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从总理农务学堂到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1900年秋，正当罗振玉准备辑印《农学丛书》时，湖广总督张之洞邀他去武昌总理湖北农务局，兼任农务学堂监督，而且两日连发三电促行。罗氏只好将农馆托付给沈肱，往武昌面见张之洞。张之洞表示可为《农学丛书》扩大发行出力，但不许推辞鄂省农政之事。
原来湖北农务局已成立三年，主要设一农务学堂，有农、桑两科，学生七十余人，延请日籍教习四人，译员四人。张之洞任命一观察（道员）做农务局总办，总办又委派一候补县丞为学堂监督（即校长），又设一收支员，此外还有一位是张之洞的同乡，仅挂名支俸。当时总办及监督向张之洞报告，学生都是败类，不堪造就；教习不尽心讲课，一味索求供给，学堂只能停办。张之洞是久经封畿的精干大员，又是著名的洋务派，不完全相信这一报告，又考虑国家经费与学子光阴不应白白浪费，因而急找正在潜心农学又有办东文学社经验的罗氏接办。考虑到罗氏当时没有官衔，公事文移不便，准备代为报捐候选知府，罗氏说明自己曾捐过候选光禄寺署正，不必再捐知府了。但张之洞仍因其职衔低微而保留了原总办，任罗氏为农务局总理并兼任农校监督，又改原监督为幕僚。
罗氏就任后，曾任三年监督的那位幕僚立即找上门来，重申农务学堂必须立即解散。罗氏认为学堂办不下去，首先是监督有不能推卸的责任，所以没有只听一面之词。而是一一接见了教习、译员、收支员等了解情况，还上堂督课，分班接见了所有学生。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管理者的官僚主义，不深入了解师生情况，致使收支员托名冒领，却说教习殊求供给。另外译员多是使馆学生，所译讲义文理不通，因而影响了学生成绩。罗氏在上海办东文学社，各科授课都用日语直接讲授，学生日语水平提高很快，所以询问农务学堂的日籍教习，为什么学生入学三年，仍不能直接听讲。回答说原监督嫌第一年课表中东语（日语）太多，认为既有译员不必再重东语，至于教习倒希望以后再招新生可不用翻译。
经过深入了解症结所在，罗氏首先训诫学生要珍惜自己的光阴和国家的经费，敦行力学，一洗过去学风素劣之耻。以后有偶犯过者免究，再犯记过，三犯开除。而自己每天上堂督课，事必躬亲。学生见新监督如此认真，都颇有戒心。半个月后学生中有故态复萌被记过的，一个月后有个别被记过的学生举止异常，与一些译员关系密切，暗中鼓动风潮，后按约法三章将三犯者开除，于是校风日正。罗氏向张之洞报告了整顿的经过，并提出：一、请裁不称职的译员，暂觅人代替，以后不用译员，令学生直接听讲；二、请拨地建试验场，以便进行科学实验。张之洞都高兴地同意了，答应拨抚标马场地为试验场。但曾任监督的那位幕僚很不高兴，因为罗氏不但没有接受他解散学堂的意见，反而把学堂整顿得日见起色，还要裁掉一向对他阿谀奉承的译员，因而遣人密告将裁员之事，怂恿译员以全体辞职来要挟。但罗氏由于办过东文学社，培养了一批高材生，所以立即接受了他们的辞呈，并电邀王国维、樊少泉前来代替，他们都是熟手，很轻松地胜任译员的职责，日籍教习也很满意，教学日益走上正轨。此后，罗振玉在鄂常有闲暇与章泰康、杨守敬等友人谈金石目录之学，章是一位诚笃的学者，杨更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郦学研究中地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罗氏很推崇他的“水地之学，为本朝之冠”，在《五十日梦痕录》中，还记述了和这位老友的最后一次会面。1914年罗氏将返海东，他赶来送行，并请罗氏为他的《水经注疏》作序，后来还曾写信给罗氏，解释他接受邀请到北京任职是出于“谋刻所著书，非以求仕”的苦衷。但不及一年，书未刻成而去世，罗氏“与静安追谈往事，为之黯然，然异日必当为一传，以章所学，慰此老于九泉”。
罗氏整顿农校取得了成效，却因此得罪了那位幕僚，为请拨地办试验场事，几次上谒张之洞均未能得见。张之洞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罗氏认为应以西人学术资中学之助，由于思想的一致，他们是彼此看重的。但罗氏作为学者，对于当时官场很难适应，后来他在《集蓼编》中回忆说：不仅办试验场事受阻，“予又见凡在鄂任事之人，见文襄（张之洞）皆极其趋承，而阴肆讥谤无所不至，意甚薄之不欲为伍，乃于次年暑假返沪，遂再三辞职”。这时农务学堂已走上正轨，管理也不困难了，不少人在谋求校长的职位，张之洞遂另派人接办，另委托罗氏襄办江楚编译局。
通过整顿农务学堂，张之洞对罗氏的才干有了进一步了解，1902年经济特科复开时，他带头举荐罗氏。1907年升入枢府兼管学部后，又在京师大学堂设经、法、文、理、农、工、商七科，任命罗氏为农科监督。此时，罗氏已入京供职，在学部历任考试留学生的考官，主要负责农科，以及阅各科的语文卷。这表明他在当时农业学术上是有成就有地位的，对于培养农学人才也做出了贡献。
1909年罗氏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后，当年即奉命赴日本考察。据罗继祖《庭闻忆略》和《永丰乡人行年录》所载，这次考察自五月中旬至七月中旬，历时两个月，写有《扶桑再游记》一卷。主要考察了日本的农科大学教育及财政，会见了京都大学校长前文相菊池大麓，还有藤田虎次郎、桑田骘藏、狩野直喜、富冈谦藏等知名学者，更见到了已归国任教的藤田剑峰。此次行程是自东京先至札幌参观农科大学。在农科大学访校长了解设备投资情况及经费来源，又仔细参观了校室、实验室、藏书室、标本室、养蚕昆虫教室、水产教室、农场等设置情况，还会晤华侨了解日本的农租、税务及开拓北海道开荒费和纳税规定。至六月再返东京参观驹场大学。也是先询问建校的投资和经费来源，再参观农、林二教室，林产物试验室，养蚕室，农具场，农艺化学和兽医等专业讲堂、图书阅览室。考察归国后，罗氏马上积极筹办京师大学堂农科。当时的经、法、文、理、农、士、商七科均在北京马神庙某驸马旧府，就职后罗氏第一件事就是申请“拨西直门外钓鱼台地，建新校设试验场，溽暑严寒往返监视”施工，至辛亥（1911年）秋始落成。这就是现在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
罗氏在一生的学术活动中，从事农学的时间并不长，从三十一岁创学农社，到三十五岁将历年论农文字集为《农事私议》一卷，为研究国外农学新法、新论作一小结；三十六岁主持湖北农务学堂，力图推进中国农学向实验农学发展，却受挫而离开农校；同年及1909年四十四岁时两次赴日本考察农科教育，对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现代农学及农科教育，有了更多的感性认识。但自1911年辛亥革命始，罗氏东渡日本，从此再未进行有关农学的活动。然而农史研究者指出，在20世纪初，我国现代农业艰苦开拓的早期阶段，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都在改进农业方面提出过积极的主张，“他们所开拓的工作方面各具特色”。“而像罗振玉这样三十岁立志学农，在当时农业科学、教育、报刊、译书、撰述，下过十多年工夫，同时在农业学术上达到较高造诣的，尚属不多”，“在近世中国农技史有关问题的探讨中，罗振玉在农学方面的活动是不能不略与提及的”。董作宾说罗氏在学术上有五大贡献：一是内阁大库明清史料的保存；二是甲骨文字的考订与传播；三是敦煌文卷的整理；四是汉晋木简的研究；五是古明器研究的倡导。而实际上，“罗振玉在兴办学农社、主编《农学报》著述编辑农书、兴建农科大学堂，在中国参与开拓现代农学，其业绩与上述五项是不相上下的”。
§§第四章 究心教育
原来湖北农务局已成立三年，主要设一农务学堂，有农、桑两科，学生七十余人，延请日籍教习四人，译员四人。张之洞任命一观察（道员）做农务局总办，总办又委派一候补县丞为学堂监督（即校长），又设一收支员，此外还有一位是张之洞的同乡，仅挂名支俸。当时总办及监督向张之洞报告，学生都是败类，不堪造就；教习不尽心讲课，一味索求供给，学堂只能停办。张之洞是久经封畿的精干大员，又是著名的洋务派，不完全相信这一报告，又考虑国家经费与学子光阴不应白白浪费，因而急找正在潜心农学又有办东文学社经验的罗氏接办。考虑到罗氏当时没有官衔，公事文移不便，准备代为报捐候选知府，罗氏说明自己曾捐过候选光禄寺署正，不必再捐知府了。但张之洞仍因其职衔低微而保留了原总办，任罗氏为农务局总理并兼任农校监督，又改原监督为幕僚。
罗氏就任后，曾任三年监督的那位幕僚立即找上门来，重申农务学堂必须立即解散。罗氏认为学堂办不下去，首先是监督有不能推卸的责任，所以没有只听一面之词。而是一一接见了教习、译员、收支员等了解情况，还上堂督课，分班接见了所有学生。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管理者的官僚主义，不深入了解师生情况，致使收支员托名冒领，却说教习殊求供给。另外译员多是使馆学生，所译讲义文理不通，因而影响了学生成绩。罗氏在上海办东文学社，各科授课都用日语直接讲授，学生日语水平提高很快，所以询问农务学堂的日籍教习，为什么学生入学三年，仍不能直接听讲。回答说原监督嫌第一年课表中东语（日语）太多，认为既有译员不必再重东语，至于教习倒希望以后再招新生可不用翻译。
经过深入了解症结所在，罗氏首先训诫学生要珍惜自己的光阴和国家的经费，敦行力学，一洗过去学风素劣之耻。以后有偶犯过者免究，再犯记过，三犯开除。而自己每天上堂督课，事必躬亲。学生见新监督如此认真，都颇有戒心。半个月后学生中有故态复萌被记过的，一个月后有个别被记过的学生举止异常，与一些译员关系密切，暗中鼓动风潮，后按约法三章将三犯者开除，于是校风日正。罗氏向张之洞报告了整顿的经过，并提出：一、请裁不称职的译员，暂觅人代替，以后不用译员，令学生直接听讲；二、请拨地建试验场，以便进行科学实验。张之洞都高兴地同意了，答应拨抚标马场地为试验场。但曾任监督的那位幕僚很不高兴，因为罗氏不但没有接受他解散学堂的意见，反而把学堂整顿得日见起色，还要裁掉一向对他阿谀奉承的译员，因而遣人密告将裁员之事，怂恿译员以全体辞职来要挟。但罗氏由于办过东文学社，培养了一批高材生，所以立即接受了他们的辞呈，并电邀王国维、樊少泉前来代替，他们都是熟手，很轻松地胜任译员的职责，日籍教习也很满意，教学日益走上正轨。此后，罗振玉在鄂常有闲暇与章泰康、杨守敬等友人谈金石目录之学，章是一位诚笃的学者，杨更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郦学研究中地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罗氏很推崇他的“水地之学，为本朝之冠”，在《五十日梦痕录》中，还记述了和这位老友的最后一次会面。1914年罗氏将返海东，他赶来送行，并请罗氏为他的《水经注疏》作序，后来还曾写信给罗氏，解释他接受邀请到北京任职是出于“谋刻所著书，非以求仕”的苦衷。但不及一年，书未刻成而去世，罗氏“与静安追谈往事，为之黯然，然异日必当为一传，以章所学，慰此老于九泉”。
罗氏整顿农校取得了成效，却因此得罪了那位幕僚，为请拨地办试验场事，几次上谒张之洞均未能得见。张之洞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罗氏认为应以西人学术资中学之助，由于思想的一致，他们是彼此看重的。但罗氏作为学者，对于当时官场很难适应，后来他在《集蓼编》中回忆说：不仅办试验场事受阻，“予又见凡在鄂任事之人，见文襄（张之洞）皆极其趋承，而阴肆讥谤无所不至，意甚薄之不欲为伍，乃于次年暑假返沪，遂再三辞职”。这时农务学堂已走上正轨，管理也不困难了，不少人在谋求校长的职位，张之洞遂另派人接办，另委托罗氏襄办江楚编译局。
通过整顿农务学堂，张之洞对罗氏的才干有了进一步了解，1902年经济特科复开时，他带头举荐罗氏。1907年升入枢府兼管学部后，又在京师大学堂设经、法、文、理、农、工、商七科，任命罗氏为农科监督。此时，罗氏已入京供职，在学部历任考试留学生的考官，主要负责农科，以及阅各科的语文卷。这表明他在当时农业学术上是有成就有地位的，对于培养农学人才也做出了贡献。
1909年罗氏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后，当年即奉命赴日本考察。据罗继祖《庭闻忆略》和《永丰乡人行年录》所载，这次考察自五月中旬至七月中旬，历时两个月，写有《扶桑再游记》一卷。主要考察了日本的农科大学教育及财政，会见了京都大学校长前文相菊池大麓，还有藤田虎次郎、桑田骘藏、狩野直喜、富冈谦藏等知名学者，更见到了已归国任教的藤田剑峰。此次行程是自东京先至札幌参观农科大学。在农科大学访校长了解设备投资情况及经费来源，又仔细参观了校室、实验室、藏书室、标本室、养蚕昆虫教室、水产教室、农场等设置情况，还会晤华侨了解日本的农租、税务及开拓北海道开荒费和纳税规定。至六月再返东京参观驹场大学。也是先询问建校的投资和经费来源，再参观农、林二教室，林产物试验室，养蚕室，农具场，农艺化学和兽医等专业讲堂、图书阅览室。考察归国后，罗氏马上积极筹办京师大学堂农科。当时的经、法、文、理、农、士、商七科均在北京马神庙某驸马旧府，就职后罗氏第一件事就是申请“拨西直门外钓鱼台地，建新校设试验场，溽暑严寒往返监视”施工，至辛亥（1911年）秋始落成。这就是现在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
罗氏在一生的学术活动中，从事农学的时间并不长，从三十一岁创学农社，到三十五岁将历年论农文字集为《农事私议》一卷，为研究国外农学新法、新论作一小结；三十六岁主持湖北农务学堂，力图推进中国农学向实验农学发展，却受挫而离开农校；同年及1909年四十四岁时两次赴日本考察农科教育，对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现代农学及农科教育，有了更多的感性认识。但自1911年辛亥革命始，罗氏东渡日本，从此再未进行有关农学的活动。然而农史研究者指出，在20世纪初，我国现代农业艰苦开拓的早期阶段，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都在改进农业方面提出过积极的主张，“他们所开拓的工作方面各具特色”。“而像罗振玉这样三十岁立志学农，在当时农业科学、教育、报刊、译书、撰述，下过十多年工夫，同时在农业学术上达到较高造诣的，尚属不多”，“在近世中国农技史有关问题的探讨中，罗振玉在农学方面的活动是不能不略与提及的”。董作宾说罗氏在学术上有五大贡献：一是内阁大库明清史料的保存；二是甲骨文字的考订与传播；三是敦煌文卷的整理；四是汉晋木简的研究；五是古明器研究的倡导。而实际上，“罗振玉在兴办学农社、主编《农学报》著述编辑农书、兴建农科大学堂，在中国参与开拓现代农学，其业绩与上述五项是不相上下的”。
§§第四章 究心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