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的公案
《殷虚书契考释》是罗振玉所作，这在甲骨学界本来是没有疑义的，但到20世纪40年代罗、王均已谢世后，却发生了著作权的“公案”。有人说该书原是王国维所作，罗氏拿来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剽窃了他人成果，一时沸沸扬扬，几乎成了定论。
据今所知，先是王门弟子周传儒、何士骥等，提出《殷虚书契考释》一书，“题名虽为罗氏撰，实则王氏亦与有力焉”，“此书规模体例大致均出于王手”。到1945年，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在《殷历谱序》中将上述说法的怀疑口气去掉，肯定地写道：“殷墟文字考释》（按：即《殷虚书契考释》之误）……题罗振玉撰，实为王氏之作，罗以五百元酬之。”作为一位有名望、有地位的学者，他的话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在社会上不胫而走。四五十年代之际，一位有影响的学术权威，引述了这种说法，并提出论据，说这样有条理合乎科学律令的书，必出王氏之手，罗氏只写过《殷商贞卜文字考》，而此书毫无条贯。仅隔五年，罗氏写不出《考释》来，它是花了三百元买了王氏著作权及作者名誉。并说“这本是学界周知的秘密”。后来一本行销甚广的非学术著作，即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更言之凿凿地重复了此说，一个无稽之谈似乎变得确有其事了，以至五十年代以后的甲骨学家也多以为《殷虚书契考释》一书的作者是存疑的问题。在甲骨的出土地，介绍甲骨学形成发展的陈列室中，则略去了草创阶段的这部奠基之作，回避了这个问题。
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说法，认为此说毫无根据。1948年初，金祖同编辑的《龟卜》跋中谈到上述流言时说“闻之吴兴徐圣（罗继祖按：应为森）翁，谓王氏为罗氏捉刀，为一极不可能之事，以文字议，罗亦胜于王也，圣（森）翁与雪堂论交数十年，此言当非虚耳”。1955年《殷历谱》的作者“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在总结甲骨学50年的发展时说，傅斯年“为了王国维替他（罗振玉）抄写《殷虚书契考释》”，在《殷历谱》序中说的那些话，实在“冤枉了他”。1956年，陈梦家在撰写《殷虚卜辞综述》时，研究了包括《殷虚书契考释》手稿在内的有关著作和出版物，探讨了罗王等人对甲骨文的研究过程，提出《殷虚书契考释》原稿本都是罗氏写的，校以初版本，王氏抄录过程中对行文字句有小小的更易，内容没有增删。罗氏对于文字的考释，先后往往更易补充其说，《殷虚书契考释》实际上是脱胎于《殷商贞卜文字考》。其中所论，有些观点与王氏大相违背，故不可能是王氏之作。近几十年来，出现了更多实事求是的研究成果。1980年罗继祖撰写的《永丰乡人行年录》内部发行，后在台湾公开出版。1981年张舜徽作《王国维与罗振玉在学术研究上的关系》列举大量事实，论证了《殷虚书契考释》究竟出于谁手的问题。他说，溥仪虽读过“四书”、“五经”，却不知“学问”为何物，对罗王功力所至，更一窍不通，因而不值一驳。王氏为罗氏《殷虚书契考释》手写付印，自比张力臣为顾炎武写《音学五书》，本是儒林雅事，近世也有钱玄同为章太炎手写《小学答问》，原无足怪，不料有人提出怀疑说该书“出王氏之手，或者是两人合作，而不愿罗氏独居其名”。“我早年留心他的著述……得以尽观其书”，“深感他的学问根底深厚，业务的修养在他青年时代已经成熟了”。《殷虚书契考释》“一书能成于他手，这是极其自然的事”。1984年，继“甲骨四堂”之后的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专门写了《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的写作问题》，对该书的初版本和增订本引用的王氏之说进行了统计，并指出他看到的《殷虚书契待问编》雪堂补注本，书眉上亲笔批注的字中，有二十处“特别注明了系‘王释’或‘王说’或单标明一个‘王’字”，这些意见都是摘自私人来往书札，而在“这样一本没有整理成书的草本笔记，罗氏都一一标明这些字是王氏所释，而不肯掠人之美，这很可以看出他的高尚学风”。那么《殷虚书契考释》能否是侵吞王氏的成果呢？也可不言而喻了。
确实是这样，剽窃说最早以肯定的口气见诸文字时，书名的六个字就错了两个，其作者为史学家，不曾进行过甲骨文研究，写序时显然没有读过他所提及的这部著作，仅据道听途说下了断语。后来的人若认真读了有关著作，而且没有偏见的话，也就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迷惘。至于《殷虚书契考释》与《殷商贞卜文字考》的关系，决非“毫无条贯”而是相反，陈梦家列举了很多第一手资料进行了证明。从上一节所述从《殷商贞卜文字考》到《殷虚书契考释》的写作过程也反映了这一点。特别是罗氏曾认为，随着《殷虚书契考释》增订本的面世，《殷商贞卜文字考》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再有存在的价值了，更可证这两部书的关系。
《殷虚书契考释》全出于罗氏手笔，有他的手稿为证。笔者曾有幸见到这份手稿，封面题《殷虚书契考释原稿》八字，其下钤有“康生”的印章，是“文革”中加盖的，该稿今又归还陈梦家遗属。原稿中约有二十处贴有罗氏致王氏的便笺，写有请补入某条，称“观堂先生文席”，下署“弟雪堂”，与全稿同属罗氏笔迹。不仅如此，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了罗氏在《殷虚书契考释》序中的一段关于考释文字过程非常真切生动的记述，序中说：
或一日而辨数文，或数夕而通半义，譬如冥行长夜，乍睹晨曦，既得微行，又蹈荆棘，积思若痗，雷霆不闻，操觚在手，寝馈或废。以兹下学之资，勉几上达之业，而既竭吾才，时亦弋获，意或天启其衷，初非吾力能至。但探赜索隐，疑蕴尚多，覆篑为山，前修莫竟，继是有作，不敢告劳，有生之年，期毕此志，订讹补阙，俟诸后贤，它山攻错，崎予望之。
对于后来人殷切的企盼，是因为自己曾为这一事业投入了整个身心，而这种废寝忘食的探索，有过山穷水尽，也有过柳暗花明的体会，没有亲历过“发奋键户四十余日”是写不出来的。表达了同样情感的还有罗氏1915年初写的《撰〈殷虚书契考释〉成漫题》两首：
海溢桑枯灵骨见，鳞来凤去我生非；射生畴复贞牢礼，去国依然梦画衣。
并世考文谁史许，当年抱器感箕微；摩挲法器穷钻仰，学易曾闻屡绝书。
第一首中的“贞牢”，常见于卜辞中，是卜问是否用一对牛献祭，有时还作贞若干牢，问要用多少对牛或羊作祭品。“画衣”指的也是甲骨文，衣是一个象形字，像画一襟衽左右掩覆的衣衫之形。反映了罗氏在撰写《考释》过程中，是以孔子学易韦编三绝为榜样，摩挲甲骨深入钻研，梦中想到的都是甲骨文。
而与此同时，同在海东的王国维尚未涉及甲骨文研究。据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所记，王氏在1914至1915年初的学术活动为：
春，继续与罗氏合撰《流沙坠简》。正月，粗具梗概；二月，草成《屯戍丛残考释》，次第校录，至五月写定。
六至九月，作《国朝金文著录表》六卷，作序称“自甲寅孟夏讫于仲秋，径涉五月乃始毕事”。又作《国学丛刊》序。
十月，为罗氏《历代符牌图录》、《蒿里遗珍》、《四朝钞币图录》等书抄录序目考释，以备上版付印。
岁末，阅读、抄录罗氏《殷虚书契考释》并作序和后序。
显然在这一年中，王氏是不可能再挤出时间去作《殷虚书契考释》的。而且如果说1910年已撰写了《殷商贞卜文字考》的罗振玉都写不出《殷虚书契考释》的话，至1913年才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王国维，又怎能写得出该书呢？其实王氏与《殷虚书契考释》一书的关系，在他本人所写的序中说得很明确。据《观堂集林》丁卯（1927年）秋月版，王氏序有两篇，第一篇是读了《殷虚书契考释》以后写的，开篇为：
商遗先生《殷虚书契考释》成，余读而叹曰：自三代以来言古文者，未尝有是书也！
第二篇后序是写于抄录《殷虚书契考释》之后，开篇为：
余为商遗先生书《殷虚书契考释》竟，作而叹曰：此三百年来小学之一结束也！
两篇序从字数看略同，而内容却有很大不同。前序历数孔壁的古文《尚书》、汲冢《竹书纪年》与殷墟甲骨发现的意义，甲骨卜辞的主要内容，罗氏搜集、流传、考释的过程，提到“余受而读之，观其学足以指实识，足以洞微发”。内容涉及广，而皆泛泛。后序则集中叙述了“三百年来小学盛衰”，讲到甲骨文的研究考释对小学的意义，并感叹说：“我朝三百年之小学，开之者顾先生，而成之者先生也！”并把自己为付印而抄录《殷虚书契考释》与张力臣为顾炎武写《音学五书》相提并论，说“作书拙劣何敢方力臣，而先生之书足以弥缝旧阙津逮来学者，固不在顾书下也”。这篇后序发表于《殷虚书契考释》一书的初印本，仅开头“此三百年来小学之一结束也”改为第一序的“三代以来言古文者，未尝有是书也”，当为王氏手录时所改，也证明确有第一篇序，而增订本的王序，则与《观堂集林》所录相同。但由于《观堂集林》1959年版“删去了其中的诗词、杂文二卷”，即第二十三卷缀林一、第二十四卷诗词，其中包括《补家谱忠壮公传》、《罗君楚传》等三篇传记，《国学丛刊序》、《殷虚书契考释序》和《后序》、《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随庵吉金图序》、《库书楼记》等十五篇序、记。这也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甲骨学者熟知王国维的学术贡献，而对罗振玉缺乏了解的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将王氏的两篇序进行比较，可知是在抄录《殷虚书契考释》后，王氏始对甲骨文发生兴趣，因而次年便从沈曾植学古音韵学，这正反映了后序所说“比草此书，又承写官之乏，颇得窥知大体”。
与王氏后序可相印证的也有一首诗，1916年，罗氏为淮安家事烦恼，引起胃疾发作，十二月二十九日王氏致书劝慰，说：
前年《殷虚书契考释》成时，前印公写照，维本拟题诗四首，仅成一首，故未题。其诗云“不关意气尚青春，风雨相见各怆神；南沈北柯俱老病，先生华发鬓边新”。……公之事业尚未及半，切勿以小事介于怀抱而使身体受其影响，此非维一人之私望也。
从这封私人信函中表露的感情恳切真挚，可见后序确为王氏肺腑之言，而不是溢美之辞。
王氏不是《殷虚书契考释》的作者，还因为作为一个学者，他有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对于《殷虚书契考释》的观点并不完全赞同。如罗氏考释都邑一章，引用今本《竹书纪年》，而此书王氏恰认为毫无学术价值，明确说过“无用无征，此书废可”。同一年即1917年，王氏编撰《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他的释文并没有全用《殷虚书契考释》的意见，有的字在罗释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也有的另作新释。1925年所作《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对《殷虚书契考释》虽有充分的肯定，指出“十之七八确凿可信”，但也指出“间亦有附会”。换言之，他对该书所释之字亦有十之二三表示存疑。把《殷虚书契考释》一书著作权强加给王氏，就是让他为自己所不同意的观点负责，那是不公平的。
虽然罗王之间还有很多文字往来提到《殷虚书契考释》，但不用更多举例，仅以上事实已经可以说明其著作权是不容置疑的。无论说罗氏以五百元（或三百元）买了王氏手稿的署名权，还是王氏为报答知遇之恩把自己的手稿送给了罗氏，因种种流言而受到损害的不仅是罗氏，更有王氏。试问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的手稿卖给（或送给）他人，却又借自己手稿对冒名者大加推崇，如前引王氏之言，那么人们将如何评论他的人格呢？怕还要在剽窃者之下，至少同样不是正派学者所为。而这也决不是王氏的为人。曾有人评论罗氏“于学术贡献既巨，故声名籍甚，誉之者固多，毁之者亦不少。盖盛名之下，必招妒者，世情然也”。因而有人“尝谓先生之著述大率均出于王氏之手，实不可信也”。传播流言者或出于对王氏的崇敬，却不想违背实事求是的学风，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
由王氏弟子最早提出的《殷虚书契考释》为罗王合作说，近年也有重提，说该书采用王氏之说颇多，王氏又加校写，因此该书应称罗王二人合著。执此说者可能也没仔细阅读过这本书。如前所述，“甲骨四堂”之一的王氏主要贡献在于“继以考史”，陈梦家通过对甲骨学史的研究，在《殷虚卜辞综述》中指出，王氏“很少为诠释文字而诠释”，真正释字仅十余个，“他在讲《说文》时而作的试释，以及《类编》所引他笺注在罗氏《考释》上的那些字，不少是悬空设想而不甚确凿的推测”。今就《殷虚书契考释》一书所见罗氏引“王氏国维曰”的情况而言确实如此。
在《殷虚书契考释》的初版本引王氏之说的有西、王、风、裘、翌等字，增订本增加了唐、土、季、王亥、王恒、上甲、旬、邦、右、置等，总计不超过二十条，在全书释字的比例不足百分之四。实际上书中还有更多的“许书曰”、“段先生曰”，学术著作原本应吸收一切已有成果的精华，这才能使它站在前人的肩头，有所发明，有所前进，显然不能据征引而判定为合作成果。若具体考察《殷虚书契考释》所引王氏之说具体内容，还会发现王氏提出的往往是未经验证的合理推断，就初版本而言，有三种情况：
一、西、王、裘字的考释，罗氏释出一种写法，王氏提示某异体亦为此字，罗氏以王说验证于卜辞，再从文字学角度进行论证。如“西”字，甲骨文晚期写法如金文，并与《说文》籀文相近。早期略异，罗氏释出前者，又举后者说“吾友王徵君（国维）因卜辞以东鄙、西（原作甲骨文原形）鄙对举，以为亦是‘西’字”。王氏所举是《殷虚书契菁华》第一版大片，验辞记边关大将报告，土方出征我东鄙，攻入二邑；邛方又掠虏了西鄙禾稼。王氏从辞例推断与东鄙对应的字当为西，罗氏据此提示考察有此字的其他卜辞，认为“依其文观之，均当作‘西’，王说是也”。又说《说文》释“西”为日在西方而鸟栖，所以用鸟在巢上之形作东西的“西”字。甲骨文的“西”的早期写法正像鸟巢之形，既然日落西鸟入巢，所以巢上不画鸟形也表示同一意思，从字形、字义论证了王氏的设想。甲骨文的“王”字早期写法也与《说文》古文及金文略异，即上面少一横，即后来董作宾称之为“不戴帽子的王”，罗氏释出晚期的写法，又说不戴帽子的那种“王徵君亦谓‘王’字，其说甚确”。接着又从字形上加以解释，并注明“据编中所载诸文观之，无不谐也”。甲骨文“裘”，字考释亦同，罗氏释出第一种写法，举出第二种写法，说“王徵君谓亦‘裘’其说甚确”。以下从字形加以解释。又举出第三种写法说“王徵君又谓……以文谊观之，亦当为裘”，罗氏一时未能从形、音、义方面进行解释，故“附此俟考”。
二、风、翌二字的考释，王氏从字形上提供了证据。如罗氏释出凤字，王氏说“卜辞屡云其遘大凤，即其遘大风”。举《周礼大宗伯风师》之风写法旁加一“雚”，与卜辞之“凤”相近。罗氏按：“王说是也，考卜辞中诸凤字宜均为风，古金文不见风字。”以下又从字形上分析了文字演化过程。“翌”字的考证，王氏提出《盂鼎》铭中的翌字与甲骨文同，罗氏为之验证以后说“知徵君之说信也”。又从字形、字义进行了考证，还旁征博引经传子史，证明该字的形成和演化。
三、如“斝”字，罗氏释出甲骨文“斝”字，进而又论其字与古“散”字相近，后人曾误认“斝”为散字，因而联系传世古饮器提出“诸经中散字疑皆‘斝’字之讹”，并“以此说质之吾友王徵君，徵君然之”，又补充了出土铜器和文献记载的例证。罗氏认为“其说至精确，著之以为吾说左证”。
由此看来，罗氏撰写《殷虚书契考释》时，与同在海东的王氏有过交流，这与王氏后序所说“余从先生游久，时时得闻绪论”情况吻合，而罗氏则抓住了交流中王氏的“思想火花”，在王氏启示下，用卜辞加以验证，并从文字学角度进行考察，并于成果中注明出处，表示对王氏首见之尊重，实际上文字考释的主要部分仍是罗氏作的。当然有些字王氏从字形上提供了例证，但这并不是对甲骨文研究的结果，而是出于他深厚的古文献根底，并与这一年他开始接触金文、作《金文著录表》有关。1915年初抄录了《殷虚书契考释》后，王氏才转入甲骨文研究，独立地考释了一些甲骨文字，增订本所引用的旬、邦、又等字，才真正是王氏所考，被罗氏采用的，在全书中所占比例极小。此外，从初版抄录时的情况看，王氏当时不可能校核罗稿，“校录”之说亦不确切，所以这部为殷墟文字考释奠下基础的书，不能说是罗、王二人合作的成果，“观堂”的贡献主要在考史而不是释字。
这个关于《殷虚书契考释》著作权的“公案”本是不该立案的，在该书中罗氏不仅没有侵占王氏的成果，而且可反映出罗振玉对王国维创见的尊重，无论在私人信件述及的还是口头谈话中提到的，均一一注明王氏曰，这样的学风足以为后世学人的榜样。
§§第七章 敦煌学的最早倡导者
据今所知，先是王门弟子周传儒、何士骥等，提出《殷虚书契考释》一书，“题名虽为罗氏撰，实则王氏亦与有力焉”，“此书规模体例大致均出于王手”。到1945年，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在《殷历谱序》中将上述说法的怀疑口气去掉，肯定地写道：“殷墟文字考释》（按：即《殷虚书契考释》之误）……题罗振玉撰，实为王氏之作，罗以五百元酬之。”作为一位有名望、有地位的学者，他的话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在社会上不胫而走。四五十年代之际，一位有影响的学术权威，引述了这种说法，并提出论据，说这样有条理合乎科学律令的书，必出王氏之手，罗氏只写过《殷商贞卜文字考》，而此书毫无条贯。仅隔五年，罗氏写不出《考释》来，它是花了三百元买了王氏著作权及作者名誉。并说“这本是学界周知的秘密”。后来一本行销甚广的非学术著作，即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更言之凿凿地重复了此说，一个无稽之谈似乎变得确有其事了，以至五十年代以后的甲骨学家也多以为《殷虚书契考释》一书的作者是存疑的问题。在甲骨的出土地，介绍甲骨学形成发展的陈列室中，则略去了草创阶段的这部奠基之作，回避了这个问题。
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说法，认为此说毫无根据。1948年初，金祖同编辑的《龟卜》跋中谈到上述流言时说“闻之吴兴徐圣（罗继祖按：应为森）翁，谓王氏为罗氏捉刀，为一极不可能之事，以文字议，罗亦胜于王也，圣（森）翁与雪堂论交数十年，此言当非虚耳”。1955年《殷历谱》的作者“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在总结甲骨学50年的发展时说，傅斯年“为了王国维替他（罗振玉）抄写《殷虚书契考释》”，在《殷历谱》序中说的那些话，实在“冤枉了他”。1956年，陈梦家在撰写《殷虚卜辞综述》时，研究了包括《殷虚书契考释》手稿在内的有关著作和出版物，探讨了罗王等人对甲骨文的研究过程，提出《殷虚书契考释》原稿本都是罗氏写的，校以初版本，王氏抄录过程中对行文字句有小小的更易，内容没有增删。罗氏对于文字的考释，先后往往更易补充其说，《殷虚书契考释》实际上是脱胎于《殷商贞卜文字考》。其中所论，有些观点与王氏大相违背，故不可能是王氏之作。近几十年来，出现了更多实事求是的研究成果。1980年罗继祖撰写的《永丰乡人行年录》内部发行，后在台湾公开出版。1981年张舜徽作《王国维与罗振玉在学术研究上的关系》列举大量事实，论证了《殷虚书契考释》究竟出于谁手的问题。他说，溥仪虽读过“四书”、“五经”，却不知“学问”为何物，对罗王功力所至，更一窍不通，因而不值一驳。王氏为罗氏《殷虚书契考释》手写付印，自比张力臣为顾炎武写《音学五书》，本是儒林雅事，近世也有钱玄同为章太炎手写《小学答问》，原无足怪，不料有人提出怀疑说该书“出王氏之手，或者是两人合作，而不愿罗氏独居其名”。“我早年留心他的著述……得以尽观其书”，“深感他的学问根底深厚，业务的修养在他青年时代已经成熟了”。《殷虚书契考释》“一书能成于他手，这是极其自然的事”。1984年，继“甲骨四堂”之后的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专门写了《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的写作问题》，对该书的初版本和增订本引用的王氏之说进行了统计，并指出他看到的《殷虚书契待问编》雪堂补注本，书眉上亲笔批注的字中，有二十处“特别注明了系‘王释’或‘王说’或单标明一个‘王’字”，这些意见都是摘自私人来往书札，而在“这样一本没有整理成书的草本笔记，罗氏都一一标明这些字是王氏所释，而不肯掠人之美，这很可以看出他的高尚学风”。那么《殷虚书契考释》能否是侵吞王氏的成果呢？也可不言而喻了。
确实是这样，剽窃说最早以肯定的口气见诸文字时，书名的六个字就错了两个，其作者为史学家，不曾进行过甲骨文研究，写序时显然没有读过他所提及的这部著作，仅据道听途说下了断语。后来的人若认真读了有关著作，而且没有偏见的话，也就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迷惘。至于《殷虚书契考释》与《殷商贞卜文字考》的关系，决非“毫无条贯”而是相反，陈梦家列举了很多第一手资料进行了证明。从上一节所述从《殷商贞卜文字考》到《殷虚书契考释》的写作过程也反映了这一点。特别是罗氏曾认为，随着《殷虚书契考释》增订本的面世，《殷商贞卜文字考》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再有存在的价值了，更可证这两部书的关系。
《殷虚书契考释》全出于罗氏手笔，有他的手稿为证。笔者曾有幸见到这份手稿，封面题《殷虚书契考释原稿》八字，其下钤有“康生”的印章，是“文革”中加盖的，该稿今又归还陈梦家遗属。原稿中约有二十处贴有罗氏致王氏的便笺，写有请补入某条，称“观堂先生文席”，下署“弟雪堂”，与全稿同属罗氏笔迹。不仅如此，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了罗氏在《殷虚书契考释》序中的一段关于考释文字过程非常真切生动的记述，序中说：
或一日而辨数文，或数夕而通半义，譬如冥行长夜，乍睹晨曦，既得微行，又蹈荆棘，积思若痗，雷霆不闻，操觚在手，寝馈或废。以兹下学之资，勉几上达之业，而既竭吾才，时亦弋获，意或天启其衷，初非吾力能至。但探赜索隐，疑蕴尚多，覆篑为山，前修莫竟，继是有作，不敢告劳，有生之年，期毕此志，订讹补阙，俟诸后贤，它山攻错，崎予望之。
对于后来人殷切的企盼，是因为自己曾为这一事业投入了整个身心，而这种废寝忘食的探索，有过山穷水尽，也有过柳暗花明的体会，没有亲历过“发奋键户四十余日”是写不出来的。表达了同样情感的还有罗氏1915年初写的《撰〈殷虚书契考释〉成漫题》两首：
海溢桑枯灵骨见，鳞来凤去我生非；射生畴复贞牢礼，去国依然梦画衣。
并世考文谁史许，当年抱器感箕微；摩挲法器穷钻仰，学易曾闻屡绝书。
第一首中的“贞牢”，常见于卜辞中，是卜问是否用一对牛献祭，有时还作贞若干牢，问要用多少对牛或羊作祭品。“画衣”指的也是甲骨文，衣是一个象形字，像画一襟衽左右掩覆的衣衫之形。反映了罗氏在撰写《考释》过程中，是以孔子学易韦编三绝为榜样，摩挲甲骨深入钻研，梦中想到的都是甲骨文。
而与此同时，同在海东的王国维尚未涉及甲骨文研究。据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所记，王氏在1914至1915年初的学术活动为：
春，继续与罗氏合撰《流沙坠简》。正月，粗具梗概；二月，草成《屯戍丛残考释》，次第校录，至五月写定。
六至九月，作《国朝金文著录表》六卷，作序称“自甲寅孟夏讫于仲秋，径涉五月乃始毕事”。又作《国学丛刊》序。
十月，为罗氏《历代符牌图录》、《蒿里遗珍》、《四朝钞币图录》等书抄录序目考释，以备上版付印。
岁末，阅读、抄录罗氏《殷虚书契考释》并作序和后序。
显然在这一年中，王氏是不可能再挤出时间去作《殷虚书契考释》的。而且如果说1910年已撰写了《殷商贞卜文字考》的罗振玉都写不出《殷虚书契考释》的话，至1913年才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王国维，又怎能写得出该书呢？其实王氏与《殷虚书契考释》一书的关系，在他本人所写的序中说得很明确。据《观堂集林》丁卯（1927年）秋月版，王氏序有两篇，第一篇是读了《殷虚书契考释》以后写的，开篇为：
商遗先生《殷虚书契考释》成，余读而叹曰：自三代以来言古文者，未尝有是书也！
第二篇后序是写于抄录《殷虚书契考释》之后，开篇为：
余为商遗先生书《殷虚书契考释》竟，作而叹曰：此三百年来小学之一结束也！
两篇序从字数看略同，而内容却有很大不同。前序历数孔壁的古文《尚书》、汲冢《竹书纪年》与殷墟甲骨发现的意义，甲骨卜辞的主要内容，罗氏搜集、流传、考释的过程，提到“余受而读之，观其学足以指实识，足以洞微发”。内容涉及广，而皆泛泛。后序则集中叙述了“三百年来小学盛衰”，讲到甲骨文的研究考释对小学的意义，并感叹说：“我朝三百年之小学，开之者顾先生，而成之者先生也！”并把自己为付印而抄录《殷虚书契考释》与张力臣为顾炎武写《音学五书》相提并论，说“作书拙劣何敢方力臣，而先生之书足以弥缝旧阙津逮来学者，固不在顾书下也”。这篇后序发表于《殷虚书契考释》一书的初印本，仅开头“此三百年来小学之一结束也”改为第一序的“三代以来言古文者，未尝有是书也”，当为王氏手录时所改，也证明确有第一篇序，而增订本的王序，则与《观堂集林》所录相同。但由于《观堂集林》1959年版“删去了其中的诗词、杂文二卷”，即第二十三卷缀林一、第二十四卷诗词，其中包括《补家谱忠壮公传》、《罗君楚传》等三篇传记，《国学丛刊序》、《殷虚书契考释序》和《后序》、《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随庵吉金图序》、《库书楼记》等十五篇序、记。这也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甲骨学者熟知王国维的学术贡献，而对罗振玉缺乏了解的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将王氏的两篇序进行比较，可知是在抄录《殷虚书契考释》后，王氏始对甲骨文发生兴趣，因而次年便从沈曾植学古音韵学，这正反映了后序所说“比草此书，又承写官之乏，颇得窥知大体”。
与王氏后序可相印证的也有一首诗，1916年，罗氏为淮安家事烦恼，引起胃疾发作，十二月二十九日王氏致书劝慰，说：
前年《殷虚书契考释》成时，前印公写照，维本拟题诗四首，仅成一首，故未题。其诗云“不关意气尚青春，风雨相见各怆神；南沈北柯俱老病，先生华发鬓边新”。……公之事业尚未及半，切勿以小事介于怀抱而使身体受其影响，此非维一人之私望也。
从这封私人信函中表露的感情恳切真挚，可见后序确为王氏肺腑之言，而不是溢美之辞。
王氏不是《殷虚书契考释》的作者，还因为作为一个学者，他有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对于《殷虚书契考释》的观点并不完全赞同。如罗氏考释都邑一章，引用今本《竹书纪年》，而此书王氏恰认为毫无学术价值，明确说过“无用无征，此书废可”。同一年即1917年，王氏编撰《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他的释文并没有全用《殷虚书契考释》的意见，有的字在罗释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也有的另作新释。1925年所作《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对《殷虚书契考释》虽有充分的肯定，指出“十之七八确凿可信”，但也指出“间亦有附会”。换言之，他对该书所释之字亦有十之二三表示存疑。把《殷虚书契考释》一书著作权强加给王氏，就是让他为自己所不同意的观点负责，那是不公平的。
虽然罗王之间还有很多文字往来提到《殷虚书契考释》，但不用更多举例，仅以上事实已经可以说明其著作权是不容置疑的。无论说罗氏以五百元（或三百元）买了王氏手稿的署名权，还是王氏为报答知遇之恩把自己的手稿送给了罗氏，因种种流言而受到损害的不仅是罗氏，更有王氏。试问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的手稿卖给（或送给）他人，却又借自己手稿对冒名者大加推崇，如前引王氏之言，那么人们将如何评论他的人格呢？怕还要在剽窃者之下，至少同样不是正派学者所为。而这也决不是王氏的为人。曾有人评论罗氏“于学术贡献既巨，故声名籍甚，誉之者固多，毁之者亦不少。盖盛名之下，必招妒者，世情然也”。因而有人“尝谓先生之著述大率均出于王氏之手，实不可信也”。传播流言者或出于对王氏的崇敬，却不想违背实事求是的学风，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
由王氏弟子最早提出的《殷虚书契考释》为罗王合作说，近年也有重提，说该书采用王氏之说颇多，王氏又加校写，因此该书应称罗王二人合著。执此说者可能也没仔细阅读过这本书。如前所述，“甲骨四堂”之一的王氏主要贡献在于“继以考史”，陈梦家通过对甲骨学史的研究，在《殷虚卜辞综述》中指出，王氏“很少为诠释文字而诠释”，真正释字仅十余个，“他在讲《说文》时而作的试释，以及《类编》所引他笺注在罗氏《考释》上的那些字，不少是悬空设想而不甚确凿的推测”。今就《殷虚书契考释》一书所见罗氏引“王氏国维曰”的情况而言确实如此。
在《殷虚书契考释》的初版本引王氏之说的有西、王、风、裘、翌等字，增订本增加了唐、土、季、王亥、王恒、上甲、旬、邦、右、置等，总计不超过二十条，在全书释字的比例不足百分之四。实际上书中还有更多的“许书曰”、“段先生曰”，学术著作原本应吸收一切已有成果的精华，这才能使它站在前人的肩头，有所发明，有所前进，显然不能据征引而判定为合作成果。若具体考察《殷虚书契考释》所引王氏之说具体内容，还会发现王氏提出的往往是未经验证的合理推断，就初版本而言，有三种情况：
一、西、王、裘字的考释，罗氏释出一种写法，王氏提示某异体亦为此字，罗氏以王说验证于卜辞，再从文字学角度进行论证。如“西”字，甲骨文晚期写法如金文，并与《说文》籀文相近。早期略异，罗氏释出前者，又举后者说“吾友王徵君（国维）因卜辞以东鄙、西（原作甲骨文原形）鄙对举，以为亦是‘西’字”。王氏所举是《殷虚书契菁华》第一版大片，验辞记边关大将报告，土方出征我东鄙，攻入二邑；邛方又掠虏了西鄙禾稼。王氏从辞例推断与东鄙对应的字当为西，罗氏据此提示考察有此字的其他卜辞，认为“依其文观之，均当作‘西’，王说是也”。又说《说文》释“西”为日在西方而鸟栖，所以用鸟在巢上之形作东西的“西”字。甲骨文的“西”的早期写法正像鸟巢之形，既然日落西鸟入巢，所以巢上不画鸟形也表示同一意思，从字形、字义论证了王氏的设想。甲骨文的“王”字早期写法也与《说文》古文及金文略异，即上面少一横，即后来董作宾称之为“不戴帽子的王”，罗氏释出晚期的写法，又说不戴帽子的那种“王徵君亦谓‘王’字，其说甚确”。接着又从字形上加以解释，并注明“据编中所载诸文观之，无不谐也”。甲骨文“裘”，字考释亦同，罗氏释出第一种写法，举出第二种写法，说“王徵君谓亦‘裘’其说甚确”。以下从字形加以解释。又举出第三种写法说“王徵君又谓……以文谊观之，亦当为裘”，罗氏一时未能从形、音、义方面进行解释，故“附此俟考”。
二、风、翌二字的考释，王氏从字形上提供了证据。如罗氏释出凤字，王氏说“卜辞屡云其遘大凤，即其遘大风”。举《周礼大宗伯风师》之风写法旁加一“雚”，与卜辞之“凤”相近。罗氏按：“王说是也，考卜辞中诸凤字宜均为风，古金文不见风字。”以下又从字形上分析了文字演化过程。“翌”字的考证，王氏提出《盂鼎》铭中的翌字与甲骨文同，罗氏为之验证以后说“知徵君之说信也”。又从字形、字义进行了考证，还旁征博引经传子史，证明该字的形成和演化。
三、如“斝”字，罗氏释出甲骨文“斝”字，进而又论其字与古“散”字相近，后人曾误认“斝”为散字，因而联系传世古饮器提出“诸经中散字疑皆‘斝’字之讹”，并“以此说质之吾友王徵君，徵君然之”，又补充了出土铜器和文献记载的例证。罗氏认为“其说至精确，著之以为吾说左证”。
由此看来，罗氏撰写《殷虚书契考释》时，与同在海东的王氏有过交流，这与王氏后序所说“余从先生游久，时时得闻绪论”情况吻合，而罗氏则抓住了交流中王氏的“思想火花”，在王氏启示下，用卜辞加以验证，并从文字学角度进行考察，并于成果中注明出处，表示对王氏首见之尊重，实际上文字考释的主要部分仍是罗氏作的。当然有些字王氏从字形上提供了例证，但这并不是对甲骨文研究的结果，而是出于他深厚的古文献根底，并与这一年他开始接触金文、作《金文著录表》有关。1915年初抄录了《殷虚书契考释》后，王氏才转入甲骨文研究，独立地考释了一些甲骨文字，增订本所引用的旬、邦、又等字，才真正是王氏所考，被罗氏采用的，在全书中所占比例极小。此外，从初版抄录时的情况看，王氏当时不可能校核罗稿，“校录”之说亦不确切，所以这部为殷墟文字考释奠下基础的书，不能说是罗、王二人合作的成果，“观堂”的贡献主要在考史而不是释字。
这个关于《殷虚书契考释》著作权的“公案”本是不该立案的，在该书中罗氏不仅没有侵占王氏的成果，而且可反映出罗振玉对王国维创见的尊重，无论在私人信件述及的还是口头谈话中提到的，均一一注明王氏曰，这样的学风足以为后世学人的榜样。
§§第七章 敦煌学的最早倡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