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在中国历史上，每到存亡关头，就有人出来总结社会的变迁，表达对新时代的愿望，而且他们通常使用“三分法”。例如荀子就说过，“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这实际上暗示了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商君书·开塞》明确地把社会的演进区分为“三世”，说“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西汉董仲舒首先提出“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并比附于“三统说”，像后来的《白虎通》，还依旧在黑、白、赤三统上兜圈子，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循环论。东汉末年何休则集今文经学之大成，直接将董生“有见、有闻、有传闻”发展为“三世”说，即“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粗，故内其国而外诸夏”；“于所闻之世，见治所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这种“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过了1000多年竟死灰复燃，特别是经康有为淋漓尽致地发挥，并与西方政治思想结合，引起了思想界的极大震动。《公羊传》所描绘的“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如线”的危机竟奇妙地成为晚清国势的写照，为存国保种计，有戊戌变法的昙花一现，有西学与中学的斗争，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较量……晚清有一位自称好“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的思想家龚自珍，自云“少年尊隐有高文”，在他写的《尊隐》中，他托言“古史氏”，把历史变迁分为三期，第一期、第二期相当于早时午时，君子生此时际，乐看“京师”之繁荣，人民是尚能安于野的。然而到了第三期“夕时”则不然，那是一番“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月光，吸饮莫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的惨景，而且“京师”之日短，“山中”之日将要漫长，“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音，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本书所要评述的钱玄同其人，正出生于龚自珍所说的“夕时”，具体说来，是光绪十三年，即公元1887年。第二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皇上，建议变法，但为顽固派所阻，未能上达；过了7年，便有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再过了3年，发生戊戌变法运动；同一年，天津《国闻报》刊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不久，单行本问世，风靡全国；1898年蔡锡勇、王炳耀、沈学等人积极提倡改造汉字；隔了两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北京，义和团运动失败，西太后与光绪帝仓皇出逃。那些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动辄叫喊变祖宗成法将“国将不国”，现在尚未进行改革，中国真要“国将不国”了！对于激荡纷纭的外面的世界，16岁的钱玄同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他仍在接受传统的小学、经学教育，准备完成父亲的遗愿，考中举人，光宗耀祖，他对清王朝完全是毫无条件地尊崇。第二年（1903）他17岁，借阅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思想大变，立志反清排满。1906年，他赴日本东京留学，拜见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并尊之为师，认识了经学大师刘师培，还结识了许多章门弟子。1911年2月，他拜见今文经学的殿军崔适，乃专宗今文。10月10日，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帝制，对传统文化眷念极深的钱玄同，以为异族既已打倒，光复汉族旧物的时候到了，于是他依据古代礼制，作《深衣冠服说》，并照做了一身，后来穿着到浙江教育司上班，遭到大家的嘲笑，朋友们以此传为笑柄。1913年他来到北京，开始了他一生的大学教学生涯，第二年尊崔适为师。1917年，他的思想完全成熟，在经学上打破家法，奠定了对经学进行批判总结的基础。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向《新青年》杂志投稿赞助“文学革命”，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1934年，国难日深，钱玄同已经病体缠身，这一年正值周作人五十寿辰，周作人自己作了两首打油诗，有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蔡元培、沈兼士、钱玄同等人相和，钱玄同的和诗是：
但乐无家不出家，不皈佛法没袈裟。
腐心桐选诛邪鬼，切齿纲伦打毒蛇。
读史敢言无舜禹，谈音尚欲析遮麻。
寒宵凛冽怀三友，蜜橘酥糖普洱茶。
第三句和第四句，钱玄同后来改为“推翻桐选驱邪鬼，打倒纲伦斩毒蛇”，他给周作人写信，说这首诗也是自嘲，火气太大，不像诗而像标语。中间四句大致可以概括钱玄同的一生，但也漏掉了两件大事，一是他自己所说的“拨除最厚最黑的云雾”，即对经学的总结批判；二是国语运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唤醒民众”，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研究方法就是“致用务求其适”，与此相联系的还有“考古务求其真”。钱玄同自述他研究的学问是经学和小学，从这一点来看，他无疑属于典型的国学家。国学，按章太炎的解释，即中国之学，中国所以立国之学。1910年，章氏在日本出过一本《国故论衡》，以发扬国学传统为宗旨，上卷论小学，中卷论文学，下卷论诸子学，其中不少篇章曾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过，《国粹学报》是“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章太炎是最看重历史的，他认为中国有3000年的历史，假如历史不亡，则中国还有复兴之望，更何况在当时强调国学，还可起到激发民众反清的热情的作用。章太炎之后，胡适提出国故学就是指用考辨史料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他反对将国故学世俗化，为现实服务。他说“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学’的性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钱玄同不赞成“国学”、“经学”这些名词，更反对将它们神圣化，他认为国故不过是些史料，是真是伪，还有待于仔细辨别，他对传统国学的怀疑与批判都是极为大胆的。他又认为治古学，实治社会学，不能再单靠考据的方法或简单地区分为好与坏，他说，若要研究“国学”，尤其非懂得科学方法不行，这还是说“起码”的话，其实不懂得现代的新文学，决不配整理中国的旧文学；不懂得历史学，决不配整理中国的经、史；其他类推。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大胆吸收现代世界文化。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实在是现代的世界文化，并非西洋的私产，不过西洋人做到先知先觉罢了。中国人要不甘于“自外生成”，则应该急起直追，研究现代的科学、哲学等等。我们今后对于“国学”，只应该做“整理国故”的事业，绝对不应该再讲那什么“保存国粹”、“宣扬国光”这类废话了。有了这样的胸怀，钱玄同在国学研究中很富有创新的精神。例如他是小学大师，但又积极推行国语运动并成为主将，虽遭到旧式小学家黄侃的诘难却不退缩，他说，“我们要使中国人都受现代世界文化的洗礼，要使现代世界文化之光普照于中国，要使中国人都可以看现代的科学、哲学、文学等等书籍，则非将它们用国语或编述不可”。它是关系到“唤醒民众”的大事，他为这一目标奋斗终生，最后，竟病逝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北平。他从尊清、复古转变为新文化运动和国语运动的健将，认识到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为第一要务，成为一个启蒙思想家，同时在国学研究中独树一帜，卓然成一代大师，其深刻的思想，丰富的学识，伟大的人格，即使在今天，也是难能可贵的，很有研究的必要。
本书所要评述的钱玄同其人，正出生于龚自珍所说的“夕时”，具体说来，是光绪十三年，即公元1887年。第二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皇上，建议变法，但为顽固派所阻，未能上达；过了7年，便有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再过了3年，发生戊戌变法运动；同一年，天津《国闻报》刊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不久，单行本问世，风靡全国；1898年蔡锡勇、王炳耀、沈学等人积极提倡改造汉字；隔了两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北京，义和团运动失败，西太后与光绪帝仓皇出逃。那些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动辄叫喊变祖宗成法将“国将不国”，现在尚未进行改革，中国真要“国将不国”了！对于激荡纷纭的外面的世界，16岁的钱玄同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他仍在接受传统的小学、经学教育，准备完成父亲的遗愿，考中举人，光宗耀祖，他对清王朝完全是毫无条件地尊崇。第二年（1903）他17岁，借阅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思想大变，立志反清排满。1906年，他赴日本东京留学，拜见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并尊之为师，认识了经学大师刘师培，还结识了许多章门弟子。1911年2月，他拜见今文经学的殿军崔适，乃专宗今文。10月10日，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帝制，对传统文化眷念极深的钱玄同，以为异族既已打倒，光复汉族旧物的时候到了，于是他依据古代礼制，作《深衣冠服说》，并照做了一身，后来穿着到浙江教育司上班，遭到大家的嘲笑，朋友们以此传为笑柄。1913年他来到北京，开始了他一生的大学教学生涯，第二年尊崔适为师。1917年，他的思想完全成熟，在经学上打破家法，奠定了对经学进行批判总结的基础。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向《新青年》杂志投稿赞助“文学革命”，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1934年，国难日深，钱玄同已经病体缠身，这一年正值周作人五十寿辰，周作人自己作了两首打油诗，有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蔡元培、沈兼士、钱玄同等人相和，钱玄同的和诗是：
但乐无家不出家，不皈佛法没袈裟。
腐心桐选诛邪鬼，切齿纲伦打毒蛇。
读史敢言无舜禹，谈音尚欲析遮麻。
寒宵凛冽怀三友，蜜橘酥糖普洱茶。
第三句和第四句，钱玄同后来改为“推翻桐选驱邪鬼，打倒纲伦斩毒蛇”，他给周作人写信，说这首诗也是自嘲，火气太大，不像诗而像标语。中间四句大致可以概括钱玄同的一生，但也漏掉了两件大事，一是他自己所说的“拨除最厚最黑的云雾”，即对经学的总结批判；二是国语运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唤醒民众”，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研究方法就是“致用务求其适”，与此相联系的还有“考古务求其真”。钱玄同自述他研究的学问是经学和小学，从这一点来看，他无疑属于典型的国学家。国学，按章太炎的解释，即中国之学，中国所以立国之学。1910年，章氏在日本出过一本《国故论衡》，以发扬国学传统为宗旨，上卷论小学，中卷论文学，下卷论诸子学，其中不少篇章曾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过，《国粹学报》是“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章太炎是最看重历史的，他认为中国有3000年的历史，假如历史不亡，则中国还有复兴之望，更何况在当时强调国学，还可起到激发民众反清的热情的作用。章太炎之后，胡适提出国故学就是指用考辨史料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他反对将国故学世俗化，为现实服务。他说“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学’的性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钱玄同不赞成“国学”、“经学”这些名词，更反对将它们神圣化，他认为国故不过是些史料，是真是伪，还有待于仔细辨别，他对传统国学的怀疑与批判都是极为大胆的。他又认为治古学，实治社会学，不能再单靠考据的方法或简单地区分为好与坏，他说，若要研究“国学”，尤其非懂得科学方法不行，这还是说“起码”的话，其实不懂得现代的新文学，决不配整理中国的旧文学；不懂得历史学，决不配整理中国的经、史；其他类推。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大胆吸收现代世界文化。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实在是现代的世界文化，并非西洋的私产，不过西洋人做到先知先觉罢了。中国人要不甘于“自外生成”，则应该急起直追，研究现代的科学、哲学等等。我们今后对于“国学”，只应该做“整理国故”的事业，绝对不应该再讲那什么“保存国粹”、“宣扬国光”这类废话了。有了这样的胸怀，钱玄同在国学研究中很富有创新的精神。例如他是小学大师，但又积极推行国语运动并成为主将，虽遭到旧式小学家黄侃的诘难却不退缩，他说，“我们要使中国人都受现代世界文化的洗礼，要使现代世界文化之光普照于中国，要使中国人都可以看现代的科学、哲学、文学等等书籍，则非将它们用国语或编述不可”。它是关系到“唤醒民众”的大事，他为这一目标奋斗终生，最后，竟病逝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北平。他从尊清、复古转变为新文化运动和国语运动的健将，认识到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为第一要务，成为一个启蒙思想家，同时在国学研究中独树一帜，卓然成一代大师，其深刻的思想，丰富的学识，伟大的人格，即使在今天，也是难能可贵的，很有研究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