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致力刊布
两批流失到西方和留在国内“劫余”的敦煌文书，辛亥前后国人很难见到它的原貌，而这些文书又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和宗教思想等方面最新、最直接的资料，众多的学者都企盼着目睹影印件或准确的刻本。1909年中秋罗振玉与伯希和会面时有蒋伯斧、董授经、王仁俊、王国维、叶恭绰等在场，唯独罗氏在“惊喜若狂”之后，当场向伯氏提出“求写影”并“影照十余种”，后来也只有罗氏为此保持与伯氏的联系，并收到伯氏“先后三载次第邮致”的影件。这就为罗氏实现刊印原始文书的夙愿提供了条件，故当年他便与蒋伯斧合作编成《敦煌石室遗书》（排印本），由武进诵芬室刊行。书中收有《尚书顾命残本》、《沙州志残卷》、《西州志残卷》、《慧超住五天竺国传残卷》、《温泉铭》、《老子化胡经》、《摩尼教经》、《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十几篇重要文书，上述几篇罗氏还都作了跋尾或考释，论说写本与流行本的异同和优劣，开中国敦煌学先河。
与《敦煌石室遗书》同年出版的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石印本），大体是把《敦煌石室遗书》中的有关部分移植过去，只是编排的次序有所不同，考证文字略逊，当然也起到了扩大敦煌遗书流传的作用，不过其作者此后再未进行这方面的努力。罗氏则不然，他在《敦煌石室遗书》出版后，尽管忙于搜集、整理安阳出土的甲骨资料，并为答日本学者林泰辅有关甲骨出土地及其占卜内容而撰著《殷商贞卜文字考》，又为发扬光大传统文化精神发起创办《国学丛刊》奔忙，但他一刻也没有遗忘对敦煌文书的刊布和研究，积极筹划编辑出版巴黎寄来的敦煌资料，是他最关心的学术活动之一。突然降临的政治风暴也未能中断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在海东八年只要得到这方面的影印件或抄本，他便迅速整理、校录，写出跋尾，编辑成册。先后有《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影印）、《敦煌古写本周易王注校勘记》（1916年影印）、《鸣沙石室佚书续编》（1917年影印）、《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影印）刊布面世。这些书的共同特点是精工影印，以达到国宝永世流传和学者目睹真迹的目的，即使有的遗书内容已刻印于《敦煌石室遗书》，为使国人领略六朝、隋、唐写本的真谛，仍采入后两书中，影印出真迹。当时所见敦煌文书的精华，基本囊括于这两本书中，近四十篇文书虽不抵石室藏书的千分之一，但已包括经、史、子、集四大类，尤以经、史居多。如《鸣沙石室佚书》中有《隶古定尚书》、《春秋穀梁传解释》、《郑氏注论语》、《春秋后国语》、《晋纪》、《阃外春秋》、《张延授别传》等。《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收有《周易》、《隶古定尚书》、《毛诗传笺》、《春秋经传集解》，唐开元写本《易释文》、《汉书》，还有《道德经义疏》、《庄子》等重要文献典籍。由此可见这两部书所收的文献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欧洲国家尚未复苏，这样的大部头资料书尚未编出，更显出这两部书的可贵。
罗氏致力敦煌文书流传的行动相当迅速，《鸣沙石室佚书》里每篇文书之后的跋语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就是证明，该书的跋语自“癸丑（1913年）五月晦”至“癸丑重九月二日”写成十六段长短不同的跋，其间还穿插其他写作，在不足四个月的时间就将该书告竣，实可谓神速了，这固然与罗氏渊深的国学根基分不开，而保存和流传典籍的使命感，则给他以积极工作的动力。面对秘室藏书远劫欧洲、国人难得看见的现实，他有机会搜集到一点敦煌资料就要竭尽全力刊印出来一点，将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呈现给子孙后代，这同他致力甲骨流传的思想是一致的。《敦煌石室遗书序》的结尾发出的正是这一认识的心声，他说：“苟天不使我馁死海外，尚当移书伯君，更求写影，节啬衣食之资，赓续印行以偿夙愿，知我笑我非所计也。”执着追求国宝永存人间的决心化为行动，便是一部部关于敦煌文书的著作问世。这是确守抢救国宝“志不可夺”的信念孜孜以求的结果。较之于同时接触到敦煌遗书的那些文人、学者、士大夫，他所做的工作当是绝无仅有的。回顾敦煌学在我国发展的历程就会发现，三十年代以前几乎有关敦煌文书的重要著作多出自罗氏之手。这样一位为敦煌学积累资料、开拓研究途径的人物，我们不仅不应忘记，而且应当承认他对该学科的开创之功，没有他在前期的铺垫和努力，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换来国人对敦煌文书的关注，恐怕三十年代不会产生那么多热衷于敦煌学研究的学者。
罗氏在海东八年，学术活动进入创作高峰期，以刊印甲骨、敦煌文书、考释甲骨文字和研究古写本典籍为中心，旁及金石文字。1919年返国后，经过短暂的安顿和工作重点调整，再创学术研究的高峰。二十年代以后，他以整理金石文字、第二次抢救大库档案、校勘善本古籍、流传名家著述为重点，继续完善甲骨文字考释和搜集，然而研究敦煌文书仍是他不肯放弃的学术领域。他曾这样概括自己对敦煌文书的工作“予往者既影敦煌古卷轴，返回以后，见残书小说凡十余种，中有七言通俗韵语，类后世唱本，或有白有唱，又有俚语、俚曲，皆小说之最古者，欲为印行而未果。甲子（1924年）春，伯希和博士手写《秦妇吟》（韦庄佚诗）见寄”，一并刊印，名为《敦煌零拾》。同年又影印《敦煌石室遗书三种》。罗氏六十岁（1925年）这一年的五月至九月，校录完成《敦煌石室碎金》（排印本），内容包括《毛诗豳风郑氏笺》、《汉书匡衡张禹孔光列传》、《老子义》、《食疗本草》等残卷一百七十一篇。这三本书是他返国后新集录或影印的敦煌文书，一一作跋刊布贡献给学者和同好，分别于1924年和1925年与读者见面。这种迅速编辑资料书出版的举措，当然有利于学者吸收新材料，促进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及时公布材料共同研究，是他的一贯思想，所以为后人所称道。1928年他将敦煌本隶古定《尚书》和日本所见隶古定《尚书》荟为一编，名曰《隶古定尚书真本残卷》摹印出版，便于学者比较研究。辞世前一年（1939年）他又将自己陆续收藏的敦煌文书编为《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三集出版。初集为经注、历书、医方、卜筮书、户牒、佛曲等十九种；二集为道经等七种；三集为佛经等九种。自1909年罗氏初见敦煌文书，至1939年《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影印，整整三十年间他先后著录刊布十余部敦煌石室的藏书，国内独此一人，即使是在年迈体弱的情况下，仍抓紧时机刊布。可见他始终是把文化古籍的流传视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在抢救敦煌“劫余”古籍的过程中，罗氏对那些在“劫余”之后再施劫的大员行为十分痛心，他曾在《姚秦写本僧肇维摩诘经解残卷校后记序》中提到“方某则选唐经生书迹之佳者，时时截取数十行鬻诸市”，《敦煌石室遗书三种》里的《老子义》残卷正是这种状况。该篇是罗氏返国后从“市估”处购得，他在跋中写道：“前予曾从友人借观是卷，令儿福葆写影，今乃得之市估手。初以后半二十八行乞售，亟购得之。复求前半，乃复得之。”“然末行尚有新列之迹，知尚有存者”，“安得异日更为延津之合耶，爰书以俟之”。针对《老子义》残卷所作的跋语虽短，但它明显地表现出两种人对待国宝的态度：一是时时刻刻把保护和流传古籍视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另一种则是为了个人发财，对古籍肆意撕毁破坏以求高价，他们的丑恶行径甚至比西方盗窃者更为可恶。两相比较，罗氏多年致力于保护和流传敦煌文书的努力，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正确的评价。
与《敦煌石室遗书》同年出版的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石印本），大体是把《敦煌石室遗书》中的有关部分移植过去，只是编排的次序有所不同，考证文字略逊，当然也起到了扩大敦煌遗书流传的作用，不过其作者此后再未进行这方面的努力。罗氏则不然，他在《敦煌石室遗书》出版后，尽管忙于搜集、整理安阳出土的甲骨资料，并为答日本学者林泰辅有关甲骨出土地及其占卜内容而撰著《殷商贞卜文字考》，又为发扬光大传统文化精神发起创办《国学丛刊》奔忙，但他一刻也没有遗忘对敦煌文书的刊布和研究，积极筹划编辑出版巴黎寄来的敦煌资料，是他最关心的学术活动之一。突然降临的政治风暴也未能中断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在海东八年只要得到这方面的影印件或抄本，他便迅速整理、校录，写出跋尾，编辑成册。先后有《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影印）、《敦煌古写本周易王注校勘记》（1916年影印）、《鸣沙石室佚书续编》（1917年影印）、《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影印）刊布面世。这些书的共同特点是精工影印，以达到国宝永世流传和学者目睹真迹的目的，即使有的遗书内容已刻印于《敦煌石室遗书》，为使国人领略六朝、隋、唐写本的真谛，仍采入后两书中，影印出真迹。当时所见敦煌文书的精华，基本囊括于这两本书中，近四十篇文书虽不抵石室藏书的千分之一，但已包括经、史、子、集四大类，尤以经、史居多。如《鸣沙石室佚书》中有《隶古定尚书》、《春秋穀梁传解释》、《郑氏注论语》、《春秋后国语》、《晋纪》、《阃外春秋》、《张延授别传》等。《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收有《周易》、《隶古定尚书》、《毛诗传笺》、《春秋经传集解》，唐开元写本《易释文》、《汉书》，还有《道德经义疏》、《庄子》等重要文献典籍。由此可见这两部书所收的文献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欧洲国家尚未复苏，这样的大部头资料书尚未编出，更显出这两部书的可贵。
罗氏致力敦煌文书流传的行动相当迅速，《鸣沙石室佚书》里每篇文书之后的跋语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就是证明，该书的跋语自“癸丑（1913年）五月晦”至“癸丑重九月二日”写成十六段长短不同的跋，其间还穿插其他写作，在不足四个月的时间就将该书告竣，实可谓神速了，这固然与罗氏渊深的国学根基分不开，而保存和流传典籍的使命感，则给他以积极工作的动力。面对秘室藏书远劫欧洲、国人难得看见的现实，他有机会搜集到一点敦煌资料就要竭尽全力刊印出来一点，将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呈现给子孙后代，这同他致力甲骨流传的思想是一致的。《敦煌石室遗书序》的结尾发出的正是这一认识的心声，他说：“苟天不使我馁死海外，尚当移书伯君，更求写影，节啬衣食之资，赓续印行以偿夙愿，知我笑我非所计也。”执着追求国宝永存人间的决心化为行动，便是一部部关于敦煌文书的著作问世。这是确守抢救国宝“志不可夺”的信念孜孜以求的结果。较之于同时接触到敦煌遗书的那些文人、学者、士大夫，他所做的工作当是绝无仅有的。回顾敦煌学在我国发展的历程就会发现，三十年代以前几乎有关敦煌文书的重要著作多出自罗氏之手。这样一位为敦煌学积累资料、开拓研究途径的人物，我们不仅不应忘记，而且应当承认他对该学科的开创之功，没有他在前期的铺垫和努力，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换来国人对敦煌文书的关注，恐怕三十年代不会产生那么多热衷于敦煌学研究的学者。
罗氏在海东八年，学术活动进入创作高峰期，以刊印甲骨、敦煌文书、考释甲骨文字和研究古写本典籍为中心，旁及金石文字。1919年返国后，经过短暂的安顿和工作重点调整，再创学术研究的高峰。二十年代以后，他以整理金石文字、第二次抢救大库档案、校勘善本古籍、流传名家著述为重点，继续完善甲骨文字考释和搜集，然而研究敦煌文书仍是他不肯放弃的学术领域。他曾这样概括自己对敦煌文书的工作“予往者既影敦煌古卷轴，返回以后，见残书小说凡十余种，中有七言通俗韵语，类后世唱本，或有白有唱，又有俚语、俚曲，皆小说之最古者，欲为印行而未果。甲子（1924年）春，伯希和博士手写《秦妇吟》（韦庄佚诗）见寄”，一并刊印，名为《敦煌零拾》。同年又影印《敦煌石室遗书三种》。罗氏六十岁（1925年）这一年的五月至九月，校录完成《敦煌石室碎金》（排印本），内容包括《毛诗豳风郑氏笺》、《汉书匡衡张禹孔光列传》、《老子义》、《食疗本草》等残卷一百七十一篇。这三本书是他返国后新集录或影印的敦煌文书，一一作跋刊布贡献给学者和同好，分别于1924年和1925年与读者见面。这种迅速编辑资料书出版的举措，当然有利于学者吸收新材料，促进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及时公布材料共同研究，是他的一贯思想，所以为后人所称道。1928年他将敦煌本隶古定《尚书》和日本所见隶古定《尚书》荟为一编，名曰《隶古定尚书真本残卷》摹印出版，便于学者比较研究。辞世前一年（1939年）他又将自己陆续收藏的敦煌文书编为《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三集出版。初集为经注、历书、医方、卜筮书、户牒、佛曲等十九种；二集为道经等七种；三集为佛经等九种。自1909年罗氏初见敦煌文书，至1939年《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影印，整整三十年间他先后著录刊布十余部敦煌石室的藏书，国内独此一人，即使是在年迈体弱的情况下，仍抓紧时机刊布。可见他始终是把文化古籍的流传视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在抢救敦煌“劫余”古籍的过程中，罗氏对那些在“劫余”之后再施劫的大员行为十分痛心，他曾在《姚秦写本僧肇维摩诘经解残卷校后记序》中提到“方某则选唐经生书迹之佳者，时时截取数十行鬻诸市”，《敦煌石室遗书三种》里的《老子义》残卷正是这种状况。该篇是罗氏返国后从“市估”处购得，他在跋中写道：“前予曾从友人借观是卷，令儿福葆写影，今乃得之市估手。初以后半二十八行乞售，亟购得之。复求前半，乃复得之。”“然末行尚有新列之迹，知尚有存者”，“安得异日更为延津之合耶，爰书以俟之”。针对《老子义》残卷所作的跋语虽短，但它明显地表现出两种人对待国宝的态度：一是时时刻刻把保护和流传古籍视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另一种则是为了个人发财，对古籍肆意撕毁破坏以求高价，他们的丑恶行径甚至比西方盗窃者更为可恶。两相比较，罗氏多年致力于保护和流传敦煌文书的努力，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正确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