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倡议建立国学馆到创办《国学丛刊》
罗振玉办《农学报》和《教育世界》，移译介绍西方文明的目的就是以“西人学术”资“中学之助”，他主要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发展国学的问题上。1903年罗振玉撰《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论述清初以降国学研究状况，提出取得的成果主要有三大特点，“一曰师承有自”，“二曰研究有法”，“三曰取材宏富”。他认为清代国学导源于顾炎武，“处士之学在明体达用，而绍其学亦得其半”，“不复留意于致用，而于经史考订绍述甚广”。研究方法有征经、释词、释例、审音、类考、辑佚等，有继承也有创新，“心精力果，其法至密”。“故得超轶汉唐，著作宏富。”最突出的是取材方面大大超过前代。如“程瑶田作《考工创物小记》，就传世古器以证经传，吴大澂用其法以考度量衡，遂一洗前人凿空臆定之弊”。尤其是殷墟甲骨，流沙坠简，河南陕西大量古器物、古金石的出土，提供了大量“可据以考证古文字经史者，不少又为以前学者所未见”。这些都是清代国学超过前代的特点，罗振玉也正是在这三方面继承和发扬了清代国学研究传统的。
罗振玉在淮安的青少年时代的学术活动主要是继承清代金石考据之学，到上海、北京后眼界日宽，日益注重用出土文献及实物资料比勘传世文献。他在《魏书宗室传注序》中曾回顾说，“予弱冠有校勘全史之志，苦一人见闻有限”，乃与黄绍箕“谋分任之，定校勘为二类，一取宋元椠校刊，一仿元史本证例，以本史记传表互校”。由黄绍箕任前四史，校以宋元本；罗氏用本证校前五史，1891年，完成了《梁、陈、北齐、后周、隋五史校议》。接着校《魏书》，由于传世本有佚卷、佚页，王先谦《魏书校勘记》所据也不是宋椠善本，也有佚页，无从校补。罗氏则据洛阳新出北魏宗室墓志铭比勘史传，故能多有补正，并作《魏宗室传注》。在罗氏进入学部前后，正是各种古器物、古文献大量出土流散之时，他对国学的研究是和对这些“前人所未及见的”新资料搜集、整理、刊布、流传结合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他的眼界较不少同时代人更为开阔，独具慧眼，终得“创不朽之巨业，成一家之绝学”。
就国学研究而言，清末著名学者缪荃孙在致罗氏信中曾评说：“兄之古学，力辟新机，为当今第一流，弟不免于乾嘉学派脚下盘旋，咸丰、同治间人见识不过如此。”
1907年春，罗振玉携眷入京，到学部上堂议事的第一天，讨论国子监存废，他是极力主张保存，因而被视为守旧顽固派代表。实际上在这时，他对弘扬国学并辟以新机已有一整套设想。
还在1906年，罗振玉撰写了《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刊于当时（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出版的《教育世界》上。开宗明义说：
保固有国粹，而进以世界之知识，一举而二善备者，莫如设图书馆。方今欧、美、日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而中国尚阒然无闻焉。
接着提出建图书馆应先由学部倡导，规划京师图书馆，再推广到各省会，京师创设图书馆的办法为：
一、择地建筑。宜建于往来方便而远市嚣，不易遭火灾之处。用地须四五十亩，以备进一步扩大发展。用经费至少一百万金，可分三期筹备。每期三年，筹款三十三四万金供建筑和购书，不难办到，这样九年可全部告成。由于调查、建筑、搜集书籍都需要时间，所以要抓紧进行，不可拖延。
二、请赐书以立其基地。图书馆的书籍分两大部分：一本国，一外国。本国之书宜奏请颁赐库藏。查从前颁赐的库书，在南方各省的多毁于战火，但在沈阳、热河的均完好，四库存目之书尚存大内。又，《图书集成》及累朝方略、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残余、外务部所存的外国书籍，以及武英殿、钦天监所藏书版，均宜归图书馆保存。
三、开民间献书之路。从前库书多采自民间，近百年来新著日出，对古籍也未再征取，不少藏书家所藏多有散失，虽还有完好无缺者，但继续保存亦难免于散失。如聊城杨氏藏书，后裔虽珍重保守，而艰于嗣续；归安陆氏则登广告于报纸，言有造藏书楼者，愿尽捐其所藏。罗氏因而建议不要失去征搜遗书的机会，宜收二家之书入京师图书馆，并给予破格奖励。
四、征收各省志书及古今刻石。这些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古文字、古史的重要资料。
五、置写官。民间珍异之书，不愿献纳者，由写官移录，而返其原本。选各省士子文学较优者任之，待遇如各部书记。
六、采访外国图书。先由调查员咨访专家，编出书目，回国后依次购买，逐年增置。
此外，关于监守之法、借阅之例等，也先由调查员了解各国成规，再参考制订。除京师建立图书馆外，各省首府也应建立一所，以倡导府、厅、州、县都建立自己的图书馆，这样“二十年后，我国之图书馆或稍有可观乎！”罗振玉发表了这篇《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以后，第二年春，奉学部之命视学山东，至济南准备参观文中提到的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进一步了解将这批藏书收入京师图书馆是否可行。山东巡抚杨士骧为罗氏旧交，告诉他阁主不仅珍视旧藏，自己也收集了不少善本，且誓守藏书不肯示人。但今老而无子，后继无人，深忧身后藏书会散佚。还说阁主人有一个愿望，是希望得到京卿的头衔，因此可以在他身前立案，将其全部藏书捐献国家，并呈书目，由朝廷奖赏卿衔，待他身后再按目录点收书籍，解送京城。罗氏认为这是切实可行的办法，因此回京后，立即禀报主管学部的荣庆，荣庆虽也同意，却以为无关紧要而搁置了下来。罗氏晚年在写《集蓼编》时，还回忆起此事，不胜惋惜地说：“今杨氏藏书历遭兵事多散佚，则当日所请不行，为可惜也。”
创设图书馆，只是他振兴国学设想的一个方面，学部成立之初，张之洞在两湖曾奏设古学堂，集议该案时，罗氏提出了设国学馆的提案，《集蓼编》中记述了他这一设想的主要内容：
各省宜设国学馆一所，内分三部，一图书馆，二博物馆，三研究所。因修学一事宜多读书，而考古则宜多见古器物，今关洛古物日出，咸入市舶，极宜购求，以供考究。至研究所，选国学有根底者，无论已仕未仕及举贡生监，任其入所研究，不限以经史、文学、考古门目，不拘年限，选海内耆宿为之长，以指导之，略如以前书院。诸生有著作，由馆长移送当省提学司，申督抚送部。果系学术精深，征部面试，其宿学久知名者，即不必招试，由部奏奖。
据今所见，明确提出将近代图书馆、博物馆纳入国学研究的机构，改进研究手段，这是最早一份资料。这样的国学馆，已有近代研究所的雏形，而与旧式书院有了根本的不同。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之洞调京，授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到部后曾就设古学堂事征求罗氏意见。罗氏认为国学浩博，而学堂年限短，同时还要传授其他科学知识，为弘扬民族文化，以设国学馆较易见成效。对这一观点张之洞深为赞同，表示要“当谋奏行”。罗氏又提出1903年颁布的在全国首次采用近代教育体制的《奏定学堂章程》，因是以日本学制为蓝本，有与中国国情不合者，应加增损。如大学文科设埃及古文而不设满、蒙、回、藏文是不妥的，埃及古文虽也是象形，却与汉字不同源，满、蒙、回、藏文则是中国本土的民族文字，也是为考古所必须的，所以文科应增设满、蒙、回、藏文。此外，经科应增历法，这也是读经书不可缺少的知识。张之洞表示支持，要他“加以补正，当奏具改”。罗氏一一照办，将补正意见加签呈送，主管官吏却认为不是急务而搁置下来，两年以后张之洞病故，国学馆等建议就不了了之了。仅1909年学部奏订《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建立了京师图书馆。
研究国学，首先须整理刊行史籍，1916年罗振玉为张石铭《适园丛书》作序，回顾了在学部时“议刊经苑”的设想，当时曾提出分六类刊经部之书：
一、群经。刊行今所见到的古代石经墨本、雕版、古写本残卷及宋刻本群经。
二、经注。刊行今所见到的诸经单疏及宋十行本之初印无补版者。
三、经说。取诸家说经之书，斟酌损益而刊之，即如今之集释。
四、训诂文物小学校勘。包括古说文字之书《尔雅》、《方言》、《广雅》、《释名》，还有礼乐、车服、宫室、天象、地形、名物图及校勘诸经之书。
五、目录。取诸史志所载经部书目、四库总目经部提要和存目，编辑海内藏书家书目，将诸经善本会为一编刊行。
六、传记。取历史上和当代通经诸家传志合刊之。
按此六类刊出经部之书，即可反映诸经较原始的面貌和最早的注疏，又汇集后来的研究成果，而通经诸家传记则可揭示各个时代研究成果的背景材料，这不仅对“保固有之国粹”有积极意义，更能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罗氏认为“如斯编辑，万卷可尽，刊刻之期，计以十年，剞劂之费，得好古有力者数人任之，更得通雅之事十人任编校之役，则兹事举矣”。编印这样大部头的丛书虽需相当的时间和财力，但不是不可能的。他说从汉代开始，将群经合刊，刻于石上，才有后来的十三经。佛经也是一样，最初各自为书，隋代僧人静琬开始“聚诸经论，勒石房山，至辽始尽，一藏其石”。今“房山之藏，绵历数代，宋藏四刊，卷且数万，释氏所能，吾人宁都不能，在有坚贞不移之志尔”。他相信，在古人能做到的，今人更能做到，而且能在更高的水平上整理和保存中华文化遗产。然而20世纪初，正是中国革命风起云涌之时，清王朝的腐败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必然影响到文化事业的发展，系统整理出版大部头的经学丛书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罗氏像办《农学报》、《教育世界》那样，创办了《国学丛刊》。
罗氏先草拟序言，征求王国维意见，王氏为添“老成未谢，睹白首之伏生；来者方多，识青睛之徐监”两句。又送端方，端方回信表示支持，说：“今承学之士新学半袭皮毛，而旧学已归荒落，国学杂志之作，将以商旧学而迪新知，此举良不可缓。”此信写于庚戌（1910年）重阳次日。就在这一年，罗氏开始编辑《国学丛刊》，年底曾将编好的前三编送沈曾植处征求意见，沈氏答书称：“大著三编，尽一日夜之力竞读之。地学精确，石史甄核，固已轶驾前贤，而殷篆一编，绝学创通，遂令吾国小学家言忽腾异彩……《国学丛刊》，鄙人极表同情。要当以世界眼光扩张我至美、至深、至完善、至圆明之国粹，不独保存而已。而亦不仅仅发抒怀古思旧之情抱，且不可与《国粹学报》重复。公果有意于斯，鄙固愿隶编摩之末也。”得端方、沈曾植等学者的支持，《国学丛刊》于辛亥（1911年）春开始刊出。
罗振玉在《国学丛刊序》中，首先对当时流行的“稽古之事今难于昔”以及“书不能救衰，古先学术必归淘汰”的观点提出异议，说随着文化和传播手段的进步，大批古文化遗迹、遗物的出土，研究古史今易于古。就传世文献而言，除经典的经史著作外，还有“诸子之学说，百家之撰论，文字之训诂，名物之考证，挹其精华，故光焰之常在，存其糟粕，亦史氏所取资”。至于求其义，语其方法，对以后也是有其意义的。编辑出版《国学丛刊》，计划一年出六期，内容包括经、史、小学、地理、文学、目录、杂识，“将以续前修之往绪，助学海以涓流”。《国学丛刊》在京师出版了三期，收录了《殷虚书契前编》初版本的前三卷，后来由于辛亥革命爆发、罗氏携家东渡日本而停刊。
到日本后的第三年癸丑（1913年）五月，上海友人建议续出《国学丛刊》，罗氏遂筹备复刊，并将编校之事委以王国维，每月馈俸两百元，以助其生计。1914年正式复刊，五月王国维代作的《国学丛刊》复刊序中，重申振兴国学主旨“欲标艺林以寸草，助学海以涓流，乃因同契之求，重续春明之梦，尽发敝箧，聿求友声，聊供研悦之新知，并刊散亡之故籍，先民有作，同惊风雨之晨，来者方多，终冀昌明之日”。复刊的《国学丛刊》新旧著杂采，王国维在日本撰写的国学论文，大都刊于其上。一年半以后，王国维应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董事英国人哈同之邀，任其主办的学术丛编的主编，于丙辰（1916年）正月返国。此后，罗氏独力编校，继续编次平生所欲刊布之古籍，并著录所见所得古器物墨本，次第刊行，分别成书。1915年，将刊于《国学丛刊》上的大部分著作收入《雪堂丛刻》。
《雪堂丛刻》共五十二种、一百一十七卷。其中不少旧著是收集到的稿本，如《西夏姓氏录》为张澍撰，伯希和得于关中作者故家，携至法国前，罗氏在京得见此稿，亲手移录并做跋语，为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线索，特记作者述此稿附于《辽金元姓氏录》之后，而《辽金元姓氏录》亦落法京。《洛阳石刻录》署常茂徕撰，常氏收藏不少石刻墨本，欲以续《中州金石考》，其后人售予厂估，捆载至京，为罗氏所得，罗氏见其署名《续中州金石考》，但墨本缺佚很多，“兹姑就完全可写定者，录为《洛阳石刻录》”，甲寅（1914年）为之作跋，一并收入《国学丛刊》。此外王绍兰《读书杂记》、《列女传补注正》，翁大年《陶斋金石文字跋尾》，钮树玉《匪石先生文集》等十余种，都是据一些稿本刊行的，有的罗氏还进行了整理。还有一些虽非首次面世，但传本甚少，如施国祁撰《吉贝居杂记》，罗氏于跋语中写道：“北研先生熟精金源史事，所著书先后均已刊行，惟此杂记十余条，刊于乌程范氏《花笑庼杂笔》中，杂笔传本甚罕，因命儿子福苌录出别刊之。”新著多为有关国学研究成果，如藤田丰八校注《岛夷志略校注》，王国维《洛浩笺》、《生霸死霸考》、《三代地理小记》，还有他自己撰写的《三国志证闻校勘记》、《高昌氏年表》、《瓜沙曹氏年表》等，《五十日梦痕录》也刊于《雪堂丛刻》之中。
罗振玉一贯主张弘扬国学不仅要继承传统深入研究，而且要和古籍的搜集、传布、古器物的研究联系在一起，还要沟通信息，进行学术交流和研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各国竞相研究东方学术，法国大学公推罗氏为东方通讯员。东方文化在西方引起重视，更使罗氏产生振兴国学的紧迫感，于是联合南北同道，创建东方学会，学会拟设四部：
一、印刷局，以传布古籍；
二、图书馆，以收集古籍；
三、博物馆，以搜集古器；
四、通信部，与国内外学者通音问，相切磋。
先从印刷局开始，当1920年罗氏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时，柯劭忞与罗氏议筹办京旗冬赈，后来扩大办京旗生计维持会，在天津办博爱工厂，附设的印刷科，即充任东方学会印刷局。后义金尽，则由罗氏个人筹资以供厂用。1924年，编辑出版《东方学会丛书》初集三十种，计四十九卷。晚年罗氏在《集蓼编》中感慨地说，所谓学会者，仅留此爪痕，其二、三两事，则以经费浩繁，不愿向人集资乃无从进行。
在1923年，罗氏还曾为建立皇室博物馆、图书馆作过一次努力。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废除帝制，建立民国，但当时在紫禁城内，溥仪仍维持小朝廷的铺排，出售宫内所藏历代珍宝、文物，以维持其用度，其中暗中偷盗之事就更难避免了。后，民国方面曾以退职总长张国淦名义提出，将民国从前借陈三殿之物及宫中所藏关涉文化之物出让民国，作价一千万元。溥仪内务府诸人与之商议，议而未决。罗氏闻讯与同人筹商，借升允名义致书溥仪的两位师傅陈宝琛、朱益藩，提出五条理由表示反对，其中例举“朝鲜为日本吞并，尚许李王举世守之物，建李王博物馆，今变计收买，于义何居？”罗氏在《集蓼编》中回忆说：当时想，为防流失，“不如由皇室自立图书馆、博物馆，但虑首都频年兵事不已，即建立亦难免咸阳一炬，不如立之使馆界内”。因而向德国友人、当时德使馆顾问卫礼贤咨询，卫“闻之欣然，转谋之德使，德使与荷使甚契，复商之荷使，皆极端赞许，为予言：奥国自大战后未派使臣，以后且无派使臣之日。其馆地甚大，由荷使代管，现方闲旷，若皇室定计，即由荷使致电商奥国，借为两馆筹备处，奥必允诺。至以后建造两馆，德使愿将彼国在京兵房操场捐为馆地。皇室若无建筑费与维持费，当由使团在各国招募，不难集事。嘱予以此陈皇室”。罗氏据情作函请陈、朱二傅与内务府大臣代陈，一直没有下文，却流传出流言，说罗氏欲借此谋盗窃，罗氏“知阻力甚深，乃谢卫君”。建皇室图书馆、博物馆的设想流产了。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在被驱逐出宫前，溥仪已将大批文物珍宝转移，其中一千五百余件文物字画就是以赏赐溥杰的名义转移出去的。其下属大臣也曾弄出十几箱东西到日本使馆，罗氏对此也曾极力反对但无济于事。积聚数百年的宫廷文物宝藏，再一次大规模地流散已在所难免了。
德、荷、奥等国积极支持在使馆区建立皇家图书馆、博物馆当然为各自利益考虑，散布流言者亦有其各自的目的。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仍然重复流言，说罗氏反对将宫中财宝文物送到日本使馆，是为了“把宫里的东西弄到他可以支配的地方”，这是毫无根据的。回顾罗氏一生学术活动，办图书馆、博物馆是他一贯主张，并曾为之奔走呼吁，《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一文也表明他将此作为既保存国粹又与世界文明进步相沟通的举措。所以尽管今天看在使馆区办皇家二馆的考虑有欠妥当，但公开筹建二馆与将宫中财宝文物偷运到日本使馆，是不可相提并论的。而且溥仪为这种猜度提供的证据只有“在清点字画中，那些股肱之臣，特别罗振玉也遭到物议……东西越点越少，而且给遗老们增辟了各种生财之道。罗振玉的《散氏盘》、《毛公鼎》古铜器拓本，佟济煦的珂珞版《宫中藏画集》都卖了大价钱”。罗继祖在《庭闻忆略》中，评论“这些话，无的放矢，多非事实。东西越点越少拿不出凭证来，溥仪把它归到南书房翰林身上，未免冤屈”。确实如此，毛公鼎和散氏盘是两件西周晚期的铜器，因铸有长篇铭文（分别为四百九十七和三百五十七个字）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史料，罗振玉曾先后辑印、传布，但均与他入宫“清点字画”毫不相干。关于这两件铜器拓本的由来，罗氏在题跋中写得很清楚，收入《贞松老人外集》卷二。如下：
《毛公鼎初版本跋》：“毛公鼎为三代古金之冠，顾拓本极不易致。予曩在南中既得陈氏精拓本，去岁来都下，复得此本，乃秦中初出土时所拓，虽毡墨不如陈氏之精，而神采有转胜处，爰装成册子与陈本并存之。丁未冬。”
《又影印陈氏拓本跋》：“毛公鼎，吴愙斋中丞有石印本，然颇漫漶不可辨，予即得陈氏精拓本，乃选工精印……丁未冬。”
《散氏盘跋》：“此盘往岁由内库搜出，少府诸臣不能定真赝，邀振玉审定，番禺商承祚实侍行并拓墨，故与拓本之赐……戊辰冬。”
丁未年为1907年，是在罗氏入京供职学部之初，所以他获得和刊印毛公鼎拓本时溥仪尚未登基。据《永丰乡人行年录》记载，罗氏鉴定散氏盘是在甲子（1924年）三月，由郑孝胥题黄葆戊所藏散氏盘拓本，知该器于二月出于内库，“皆以为赝，孝胥视之，真也，命周康元拓以进”。溥仪看到拓本后，三月再邀罗氏进一步审定。后来直到八月，溥仪才“由于升允的推荐，也由于他（罗氏）考古学的名气，我（溥仪）接受了陈宝琛建议，留作南书房行走，请他参加了对宫中古彝器的鉴定”。可证溥仪“赐”散氏盘拓本，是在八月罗氏被召直参与“清点字画”之前。至十月，冯玉祥逼宫，此后再无清点鉴定之事。而戊辰（1928年）罗氏始作《散氏盘跋》，可见拓本仍在手，所以并不存在清点文物时出卖宫中铜器拓本之事。而且铜器拓本只为专业学者所珍视，不可能成为“卖大价钱”的“生财之道”，世人只要略翻阅一下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容庚等人的往来书札，就可以知道当时一代学人对这些文物资料的态度，并不同于某些庸人的想象。1921年，罗氏借山东潍县大收藏家陈介祺小盂鼎铭拓本，影印百部行世。此器已于太平天国时亡佚，铭文三百余字，涉及古史古礼，而且所传拓本仅此一份，文物价值决不下于毛公鼎。1922年，容庚以著《金文编》请见罗振玉，罗氏拿出所藏墨本，助其辑补；1930年，容庚为收集编《秦汉金文录》的资料访罗氏于旅顺，罗氏再以十数巨册拓本借他使用。1931年，郭沫若在日本编辑《两周金文辞大系》，其中不少重要资料都是容庚给他提供的，包括上述小盂鼎原拓影印本和自己珍藏的一批精拓本，都曾寄到海东，借给郭沫若。有一件五十余字的宅簋精拓，虽然郭沫若在信中一再申明“决当慎重，万无一失，请释虑”，但还是丢失了。后来通过东京文求堂主人，从该器藏主罗振玉处求得一张精拓奉偿容庚，以后仍继续借阅其他拓本。类似的例子在当时学人的记载中不胜枚举，学者们对珍贵的铜器拓本的态度于此可见一斑。就是拓本的辑印流传，虽与当时佟济煦影印宫中书画珍品行销，但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此二器铭是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资料，经济效益不能与艺术类相比，无论古今中外都难成生财之道，更不要说在民生凋敝、文化落后的旧中国了。
罗振玉在淮安的青少年时代的学术活动主要是继承清代金石考据之学，到上海、北京后眼界日宽，日益注重用出土文献及实物资料比勘传世文献。他在《魏书宗室传注序》中曾回顾说，“予弱冠有校勘全史之志，苦一人见闻有限”，乃与黄绍箕“谋分任之，定校勘为二类，一取宋元椠校刊，一仿元史本证例，以本史记传表互校”。由黄绍箕任前四史，校以宋元本；罗氏用本证校前五史，1891年，完成了《梁、陈、北齐、后周、隋五史校议》。接着校《魏书》，由于传世本有佚卷、佚页，王先谦《魏书校勘记》所据也不是宋椠善本，也有佚页，无从校补。罗氏则据洛阳新出北魏宗室墓志铭比勘史传，故能多有补正，并作《魏宗室传注》。在罗氏进入学部前后，正是各种古器物、古文献大量出土流散之时，他对国学的研究是和对这些“前人所未及见的”新资料搜集、整理、刊布、流传结合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他的眼界较不少同时代人更为开阔，独具慧眼，终得“创不朽之巨业，成一家之绝学”。
就国学研究而言，清末著名学者缪荃孙在致罗氏信中曾评说：“兄之古学，力辟新机，为当今第一流，弟不免于乾嘉学派脚下盘旋，咸丰、同治间人见识不过如此。”
1907年春，罗振玉携眷入京，到学部上堂议事的第一天，讨论国子监存废，他是极力主张保存，因而被视为守旧顽固派代表。实际上在这时，他对弘扬国学并辟以新机已有一整套设想。
还在1906年，罗振玉撰写了《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刊于当时（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出版的《教育世界》上。开宗明义说：
保固有国粹，而进以世界之知识，一举而二善备者，莫如设图书馆。方今欧、美、日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而中国尚阒然无闻焉。
接着提出建图书馆应先由学部倡导，规划京师图书馆，再推广到各省会，京师创设图书馆的办法为：
一、择地建筑。宜建于往来方便而远市嚣，不易遭火灾之处。用地须四五十亩，以备进一步扩大发展。用经费至少一百万金，可分三期筹备。每期三年，筹款三十三四万金供建筑和购书，不难办到，这样九年可全部告成。由于调查、建筑、搜集书籍都需要时间，所以要抓紧进行，不可拖延。
二、请赐书以立其基地。图书馆的书籍分两大部分：一本国，一外国。本国之书宜奏请颁赐库藏。查从前颁赐的库书，在南方各省的多毁于战火，但在沈阳、热河的均完好，四库存目之书尚存大内。又，《图书集成》及累朝方略、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残余、外务部所存的外国书籍，以及武英殿、钦天监所藏书版，均宜归图书馆保存。
三、开民间献书之路。从前库书多采自民间，近百年来新著日出，对古籍也未再征取，不少藏书家所藏多有散失，虽还有完好无缺者，但继续保存亦难免于散失。如聊城杨氏藏书，后裔虽珍重保守，而艰于嗣续；归安陆氏则登广告于报纸，言有造藏书楼者，愿尽捐其所藏。罗氏因而建议不要失去征搜遗书的机会，宜收二家之书入京师图书馆，并给予破格奖励。
四、征收各省志书及古今刻石。这些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古文字、古史的重要资料。
五、置写官。民间珍异之书，不愿献纳者，由写官移录，而返其原本。选各省士子文学较优者任之，待遇如各部书记。
六、采访外国图书。先由调查员咨访专家，编出书目，回国后依次购买，逐年增置。
此外，关于监守之法、借阅之例等，也先由调查员了解各国成规，再参考制订。除京师建立图书馆外，各省首府也应建立一所，以倡导府、厅、州、县都建立自己的图书馆，这样“二十年后，我国之图书馆或稍有可观乎！”罗振玉发表了这篇《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以后，第二年春，奉学部之命视学山东，至济南准备参观文中提到的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进一步了解将这批藏书收入京师图书馆是否可行。山东巡抚杨士骧为罗氏旧交，告诉他阁主不仅珍视旧藏，自己也收集了不少善本，且誓守藏书不肯示人。但今老而无子，后继无人，深忧身后藏书会散佚。还说阁主人有一个愿望，是希望得到京卿的头衔，因此可以在他身前立案，将其全部藏书捐献国家，并呈书目，由朝廷奖赏卿衔，待他身后再按目录点收书籍，解送京城。罗氏认为这是切实可行的办法，因此回京后，立即禀报主管学部的荣庆，荣庆虽也同意，却以为无关紧要而搁置了下来。罗氏晚年在写《集蓼编》时，还回忆起此事，不胜惋惜地说：“今杨氏藏书历遭兵事多散佚，则当日所请不行，为可惜也。”
创设图书馆，只是他振兴国学设想的一个方面，学部成立之初，张之洞在两湖曾奏设古学堂，集议该案时，罗氏提出了设国学馆的提案，《集蓼编》中记述了他这一设想的主要内容：
各省宜设国学馆一所，内分三部，一图书馆，二博物馆，三研究所。因修学一事宜多读书，而考古则宜多见古器物，今关洛古物日出，咸入市舶，极宜购求，以供考究。至研究所，选国学有根底者，无论已仕未仕及举贡生监，任其入所研究，不限以经史、文学、考古门目，不拘年限，选海内耆宿为之长，以指导之，略如以前书院。诸生有著作，由馆长移送当省提学司，申督抚送部。果系学术精深，征部面试，其宿学久知名者，即不必招试，由部奏奖。
据今所见，明确提出将近代图书馆、博物馆纳入国学研究的机构，改进研究手段，这是最早一份资料。这样的国学馆，已有近代研究所的雏形，而与旧式书院有了根本的不同。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之洞调京，授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到部后曾就设古学堂事征求罗氏意见。罗氏认为国学浩博，而学堂年限短，同时还要传授其他科学知识，为弘扬民族文化，以设国学馆较易见成效。对这一观点张之洞深为赞同，表示要“当谋奏行”。罗氏又提出1903年颁布的在全国首次采用近代教育体制的《奏定学堂章程》，因是以日本学制为蓝本，有与中国国情不合者，应加增损。如大学文科设埃及古文而不设满、蒙、回、藏文是不妥的，埃及古文虽也是象形，却与汉字不同源，满、蒙、回、藏文则是中国本土的民族文字，也是为考古所必须的，所以文科应增设满、蒙、回、藏文。此外，经科应增历法，这也是读经书不可缺少的知识。张之洞表示支持，要他“加以补正，当奏具改”。罗氏一一照办，将补正意见加签呈送，主管官吏却认为不是急务而搁置下来，两年以后张之洞病故，国学馆等建议就不了了之了。仅1909年学部奏订《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建立了京师图书馆。
研究国学，首先须整理刊行史籍，1916年罗振玉为张石铭《适园丛书》作序，回顾了在学部时“议刊经苑”的设想，当时曾提出分六类刊经部之书：
一、群经。刊行今所见到的古代石经墨本、雕版、古写本残卷及宋刻本群经。
二、经注。刊行今所见到的诸经单疏及宋十行本之初印无补版者。
三、经说。取诸家说经之书，斟酌损益而刊之，即如今之集释。
四、训诂文物小学校勘。包括古说文字之书《尔雅》、《方言》、《广雅》、《释名》，还有礼乐、车服、宫室、天象、地形、名物图及校勘诸经之书。
五、目录。取诸史志所载经部书目、四库总目经部提要和存目，编辑海内藏书家书目，将诸经善本会为一编刊行。
六、传记。取历史上和当代通经诸家传志合刊之。
按此六类刊出经部之书，即可反映诸经较原始的面貌和最早的注疏，又汇集后来的研究成果，而通经诸家传记则可揭示各个时代研究成果的背景材料，这不仅对“保固有之国粹”有积极意义，更能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罗氏认为“如斯编辑，万卷可尽，刊刻之期，计以十年，剞劂之费，得好古有力者数人任之，更得通雅之事十人任编校之役，则兹事举矣”。编印这样大部头的丛书虽需相当的时间和财力，但不是不可能的。他说从汉代开始，将群经合刊，刻于石上，才有后来的十三经。佛经也是一样，最初各自为书，隋代僧人静琬开始“聚诸经论，勒石房山，至辽始尽，一藏其石”。今“房山之藏，绵历数代，宋藏四刊，卷且数万，释氏所能，吾人宁都不能，在有坚贞不移之志尔”。他相信，在古人能做到的，今人更能做到，而且能在更高的水平上整理和保存中华文化遗产。然而20世纪初，正是中国革命风起云涌之时，清王朝的腐败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必然影响到文化事业的发展，系统整理出版大部头的经学丛书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罗氏像办《农学报》、《教育世界》那样，创办了《国学丛刊》。
罗氏先草拟序言，征求王国维意见，王氏为添“老成未谢，睹白首之伏生；来者方多，识青睛之徐监”两句。又送端方，端方回信表示支持，说：“今承学之士新学半袭皮毛，而旧学已归荒落，国学杂志之作，将以商旧学而迪新知，此举良不可缓。”此信写于庚戌（1910年）重阳次日。就在这一年，罗氏开始编辑《国学丛刊》，年底曾将编好的前三编送沈曾植处征求意见，沈氏答书称：“大著三编，尽一日夜之力竞读之。地学精确，石史甄核，固已轶驾前贤，而殷篆一编，绝学创通，遂令吾国小学家言忽腾异彩……《国学丛刊》，鄙人极表同情。要当以世界眼光扩张我至美、至深、至完善、至圆明之国粹，不独保存而已。而亦不仅仅发抒怀古思旧之情抱，且不可与《国粹学报》重复。公果有意于斯，鄙固愿隶编摩之末也。”得端方、沈曾植等学者的支持，《国学丛刊》于辛亥（1911年）春开始刊出。
罗振玉在《国学丛刊序》中，首先对当时流行的“稽古之事今难于昔”以及“书不能救衰，古先学术必归淘汰”的观点提出异议，说随着文化和传播手段的进步，大批古文化遗迹、遗物的出土，研究古史今易于古。就传世文献而言，除经典的经史著作外，还有“诸子之学说，百家之撰论，文字之训诂，名物之考证，挹其精华，故光焰之常在，存其糟粕，亦史氏所取资”。至于求其义，语其方法，对以后也是有其意义的。编辑出版《国学丛刊》，计划一年出六期，内容包括经、史、小学、地理、文学、目录、杂识，“将以续前修之往绪，助学海以涓流”。《国学丛刊》在京师出版了三期，收录了《殷虚书契前编》初版本的前三卷，后来由于辛亥革命爆发、罗氏携家东渡日本而停刊。
到日本后的第三年癸丑（1913年）五月，上海友人建议续出《国学丛刊》，罗氏遂筹备复刊，并将编校之事委以王国维，每月馈俸两百元，以助其生计。1914年正式复刊，五月王国维代作的《国学丛刊》复刊序中，重申振兴国学主旨“欲标艺林以寸草，助学海以涓流，乃因同契之求，重续春明之梦，尽发敝箧，聿求友声，聊供研悦之新知，并刊散亡之故籍，先民有作，同惊风雨之晨，来者方多，终冀昌明之日”。复刊的《国学丛刊》新旧著杂采，王国维在日本撰写的国学论文，大都刊于其上。一年半以后，王国维应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董事英国人哈同之邀，任其主办的学术丛编的主编，于丙辰（1916年）正月返国。此后，罗氏独力编校，继续编次平生所欲刊布之古籍，并著录所见所得古器物墨本，次第刊行，分别成书。1915年，将刊于《国学丛刊》上的大部分著作收入《雪堂丛刻》。
《雪堂丛刻》共五十二种、一百一十七卷。其中不少旧著是收集到的稿本，如《西夏姓氏录》为张澍撰，伯希和得于关中作者故家，携至法国前，罗氏在京得见此稿，亲手移录并做跋语，为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线索，特记作者述此稿附于《辽金元姓氏录》之后，而《辽金元姓氏录》亦落法京。《洛阳石刻录》署常茂徕撰，常氏收藏不少石刻墨本，欲以续《中州金石考》，其后人售予厂估，捆载至京，为罗氏所得，罗氏见其署名《续中州金石考》，但墨本缺佚很多，“兹姑就完全可写定者，录为《洛阳石刻录》”，甲寅（1914年）为之作跋，一并收入《国学丛刊》。此外王绍兰《读书杂记》、《列女传补注正》，翁大年《陶斋金石文字跋尾》，钮树玉《匪石先生文集》等十余种，都是据一些稿本刊行的，有的罗氏还进行了整理。还有一些虽非首次面世，但传本甚少，如施国祁撰《吉贝居杂记》，罗氏于跋语中写道：“北研先生熟精金源史事，所著书先后均已刊行，惟此杂记十余条，刊于乌程范氏《花笑庼杂笔》中，杂笔传本甚罕，因命儿子福苌录出别刊之。”新著多为有关国学研究成果，如藤田丰八校注《岛夷志略校注》，王国维《洛浩笺》、《生霸死霸考》、《三代地理小记》，还有他自己撰写的《三国志证闻校勘记》、《高昌氏年表》、《瓜沙曹氏年表》等，《五十日梦痕录》也刊于《雪堂丛刻》之中。
罗振玉一贯主张弘扬国学不仅要继承传统深入研究，而且要和古籍的搜集、传布、古器物的研究联系在一起，还要沟通信息，进行学术交流和研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各国竞相研究东方学术，法国大学公推罗氏为东方通讯员。东方文化在西方引起重视，更使罗氏产生振兴国学的紧迫感，于是联合南北同道，创建东方学会，学会拟设四部：
一、印刷局，以传布古籍；
二、图书馆，以收集古籍；
三、博物馆，以搜集古器；
四、通信部，与国内外学者通音问，相切磋。
先从印刷局开始，当1920年罗氏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时，柯劭忞与罗氏议筹办京旗冬赈，后来扩大办京旗生计维持会，在天津办博爱工厂，附设的印刷科，即充任东方学会印刷局。后义金尽，则由罗氏个人筹资以供厂用。1924年，编辑出版《东方学会丛书》初集三十种，计四十九卷。晚年罗氏在《集蓼编》中感慨地说，所谓学会者，仅留此爪痕，其二、三两事，则以经费浩繁，不愿向人集资乃无从进行。
在1923年，罗氏还曾为建立皇室博物馆、图书馆作过一次努力。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废除帝制，建立民国，但当时在紫禁城内，溥仪仍维持小朝廷的铺排，出售宫内所藏历代珍宝、文物，以维持其用度，其中暗中偷盗之事就更难避免了。后，民国方面曾以退职总长张国淦名义提出，将民国从前借陈三殿之物及宫中所藏关涉文化之物出让民国，作价一千万元。溥仪内务府诸人与之商议，议而未决。罗氏闻讯与同人筹商，借升允名义致书溥仪的两位师傅陈宝琛、朱益藩，提出五条理由表示反对，其中例举“朝鲜为日本吞并，尚许李王举世守之物，建李王博物馆，今变计收买，于义何居？”罗氏在《集蓼编》中回忆说：当时想，为防流失，“不如由皇室自立图书馆、博物馆，但虑首都频年兵事不已，即建立亦难免咸阳一炬，不如立之使馆界内”。因而向德国友人、当时德使馆顾问卫礼贤咨询，卫“闻之欣然，转谋之德使，德使与荷使甚契，复商之荷使，皆极端赞许，为予言：奥国自大战后未派使臣，以后且无派使臣之日。其馆地甚大，由荷使代管，现方闲旷，若皇室定计，即由荷使致电商奥国，借为两馆筹备处，奥必允诺。至以后建造两馆，德使愿将彼国在京兵房操场捐为馆地。皇室若无建筑费与维持费，当由使团在各国招募，不难集事。嘱予以此陈皇室”。罗氏据情作函请陈、朱二傅与内务府大臣代陈，一直没有下文，却流传出流言，说罗氏欲借此谋盗窃，罗氏“知阻力甚深，乃谢卫君”。建皇室图书馆、博物馆的设想流产了。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在被驱逐出宫前，溥仪已将大批文物珍宝转移，其中一千五百余件文物字画就是以赏赐溥杰的名义转移出去的。其下属大臣也曾弄出十几箱东西到日本使馆，罗氏对此也曾极力反对但无济于事。积聚数百年的宫廷文物宝藏，再一次大规模地流散已在所难免了。
德、荷、奥等国积极支持在使馆区建立皇家图书馆、博物馆当然为各自利益考虑，散布流言者亦有其各自的目的。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仍然重复流言，说罗氏反对将宫中财宝文物送到日本使馆，是为了“把宫里的东西弄到他可以支配的地方”，这是毫无根据的。回顾罗氏一生学术活动，办图书馆、博物馆是他一贯主张，并曾为之奔走呼吁，《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一文也表明他将此作为既保存国粹又与世界文明进步相沟通的举措。所以尽管今天看在使馆区办皇家二馆的考虑有欠妥当，但公开筹建二馆与将宫中财宝文物偷运到日本使馆，是不可相提并论的。而且溥仪为这种猜度提供的证据只有“在清点字画中，那些股肱之臣，特别罗振玉也遭到物议……东西越点越少，而且给遗老们增辟了各种生财之道。罗振玉的《散氏盘》、《毛公鼎》古铜器拓本，佟济煦的珂珞版《宫中藏画集》都卖了大价钱”。罗继祖在《庭闻忆略》中，评论“这些话，无的放矢，多非事实。东西越点越少拿不出凭证来，溥仪把它归到南书房翰林身上，未免冤屈”。确实如此，毛公鼎和散氏盘是两件西周晚期的铜器，因铸有长篇铭文（分别为四百九十七和三百五十七个字）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史料，罗振玉曾先后辑印、传布，但均与他入宫“清点字画”毫不相干。关于这两件铜器拓本的由来，罗氏在题跋中写得很清楚，收入《贞松老人外集》卷二。如下：
《毛公鼎初版本跋》：“毛公鼎为三代古金之冠，顾拓本极不易致。予曩在南中既得陈氏精拓本，去岁来都下，复得此本，乃秦中初出土时所拓，虽毡墨不如陈氏之精，而神采有转胜处，爰装成册子与陈本并存之。丁未冬。”
《又影印陈氏拓本跋》：“毛公鼎，吴愙斋中丞有石印本，然颇漫漶不可辨，予即得陈氏精拓本，乃选工精印……丁未冬。”
《散氏盘跋》：“此盘往岁由内库搜出，少府诸臣不能定真赝，邀振玉审定，番禺商承祚实侍行并拓墨，故与拓本之赐……戊辰冬。”
丁未年为1907年，是在罗氏入京供职学部之初，所以他获得和刊印毛公鼎拓本时溥仪尚未登基。据《永丰乡人行年录》记载，罗氏鉴定散氏盘是在甲子（1924年）三月，由郑孝胥题黄葆戊所藏散氏盘拓本，知该器于二月出于内库，“皆以为赝，孝胥视之，真也，命周康元拓以进”。溥仪看到拓本后，三月再邀罗氏进一步审定。后来直到八月，溥仪才“由于升允的推荐，也由于他（罗氏）考古学的名气，我（溥仪）接受了陈宝琛建议，留作南书房行走，请他参加了对宫中古彝器的鉴定”。可证溥仪“赐”散氏盘拓本，是在八月罗氏被召直参与“清点字画”之前。至十月，冯玉祥逼宫，此后再无清点鉴定之事。而戊辰（1928年）罗氏始作《散氏盘跋》，可见拓本仍在手，所以并不存在清点文物时出卖宫中铜器拓本之事。而且铜器拓本只为专业学者所珍视，不可能成为“卖大价钱”的“生财之道”，世人只要略翻阅一下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容庚等人的往来书札，就可以知道当时一代学人对这些文物资料的态度，并不同于某些庸人的想象。1921年，罗氏借山东潍县大收藏家陈介祺小盂鼎铭拓本，影印百部行世。此器已于太平天国时亡佚，铭文三百余字，涉及古史古礼，而且所传拓本仅此一份，文物价值决不下于毛公鼎。1922年，容庚以著《金文编》请见罗振玉，罗氏拿出所藏墨本，助其辑补；1930年，容庚为收集编《秦汉金文录》的资料访罗氏于旅顺，罗氏再以十数巨册拓本借他使用。1931年，郭沫若在日本编辑《两周金文辞大系》，其中不少重要资料都是容庚给他提供的，包括上述小盂鼎原拓影印本和自己珍藏的一批精拓本，都曾寄到海东，借给郭沫若。有一件五十余字的宅簋精拓，虽然郭沫若在信中一再申明“决当慎重，万无一失，请释虑”，但还是丢失了。后来通过东京文求堂主人，从该器藏主罗振玉处求得一张精拓奉偿容庚，以后仍继续借阅其他拓本。类似的例子在当时学人的记载中不胜枚举，学者们对珍贵的铜器拓本的态度于此可见一斑。就是拓本的辑印流传，虽与当时佟济煦影印宫中书画珍品行销，但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此二器铭是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资料，经济效益不能与艺术类相比，无论古今中外都难成生财之道，更不要说在民生凋敝、文化落后的旧中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