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变动不已的旅欧生活
进入民国以后，蔡元培活跃于政坛和教育文化界，每当因故不得不退离这个舞台时，他便远走海外，息影欧洲腹地，一面领略西洋人文哲理，一面著译书籍传播学术。这几乎成为他个人生涯中的一个“周期性”现象。
还在北京教育部任总长期间，蔡元培接到莱比锡大学教授兰普来西的一封信，请其派遣两名中国留学生来他主持的世界文明史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蔡即规定公费名额，物色人选。此后不久，他辞职离京，鉴于国内政局扰攘不定，萌生继续赴德深造之念，其学友顾孟余亦有此意。于是，蔡致函主持教育部的范源濂，希望得到先前规定的两个公费留德名额，范随即批准。当年秋间，蔡元培偕黄夫人及子女，与顾孟余夫妇同乘奥地利“阿非利加”号客轮，由海路驶抵德国，仍进莱比锡大学。兰普来西教授大概不会想到，应邀前来的中国学生，竟是卸任不久的教育总长，按照研究项目和计划，他要求蔡、顾二人提供中国文明方面的文字资料。这样，蔡元培一边听课，一边撰写有关文稿，而由顾孟余译为德文。在莱比锡的治学生活仅仅持续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因国内发生“宋案”，应召回国而中断。……
此时，蔡元培乘船行驶在一年前曾经走过的这条航线上，算来已是第三次赴欧了。他本想返回熟悉的莱比锡大学，继续那宁静的治学生活，可是受老友吴稚晖的劝导，这次行程的目的地却是法国巴黎。法兰西的灿烂文化和大革命时代形成的精神传统，对他是有吸引力的，何况，那里还汇集着李石曾等一班热情的朋友。行前，他与商务印书馆再次约定：在国外每日以半天时间撰择书稿，该馆每月致送二百元稿酬用以维持生活。此外，教育部故旧蒋维乔、董鸿袆等亦设法筹集款项，助其旅欧。1913年10月中旬，蔡元培到达巴黎，与家人暂寓市郊科隆布镇的中华印字局内。前来迎接和款待他们的，正是老友李石曾。这位热心公益而办事疏阔的世家子弟，来法已近十年，他在此创办的豆腐公司闻名遐迩，成为旅法华人的聚会地。早在四五年前，蔡从齐寿山那里闻知李提倡素食的主张，深以为然，从此力行素食，坚持十余年之久。这一特殊的生活习性，使蔡李二人相处颇为契合。来法之初，蔡家每日伙食即包于豆腐公司。然而，此处人员杂沓，应酬频繁，蔡元培设想的编书计划无从实行。到了12月下旬，他便举家迁入一法国人出租的房舍内，子女陆续进校就学，他一边编书，一边与黄夫人学习法语。其编著计划，拟先编《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和《中国文学史》三书，然后撰述哲学、心理等学科的著作。看来这些书目，既有蔡自选的，亦有商务指定的。由李石曾推荐的法语教师是性格开朗的欧思东先生，这位擅长音乐的比利时人，对教授法语似乎并不在行，既不用课本又不讲语法，只从文学书中随意摘录几段予以讲解而已，故而蔡自称：“我们的法语学得不切实。”
在巴黎近郊居住的近十个月里，蔡元培参与了旅法学界的一些活动。相距不远的蒙塔尔纪城，聚集着百余名留法俭学生，他们是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于1912年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设立留法预备学校以来陆续到达这里的。当时，蔡主政教育部，曾赞助其事。此刻，面对初具规模的留法俭学事业，作为教育家是颇感欣慰的。他与汪精卫、李石曾等人每星期轮流为俭学生们作有关中西学术问题的演讲，并为解决俭学生创办《农学杂志》的印行事宜，与在国内的王宠惠联系，请其推动中华书局承接此事。同时，蔡还与汪、李及张继诸人酝酿筹办一份刊物，面向旅欧华人，宣传新思想新学说，倡导俭学主张。刊名初为《民德报》，后定名《学风》杂志。蔡元培为此撰写了《发刊词》。他写道：当今时代实为全世界大交通之时代，人类社会应当通力合作，增进世界文化，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完全世界主义”的科学和美术两项。他认为，以中国特有的诸多优越条件，本应为人类文明作更多贡献，但令人自愧的是，除了值得夸耀的古代成果外，近代的许多领域却大多为欧洲人越俎代庖。欲改变这一现实，只能像日本人那样，承认欧洲学术的价值，“奔轶绝尘以追之”，舍此别无出路。他强调，中国吸收外来文明，汉唐之际业已行之，佛学广涉诸学即是显证。然欧洲学术不似佛学的只限哲理，而已渗透于社会生活广大方面，欲学习欧洲学术，舍派员留学别无他途。历来留欧者甚少，倘以俭学行之，必可大为改观。这篇洋洋洒洒数千言的文章，广泛涉及中外古今的文化问题，极言学习西方近代学术文化的急切和必要，反映出作者撷西洋之精华挽故国之衰敝的真诚心理。由此篇《发刊词》，当可想见蔡元培在蒙塔尔纪所作学术演讲的大致内容。
可是，随着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隆隆炮火的响起，筹备多时的《学风》杂志不得不停办，蔡元培等人的旅欧生活也为战争的阴影所笼罩。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俭学生，由于学校关闭、国内汇款难以寄达，孤悬海外的俭学生面临困境，一些人主张辍学回国。为救助俭学生，李石曾等发起成立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蔡元培撰写该会通告，语重心长地劝导俭学生以学业为重，转入战火未及的法国西南部各校，继续求学。维持会代觅学校，提供救济，帮助俭学生们渡过了战争初期的难关。进入9月，德军迫近巴黎，法国政府迁往西南沿海城市波尔多，蔡、李等人亦于是月中旬举家避往西部乡间的谟觞村。这个人口不足千人的村庄，交通极不方便，但蔡元培却兴致勃勃地参观考察了邻近的许多学校，并与我国和日本的同类学校进行了比较。半个月后，他们又迁至附近的小镇圣多耐，蔡一家人住在一家帽店楼上，房东是相依为命的母女俩，她们对中国人的友情给蔡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蔡、李等移居法国南部城市都鲁士，其生活才渐渐安定下来。在这频繁的迁徙之中，蔡元培并没有停止编著工作，他完成了《哲学大纲》一书的编译，并着手继续进行《石头记索隐》的考证。
1915年春，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披露于报端，旅法学界闻悉群情激愤。汪精卫、李圣章、谭熙鸿等纷纷来到蔡元培的住处，共商对策。蔡依据众人的议论，草拟《华人御侮会会章》七条，供大家讨论。从这一文件看，所谓华人御侮会，是采取激烈手段抗御外侮的秘密爱国团体，会员应尽的责任分为“普通”与“特别”两种，诸如：“见有敌人侮我同胞者击之，事变如有株连，则挺身任之；不租屋于敌人；不售地产于敌人；不服役于敌人；见有华人之助敌而侮我同胞者，诛之；入敌境而侦探之”等等。蔡元培拟组秘密团体的设想，没有被众人采纳，但国难当头显示出的忠勇气概，确非一般文弱书生可比，此举与他当年参与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活动不无异曲同工之妙，足以显现其一以贯之的爱国激情。蔡元培等国民党人在海外的一些活动也曾断断续续甚或不无歪曲地反映于国内报刊之上。当万众瞩目“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政府内外交困之时，上海《新闻报》转发了一条消息，大意是说：孙文、蔡元培宣言，国危停止革命活动云云。姑且不论这一消息的可信度如何，但其受益者显然是袁氏政府。事实上，袁世凯、袁克定父子曾通过不同渠道软化和拉扰海外的国民党人，其中包括蔡元培。他们利用李石曾的故交朱芾煌，汇寄巨款予李及汪精卫、蔡元培三人，言称：三君现状颇窘，以此相助。其后，朱又来函，说是“总统极器重三公……深愿归国共襄危局”云云。此外，袁氏还经由他的法国顾问及驻法公使胡惟德转告于蔡、汪：“总统甚倚重二公，现在国事艰难，务请劝告党人勿再图内乱”。对于袁氏父子的“好意”，蔡元培并不为所动，他在当时写给吴稚晖的信中即认为：“弟与袁世凯绝交，至分明。在彼亦不过笑弟为一迂儒，未必置于意中。……大约彼等总不肯放过精卫先生，而弟适与之同留法国，又二次革命时，适同时归国，适同发一电，劝退任，遂生出种种连带之关系。”蔡的分析自不无道理，但袁氏视其为温和派而与孙中山等人有所区别似亦是事实。
同年夏，蔡元培、李石曾等来到法国南部海滨的罗埃避暑，此后，蔡一家人便留居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小城。这时，旅法华人的勤工俭学活动呈现活跃发展的态势，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等人于6月组织起勤工俭学会，倡行“勤于工作而俭以求学”。此项活动的发起者其实是李石曾。他与齐竺山创办豆腐公司之初，从河北高阳招募许多乡人入厂，为使其适应生活环境，实行了以工兼学的方法，效果颇佳，随后逐渐推广，一些学生亦仿效实行。李进而编印《勤工俭学传》，以富兰克林、卢梭等名人早年做工苦学的实例，宣扬勤工俭学的精神和效果，藉以推动旅法勤工俭学活动的广泛开展。蔡元培早先与吴稚晖参观法国地浃泊人造丝工厂时，就曾探讨过“学生做工，工余求学”的可能性。此刻，对李石曾等倡行勤工俭学尤为支持，乃应约为《勤工俭学传》撰序，以教育家的身份充分肯定和大力扶助这一可行的求学方式。几乎与此同时，他与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等正式组建世界社，使这一发起筹备了三四年之久的同人团体终于得以落实。列名发起人的尚有张人杰、褚民谊、谭熙鸿和陈璧君。蔡起草的《世界社意趣》称：“同人就学异国，感触较多，欲从各方面为促进教育之准备，爰有世界社之组织。”从该社社章来看，创办刊物、编译图书为其重要社务，故偶或亦称“世界编译社”。此外，推广和扶助留法勤工俭学亦被列为社务之一。就实质而言，这是一个文化教育性团体，尽管其发起人大多具有政治背景。世界社成立后，责成汪精卫在东南亚及上海筹资，是年秋，蔡元培、吴稚晖等又联名致函在美国的张继，请其作为该社代表在美洲募款。实际上，民国以来先后成立的进德会、留法俭学会、世界社之类团体，尽管名目各异，而核心人物不外乎李石曾、吴稚晖二人。蔡因为与他们的密切关系而置身其间，对于各项事务亦颇多助力。
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法国劳动力的严重短缺，于是有招募大批华工赴法之议。在此背景之下，1916年3月，中法两国教育界人士发起筹组华法教育会，旨在开展华工教育，推动双向文化交流。该会于6月正式成立，蔡元培与巴黎大学教授欧乐分任中方和法方会长，汪精卫与法国众议员穆岱分任副会长，李石曾、李圣章担任中方书记，吴玉章为中方会计，该会组建之后，即受法国有关部门之托，派员回国到西南各省招募华工。蔡、汪等人联名致函各省当局及教育机关，极言华工赴法的利益所在，即：“扩张生计；输入实业知识；改良社会”，请其协同择取体健品端，略具知识而不染恶习之青壮年应募赴法。显然，蔡元培、李石曾等设想通过招募华工，吸收知识青年赴欧，励行其勤工俭学，进而达到变相留学的目的。这便是后来大规模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轫。为了施行华工教育，华法教育会于4月初开办了略带师范性质的华工学校，蔡元培主持入学考试，并编写了德育、智育讲义四十篇。其中德育三十篇颇具特色，它重于辨别疑似，如：“文明与奢侈、理信与迷信、循理与畏威、坚忍与顽固、自由与放纵、镇定与冷淡、热心与野心、尖锐与浮躁、果敢与鲁莽、精细与多疑、尚洁与太洁、互助与依赖、爱情与淫欲、方正与拘泥、谨慎与畏葸、有恒与保守”等，十分契合面临多种价值观念的人们修养品性、判明良莠的需要，堪称难得的修身教材。8月，蔡元培与李石曾等编撰的《旅欧杂志》正式创刊，这个半月刊“以交换旅欧同人之知识，及传布西方文化于国内为宗旨”，是反映旅欧华人思想及活动的主要园地。在这个刊物上，蔡先后发表了《文明之消化》和《对于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两篇文章，足以代表这一时期他的文化主张和政治思想。
《文明之消化》一文的主旨是，学习和吸收西方文明，应当有所甄别，如同人体摄入养分，需要选择食物，倘囫囵吞之，必致消化不良。文章指出：“欧洲文明，以学术为中坚……而附属品之不可消化者，亦随而多歧。政潮之排荡、金力之劫持、宗教之拘忌，率皆为思想自由之障碍。……审慎于吸收之始勿为消化时代之障碍，此吾侪所当注意者也。”可见，蔡元培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较之两年前撰写《学风》杂志发刊词时，已经深入冷静得多，这一前一后两篇文章颇有相辅相承之效，展示了作者在学习西方文明问题上的思想发展轨迹。《对于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一文，系写于袁世凯败亡归葬、黎元洪走马继任之时。文章认为，“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这确实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蔡元培理智地意识到，在袁氏专制劣迹的背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的恶性基础，此乃造就历史丑角的温床。他不无感触地写道：“中华民国约法，有责任内阁之制，而当时普通心理，乃不以为然。言统一，言集权，言强有力政府。于是为野心家所利用，而演出总统，又由总统制而演出帝制。此亦崇拜总统、依赖总统之心理有以养成之。”因此，革新政治，关键在于改造社会。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在致友人的信函中明确表示：将来回国后，“必不投身政治之漩涡，而专在社会间效力”。
旅居法国的三年，由于涉足社会公务，蔡元培在治学著述方面不像在德国时那样专注，与商务印书馆议定的编书计划亦大体未能完成。最先着手编写的《文字源流》，是一本“小学”入门著作，蔡原本精于此道，又颇有兴趣，但因缺乏必要的参考书，只得从《说文解字》中逐一钩稽，编成二十课后便停顿下来。之后，转而编译《哲学大纲》一书。这本哲学导读性著作，是他参照德国李希脱尔《哲学导言》和泡尔生、冯特的《哲学入门》两书编译而成，其中除“历举各派之说”外，在“宗教思想”一节则阐发了他自己的独特见解。此书于1915年1月初版，至30年代初已出至十一版，是一本受读者欢迎的“引人研究哲学之作”。早在任职翰林院后期，蔡元培受前人徐时栋观点的启发，深信《红楼梦》为影射小说，乃开始考证工作。在法期间，他将疏证旧稿加以整理，又按商务编辑的提议作一结束语，辑成《石头记索隐》，于1916年上半年在《小说月报》的“名著”栏连载。蔡氏之说在红学研究领域引发争议，学术界乃以“索隐派”目之。其实，蔡的兴趣仍然集中于美学及美术方面，他自选题目，拟编《欧洲美学丛书》和《欧洲美术小史》，但直至回国之前，仅撰成《康德美学述》、《赖斐尔》各一卷。其中《赖斐尔》于1916年8月在上海《东方杂志》刊出。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国内政局出现转机。7月间，范源濂出任教育总长，他表示，要“切实实行（民国）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其时，浙籍人士陈介石、马叙伦等提议迎请蔡元培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沈步洲亦极力促成此事，范源濂征得当局首肯，即致电于蔡。电文谓：“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对于蔡元培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缘。推进祖国高等教育的抱负，以及从思想文化入手改良社会的宿愿，似乎均可藉此去施展，去实现！他没有理由推却这来自故土的召唤。
10月，蔡元培启程回国。这位教育家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即将来临。
§§第四章 主持北京大学的六年
还在北京教育部任总长期间，蔡元培接到莱比锡大学教授兰普来西的一封信，请其派遣两名中国留学生来他主持的世界文明史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蔡即规定公费名额，物色人选。此后不久，他辞职离京，鉴于国内政局扰攘不定，萌生继续赴德深造之念，其学友顾孟余亦有此意。于是，蔡致函主持教育部的范源濂，希望得到先前规定的两个公费留德名额，范随即批准。当年秋间，蔡元培偕黄夫人及子女，与顾孟余夫妇同乘奥地利“阿非利加”号客轮，由海路驶抵德国，仍进莱比锡大学。兰普来西教授大概不会想到，应邀前来的中国学生，竟是卸任不久的教育总长，按照研究项目和计划，他要求蔡、顾二人提供中国文明方面的文字资料。这样，蔡元培一边听课，一边撰写有关文稿，而由顾孟余译为德文。在莱比锡的治学生活仅仅持续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因国内发生“宋案”，应召回国而中断。……
此时，蔡元培乘船行驶在一年前曾经走过的这条航线上，算来已是第三次赴欧了。他本想返回熟悉的莱比锡大学，继续那宁静的治学生活，可是受老友吴稚晖的劝导，这次行程的目的地却是法国巴黎。法兰西的灿烂文化和大革命时代形成的精神传统，对他是有吸引力的，何况，那里还汇集着李石曾等一班热情的朋友。行前，他与商务印书馆再次约定：在国外每日以半天时间撰择书稿，该馆每月致送二百元稿酬用以维持生活。此外，教育部故旧蒋维乔、董鸿袆等亦设法筹集款项，助其旅欧。1913年10月中旬，蔡元培到达巴黎，与家人暂寓市郊科隆布镇的中华印字局内。前来迎接和款待他们的，正是老友李石曾。这位热心公益而办事疏阔的世家子弟，来法已近十年，他在此创办的豆腐公司闻名遐迩，成为旅法华人的聚会地。早在四五年前，蔡从齐寿山那里闻知李提倡素食的主张，深以为然，从此力行素食，坚持十余年之久。这一特殊的生活习性，使蔡李二人相处颇为契合。来法之初，蔡家每日伙食即包于豆腐公司。然而，此处人员杂沓，应酬频繁，蔡元培设想的编书计划无从实行。到了12月下旬，他便举家迁入一法国人出租的房舍内，子女陆续进校就学，他一边编书，一边与黄夫人学习法语。其编著计划，拟先编《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和《中国文学史》三书，然后撰述哲学、心理等学科的著作。看来这些书目，既有蔡自选的，亦有商务指定的。由李石曾推荐的法语教师是性格开朗的欧思东先生，这位擅长音乐的比利时人，对教授法语似乎并不在行，既不用课本又不讲语法，只从文学书中随意摘录几段予以讲解而已，故而蔡自称：“我们的法语学得不切实。”
在巴黎近郊居住的近十个月里，蔡元培参与了旅法学界的一些活动。相距不远的蒙塔尔纪城，聚集着百余名留法俭学生，他们是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于1912年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设立留法预备学校以来陆续到达这里的。当时，蔡主政教育部，曾赞助其事。此刻，面对初具规模的留法俭学事业，作为教育家是颇感欣慰的。他与汪精卫、李石曾等人每星期轮流为俭学生们作有关中西学术问题的演讲，并为解决俭学生创办《农学杂志》的印行事宜，与在国内的王宠惠联系，请其推动中华书局承接此事。同时，蔡还与汪、李及张继诸人酝酿筹办一份刊物，面向旅欧华人，宣传新思想新学说，倡导俭学主张。刊名初为《民德报》，后定名《学风》杂志。蔡元培为此撰写了《发刊词》。他写道：当今时代实为全世界大交通之时代，人类社会应当通力合作，增进世界文化，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完全世界主义”的科学和美术两项。他认为，以中国特有的诸多优越条件，本应为人类文明作更多贡献，但令人自愧的是，除了值得夸耀的古代成果外，近代的许多领域却大多为欧洲人越俎代庖。欲改变这一现实，只能像日本人那样，承认欧洲学术的价值，“奔轶绝尘以追之”，舍此别无出路。他强调，中国吸收外来文明，汉唐之际业已行之，佛学广涉诸学即是显证。然欧洲学术不似佛学的只限哲理，而已渗透于社会生活广大方面，欲学习欧洲学术，舍派员留学别无他途。历来留欧者甚少，倘以俭学行之，必可大为改观。这篇洋洋洒洒数千言的文章，广泛涉及中外古今的文化问题，极言学习西方近代学术文化的急切和必要，反映出作者撷西洋之精华挽故国之衰敝的真诚心理。由此篇《发刊词》，当可想见蔡元培在蒙塔尔纪所作学术演讲的大致内容。
可是，随着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隆隆炮火的响起，筹备多时的《学风》杂志不得不停办，蔡元培等人的旅欧生活也为战争的阴影所笼罩。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俭学生，由于学校关闭、国内汇款难以寄达，孤悬海外的俭学生面临困境，一些人主张辍学回国。为救助俭学生，李石曾等发起成立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蔡元培撰写该会通告，语重心长地劝导俭学生以学业为重，转入战火未及的法国西南部各校，继续求学。维持会代觅学校，提供救济，帮助俭学生们渡过了战争初期的难关。进入9月，德军迫近巴黎，法国政府迁往西南沿海城市波尔多，蔡、李等人亦于是月中旬举家避往西部乡间的谟觞村。这个人口不足千人的村庄，交通极不方便，但蔡元培却兴致勃勃地参观考察了邻近的许多学校，并与我国和日本的同类学校进行了比较。半个月后，他们又迁至附近的小镇圣多耐，蔡一家人住在一家帽店楼上，房东是相依为命的母女俩，她们对中国人的友情给蔡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蔡、李等移居法国南部城市都鲁士，其生活才渐渐安定下来。在这频繁的迁徙之中，蔡元培并没有停止编著工作，他完成了《哲学大纲》一书的编译，并着手继续进行《石头记索隐》的考证。
1915年春，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披露于报端，旅法学界闻悉群情激愤。汪精卫、李圣章、谭熙鸿等纷纷来到蔡元培的住处，共商对策。蔡依据众人的议论，草拟《华人御侮会会章》七条，供大家讨论。从这一文件看，所谓华人御侮会，是采取激烈手段抗御外侮的秘密爱国团体，会员应尽的责任分为“普通”与“特别”两种，诸如：“见有敌人侮我同胞者击之，事变如有株连，则挺身任之；不租屋于敌人；不售地产于敌人；不服役于敌人；见有华人之助敌而侮我同胞者，诛之；入敌境而侦探之”等等。蔡元培拟组秘密团体的设想，没有被众人采纳，但国难当头显示出的忠勇气概，确非一般文弱书生可比，此举与他当年参与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活动不无异曲同工之妙，足以显现其一以贯之的爱国激情。蔡元培等国民党人在海外的一些活动也曾断断续续甚或不无歪曲地反映于国内报刊之上。当万众瞩目“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政府内外交困之时，上海《新闻报》转发了一条消息，大意是说：孙文、蔡元培宣言，国危停止革命活动云云。姑且不论这一消息的可信度如何，但其受益者显然是袁氏政府。事实上，袁世凯、袁克定父子曾通过不同渠道软化和拉扰海外的国民党人，其中包括蔡元培。他们利用李石曾的故交朱芾煌，汇寄巨款予李及汪精卫、蔡元培三人，言称：三君现状颇窘，以此相助。其后，朱又来函，说是“总统极器重三公……深愿归国共襄危局”云云。此外，袁氏还经由他的法国顾问及驻法公使胡惟德转告于蔡、汪：“总统甚倚重二公，现在国事艰难，务请劝告党人勿再图内乱”。对于袁氏父子的“好意”，蔡元培并不为所动，他在当时写给吴稚晖的信中即认为：“弟与袁世凯绝交，至分明。在彼亦不过笑弟为一迂儒，未必置于意中。……大约彼等总不肯放过精卫先生，而弟适与之同留法国，又二次革命时，适同时归国，适同发一电，劝退任，遂生出种种连带之关系。”蔡的分析自不无道理，但袁氏视其为温和派而与孙中山等人有所区别似亦是事实。
同年夏，蔡元培、李石曾等来到法国南部海滨的罗埃避暑，此后，蔡一家人便留居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小城。这时，旅法华人的勤工俭学活动呈现活跃发展的态势，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等人于6月组织起勤工俭学会，倡行“勤于工作而俭以求学”。此项活动的发起者其实是李石曾。他与齐竺山创办豆腐公司之初，从河北高阳招募许多乡人入厂，为使其适应生活环境，实行了以工兼学的方法，效果颇佳，随后逐渐推广，一些学生亦仿效实行。李进而编印《勤工俭学传》，以富兰克林、卢梭等名人早年做工苦学的实例，宣扬勤工俭学的精神和效果，藉以推动旅法勤工俭学活动的广泛开展。蔡元培早先与吴稚晖参观法国地浃泊人造丝工厂时，就曾探讨过“学生做工，工余求学”的可能性。此刻，对李石曾等倡行勤工俭学尤为支持，乃应约为《勤工俭学传》撰序，以教育家的身份充分肯定和大力扶助这一可行的求学方式。几乎与此同时，他与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等正式组建世界社，使这一发起筹备了三四年之久的同人团体终于得以落实。列名发起人的尚有张人杰、褚民谊、谭熙鸿和陈璧君。蔡起草的《世界社意趣》称：“同人就学异国，感触较多，欲从各方面为促进教育之准备，爰有世界社之组织。”从该社社章来看，创办刊物、编译图书为其重要社务，故偶或亦称“世界编译社”。此外，推广和扶助留法勤工俭学亦被列为社务之一。就实质而言，这是一个文化教育性团体，尽管其发起人大多具有政治背景。世界社成立后，责成汪精卫在东南亚及上海筹资，是年秋，蔡元培、吴稚晖等又联名致函在美国的张继，请其作为该社代表在美洲募款。实际上，民国以来先后成立的进德会、留法俭学会、世界社之类团体，尽管名目各异，而核心人物不外乎李石曾、吴稚晖二人。蔡因为与他们的密切关系而置身其间，对于各项事务亦颇多助力。
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法国劳动力的严重短缺，于是有招募大批华工赴法之议。在此背景之下，1916年3月，中法两国教育界人士发起筹组华法教育会，旨在开展华工教育，推动双向文化交流。该会于6月正式成立，蔡元培与巴黎大学教授欧乐分任中方和法方会长，汪精卫与法国众议员穆岱分任副会长，李石曾、李圣章担任中方书记，吴玉章为中方会计，该会组建之后，即受法国有关部门之托，派员回国到西南各省招募华工。蔡、汪等人联名致函各省当局及教育机关，极言华工赴法的利益所在，即：“扩张生计；输入实业知识；改良社会”，请其协同择取体健品端，略具知识而不染恶习之青壮年应募赴法。显然，蔡元培、李石曾等设想通过招募华工，吸收知识青年赴欧，励行其勤工俭学，进而达到变相留学的目的。这便是后来大规模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轫。为了施行华工教育，华法教育会于4月初开办了略带师范性质的华工学校，蔡元培主持入学考试，并编写了德育、智育讲义四十篇。其中德育三十篇颇具特色，它重于辨别疑似，如：“文明与奢侈、理信与迷信、循理与畏威、坚忍与顽固、自由与放纵、镇定与冷淡、热心与野心、尖锐与浮躁、果敢与鲁莽、精细与多疑、尚洁与太洁、互助与依赖、爱情与淫欲、方正与拘泥、谨慎与畏葸、有恒与保守”等，十分契合面临多种价值观念的人们修养品性、判明良莠的需要，堪称难得的修身教材。8月，蔡元培与李石曾等编撰的《旅欧杂志》正式创刊，这个半月刊“以交换旅欧同人之知识，及传布西方文化于国内为宗旨”，是反映旅欧华人思想及活动的主要园地。在这个刊物上，蔡先后发表了《文明之消化》和《对于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两篇文章，足以代表这一时期他的文化主张和政治思想。
《文明之消化》一文的主旨是，学习和吸收西方文明，应当有所甄别，如同人体摄入养分，需要选择食物，倘囫囵吞之，必致消化不良。文章指出：“欧洲文明，以学术为中坚……而附属品之不可消化者，亦随而多歧。政潮之排荡、金力之劫持、宗教之拘忌，率皆为思想自由之障碍。……审慎于吸收之始勿为消化时代之障碍，此吾侪所当注意者也。”可见，蔡元培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较之两年前撰写《学风》杂志发刊词时，已经深入冷静得多，这一前一后两篇文章颇有相辅相承之效，展示了作者在学习西方文明问题上的思想发展轨迹。《对于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一文，系写于袁世凯败亡归葬、黎元洪走马继任之时。文章认为，“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这确实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蔡元培理智地意识到，在袁氏专制劣迹的背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的恶性基础，此乃造就历史丑角的温床。他不无感触地写道：“中华民国约法，有责任内阁之制，而当时普通心理，乃不以为然。言统一，言集权，言强有力政府。于是为野心家所利用，而演出总统，又由总统制而演出帝制。此亦崇拜总统、依赖总统之心理有以养成之。”因此，革新政治，关键在于改造社会。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在致友人的信函中明确表示：将来回国后，“必不投身政治之漩涡，而专在社会间效力”。
旅居法国的三年，由于涉足社会公务，蔡元培在治学著述方面不像在德国时那样专注，与商务印书馆议定的编书计划亦大体未能完成。最先着手编写的《文字源流》，是一本“小学”入门著作，蔡原本精于此道，又颇有兴趣，但因缺乏必要的参考书，只得从《说文解字》中逐一钩稽，编成二十课后便停顿下来。之后，转而编译《哲学大纲》一书。这本哲学导读性著作，是他参照德国李希脱尔《哲学导言》和泡尔生、冯特的《哲学入门》两书编译而成，其中除“历举各派之说”外，在“宗教思想”一节则阐发了他自己的独特见解。此书于1915年1月初版，至30年代初已出至十一版，是一本受读者欢迎的“引人研究哲学之作”。早在任职翰林院后期，蔡元培受前人徐时栋观点的启发，深信《红楼梦》为影射小说，乃开始考证工作。在法期间，他将疏证旧稿加以整理，又按商务编辑的提议作一结束语，辑成《石头记索隐》，于1916年上半年在《小说月报》的“名著”栏连载。蔡氏之说在红学研究领域引发争议，学术界乃以“索隐派”目之。其实，蔡的兴趣仍然集中于美学及美术方面，他自选题目，拟编《欧洲美学丛书》和《欧洲美术小史》，但直至回国之前，仅撰成《康德美学述》、《赖斐尔》各一卷。其中《赖斐尔》于1916年8月在上海《东方杂志》刊出。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国内政局出现转机。7月间，范源濂出任教育总长，他表示，要“切实实行（民国）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其时，浙籍人士陈介石、马叙伦等提议迎请蔡元培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沈步洲亦极力促成此事，范源濂征得当局首肯，即致电于蔡。电文谓：“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对于蔡元培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缘。推进祖国高等教育的抱负，以及从思想文化入手改良社会的宿愿，似乎均可藉此去施展，去实现！他没有理由推却这来自故土的召唤。
10月，蔡元培启程回国。这位教育家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即将来临。
§§第四章 主持北京大学的六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