纂大部头书籍，诸如《二十四史索引》、《经籍纂诂补正》等等，然而这类宏大的计划往往有头无尾，随议随罢。对于元培来说，这几年读书求友的生活是颇为惬意的。
1888年秋，蔡元培第二次往杭州应乡试，仍未中。翌年春，他与绍兴城内钱庄出纳王荣庭的次女王昭结婚，婚后数月，便第三次赴杭州，参加本年（己丑）因光绪皇帝亲政而举行的恩科乡试。前两次的科场蹭蹬，并没有磨蚀掉他的锐气和个性，运笔自如的“怪八股”在此次考试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竟使乡试房官宦汝梅阅其试卷后断定必是“老儒久困场屋者”所为。而主考官李文田对此却大为赞赏，正是由于这位博通经史校勘金石之学、尤精稔西北地理的主考官的赏识，元培考中了第23名举人。同科考取的还有张元济、汪康年、汪大燮、徐仲可、徐维则等。考官对元培试卷的评语为：“不落恒蹊，语无泛设，引证宏博，词意整饬”等。蔡元培的中举在江浙一带士人中颇产生了一些震荡，人们竞相抄录传诵其“怪八股”，目为开风气之作，坊间刻印的怪八股特刊《通雅集》将蔡的文章作为压卷，使许多应试之人群起效仿。当然，正统的八股家们很不以为然，斥之为“文妖”。其实，“所谓怪八股，仅仅多用周秦子书典故，为读书人吐气，打倒高头讲章而已”。这件事，也引起当时学术界上层的些微关注，时在北京做御史的李慈铭阅浙江官版《题名录》时，在全省己丑恩科137名举人中唯将蔡元培及沈宝琛二人的姓名、籍贯载入日记，说明李对元培已有所注意。
按清代科举惯例，恩科乡试的次年，举行恩科会试。刚刚中举才数月的蔡元培旋即于1890年春入京赶考，时年24岁。他与徐维则同行，先至杭州，然后到上海，客宿徐氏有股份的北京路某茶栈。在沪勾留数日，游览十里洋场之后，乘招商局轮船由海路北抵天津，换乘内河船到通州，再坐马车进入北京。真是千里迢迢，一路风尘。元培参加了会试的初试三场考试，会试房官王颂蔚阅罢其首场试卷，觉得简直不像是八股文，甚为惊奇，“及二三场卷，则渊博无比，乃并三场荐之，且为延誉”。元培遂考取第81名贡士。清代科举规定：会试考中为贡士，贡士须经复试列出等次，再参加殿试，考中即为进士。而且，复试和殿试的考卷径呈考官，不须誊录，故而比较注重书法。元培没有立即参加同年的复试和殿试，而是在两年之后才补行上述考试，这是何缘故呢？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曾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蒋复璁讲：蔡考完会试即去拜见乡试中举时的考官李文田，进呈会试所作之文，李阅后大摇其头，预言此类怪八股在京城会试中不会有人欣赏，断难考取。蔡闻言，不及发榜即废然南返。岂料其后榜上有名，蔡自是不及回返，李亦大为诧异，后乃悟出定是房官王颂蔚赏识元培所致云云。此情况系由颂蔚之子王季烈口述予蒋。但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写道：“因殿试朝考的名次均以字为标准，我自量写得不好，留待下科殿试，仍偕徐君出京。”此说甚明确，但未道及出京是在榜发之前还是其后。近年失而复得的李慈铭《郇学斋日记》（自光绪十五年己丑七月十一日迄光绪二十年甲午元旦）载述了此事的原委。元培一向仰重李氏，在京期间曾数次拜谒。这一年的李氏日记载云：“四月十二日，是日会试填榜……知山阴中两人，蔡元培、俞官圻；嵊县一人：沈宝琛，本东浦人也；又肖山一人，绍府共四人耳。”“四月十三日，蔡进士（元培）来；沈进士（宝琛）来。两生皆年少未习楷书，故不待复试而归。”看来，李氏日记不仅证实了蔡自写年谱的说法，而且透露出蔡是在知晓会试结果后决意延期复试的。至于蒋复璁的说法，只能视为一种传说，聊作参考而已。
蔡元培返里之后，曾以贡士身份应邀担任刚刚成立的上虞县志馆总纂一职。该馆设在县城经正书院内，他特撰《重修上虞县志例言》，“大抵本章实斋氏之说而酌为变通，名目既不同于旧志，而说明又多用古字、古句法。”尤其是“人物志”部分，“尽革陋规，不辞矫枉过正之诮”。他提出的修志体例，遭到馆内同人的反对，于是又作《罪言》一篇，将自己拟就的编目与明代万历和清代嘉庆时所修旧县志编目列表比较，说明因革，但反对之声仍烈，遂辞职归家。县志馆长朱士黻认为蔡所拟体制“义例精当，卓然成家”，将其《例言》刊于新修县志卷末，用为后人审识。此后，元培仍往徐氏铸学斋读书，读经史所作札记汇为《知服堂日记》一册，日记以节气为标识，自1890年（庚寅）霜降迄次年（辛卯）小暑，历时半年之久，这可能是蔡氏最早的日记。
1892年春，蔡元培再次赴京，补应殿试。经复试后，被列为第三等，参加在保和殿举行的殿试。殿试只考策论，元培充分施展博学强记的特长，对其中有关西藏的策论题详述其山川道里、行政沿革，且广征博引，断制自如。本年会试主考官为户部尚书翁同龢，殿试阅卷大臣为工部左侍郎汪鸣銮等。结果，元培考取第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本科的状元、榜眼、探花分别是刘福姚、吴士鉴、陈伯陶，同科考中者尚有：唐文治、叶德辉、汤寿潜、张元济、屠寄和沈宝琛等。蔡元培后来回忆这次考试说：“向来殿试是专讲格式，不重内容的，只听说张香涛氏（张之洞）应殿试时不拘格式，被取一甲第三名。我那时候也没有拘格式，而且这两年中也并没有习字，仍是随便一写，但结果被取为二甲进士。闻为汪柳门先生（讳鸣銮）所赏识。有位阅卷大臣，说此卷的字不是馆阁体。汪说，他是学黄山谷的。于是大家都在卷子后面圈了一个圈，就放在二甲了。”被称为“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自号山谷道人，其书法在清季颇受推重。元培幸结其缘而金榜得中，自会感到“出于意外”了。此后又经过朝考，元培进而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短短四年内，蔡元培乡、会试连捷，跻身翰林文苑，其踌躇满志，自不待言。考试结束后，他在京师盘桓近百日，其间一项重要活动是拜谒有关人士。当他与部分同年拜见座师翁同龢之后，颇引起这位帝师的注意，翁氏特录蔡的名姓、籍贯及简历于日记之中，并评赞其“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此时的蔡元培，经过科举求仕的艰辛跋涉，正可谓青云有路。
“点翰林”之后的第二年，蔡元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游历中度过的。初夏时节，他先到宁波，又至上海，然后乘船溯长江西向，游览了南京、镇江、扬州及靖江县。此次出游，元培曾有散片日记，载述游踪。秋风乍起之时，他又取道香港来到广州，与在广雅书局任职的绍兴同乡陶濬宣等一班朋友诗文酬酢，观览华南名胜。在广州南园，他戏作该省乡试考题《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一篇，陶为之征得当地名士朱一新、徐琪、吴翊寅的评语各一则，并自作跋文，辑印成《蔡太史拟墨》。其间，陶向蔡讲述廖平在广雅书局时阐发对经学的独到见解，及康有为承其说作成《新学伪经考》，引起士人不同反应等情况，元培对此颇为关注，特意搜求廖、康二人已印行的著作，以备研读。冬天来临时，他又客居潮州、汕头等地，一直到转年的春天才起程北返。关于这次出游，有人视为其走亲访友，隐含“打秋风”之意，即新科翰林到外省鬻文求钱。然而不论怎样，近一年的游历，蔡元培几乎走遍了自1842年以来最早与海外通商的口岸和地区，这对于一位由中国传统教育塑造出来的青年士大夫来说，其意义恐怕不仅仅是在补足“读万卷书”的缺憾而“行万里路”，西方近代文明和洋务新政的清新气息足以使他拓展视野，更新观念，从而启动内心深处的某种价值转换过程。蔡游穗期间，康有为正在长兴里万木草堂招徒讲学，士林风气的更变和改革潜流的涌动，元培不可能毫无觉察而无动于衷。尽管上述感受，尚属朦胧意识，但随着世事的变迁会逐渐清晰起来。
1894年春，蔡元培从广东返回绍兴，旋即赴京参加散馆考试。这是对翰林院庶吉士进行甄别以决定任用的一种考试。应散馆后，元培被授为翰林院编修。至此，不满28岁的蔡元培已经达到了为当时读书人艳羡不已的科举道路之极。从偏远古城一个商家少年，到帝王之都的翰林学士，这大跨度的“角色转换”，其间，几多清苦，几多忧烦；几多幸运，几多欢颜！然而，当他刚刚开始供职翰林院的生活时，甲午战争的炮火便轰然响起，这场战争的结局，对中国、对他本人都将产生莫大的冲击……
与那个时代绝大多数致力于科举的读书人相比，蔡元培是颇为幸运的，但并非一帆风顺。16岁前后，他第一次参加小考，“那时候小考分作县考、府考、道考三级。县考正试一场，复试五场。府考正试一场，复试三场。道考由提学史主持，旧时称提学道，所以叫作道考，正式一场，复试一场”。结果考试失败。17岁时第二次应试，才考取了秀才，主持这一期院试的学台是广东番禺人潘衍桐。考官对其试卷的评语是：“笔轻而灵，意曲而达”，“论尤精当，与众不同”。此后两年，元培先后在绍兴城内的姚家和单家充任塾师，教授学童七人，这是其执教生涯的初始。同时，他放胆自由读书，六叔有限的一点藏书几乎被他遍览无遗。其中，除补读《仪礼》、《周礼》、《春秋公羊传》、《穀梁传》、《大戴礼记》等经书外，还随意检读有关考据和词章的书籍。诸如《章氏遗书》、《日知录》、《湖海诗传》、《国朝骈体正宗》、《绝妙好词笺》等等，尤其注力于经学和小学（文字学），并开始学作散文和骄体文，而对研习六七年之久的八股文却较少问津。这样任意浏览，往往随着兴趣的增加将他引入较为专门的学术领域，例如，“读王伯申氏、段懋堂氏诸书，乃治诂训之学”。然而，使他“最为得益”、“深受影响”的是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俞正燮的《癸巳类稿》、《癸巳存稿》等几部书。
朱骏声，清代中期文字训诂学家，曾以所著《说文通训定声》一书进呈咸丰皇帝，被赐授国子监博士。该书集前人研究所得，以音韵重组《说文》各字，隶于其所立古韵十八部之下，解字除本义之外，增列转注、假借二项，“凡经传及古注之以声为训者，必详列各字之下，标曰声训”。是有清一代颇具创见的文字训诂力作。蔡元培认为，举凡清儒治《说文》者，“只有朱氏，是专从解经方面尽力”，其书不仅纠正了唐、宋以来只知会意不谙谐声的流弊，而且更正了许慎本人采阴阳学家言所作的若干不合理解说，其以音韵列解各字的形式，“检阅最为方便”。章学诚是清代乾嘉时期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积三十年之力撰著《文史通义》数十万言，与唐代刘知几《史通》并称。书内“六经皆史”之议，颇多真知灼见，然章氏学说至清末始为世人重视。元培“深服膺章实斋氏言公之义”，尤其赞同章氏先有繁博的长编，后作圆神的正史，以及史籍中的人名地名须详列检目，以备查考等具体主张，奉之为治史的规范。如果说，朱、章的著述对蔡元培的影响还仅限于学术范围，那么，俞正燮的两部书则蔓衍到了社会方面。俞正燮，字理初，在清代乾嘉以来的学者中可谓独树一帜，其治学内容极为庞杂，经史诸子自不必说，天文、医药、方言、释典、道藏，乃至边疆问题、鸦片缘起、社会习俗，无不在精研详考之列。且常常于考述之余，直抒胸臆，陈古刺今，即所谓的“穷理尽性”。尤其对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多所针砭，思想守旧的李慈铭就曾说他“语皆偏谲”。俞氏的主要著作是《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蔡元培晚年称：自十余岁即接触俞氏著作，“深好之，历五十年而好之如故”，其原因是他“认识人权，认识时代”。俞氏书中“对于不近人情的记述，常用幽默的语调反对他们，读了觉得有趣得很”。特别是那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深深启动了蔡元培孕含脑际的朦胧意识，成为其男女平等主张的重要思想根源。总之，朱骏声、章学诚的著作使他确立起文字学和史学的基本观念，俞正燮的文字，则使他的思想渐趋挣脱理学的羁绊。
1885年中秋时节，19岁的蔡元培第一次赴省城参加乡试。薄暮时分，登上乌篷船，船行一夜，翌日黎明即到杭州。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呼吸外面的空气。西子湖风光旖旎，考场上却紧张森严。相继六天入居场屋，须作“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五经文五篇；对策问五道”，三场考试结束，刚好是中秋月夜。元培闲坐涌金门外的三雅园茶馆，细品龙井茗香，随后泛舟湖上，漫游彭公祠、左公祠……尽享这醉人的湖光山色，当会想起“山外青山楼外楼”这诗外的寓意吧！蔡元培此次应试，多少带有些“观场”的色彩，但名落孙山的结果，似乎还是促使他的生活发生了某种改变。第二年，他不再担任塾师，经由同乡先辈田宝祺介绍，到绍兴望族徐树兰府上充当其侄徐维则的伴读，并兼为徐氏校勘所刻书籍。田宝祺，字春农，亦是城中大户，元培的六叔曾在其家任塾师有年。田氏赏识元培的才华，认为可以造就，故推荐给徐氏，使其获得进一步读书深造的机会，因此，元培视田为自己“生平第一个知己”。徐氏宅院坐落在水澄巷，距蔡家一里之遥，主人徐树兰，字仲凡，曾任兵部郎中和知府等职，因母病返里，不再出仕，居乡致力于地方公益。徐搜罗碑版甚富，家中建有铸学斋，庋藏图书约四万余卷，且自行编订刻印典籍，至20世纪初，据此扩建为古越藏书楼，声闻海内外。蔡元培20岁至23岁的四年里，在此读书、校书，得以博览，学乃大进。他为徐氏校勘了《绍兴先正遗书》中的四部书：《重订周易小义》、《群书拾补初编》、《群书拾补补遗》和《重论文斋笔录》以及《铸学斋丛书》若干种。这期间，他的读书已渐从泛览百家进入学有归旨的境界，据其自述：治经偏于故训及大义；治史偏于儒林文苑诸传、艺文志及其他关系文化风俗之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治经学偏于大义，与受到常州学派的今文经学家的影响有关。这段时间，他“读庄方耕氏、刘申受氏、宋于庭氏诸家之书，乃致力于公羊《春秋》，而佐之以太史公书，油油然寝馈于其间”。庄存与（方耕）、刘逢禄（申受）、宋翔凤（于庭）是清代乾嘉年间常州学派一脉相承的中坚人物，孜孜致力于今文经学，专治《公羊春秋》，好以微言大意比附现实，初启后来经世致用的端绪。晚清龚自珍、魏源诸人即师承这一学派。此时，元培对今文经学兴趣浓厚，发愿要编撰《公羊春秋大义》一书，足见其受此学派影响的程度。这样的治学取向，与他日后投身社会变革潮流，应当具有某种内在关联。
在徐氏铸学斋伴读和校书的同时，蔡元培与山阴龙山书院、会稽稽山书院均有一定联系。他在书院中偶尔写写八股文，却“以古书中通假之字易常字，以古书中奇特之句法易常调”，作成所谓“怪八股”。例如，他喜欢用王引之《经传释词》上的古字和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上的古句，以求文章的奇僻古奥，使得常人几乎难以读通，但两书院的院长钱篪仙、王止轩却十分欣赏。元培即以这怪异风格的文章参加了其后的几次科举，引来不少趣谈。此外，蔡元培在铸学斋期间，还结交了许多文友，像精熟清代先人掌故的王佐、为人豪爽而又善写桐城派古文的朱茀卿及习武能文的魏彧等人。一班年龄相若的朋友薛炳、马用锡等亦时常来此读书聚谈。青年书生聚在一起，相约编纂大部头书籍，诸如《二十四史索引》、《经籍纂诂补正》等等，然而这类宏大的计划往往有头无尾，随议随罢。对于元培来说，这几年读书求友的生活是颇为惬意的。
1888年秋，蔡元培第二次往杭州应乡试，仍未中。翌年春，他与绍兴城内钱庄出纳王荣庭的次女王昭结婚，婚后数月，便第三次赴杭州，参加本年（己丑）因光绪皇帝亲政而举行的恩科乡试。前两次的科场蹭蹬，并没有磨蚀掉他的锐气和个性，运笔自如的“怪八股”在此次考试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竟使乡试房官宦汝梅阅其试卷后断定必是“老儒久困场屋者”所为。而主考官李文田对此却大为赞赏，正是由于这位博通经史校勘金石之学、尤精稔西北地理的主考官的赏识，元培考中了第23名举人。同科考取的还有张元济、汪康年、汪大燮、徐仲可、徐维则等。考官对元培试卷的评语为：“不落恒蹊，语无泛设，引证宏博，词意整饬”等。蔡元培的中举在江浙一带士人中颇产生了一些震荡，人们竞相抄录传诵其“怪八股”，目为开风气之作，坊间刻印的怪八股特刊《通雅集》将蔡的文章作为压卷，使许多应试之人群起效仿。当然，正统的八股家们很不以为然，斥之为“文妖”。其实，“所谓怪八股，仅仅多用周秦子书典故，为读书人吐气，打倒高头讲章而已”。这件事，也引起当时学术界上层的些微关注，时在北京做御史的李慈铭阅浙江官版《题名录》时，在全省己丑恩科137名举人中唯将蔡元培及沈宝琛二人的姓名、籍贯载入日记，说明李对元培已有所注意。
按清代科举惯例，恩科乡试的次年，举行恩科会试。刚刚中举才数月的蔡元培旋即于1890年春入京赶考，时年24岁。他与徐维则同行，先至杭州，然后到上海，客宿徐氏有股份的北京路某茶栈。在沪勾留数日，游览十里洋场之后，乘招商局轮船由海路北抵天津，换乘内河船到通州，再坐马车进入北京。真是千里迢迢，一路风尘。元培参加了会试的初试三场考试，会试房官王颂蔚阅罢其首场试卷，觉得简直不像是八股文，甚为惊奇，“及二三场卷，则渊博无比，乃并三场荐之，且为延誉”。元培遂考取第81名贡士。清代科举规定：会试考中为贡士，贡士须经复试列出等次，再参加殿试，考中即为进士。而且，复试和殿试的考卷径呈考官，不须誊录，故而比较注重书法。元培没有立即参加同年的复试和殿试，而是在两年之后才补行上述考试，这是何缘故呢？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曾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蒋复璁讲：蔡考完会试即去拜见乡试中举时的考官李文田，进呈会试所作之文，李阅后大摇其头，预言此类怪八股在京城会试中不会有人欣赏，断难考取。蔡闻言，不及发榜即废然南返。岂料其后榜上有名，蔡自是不及回返，李亦大为诧异，后乃悟出定是房官王颂蔚赏识元培所致云云。此情况系由颂蔚之子王季烈口述予蒋。但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写道：“因殿试朝考的名次均以字为标准，我自量写得不好，留待下科殿试，仍偕徐君出京。”此说甚明确，但未道及出京是在榜发之前还是其后。近年失而复得的李慈铭《郇学斋日记》（自光绪十五年己丑七月十一日迄光绪二十年甲午元旦）载述了此事的原委。元培一向仰重李氏，在京期间曾数次拜谒。这一年的李氏日记载云：“四月十二日，是日会试填榜……知山阴中两人，蔡元培、俞官圻；嵊县一人：沈宝琛，本东浦人也；又肖山一人，绍府共四人耳。”“四月十三日，蔡进士（元培）来；沈进士（宝琛）来。两生皆年少未习楷书，故不待复试而归。”看来，李氏日记不仅证实了蔡自写年谱的说法，而且透露出蔡是在知晓会试结果后决意延期复试的。至于蒋复璁的说法，只能视为一种传说，聊作参考而已。
蔡元培返里之后，曾以贡士身份应邀担任刚刚成立的上虞县志馆总纂一职。该馆设在县城经正书院内，他特撰《重修上虞县志例言》，“大抵本章实斋氏之说而酌为变通，名目既不同于旧志，而说明又多用古字、古句法。”尤其是“人物志”部分，“尽革陋规，不辞矫枉过正之诮”。他提出的修志体例，遭到馆内同人的反对，于是又作《罪言》一篇，将自己拟就的编目与明代万历和清代嘉庆时所修旧县志编目列表比较，说明因革，但反对之声仍烈，遂辞职归家。县志馆长朱士黻认为蔡所拟体制“义例精当，卓然成家”，将其《例言》刊于新修县志卷末，用为后人审识。此后，元培仍往徐氏铸学斋读书，读经史所作札记汇为《知服堂日记》一册，日记以节气为标识，自1890年（庚寅）霜降迄次年（辛卯）小暑，历时半年之久，这可能是蔡氏最早的日记。
1892年春，蔡元培再次赴京，补应殿试。经复试后，被列为第三等，参加在保和殿举行的殿试。殿试只考策论，元培充分施展博学强记的特长，对其中有关西藏的策论题详述其山川道里、行政沿革，且广征博引，断制自如。本年会试主考官为户部尚书翁同龢，殿试阅卷大臣为工部左侍郎汪鸣銮等。结果，元培考取第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本科的状元、榜眼、探花分别是刘福姚、吴士鉴、陈伯陶，同科考中者尚有：唐文治、叶德辉、汤寿潜、张元济、屠寄和沈宝琛等。蔡元培后来回忆这次考试说：“向来殿试是专讲格式，不重内容的，只听说张香涛氏（张之洞）应殿试时不拘格式，被取一甲第三名。我那时候也没有拘格式，而且这两年中也并没有习字，仍是随便一写，但结果被取为二甲进士。闻为汪柳门先生（讳鸣銮）所赏识。有位阅卷大臣，说此卷的字不是馆阁体。汪说，他是学黄山谷的。于是大家都在卷子后面圈了一个圈，就放在二甲了。”被称为“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自号山谷道人，其书法在清季颇受推重。元培幸结其缘而金榜得中，自会感到“出于意外”了。此后又经过朝考，元培进而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短短四年内，蔡元培乡、会试连捷，跻身翰林文苑，其踌躇满志，自不待言。考试结束后，他在京师盘桓近百日，其间一项重要活动是拜谒有关人士。当他与部分同年拜见座师翁同龢之后，颇引起这位帝师的注意，翁氏特录蔡的名姓、籍贯及简历于日记之中，并评赞其“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此时的蔡元培，经过科举求仕的艰辛跋涉，正可谓青云有路。
“点翰林”之后的第二年，蔡元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游历中度过的。初夏时节，他先到宁波，又至上海，然后乘船溯长江西向，游览了南京、镇江、扬州及靖江县。此次出游，元培曾有散片日记，载述游踪。秋风乍起之时，他又取道香港来到广州，与在广雅书局任职的绍兴同乡陶濬宣等一班朋友诗文酬酢，观览华南名胜。在广州南园，他戏作该省乡试考题《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一篇，陶为之征得当地名士朱一新、徐琪、吴翊寅的评语各一则，并自作跋文，辑印成《蔡太史拟墨》。其间，陶向蔡讲述廖平在广雅书局时阐发对经学的独到见解，及康有为承其说作成《新学伪经考》，引起士人不同反应等情况，元培对此颇为关注，特意搜求廖、康二人已印行的著作，以备研读。冬天来临时，他又客居潮州、汕头等地，一直到转年的春天才起程北返。关于这次出游，有人视为其走亲访友，隐含“打秋风”之意，即新科翰林到外省鬻文求钱。然而不论怎样，近一年的游历，蔡元培几乎走遍了自1842年以来最早与海外通商的口岸和地区，这对于一位由中国传统教育塑造出来的青年士大夫来说，其意义恐怕不仅仅是在补足“读万卷书”的缺憾而“行万里路”，西方近代文明和洋务新政的清新气息足以使他拓展视野，更新观念，从而启动内心深处的某种价值转换过程。蔡游穗期间，康有为正在长兴里万木草堂招徒讲学，士林风气的更变和改革潜流的涌动，元培不可能毫无觉察而无动于衷。尽管上述感受，尚属朦胧意识，但随着世事的变迁会逐渐清晰起来。
1894年春，蔡元培从广东返回绍兴，旋即赴京参加散馆考试。这是对翰林院庶吉士进行甄别以决定任用的一种考试。应散馆后，元培被授为翰林院编修。至此，不满28岁的蔡元培已经达到了为当时读书人艳羡不已的科举道路之极。从偏远古城一个商家少年，到帝王之都的翰林学士，这大跨度的“角色转换”，其间，几多清苦，几多忧烦；几多幸运，几多欢颜！然而，当他刚刚开始供职翰林院的生活时，甲午战争的炮火便轰然响起，这场战争的结局，对中国、对他本人都将产生莫大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