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不合作！”
1921年9月18日，蔡元培回到北京。远行归来，环顾海内，依旧是扰攘不已的武人政治和兵戎相见的战乱纷争。京师教育界经历了“五四”之后的又一次大风潮，刚刚恢复平静，他的许多同事和朋友通过罢课、请愿，甚至受伤流血，才促使政府发放拖欠已久的教育经费。在军阀主政的年月里，蔡元培深知苦撑教育残局的艰辛，然而目睹欧美各国教育、科学、文化的先进程度，出自一个教育家的天职和良知，他只能振奋自己，劝慰和勉励他人，共图国家民族的“百年大计”。在北大欢迎他归来的大会上，他劝勉师生们道：从事教育之人，无论遇到怎样的困苦，也不可自行放弃天职。甚至认为，“罢课是一种极端非常的手段，其损失比‘以第三院作监狱’及‘新华门受伤’还要厉害得多”。显然，这位抱定教育救国信念的大学校长企望师生们不为任何现实障碍所阻，潜心于传播知识和建设文化的神圣目标。从这年10月始，蔡元培在北大开设美学课程，并着手编写《美学通论》一书。校长亲自授课，吸引了大批学生，据蒋复璁回忆：“他教的是美学，声调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听的很有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挤的连台上也站满了人，于是没有法子，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此种盛况，自然有益于浓厚校内教学空气，同时，也集中体现了蔡元培倡导美育的实际努力。
还在出任北大校长之初，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的一次演说中，将他自1912年以来一直倡导的美育主张作了进一步发展，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当时，一些人憾于我国无宗教，遂致道德沦丧、国势衰颓，急于要引入基督教；而另一些人则尊孔子为教主，倡立孔教，以维系所谓的“世道人心”。蔡元培认为，在科学发展的近代社会，宗教早已失却了其蒙昧时代曾经发挥的作用，欲陶冶人类高尚美好的情操，莫如舍弃宗教而代之以纯粹之美育。因为宗教教义具有很大的排他性，往往强行令人遵从，而美的“普遍性”和“超越性”特点，可使人类心灵的寄托和纯洁情感的生成变为一个自然过程。他的这一演说词，于同年八九月间先后刊载在《新青年》杂志和《学艺》杂志上，令知识界有耳目一新之感，但人们对于这一主张不甚了然，热心响应者为数寥寥。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处于高潮之际，蔡又在《晨报副刊》发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恳切提醒“致力于文化运动诸君”莫忘美育，他写道：“文化不是简单，是复杂的；运动不是空谈，是要实行的。要透彻复杂的真相，应研究科学。要鼓励实行的兴会，应利用美术。”不用美育提起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划分人我之僻见，保持一种永久平和的心境；单单凭那个性的冲动、环境的刺激，投入文化运动的潮流，终不免产生种种流弊。在这篇文章中，蔡元培将美育与科学并提，视为新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这时为止，至少在北大范围内，美育已在教学和课余生活中占居了一席之地。此后，蔡利用诸多场合，系统宣讲美育的有关理论，出国考察前在湖南所作的七次讲演，竟有四次属于这类内容。他在北大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亲自开设课程，更推动了西方美学理论的传播。这种种努力，引起教育界人士一定程度的关注和兴趣，主编《教育杂志》的李石岑请他撰文介绍实行美育的具体方法，蔡遂撰成《美育实施的方法》。
依照蔡元培的设想，实施美育须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协调一致，从一个人孕育母体中的胎教，到接受各级学校教育，乃至社会生活环境，均注入精妙的美感教育，这不仅要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具备自觉的“求美”意识，还需要科学文化相应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公益设施的充分完善。显然，他为人们勾画了一幅系统美育的理想图景，它绝非可以一蹴而就，却足以成为中国几代教育家追求不舍的宏远目标。当然，这一炫丽的美育蓝图提出于20年代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时期，与灰暗的历史背景不很谐调，其明显的超前性似乎注定了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曲高和寡”的命运。惟其如此，痴迷于重造国民精神的蔡元培，才愈发执着地宣扬美育的价值和意义，并在可能的限度内大力扶植各类艺术教育，健全公共文化设施。客观地讲，蔡一生力倡美育，始终不懈，他基本做了两件事：一是全面介绍西方美学理论，使美育观念至少在知识界初步被接受；二是在中国奠立独立的艺术教育基础，培育了一批美术、音乐等方面的人才。不妨说，蔡的倡导美育，基本不是在构建新的理论体系方面，而主要表现于具体的教育实践。他努力实施的美育，实质上是一种“心育”，是造就高尚情操和完美道德的一种外在途径，也可以说，是中国士人注重修身养性传统的近代表现形式。他所追求的是感乎于外、发乎于内的自觉地心理完善，而与一般社会倡立某种价值体系迫人就范的道德培养方法大异其趣，这正是其“以美育代宗教”主张的底蕴所在。
人们说，蔡元培奉行“兼容并包”宗旨无所不包。其实，也有例外，他对于宗教是并不包容的。1922年春天，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学校召开年会，引发了上海、北京等地激烈的“非宗教运动”。蔡以极鲜明的立场，参加了北京非宗教大同盟的活动，并发表演说，指出：“现今各种宗教，都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引起无知识人盲从的信仰，来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他尤其反对教会学校和青年会诱惑未成年的中国学生信仰基督教，主张“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北大教授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和马裕藻五人曾对非宗教运动表示异议，认为这有悖于“信仰自由”。蔡对他们的观点颇不以为然，强调信仰自由应包含信教与不信教的双重自由，实际是为非宗教运动辩护。时隔数月之后，欧美派女学者陈衡哲致函予蔡，对他无条件地赞成非宗教运动表示困惑，函称：“观各处反对宗教之电文，几无一能持平心静气之态度者；而且所持之理由，又大率肤浅，不从历史上及学理上立论，但专事漫骂，此岂足以服敌方之心哉？”对于陈女士的抱怨，蔡复函答曰：“非宗教，本为弟近年所提倡之一端，不过弟之本意，以自由选择的随时进步的哲学主义之信仰，代彼有仪式有作用而固然不变的宗教信仰耳。此次非宗教同盟发布各电，诚有不合论理之言。然矫枉终不免过正，我等不能不宽容之，不忍骤以折衷派挫其锐气。”由此可见，蔡元培拒斥宗教，一以贯之，其中既有维护民族自尊的现实情感，又有出自学识理念的思想根由，他摒除外来宗教，也反对国粹宗教化倾向，其主旨仍是秉持“思想自由”原则，保持一个超然的自我和从事一种“超然的”教育。
然而，时势是艰危的。尽管蔡元培怀抱发展教育的真切愿望，但教育经费短绌的阴影始终驱之不散。连年的穷兵黩武，耗占了国家的大部分收入，拨到教育项目上的经费仅为政府预算的百分之一。即使这些，还被经常拖欠，大学教员往往只能领取半月工资。20年代初，北京“各校的教育经费比从前更形困迫，盼政府发款，像大旱的时候盼雨一样艰难。添聘教员没有钱，购买书籍没有钱，购买仪器没有钱，购买试验用的化学药品没有钱，乃至购买一切用品都没有钱。学生终日惶惶，觉得学校停闭就在旦夕，不能安心求学；教职员终日惶惶，迫于饥寒，没有法子维持生计，亦不能安心授课”。在如此窘迫的情状下，各校要求“教育经费独立”的呼声日渐高涨。蔡元培曾经设想发放教育公债，使“教育经费从由政府间接取得变成直接向国民取得”。1922年3月，当“教育独立”运动步入高潮之际，他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和各派教会的影响。”因为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大计，谋求远效，而政党的政策追求近功，变化不定，将教育委之于政党，必然更变频仍，难有成效；至于教会，则保守成性，拘泥信条，与教育发展的自由规律格格不入。因此，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和教会之外。那么，如何实行“超然的教育”呢？他的方案是：采用法国的教育体制，在全国划分若干大学区，每区建立一所大学，大学事务，由大学教授所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并推举校长；教育总长须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各区教育经费仿美国的做法，从本区中直接抽税，贫困之区则由中央政府拨付税款补助之。蔡元培的“教育独立”主张及其方案，反映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教育界力图摆脱恶浊政治的困扰，从根本体制上为发展教育寻求出路的强烈愿望。它固然是那个时代的特有产物，但也是蔡这一代人仿行西方教育制度所刻意追求的一个迷人的梦。“教育独立”运动终于并无实质性成效，北大等几所国立高校依旧艰难度日。随着国内政局显现某种转机，蔡元培等学界中人开始企盼出现一个“好人政府”。
同年四五月之间，第一次直奉战争在京、津附近爆发，双方的十余万兵力在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激烈厮杀。为了保障学校安全，蔡元培提议组建北大保卫团，由李四光、丁燮林、白雄远负责筹备，学生参加者达三百余人。此前，北大刚刚举办了中断六年之久的运动会，重视体育和“知识阶层武化”的现实需要，使这所最高学府出现了“学生军”。后来蔡还约请军事家蒋百里等来校讲演，对学生进行军事教育。这些做法，与1912年蔡元培的军国民教育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两派军阀的激战，以直胜奉败而告收场。此后的两年，直系军阀单独控制了北京政权。这个由英美等国支持的军阀集团，较之当时的皖、奉两系，似乎略具一点清名，特别是那位秀才出身的“常胜将军”吴佩孚颇得时人的好感。直系当权，使不少盼望政治清明的人一度想入非非。曾经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居然也“第一次作政论”，写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当他觉得“此文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时，便约请北大的十余名同人及校外朋友在蔡元培寓所汇集，经众人讨论修订后，于5月14日联名发表。这篇“书生议政”的文字，主张好人应当站出来参与政治，组织一个为各方面均能接受的“好人政府”，推行政治改革；首先实现南北议和，召集1917年被解散的国会，制定宪法，进而裁兵、裁官，使国内政治渐次步入正轨。应当说，这一宣言反映了欧美派知识分子和平改良现实政治的善良愿望，在当时舆论界引起一定程度的共鸣。蔡元培肯于领衔发表此种宣言，除了政治思想方面的原因之外，还与他深悉一般社会的心理趋向有关。故此，当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完成了“法统重光”之后，他便电请孙中山终止北伐，结束护法。尽管此举招致一些南方国民党人的严厉指责，但他我行我素，自信其言合乎民意。在北大任职的几年内，蔡基本是作为社会名流涉足国内政治，却较少顾及自己的党派身份，从而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相当大的自由度。他与梁启超等“研究系”要员时相过从，以至林长民提议另组新党，拥蔡、梁二人为魁首；他与吴佩孚系统的孙丹林等人亦曾多次聚首，畅论时局，在一段时间内，他像许多人一样对吴寄予期望；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好友入阁秉政之后，他与北大同人更几乎成为“院外集团”；而苏俄代表越飞抵京，他又隐然代表国民党与之晤谈。总之，蔡元培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虽非主要方面，却是颇为复杂的。
这一年的暑假，国内教育界人士齐集济南，举行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蔡元培作为该社董事向大会致开幕词，会议重点是讨论修改学制问题。9月下旬，北京政府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审议和通过学校系统改革草案等议案，蔡以会议主席身份主持其事。随后公布的新学制（壬戌学制），较之民国初年的“壬子癸丑学制”有了很大的改进：小学由七年缩短为六年，义务教育暂以四年为准；注意地方实际需要，不做硬性规定；重视学生的职业训练和补习教育；课程设置和使用教材侧重实用；实行选科制和分科教育，兼顾学生升学和就业两种需要。同时，新学制还确定了普通教育的“六三三”制。此次教育改革所确立的改革标准中有“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等项，这与蔡元培平素的主张十分吻合，显然他为新学制的制定和实施做出了很大努力。
蔡元培任职北大的最后一个学期，是在十分困难的境况下度过的。整个8月，他与北京其他七所国立高校的校长一起同政府进行了顽强地交涉，以求解决教育经费问题。他真切感到，“解决经费困难，实一最大而最重要之事”。因为，“开学在即，不名一钱，积欠在五月以上”。向政府索要欠款的同时，北大在经费开支方面也采取了措施，其中规定向学生征收讲义费。此举导致一场学生直接抵制学校当局的风波。10月17、18两日学生代表数十人先后到会计课和校长室请愿，要求校方撤销征收讲义费的校令，蔡元培向学生解释无效，双方形成僵局，学生意欲罢课，蔡则断然辞职，随后，北大其他行政人员亦连带辞职，校务陷于停顿。后经多方调解，蔡收回辞意，仍返校主政，历时一周的“北大讲义费风潮”始告平息。收费暂缓实行，学生冯省三却被开除。社会上对此次风潮议论纷纷，而个中情由及其苦楚，只有蔡等主要当事人体味最为深切。在政治、经济状况不足以维持公益事业的社会里，求学难，办学尤难，人们大可不必苛求某一方面而任施褒贬。
1922年12月，北京大学创建24周年。17日，校内举行纪念会，蔡元培发表讲话，回顾和总结了这所最高学府的发展历程。他说：北大的24年可分三个时期。自开办至1912年，为第一时期，在这十余年间，学校历经波折，其体制主要是模仿日本。开办之初，北京环境多为顽固派所包围，办学的人不敢过违社会上倾向，学校方针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故教者、学者大都偏重旧学，西学方面不易请到好的教习，学的人也不很热心，很有点看作装饰品的样子。但是，中学方面参用书院旧法，考取有根底的学生，在教习指导之下，专研一门，这倒是有点研究院性质。自1912年至1917年，为第二时期，校长和学长率多为西洋留学生，加之国体初更，百事务新，大有完全弃旧之概。教员、学生在自修室和休息室等地方，私人谈话也以口说西话为漂亮。那时，中学退在装饰品的地位了。但当时的提倡西学，也还是贩卖的状况，没有注意到研究。自1917年至今，是第三时期，校内提倡研究学理的风气，力求以专门学者为学校的主体，在课程方面也是谋求贯通中西，即如西洋发明的科学，固然用西洋方法来试验，就是中国固有的学问，也要用科学方法加以整理。这番讲话，以中、西文化在大学的消长和融合为主线，概括地论述了北大的发展历史和各时期的特点，其中对他主持校政六年来学校所发生的变化也作了客观陈述。是否可以这样说，蔡元培对自己在北大的作为还是充满了自信的，他的总结和估价，经过后人的审视，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
在蔡元培发表上述讲话的前一个月，北京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罗文干案”。罗文干是北大的兼职教员，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时为所谓“好人政府”王宠惠内阁的财政总长。王内阁在政治上倾向于吴佩孚，招致直系军阀内部曹锟一派的不满，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等迎合此意，诬指罗文干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受贿行为，致使总统黎元洪下令将罗逮捕，造成内阁危机。经过近两个月的司法审理，1923年1月11日，罗被无罪释放。但军阀政客集团不肯罢休，教育总长彭允彝竟献计提出复议，使罗再次蒙冤入狱。目睹这种种政治阴谋和卑劣行径，蔡元培已无法忍受，他认为彭氏此举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而在情谊上又深信罗的为人和操守，为其大抱不平。乃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等人商议此事，均认为有表示的必要，蔡遂于17日愤然提出辞职。其辞呈谓：“数月以来，报章所记，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这可能是近代中国最直率、最能体现知识分子气节的一份辞职书。两天之后，他在各报刊出不再到校视事的启事，当即离开北京。随后，便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不合作宣言》，向世人剖白心迹：“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而这个职务，又适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所在的地方。只见他们一天天地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只计利害；不要人格，只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地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
在蔡元培看来，一个政府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有德能的人便应离它而去，这即是不合作，持不合作立场的人多了，政府自然也就消亡了。他曾在不少场合宣扬这些高妙的道理，此刻则躬身实践其“不合作主义”了。这是一个正直的人在愤世嫉俗时所做的“自由主义”选择。不论外界舆论如何品评此举，北方的胡适撰文称许也罢，南方的陈独秀指责其消极也罢，这一次，蔡元培是决心高蹈远引了。北大师生的“驱彭（允彝）挽蔡”、北京政府的被迫“慰留”，只不过使他又保留了几年校长名义，而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至此则是无可挽回地结束了。
§§第五章 “党国元老”和学界泰斗
还在出任北大校长之初，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的一次演说中，将他自1912年以来一直倡导的美育主张作了进一步发展，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当时，一些人憾于我国无宗教，遂致道德沦丧、国势衰颓，急于要引入基督教；而另一些人则尊孔子为教主，倡立孔教，以维系所谓的“世道人心”。蔡元培认为，在科学发展的近代社会，宗教早已失却了其蒙昧时代曾经发挥的作用，欲陶冶人类高尚美好的情操，莫如舍弃宗教而代之以纯粹之美育。因为宗教教义具有很大的排他性，往往强行令人遵从，而美的“普遍性”和“超越性”特点，可使人类心灵的寄托和纯洁情感的生成变为一个自然过程。他的这一演说词，于同年八九月间先后刊载在《新青年》杂志和《学艺》杂志上，令知识界有耳目一新之感，但人们对于这一主张不甚了然，热心响应者为数寥寥。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处于高潮之际，蔡又在《晨报副刊》发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恳切提醒“致力于文化运动诸君”莫忘美育，他写道：“文化不是简单，是复杂的；运动不是空谈，是要实行的。要透彻复杂的真相，应研究科学。要鼓励实行的兴会，应利用美术。”不用美育提起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划分人我之僻见，保持一种永久平和的心境；单单凭那个性的冲动、环境的刺激，投入文化运动的潮流，终不免产生种种流弊。在这篇文章中，蔡元培将美育与科学并提，视为新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这时为止，至少在北大范围内，美育已在教学和课余生活中占居了一席之地。此后，蔡利用诸多场合，系统宣讲美育的有关理论，出国考察前在湖南所作的七次讲演，竟有四次属于这类内容。他在北大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亲自开设课程，更推动了西方美学理论的传播。这种种努力，引起教育界人士一定程度的关注和兴趣，主编《教育杂志》的李石岑请他撰文介绍实行美育的具体方法，蔡遂撰成《美育实施的方法》。
依照蔡元培的设想，实施美育须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协调一致，从一个人孕育母体中的胎教，到接受各级学校教育，乃至社会生活环境，均注入精妙的美感教育，这不仅要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具备自觉的“求美”意识，还需要科学文化相应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公益设施的充分完善。显然，他为人们勾画了一幅系统美育的理想图景，它绝非可以一蹴而就，却足以成为中国几代教育家追求不舍的宏远目标。当然，这一炫丽的美育蓝图提出于20年代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时期，与灰暗的历史背景不很谐调，其明显的超前性似乎注定了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曲高和寡”的命运。惟其如此，痴迷于重造国民精神的蔡元培，才愈发执着地宣扬美育的价值和意义，并在可能的限度内大力扶植各类艺术教育，健全公共文化设施。客观地讲，蔡一生力倡美育，始终不懈，他基本做了两件事：一是全面介绍西方美学理论，使美育观念至少在知识界初步被接受；二是在中国奠立独立的艺术教育基础，培育了一批美术、音乐等方面的人才。不妨说，蔡的倡导美育，基本不是在构建新的理论体系方面，而主要表现于具体的教育实践。他努力实施的美育，实质上是一种“心育”，是造就高尚情操和完美道德的一种外在途径，也可以说，是中国士人注重修身养性传统的近代表现形式。他所追求的是感乎于外、发乎于内的自觉地心理完善，而与一般社会倡立某种价值体系迫人就范的道德培养方法大异其趣，这正是其“以美育代宗教”主张的底蕴所在。
人们说，蔡元培奉行“兼容并包”宗旨无所不包。其实，也有例外，他对于宗教是并不包容的。1922年春天，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学校召开年会，引发了上海、北京等地激烈的“非宗教运动”。蔡以极鲜明的立场，参加了北京非宗教大同盟的活动，并发表演说，指出：“现今各种宗教，都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引起无知识人盲从的信仰，来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他尤其反对教会学校和青年会诱惑未成年的中国学生信仰基督教，主张“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北大教授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和马裕藻五人曾对非宗教运动表示异议，认为这有悖于“信仰自由”。蔡对他们的观点颇不以为然，强调信仰自由应包含信教与不信教的双重自由，实际是为非宗教运动辩护。时隔数月之后，欧美派女学者陈衡哲致函予蔡，对他无条件地赞成非宗教运动表示困惑，函称：“观各处反对宗教之电文，几无一能持平心静气之态度者；而且所持之理由，又大率肤浅，不从历史上及学理上立论，但专事漫骂，此岂足以服敌方之心哉？”对于陈女士的抱怨，蔡复函答曰：“非宗教，本为弟近年所提倡之一端，不过弟之本意，以自由选择的随时进步的哲学主义之信仰，代彼有仪式有作用而固然不变的宗教信仰耳。此次非宗教同盟发布各电，诚有不合论理之言。然矫枉终不免过正，我等不能不宽容之，不忍骤以折衷派挫其锐气。”由此可见，蔡元培拒斥宗教，一以贯之，其中既有维护民族自尊的现实情感，又有出自学识理念的思想根由，他摒除外来宗教，也反对国粹宗教化倾向，其主旨仍是秉持“思想自由”原则，保持一个超然的自我和从事一种“超然的”教育。
然而，时势是艰危的。尽管蔡元培怀抱发展教育的真切愿望，但教育经费短绌的阴影始终驱之不散。连年的穷兵黩武，耗占了国家的大部分收入，拨到教育项目上的经费仅为政府预算的百分之一。即使这些，还被经常拖欠，大学教员往往只能领取半月工资。20年代初，北京“各校的教育经费比从前更形困迫，盼政府发款，像大旱的时候盼雨一样艰难。添聘教员没有钱，购买书籍没有钱，购买仪器没有钱，购买试验用的化学药品没有钱，乃至购买一切用品都没有钱。学生终日惶惶，觉得学校停闭就在旦夕，不能安心求学；教职员终日惶惶，迫于饥寒，没有法子维持生计，亦不能安心授课”。在如此窘迫的情状下，各校要求“教育经费独立”的呼声日渐高涨。蔡元培曾经设想发放教育公债，使“教育经费从由政府间接取得变成直接向国民取得”。1922年3月，当“教育独立”运动步入高潮之际，他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和各派教会的影响。”因为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大计，谋求远效，而政党的政策追求近功，变化不定，将教育委之于政党，必然更变频仍，难有成效；至于教会，则保守成性，拘泥信条，与教育发展的自由规律格格不入。因此，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和教会之外。那么，如何实行“超然的教育”呢？他的方案是：采用法国的教育体制，在全国划分若干大学区，每区建立一所大学，大学事务，由大学教授所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并推举校长；教育总长须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各区教育经费仿美国的做法，从本区中直接抽税，贫困之区则由中央政府拨付税款补助之。蔡元培的“教育独立”主张及其方案，反映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教育界力图摆脱恶浊政治的困扰，从根本体制上为发展教育寻求出路的强烈愿望。它固然是那个时代的特有产物，但也是蔡这一代人仿行西方教育制度所刻意追求的一个迷人的梦。“教育独立”运动终于并无实质性成效，北大等几所国立高校依旧艰难度日。随着国内政局显现某种转机，蔡元培等学界中人开始企盼出现一个“好人政府”。
同年四五月之间，第一次直奉战争在京、津附近爆发，双方的十余万兵力在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激烈厮杀。为了保障学校安全，蔡元培提议组建北大保卫团，由李四光、丁燮林、白雄远负责筹备，学生参加者达三百余人。此前，北大刚刚举办了中断六年之久的运动会，重视体育和“知识阶层武化”的现实需要，使这所最高学府出现了“学生军”。后来蔡还约请军事家蒋百里等来校讲演，对学生进行军事教育。这些做法，与1912年蔡元培的军国民教育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两派军阀的激战，以直胜奉败而告收场。此后的两年，直系军阀单独控制了北京政权。这个由英美等国支持的军阀集团，较之当时的皖、奉两系，似乎略具一点清名，特别是那位秀才出身的“常胜将军”吴佩孚颇得时人的好感。直系当权，使不少盼望政治清明的人一度想入非非。曾经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居然也“第一次作政论”，写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当他觉得“此文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时，便约请北大的十余名同人及校外朋友在蔡元培寓所汇集，经众人讨论修订后，于5月14日联名发表。这篇“书生议政”的文字，主张好人应当站出来参与政治，组织一个为各方面均能接受的“好人政府”，推行政治改革；首先实现南北议和，召集1917年被解散的国会，制定宪法，进而裁兵、裁官，使国内政治渐次步入正轨。应当说，这一宣言反映了欧美派知识分子和平改良现实政治的善良愿望，在当时舆论界引起一定程度的共鸣。蔡元培肯于领衔发表此种宣言，除了政治思想方面的原因之外，还与他深悉一般社会的心理趋向有关。故此，当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完成了“法统重光”之后，他便电请孙中山终止北伐，结束护法。尽管此举招致一些南方国民党人的严厉指责，但他我行我素，自信其言合乎民意。在北大任职的几年内，蔡基本是作为社会名流涉足国内政治，却较少顾及自己的党派身份，从而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相当大的自由度。他与梁启超等“研究系”要员时相过从，以至林长民提议另组新党，拥蔡、梁二人为魁首；他与吴佩孚系统的孙丹林等人亦曾多次聚首，畅论时局，在一段时间内，他像许多人一样对吴寄予期望；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好友入阁秉政之后，他与北大同人更几乎成为“院外集团”；而苏俄代表越飞抵京，他又隐然代表国民党与之晤谈。总之，蔡元培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虽非主要方面，却是颇为复杂的。
这一年的暑假，国内教育界人士齐集济南，举行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蔡元培作为该社董事向大会致开幕词，会议重点是讨论修改学制问题。9月下旬，北京政府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审议和通过学校系统改革草案等议案，蔡以会议主席身份主持其事。随后公布的新学制（壬戌学制），较之民国初年的“壬子癸丑学制”有了很大的改进：小学由七年缩短为六年，义务教育暂以四年为准；注意地方实际需要，不做硬性规定；重视学生的职业训练和补习教育；课程设置和使用教材侧重实用；实行选科制和分科教育，兼顾学生升学和就业两种需要。同时，新学制还确定了普通教育的“六三三”制。此次教育改革所确立的改革标准中有“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等项，这与蔡元培平素的主张十分吻合，显然他为新学制的制定和实施做出了很大努力。
蔡元培任职北大的最后一个学期，是在十分困难的境况下度过的。整个8月，他与北京其他七所国立高校的校长一起同政府进行了顽强地交涉，以求解决教育经费问题。他真切感到，“解决经费困难，实一最大而最重要之事”。因为，“开学在即，不名一钱，积欠在五月以上”。向政府索要欠款的同时，北大在经费开支方面也采取了措施，其中规定向学生征收讲义费。此举导致一场学生直接抵制学校当局的风波。10月17、18两日学生代表数十人先后到会计课和校长室请愿，要求校方撤销征收讲义费的校令，蔡元培向学生解释无效，双方形成僵局，学生意欲罢课，蔡则断然辞职，随后，北大其他行政人员亦连带辞职，校务陷于停顿。后经多方调解，蔡收回辞意，仍返校主政，历时一周的“北大讲义费风潮”始告平息。收费暂缓实行，学生冯省三却被开除。社会上对此次风潮议论纷纷，而个中情由及其苦楚，只有蔡等主要当事人体味最为深切。在政治、经济状况不足以维持公益事业的社会里，求学难，办学尤难，人们大可不必苛求某一方面而任施褒贬。
1922年12月，北京大学创建24周年。17日，校内举行纪念会，蔡元培发表讲话，回顾和总结了这所最高学府的发展历程。他说：北大的24年可分三个时期。自开办至1912年，为第一时期，在这十余年间，学校历经波折，其体制主要是模仿日本。开办之初，北京环境多为顽固派所包围，办学的人不敢过违社会上倾向，学校方针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故教者、学者大都偏重旧学，西学方面不易请到好的教习，学的人也不很热心，很有点看作装饰品的样子。但是，中学方面参用书院旧法，考取有根底的学生，在教习指导之下，专研一门，这倒是有点研究院性质。自1912年至1917年，为第二时期，校长和学长率多为西洋留学生，加之国体初更，百事务新，大有完全弃旧之概。教员、学生在自修室和休息室等地方，私人谈话也以口说西话为漂亮。那时，中学退在装饰品的地位了。但当时的提倡西学，也还是贩卖的状况，没有注意到研究。自1917年至今，是第三时期，校内提倡研究学理的风气，力求以专门学者为学校的主体，在课程方面也是谋求贯通中西，即如西洋发明的科学，固然用西洋方法来试验，就是中国固有的学问，也要用科学方法加以整理。这番讲话，以中、西文化在大学的消长和融合为主线，概括地论述了北大的发展历史和各时期的特点，其中对他主持校政六年来学校所发生的变化也作了客观陈述。是否可以这样说，蔡元培对自己在北大的作为还是充满了自信的，他的总结和估价，经过后人的审视，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
在蔡元培发表上述讲话的前一个月，北京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罗文干案”。罗文干是北大的兼职教员，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时为所谓“好人政府”王宠惠内阁的财政总长。王内阁在政治上倾向于吴佩孚，招致直系军阀内部曹锟一派的不满，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等迎合此意，诬指罗文干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受贿行为，致使总统黎元洪下令将罗逮捕，造成内阁危机。经过近两个月的司法审理，1923年1月11日，罗被无罪释放。但军阀政客集团不肯罢休，教育总长彭允彝竟献计提出复议，使罗再次蒙冤入狱。目睹这种种政治阴谋和卑劣行径，蔡元培已无法忍受，他认为彭氏此举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而在情谊上又深信罗的为人和操守，为其大抱不平。乃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等人商议此事，均认为有表示的必要，蔡遂于17日愤然提出辞职。其辞呈谓：“数月以来，报章所记，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这可能是近代中国最直率、最能体现知识分子气节的一份辞职书。两天之后，他在各报刊出不再到校视事的启事，当即离开北京。随后，便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不合作宣言》，向世人剖白心迹：“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而这个职务，又适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所在的地方。只见他们一天天地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只计利害；不要人格，只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地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
在蔡元培看来，一个政府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有德能的人便应离它而去，这即是不合作，持不合作立场的人多了，政府自然也就消亡了。他曾在不少场合宣扬这些高妙的道理，此刻则躬身实践其“不合作主义”了。这是一个正直的人在愤世嫉俗时所做的“自由主义”选择。不论外界舆论如何品评此举，北方的胡适撰文称许也罢，南方的陈独秀指责其消极也罢，这一次，蔡元培是决心高蹈远引了。北大师生的“驱彭（允彝）挽蔡”、北京政府的被迫“慰留”，只不过使他又保留了几年校长名义，而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至此则是无可挽回地结束了。
§§第五章 “党国元老”和学界泰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