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雪堂与两部最早的甲骨学著作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一种人们从未见过的文字--甲骨文被发现。这一发现应归功于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他在古董商求售的骨头上辨认出文字，并断定其字“在篆籀之前”，故“畀以重金，嘱令悉数购归”。从此甲骨成为士大夫争相收藏的古物。翌年（1900年）王懿荣死于国难，1902年其子翰甫为“清公夙债”，将“千余片”甲骨转售刘铁云，刘氏又从他处“收得三千余片”。次年一起携至江南。1903年，第一部甲骨著录书《铁云藏龟》问世了，这部书引起了经学大师孙诒让（仲容）很大兴趣，他写道“不意衰年睹兹奇迹，爱玩不已，辄穷两月力校读之，以前后复者参互采绎，乃略通其文字”。遂于1904年撰《契文举例》二卷，这是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铁云藏龟》和《契文举例》是两部最早的甲骨学著作，预示了一门新学科的诞生，而这两部著作的面世，都与雪堂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资料表明《铁云藏龟》是罗氏手拓编次，劝说刘氏付印的。如罗氏曾多次回忆道：
光绪己亥，予闻河南之洹阳发现古龟甲兽骨，其上皆有刻辞，为福山王文敏公所得，恨不得遽见也。……文敏殉国难，所藏悉归丹徒刘氏，又翌年传至江南，予一见诧为奇宝，怂恿刘君亟拓墨，为选千纸付影印。
光绪二十五年，岁在己亥，实为洹阳出龟之年，予时春秋三十有四，越岁辛丑，始于丹徒刘君许见墨本。作而叹曰：此刻辞中文字与传世古文或异，故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杨、许诸儒所不得见者也，今幸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当我之生，则所以谋流传而攸远之者，我之责也。夫于是尽墨刘氏所藏千余，为编印之。
予之知有贞卜文字也，实因亡友刘君铁云，铁云所藏予既为编辑为《铁云藏龟》逾十年，予始考订其文字……
都明确地记述了编辑过程。与罗氏有过交往的董作宾、王国维、容庚以及撰写了《殷虚卜辞综述》的陈梦家，都认为《铁云藏龟》的印行，罗氏实助其成。
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尤其在《殷虚书契考释》为王氏所作之说盛行时，有人提出《铁云藏龟》的拓印与罗氏无关，就是《殷虚书契》也非全出罗氏之手。对此近年也有研究者进行过仔细的辨证，如冯涛《罗振玉与甲骨学》一文，例举罗氏从青年时代开始，每每“手施毡墨”拓古碑墓志及甲骨的事实，及在一些著述中，屡屡表示出对甲骨“文字易灭”的珍惜之情，论述罗氏“拓艺自是很高”，“精心手拓也是理所当然”。并认为：
从《铁云藏龟》到《殷虚书契（前编）》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前者印拓模糊不清，而后者采用珂珞版精拓本影印，他的精确性远胜于前者的石印本。两书相隔九年，若非罗氏亲自参加过前者的拓印工作，有了相当的经验，要取得这样大的进步是难以想象的。
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实际上罗氏一生中，编书刊布，大量事务性工作亲自动手之事屡见不鲜。1918年即《铁云藏龟》问世十五年后，在日本京都与罗氏朝夕共处的王国维，在《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中谈到罗氏刊书的工作作风说：“自编次、校写、选工、监役，下至装潢之款式、纸墨之料量，诸凌杂烦辱之事，为古学人所不屑为者，而先生亲之，举力之所及，而惟传古之是。”这时罗氏已是五十三岁的知名学者了，那么在此十五年前，初次见到“诧为奇宝”的甲骨，促使刘铁云刊布时，手拓编次就更不足为奇了。
《契文举例》的出版在1917年，罗氏将其作为《吉石庵丛书》的一种刊行，距作者孙诒让谢世已近十年了，1927年又重印为上海蟫隐庐石印本。孙诒让是较有系统认识甲骨文字并写成著作的第一位学者，对于开拓甲骨文字园地有披荆斩棘之功。但是也正因为它是第一部释字的书，而所据资料仅为《铁云藏龟》著录的一千零五十一片甲骨，所以有很大的局限性。除了那些“比较容易认识的，凡是对《说文》和金文都比较熟悉的学者，大概都能辨识出来”的字以外，错释的相当多，“许多完整的卜辞不能通读，故在此基础上所论述的殷代制度，也是难以成立的”。
孙诒让1904年完成《契文举例》后，曾以手稿寄罗氏，当时罗氏虽曾为《铁云藏龟》作序，但尚未对甲骨文进行系统的研究考释，不过这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书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惜未能洞析奥隐”。“仲容固深于《仓》《雅》《周官》之学者，然其札记（指《契文举例》）未能阐发宏旨。”1910年罗氏开始甲骨文的研究，1914年始系统进行了甲骨文字考释，在亲身体验了释字的拓荒之艰后，对孙氏之书的态度有了改变。1916年王国维在上海获得《契文举例》稿本寄给罗氏，说“想公知此稿尚存，当为欣喜”。反映罗氏曾与王国维谈过《契文举例》，并为其未能刊行表示过遗憾，也说明罗氏在作《考释》时，手中并无孙氏稿本。在接到王氏邮至的稿本后，罗氏于《丙辰日记》中写道：“粗读一过，得者十一，而失者十九，盖此事之难非徵君之疏也。”王国维也有类似的评价，认为孙氏之书“仅据《铁云藏龟》为之，故其说不无武断”，但是“筚路推轮，不得不推此矣！”所不同的是，王国维认为“此书数近百页，印费即不少，而其书却无可采，不如《古籀拾遗》远甚，即欲采其佳者，亦无从下手。……考殷人制度亦绝无条理，又多因误释之字立说，遂觉全无是处”。打消了编入《学术丛编》印行的初衷，而罗氏却于次年将该手稿全文出版了。
有人对罗氏印行《契文举例》的动机作种种见仁见智的推测，实际上罗氏一生刊印流传前人手稿之事是不少的。早在1888年罗氏二十三岁得山阳阮葵生《风雅蒙求》稿本，授人印行即为“谋传前人遗著之始”，1897年刻行无名氏撰《黔蜀种鸦片法》，1915年刻行吴大澂《续百家姓印谱》稿，1918年刻行王昶未了之作《金石萃编未刊稿》等等。在刊行《契文举例》前后，更多次刊行前人遗著，而且该书尽管错误较多，但作为开山之作，对于研究甲骨学史是有重要意义的。联系罗氏在《殷商贞卜文字考》序中回顾“亡友孙仲容徵君（诒让）”“以手稿见寄”的往事，叹惜“仲容墓已宿草，不及相与讨论为憾事也”。联系罗氏1915年编刊《铁云藏龟之余》纪念刘铁云流传之功，“以旌君之绩，以慰君于九泉”，使刘君“借二书留姓名于人间”。联系罗氏这些言行，他刊行《契文举例》的目的是很明确的了。
有资料表明《铁云藏龟》是罗氏手拓编次，劝说刘氏付印的。如罗氏曾多次回忆道：
光绪己亥，予闻河南之洹阳发现古龟甲兽骨，其上皆有刻辞，为福山王文敏公所得，恨不得遽见也。……文敏殉国难，所藏悉归丹徒刘氏，又翌年传至江南，予一见诧为奇宝，怂恿刘君亟拓墨，为选千纸付影印。
光绪二十五年，岁在己亥，实为洹阳出龟之年，予时春秋三十有四，越岁辛丑，始于丹徒刘君许见墨本。作而叹曰：此刻辞中文字与传世古文或异，故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杨、许诸儒所不得见者也，今幸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当我之生，则所以谋流传而攸远之者，我之责也。夫于是尽墨刘氏所藏千余，为编印之。
予之知有贞卜文字也，实因亡友刘君铁云，铁云所藏予既为编辑为《铁云藏龟》逾十年，予始考订其文字……
都明确地记述了编辑过程。与罗氏有过交往的董作宾、王国维、容庚以及撰写了《殷虚卜辞综述》的陈梦家，都认为《铁云藏龟》的印行，罗氏实助其成。
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尤其在《殷虚书契考释》为王氏所作之说盛行时，有人提出《铁云藏龟》的拓印与罗氏无关，就是《殷虚书契》也非全出罗氏之手。对此近年也有研究者进行过仔细的辨证，如冯涛《罗振玉与甲骨学》一文，例举罗氏从青年时代开始，每每“手施毡墨”拓古碑墓志及甲骨的事实，及在一些著述中，屡屡表示出对甲骨“文字易灭”的珍惜之情，论述罗氏“拓艺自是很高”，“精心手拓也是理所当然”。并认为：
从《铁云藏龟》到《殷虚书契（前编）》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前者印拓模糊不清，而后者采用珂珞版精拓本影印，他的精确性远胜于前者的石印本。两书相隔九年，若非罗氏亲自参加过前者的拓印工作，有了相当的经验，要取得这样大的进步是难以想象的。
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实际上罗氏一生中，编书刊布，大量事务性工作亲自动手之事屡见不鲜。1918年即《铁云藏龟》问世十五年后，在日本京都与罗氏朝夕共处的王国维，在《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中谈到罗氏刊书的工作作风说：“自编次、校写、选工、监役，下至装潢之款式、纸墨之料量，诸凌杂烦辱之事，为古学人所不屑为者，而先生亲之，举力之所及，而惟传古之是。”这时罗氏已是五十三岁的知名学者了，那么在此十五年前，初次见到“诧为奇宝”的甲骨，促使刘铁云刊布时，手拓编次就更不足为奇了。
《契文举例》的出版在1917年，罗氏将其作为《吉石庵丛书》的一种刊行，距作者孙诒让谢世已近十年了，1927年又重印为上海蟫隐庐石印本。孙诒让是较有系统认识甲骨文字并写成著作的第一位学者，对于开拓甲骨文字园地有披荆斩棘之功。但是也正因为它是第一部释字的书，而所据资料仅为《铁云藏龟》著录的一千零五十一片甲骨，所以有很大的局限性。除了那些“比较容易认识的，凡是对《说文》和金文都比较熟悉的学者，大概都能辨识出来”的字以外，错释的相当多，“许多完整的卜辞不能通读，故在此基础上所论述的殷代制度，也是难以成立的”。
孙诒让1904年完成《契文举例》后，曾以手稿寄罗氏，当时罗氏虽曾为《铁云藏龟》作序，但尚未对甲骨文进行系统的研究考释，不过这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书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惜未能洞析奥隐”。“仲容固深于《仓》《雅》《周官》之学者，然其札记（指《契文举例》）未能阐发宏旨。”1910年罗氏开始甲骨文的研究，1914年始系统进行了甲骨文字考释，在亲身体验了释字的拓荒之艰后，对孙氏之书的态度有了改变。1916年王国维在上海获得《契文举例》稿本寄给罗氏，说“想公知此稿尚存，当为欣喜”。反映罗氏曾与王国维谈过《契文举例》，并为其未能刊行表示过遗憾，也说明罗氏在作《考释》时，手中并无孙氏稿本。在接到王氏邮至的稿本后，罗氏于《丙辰日记》中写道：“粗读一过，得者十一，而失者十九，盖此事之难非徵君之疏也。”王国维也有类似的评价，认为孙氏之书“仅据《铁云藏龟》为之，故其说不无武断”，但是“筚路推轮，不得不推此矣！”所不同的是，王国维认为“此书数近百页，印费即不少，而其书却无可采，不如《古籀拾遗》远甚，即欲采其佳者，亦无从下手。……考殷人制度亦绝无条理，又多因误释之字立说，遂觉全无是处”。打消了编入《学术丛编》印行的初衷，而罗氏却于次年将该手稿全文出版了。
有人对罗氏印行《契文举例》的动机作种种见仁见智的推测，实际上罗氏一生刊印流传前人手稿之事是不少的。早在1888年罗氏二十三岁得山阳阮葵生《风雅蒙求》稿本，授人印行即为“谋传前人遗著之始”，1897年刻行无名氏撰《黔蜀种鸦片法》，1915年刻行吴大澂《续百家姓印谱》稿，1918年刻行王昶未了之作《金石萃编未刊稿》等等。在刊行《契文举例》前后，更多次刊行前人遗著，而且该书尽管错误较多，但作为开山之作，对于研究甲骨学史是有重要意义的。联系罗氏在《殷商贞卜文字考》序中回顾“亡友孙仲容徵君（诒让）”“以手稿见寄”的往事，叹惜“仲容墓已宿草，不及相与讨论为憾事也”。联系罗氏1915年编刊《铁云藏龟之余》纪念刘铁云流传之功，“以旌君之绩，以慰君于九泉”，使刘君“借二书留姓名于人间”。联系罗氏这些言行，他刊行《契文举例》的目的是很明确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