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观堂之死与《遗书》的辑印
民国十六年丁卯五月初三，即公元1927年6月2日，王观堂自沉于昆明湖。由于事发突然，这位知名学者的死，在学术界激起很大波澜。八十多年来，死因似乎成了一个迷，出现各种各样的猜疑。随着罗氏“窃取”了王国维研究成果说的流传，王国维是因罗氏“逼债”或逼迫而死的说法，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起来了，以至不少人一提起罗振玉就想起观堂之死的“疑案”。观堂之死成了讲罗氏生平不能回避的热点问题，这涉及他的学术生涯，又比任何学术活动都引起人们的关注。所以这里不能不略述观堂之死及罗、王失欢等问题。
（一）观堂之死
四五十年代以后，社会上流行的观点是观堂之死与罗振玉逼债有关，此说最早见于1927年史达写的《王静庵先生致死的真因》，文章说王国维“所以不先不后，恰恰于今年旧历端午跳水寻死，实缘受友人累，经济上挨到过量的压迫耳。据熟悉王罗关系的京友说，这次的不幸事件完全由罗振玉一人逼成的”。后来这一“据说”被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及溥仪《我的前半生》引述，因而影响很大。不过由于它不是事实，对了解罗王为人及其关系的学者毫无说服力，虽然由于政治原因多数人缄默不言，但也有人产生罗王失欢其中必有隐情的想法，各种捕风捉影、无端猜疑的说法也暗暗流传。所以对王静安之死的各种猜疑，无论初衷如何，诬谤都使罗、王二人再次受到伤害。
观堂之死的确比较突然。五月初三那天，他早八点就到了学校，与办公处侯厚培先生“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又使校役往其私第取学生成绩册，一如往日从从容容。而此前一日正值清华研究院的师生叙别会，餐前会后王国维与毕业生谈学，仍然恳恳切切，只是“涉及时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意”，以至第二天学生初闻他失踪，还“以为避地他处耳”。但不久就证实，他投湖了，衣袋中仅有给儿子贞明的遗书一通：“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下面是对后事的安排，特别提出要葬于“清华园茔地”。可见对清华的眷恋，而对清华研究院的同仁来说，王静安之死虽然突然，却并非不可思议，自沉的原因是清楚的，孙敦恒所著《王国维年谱新编》，辑录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例如：
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空轩诗话》中说“王静安先生自沉前数日，为门人谢国桢书扇面七律四首”，其中两首为溥仪太傅陈宝琛《前落花诗》，诗中涉及割让台湾，并有“故林好在烦珍护，莫再飘摇断送休”句，反映了对中国岌岌危亡的忧虑。录此“兹以落花明示王先生殉身之志”。因而吴宓悼王国维挽联有“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句。
研究院导师梁启超在王国维墓前讲话说：伯夷、叔齐的志气，就是王国维的志气，“这样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他在6月14日给长女的信中说：“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讯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他悼王国维挽联有“一死明行己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似鹅雏”之句。
研究院导师陈寅恪悼王国维的挽词开篇称“汉家之阨今十世，不见中兴伤老至。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序中说，那些“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辩”。
当时借居清华园而与王国维有交往的梁漱溟也回忆说，国民革命军北伐途中侮慢知识分子的传闻，如何刺激了静安先生，“追怀我先父昔年自沉积水潭后，有知交致挽联云‘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恰可移用来哀挽静安先生”。
当时研究院助教赵万里写道“去秋以来，世变益亟，先生时时以津园（溥仪）为念。新正赴京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返京后，忧伤过甚，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
毕业于国学研究院第二班的戴家祥，曾写《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等文，记述了五月初二师生叙别会和晚上拜望老师的经过，以及得凶信、治丧过程。他说道：“先生之殁也，迄今已四阅月，而世人尚多猜拟之词，盖未能深悉先生之身世，不足以知先生。先生少治叔本华、尼采之学，思想深邃而沉着，易趋于极端……先生治学，数十年如一日，而家道极贫，近年复有西河之恸，故交中绝，四顾茫然……虽然先生之死，自有宿因；而世乱日迫，实有以促其自杀之念。方五月二日，某承教在侧时，先生云‘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呜呼！先生致死之速，不能谓与时局无关也。”
同班毕业的姚名达写《哀余断忆之三》则回忆及1926年底，学生们为王师祝寿，“后七日，先生招同人茶会于后工字厅”，而且拿出历代石刻拓本展示、讲解，气氛极其融洽。学生们“始知先生冷静之中固有热烈也，自是吾院师生屡有宴会，先生无不与”。
总之，以上清华学者在王国维生前最后一个阶段是与之朝夕共处的，他们对王国维的学识、人品，特别是晚年思想最了解，也最有发言权，他们的悼词及纪念文章尽管分析角度不同，但对他自沉的主要原因看法无大出入。由于当时正处于大革命的时代，所以爱护他的清华学者一再说，观堂之死，没有必要再追究他不合潮流的政治态度。此外，观堂自沉事发突然，学术界还有一些人仰慕他的学识，却无缘结交，对他的学术道路及罗、王关系一知半解，痛惜之下，所发议论不免脱离事实，甚至指责自沉是负罪学界，种种“苛评乱解”，也是爱护他的人所不愿看到的。
至于史达之文则是为某种私利而进行诬谤，其“京友”的传闻是毫无根据的。最明显的是他们连王国维自沉的日子都没搞清，由五月初三移至初五（端午），再从这个虚构的“不先不后”，“端午跳水”，推断出原因是罗氏逼债，致使“经济上挨到过量压迫”，无疑是站不住脚的。罗继祖在《庭闻忆略》中说，史达是托名，其背景与郑孝胥有关，并在《王国维先生的政治思想》一文中，对所谓的罗王债务纠纷，已列举很多事实说明“纯属无中生有”，这里不再赘述。当然，戴家祥文中所说王国维晚年，“复有西河之恸，故交中绝”，是确有其事的。只不过半个多世纪以来，被“炒”得面目全非，却又为不少人所关心，所以有必要再谈一谈。
（二）罗、王失欢
史达写道“据熟悉罗王关系的京友说”，罗女为王之子妇，王子死，罗氏将女儿接归，“强令王家每年拿出二千块钱交给罗女，作为津贴”。这种说法流传极广，而且成为“逼债说”的基础。关于此事真相，罗氏后人曾保存王国维的书札三通，1954年罗福颐将其中两通及其说明曾投诸杂志，而被退稿，直到1981年才得到发表。罗继祖也曾将其中一通编入《观堂书札》，1978年作跋，将三封信摘要录出，刊于1982年。这三封书信清楚地反映出，不是罗氏向王氏强索女儿的生活费，而是因罗氏拒绝接受抚恤金，使王国维感到人格受到侮辱而断交。1991年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问世，刘蕙孙《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等都披露了一些新资料，由此，王国维晚年“西河之恸，故交中绝”的经过，开始被世人所了解。
民国十五年丙寅八月二十日，即公元1926年9月26日王国维长子潜明在上海病卒。罗氏长孙罗继祖回忆说，他的三姑母嫁给王先生长子潜明，潜明任职天津海关即曾住罗家，当时的王氏夫人是继室潘氏。他的三姑母与继母关系处得不好，又受到仆妇的挑拨，感情冷淡。后来，姑丈逝世，“王先生夫妇到上海主丧，祖父也痛女心切前往探望，潘夫人处理善后偶尔失当，姑母泣诉于祖父，祖父迁怒于王先生，怪他偏听妇言，一怒而携姑母大归”。“三十年夙交感情突破裂，原因是祖父脾气褊急，平日治家事事独行，而王先生性格却相反，平日埋头治学，几乎不过问家政，一切委之阃内。在这样情况下，王先生既难于向老友剖白衷情，而祖父又徇一时舐犊之爱”，事情终于弄僵。刘铁云之孙刘蕙孙据青少年时所见所闻回忆说，罗王之间本无债务所言，“从二人相识以来，静安先生不知接受了雪堂多少经济上的资助”，仅有一事，为海关给配偶的恤金由潜明胞弟领出交给父母，并通知了嫂嫂，王太太说“丧葬费尚未料理，此款不能给媳妇”。罗氏却认为，丧葬诸费均可承担，王家有什么困难，都将“唯力是视”，只是“恤金有关章规定，要给死者配偶”。静安明知此话有理，却作不了主，平日“拿到工资，双手交给太太，要用钱，或多或少再向太太领取”，自己身无分文，所以“几经询问，都是支支吾吾”，因此罗氏怫然，携女大归，另给女儿一千多元，声称此款再也不要了。
这大约就是罗继祖所说的“潘夫人处理善后偶尔失当”，和罗氏“迁怒于王先生，怪他偏听妇言”的经过了。罗氏一生对待财产（或遗产）的态度很为明确，在1916年留下的《处理淮安事务谕福成》中曾提到自承乏家事以来，“除公产岁入未敢动用外，逐年以我之岁入偿还（家族）债务”，并指示长子，继续将自己一房应得租数充公。1924年《甲子岁谕儿辈》，实为遗嘱，其中提到变卖全部所藏文物偿还债务外，妻、子等遗属继承部分“以四万元为限，以一万元用于京旗维持会印刷科，五万元存入东华银行生息，以备京旗会善举”。而前所垫数千元建筑费，“即作为捐款，不取回”。那么为什么会这对区区千元的恤金如此认真呢？其实这并不奇怪，罗氏鄙薄争产，是因为青少年时代的家境与祖母教育的深刻影响，也许女儿的不幸使他想起了祖母的际遇。当年为剖分六十万的祖产，孤儿寡母受到欺凌，方氏祖母毅然放弃公产，却坚持万余元的俸余乃堂上所赐，不敢辞。而罗氏所说王家的一切困难都“唯力是视”，独恤金要按关章规定付给遗孀，不是与此颇为相似吗？这应是脾气褊急的罗氏弃多年友谊不顾、携女大归的主要原因。不幸的是王国维并不同于那些争产的族人，他并不剖白，却在设法弥补。然而恤金之事也触动了他内心的伤痛，同样容易不冷静。刘蕙孙说王国维“是具有诗人气息要求自我解放的文人，至少有个赵明诚、李清照，赵子昂、管仲姬那样的家庭才能满足”。但“潘夫人是一个王熙凤式的人物，文化不高不认识什么字，而极精明能干，治家井井有条，对人圆通周到”，只是二人没有共同语言，每晚太太坐在藤躺椅上处分家务，先生傍立抽烟一言不发，“这样安静是安静，但人生又有什么趣味？而且还经常有晚母荆人矛盾，使静安先生有说不出的苦闷。恤金事发，又使两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更加苦闷了”。王氏遗书对高明、贞明二子殷殷嘱咐，“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不至饿死也”等等。而对其他亲属，只是淡淡一句“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这种态度，印证了王氏夫妇间缺乏共同语言说。
而罗、王关系的破裂，皆激于一时之愤，一方迁怒于王氏偏听妇言，另一方迁怒于罗氏不能理解自己的苦心，误会越积越深，终于造成了三十年夙交感情的破裂。从他们往来的书信，我们还看到双方都作过努力，却没有抚平裂痕的时间了。现在知道：
九月初八日，王国维开始处置恤金事，希望能解除老友的误会。在十八日致罗振玉的信中曾提到，“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以亡儿款汇公处，求公代令嫒经理”。
初十日，王国维返京途中路过天津，未与罗氏相见，十八日信中解释说，潜明“于维为冢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日相见之地，言之惘惘”。
十八日，王国维在致罗氏信中说“亡儿遗款”，“令嫒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三千元，“请为之全权处置，因维于此等事向不悉，且京师亦非善地，须置之较妥之地，亡男在地下当感激也”。
十九日，再致罗振玉书，“昨函发而冯友回京，交到手书”。“令嫒声明不用一钱，此实无理，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嫒，又当谁归？”“令嫒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准备，此即海关发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京款送到后，请并沪款一并存放。”“此事即此已了，并无首尾可言。”语句是诚恳的，他希望钱寄出后，妻子不妥的处置可以弥补，误会可以消除。丁卯元夕（1927年2月16日）王国维致际彪信中写道“去岁弟因长儿之变，于外稍有欠项”，说明这笔款至少有一部分还是借来的。他向来不管家政，不问钱财，这时却为此设法筹款，可见是想弥补裂痕的。然而对罗氏来说，恤金之事使他痛心的并不在钱的本身，并且也能知道王氏这笔钱的来源，所以仍然拒绝接受。据王国维之女回忆，这笔钱在罗、王之间往复寄了两次，王国维气得不再说话，“抱出”罗氏寄给他的“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燃烧”。
二十五日，致罗氏最后一封信说“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嫒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嫒结婚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所天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过去，求公再以大义谕之”。这近于绝交信了，愤然提出自己人格受到污蔑，并以牙还牙，对对方人格提出质疑。可能罗氏读后倒冷静了一些，据《王国维年谱新编》，罗氏终于收下了这笔钱，回信说“拟以二千元储蓄为嗣子来日长大婚学费，余千元之别有处置之方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
十月，罗振玉曾替王国维寄二百元给际彪。次年元夕（2月14日），王国维致际彪的信中说，“去腊奉寄一书，并银五十元由大陆银行交上，后接惠函”，“其十月二百元之款，弟实无此事，想叔蕴先生（以己款）假弟之名以济尊处急用者，此事诚不宜揭破，然亦不敢掠美，谨以实闻”。
丁卯元月十二日，即公元1927年2月13日，王国维赴天津为溥仪祝寿，与罗振玉相遇，未交言。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见面，次日，王国维回复了际彪的信，看来双方都开始冷静下来了，只不过缺乏沟通机会，还都在僵持着。后来，由于时局的变化，四个多月后王国维自沉，而罗、王失欢的内情没人披露，使人产生种种猜测。
罗王一代人早已不在了，罗氏致王国维的信函部分被焚毁了，据下一代人的回忆及王国维的信，只能了解事情的梗概，不过已足证明逼债说或逼迫说纯属无稽之谈。1916年王国维应哈同之聘先行回国，王在致罗氏信中说“一别五月，分致书箧中已盈半寸有余，维卷二束亦已用罄，其中十分之八九乃致公书。两人书虽有他事，而言学问者约居其半，中国恐无第二人”。可以想见，他对这些书信是珍视的，然而一怒之下，能先撕毁再焚烧，可见关于他性格中“冷静中固有热烈”的认识是正确的。这一举动还使人很容易联想起王氏《书古书中故纸》一诗，该诗写于癸卯（1903年），正是他研读康德、叔本华著作之时，全诗为：
昨夜书中得故纸，今朝随意写新诗；长捐箧底终无恙，比入怀中便中奇。
黯淡谁能知汝恨，沾涂亦自笑余痴；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
可能当他把罗氏书信付之一炬时，正怀着这种心情，以“了却人间是与非”。这首诗以及焚信，同样证明了前戴家祥文中所述，对王国维思想性格的了解是对的。
（三）辑印遗书
“故交中绝”，对王国维来说固然是一个打击，但他还有其他朋友、清华同仁与学生，特别是他还有自己的事业，1926年底至1927年，他致力金石学及蒙古早期历史的研究，曾留下不少与友人谈学的书信。所以这一打击并非其自沉的原因。实际上“故交中绝”，特别是观堂之死对罗氏实是一个很大打击。
罗继祖在《庭闻忆略》中回忆说，罗、王年龄相差十岁以上，人多误认为王是罗的学生，实际上罗氏“始终器重观堂，未尝作为学生看待。而观堂受惠不浅，也从未效市俗人感恩戴德之所为，而岸然自异，这种关系只能于古人中求得，不是现在某些人所能理解的”。可能正因为如此，一旦发生了误会，彼此都看得较严重，难以谅解而长期不通音讯。观堂之死打破了僵局，尤其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遗言，使罗氏强烈地感到了共同的思想立场，一下子冲垮了感情上的隔阂。五月初六，贞明致高明信中说“罗宅昨日君美（即罗福成）夜九时许至此，罗老伯本拟今日来京，后因旁人恐彼来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使他来京”。可见这一事件给了他打击之大。罗氏自认为他是了解王国维的，所以一面派长子连夜赶到北京，一面急忙代作遗折，呈溥仪，将观堂之死比作古人的尸谏。溥仪下诏说王国维“学问博通，躬行廉谨”，“留京讲学，尚不时来津召对，依恋于致诚”，“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伒前往祭奠，赏银二千元治丧等等。
清华学者希望淡化王国维的死因，而罗振玉却上奏折强调死因，这是出于立场的不同。罗氏一心认为清王朝统治三百年，就是国家的象征，希望能通过这一事件对溥仪猛击一掌，使他振作起来，不要作先世明君的不肖子孙。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不同立场者的不同做法，恰好说明他们对王国维的死因的看法是相同的。所以代上奏折固然是罗氏自作主张，却并非以自己的观点强加于王国维。在1983年出版的《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中，张舜徽《王国维与罗振玉在学术研究上的关系》一文，已提出罗王二位政治思想是一致的。罗继祖《王国维先生的政治思想》一文，更列举了大量书信、文论，证实了这一观点，在有关著作中，他还披露了王国维自沉前一个多月期间，曾找同僚杨子勤（钟羲）倾泻心中的苦闷。后，杨一得到王投湖的消息就亲去哭吊，挽诗中即用了“尸谏”二字。王国维还曾两次进城会徐鸿宝（森玉），论及时局很是愤慨，谈到对北伐成功及叶德辉之死的恐怖，也谈到曾主动汇款给长子未亡人之事。徐了解王自沉的原因，故“观堂死后，徐没有一篇哀挽文字，也是不足为怪的”。这些情况正好与清华同仁所述相印证，尤其是王国维于年初觐见溥仪，目击张园种种腐败，“睹状至愤”，“忧伤过甚，致患咯血之症”。这也和罗氏对溥仪的失望的情绪相同。此外，清华及其他熟悉王国维的学者，联系罗王关系及其生活历程，还有他本人诗文著作等文字材料，分析了所谓“义无再辱”的涵义、选择昆明湖自沉，都是和他依恋旧主分不开的。所以罗氏代写的遗折，基本上能反映他的思想。
罗振玉不仅把代递遗折作为后死者的责任，而且醵金抚其孤釐，并在料理完丧事后，七月立即开始整理王国维的遗著。王氏的学术论著大多刊在《云窗丛刻》《雪堂丛刻》等丛书中。1921年他自编其著作为《观堂集林》二十卷，交乌程蒋氏刊行，后来他又将新著研究辽金元史的成果追补入集，文字约增加了四分之一。据此，罗氏为之整理成“海宁王氏丁卯秋月再版”《观堂集林》二十四卷。又与其弟子海宁赵斐云（万里），就其家搜讨未刊及未完成的遗稿加以整理，合已刊诸文编成《王忠悫公遗书》四集，总共四十二册，付博爱工厂陆续印行，命儿子福葆、福颐及开封关伯益负责校理。《王忠悫公遗书》第一集为丁卯十二月付印，罗氏作序，记王国维遗事数则，主要涉及他的“观世之识”，还有《海宁王忠悫公传》，叙述王国维学术道路，其中回忆到1916年王国维因哈同之邀返国，罗氏送至神户，执手告别时曾说“异日以亭林相期矣”，顾炎武是罗氏最钦佩的学者，由此可见他对王国维期望之深。又作《王忠悫公别传》，主要介绍王国维的一篇未刊的政论文字《论政学疏》，这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罗继祖回忆说，辑印王氏遗书时他已十五岁，亲见王氏手写的这篇稿子。
《观堂集林》为《王忠悫公遗书》第一种，前有癸亥（1923年）二月罗振玉序和乌程蒋汝藻序（未属日期）。据罗继祖在《永丰乡人行年录》和《观堂书札三跋》中所述，罗序“其文实静安自撰，而适如乡人所欲言”。蒋序“实王国维自己撰作”。《王忠悫公遗书》一集中还收录了《观堂别集》、《观堂外集》、《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两周金石文韵读》等九种著作。其中《观堂外集》三卷，是罗福成编辑的，他与王国维曾同在东文学社受业于藤田剑峰。在《观堂外集》跋中罗福成写道，观堂三十五岁以前的诗与译述《流沙访古记》，“曾由家大人为之印行，绝版久矣”，故编为《观堂外集》三卷，“由成捐资印行，而以版权归诸其家”。所以在罗氏印行的单行本扉页上写作“观堂外集》海宁王氏印”。从这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出罗王关系并不如同某些人的想象。《王忠悫公遗书》第二集包括《殷礼徵文》《联绵字谱》等十三种，前者为甲骨文考释十余则，王国维“自以畸零不能成卷”，送给罗氏，说将来可以加入《殷虚书契考释》增订本中。罗氏将此稿刊入《王忠悫公遗书》，“不掠人美。外人无知之者”。第三集包括《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正》等九种。第四集包括《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人间词话》等十种。此外《殷礼徵文》《史籀篇疏》《人间词话》等主要涉及文字学和文学的十五种著作，石印时各多印五十部，《王忠悫公遗书》售罄，又将此十五种另行编目。为《海宁王忠悫公遗著》，以满足海内外购求者。总之，除了王国维早年在哲学、教育、文学方面的著作外，他的国学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收入了《王忠悫公遗书》。
罗振玉的一生，曾致力于收集、刊印、传布前人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对王国维遗著的整理、传布，更不遗余力。王国维在国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之所以能为学术界所熟知，并且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与罗振玉在他去世之后，仅用一年的时间就编订成《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并集资印行不是没有关系的。
（一）观堂之死
四五十年代以后，社会上流行的观点是观堂之死与罗振玉逼债有关，此说最早见于1927年史达写的《王静庵先生致死的真因》，文章说王国维“所以不先不后，恰恰于今年旧历端午跳水寻死，实缘受友人累，经济上挨到过量的压迫耳。据熟悉王罗关系的京友说，这次的不幸事件完全由罗振玉一人逼成的”。后来这一“据说”被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及溥仪《我的前半生》引述，因而影响很大。不过由于它不是事实，对了解罗王为人及其关系的学者毫无说服力，虽然由于政治原因多数人缄默不言，但也有人产生罗王失欢其中必有隐情的想法，各种捕风捉影、无端猜疑的说法也暗暗流传。所以对王静安之死的各种猜疑，无论初衷如何，诬谤都使罗、王二人再次受到伤害。
观堂之死的确比较突然。五月初三那天，他早八点就到了学校，与办公处侯厚培先生“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又使校役往其私第取学生成绩册，一如往日从从容容。而此前一日正值清华研究院的师生叙别会，餐前会后王国维与毕业生谈学，仍然恳恳切切，只是“涉及时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意”，以至第二天学生初闻他失踪，还“以为避地他处耳”。但不久就证实，他投湖了，衣袋中仅有给儿子贞明的遗书一通：“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下面是对后事的安排，特别提出要葬于“清华园茔地”。可见对清华的眷恋，而对清华研究院的同仁来说，王静安之死虽然突然，却并非不可思议，自沉的原因是清楚的，孙敦恒所著《王国维年谱新编》，辑录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例如：
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空轩诗话》中说“王静安先生自沉前数日，为门人谢国桢书扇面七律四首”，其中两首为溥仪太傅陈宝琛《前落花诗》，诗中涉及割让台湾，并有“故林好在烦珍护，莫再飘摇断送休”句，反映了对中国岌岌危亡的忧虑。录此“兹以落花明示王先生殉身之志”。因而吴宓悼王国维挽联有“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句。
研究院导师梁启超在王国维墓前讲话说：伯夷、叔齐的志气，就是王国维的志气，“这样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他在6月14日给长女的信中说：“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讯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他悼王国维挽联有“一死明行己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似鹅雏”之句。
研究院导师陈寅恪悼王国维的挽词开篇称“汉家之阨今十世，不见中兴伤老至。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序中说，那些“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辩”。
当时借居清华园而与王国维有交往的梁漱溟也回忆说，国民革命军北伐途中侮慢知识分子的传闻，如何刺激了静安先生，“追怀我先父昔年自沉积水潭后，有知交致挽联云‘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恰可移用来哀挽静安先生”。
当时研究院助教赵万里写道“去秋以来，世变益亟，先生时时以津园（溥仪）为念。新正赴京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返京后，忧伤过甚，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
毕业于国学研究院第二班的戴家祥，曾写《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等文，记述了五月初二师生叙别会和晚上拜望老师的经过，以及得凶信、治丧过程。他说道：“先生之殁也，迄今已四阅月，而世人尚多猜拟之词，盖未能深悉先生之身世，不足以知先生。先生少治叔本华、尼采之学，思想深邃而沉着，易趋于极端……先生治学，数十年如一日，而家道极贫，近年复有西河之恸，故交中绝，四顾茫然……虽然先生之死，自有宿因；而世乱日迫，实有以促其自杀之念。方五月二日，某承教在侧时，先生云‘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呜呼！先生致死之速，不能谓与时局无关也。”
同班毕业的姚名达写《哀余断忆之三》则回忆及1926年底，学生们为王师祝寿，“后七日，先生招同人茶会于后工字厅”，而且拿出历代石刻拓本展示、讲解，气氛极其融洽。学生们“始知先生冷静之中固有热烈也，自是吾院师生屡有宴会，先生无不与”。
总之，以上清华学者在王国维生前最后一个阶段是与之朝夕共处的，他们对王国维的学识、人品，特别是晚年思想最了解，也最有发言权，他们的悼词及纪念文章尽管分析角度不同，但对他自沉的主要原因看法无大出入。由于当时正处于大革命的时代，所以爱护他的清华学者一再说，观堂之死，没有必要再追究他不合潮流的政治态度。此外，观堂自沉事发突然，学术界还有一些人仰慕他的学识，却无缘结交，对他的学术道路及罗、王关系一知半解，痛惜之下，所发议论不免脱离事实，甚至指责自沉是负罪学界，种种“苛评乱解”，也是爱护他的人所不愿看到的。
至于史达之文则是为某种私利而进行诬谤，其“京友”的传闻是毫无根据的。最明显的是他们连王国维自沉的日子都没搞清，由五月初三移至初五（端午），再从这个虚构的“不先不后”，“端午跳水”，推断出原因是罗氏逼债，致使“经济上挨到过量压迫”，无疑是站不住脚的。罗继祖在《庭闻忆略》中说，史达是托名，其背景与郑孝胥有关，并在《王国维先生的政治思想》一文中，对所谓的罗王债务纠纷，已列举很多事实说明“纯属无中生有”，这里不再赘述。当然，戴家祥文中所说王国维晚年，“复有西河之恸，故交中绝”，是确有其事的。只不过半个多世纪以来，被“炒”得面目全非，却又为不少人所关心，所以有必要再谈一谈。
（二）罗、王失欢
史达写道“据熟悉罗王关系的京友说”，罗女为王之子妇，王子死，罗氏将女儿接归，“强令王家每年拿出二千块钱交给罗女，作为津贴”。这种说法流传极广，而且成为“逼债说”的基础。关于此事真相，罗氏后人曾保存王国维的书札三通，1954年罗福颐将其中两通及其说明曾投诸杂志，而被退稿，直到1981年才得到发表。罗继祖也曾将其中一通编入《观堂书札》，1978年作跋，将三封信摘要录出，刊于1982年。这三封书信清楚地反映出，不是罗氏向王氏强索女儿的生活费，而是因罗氏拒绝接受抚恤金，使王国维感到人格受到侮辱而断交。1991年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问世，刘蕙孙《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等都披露了一些新资料，由此，王国维晚年“西河之恸，故交中绝”的经过，开始被世人所了解。
民国十五年丙寅八月二十日，即公元1926年9月26日王国维长子潜明在上海病卒。罗氏长孙罗继祖回忆说，他的三姑母嫁给王先生长子潜明，潜明任职天津海关即曾住罗家，当时的王氏夫人是继室潘氏。他的三姑母与继母关系处得不好，又受到仆妇的挑拨，感情冷淡。后来，姑丈逝世，“王先生夫妇到上海主丧，祖父也痛女心切前往探望，潘夫人处理善后偶尔失当，姑母泣诉于祖父，祖父迁怒于王先生，怪他偏听妇言，一怒而携姑母大归”。“三十年夙交感情突破裂，原因是祖父脾气褊急，平日治家事事独行，而王先生性格却相反，平日埋头治学，几乎不过问家政，一切委之阃内。在这样情况下，王先生既难于向老友剖白衷情，而祖父又徇一时舐犊之爱”，事情终于弄僵。刘铁云之孙刘蕙孙据青少年时所见所闻回忆说，罗王之间本无债务所言，“从二人相识以来，静安先生不知接受了雪堂多少经济上的资助”，仅有一事，为海关给配偶的恤金由潜明胞弟领出交给父母，并通知了嫂嫂，王太太说“丧葬费尚未料理，此款不能给媳妇”。罗氏却认为，丧葬诸费均可承担，王家有什么困难，都将“唯力是视”，只是“恤金有关章规定，要给死者配偶”。静安明知此话有理，却作不了主，平日“拿到工资，双手交给太太，要用钱，或多或少再向太太领取”，自己身无分文，所以“几经询问，都是支支吾吾”，因此罗氏怫然，携女大归，另给女儿一千多元，声称此款再也不要了。
这大约就是罗继祖所说的“潘夫人处理善后偶尔失当”，和罗氏“迁怒于王先生，怪他偏听妇言”的经过了。罗氏一生对待财产（或遗产）的态度很为明确，在1916年留下的《处理淮安事务谕福成》中曾提到自承乏家事以来，“除公产岁入未敢动用外，逐年以我之岁入偿还（家族）债务”，并指示长子，继续将自己一房应得租数充公。1924年《甲子岁谕儿辈》，实为遗嘱，其中提到变卖全部所藏文物偿还债务外，妻、子等遗属继承部分“以四万元为限，以一万元用于京旗维持会印刷科，五万元存入东华银行生息，以备京旗会善举”。而前所垫数千元建筑费，“即作为捐款，不取回”。那么为什么会这对区区千元的恤金如此认真呢？其实这并不奇怪，罗氏鄙薄争产，是因为青少年时代的家境与祖母教育的深刻影响，也许女儿的不幸使他想起了祖母的际遇。当年为剖分六十万的祖产，孤儿寡母受到欺凌，方氏祖母毅然放弃公产，却坚持万余元的俸余乃堂上所赐，不敢辞。而罗氏所说王家的一切困难都“唯力是视”，独恤金要按关章规定付给遗孀，不是与此颇为相似吗？这应是脾气褊急的罗氏弃多年友谊不顾、携女大归的主要原因。不幸的是王国维并不同于那些争产的族人，他并不剖白，却在设法弥补。然而恤金之事也触动了他内心的伤痛，同样容易不冷静。刘蕙孙说王国维“是具有诗人气息要求自我解放的文人，至少有个赵明诚、李清照，赵子昂、管仲姬那样的家庭才能满足”。但“潘夫人是一个王熙凤式的人物，文化不高不认识什么字，而极精明能干，治家井井有条，对人圆通周到”，只是二人没有共同语言，每晚太太坐在藤躺椅上处分家务，先生傍立抽烟一言不发，“这样安静是安静，但人生又有什么趣味？而且还经常有晚母荆人矛盾，使静安先生有说不出的苦闷。恤金事发，又使两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更加苦闷了”。王氏遗书对高明、贞明二子殷殷嘱咐，“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不至饿死也”等等。而对其他亲属，只是淡淡一句“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这种态度，印证了王氏夫妇间缺乏共同语言说。
而罗、王关系的破裂，皆激于一时之愤，一方迁怒于王氏偏听妇言，另一方迁怒于罗氏不能理解自己的苦心，误会越积越深，终于造成了三十年夙交感情的破裂。从他们往来的书信，我们还看到双方都作过努力，却没有抚平裂痕的时间了。现在知道：
九月初八日，王国维开始处置恤金事，希望能解除老友的误会。在十八日致罗振玉的信中曾提到，“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以亡儿款汇公处，求公代令嫒经理”。
初十日，王国维返京途中路过天津，未与罗氏相见，十八日信中解释说，潜明“于维为冢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日相见之地，言之惘惘”。
十八日，王国维在致罗氏信中说“亡儿遗款”，“令嫒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三千元，“请为之全权处置，因维于此等事向不悉，且京师亦非善地，须置之较妥之地，亡男在地下当感激也”。
十九日，再致罗振玉书，“昨函发而冯友回京，交到手书”。“令嫒声明不用一钱，此实无理，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嫒，又当谁归？”“令嫒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准备，此即海关发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京款送到后，请并沪款一并存放。”“此事即此已了，并无首尾可言。”语句是诚恳的，他希望钱寄出后，妻子不妥的处置可以弥补，误会可以消除。丁卯元夕（1927年2月16日）王国维致际彪信中写道“去岁弟因长儿之变，于外稍有欠项”，说明这笔款至少有一部分还是借来的。他向来不管家政，不问钱财，这时却为此设法筹款，可见是想弥补裂痕的。然而对罗氏来说，恤金之事使他痛心的并不在钱的本身，并且也能知道王氏这笔钱的来源，所以仍然拒绝接受。据王国维之女回忆，这笔钱在罗、王之间往复寄了两次，王国维气得不再说话，“抱出”罗氏寄给他的“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燃烧”。
二十五日，致罗氏最后一封信说“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嫒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嫒结婚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所天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过去，求公再以大义谕之”。这近于绝交信了，愤然提出自己人格受到污蔑，并以牙还牙，对对方人格提出质疑。可能罗氏读后倒冷静了一些，据《王国维年谱新编》，罗氏终于收下了这笔钱，回信说“拟以二千元储蓄为嗣子来日长大婚学费，余千元之别有处置之方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
十月，罗振玉曾替王国维寄二百元给际彪。次年元夕（2月14日），王国维致际彪的信中说，“去腊奉寄一书，并银五十元由大陆银行交上，后接惠函”，“其十月二百元之款，弟实无此事，想叔蕴先生（以己款）假弟之名以济尊处急用者，此事诚不宜揭破，然亦不敢掠美，谨以实闻”。
丁卯元月十二日，即公元1927年2月13日，王国维赴天津为溥仪祝寿，与罗振玉相遇，未交言。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见面，次日，王国维回复了际彪的信，看来双方都开始冷静下来了，只不过缺乏沟通机会，还都在僵持着。后来，由于时局的变化，四个多月后王国维自沉，而罗、王失欢的内情没人披露，使人产生种种猜测。
罗王一代人早已不在了，罗氏致王国维的信函部分被焚毁了，据下一代人的回忆及王国维的信，只能了解事情的梗概，不过已足证明逼债说或逼迫说纯属无稽之谈。1916年王国维应哈同之聘先行回国，王在致罗氏信中说“一别五月，分致书箧中已盈半寸有余，维卷二束亦已用罄，其中十分之八九乃致公书。两人书虽有他事，而言学问者约居其半，中国恐无第二人”。可以想见，他对这些书信是珍视的，然而一怒之下，能先撕毁再焚烧，可见关于他性格中“冷静中固有热烈”的认识是正确的。这一举动还使人很容易联想起王氏《书古书中故纸》一诗，该诗写于癸卯（1903年），正是他研读康德、叔本华著作之时，全诗为：
昨夜书中得故纸，今朝随意写新诗；长捐箧底终无恙，比入怀中便中奇。
黯淡谁能知汝恨，沾涂亦自笑余痴；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
可能当他把罗氏书信付之一炬时，正怀着这种心情，以“了却人间是与非”。这首诗以及焚信，同样证明了前戴家祥文中所述，对王国维思想性格的了解是对的。
（三）辑印遗书
“故交中绝”，对王国维来说固然是一个打击，但他还有其他朋友、清华同仁与学生，特别是他还有自己的事业，1926年底至1927年，他致力金石学及蒙古早期历史的研究，曾留下不少与友人谈学的书信。所以这一打击并非其自沉的原因。实际上“故交中绝”，特别是观堂之死对罗氏实是一个很大打击。
罗继祖在《庭闻忆略》中回忆说，罗、王年龄相差十岁以上，人多误认为王是罗的学生，实际上罗氏“始终器重观堂，未尝作为学生看待。而观堂受惠不浅，也从未效市俗人感恩戴德之所为，而岸然自异，这种关系只能于古人中求得，不是现在某些人所能理解的”。可能正因为如此，一旦发生了误会，彼此都看得较严重，难以谅解而长期不通音讯。观堂之死打破了僵局，尤其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遗言，使罗氏强烈地感到了共同的思想立场，一下子冲垮了感情上的隔阂。五月初六，贞明致高明信中说“罗宅昨日君美（即罗福成）夜九时许至此，罗老伯本拟今日来京，后因旁人恐彼来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使他来京”。可见这一事件给了他打击之大。罗氏自认为他是了解王国维的，所以一面派长子连夜赶到北京，一面急忙代作遗折，呈溥仪，将观堂之死比作古人的尸谏。溥仪下诏说王国维“学问博通，躬行廉谨”，“留京讲学，尚不时来津召对，依恋于致诚”，“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伒前往祭奠，赏银二千元治丧等等。
清华学者希望淡化王国维的死因，而罗振玉却上奏折强调死因，这是出于立场的不同。罗氏一心认为清王朝统治三百年，就是国家的象征，希望能通过这一事件对溥仪猛击一掌，使他振作起来，不要作先世明君的不肖子孙。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不同立场者的不同做法，恰好说明他们对王国维的死因的看法是相同的。所以代上奏折固然是罗氏自作主张，却并非以自己的观点强加于王国维。在1983年出版的《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中，张舜徽《王国维与罗振玉在学术研究上的关系》一文，已提出罗王二位政治思想是一致的。罗继祖《王国维先生的政治思想》一文，更列举了大量书信、文论，证实了这一观点，在有关著作中，他还披露了王国维自沉前一个多月期间，曾找同僚杨子勤（钟羲）倾泻心中的苦闷。后，杨一得到王投湖的消息就亲去哭吊，挽诗中即用了“尸谏”二字。王国维还曾两次进城会徐鸿宝（森玉），论及时局很是愤慨，谈到对北伐成功及叶德辉之死的恐怖，也谈到曾主动汇款给长子未亡人之事。徐了解王自沉的原因，故“观堂死后，徐没有一篇哀挽文字，也是不足为怪的”。这些情况正好与清华同仁所述相印证，尤其是王国维于年初觐见溥仪，目击张园种种腐败，“睹状至愤”，“忧伤过甚，致患咯血之症”。这也和罗氏对溥仪的失望的情绪相同。此外，清华及其他熟悉王国维的学者，联系罗王关系及其生活历程，还有他本人诗文著作等文字材料，分析了所谓“义无再辱”的涵义、选择昆明湖自沉，都是和他依恋旧主分不开的。所以罗氏代写的遗折，基本上能反映他的思想。
罗振玉不仅把代递遗折作为后死者的责任，而且醵金抚其孤釐，并在料理完丧事后，七月立即开始整理王国维的遗著。王氏的学术论著大多刊在《云窗丛刻》《雪堂丛刻》等丛书中。1921年他自编其著作为《观堂集林》二十卷，交乌程蒋氏刊行，后来他又将新著研究辽金元史的成果追补入集，文字约增加了四分之一。据此，罗氏为之整理成“海宁王氏丁卯秋月再版”《观堂集林》二十四卷。又与其弟子海宁赵斐云（万里），就其家搜讨未刊及未完成的遗稿加以整理，合已刊诸文编成《王忠悫公遗书》四集，总共四十二册，付博爱工厂陆续印行，命儿子福葆、福颐及开封关伯益负责校理。《王忠悫公遗书》第一集为丁卯十二月付印，罗氏作序，记王国维遗事数则，主要涉及他的“观世之识”，还有《海宁王忠悫公传》，叙述王国维学术道路，其中回忆到1916年王国维因哈同之邀返国，罗氏送至神户，执手告别时曾说“异日以亭林相期矣”，顾炎武是罗氏最钦佩的学者，由此可见他对王国维期望之深。又作《王忠悫公别传》，主要介绍王国维的一篇未刊的政论文字《论政学疏》，这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罗继祖回忆说，辑印王氏遗书时他已十五岁，亲见王氏手写的这篇稿子。
《观堂集林》为《王忠悫公遗书》第一种，前有癸亥（1923年）二月罗振玉序和乌程蒋汝藻序（未属日期）。据罗继祖在《永丰乡人行年录》和《观堂书札三跋》中所述，罗序“其文实静安自撰，而适如乡人所欲言”。蒋序“实王国维自己撰作”。《王忠悫公遗书》一集中还收录了《观堂别集》、《观堂外集》、《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两周金石文韵读》等九种著作。其中《观堂外集》三卷，是罗福成编辑的，他与王国维曾同在东文学社受业于藤田剑峰。在《观堂外集》跋中罗福成写道，观堂三十五岁以前的诗与译述《流沙访古记》，“曾由家大人为之印行，绝版久矣”，故编为《观堂外集》三卷，“由成捐资印行，而以版权归诸其家”。所以在罗氏印行的单行本扉页上写作“观堂外集》海宁王氏印”。从这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出罗王关系并不如同某些人的想象。《王忠悫公遗书》第二集包括《殷礼徵文》《联绵字谱》等十三种，前者为甲骨文考释十余则，王国维“自以畸零不能成卷”，送给罗氏，说将来可以加入《殷虚书契考释》增订本中。罗氏将此稿刊入《王忠悫公遗书》，“不掠人美。外人无知之者”。第三集包括《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正》等九种。第四集包括《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人间词话》等十种。此外《殷礼徵文》《史籀篇疏》《人间词话》等主要涉及文字学和文学的十五种著作，石印时各多印五十部，《王忠悫公遗书》售罄，又将此十五种另行编目。为《海宁王忠悫公遗著》，以满足海内外购求者。总之，除了王国维早年在哲学、教育、文学方面的著作外，他的国学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收入了《王忠悫公遗书》。
罗振玉的一生，曾致力于收集、刊印、传布前人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对王国维遗著的整理、传布，更不遗余力。王国维在国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之所以能为学术界所熟知，并且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与罗振玉在他去世之后，仅用一年的时间就编订成《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并集资印行不是没有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