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蔡元培研究概述
蔡元培逝世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内外学术界对于这位在近代中国文化教育方面做出卓越成绩的历史人物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有关其生平思想的学术研究从50年代起步，到80年代已取得颇为可观的成果。
其实，还在蔡元培在世的时候，人们就已经注意到他的思想的研究价值。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的1919年，北京大学新潮社辑印了《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上、下册，收录了清末民初以来蔡氏的重要演说、文章及部分专著，并附有蔡口述、黄世晖笔录的《传略》。罗家伦等北大学生印行这部言行录的目的，显然是为使外界能够直接了解蔡元培这一“五四”时期风云人物的思想主张。30年代初，上海广益书局又出版了一部《蔡元培言行录》，主要汇集了20年代以后蔡元培发表于报刊的一些言论，其中也有几篇早年的文稿。上述两部综合文集，加上先前出版的著、译专书，构成当时刊布于世的、反映蔡元培思想主张和学术成果的基本文字部分。
从蔡元培逝世到40年代中期，重庆等地的许多报刊接连刊载纪念和回忆文章，其作者均为与蔡有所交往的朋友、同事或学生。他们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所作的生动记述，大大充实了蔡的生平资料，也深化了世人对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和理解。1943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高平叔编写的《蔡孑民先生传略》。该书由编者根据蔡生前口述所写的“五四”之后的传略与黄世晖所记部分相衔接，加上蔡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两文及蒋维乔的《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一文汇编而成。虽则简略，却是第一本较为完整的蔡氏传记，它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信实材料。
1950年，蔡尚思编撰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一书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这部洋洋数十万字的著作，分门别类地记述了蔡元培的社会政治主张和学术思想观点，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评价，堪称蔡元培学术研究的开山之作。其不足之处在于，该书缺乏严密的体系，所采资料虽多，却给人一种堆砌之感。1959年，北京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一部《蔡元培选集》，从所选篇目来看，较为偏重有关教育方面的内容。这部选集印量较多，成为此后二十年间一般中国内地学者从事研究所依据的主要书籍。从50年代到“文革”前，内地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一些有关蔡元培的研究论文，但大多带有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政治评判的印迹。“文革”开始，学术研究归于沉寂，蔡元培的名字似乎被人们遗忘了。这期间，台湾史学界关于蔡元培的记述和研究保持了正常态势。《传记文学》等刊物上不时发表有关蔡的忆述性文章，有关的学术活动亦比较活跃。1968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这部厚达1762页的文集，大量辑录了蔡的著述、论文、演说、序跋、信函，还附录了部分研究、回忆蔡的文章。该书是当时印行的同类文集中收录量最大的一部。1976年，陶英惠编写的《蔡元培年谱》（上册）在台湾出版。这部年谱内容充实，记述严谨，代表了岛内这方面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准。但是，由于两岸隔绝造成的一些第一手资料的阙如，编者不得不增大了背景材料的介绍，迄今该谱仅出上册，记事止于1916年。
随着“文革”的结束，内地学术界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197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之际，蔡元培的重要历史作用再次为人们所“发现”。翌年3月5日，首都各界隆重举行纪念蔡元培逝世40周年大会，为配合这一纪念活动，中华书局出版了高平叔编著的《蔡元培年谱》。这本年谱是编者在编辑蔡全集过程中从大量资料内精选汇集而成，虽然仅十万余字，却相当准确地记述了谱主各个时期的主要活动及其著述和言论，史料价值很高。略嫌不足的是，由于该谱成书仓促，记事系时方面存在一些错漏。以北京的这次纪念大会为推动力，在80年代的十年间，蔡元培研究有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其显著标志是蔡全集及选集的辑印和一批研究专著的问世。
提及《蔡元培全集》的辑印，首先应当谈谈它的编者高平叔。高青年时代追随蔡元培，蔡视之若弟子，曾以编辑文存之事相托，并向其口述自身经历。1935年始，高着手辑录蔡氏文存，且将文稿分批交蔡本人审订，还约定由商务印书馆承印。不久，抗战爆发，高颠沛流离，转徙内地各省，文存底稿在战乱中散失，高氏痛感“生平遗憾，无过于此”。四十余年后，在蔡元培的生前好友和蔡氏家属的劝促下，高平叔以古稀之年，再次担当起辑录文集的工作。数年间，他不分寒暑，克服病痛，埋头整理编次蔡的遗稿，并以有限的个人收入驱驰各地，查找核对史料。从1984年开始，他编辑的《蔡元培全集》一至七卷，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总计262万余字的全集，收录了包括自写年谱、部分日记在内的大量文献，其中属初次刊出的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是迄今辑录蔡著最多的一部文集。鉴于全集出齐时间较长，为适应研究需要，高平叔还陆续按哲学、政治、语言及文学、科学与技术、教育、美育、史学等学科分别编选了“专集”，由河北、湖南等地出版社印行。同时，高还撰写了数十篇文章，记述蔡元培与“苏报》案”、五四运动等历史事件的关系，以及蔡与孙中山、张元济、鲁迅、马叙伦等人的交往等等。高平叔的上述工作，为蔡元培学术研究建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也进而了却了他多年来聚结于胸的一个心愿。
从1983年到1990年间，一批蔡元培研究专著相继问世。计有：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聂振斌《蔡元培及其美学思想》、周天度《蔡元培传》、唐振常《蔡元培传》、胡国枢《蔡元培评传》。此外，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出版社还分别出版了通俗性的蔡元培传略读物，中华书局出版了《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与此同时，各类报刊发表有关蔡元培的论文、文章，总计近三百篇。所有这些表明，蔡元培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学术规模。正是在此情况下，1986年4月，全国性的蔡元培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成立，两年后，该会举办了首次蔡元培研究学术讨论会，国内及美国、德国、日本、法国的学者五十余人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论蔡元培》。上述专著和论文，对蔡元培的生平活动和学术思想进行了广泛探讨和全面评价。以下综合其要点，略作介绍：
许多研究者对蔡元培各时期的活动作了充分评价。他们认为，蔡早年在上海与章太炎等创办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是继兴中会之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以《苏报》为中心的一批革命志士及其活动。对此后辛亥时期上海及东南各省革命形势的发展具有直接影响。作为光复会会长和同盟会分部负责人的蔡元培，其历史作用不应忽略。1912年，蔡迎袁南下失败，应从政治力量的对比上寻找原因，将责任归咎于个人因素，显然有欠公允。蔡在新文化运动中不仅是保护者，而且也是倡导者之一，他改革北京大学，对五四运动起了孕育和催生的作用。蔡晚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借助中国形式上的统一，发展科学技术，奠定了我国现代科技事业的基础。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始终是人们研究的重点。论者认为，蔡是在吸收了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学习西方教育的经验教训后，提出其教育主张，开展教育实践的。他对封建旧教育的批判、对西方近代教育的引进，其广度、深度及影响，都超过前人，在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他所主持的1912年的教育改革，首次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并且重视教育立法、提倡社会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进而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壬子、癸丑学制”，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教育变革。对于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教育独立论是蔡教育思想的核心，他的一系列教育主张都是以此为出发点；另一种意见则强调，教育救国思想构成蔡教育思想的主导，而教育独立论不过是其教育救国思想在特定环境下的派生物。有的学者指出，蔡的教育思想受到卢梭、沛斯泰洛齐的深刻影响，他提出的“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主张实质是“儿童本位论”的观点。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蔡在接触“儿童本位论”的教育思想以前，很早就提倡学生自学和研究，就有“尚自然，展个性”的主张，这主要是继承了我国书院的传统。关于蔡的高等教育思想，有的文章总结道：注重科研与教学相结合，以科研促进教学，学生文理互修，是蔡组织和指导大学教育的重要思想特色。“兼容并包”主张是蔡教育思想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比较带有倾向性的看法是，“兼容并包”主张表面上对各派思想学说不偏不倚，无所偏向，似乎有折衷调和之嫌，实际上，这正是蔡元培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思想斗争武器。在新文化运动中，蔡站在新派一边，其“兼容并包”在当时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兼容并包”的主张反映了思想和文化科学发展的规律，反映了高等教育的规律，它是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听任各种学术自由发展，自然淘汰，有其一定的真理性；不应当将这一主张视为所谓“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而应充分肯定它是促进学术发展的正确方针。
蔡元培的社会政治思想比较复杂，表现形式亦呈多样化。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然而学术观点却颇多歧异。一种意见认为，蔡的社会政治思想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基础上生发的民主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蔡的政治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混和体。论者在一致肯定蔡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同时，也注意到他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一面，只是有的论者认为这是早期短时的现象，蔡后来放弃并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而有的论者则认为蔡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延续了很久，“五四”时期仍有表现。关于蔡的改良主义问题，有的论者认为，民国成立以后，蔡基本上就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论者，而是一个社会改良论者；有的论者则认为，蔡列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才开始走上改良主义道路。论者指出，蔡1927年参加“清党”是政治上的失误，但对大革命失败后至“九一八”事变以前这段时间蔡的思想和行动，应当具体分析，不可一概否定。这一时期，蔡的政治表现与其反对极端、主张中和的思想有很大关系，蔡的中和思想由来已久，它受到儒家中庸思想、康德的“二元论”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多方面的影响。
学术界对于蔡元培哲学思想的性质、特点、渊源意见不一，或说他逐步倒向“现代主观唯心主义”；或说“已由唯心论进到唯物论”；或说他在哲学上首次提出了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近代中国“唯物主义思潮作前导”等等。有的学者深入分析蔡的哲学思想后认为，在物质与精神二者关系的根本观点上，客观唯心主义始终是蔡的基本思想，但当他根据近代自然科学知识阐述自然界的演化，说明人的认识，批判宗教神学唯心主义方面，却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蔡哲学思想的渊源有两个，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主要继承了儒家思想，特别是中庸之道；一是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直至近代欧洲，他都有所研究并加以吸收，但主要是以康德哲学为框架，糅合叔本华等人的思想。不过，他的哲学思想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中国古代的，更不是只尊从一家一派，是适应资产阶级革命而产生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一种表现形态。
人们充分肯定蔡元培对中国近代伦理学和美学所作的开创性工作。指出，蔡总结中国历代的伦理学说，介绍西方近代伦理学，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与中国传统伦理学资料相结合，作为现实的道德标准，以指导社会。在美学方面，蔡虽然没有建立起致密的美学理论体系，但通过美育紧密联系社会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在这一点上，蔡与王国维的重视美学理论却忽略社会应用的特点适成相反，互有长短。蔡毕生倡导美育，以此作为改进社会的工具，但过分夸大美育的社会作用，某些美育设施带有空想色彩，则是其美育思想的不足。
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蔡元培在这方面的主张和实践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些论者对他的评价甚高，认为在戊戌至辛亥时期的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家中，蔡是比较能正确评价中西文化，能够没有偏见地同时看到中西文化传统中优缺点的少数人之一，他既不是国粹派，也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这是由于他比较深刻地了解中西文化的内容，便于比较权衡，知其得失长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用自己在政治、文化领域的思想和实践，较好地回答了文化上的中西关系问题。中国知识界后来对文化问题的几次讨论，似乎还没有明显超出蔡以及和他持相同观点的前代学者回答的范围。有些论者在肯定蔡支持新文化的同时也指出，在文化问题上他基本上是站在折衷主义的立场上，企图调和新旧文化之间的矛盾，尽管这是较为次要的一面。有的外国学者着意探讨了蔡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认为蔡在中国近代变革阶段反映了儒家的人文传统，强烈的道德思想，修身和治国平天下的结合，强调和谐，个人自由与社会义务的完美平衡，这些构成了他孔孟型的文化性格。
有的学者论及蔡元培在治学方面深受中国旧学影响的问题，并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蔡以其旧学根基已固，价值标准已趋定型，故对西学是选择，是拿来与旧学相印证，所以谈自由平等博爱，谈社会主义，言必称孔孟。他对西学颇曾博览，且具眼光识力，但其根本态度，从立身行事到从政问学，都极受旧学的影响。在学术上，蔡与梁启超一辈人同属泛滥百家的时代，蔡虽曾多年留学海外，但他是在中国学问已成，根基已固的情况下去做老童生，他只是去求更多的了解，而不在乎完成什么。蔡承认自己“受中国读书人恶习太深”，所谓中国读书人之恶习，就是博览而无系统，散漫而无中心。蔡的自我批评，是符合他的实际的。正因如此，尽管他本人也深知做学问最重要的是方法，但他却远未能锤炼出自己的一套方法。他的著述，大多是讲义式的概述，谈不上有精密的方法。其《红楼梦》研究更是因为方法不当而脱离了科学研究的轨道。
总之，在80年代的十年间，学术界对蔡元培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思想进行了广泛的记述和比较深入的研讨。大体说来，这些文字成果，一般的记述和介绍多于深层次的分析和探讨，判定性的评论多于演绎性的研究。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比较复杂，就学术方面而言，蔡元培的思想博大庞杂，其一生活动领域又十分宽泛，要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他的生平思想并非易事。前述蔡元培研究的主要成果差不多集中形成于80年代前期，而那时，大量的有关蔡的文献资料尚未印行，以至不少论文的作者主要是依据那本50年代末出版的选集开展研究，这势必难以深入。另一方面，蔡元培研究在整体上起步较晚，必要的基础性工作几乎与学术研究同步进行，一些研究成果还需要时间的凝炼，难以相互借鉴和推动。当然，历史人物研究中长期形成的某些思维定势，诸如偏重政治行为，褒扬或贬损的单向发展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蔡元培研究的深化起着制约作用。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而紧迫的过程。在几代人的努力中，蔡元培作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在文化教育科学领域进行了卓越的工作，尤其是他所开创的“五四”时期的一代学风，经过历史的积淀，业已构成中华文化意识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对蔡元培的人格敬仰和学术研究将会长久持续下去……
其实，还在蔡元培在世的时候，人们就已经注意到他的思想的研究价值。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的1919年，北京大学新潮社辑印了《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上、下册，收录了清末民初以来蔡氏的重要演说、文章及部分专著，并附有蔡口述、黄世晖笔录的《传略》。罗家伦等北大学生印行这部言行录的目的，显然是为使外界能够直接了解蔡元培这一“五四”时期风云人物的思想主张。30年代初，上海广益书局又出版了一部《蔡元培言行录》，主要汇集了20年代以后蔡元培发表于报刊的一些言论，其中也有几篇早年的文稿。上述两部综合文集，加上先前出版的著、译专书，构成当时刊布于世的、反映蔡元培思想主张和学术成果的基本文字部分。
从蔡元培逝世到40年代中期，重庆等地的许多报刊接连刊载纪念和回忆文章，其作者均为与蔡有所交往的朋友、同事或学生。他们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所作的生动记述，大大充实了蔡的生平资料，也深化了世人对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和理解。1943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高平叔编写的《蔡孑民先生传略》。该书由编者根据蔡生前口述所写的“五四”之后的传略与黄世晖所记部分相衔接，加上蔡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两文及蒋维乔的《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一文汇编而成。虽则简略，却是第一本较为完整的蔡氏传记，它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信实材料。
1950年，蔡尚思编撰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一书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这部洋洋数十万字的著作，分门别类地记述了蔡元培的社会政治主张和学术思想观点，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评价，堪称蔡元培学术研究的开山之作。其不足之处在于，该书缺乏严密的体系，所采资料虽多，却给人一种堆砌之感。1959年，北京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一部《蔡元培选集》，从所选篇目来看，较为偏重有关教育方面的内容。这部选集印量较多，成为此后二十年间一般中国内地学者从事研究所依据的主要书籍。从50年代到“文革”前，内地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一些有关蔡元培的研究论文，但大多带有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政治评判的印迹。“文革”开始，学术研究归于沉寂，蔡元培的名字似乎被人们遗忘了。这期间，台湾史学界关于蔡元培的记述和研究保持了正常态势。《传记文学》等刊物上不时发表有关蔡的忆述性文章，有关的学术活动亦比较活跃。1968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这部厚达1762页的文集，大量辑录了蔡的著述、论文、演说、序跋、信函，还附录了部分研究、回忆蔡的文章。该书是当时印行的同类文集中收录量最大的一部。1976年，陶英惠编写的《蔡元培年谱》（上册）在台湾出版。这部年谱内容充实，记述严谨，代表了岛内这方面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准。但是，由于两岸隔绝造成的一些第一手资料的阙如，编者不得不增大了背景材料的介绍，迄今该谱仅出上册，记事止于1916年。
随着“文革”的结束，内地学术界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197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之际，蔡元培的重要历史作用再次为人们所“发现”。翌年3月5日，首都各界隆重举行纪念蔡元培逝世40周年大会，为配合这一纪念活动，中华书局出版了高平叔编著的《蔡元培年谱》。这本年谱是编者在编辑蔡全集过程中从大量资料内精选汇集而成，虽然仅十万余字，却相当准确地记述了谱主各个时期的主要活动及其著述和言论，史料价值很高。略嫌不足的是，由于该谱成书仓促，记事系时方面存在一些错漏。以北京的这次纪念大会为推动力，在80年代的十年间，蔡元培研究有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其显著标志是蔡全集及选集的辑印和一批研究专著的问世。
提及《蔡元培全集》的辑印，首先应当谈谈它的编者高平叔。高青年时代追随蔡元培，蔡视之若弟子，曾以编辑文存之事相托，并向其口述自身经历。1935年始，高着手辑录蔡氏文存，且将文稿分批交蔡本人审订，还约定由商务印书馆承印。不久，抗战爆发，高颠沛流离，转徙内地各省，文存底稿在战乱中散失，高氏痛感“生平遗憾，无过于此”。四十余年后，在蔡元培的生前好友和蔡氏家属的劝促下，高平叔以古稀之年，再次担当起辑录文集的工作。数年间，他不分寒暑，克服病痛，埋头整理编次蔡的遗稿，并以有限的个人收入驱驰各地，查找核对史料。从1984年开始，他编辑的《蔡元培全集》一至七卷，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总计262万余字的全集，收录了包括自写年谱、部分日记在内的大量文献，其中属初次刊出的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是迄今辑录蔡著最多的一部文集。鉴于全集出齐时间较长，为适应研究需要，高平叔还陆续按哲学、政治、语言及文学、科学与技术、教育、美育、史学等学科分别编选了“专集”，由河北、湖南等地出版社印行。同时，高还撰写了数十篇文章，记述蔡元培与“苏报》案”、五四运动等历史事件的关系，以及蔡与孙中山、张元济、鲁迅、马叙伦等人的交往等等。高平叔的上述工作，为蔡元培学术研究建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也进而了却了他多年来聚结于胸的一个心愿。
从1983年到1990年间，一批蔡元培研究专著相继问世。计有：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聂振斌《蔡元培及其美学思想》、周天度《蔡元培传》、唐振常《蔡元培传》、胡国枢《蔡元培评传》。此外，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出版社还分别出版了通俗性的蔡元培传略读物，中华书局出版了《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与此同时，各类报刊发表有关蔡元培的论文、文章，总计近三百篇。所有这些表明，蔡元培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学术规模。正是在此情况下，1986年4月，全国性的蔡元培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成立，两年后，该会举办了首次蔡元培研究学术讨论会，国内及美国、德国、日本、法国的学者五十余人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论蔡元培》。上述专著和论文，对蔡元培的生平活动和学术思想进行了广泛探讨和全面评价。以下综合其要点，略作介绍：
许多研究者对蔡元培各时期的活动作了充分评价。他们认为，蔡早年在上海与章太炎等创办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是继兴中会之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以《苏报》为中心的一批革命志士及其活动。对此后辛亥时期上海及东南各省革命形势的发展具有直接影响。作为光复会会长和同盟会分部负责人的蔡元培，其历史作用不应忽略。1912年，蔡迎袁南下失败，应从政治力量的对比上寻找原因，将责任归咎于个人因素，显然有欠公允。蔡在新文化运动中不仅是保护者，而且也是倡导者之一，他改革北京大学，对五四运动起了孕育和催生的作用。蔡晚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借助中国形式上的统一，发展科学技术，奠定了我国现代科技事业的基础。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始终是人们研究的重点。论者认为，蔡是在吸收了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学习西方教育的经验教训后，提出其教育主张，开展教育实践的。他对封建旧教育的批判、对西方近代教育的引进，其广度、深度及影响，都超过前人，在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他所主持的1912年的教育改革，首次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并且重视教育立法、提倡社会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进而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壬子、癸丑学制”，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教育变革。对于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教育独立论是蔡教育思想的核心，他的一系列教育主张都是以此为出发点；另一种意见则强调，教育救国思想构成蔡教育思想的主导，而教育独立论不过是其教育救国思想在特定环境下的派生物。有的学者指出，蔡的教育思想受到卢梭、沛斯泰洛齐的深刻影响，他提出的“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主张实质是“儿童本位论”的观点。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蔡在接触“儿童本位论”的教育思想以前，很早就提倡学生自学和研究，就有“尚自然，展个性”的主张，这主要是继承了我国书院的传统。关于蔡的高等教育思想，有的文章总结道：注重科研与教学相结合，以科研促进教学，学生文理互修，是蔡组织和指导大学教育的重要思想特色。“兼容并包”主张是蔡教育思想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比较带有倾向性的看法是，“兼容并包”主张表面上对各派思想学说不偏不倚，无所偏向，似乎有折衷调和之嫌，实际上，这正是蔡元培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思想斗争武器。在新文化运动中，蔡站在新派一边，其“兼容并包”在当时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兼容并包”的主张反映了思想和文化科学发展的规律，反映了高等教育的规律，它是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听任各种学术自由发展，自然淘汰，有其一定的真理性；不应当将这一主张视为所谓“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而应充分肯定它是促进学术发展的正确方针。
蔡元培的社会政治思想比较复杂，表现形式亦呈多样化。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然而学术观点却颇多歧异。一种意见认为，蔡的社会政治思想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基础上生发的民主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蔡的政治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混和体。论者在一致肯定蔡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同时，也注意到他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一面，只是有的论者认为这是早期短时的现象，蔡后来放弃并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而有的论者则认为蔡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延续了很久，“五四”时期仍有表现。关于蔡的改良主义问题，有的论者认为，民国成立以后，蔡基本上就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论者，而是一个社会改良论者；有的论者则认为，蔡列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才开始走上改良主义道路。论者指出，蔡1927年参加“清党”是政治上的失误，但对大革命失败后至“九一八”事变以前这段时间蔡的思想和行动，应当具体分析，不可一概否定。这一时期，蔡的政治表现与其反对极端、主张中和的思想有很大关系，蔡的中和思想由来已久，它受到儒家中庸思想、康德的“二元论”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多方面的影响。
学术界对于蔡元培哲学思想的性质、特点、渊源意见不一，或说他逐步倒向“现代主观唯心主义”；或说“已由唯心论进到唯物论”；或说他在哲学上首次提出了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近代中国“唯物主义思潮作前导”等等。有的学者深入分析蔡的哲学思想后认为，在物质与精神二者关系的根本观点上，客观唯心主义始终是蔡的基本思想，但当他根据近代自然科学知识阐述自然界的演化，说明人的认识，批判宗教神学唯心主义方面，却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蔡哲学思想的渊源有两个，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主要继承了儒家思想，特别是中庸之道；一是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直至近代欧洲，他都有所研究并加以吸收，但主要是以康德哲学为框架，糅合叔本华等人的思想。不过，他的哲学思想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中国古代的，更不是只尊从一家一派，是适应资产阶级革命而产生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一种表现形态。
人们充分肯定蔡元培对中国近代伦理学和美学所作的开创性工作。指出，蔡总结中国历代的伦理学说，介绍西方近代伦理学，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与中国传统伦理学资料相结合，作为现实的道德标准，以指导社会。在美学方面，蔡虽然没有建立起致密的美学理论体系，但通过美育紧密联系社会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在这一点上，蔡与王国维的重视美学理论却忽略社会应用的特点适成相反，互有长短。蔡毕生倡导美育，以此作为改进社会的工具，但过分夸大美育的社会作用，某些美育设施带有空想色彩，则是其美育思想的不足。
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蔡元培在这方面的主张和实践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些论者对他的评价甚高，认为在戊戌至辛亥时期的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家中，蔡是比较能正确评价中西文化，能够没有偏见地同时看到中西文化传统中优缺点的少数人之一，他既不是国粹派，也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这是由于他比较深刻地了解中西文化的内容，便于比较权衡，知其得失长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用自己在政治、文化领域的思想和实践，较好地回答了文化上的中西关系问题。中国知识界后来对文化问题的几次讨论，似乎还没有明显超出蔡以及和他持相同观点的前代学者回答的范围。有些论者在肯定蔡支持新文化的同时也指出，在文化问题上他基本上是站在折衷主义的立场上，企图调和新旧文化之间的矛盾，尽管这是较为次要的一面。有的外国学者着意探讨了蔡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认为蔡在中国近代变革阶段反映了儒家的人文传统，强烈的道德思想，修身和治国平天下的结合，强调和谐，个人自由与社会义务的完美平衡，这些构成了他孔孟型的文化性格。
有的学者论及蔡元培在治学方面深受中国旧学影响的问题，并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蔡以其旧学根基已固，价值标准已趋定型，故对西学是选择，是拿来与旧学相印证，所以谈自由平等博爱，谈社会主义，言必称孔孟。他对西学颇曾博览，且具眼光识力，但其根本态度，从立身行事到从政问学，都极受旧学的影响。在学术上，蔡与梁启超一辈人同属泛滥百家的时代，蔡虽曾多年留学海外，但他是在中国学问已成，根基已固的情况下去做老童生，他只是去求更多的了解，而不在乎完成什么。蔡承认自己“受中国读书人恶习太深”，所谓中国读书人之恶习，就是博览而无系统，散漫而无中心。蔡的自我批评，是符合他的实际的。正因如此，尽管他本人也深知做学问最重要的是方法，但他却远未能锤炼出自己的一套方法。他的著述，大多是讲义式的概述，谈不上有精密的方法。其《红楼梦》研究更是因为方法不当而脱离了科学研究的轨道。
总之，在80年代的十年间，学术界对蔡元培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思想进行了广泛的记述和比较深入的研讨。大体说来，这些文字成果，一般的记述和介绍多于深层次的分析和探讨，判定性的评论多于演绎性的研究。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比较复杂，就学术方面而言，蔡元培的思想博大庞杂，其一生活动领域又十分宽泛，要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他的生平思想并非易事。前述蔡元培研究的主要成果差不多集中形成于80年代前期，而那时，大量的有关蔡的文献资料尚未印行，以至不少论文的作者主要是依据那本50年代末出版的选集开展研究，这势必难以深入。另一方面，蔡元培研究在整体上起步较晚，必要的基础性工作几乎与学术研究同步进行，一些研究成果还需要时间的凝炼，难以相互借鉴和推动。当然，历史人物研究中长期形成的某些思维定势，诸如偏重政治行为，褒扬或贬损的单向发展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蔡元培研究的深化起着制约作用。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而紧迫的过程。在几代人的努力中，蔡元培作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在文化教育科学领域进行了卓越的工作，尤其是他所开创的“五四”时期的一代学风，经过历史的积淀，业已构成中华文化意识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对蔡元培的人格敬仰和学术研究将会长久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