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首任教育总长
1911年12月初，蔡元培返抵上海。时值隆冬，寒气正深，然而武昌首义掀动起来的共和热浪正漫卷于华夏大地，各方名流齐集宁沪，紧张筹建新生的共和政权。他寄居爱国女校，与诸多人士接洽商谈，奔走建国事宜，协调各方立场，并与在沪人士迎接孙中山自海外归来。翌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即组阁。在酝酿教育总长人选时，曾先后提名章太炎、汪精卫、严修、胡子靖等人，最终确定蔡元培，乃获各省代表通过。南京临时政府素称“次长内阁”，同盟会会员以次长之职主持部务，总长则多请社会名流充任，只有陆军、外交、教育等少数部门例外。因此，孙中山派薛仙舟至沪招请蔡赴任时，蔡初曾力辞，当闻知上述情由，转而决意“勉为其难”。他邀约中国教育会时期的老友、在商务印书馆常年编撰学校教科书的蒋维乔，并另聘一位会计兼庶务，共同赶赴南京，受命组建中华民国的教育部。
新生的政权，百事待举而困难重重。作为首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虽身居高位，却一仍旧贯，不失书生本色。来到金陵城内面见孙大总统，询以“教育部何处办公”？答曰：“须总长自己寻觅。”此时，有限的几处旧官署均被占用，蔡元培只得走街过巷，选定部址。幸而路遇故交马相伯，这位时任江苏督都府内务司长的老友允借府属碑亭巷的几间空屋，权作办公之地。临时政府各部的印章制作完毕后，由于部内人手少，蔡元培乘坐人力车独自到总统府将印章领回。条件暂且简陋，排场亦可不讲，但在延揽部内人员时，他却力求一流人才。许寿裳、周树人（即鲁迅）、钟观光、王之瑞（云五）等即此时陆续应聘进教育部任职。他奉行“为事择人，不设冗员”的原则，部内人员含缮写杂务在内仅三十余人，不足其他部门的三分之一。鉴于时局尚未安定，需要而又可行的工作是拟定各级学制，登记学校，为全国性教育改革做先期准备。部内人员发挥各自专长，分别起草学制方案，遇有文牍，即时办理，其工作气氛颇似书局之编译所，而绝少官衙积习。部内各员，除总、次长之外，统称筹备员，无官职等级之分，每月薪俸，均为几十元，即使总长亦不例外。草创之际，可谓一派发皇气象。主持全国学政，蔡元培尤为注意察纳雅言，对于陆费逵、王云五等人各自提出的合理建议，或登门造访，恭听其意，或延揽入部，行其所愿，纯然出诸公心而从善如流。正是由于汇集众人的智慧，蔡元培和教育部才接连推出革新措施：
1月19日，教育部发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共十四条，主要内容是：学堂改称学校；教科书须合于民国的共和宗旨，禁用清学部规定的教科书；废止旧时的奖励出身制度；学校注重兵式体操等。这些通令各省的规定，极大震撼了年深日久的封建教育秩序，为全社会送来一股民主共和的清新之风。
1月30日，教育部下达在全国推行社会教育的通令。蔡元培深感国人年长而失学者为数之众，欲求教育普及，必须力行社会教育。筹组教育部时，特设社会教育司，与普通、专门两教育司鼎足而三，确立其体制上的地位。同时，要求各地广为宣讲，次第实行。推广社会教育，实乃国情所急需，虽然难以立见成效，却在学界开辟出一席之地，其筚路蓝缕，确为不世之功。
民国业已创立，教育方针一日不明，全国学界便难有旨归。有关人士喧腾于口，吁请总长速作定夺。蔡元培乃撰成《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于2月上旬公诸报端。这篇被后人视为“纲领性的文献”，开宗明义便将教育划分为“隶属政治”和“超轶政治”两种类别，认为，教育在专制时代基本隶属于政治，而到共和时代才可能超轶于政治。循此观念，作者对清朝学部1906年规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大加修订，提出新的教育方针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前三项，与尚武、尚实、尚公相合，仍为隶属政治的教育，而后两项，则是教育家追求“形而上”的观念目标，首次提出的“超轶于政治”的教育。至于原宗旨中的忠君、尊孔两项，因与共和政体和信仰自由相悖离，特予删除。作者强调，新列五项均为当今教育所必需，相互关连，不可偏废。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旨在强兵富国；公民道德教育是以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与之相应的中国传统的“义、恕、仁”为内容，用以节制前二项教育的副效用，诸如兵强而流于私斗、侵略，国富而演成弱肉强食、贫富悬殊等。作者用不少笔墨演释康德哲学中“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二元论观点，以论证世界观教育在人类认识过程中的“终极境界”。以及美感教育所具有的沟通“现象”与“实体”两个世界的桥梁作用。
通览全篇，令人感到：这位教育总长虽然将德智体美四育并举，但其重视道德教育的倾向颇为明显，公民道德、世界观、美感三项教育均以培养共和公民的“完全人格”为基本目的，尽管后两项以“超轶政治”相标举，而实质并不曾改变。就内容而言，属于蔡元培独创的是世界观教育和美育，然而其表述几乎完全沉溺于康德的哲学概念，为一般世人所不熟知，因而显出几分玄奥色彩。蔡元培后来的追述则要明确清晰得多：“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这即是说，世界观教育的实质在于破除来自各方面的思想桎梏，使人们临近那种自由畅快，以其至性认知事物的精妙境界，而美育则重在陶冶情操，完善人格。从中不难看出，这位长期寝馈于哲理而偏好美学，同时又始终砥砺私德、涵养心性的教育家所特有的个性化色彩。当然，蔡元培关于民国教育方针的主张，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近代价值观念浸入中国社会之后的思想文化要求，并与辛亥以后的政治格局相适应，它的提出，大大推动了学术教育界除旧布新的势头。半年之后，北京教育部正式公布民国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德”。即大体上依凭蔡氏的主张。
发表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后不久，蔡元培奉孙中山之命，担任迎袁专使赴北京交涉，为时一个月。其间，由次长景耀月代管部务。景系同盟会员，平素热衷党务，对教育之事过问不多。但代管期间，忽而开列数十人名单，分别冠以参事、司长、科长、秘书之名，报经总统府正式委任。其中，除原有筹备员外，增加许多与教育无涉而有党派背景的人员。景氏的用意在于先入为主，使这些人在政府北迁后仍能占居位置。此举，造成部内冗员骤增，工作杂乱的局面，招致原有人员的不满。3月中旬，蔡元培回部视事，面对如此情状，详言利弊得失，说服景氏和众人，取消前述之举，并果断将已发之委任状退还总统府。据说，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对蔡元培的这一措施颇不以为然，深怪其“对于本党老同志不肯特别提拔”。以至政府北迁、蔡仍主教育部时，有人请胡介绍入该部供职，胡不无抱怨地答曰：“别部则可，教育部不能。”蔡元培此时的用人主旨是：唯才是举，能者在职，不为党派所囿。这一思想风格十分突出地表现在他与后任次长范源濂（静生）的合作共事方面。
3月底，唐绍仪内阁成立，蔡元培留任教育总长，于4月入京上任。正式组建的教育部设在铁匠胡同前清学部衙署内。他选中曾在清末担任学部参事，时为共和党人的教育行政专家范源濂为自己的副手，先后两次亲访，坦诚相邀。他说：“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我之敢于向您提出这个请求，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此番诚意，使范大为感动，乃应允出任次长。新建教育部计有部员70名左右，主要由蔡范二人推荐，蔡所荐者，欧美及日本留学生居多，范提出者，大多富有教育管理经验，然均未注意党派关系。蔡元培自述：民国“元年我在教育部时，请范君静生相助，我偏于理想，而范君注重实际，以他所长，补我之短”。二人的兴趣分别偏好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遂合力整顿共图改革。蔡元培认定，共和时代教育能够超轶政治，进而主张“教育独立”，他在民国教育部的一系列举措当可视为这一信念的实际体现。
蔡元培在北京政府中任职仅仅三个月时间。到京之初，接收前清学部，聘定部内人员，健全各级机构，发布有关学令，确乎有干番事业的志向。4月底，他与部员谈话提出，鉴于各校程度参差不齐和清末办学的“奢、纵”之弊，“拟先将中学以上官、公、私立学校，严加归并，裁汰冗员，严定章程，以便早日开学”。这一设想可谓彻底整顿、全面更张。5月初，他通令将北京大学堂易名北京大学校，提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出任校长。随后，在向参议院发表施政演说时又明确表示：总长之职“既勉强担任，断不敢存五日京兆之心”，并就教育方针、设施、行政权限、派遣留学生及少数民族教育诸问题一一陈述意见。其中特别强调：“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在专门教育，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习。”不妨说，此乃蔡元培委身教育的理想所在。为了确定民国教育的方针大计，他领导教育部发起召开了由各地专家参加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蔡元培在7月10日举行的开幕式上宣布，此次会议是“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教育部将事先草拟的四十余项议案提交大会审议。这些议案，凝聚着蔡元培主持民国教育部半年来的心血，设计规定了新教育的体制和细则，从而构成实行十年之久的“壬子癸丑学制”的基本内容。其中，较能体现蔡元培个人主张的，是他提出的《学校不应拜孔子案》和由其手订的《大学令》。
尊孔读经，千百年来一脉相承，近乎天经地义。这一文教积习与专制政治扭在一起，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迈入近代门坎的惰性因素。已经接受欧风美雨沐浴的蔡元培认为：“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虽然孔子及其学术有其价值，但后世将其演为儒教、孔教，定为一尊，令人顶礼膜拜，则极不合理。故而，力主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课程废弃经科。针对清末学堂中通行的类似宗教仪式的祀孔习惯，他主张明令废止。此举对当时的文化思想界和一般社会心理形成不小的冲击，昔日至高无上的偶像开始变得暗淡，多元文化渐渐弥漫于知识阶层。作为教育家，蔡元培较为偏好高等教育，留德期间即注意考察欧洲大学制度，主持全国学政后，规定除北京外，分别在南京、汉口、成都、广州各设一所国立大学，以扩充高等教育。他亲自起草《大学令》，仿效欧美有关制度，着重提高现有学校的办学质量，规定：大学设置预科，预科毕业或经考试证明具有同等学历者始得升入大学；大学高年级学生须完成一定研究课题方可毕业；大学分设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而以文、理二科为主，使之成为研究高深学理之机关。这些主张虽为全国临时教育会议所采纳，但大多成为具文，并未切实施行。然而，蔡元培关于大学教育的系列构想，却为他几年后办理北京大学准备了行动方略。
尽管这位书生参政的总长秉持“教育应立于政潮之外”的愿望，但他在苦心经营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尚未结束之际，便以纯粹的政治原因辞去内阁的职务，使得热心教育改革的人士遗憾不已……
新生的政权，百事待举而困难重重。作为首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虽身居高位，却一仍旧贯，不失书生本色。来到金陵城内面见孙大总统，询以“教育部何处办公”？答曰：“须总长自己寻觅。”此时，有限的几处旧官署均被占用，蔡元培只得走街过巷，选定部址。幸而路遇故交马相伯，这位时任江苏督都府内务司长的老友允借府属碑亭巷的几间空屋，权作办公之地。临时政府各部的印章制作完毕后，由于部内人手少，蔡元培乘坐人力车独自到总统府将印章领回。条件暂且简陋，排场亦可不讲，但在延揽部内人员时，他却力求一流人才。许寿裳、周树人（即鲁迅）、钟观光、王之瑞（云五）等即此时陆续应聘进教育部任职。他奉行“为事择人，不设冗员”的原则，部内人员含缮写杂务在内仅三十余人，不足其他部门的三分之一。鉴于时局尚未安定，需要而又可行的工作是拟定各级学制，登记学校，为全国性教育改革做先期准备。部内人员发挥各自专长，分别起草学制方案，遇有文牍，即时办理，其工作气氛颇似书局之编译所，而绝少官衙积习。部内各员，除总、次长之外，统称筹备员，无官职等级之分，每月薪俸，均为几十元，即使总长亦不例外。草创之际，可谓一派发皇气象。主持全国学政，蔡元培尤为注意察纳雅言，对于陆费逵、王云五等人各自提出的合理建议，或登门造访，恭听其意，或延揽入部，行其所愿，纯然出诸公心而从善如流。正是由于汇集众人的智慧，蔡元培和教育部才接连推出革新措施：
1月19日，教育部发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共十四条，主要内容是：学堂改称学校；教科书须合于民国的共和宗旨，禁用清学部规定的教科书；废止旧时的奖励出身制度；学校注重兵式体操等。这些通令各省的规定，极大震撼了年深日久的封建教育秩序，为全社会送来一股民主共和的清新之风。
1月30日，教育部下达在全国推行社会教育的通令。蔡元培深感国人年长而失学者为数之众，欲求教育普及，必须力行社会教育。筹组教育部时，特设社会教育司，与普通、专门两教育司鼎足而三，确立其体制上的地位。同时，要求各地广为宣讲，次第实行。推广社会教育，实乃国情所急需，虽然难以立见成效，却在学界开辟出一席之地，其筚路蓝缕，确为不世之功。
民国业已创立，教育方针一日不明，全国学界便难有旨归。有关人士喧腾于口，吁请总长速作定夺。蔡元培乃撰成《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于2月上旬公诸报端。这篇被后人视为“纲领性的文献”，开宗明义便将教育划分为“隶属政治”和“超轶政治”两种类别，认为，教育在专制时代基本隶属于政治，而到共和时代才可能超轶于政治。循此观念，作者对清朝学部1906年规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大加修订，提出新的教育方针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前三项，与尚武、尚实、尚公相合，仍为隶属政治的教育，而后两项，则是教育家追求“形而上”的观念目标，首次提出的“超轶于政治”的教育。至于原宗旨中的忠君、尊孔两项，因与共和政体和信仰自由相悖离，特予删除。作者强调，新列五项均为当今教育所必需，相互关连，不可偏废。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旨在强兵富国；公民道德教育是以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与之相应的中国传统的“义、恕、仁”为内容，用以节制前二项教育的副效用，诸如兵强而流于私斗、侵略，国富而演成弱肉强食、贫富悬殊等。作者用不少笔墨演释康德哲学中“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二元论观点，以论证世界观教育在人类认识过程中的“终极境界”。以及美感教育所具有的沟通“现象”与“实体”两个世界的桥梁作用。
通览全篇，令人感到：这位教育总长虽然将德智体美四育并举，但其重视道德教育的倾向颇为明显，公民道德、世界观、美感三项教育均以培养共和公民的“完全人格”为基本目的，尽管后两项以“超轶政治”相标举，而实质并不曾改变。就内容而言，属于蔡元培独创的是世界观教育和美育，然而其表述几乎完全沉溺于康德的哲学概念，为一般世人所不熟知，因而显出几分玄奥色彩。蔡元培后来的追述则要明确清晰得多：“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这即是说，世界观教育的实质在于破除来自各方面的思想桎梏，使人们临近那种自由畅快，以其至性认知事物的精妙境界，而美育则重在陶冶情操，完善人格。从中不难看出，这位长期寝馈于哲理而偏好美学，同时又始终砥砺私德、涵养心性的教育家所特有的个性化色彩。当然，蔡元培关于民国教育方针的主张，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近代价值观念浸入中国社会之后的思想文化要求，并与辛亥以后的政治格局相适应，它的提出，大大推动了学术教育界除旧布新的势头。半年之后，北京教育部正式公布民国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德”。即大体上依凭蔡氏的主张。
发表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后不久，蔡元培奉孙中山之命，担任迎袁专使赴北京交涉，为时一个月。其间，由次长景耀月代管部务。景系同盟会员，平素热衷党务，对教育之事过问不多。但代管期间，忽而开列数十人名单，分别冠以参事、司长、科长、秘书之名，报经总统府正式委任。其中，除原有筹备员外，增加许多与教育无涉而有党派背景的人员。景氏的用意在于先入为主，使这些人在政府北迁后仍能占居位置。此举，造成部内冗员骤增，工作杂乱的局面，招致原有人员的不满。3月中旬，蔡元培回部视事，面对如此情状，详言利弊得失，说服景氏和众人，取消前述之举，并果断将已发之委任状退还总统府。据说，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对蔡元培的这一措施颇不以为然，深怪其“对于本党老同志不肯特别提拔”。以至政府北迁、蔡仍主教育部时，有人请胡介绍入该部供职，胡不无抱怨地答曰：“别部则可，教育部不能。”蔡元培此时的用人主旨是：唯才是举，能者在职，不为党派所囿。这一思想风格十分突出地表现在他与后任次长范源濂（静生）的合作共事方面。
3月底，唐绍仪内阁成立，蔡元培留任教育总长，于4月入京上任。正式组建的教育部设在铁匠胡同前清学部衙署内。他选中曾在清末担任学部参事，时为共和党人的教育行政专家范源濂为自己的副手，先后两次亲访，坦诚相邀。他说：“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我之敢于向您提出这个请求，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此番诚意，使范大为感动，乃应允出任次长。新建教育部计有部员70名左右，主要由蔡范二人推荐，蔡所荐者，欧美及日本留学生居多，范提出者，大多富有教育管理经验，然均未注意党派关系。蔡元培自述：民国“元年我在教育部时，请范君静生相助，我偏于理想，而范君注重实际，以他所长，补我之短”。二人的兴趣分别偏好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遂合力整顿共图改革。蔡元培认定，共和时代教育能够超轶政治，进而主张“教育独立”，他在民国教育部的一系列举措当可视为这一信念的实际体现。
蔡元培在北京政府中任职仅仅三个月时间。到京之初，接收前清学部，聘定部内人员，健全各级机构，发布有关学令，确乎有干番事业的志向。4月底，他与部员谈话提出，鉴于各校程度参差不齐和清末办学的“奢、纵”之弊，“拟先将中学以上官、公、私立学校，严加归并，裁汰冗员，严定章程，以便早日开学”。这一设想可谓彻底整顿、全面更张。5月初，他通令将北京大学堂易名北京大学校，提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出任校长。随后，在向参议院发表施政演说时又明确表示：总长之职“既勉强担任，断不敢存五日京兆之心”，并就教育方针、设施、行政权限、派遣留学生及少数民族教育诸问题一一陈述意见。其中特别强调：“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在专门教育，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习。”不妨说，此乃蔡元培委身教育的理想所在。为了确定民国教育的方针大计，他领导教育部发起召开了由各地专家参加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蔡元培在7月10日举行的开幕式上宣布，此次会议是“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教育部将事先草拟的四十余项议案提交大会审议。这些议案，凝聚着蔡元培主持民国教育部半年来的心血，设计规定了新教育的体制和细则，从而构成实行十年之久的“壬子癸丑学制”的基本内容。其中，较能体现蔡元培个人主张的，是他提出的《学校不应拜孔子案》和由其手订的《大学令》。
尊孔读经，千百年来一脉相承，近乎天经地义。这一文教积习与专制政治扭在一起，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迈入近代门坎的惰性因素。已经接受欧风美雨沐浴的蔡元培认为：“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虽然孔子及其学术有其价值，但后世将其演为儒教、孔教，定为一尊，令人顶礼膜拜，则极不合理。故而，力主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课程废弃经科。针对清末学堂中通行的类似宗教仪式的祀孔习惯，他主张明令废止。此举对当时的文化思想界和一般社会心理形成不小的冲击，昔日至高无上的偶像开始变得暗淡，多元文化渐渐弥漫于知识阶层。作为教育家，蔡元培较为偏好高等教育，留德期间即注意考察欧洲大学制度，主持全国学政后，规定除北京外，分别在南京、汉口、成都、广州各设一所国立大学，以扩充高等教育。他亲自起草《大学令》，仿效欧美有关制度，着重提高现有学校的办学质量，规定：大学设置预科，预科毕业或经考试证明具有同等学历者始得升入大学；大学高年级学生须完成一定研究课题方可毕业；大学分设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而以文、理二科为主，使之成为研究高深学理之机关。这些主张虽为全国临时教育会议所采纳，但大多成为具文，并未切实施行。然而，蔡元培关于大学教育的系列构想，却为他几年后办理北京大学准备了行动方略。
尽管这位书生参政的总长秉持“教育应立于政潮之外”的愿望，但他在苦心经营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尚未结束之际，便以纯粹的政治原因辞去内阁的职务，使得热心教育改革的人士遗憾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