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品及交游
论及蔡元培的人品，评论界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他是中国传统道德在近代条件下的典范，他得到了一代人发自深心的人格敬仰。这一评价，在儒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圈内尤为突出。港台学者金耀基即指出：“在新旧中西价值冲突，是非复杂的19世纪中叶与20世纪初叶，这段时期中，蔡先生可说是最少争议性的人物，也是最普遍受敬仰的人物，崇扬他的文字何止千百万言，但他名扬天下，而谤则未随之，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中国伟人中的极少数例外之一。”
在蔡元培身上，有着学者的风度、君子的雅量和“好好先生”的恬淡平易。平素，蔡总是一袭长衫，凝重而和善的表情，迂缓而沉毅的举止，略带绍兴官话的声音，语调不高，却透出清朗和睿智。许多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对其风采留有深刻印象。柳亚子说：“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张一麐则写道：“宋人谓：见程明道如坐春风中”，与蔡先生交往，“殆有此风象”。当年曾是北大学生的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也回忆道：在蔡先生身边，感同风光霁月，他的人格能造成一种气象，沐浴这种气象之中，就不能不为他的人格所感化。人们的记述如此相像，说明蔡氏确乎具有某种非常人可比的性格魅力。任鸿隽认为，“他这样谦让和蔼，温良恭俭，纯是发乎自然，而不是要拿这些道德来引起人家好印象、好感想。”发乎自然，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是他长期“读书养气”所达到的一种境界。蔡一生倾心向学，早年濡染于理学的心性之说，崇拜宋儒，中年以后更以极大毅力求索西学新知，其勤敏之状于下例可知：蔡在南洋公学任教期间，曾跟从马相伯学习拉丁文，马好意相劝说，拉丁文在西洋已成古董，中国学者实在无学习之必要。蔡则执意要学，他认为，拉丁文乃欧洲各国语文之本，不通晓拉丁文，便无从探知西洋古代文化。马相伯无奈，答应教他。从南洋公学到马的寓所要走四五里路，蔡每早步行坚持学习，有时时辰尚早，马还未起身，蔡便耐心等候。这样的笃志好学使马相伯深有感触，遂决定招徒传授，后来就在此基础上创办了震旦学院。人们常说，蔡元培一身而兼有东西方两大文化之长：“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他对西方理性精神的执着追求和对中国读书人刻意修身养性传统的诚心恪守，是造就了其高尚人格的基本因素。
蔡的许多朋友和学生用“无所不容”来说明他兼容并包的思想和仁人君子的雅量。在人事纷繁的社会活动中，蔡元培恬淡为怀，胸襟阔达。“五四”前夕，他与林纾论战，林用刻毒的语言攻击新文化，诋毁北京大学和蔡本人，甚至写影射小说，对蔡进行人身攻击。而蔡在答复林的公开信中，平情论理，丝毫不假辞色。两相比较，其境界之高低不言自明。围绕《石头记索隐》，蔡元培曾与胡适展开学术争论，这是一场“君子之争”，但年少气盛的胡适对包括蔡著《索隐》在内的旧红学放言贬损，谓为“猜笨谜”、“大笨伯”，词气颇为尖刻。蔡不同意胡的观点，撰文反驳，但仅仅申述己意，未尝有为此作气之意。蔡作为晚清翰林，在书法方面却不甚讲求，这使得一些学界后辈疑惑不解；在素重楷法的科举殿试中，蔡先生何以高中金榜？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宴会上，率直的钱玄同几杯酒落肚，忽然向蔡校长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问：“你的字写得这样蹩脚，为什么可以点中翰林？”此话出口，席间同人顿感此举未免太使校长难堪。岂料，蔡不以为忤，反而笑答道：“因为那年主考官最喜欢黄庭坚的字，我少年时刚巧学过黄体，所以能中试。”本来可能出现的尴尬场面竟在不经意的舒言缓语之中化解了，蔡氏的性格和涵养于此可见一斑。在多数情况下，蔡元培对于有事前来求助的人差不多有求必应。北伐战争后不久，陈调元任安徽省主席，不少北大的学生托请老校长函介他们到皖省任职，蔡几乎来者不拒。最初，陈尚设法安置，后来见蔡的介绍函太多，便搁置不复。这位在南京政府中任要职的党国元老却亦淡然处之，不以为意。蒋梦麟回忆说：蔡先生“处事接物，恬谈从容，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处世恬淡，待人平易，非有超脱的气质和博爱的心怀，是不易做到的。
大概因为这平易淡然，蔡元培作为“好好先生”的形象不知不觉中增大了。有人以为他接物待人“太滥”，有人觉得他临事无可无不可，有人甚至说他参政理事易受别人影响和操纵等等。但是，与蔡过从较密、了解深入者却大不以为然，他们揭示了蔡个性中的另一侧面。林语堂记述说：蔡先生“待人总是谦和温恭，但是同时使你觉得他有临大节凛然不可犯之处，他的是非心极明”。蔡的学生罗家伦也说：“大家只看见先生谦冲和蔼的方面，而少知道先生坚毅不拔、风骨嶙峋的方面。”傅斯年则进一步指出：“若以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严，便是大错了。蔡先生在大事上是丝毫不苟的。有人做了他以为大不可之事，他虽不说，心中却完全当数。”他真正做到了“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他们的记述和辩白，告诉人们，蔡“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这一特性，较集中地展现于他主持北京大学那段时期。北京大学实行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新文化运动迅速扩展，社会上守旧势力与军阀政客集团联手，攻击诋毁北大和蔡的办学方向，一时间“黑云压城”。曾经为蔡改革北大出谋划策的汤尔和等人转而力劝他解聘陈独秀，制约胡适，以缓和外界压力。蔡长时间沉默着，听着汤等人的劝解之言，最后他站起身绝然说道：“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他后来与林纾公开论争，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痛斥军阀，再次表现了“临大节凛然不可犯”的风骨。“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倘没有蔡的如此“担当”，恐怕早为守旧势力和安福系摧垮也未可知。1921年，蔡在美国考察教育，刚到绮色佳，便闻听一位新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要宴请他，请他介绍北京的权贵。非其所愿，决不苟且敷衍，蔡下车伊始，坐犹未定，便坚决离开了此地，终于不给美国公使和中国官僚作桥梁。这便是他“是非心极明”的一面。有人概论他的这种性格为“内和外介，守正不阿”，确是颇为恰切的。
无论是从事教育还是参与政治，蔡元培始终不失书生本色。人们注意到，蔡一生中的辞职次数非常之多，其中引动社会反响的“辞职事件”就有数起。显然，蔡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引去”的自由信条，合与不合的尺度则是他所信守的价值观，至于高官厚禄则并不足惜。每次辞职“下野”后，他便重操旧业，以老学生身份向欧洲的大学注册入学，进行自己心爱的学术研究。他自述“一生难进易退；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正是其书生本色的最好体现。在蔡元培看来，学人参政，应力谋为公众做事，而不可以权谋私。他鄙薄那些利欲熏心的官吏，虽曾置身官场，却清廉奉公，洁身自好。每当见到那些做大官的人购田置产，常不胜叹息，以为与其留给子孙金钱华屋良田，莫如策励晚辈求得真才实学，在人世间有所作为。本此观念，他一生两袖清风，生活俭朴，直至晚年仍赁屋居住，以至引来他的学生和朋友“赠屋祝寿”的那段佳话。从某种意义上说，蔡元培高度自律的一生，颇有几分徇道色彩，为了他认定的人生价值，几十年如一日，毫不苟且。周作人说他是“古道可风”的君子，冯友兰认为，蔡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表现”。胡适也曾指出：“蔡先生虽不信孔教是宗教，但他受孔教的影响甚深，是不可讳的。”显然，他们赞颂蔡的完美人格，并将这一人格主要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的养育。确实，蔡元培自幼生长在“立品定须成白璧，读书何止到青云”的儒家思想占主导的文化环境中，他饱读经史，砥砺品行，对孔夫子的学说体系深得要领，虽然接触西方文化后价值观念有所丰富，但浸入身心的儒家风范业已定型，难以改变。蔡生平注重道德教育，其编写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和《华工学校讲义》的“德育”篇中，孔孟思想成分极为丰富，即令西洋道德精粹亦必以古圣先贤的嘉言懿行诠解之，比附之。不妨说，蔡元培的高洁人品就本质而言确是儒家道德传统的近代化身。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戊戌维新时期，中国士人阶层开始向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转变，其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经过辛亥革命的政治变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终于应运而生，其主干是从欧美和日本学成归国的留学生。这是时代性格判然有别的两代人。十分有趣的是，蔡元培本属康梁一辈人，却成为五四时期领袖群伦的人物，他从戊戌年间的文化背景上顽强地跨上“五四”的时代高度，从而成为联结两代中国文化人的特殊代表。正因如此，蔡元培的个人交游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色彩。
在中国知识界，蔡元培的交游范围相当广泛，举凡在清末民初有影响的文化人差不多均与他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就蔡个人而言，三十岁之前，其交游对象主要是同窗乡友和科举同年；到中国教育会时期，开始结识大量新式人物，1912年的教育改革即以这批人为基干；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得以与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欧美派）建立起广泛的人际信任，30年代，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即是以上述信任关系的延续为基础。
以下仅就蔡元培与主要学术文化人物的交往略作论列：
在旧学时代，李慈铭（别号越缦）曾是青年蔡元培倍加推崇的人物。这一方面是由于李的才学和文名，另一方面则因李是蔡的同乡前辈。蔡第一次赴京赶考，便拜访了在都察院做御史的越缦先生。显然，李对这位后辈晚生颇为器重，其《郇学斋日记》中即有关于蔡的一些记载。蔡任职翰林院以后，二人的交往颇密，李在世的最后半年，聘请蔡为李氏嗣子的家庭教师，并兼为年逾花甲的越缦先生处理文牍，蔡即客居李寓，直至李病逝。在蔡元培看来，李慈铭是晚清文坛的压阵人物，他后来为《鲁迅全集》作序称：“最近时期，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先生，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因此，在李氏日记的整理刊印方面，蔡鼎力促成，付出极大精力。继1920年《越缦堂日记》影印之后，他又依照李氏的生前意愿，准备将1854-1863年十余册日记节录出版。后来接受钱玄同的建议，仍以影印方式全文出版，是为商务印书馆1936年印行的《越缦堂日记补》。为了避免李慈铭日记原件的佚散，蔡特意致函中央图书馆筹备处长蒋复璁，建议该馆收购李氏日记手稿，“冀得垂诸永久”。对于李慈铭，不论是于公于私，蔡尽到了一个后辈学人的责任，由此，亦可窥知蔡元培与中国传统学脉的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在蔡的朋辈中，交谊最深历时最久的，当属张元济。蔡元培的译著几乎无例外地由张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几度旅欧，张均以商务的名义大力匡助。二人在建设中国的新教育新文化方面有着高度的默契，彼此在学术问题、社会政治和个人言行方面均能洞开心扉，互诉衷肠，并相互助益。蔡、张二人是浙江同乡，早年都受到浙东学派的影响，在科举生涯中，二人一同考中举人、进士，又一同成为翰林院庶吉士，有着极深的同年关系。此后，二人一在翰林院，一在总理衙门，时相往来，交谊渐深。戊戌年间，张投身变法，与康有为同受光绪帝召见，后协办创建京师大学堂，西太后发动政变后，受以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这段时间，蔡虽不甚活跃，但对维新变法内心十分赞同，变法失败，大失所望，遂弃官归里。二人的这种相同社会经历，使他们两年后在上海南洋公学再度聚首成为同事时，都抱定了从教育文化入手启迪民智改造社会的信念，进而一起创办《外交报》、先后投身商务印书馆、编订新式教科书。“五四”时期，蔡、张一北一南，分别主持中国的最高学府和最大的出版机构，由于他们的交谊，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建立起密切合作，《北京大学月刊》和“北京大学丛书”均交由商务印行。张还曾亲临北大，与蔡及各科教授商讨出版讲义和著作等事宜。“五四”以后，商务印书馆大力革新，主要也是由于北大的推动，并借助其力量。南京政府时期，蔡、张均进入暮年，但在事业上仍彼此协助。蔡在大学院召集全国教育会议，张有感于西洋色情电影流行、性学书籍泛滥，写信与蔡，建议重视此一现象对青年的危害，设法禁止。30年代，张热衷影印大宗古籍，蔡多方提供便利。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蒙受损失，张积多年心血营建的东方图书馆化为废墟，蔡与各界人士力谋复兴商务的这一资料库，并多方为之求购藏书。1934年春，蔡被商务股东会选为董事，他自述：“我本非该馆股东，菊生以所有股分十股置我名下，我遂有被选为董事之资格，事前并未告我也。”教育学术与文化出版是社会发展的连带机制，蔡、张的交谊与协作，对中国的文化建设可谓助益匪浅。
蔡元培与吴稚晖和章太炎二人一齐共事是在爱国学社。从现有材料给人的印象推测，吴在政治上对蔡有相当影响，他们之间在思想和学术倾向上具有较多共同点。蔡留学德国期间，与同在欧洲的吴书信往来，从国内人事变迁到个人求学心得，几乎无所不谈，显示出相互间的契合关系。辛亥革命以后，蔡、吴作为同盟会和国民党的资深成员，有着完全相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他们在二次革命中共同创办《公论》杂志，撰文抨击袁世凯，随后，又分别携眷同赴欧洲。在从事海外华人教育方面，二人的合作记录也是颇为可观的。蔡出掌北大后，一再邀吴来校任教，并有意请其分任校政，可能主要出于政治原因，吴与汪精卫一样，没有到北大任职。1927年的“清党”，蔡、吴二人又一次站到一起，当然，吴的表现要激烈得多。在国民党的所谓“四老”中，这两个人均属亦学亦政式的人物，均保持了不同程度的书生特色，在民国时期的学术文化界同具影响。后来，吴写过不少纪念蔡的文章，以其特有的表达方式，高度称许这位老友，可以肯定地讲，在蔡的交游中，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比起吴稚晖，蔡与章太炎的交谊要疏淡得多。吴、章素来不睦，在“苏报》案”的所谓“吴向清吏告密”这桩公案中，二人更是打了多年笔墨官司。在此问题上，蔡明显地为吴抱不平。但蔡、章之间亦有一些交往可记。章在“苏报》案”后身陷囹圄，蔡定期前去探望，章出狱，亦由蔡安排送往日本。二人同为光复会的主干，蔡为该会前期会长，章则任后期会长，在反清革命中二人一致，但在光复会分立问题上二人又有明显分歧。总的来说，蔡、章二人思想学术旨趣大有距离，虽有不少共同经历，却难有深交。1913年6月，章在上海与汤国梨结婚，证婚人即蔡元培。太炎性格狂傲，常常目无余子，肯请蔡为之证婚，说明他对蔡的人品是敬重的。而蔡对章的学术成就充分肯定，他主持下的北大，国文系颇有太炎弟子云集之势，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蔡尤其高度评价章的学术活动。1920年深秋，蔡元培、章太炎和吴稚晖一起在长沙岳麓山瞻仰了黄兴墓和蔡锷墓，这是三位近代学人一次极有意义的聚首。
梁启超与蔡元培是己丑乡试同年，这在旧时是颇可援引的一层关系。可是戊戌年间，尽管康、梁炙手可热，蔡在京中又倾向维新，却耻相依附，不曾结交。二十年后，即1917年，在北京外交后援会为中国对德宣战而举行的演说会上，蔡、梁始结识。翌年底，梁赴欧洲考察，行前，蔡托请他向各国宣传退还庚子赔款以兴办教育的主张。此后，梁离开政界，转而从事学术活动，曾多次到北大作学术讲演，梁的密友蒋百里还应聘在北大任教。1920年冬，蔡将赴欧美考察教育，梁亦委托蔡到德、法等国后敦促倭铿、柏格森二位哲学家依照前此梁游欧时相互间的约定，早日来华讲学。为此，蔡在欧洲与张君劢和林宰平等曾努力接洽、奔走。1922年夏，蔡得知爱因斯坦将来华讲学，便利用同在济南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之机，与梁相商，梁答应其“讲学社”承担部分费用。总之，蔡任北大校长期间，与梁有一定的交往。他们在“五四”以后，不仅在学术文化方面进行一些合作，而且在社会政治问题上亦不乏共同点。当时有人曾提议组建一个欧美派知识分子的政党，推梁启超、蔡元培为党魁。不过，蔡、梁各自有国民党和研究系的政治背景，彼此思想主张不尽一致，组党之议仅说说而已。梁氏民国以后沉浮于政海，屡屡失意，后来转而从事讲学，成就斐然，他的这种选择与蔡办北大开创的风气不无关连。蔡对梁生平传扬新学的功绩十分看重，梁去世以后，蔡与蒋梦麟向国民党政治会议提出议案，请政府对梁氏明令褒扬，但因胡汉民的反对而未获通过。40年代，梁漱溟在一篇文章中对蔡、梁二人曾有所论列，其中写道：“蔡、梁两先生比较……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梁漱溟还认为：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梁在空间上大过蔡，而在时间上将不及蔡。梁漱溟与蔡元培和梁启超均有相当的交往，他的评说不无启发性。
郭沫若在他的《历史人物》中曾写道：“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病殁，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确实，在“五四”时期涌现出的文化新人中，蔡元培对鲁迅的评价最高。蔡为《鲁迅全集》所写序言中称：“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地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学力！”显然，鲁迅的才华使蔡深为折服，故而以“新文学开山”目之。蔡与鲁迅，是绍兴同乡，辛亥革命前即已互通声气。1912年，经许寿裳推荐，蔡将鲁迅延揽入教育部，二人在美育及社会教育问题上思想颇为接近。不过，他们共事仅数月，年龄和地位又有距离，深入的交往还谈不上。1917年以后的六年间，蔡与鲁迅同在北京，时相过从。当时鲁迅搜辑汉碑图案拓本，蔡对此深感兴趣，这样，传览和欣赏这些拓本成为二人交往的重要内容。同时，蔡还请鲁迅为北大设计了校徽图案。随着《狂人日记》等小说的发表，鲁迅跃上了白话新文学的顶巅。1920年始，蔡聘请鲁迅到北大兼课，讲授《中国小说史》。以后，蔡任大学院长，特聘鲁迅为“特约著作员”，月薪三百元，为时四年。这对于鲁迅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蔡和鲁迅共同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使二人的交谊明显深化了。其间，蔡书赠鲁迅的两首七绝诗，表达出对“九一八”事变以后“大敌当前喑不声”状态的内心愤闷，说明二人在此类问题上抱有同感。鲁迅逝世后蔡撰写《记鲁迅先生轶事》等纪念文章，并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长，大力促成《鲁迅全集》的编印，确实尽到了他对鲁迅“没世不渝的友谊”。由于鲁迅的关系，蔡与周作人、周建人也有交往，周作人到北大任教，周建人第二次供职商务印书馆，均得力于蔡的帮助。
在晚辈学者中，蔡元培与胡适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不仅是由于胡具有卓越的治学才能，深得蔡器重，还因为他们拥有完全相同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和几乎一致的教育主张。同时，二人在性情和处世方面亦相当接近。从1917年胡适应聘进北大，蔡元培便对这位长年接受西洋教育，却同样精熟“汉学”功夫的留学生刮目相看，尤其对他改革中国旧文学的主张颇为赞同。在《新青年》阵营中，胡较之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显得温和稳健，许多人赞赏他那“不持极端，态度和缓”的“纯粹学者的态度”。蔡当然亦有同感。胡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出版，蔡欣然作序，极尽推崇，为胡确立学术地位扫清了道路。“五四”以后，蔡办北大，愈加倚重胡，胡一度出任教务长，成为蔡的重要助手。而胡亦十分敬重蔡，从这时期胡的日记中可知，他将这位前辈视为师长和知己。1921年，胡适与丁文江、任鸿隽等一批欧美派知识分子组织“努力会”，致力于社会的改良，特邀蔡元培加入。起初，丁文江尚有顾虑，觉得该团体的成员都是同辈，邀蔡这样一位前辈加入，“恐怕反有一种拘束”。但经任鸿隽等人解释，丁很快便打消顾虑，认识到“蔡先生不比他人”，不会有何妨碍。后来，胡适在给陶孟和等人的信中也谈道：“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它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在这个大事业里，《努力》的一班老朋友自然都要加入，我们还应当邀请那些年老而精神不老的前辈，如蔡孑民先生，一齐加入。”显而易见，胡是将蔡引为同道的。因此，胡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蔡领衔发表，在社会上形成反响，研究系的林长民就曾极力劝说蔡、胡“出来组织一个政党”。1927年以后，尽管胡适与国民党政府一度相抵触，但蔡元培还是聘请胡任大学院的大学委员会委员，蔡还以董事长身份支持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及其后所采取的改革措施。30年代，他们二人同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董事，在扶助文化科学事业方面密切合作，交谊弥深。
蔡元培与胡适的交谊，可以看作是蔡与欧美派知识分子非同寻常的关系的一个缩影。蔡在文化背景上本属于康梁一代人，却能与后起的欧美派知识分子建立特殊关系，由此可以看到他在文化上的两代人之间所发挥的连接作用，这也正是他能在近代文化史上具有突出地位的人际原因。
§§第八章 最后的岁月及其他
在蔡元培身上，有着学者的风度、君子的雅量和“好好先生”的恬淡平易。平素，蔡总是一袭长衫，凝重而和善的表情，迂缓而沉毅的举止，略带绍兴官话的声音，语调不高，却透出清朗和睿智。许多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对其风采留有深刻印象。柳亚子说：“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张一麐则写道：“宋人谓：见程明道如坐春风中”，与蔡先生交往，“殆有此风象”。当年曾是北大学生的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也回忆道：在蔡先生身边，感同风光霁月，他的人格能造成一种气象，沐浴这种气象之中，就不能不为他的人格所感化。人们的记述如此相像，说明蔡氏确乎具有某种非常人可比的性格魅力。任鸿隽认为，“他这样谦让和蔼，温良恭俭，纯是发乎自然，而不是要拿这些道德来引起人家好印象、好感想。”发乎自然，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是他长期“读书养气”所达到的一种境界。蔡一生倾心向学，早年濡染于理学的心性之说，崇拜宋儒，中年以后更以极大毅力求索西学新知，其勤敏之状于下例可知：蔡在南洋公学任教期间，曾跟从马相伯学习拉丁文，马好意相劝说，拉丁文在西洋已成古董，中国学者实在无学习之必要。蔡则执意要学，他认为，拉丁文乃欧洲各国语文之本，不通晓拉丁文，便无从探知西洋古代文化。马相伯无奈，答应教他。从南洋公学到马的寓所要走四五里路，蔡每早步行坚持学习，有时时辰尚早，马还未起身，蔡便耐心等候。这样的笃志好学使马相伯深有感触，遂决定招徒传授，后来就在此基础上创办了震旦学院。人们常说，蔡元培一身而兼有东西方两大文化之长：“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他对西方理性精神的执着追求和对中国读书人刻意修身养性传统的诚心恪守，是造就了其高尚人格的基本因素。
蔡的许多朋友和学生用“无所不容”来说明他兼容并包的思想和仁人君子的雅量。在人事纷繁的社会活动中，蔡元培恬淡为怀，胸襟阔达。“五四”前夕，他与林纾论战，林用刻毒的语言攻击新文化，诋毁北京大学和蔡本人，甚至写影射小说，对蔡进行人身攻击。而蔡在答复林的公开信中，平情论理，丝毫不假辞色。两相比较，其境界之高低不言自明。围绕《石头记索隐》，蔡元培曾与胡适展开学术争论，这是一场“君子之争”，但年少气盛的胡适对包括蔡著《索隐》在内的旧红学放言贬损，谓为“猜笨谜”、“大笨伯”，词气颇为尖刻。蔡不同意胡的观点，撰文反驳，但仅仅申述己意，未尝有为此作气之意。蔡作为晚清翰林，在书法方面却不甚讲求，这使得一些学界后辈疑惑不解；在素重楷法的科举殿试中，蔡先生何以高中金榜？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宴会上，率直的钱玄同几杯酒落肚，忽然向蔡校长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问：“你的字写得这样蹩脚，为什么可以点中翰林？”此话出口，席间同人顿感此举未免太使校长难堪。岂料，蔡不以为忤，反而笑答道：“因为那年主考官最喜欢黄庭坚的字，我少年时刚巧学过黄体，所以能中试。”本来可能出现的尴尬场面竟在不经意的舒言缓语之中化解了，蔡氏的性格和涵养于此可见一斑。在多数情况下，蔡元培对于有事前来求助的人差不多有求必应。北伐战争后不久，陈调元任安徽省主席，不少北大的学生托请老校长函介他们到皖省任职，蔡几乎来者不拒。最初，陈尚设法安置，后来见蔡的介绍函太多，便搁置不复。这位在南京政府中任要职的党国元老却亦淡然处之，不以为意。蒋梦麟回忆说：蔡先生“处事接物，恬谈从容，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处世恬淡，待人平易，非有超脱的气质和博爱的心怀，是不易做到的。
大概因为这平易淡然，蔡元培作为“好好先生”的形象不知不觉中增大了。有人以为他接物待人“太滥”，有人觉得他临事无可无不可，有人甚至说他参政理事易受别人影响和操纵等等。但是，与蔡过从较密、了解深入者却大不以为然，他们揭示了蔡个性中的另一侧面。林语堂记述说：蔡先生“待人总是谦和温恭，但是同时使你觉得他有临大节凛然不可犯之处，他的是非心极明”。蔡的学生罗家伦也说：“大家只看见先生谦冲和蔼的方面，而少知道先生坚毅不拔、风骨嶙峋的方面。”傅斯年则进一步指出：“若以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严，便是大错了。蔡先生在大事上是丝毫不苟的。有人做了他以为大不可之事，他虽不说，心中却完全当数。”他真正做到了“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他们的记述和辩白，告诉人们，蔡“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这一特性，较集中地展现于他主持北京大学那段时期。北京大学实行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新文化运动迅速扩展，社会上守旧势力与军阀政客集团联手，攻击诋毁北大和蔡的办学方向，一时间“黑云压城”。曾经为蔡改革北大出谋划策的汤尔和等人转而力劝他解聘陈独秀，制约胡适，以缓和外界压力。蔡长时间沉默着，听着汤等人的劝解之言，最后他站起身绝然说道：“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他后来与林纾公开论争，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痛斥军阀，再次表现了“临大节凛然不可犯”的风骨。“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倘没有蔡的如此“担当”，恐怕早为守旧势力和安福系摧垮也未可知。1921年，蔡在美国考察教育，刚到绮色佳，便闻听一位新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要宴请他，请他介绍北京的权贵。非其所愿，决不苟且敷衍，蔡下车伊始，坐犹未定，便坚决离开了此地，终于不给美国公使和中国官僚作桥梁。这便是他“是非心极明”的一面。有人概论他的这种性格为“内和外介，守正不阿”，确是颇为恰切的。
无论是从事教育还是参与政治，蔡元培始终不失书生本色。人们注意到，蔡一生中的辞职次数非常之多，其中引动社会反响的“辞职事件”就有数起。显然，蔡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引去”的自由信条，合与不合的尺度则是他所信守的价值观，至于高官厚禄则并不足惜。每次辞职“下野”后，他便重操旧业，以老学生身份向欧洲的大学注册入学，进行自己心爱的学术研究。他自述“一生难进易退；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正是其书生本色的最好体现。在蔡元培看来，学人参政，应力谋为公众做事，而不可以权谋私。他鄙薄那些利欲熏心的官吏，虽曾置身官场，却清廉奉公，洁身自好。每当见到那些做大官的人购田置产，常不胜叹息，以为与其留给子孙金钱华屋良田，莫如策励晚辈求得真才实学，在人世间有所作为。本此观念，他一生两袖清风，生活俭朴，直至晚年仍赁屋居住，以至引来他的学生和朋友“赠屋祝寿”的那段佳话。从某种意义上说，蔡元培高度自律的一生，颇有几分徇道色彩，为了他认定的人生价值，几十年如一日，毫不苟且。周作人说他是“古道可风”的君子，冯友兰认为，蔡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表现”。胡适也曾指出：“蔡先生虽不信孔教是宗教，但他受孔教的影响甚深，是不可讳的。”显然，他们赞颂蔡的完美人格，并将这一人格主要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的养育。确实，蔡元培自幼生长在“立品定须成白璧，读书何止到青云”的儒家思想占主导的文化环境中，他饱读经史，砥砺品行，对孔夫子的学说体系深得要领，虽然接触西方文化后价值观念有所丰富，但浸入身心的儒家风范业已定型，难以改变。蔡生平注重道德教育，其编写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和《华工学校讲义》的“德育”篇中，孔孟思想成分极为丰富，即令西洋道德精粹亦必以古圣先贤的嘉言懿行诠解之，比附之。不妨说，蔡元培的高洁人品就本质而言确是儒家道德传统的近代化身。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戊戌维新时期，中国士人阶层开始向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转变，其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经过辛亥革命的政治变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终于应运而生，其主干是从欧美和日本学成归国的留学生。这是时代性格判然有别的两代人。十分有趣的是，蔡元培本属康梁一辈人，却成为五四时期领袖群伦的人物，他从戊戌年间的文化背景上顽强地跨上“五四”的时代高度，从而成为联结两代中国文化人的特殊代表。正因如此，蔡元培的个人交游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色彩。
在中国知识界，蔡元培的交游范围相当广泛，举凡在清末民初有影响的文化人差不多均与他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就蔡个人而言，三十岁之前，其交游对象主要是同窗乡友和科举同年；到中国教育会时期，开始结识大量新式人物，1912年的教育改革即以这批人为基干；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得以与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欧美派）建立起广泛的人际信任，30年代，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即是以上述信任关系的延续为基础。
以下仅就蔡元培与主要学术文化人物的交往略作论列：
在旧学时代，李慈铭（别号越缦）曾是青年蔡元培倍加推崇的人物。这一方面是由于李的才学和文名，另一方面则因李是蔡的同乡前辈。蔡第一次赴京赶考，便拜访了在都察院做御史的越缦先生。显然，李对这位后辈晚生颇为器重，其《郇学斋日记》中即有关于蔡的一些记载。蔡任职翰林院以后，二人的交往颇密，李在世的最后半年，聘请蔡为李氏嗣子的家庭教师，并兼为年逾花甲的越缦先生处理文牍，蔡即客居李寓，直至李病逝。在蔡元培看来，李慈铭是晚清文坛的压阵人物，他后来为《鲁迅全集》作序称：“最近时期，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先生，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因此，在李氏日记的整理刊印方面，蔡鼎力促成，付出极大精力。继1920年《越缦堂日记》影印之后，他又依照李氏的生前意愿，准备将1854-1863年十余册日记节录出版。后来接受钱玄同的建议，仍以影印方式全文出版，是为商务印书馆1936年印行的《越缦堂日记补》。为了避免李慈铭日记原件的佚散，蔡特意致函中央图书馆筹备处长蒋复璁，建议该馆收购李氏日记手稿，“冀得垂诸永久”。对于李慈铭，不论是于公于私，蔡尽到了一个后辈学人的责任，由此，亦可窥知蔡元培与中国传统学脉的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在蔡的朋辈中，交谊最深历时最久的，当属张元济。蔡元培的译著几乎无例外地由张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几度旅欧，张均以商务的名义大力匡助。二人在建设中国的新教育新文化方面有着高度的默契，彼此在学术问题、社会政治和个人言行方面均能洞开心扉，互诉衷肠，并相互助益。蔡、张二人是浙江同乡，早年都受到浙东学派的影响，在科举生涯中，二人一同考中举人、进士，又一同成为翰林院庶吉士，有着极深的同年关系。此后，二人一在翰林院，一在总理衙门，时相往来，交谊渐深。戊戌年间，张投身变法，与康有为同受光绪帝召见，后协办创建京师大学堂，西太后发动政变后，受以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这段时间，蔡虽不甚活跃，但对维新变法内心十分赞同，变法失败，大失所望，遂弃官归里。二人的这种相同社会经历，使他们两年后在上海南洋公学再度聚首成为同事时，都抱定了从教育文化入手启迪民智改造社会的信念，进而一起创办《外交报》、先后投身商务印书馆、编订新式教科书。“五四”时期，蔡、张一北一南，分别主持中国的最高学府和最大的出版机构，由于他们的交谊，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建立起密切合作，《北京大学月刊》和“北京大学丛书”均交由商务印行。张还曾亲临北大，与蔡及各科教授商讨出版讲义和著作等事宜。“五四”以后，商务印书馆大力革新，主要也是由于北大的推动，并借助其力量。南京政府时期，蔡、张均进入暮年，但在事业上仍彼此协助。蔡在大学院召集全国教育会议，张有感于西洋色情电影流行、性学书籍泛滥，写信与蔡，建议重视此一现象对青年的危害，设法禁止。30年代，张热衷影印大宗古籍，蔡多方提供便利。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蒙受损失，张积多年心血营建的东方图书馆化为废墟，蔡与各界人士力谋复兴商务的这一资料库，并多方为之求购藏书。1934年春，蔡被商务股东会选为董事，他自述：“我本非该馆股东，菊生以所有股分十股置我名下，我遂有被选为董事之资格，事前并未告我也。”教育学术与文化出版是社会发展的连带机制，蔡、张的交谊与协作，对中国的文化建设可谓助益匪浅。
蔡元培与吴稚晖和章太炎二人一齐共事是在爱国学社。从现有材料给人的印象推测，吴在政治上对蔡有相当影响，他们之间在思想和学术倾向上具有较多共同点。蔡留学德国期间，与同在欧洲的吴书信往来，从国内人事变迁到个人求学心得，几乎无所不谈，显示出相互间的契合关系。辛亥革命以后，蔡、吴作为同盟会和国民党的资深成员，有着完全相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他们在二次革命中共同创办《公论》杂志，撰文抨击袁世凯，随后，又分别携眷同赴欧洲。在从事海外华人教育方面，二人的合作记录也是颇为可观的。蔡出掌北大后，一再邀吴来校任教，并有意请其分任校政，可能主要出于政治原因，吴与汪精卫一样，没有到北大任职。1927年的“清党”，蔡、吴二人又一次站到一起，当然，吴的表现要激烈得多。在国民党的所谓“四老”中，这两个人均属亦学亦政式的人物，均保持了不同程度的书生特色，在民国时期的学术文化界同具影响。后来，吴写过不少纪念蔡的文章，以其特有的表达方式，高度称许这位老友，可以肯定地讲，在蔡的交游中，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比起吴稚晖，蔡与章太炎的交谊要疏淡得多。吴、章素来不睦，在“苏报》案”的所谓“吴向清吏告密”这桩公案中，二人更是打了多年笔墨官司。在此问题上，蔡明显地为吴抱不平。但蔡、章之间亦有一些交往可记。章在“苏报》案”后身陷囹圄，蔡定期前去探望，章出狱，亦由蔡安排送往日本。二人同为光复会的主干，蔡为该会前期会长，章则任后期会长，在反清革命中二人一致，但在光复会分立问题上二人又有明显分歧。总的来说，蔡、章二人思想学术旨趣大有距离，虽有不少共同经历，却难有深交。1913年6月，章在上海与汤国梨结婚，证婚人即蔡元培。太炎性格狂傲，常常目无余子，肯请蔡为之证婚，说明他对蔡的人品是敬重的。而蔡对章的学术成就充分肯定，他主持下的北大，国文系颇有太炎弟子云集之势，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蔡尤其高度评价章的学术活动。1920年深秋，蔡元培、章太炎和吴稚晖一起在长沙岳麓山瞻仰了黄兴墓和蔡锷墓，这是三位近代学人一次极有意义的聚首。
梁启超与蔡元培是己丑乡试同年，这在旧时是颇可援引的一层关系。可是戊戌年间，尽管康、梁炙手可热，蔡在京中又倾向维新，却耻相依附，不曾结交。二十年后，即1917年，在北京外交后援会为中国对德宣战而举行的演说会上，蔡、梁始结识。翌年底，梁赴欧洲考察，行前，蔡托请他向各国宣传退还庚子赔款以兴办教育的主张。此后，梁离开政界，转而从事学术活动，曾多次到北大作学术讲演，梁的密友蒋百里还应聘在北大任教。1920年冬，蔡将赴欧美考察教育，梁亦委托蔡到德、法等国后敦促倭铿、柏格森二位哲学家依照前此梁游欧时相互间的约定，早日来华讲学。为此，蔡在欧洲与张君劢和林宰平等曾努力接洽、奔走。1922年夏，蔡得知爱因斯坦将来华讲学，便利用同在济南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之机，与梁相商，梁答应其“讲学社”承担部分费用。总之，蔡任北大校长期间，与梁有一定的交往。他们在“五四”以后，不仅在学术文化方面进行一些合作，而且在社会政治问题上亦不乏共同点。当时有人曾提议组建一个欧美派知识分子的政党，推梁启超、蔡元培为党魁。不过，蔡、梁各自有国民党和研究系的政治背景，彼此思想主张不尽一致，组党之议仅说说而已。梁氏民国以后沉浮于政海，屡屡失意，后来转而从事讲学，成就斐然，他的这种选择与蔡办北大开创的风气不无关连。蔡对梁生平传扬新学的功绩十分看重，梁去世以后，蔡与蒋梦麟向国民党政治会议提出议案，请政府对梁氏明令褒扬，但因胡汉民的反对而未获通过。40年代，梁漱溟在一篇文章中对蔡、梁二人曾有所论列，其中写道：“蔡、梁两先生比较……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梁漱溟还认为：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梁在空间上大过蔡，而在时间上将不及蔡。梁漱溟与蔡元培和梁启超均有相当的交往，他的评说不无启发性。
郭沫若在他的《历史人物》中曾写道：“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病殁，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确实，在“五四”时期涌现出的文化新人中，蔡元培对鲁迅的评价最高。蔡为《鲁迅全集》所写序言中称：“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地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学力！”显然，鲁迅的才华使蔡深为折服，故而以“新文学开山”目之。蔡与鲁迅，是绍兴同乡，辛亥革命前即已互通声气。1912年，经许寿裳推荐，蔡将鲁迅延揽入教育部，二人在美育及社会教育问题上思想颇为接近。不过，他们共事仅数月，年龄和地位又有距离，深入的交往还谈不上。1917年以后的六年间，蔡与鲁迅同在北京，时相过从。当时鲁迅搜辑汉碑图案拓本，蔡对此深感兴趣，这样，传览和欣赏这些拓本成为二人交往的重要内容。同时，蔡还请鲁迅为北大设计了校徽图案。随着《狂人日记》等小说的发表，鲁迅跃上了白话新文学的顶巅。1920年始，蔡聘请鲁迅到北大兼课，讲授《中国小说史》。以后，蔡任大学院长，特聘鲁迅为“特约著作员”，月薪三百元，为时四年。这对于鲁迅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蔡和鲁迅共同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使二人的交谊明显深化了。其间，蔡书赠鲁迅的两首七绝诗，表达出对“九一八”事变以后“大敌当前喑不声”状态的内心愤闷，说明二人在此类问题上抱有同感。鲁迅逝世后蔡撰写《记鲁迅先生轶事》等纪念文章，并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长，大力促成《鲁迅全集》的编印，确实尽到了他对鲁迅“没世不渝的友谊”。由于鲁迅的关系，蔡与周作人、周建人也有交往，周作人到北大任教，周建人第二次供职商务印书馆，均得力于蔡的帮助。
在晚辈学者中，蔡元培与胡适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不仅是由于胡具有卓越的治学才能，深得蔡器重，还因为他们拥有完全相同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和几乎一致的教育主张。同时，二人在性情和处世方面亦相当接近。从1917年胡适应聘进北大，蔡元培便对这位长年接受西洋教育，却同样精熟“汉学”功夫的留学生刮目相看，尤其对他改革中国旧文学的主张颇为赞同。在《新青年》阵营中，胡较之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显得温和稳健，许多人赞赏他那“不持极端，态度和缓”的“纯粹学者的态度”。蔡当然亦有同感。胡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出版，蔡欣然作序，极尽推崇，为胡确立学术地位扫清了道路。“五四”以后，蔡办北大，愈加倚重胡，胡一度出任教务长，成为蔡的重要助手。而胡亦十分敬重蔡，从这时期胡的日记中可知，他将这位前辈视为师长和知己。1921年，胡适与丁文江、任鸿隽等一批欧美派知识分子组织“努力会”，致力于社会的改良，特邀蔡元培加入。起初，丁文江尚有顾虑，觉得该团体的成员都是同辈，邀蔡这样一位前辈加入，“恐怕反有一种拘束”。但经任鸿隽等人解释，丁很快便打消顾虑，认识到“蔡先生不比他人”，不会有何妨碍。后来，胡适在给陶孟和等人的信中也谈道：“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它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在这个大事业里，《努力》的一班老朋友自然都要加入，我们还应当邀请那些年老而精神不老的前辈，如蔡孑民先生，一齐加入。”显而易见，胡是将蔡引为同道的。因此，胡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蔡领衔发表，在社会上形成反响，研究系的林长民就曾极力劝说蔡、胡“出来组织一个政党”。1927年以后，尽管胡适与国民党政府一度相抵触，但蔡元培还是聘请胡任大学院的大学委员会委员，蔡还以董事长身份支持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及其后所采取的改革措施。30年代，他们二人同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董事，在扶助文化科学事业方面密切合作，交谊弥深。
蔡元培与胡适的交谊，可以看作是蔡与欧美派知识分子非同寻常的关系的一个缩影。蔡在文化背景上本属于康梁一代人，却能与后起的欧美派知识分子建立特殊关系，由此可以看到他在文化上的两代人之间所发挥的连接作用，这也正是他能在近代文化史上具有突出地位的人际原因。
§§第八章 最后的岁月及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