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创办学农社与《农学报》
为童子师勉以维持生计，债务却无法清偿，为家庭考虑，他念念不忘祖母的教诲：宜弃产业的一半以还急债，得以脱身外出谋生，“负米四方，门祚之兴，乃可望也”。从自身考虑，那正是“少年意气正纵横”的时代，罗振玉在《集蓼编》中回忆说，当时“年少气盛，视天下事无不可为，耻以经生自牖”，“好读杜氏《通典》及顾氏《日知录》”。怀抱着见用于世的志向，也不安于长久在家乡为童子师。尤其1894年甲午一战的失败，全国人心沸腾，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感召下，为国、为家，也为了个人，罗氏决心到风气早开的上海做一番事业。1895年出售薄田百亩，得钱千余缗，更将腴田百亩抵押给蒋伯斧，贷款两千缗，偿还了急债，又继娶丁氏，将寄养外家的女儿接回抚养。安排好家事，终于在次年（1896年）三十一岁时来到上海，与蒋伯斧一道创办学农社，办农报馆。此后十余年间，究心于农业问题，译述欧、美、日本的农学著作，出版《农学丛书》，投身农业教育，成为我国现代农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春，罗振玉与蒋伯斧共同筹资，到上海创办了学农社，组织人编译日本和西方的农学书籍，并成立农报馆，出版《农学报》传播国内外农业方面的知识和信息。
当时的上海，维新变法的思想非常活跃，学社报馆林立，不过农社还是首创。当时汪康年创办的《时务报》影响很大，罗氏在《集蓼编》中曾回忆汪氏在谈到办报宗旨时说“今柄者，苟且因循，呼之不闻，撼之不动”，积重难返，必须大声疾呼伸民权、开民智。他聘梁启超任撰述，纵论时政，激励人心。当时罗氏也曾为之激动，在家书中说“穰卿（即汪康年）与儿旧交，所著《时务报》切中时弊，留心时事者不可不读”。但是对于解决时弊的办法，罗氏与当时《时务报》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认为首先要了解西学，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十九日的家书曾对守旧派“谈及西学，辄斥为用夷变夏”的思想表示极大的反感，而为朝廷开始颁发一些新政欢欣鼓舞。同年五月的家书中说：
近人谈及洋人，恨之至骨，绝不知西人法制之美，学业之精，安于固陋，人才日衰，皆由于不立学堂之故。刻处处有兴学之议，津汉铁路准办，又奏准民间开矿，此等事皆时实有转机之象，杞人之忧为之顿解。迩日淮人之来从儿西学者渐多，亦风气略开之征也。
可见在变法前夕罗氏也是比较活跃的，以至变法失败在家乡淮安曾出现康梁变法罗氏参与其事的传言，引起了家属的惊慌。实际上罗氏对于康梁维新派思想是有疑虑的，康有为讲托古改制，他撰述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是为他政治观点服务的，从学术观点上，必为学风严谨、不尚空谈的考据学派继承者所不能接受。而以章炳麟为代表的革命派，以排满复汉为旗号，更与罗氏的思想格格不入。罗氏所受到的全部教育使他认为，清王朝“以三百年天下共主”就是国家的象征，“我高曾祖弥以来，赖国家之庇荫，得守田园，长子孙”，不能不顾国家的存亡。他还认为“中土立国之道，在礼让教化，务安民而已”，“且古者治法、治人并重，今弊在人耳，非法也，至以民权辅助政府之不足，异日或有冠履倒置之害”。将清王朝与国家混为一谈；只讲民生，不要民权；只讲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害怕革命，反对打破旧制度。这些是他思想的误区，也正是这种思想决定了他一生的政治态度。
正因为这种思想分歧，罗氏认为当时的志士多数浮华少实，和蒋伯斧议定与他们要保持一定距离。所以未参加他们的政治活动，而潜心研究农学，考究其新论、新法。罗氏在上海曾将数年研究农学的成果集成《农事私议》，序中他谈到学农的宗旨，说：
理国之经，先富后教，治生之道，不仕则农……尔来外侮频仍，海内虚耗，利用厚生，尤为要图，爰就斯业，专虑探讨……一得之愚，差得献曝，世有达者，举而行之，空言之诮，庶几免夫。
可见罗氏认为要富国就要发展农业，他研究农学的目的，就是给当政者提供切实可行的富国谋略，并希望这些成果能够得到实施。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即戊戌变法的前一年，罗氏得到无名氏撰《黔蜀种鸦片法》一卷，作跋付印，对当时广种鸦片以挽利权的社会思潮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解决办法。文中说鸦片之害众所周知，只因种烟利厚，“今倡禁烟者日少，谓宜广种者日多”。有人说广种鸦片可阻止外货输入，白银外流，这实是一种“欲杜利之外溢，不顾自贼自毙”的办法，就像一座美好的园林，为阻止邻家无赖折其护栏当作柴薪，主人自己尽毁房舍作为柴用。所以广种鸦片以挽权利之说是毫无道理的。不过强令百姓不种鸦片，改种各种谷物也是行不通的，因为鸦片之利数倍于谷，必须找一种获利高的作物取代鸦片。文中提出最好用种桑取代种烟。一亩之地可种桑百八十株，三四年后售叶之获可数倍于烟。若自己养蚕“每亩之获将十万以视”，而种烟每亩所获不过万余钱。文中还分析种桑较种烟有三利，如植桑用劳力较少，逢歉岁少；种烟用劳力多，且或败决于割浆之时，虽平日长势良好，割浆时遇雨，则“无纤毫之获”。特别是种烟之家吸烟者过半，自种自吸已去其利十之二三，而植桑则有利无弊。不过种烟利在当年，植桑利在三四年之后，所以烟田改桑田要一步步进行，“有田三亩者，令二亩植烟一亩树桑，三年以后桑树既成亟兴蚕利”。百姓尝到种桑的甜头，“植烟之二亩将不令而自改，但必须官绅协力，将烟田编籍，行三亩改一之法”，然后“立茧厂、学织造，其利可胜计哉！”在这篇跋中，罗氏还提出两点，一是希望当政者能“起而行之”；二是指出“闻近来印度植烟之处，政府令其改植桑、茶、木棉”，印度是最早种鸦片的国家，已翻然改图，中国不能再“瞑然不知变计，而日竭脂膏于一呼一吸之间”了。说明罗氏此论是为了解决时弊而发，而且是在吸收了国外好的经验，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后提出的具体可行的办法。他不仅有纸上的议论，而且积极推行科学实践，从罗氏起草与蒋氏联名的致张謇书，可知他当时还积极参加了推广蚕业的活动，为浙江蚕业局访求教习，寻找当年派出留学的归国人员。还散发学农社章程，征求意见，呼唤同道，当时有人愿捐沙地若干加入学农社，则又准备开荒试种，寻找当行切实之人作为总理。
当然，学农社最主要的工作还是译书。在《集蓼编》中罗氏回忆道，当时认为实现用世之志，需要立一业，中国是“农为邦本”，因而立志学农，先读了中国古代农书《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又读欧洲的农书译本，后者讲到用科学方法进行农耕可增收获，却缺乏详细的资料，因此办学农社的目的就是“购欧美日本农书，移译以资考究”。书籍的印刷出版是需要一定周期的，为把新知、新论迅速传播开来，就要办报，所以又创办了农报馆，出版《农学报》，由蒋伯斧总庶务，罗振玉任编辑。该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四月，初为半月刊，每期约二十面，载农事奏折、条陈、农事译文。次年改为旬刊，增加了禀牍、事状栏目。1900年篇幅减半，内容分文篇、译篇两部分。1902年刊头始加江南总农会印字样。罗氏关于农学的著述，多先在该报上发表。
正因为这样，百日维新时，湖南巡抚陈宝箴曾举罗氏应经济特科；端方以三品卿管京师农工商总局，锐意兴农，致书罗氏询问措施，罗氏答书千余言，提出兴修京畿水利，这是他们订交的开端，端方接受意见拟先垦张家湾荒地。而且光绪皇帝还有上谕：“务农为国之本，亟宜振兴……上海近日创设农学会，颇开风气，着刘坤一查明该学会章程，咨送总理衙门查核颁行，其外洋农学诸书并着各省学堂广为编译，以资肆行。”看到自己提倡的事业得到响应，罗氏非常高兴，他在家书中写道：“中国农业转机将在于是，不仅草野小臣，私衷欣慰也。”此外，家乡浙江上虞地方官也与罗氏联系，拟办上虞农工学堂。但不久变法失败，振兴农业的种种措施也随之流产。当时朝旨禁学会、封报馆，虽未封农报馆，但蒋伯斧主张农报馆也自行关闭，却由于尚欠印书费无法关闭，罗氏致书两江总督刘坤一，请将报馆交农工商局改为官办。刘坤一答“农报不干政治，有益民生，不在封闭之列，至于农社，虽有乱党（到会签）名，然既为学会，来者自不能拒，亦不必解散，至归并农工商局未免掠美，有所不可”。并批示上海道拨款二千元维持。当时蒋伯斧以此款偿还印费欠款后，回乡侍奉老母，罗氏独自一人担起农社与报馆的职责。不久学农社虽经刘坤一改名为江南总农会，但和报馆一样，仍由罗氏举私债维持，直到1907年罗氏进入学部供职，携眷入都，才将学农社和报馆结束。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春，罗振玉与蒋伯斧共同筹资，到上海创办了学农社，组织人编译日本和西方的农学书籍，并成立农报馆，出版《农学报》传播国内外农业方面的知识和信息。
当时的上海，维新变法的思想非常活跃，学社报馆林立，不过农社还是首创。当时汪康年创办的《时务报》影响很大，罗氏在《集蓼编》中曾回忆汪氏在谈到办报宗旨时说“今柄者，苟且因循，呼之不闻，撼之不动”，积重难返，必须大声疾呼伸民权、开民智。他聘梁启超任撰述，纵论时政，激励人心。当时罗氏也曾为之激动，在家书中说“穰卿（即汪康年）与儿旧交，所著《时务报》切中时弊，留心时事者不可不读”。但是对于解决时弊的办法，罗氏与当时《时务报》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认为首先要了解西学，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十九日的家书曾对守旧派“谈及西学，辄斥为用夷变夏”的思想表示极大的反感，而为朝廷开始颁发一些新政欢欣鼓舞。同年五月的家书中说：
近人谈及洋人，恨之至骨，绝不知西人法制之美，学业之精，安于固陋，人才日衰，皆由于不立学堂之故。刻处处有兴学之议，津汉铁路准办，又奏准民间开矿，此等事皆时实有转机之象，杞人之忧为之顿解。迩日淮人之来从儿西学者渐多，亦风气略开之征也。
可见在变法前夕罗氏也是比较活跃的，以至变法失败在家乡淮安曾出现康梁变法罗氏参与其事的传言，引起了家属的惊慌。实际上罗氏对于康梁维新派思想是有疑虑的，康有为讲托古改制，他撰述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是为他政治观点服务的，从学术观点上，必为学风严谨、不尚空谈的考据学派继承者所不能接受。而以章炳麟为代表的革命派，以排满复汉为旗号，更与罗氏的思想格格不入。罗氏所受到的全部教育使他认为，清王朝“以三百年天下共主”就是国家的象征，“我高曾祖弥以来，赖国家之庇荫，得守田园，长子孙”，不能不顾国家的存亡。他还认为“中土立国之道，在礼让教化，务安民而已”，“且古者治法、治人并重，今弊在人耳，非法也，至以民权辅助政府之不足，异日或有冠履倒置之害”。将清王朝与国家混为一谈；只讲民生，不要民权；只讲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害怕革命，反对打破旧制度。这些是他思想的误区，也正是这种思想决定了他一生的政治态度。
正因为这种思想分歧，罗氏认为当时的志士多数浮华少实，和蒋伯斧议定与他们要保持一定距离。所以未参加他们的政治活动，而潜心研究农学，考究其新论、新法。罗氏在上海曾将数年研究农学的成果集成《农事私议》，序中他谈到学农的宗旨，说：
理国之经，先富后教，治生之道，不仕则农……尔来外侮频仍，海内虚耗，利用厚生，尤为要图，爰就斯业，专虑探讨……一得之愚，差得献曝，世有达者，举而行之，空言之诮，庶几免夫。
可见罗氏认为要富国就要发展农业，他研究农学的目的，就是给当政者提供切实可行的富国谋略，并希望这些成果能够得到实施。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即戊戌变法的前一年，罗氏得到无名氏撰《黔蜀种鸦片法》一卷，作跋付印，对当时广种鸦片以挽利权的社会思潮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解决办法。文中说鸦片之害众所周知，只因种烟利厚，“今倡禁烟者日少，谓宜广种者日多”。有人说广种鸦片可阻止外货输入，白银外流，这实是一种“欲杜利之外溢，不顾自贼自毙”的办法，就像一座美好的园林，为阻止邻家无赖折其护栏当作柴薪，主人自己尽毁房舍作为柴用。所以广种鸦片以挽权利之说是毫无道理的。不过强令百姓不种鸦片，改种各种谷物也是行不通的，因为鸦片之利数倍于谷，必须找一种获利高的作物取代鸦片。文中提出最好用种桑取代种烟。一亩之地可种桑百八十株，三四年后售叶之获可数倍于烟。若自己养蚕“每亩之获将十万以视”，而种烟每亩所获不过万余钱。文中还分析种桑较种烟有三利，如植桑用劳力较少，逢歉岁少；种烟用劳力多，且或败决于割浆之时，虽平日长势良好，割浆时遇雨，则“无纤毫之获”。特别是种烟之家吸烟者过半，自种自吸已去其利十之二三，而植桑则有利无弊。不过种烟利在当年，植桑利在三四年之后，所以烟田改桑田要一步步进行，“有田三亩者，令二亩植烟一亩树桑，三年以后桑树既成亟兴蚕利”。百姓尝到种桑的甜头，“植烟之二亩将不令而自改，但必须官绅协力，将烟田编籍，行三亩改一之法”，然后“立茧厂、学织造，其利可胜计哉！”在这篇跋中，罗氏还提出两点，一是希望当政者能“起而行之”；二是指出“闻近来印度植烟之处，政府令其改植桑、茶、木棉”，印度是最早种鸦片的国家，已翻然改图，中国不能再“瞑然不知变计，而日竭脂膏于一呼一吸之间”了。说明罗氏此论是为了解决时弊而发，而且是在吸收了国外好的经验，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后提出的具体可行的办法。他不仅有纸上的议论，而且积极推行科学实践，从罗氏起草与蒋氏联名的致张謇书，可知他当时还积极参加了推广蚕业的活动，为浙江蚕业局访求教习，寻找当年派出留学的归国人员。还散发学农社章程，征求意见，呼唤同道，当时有人愿捐沙地若干加入学农社，则又准备开荒试种，寻找当行切实之人作为总理。
当然，学农社最主要的工作还是译书。在《集蓼编》中罗氏回忆道，当时认为实现用世之志，需要立一业，中国是“农为邦本”，因而立志学农，先读了中国古代农书《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又读欧洲的农书译本，后者讲到用科学方法进行农耕可增收获，却缺乏详细的资料，因此办学农社的目的就是“购欧美日本农书，移译以资考究”。书籍的印刷出版是需要一定周期的，为把新知、新论迅速传播开来，就要办报，所以又创办了农报馆，出版《农学报》，由蒋伯斧总庶务，罗振玉任编辑。该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四月，初为半月刊，每期约二十面，载农事奏折、条陈、农事译文。次年改为旬刊，增加了禀牍、事状栏目。1900年篇幅减半，内容分文篇、译篇两部分。1902年刊头始加江南总农会印字样。罗氏关于农学的著述，多先在该报上发表。
正因为这样，百日维新时，湖南巡抚陈宝箴曾举罗氏应经济特科；端方以三品卿管京师农工商总局，锐意兴农，致书罗氏询问措施，罗氏答书千余言，提出兴修京畿水利，这是他们订交的开端，端方接受意见拟先垦张家湾荒地。而且光绪皇帝还有上谕：“务农为国之本，亟宜振兴……上海近日创设农学会，颇开风气，着刘坤一查明该学会章程，咨送总理衙门查核颁行，其外洋农学诸书并着各省学堂广为编译，以资肆行。”看到自己提倡的事业得到响应，罗氏非常高兴，他在家书中写道：“中国农业转机将在于是，不仅草野小臣，私衷欣慰也。”此外，家乡浙江上虞地方官也与罗氏联系，拟办上虞农工学堂。但不久变法失败，振兴农业的种种措施也随之流产。当时朝旨禁学会、封报馆，虽未封农报馆，但蒋伯斧主张农报馆也自行关闭，却由于尚欠印书费无法关闭，罗氏致书两江总督刘坤一，请将报馆交农工商局改为官办。刘坤一答“农报不干政治，有益民生，不在封闭之列，至于农社，虽有乱党（到会签）名，然既为学会，来者自不能拒，亦不必解散，至归并农工商局未免掠美，有所不可”。并批示上海道拨款二千元维持。当时蒋伯斧以此款偿还印费欠款后，回乡侍奉老母，罗氏独自一人担起农社与报馆的职责。不久学农社虽经刘坤一改名为江南总农会，但和报馆一样，仍由罗氏举私债维持，直到1907年罗氏进入学部供职，携眷入都，才将学农社和报馆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