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少遭纲伦之厄
钱玄同生于清朝光绪十三年（1887）9月12日，原籍浙江吴兴（清湖州府归安县），世居湖州南门外之鲍山。钱玄同的父亲钱振常和伯父钱振伦都很有名，钱振常为清同治间举人，曾任礼部主事，任绍兴书院山长时，蔡元培就读于此。钱振常晚年又为江苏扬州、苏州的书院山长，年62才生钱玄同于苏州，母亲周氏为四川人。兄钱恂，字念劬，是清末外交家，历任清朝驻日、英、法、德、俄、荷兰、意大利等国使馆参赞或公使。钱玄同与钱恂同父异母，比钱恂小34岁，与钱恂的儿子钱稻孙年岁相同，不过月份在前罢了。钱玄同原名师黄，取意不明，大概是推崇黄宗羲之意；字德潜，更无法推测其含义了。在他6岁的时候，住在常熟的伯母去世，要发讣文，不知他叫什么名字，因为他的老兄名叫“恂”，所以就替他起了一个竖心旁的名字叫钱怡，就这样刊了出来。这个是他的而又不是他的名字，就这样搁着，一直到1906年钱玄同到日本东京留学时才复活，因为进的是洋学堂，照例不用本名，须得另起一个，这回便废物利用了。在东京时期，他已接受民族革命的思想，立志排满，自己起了一个号曰汉一，后改名曰夏，取其与“汉一”之意相关。他还有一个别号叫中季，也称季。五四运动前，改名玄同。在古史辨运动中，改名疑古玄同。
钱玄同从小接受的是典型的封建式教育，同时也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底子。他4岁时开始上学，由老父亲亲自教读。钱玄同整天站在书架前读他父亲亲自书写贴在书架上的一条条的《尔雅》词义。因为站得太久，两腿僵直，傍晚经常走不回去，须由人抱他回内室去。钱玄同一生身体很差，大概也与此有关。他到了晚年，还对他的朋友、学生谈起，他的双腿没有力量，害怕走路，全是小时候念书站坏了。他还回忆说：“我在10岁左右（1896年顷），就知道写清朝皇帝的名字应该改变原字底字形，什么‘玄’字要缺末点，‘寧’字要借用‘’，‘颙’字要割去‘页’字的两只脚，‘琰’字要改第二个‘火’字作‘又’，这些鬼玩意儿是记得很熟的，还有什么‘国朝’、‘昭代’、‘睿裁’、‘圣断’、‘芝殿’、‘瑶阶’等等瘟臭字样，某也单抬，某也双抬，某也三抬，这些屁款式，我那时虽还没有资格做这些字样的文章，但却认为这是我们读‘圣贤书’的‘士人’应该知道的，所以也很留意。”这种奴化教育，反而成为后来钱玄同反清排满的种子，但那时对清朝皇帝的尊崇无法动摇。12岁（1898年）时他在教师的书桌上看见一本日本人做的书，好像是《万国史记》，有“清世祖福临”、“清高宗弘历”这些字样，又不抬头写，那时看了，真觉得难过。因此，任何反对清朝皇帝的议论他都是不能接受的，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论却极为赞同，他回忆说：
我16岁那年，梁任公先生底《新民丛报》出版。这年的《新民丛报》，不仅提倡民权政治，鼓吹思想革新，而且隐隐含有排满之意。前此谭复生先生的《仁学》也在那时印出，它底下昌言排满，其言曰：“……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掳掠，莫不如是。即被‘准部’，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亦有号为‘令主’者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著《大义觉迷录》也。台湾者东海之孤岛，于中原非有害也，郑氏据之，亦徒存前明之空号，乃无故贪其土地，据为己有。据为己有，犹之可也；乃既竭其200余年之民力，一旦苟以自救，则举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为，台湾固无伤耳。尚有18省之华人宛转于刀砧之下，瑟缩于贩卖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乌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于心乎！吾愿华人勿梦复梦，谬引以为同类也！”
我当时看了这类的议论，很是生气，曾经撕毁过一本《仁学》！同时，在《新民丛报》底广告中知道它底前身是《清议报》，设法买到几本残缺的《清议报全编》，得读梁任公先生在戊戌、己亥时倡“保皇论”的文章，于是大悦。至今还记得《爱国论》中有这样一段：“怪哉！我皇上也……有君如此，其国之休欤，其民之福欤！而乃房州惨黯，吊形影于瀛台；髀肉蹉跎，寄牧刍于笼鸽。田横安在？海外庶识尊亲；霍义不生，天下宁无男子……”那时，我看了这种文章，真要五体投地，时时要将它高声朗读的。
1903年，也就是钱玄同17岁的时候，发生了著名的反清政治案件。当时的上海《苏报》聘请章士钊为主笔，章太炎、蔡元培等为撰稿人，报道各地的学生运动，发表推荐邹容《革命军》和章炳麟驳斥康有为改良主义政见的论文，鼓吹革命。章炳麟直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真是一语惊人。清政府以“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的罪名查封了《苏报》，逮捕了章炳麟，并将激于义愤而自动投案的邹容关进狱中迫害致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引起国内对清政府的广泛抨击。这时的钱玄同仍无动于衷，他回忆说：
17岁（1903）底夏天，上海“苏报案”发生，清廷做了原告，向上海租界中“帝国主义者”底会审公堂控诉中国底革命党，于是章（太炎）、邹（慰丹）被逮，蔡（孑民）、吴（稚晖）出亡……我当时那种“尊崇本朝”底心理，仍与前此相同，未有丝毫改变，所以极不以章、邹、蔡、吴底主张为然……
那时，我底尊清思想，实在是因为对于载湉个人有特别之好感，而对于那拉氏则已经不承认伊是皇太后，而且以为伊是该杀的。伊正是汉之吕后、唐之武后一流人物。（按：当钱玄同两岁的时候，也即1889年，西太后那拉氏宣布还政于光绪皇帝，实则仍大权在握）盖我彼时之思想，完全受‘保皇论’之支配也……
当时钱玄同住在湖州（吴兴），看不到宣传革命的报纸，所能看到的《中报》和《新闻报》，都是反对革命的，可以说钱玄同对外面的世界之了解是很片面的。就在钱玄同的少年时代，中国的局势动荡不安。当钱玄同两岁的时候，即1888年，正是康有为应试北京，第一次给皇帝上书建议变法的时候。5岁时，正值康有为写成《孔子改制考》，为变法维新找依据之时。7岁时。梁启超赴北京应试，宣传变法维新，本年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第二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虽有康有为等一班举人的“公车上书”加以反对，也无济于事，中国殖民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此时钱玄同8岁。11岁时，正值戊戌百日维新遭到失败。13岁时，义和团攻破天津、北京，义和团运动失败。少年钱玄同仍在接受正统的封建教育，并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但因本年母亲病逝，须为母丧“守制”，没有参加“童子试”。
然而处于当时那样一种激荡的时代，必然早晚要受些冲击，何况钱玄同所居之湖州，离革命的中心之一—上海很近。就在钱玄同16岁那年，也即1902年，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变，关于此事，他有如下的回忆：
这年冬天某晚，我认识一位朋友方青箱先生，他送我两部书：一部是章太炎先生底《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部是邹慰丹先生的《革命军》，都是徐敬吾先生（绰号野鸡大王）翻印的，用有光纸石印，字迹很小，白洋纸的封面，封面上印着红色的书名。
一寸见方的三个红字—《革命军》触我眼帘，我顿然起了一种不能言喻的异感……先将《革命军》翻读，看它底序中将“同胞”二字照屁款式中之“皇上”二字例抬头写它，末行是“皇汉民族亡国之二百六十年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本文第二行字“国制蜀人邹容泣述”（这“制”字与穿孝的人底名片上底“制”字同义，“国制”是说汉族的国亡了，现在给它穿孝）。种种特别的款式和字句以及文中许多刺激的论调和名词，看了之后，很使我受了一番大刺激，前此底尊清见解，竟为之根本动摇了。
再看章太炎先生底《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看到“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璎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数语，忽然觉得：对呀！这些野蛮的典礼、衣冠、文字，我们实在应反抗！再看下去，看到“向之崇拜《公羊》，诵法《繁露》，以为一字一句皆神圣不可侵犯者，今则并其所谓‘复九世之仇’而亦议之”数语，更大大地佩服起来。因为我从十三四岁起，就很相信《春秋公羊传》。《公羊》对于齐襄公灭纪，褒他能复九世之仇。这个意思，那时的我，是极以为不错的。那么清灭明，以汉族为奴隶，我们汉族正应该复九世之仇哇（说句弄巧的话，从福临到载湉恰好是九世！）。复仇既然应该，则革命正是天经地义了。读完太炎先生此书，方恍然大悟两百年以来清廷之宰割汉人，无所不用其极……章、邹底主张，实在是“有理呀有理”！一定非革命不可！
自此又陆续看了些《浙江潮》、《江苏》、《汉声》、《旧学》、《黄帝魂》、《警世钟》、《訄书》、《攘书》之类，认定满洲政府是我们唯一的仇敌，排满是我们唯一的天职。
1904年，钱玄同18岁，他读了章太炎的《訄书》、刘师培的《攘书》，更坚定了反清排满的主意，他叫来一个剃头匠，剪掉辫子，以表示“义不帝清”之意。同一年，他和几个朋友办了一种《湖州白话报》，封面上决不肯写“光绪三十年”，只写“甲辰”年，本想写“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二年”，只因如果这样写，一定会被官方干涉，禁止发行，所以只好退一步而写干支。这时候他借读了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思想进一步解放，其中所载的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于清初四大学者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外，特别举出刘继庄，说他“最足以豪于我学界者有二端，一曰造新字，二曰倡地文学”。钱玄同对刘氏之学很感兴趣，因为刘继庄字献廷，钱玄同就自己改号为“掇献”，取“掇拾刘献廷之坠绪”之意。钱玄同原来的号叫“德潜”，而吴兴话“德”与“掇”同音，“潜”与“献”音近（潜为浊声与平调，“献”为清声与去调），这样“掇献”的新号能与“德潜”的旧号相呼应。后来他终于没有辜负当时的心愿，在音韵学、国语等领域贡献巨大，卓然成当代大师。
1906年钱玄同20岁，由兄长做主在上海与浙江绍兴徐婠贞女士结婚，并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当时国内形势紧张，许多革命党人亡命日本，不少学子也到日本求学。1905年孙中山等联合兴中会、华兴会，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其根据地就在东京。1906年章太炎从上海抵达东京后，就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笔。钱玄同对章太炎极端崇拜，觉得他是真正的楷模，他的议论天经地义，他的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但是章太炎对于国故，是想利用它来发扬种姓以光复旧物，并非以为它的本身都是好的，都可以使它复活。钱玄同后来回忆说，他那时的思想，比章太炎还要顽固得多，他说：
我以为保存国粹底目的不但要光复旧物；光复旧物告成以后，当将清底政制仪文一一推翻而复于古。不仅复于明，且将复于汉唐；不仅复于汉唐，并将复于三代。总而言之，一切文物制度，凡非汉族的都是要不得的；凡是汉族的，都是好的，非与政权同时恢复不可；而同是汉族的之中，则愈古愈好—说到这里，却有应该说明的话：我那时复古的思想虽极炽烈，但有一样“古”却是主张绝对排斥的，便是“皇帝”。所以我那时对于一切“欧化”都持“忿忿然拒之”的态度，惟于共和政体却认为天经地义，光复后必须采用它。
钱玄同痛恨清朝，志切光复，所以于1907年在章太炎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并改名为“夏”，因为“夏”字，按《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中国之人也”，他后来回忆道：
那时，日本称中国为“清国”，留学生们写信回国，信封上总写“清国某处”。我是决不肯写“清国”的，非写“支那”不可，有人告诉我：日本人称“清国”，比称“支那”为尊重。我说：我宁可用他们为轻蔑的“支那”二字，因为我的的确确是支那国人，的的确确不是清国人。
1908年底冬天，载湉和那拉氏相继死了。过了几天，驻日本的“清国公使”胡维德发丧举哀，我住的那个旅馆主人，忽然给我们吃素，我诘问他，他竟用吊唁的口气侮辱我，大意说：“因为贵国皇帝崩御了，今天是贵国人民不幸的日子，所以……”我哪里受得住这样的侮辱，不等他说完，即将素菜碗住外摔去。碗固摔破，而屋内的“ㄊㄚㄊㄚㄇ”上也弄得油汤淋漓。我的日本话是头等蹩脚的，对于旅馆主人底侮辱，只有向他瞪眼以出气而已。过眼之后……想往“支那料理店”去吃一顿肥鱼大肉，不料这些支那昏百姓也与清国公使和日本旅馆主人一样的见解，竟休业一日以志哀。我只好买了一罐“豚肉之琉球煮”和一罐牛肉回来，将这冷猪肉、冷牛肉和已经冷了的饭胡乱吃了这样一顿“三冷席”。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遇见一个臂缠白布（此人的缠白布等于现在缠黑纱）的留学生，连声骂他“ㄅㄚㄍㄚ”不置。
钱玄同对清廷的仇恨终于在他25岁时也即1911年有了结果，这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爆发，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被推翻，这无疑是大快人心的事。钱玄同后来回忆说：
从1903年冬到1911年冬，这八年挂零之中，我仇恨满廷之心日盛一日，那时不仅对于满廷，实在是对于满族全体。因仇视满廷，便想到历史上异族入寇的事。对于这些异族，也如满廷为同样之仇敌。那时做了一本《纪年检查表》，于宋亡以后，徐寿辉起兵以前，均写“宋亡后几年”，而附注曰“伪元某某酋僭称某某几年”；于明亡以后，洪秀全起兵以前，均写“明亡后几年”，而附注曰“伪清某酋僭称某某几年”，于洪秀全亡以后，民国成立以前，均写“太平天国亡后几年”，附注同上。我这种写法的主张，出于郑思肖的《心史》，亡友陶焕卿先生深以为然。今日复视，颇自觉其过于迂谬，以其可以表示当年排满之心理，故及之。
清廷的崩溃，钱玄同以为正是光复汉族旧物的时候了，于是他参考《礼记》书仪、家礼，及黄宗羲、任大椿、宋殷初、张惠言、黄以周诸家关于考证“深衣”之说，做了一部书，叫做《深衣冠服说》，并照所说的做了一身。1912年3月，他到浙江教育司中当一名小小的科员，曾经戴上“玄冠”，穿上“深衣”，系上“大带”上办公所去，赢得大家笑一场，朋友们从此传为笑柄，他这种迂腐行为实在是因为当时仇满太过，一切唯有汉族好，也就是还没有丝毫反复古的意识，相反是一味地想复古。据周作人先生回忆说，钱玄同与鲁迅、周作人、许寿裳等在东京听章太炎讲课，他年轻气盛，每当章太炎讲完闲谈的时候，就开始他的“话匣子”—这是后来朋友们送他的一个别号，形容他话多而急的样子，而且指手画脚，仿佛是在坐席上乱爬，所以鲁迅和许寿裳便给他起了“爬来爬去”的雅号，或称之为“爬翁”。他有时和章太炎谈论，在大家散了之后仍旧不走，谈到晚上便留在《民报》社里住宿，接着谈论。谈些什么呢？说来是很可笑的，无非是讨论怎样复古罢了。大概当时民族主义革命思想的主张是光复旧物，多少是复古思想，这从《国粹学报》开始，后来的《民报》也是往这条路上发展。当时玄同的老兄念劬与《中国古代史》的作者夏穗卿在日本，常一同上街，看见店铺的招牌和店面，辄啧啧称叹，说有唐代遗风，即此可以想见一斑了。《民报》上登载过一篇《五朝法律索隐》，力说古法律的几点好处，使人看了很受影响。至于当时在《民报》社所反复讨论的，大约不是这种问题，只是关于文字语言的罢了。这就是说名物云谓，凡字必须求其“本字”，并且应该用最正确的字体把它写出来。这字体问题因为当时甲骨文还未发现，钟鼎文又是太炎所不相信的，那么只好用小篆了。而小篆见于《说文》的字数太少，又照例不能用偏旁凑合自己来创造，那么这就技穷了，便是“老夫子”也没有办法，玄同于文字复古的问题上面，留下了三种痕迹，证明他的归根失败。其一是在民国初年，写过一部周文之（沐润）的《说文窥管》，这个写本在浙江图书馆，原文后面有馆员陆祖谷的校记，末云：“钱君中季录此卷，用小篆精写，意欲备刊，顾其中犹有阙字未补，误字未正，盖当时厥功未竟而中辍者，兹特摘出记于右方，冀他日中季复来，足成之云。丁卯七月陆祖谷记。”其所以厥功未竟的缘故虽然不详，但小篆的不够用总是最大的障碍吧。其二是章氏丛书里的四卷《小学问答》，也是浙江图书馆出版的，是玄同所写，系依照小篆用楷书笔势写之，写起来并不难看，虽然不大好认，圆笔变方了，反而面生，一也；改正讹俗，须用本字，一见难识，如“认”之作“仞”，二也；但经过苦心研究，终于写成了。其三是已经隔了二十年后，在北京的弟子们醵资刻章氏丛书续篇，由他和吴缄斋主持其事，其中有《新出三体石经考》一书，是他所手书的，写法又有些变化了，太炎特手书题跋其后云：
吴兴钱夏，前为余写《小学问答》，字体依附正篆，裁别至严，胜于张力臣之写《音学五书》。忽忽20余岁，又为余书是考。时事迁蜕，今兹学者能识正篆者渐希，于是降从开成石经，去其泰甚，勒成一编，斯亦酌古准今，得其中道者矣。稿本尚有数事未谛，夏复为余考核，就稿更正，故喜而识之。夏今名玄同云。
这是文字复古的经验，从极右的写小篆起手，经过种种实验，终于归结到利用今隶、俗字简体，其极左的反动则是疑古，主张破坏过去的一切，即是线装书扔进毛厕坑，40岁的人应该枪毙等说。
钱玄同的复古思想很快受到冲击，因为专制政府虽然推翻了，但并不意味着革命势力会一帆风顺，事实上，当时的北京仍是反动保守势力的巢穴，实力非常强大。钱玄同后来回忆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于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就职。我那时在故乡吴兴底浙江第三中学校做教员，天天希望义师北伐，直捣燕京，剿灭清廷，以复280年来攘窃我政权、残杀我汉人之大仇。而事实上却是由袁世凯耍了一套王莽到赵匡胤耍厌了的老把戏，请溥仪退位。溥仪退位，总是事实，所以当时大家都不再作进一步之解决。我对于清廷的怨恨虽然消灭了些，不过优待条件我是很反对的……我这个见解，从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之日起，并未变动。”
溥仪虽然被迫退位，但袁世凯早已对空着的皇帝宝座虎视眈眈，终于在1912年3月10日取代了孙中山，窃据临时大总统之位，南京革命临时政府参议院也决议把政府迁到北京。第二年，袁世凯颁布《通令尊孔圣文》。康有为在《不忍》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共和，主张保存“国粹”，宣扬孔子为“中国之教主”，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为专制政权寻找理论依据，意在为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大造舆论。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告恢复帝制，复活几千年以来的封建专制统治，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设大典筹备处，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这种明目张胆地复活古制的行径，使钱玄同开始反思以前他自己的复古主张，正如他自己所说：“玄同自丙辰春夏以来，目睹洪宪皇帝之返古复辟，倒行逆施，卒致败亡也；于是大受刺激，得了一种极明确的教训，知道凡事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就在袁世凯称帝前不久，钱玄同去探视被袁世凯监禁的章太炎，章太炎以南宋心学大师陆象山的语录赠之：“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汙泽”。事实证明，后来的钱玄同从复古转到反古，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在寂寞中奋进的勇士。几十年后，章太炎最后一次到北平，钱玄同请求章氏替他写这四句话以自勉，此时的章太炎已趋保守，认为这四句话太激烈，不肯写。魏建功先生说，他想起这件事就联想到先生立身处世、待人接物何等和平谦虚，而与这四句话表面不相像，但在另一方面正显示着先生光明自由的精神：
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汙泽！
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的皇帝，在全国的愤怒声讨中，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废止洪宪年号，不久就在唾骂声中死去。接踵而至的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府院之争”的权力斗争，竟导致军阀张勋率领“辫子军”进入北京，于1917年7月1日拥戴溥仪复辟帝制，虽然这幕丑剧只演了12天就宣告失败，但足以说明反动腐朽势力之强大，这不能不使钱玄同反思所谓国粹，也就是封建主义制度及其文化。诚如周作人先生指出，钱玄同思想的转折，导源于民国初年的政教的反动空气，事实上表现出来的是民国四年（1915年）的洪宪帝制，民国六年（1917年）的复辟闹剧。经过两件事情的轰击，所有复古的空气乃全然归于消灭，结果发生了反复古。这里表面上是两条路，即一是文学革命，主张用白话；一是思想革命，主张反孔教，而归结于毁灭古旧的偶像这一点上，因为觉得一切的恶都是从这里发生的。
钱玄同不仅亲眼目睹了古制、国粹带给国家人民的深重灾难，而且自己深有体验。钱玄同从小受父亲的管教极严，他父亲总盼望他能考上举人，这完全是封建科举时代要求“正途”出身的思想。钱玄同的长兄钱恂比他大34岁，十几岁就考中了秀才，考了好多场也没有考上举人，因此年老的父亲把儿子中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钱玄同身上，从5岁起就让他读经书，决不许看闲书。有一次，钱玄同偷看《桃花扇》，被塾师发现，一戒尺打来，眉心上永远留下了一个疤痕。他在11岁时失去了父亲，15岁时失去了母亲，失怙的打击，使他面对自立自强之路；一旦没有了严厉的家教，他就可能接触外面的世界，思想上逐渐起了变化。他的后代回忆说，父亲年轻时有过这样一段亲身感受和经历，所以对“三纲”这种封建礼教的教条是切齿痛恨的。他说：“‘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2000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身上！可是我们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他经常引用谭嗣同《仁学序》中的话：“少遭纲伦之厄”，常要刻一枚印章：“纲伦下的牺牲者”，晚年在和周作人50岁寿辰诗中还有“切齿纲伦斩毒蛇”之句，可见小时候的经历对他一生的影响。1910年，24岁的钱玄同从日本回国，在浙江省海宁中学堂任国文教员，第二年春，任浙江省嘉兴中学堂国文教员。暑假后，回到家乡吴兴，任浙江第三中学国文教员。1912年3月到浙江教育司当科员。那时的教育司相当于后来的省属教育厅。当时在浙江教育司任职的，大多是原光复会会员，章太炎、蔡元培的门徒，除钱玄同外，还有沈兼士、朱宗莱、朱希祖等人，后来都到了北京任教。1913年9月，钱玄同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部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这是他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开始。不久，兼任北京大学预科文字学教员。1915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增设国文部，钱玄同任国文部教授，兼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1916年，他开始用“玄同”这个名字，此时他刚好30岁。古人说，三十而立。就在第二年，钱玄同向《新青年》杂志投稿，提倡支持“文学革命”，参加“国语研究会”，奠定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钱玄同从小接受的是典型的封建式教育，同时也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底子。他4岁时开始上学，由老父亲亲自教读。钱玄同整天站在书架前读他父亲亲自书写贴在书架上的一条条的《尔雅》词义。因为站得太久，两腿僵直，傍晚经常走不回去，须由人抱他回内室去。钱玄同一生身体很差，大概也与此有关。他到了晚年，还对他的朋友、学生谈起，他的双腿没有力量，害怕走路，全是小时候念书站坏了。他还回忆说：“我在10岁左右（1896年顷），就知道写清朝皇帝的名字应该改变原字底字形，什么‘玄’字要缺末点，‘寧’字要借用‘’，‘颙’字要割去‘页’字的两只脚，‘琰’字要改第二个‘火’字作‘又’，这些鬼玩意儿是记得很熟的，还有什么‘国朝’、‘昭代’、‘睿裁’、‘圣断’、‘芝殿’、‘瑶阶’等等瘟臭字样，某也单抬，某也双抬，某也三抬，这些屁款式，我那时虽还没有资格做这些字样的文章，但却认为这是我们读‘圣贤书’的‘士人’应该知道的，所以也很留意。”这种奴化教育，反而成为后来钱玄同反清排满的种子，但那时对清朝皇帝的尊崇无法动摇。12岁（1898年）时他在教师的书桌上看见一本日本人做的书，好像是《万国史记》，有“清世祖福临”、“清高宗弘历”这些字样，又不抬头写，那时看了，真觉得难过。因此，任何反对清朝皇帝的议论他都是不能接受的，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论却极为赞同，他回忆说：
我16岁那年，梁任公先生底《新民丛报》出版。这年的《新民丛报》，不仅提倡民权政治，鼓吹思想革新，而且隐隐含有排满之意。前此谭复生先生的《仁学》也在那时印出，它底下昌言排满，其言曰：“……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掳掠，莫不如是。即被‘准部’，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亦有号为‘令主’者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著《大义觉迷录》也。台湾者东海之孤岛，于中原非有害也，郑氏据之，亦徒存前明之空号，乃无故贪其土地，据为己有。据为己有，犹之可也；乃既竭其200余年之民力，一旦苟以自救，则举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为，台湾固无伤耳。尚有18省之华人宛转于刀砧之下，瑟缩于贩卖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乌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于心乎！吾愿华人勿梦复梦，谬引以为同类也！”
我当时看了这类的议论，很是生气，曾经撕毁过一本《仁学》！同时，在《新民丛报》底广告中知道它底前身是《清议报》，设法买到几本残缺的《清议报全编》，得读梁任公先生在戊戌、己亥时倡“保皇论”的文章，于是大悦。至今还记得《爱国论》中有这样一段：“怪哉！我皇上也……有君如此，其国之休欤，其民之福欤！而乃房州惨黯，吊形影于瀛台；髀肉蹉跎，寄牧刍于笼鸽。田横安在？海外庶识尊亲；霍义不生，天下宁无男子……”那时，我看了这种文章，真要五体投地，时时要将它高声朗读的。
1903年，也就是钱玄同17岁的时候，发生了著名的反清政治案件。当时的上海《苏报》聘请章士钊为主笔，章太炎、蔡元培等为撰稿人，报道各地的学生运动，发表推荐邹容《革命军》和章炳麟驳斥康有为改良主义政见的论文，鼓吹革命。章炳麟直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真是一语惊人。清政府以“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的罪名查封了《苏报》，逮捕了章炳麟，并将激于义愤而自动投案的邹容关进狱中迫害致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引起国内对清政府的广泛抨击。这时的钱玄同仍无动于衷，他回忆说：
17岁（1903）底夏天，上海“苏报案”发生，清廷做了原告，向上海租界中“帝国主义者”底会审公堂控诉中国底革命党，于是章（太炎）、邹（慰丹）被逮，蔡（孑民）、吴（稚晖）出亡……我当时那种“尊崇本朝”底心理，仍与前此相同，未有丝毫改变，所以极不以章、邹、蔡、吴底主张为然……
那时，我底尊清思想，实在是因为对于载湉个人有特别之好感，而对于那拉氏则已经不承认伊是皇太后，而且以为伊是该杀的。伊正是汉之吕后、唐之武后一流人物。（按：当钱玄同两岁的时候，也即1889年，西太后那拉氏宣布还政于光绪皇帝，实则仍大权在握）盖我彼时之思想，完全受‘保皇论’之支配也……
当时钱玄同住在湖州（吴兴），看不到宣传革命的报纸，所能看到的《中报》和《新闻报》，都是反对革命的，可以说钱玄同对外面的世界之了解是很片面的。就在钱玄同的少年时代，中国的局势动荡不安。当钱玄同两岁的时候，即1888年，正是康有为应试北京，第一次给皇帝上书建议变法的时候。5岁时，正值康有为写成《孔子改制考》，为变法维新找依据之时。7岁时。梁启超赴北京应试，宣传变法维新，本年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第二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虽有康有为等一班举人的“公车上书”加以反对，也无济于事，中国殖民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此时钱玄同8岁。11岁时，正值戊戌百日维新遭到失败。13岁时，义和团攻破天津、北京，义和团运动失败。少年钱玄同仍在接受正统的封建教育，并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但因本年母亲病逝，须为母丧“守制”，没有参加“童子试”。
然而处于当时那样一种激荡的时代，必然早晚要受些冲击，何况钱玄同所居之湖州，离革命的中心之一—上海很近。就在钱玄同16岁那年，也即1902年，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变，关于此事，他有如下的回忆：
这年冬天某晚，我认识一位朋友方青箱先生，他送我两部书：一部是章太炎先生底《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部是邹慰丹先生的《革命军》，都是徐敬吾先生（绰号野鸡大王）翻印的，用有光纸石印，字迹很小，白洋纸的封面，封面上印着红色的书名。
一寸见方的三个红字—《革命军》触我眼帘，我顿然起了一种不能言喻的异感……先将《革命军》翻读，看它底序中将“同胞”二字照屁款式中之“皇上”二字例抬头写它，末行是“皇汉民族亡国之二百六十年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本文第二行字“国制蜀人邹容泣述”（这“制”字与穿孝的人底名片上底“制”字同义，“国制”是说汉族的国亡了，现在给它穿孝）。种种特别的款式和字句以及文中许多刺激的论调和名词，看了之后，很使我受了一番大刺激，前此底尊清见解，竟为之根本动摇了。
再看章太炎先生底《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看到“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璎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数语，忽然觉得：对呀！这些野蛮的典礼、衣冠、文字，我们实在应反抗！再看下去，看到“向之崇拜《公羊》，诵法《繁露》，以为一字一句皆神圣不可侵犯者，今则并其所谓‘复九世之仇’而亦议之”数语，更大大地佩服起来。因为我从十三四岁起，就很相信《春秋公羊传》。《公羊》对于齐襄公灭纪，褒他能复九世之仇。这个意思，那时的我，是极以为不错的。那么清灭明，以汉族为奴隶，我们汉族正应该复九世之仇哇（说句弄巧的话，从福临到载湉恰好是九世！）。复仇既然应该，则革命正是天经地义了。读完太炎先生此书，方恍然大悟两百年以来清廷之宰割汉人，无所不用其极……章、邹底主张，实在是“有理呀有理”！一定非革命不可！
自此又陆续看了些《浙江潮》、《江苏》、《汉声》、《旧学》、《黄帝魂》、《警世钟》、《訄书》、《攘书》之类，认定满洲政府是我们唯一的仇敌，排满是我们唯一的天职。
1904年，钱玄同18岁，他读了章太炎的《訄书》、刘师培的《攘书》，更坚定了反清排满的主意，他叫来一个剃头匠，剪掉辫子，以表示“义不帝清”之意。同一年，他和几个朋友办了一种《湖州白话报》，封面上决不肯写“光绪三十年”，只写“甲辰”年，本想写“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二年”，只因如果这样写，一定会被官方干涉，禁止发行，所以只好退一步而写干支。这时候他借读了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思想进一步解放，其中所载的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于清初四大学者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外，特别举出刘继庄，说他“最足以豪于我学界者有二端，一曰造新字，二曰倡地文学”。钱玄同对刘氏之学很感兴趣，因为刘继庄字献廷，钱玄同就自己改号为“掇献”，取“掇拾刘献廷之坠绪”之意。钱玄同原来的号叫“德潜”，而吴兴话“德”与“掇”同音，“潜”与“献”音近（潜为浊声与平调，“献”为清声与去调），这样“掇献”的新号能与“德潜”的旧号相呼应。后来他终于没有辜负当时的心愿，在音韵学、国语等领域贡献巨大，卓然成当代大师。
1906年钱玄同20岁，由兄长做主在上海与浙江绍兴徐婠贞女士结婚，并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当时国内形势紧张，许多革命党人亡命日本，不少学子也到日本求学。1905年孙中山等联合兴中会、华兴会，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其根据地就在东京。1906年章太炎从上海抵达东京后，就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笔。钱玄同对章太炎极端崇拜，觉得他是真正的楷模，他的议论天经地义，他的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但是章太炎对于国故，是想利用它来发扬种姓以光复旧物，并非以为它的本身都是好的，都可以使它复活。钱玄同后来回忆说，他那时的思想，比章太炎还要顽固得多，他说：
我以为保存国粹底目的不但要光复旧物；光复旧物告成以后，当将清底政制仪文一一推翻而复于古。不仅复于明，且将复于汉唐；不仅复于汉唐，并将复于三代。总而言之，一切文物制度，凡非汉族的都是要不得的；凡是汉族的，都是好的，非与政权同时恢复不可；而同是汉族的之中，则愈古愈好—说到这里，却有应该说明的话：我那时复古的思想虽极炽烈，但有一样“古”却是主张绝对排斥的，便是“皇帝”。所以我那时对于一切“欧化”都持“忿忿然拒之”的态度，惟于共和政体却认为天经地义，光复后必须采用它。
钱玄同痛恨清朝，志切光复，所以于1907年在章太炎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并改名为“夏”，因为“夏”字，按《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中国之人也”，他后来回忆道：
那时，日本称中国为“清国”，留学生们写信回国，信封上总写“清国某处”。我是决不肯写“清国”的，非写“支那”不可，有人告诉我：日本人称“清国”，比称“支那”为尊重。我说：我宁可用他们为轻蔑的“支那”二字，因为我的的确确是支那国人，的的确确不是清国人。
1908年底冬天，载湉和那拉氏相继死了。过了几天，驻日本的“清国公使”胡维德发丧举哀，我住的那个旅馆主人，忽然给我们吃素，我诘问他，他竟用吊唁的口气侮辱我，大意说：“因为贵国皇帝崩御了，今天是贵国人民不幸的日子，所以……”我哪里受得住这样的侮辱，不等他说完，即将素菜碗住外摔去。碗固摔破，而屋内的“ㄊㄚㄊㄚㄇ”上也弄得油汤淋漓。我的日本话是头等蹩脚的，对于旅馆主人底侮辱，只有向他瞪眼以出气而已。过眼之后……想往“支那料理店”去吃一顿肥鱼大肉，不料这些支那昏百姓也与清国公使和日本旅馆主人一样的见解，竟休业一日以志哀。我只好买了一罐“豚肉之琉球煮”和一罐牛肉回来，将这冷猪肉、冷牛肉和已经冷了的饭胡乱吃了这样一顿“三冷席”。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遇见一个臂缠白布（此人的缠白布等于现在缠黑纱）的留学生，连声骂他“ㄅㄚㄍㄚ”不置。
钱玄同对清廷的仇恨终于在他25岁时也即1911年有了结果，这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爆发，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被推翻，这无疑是大快人心的事。钱玄同后来回忆说：
从1903年冬到1911年冬，这八年挂零之中，我仇恨满廷之心日盛一日，那时不仅对于满廷，实在是对于满族全体。因仇视满廷，便想到历史上异族入寇的事。对于这些异族，也如满廷为同样之仇敌。那时做了一本《纪年检查表》，于宋亡以后，徐寿辉起兵以前，均写“宋亡后几年”，而附注曰“伪元某某酋僭称某某几年”；于明亡以后，洪秀全起兵以前，均写“明亡后几年”，而附注曰“伪清某酋僭称某某几年”，于洪秀全亡以后，民国成立以前，均写“太平天国亡后几年”，附注同上。我这种写法的主张，出于郑思肖的《心史》，亡友陶焕卿先生深以为然。今日复视，颇自觉其过于迂谬，以其可以表示当年排满之心理，故及之。
清廷的崩溃，钱玄同以为正是光复汉族旧物的时候了，于是他参考《礼记》书仪、家礼，及黄宗羲、任大椿、宋殷初、张惠言、黄以周诸家关于考证“深衣”之说，做了一部书，叫做《深衣冠服说》，并照所说的做了一身。1912年3月，他到浙江教育司中当一名小小的科员，曾经戴上“玄冠”，穿上“深衣”，系上“大带”上办公所去，赢得大家笑一场，朋友们从此传为笑柄，他这种迂腐行为实在是因为当时仇满太过，一切唯有汉族好，也就是还没有丝毫反复古的意识，相反是一味地想复古。据周作人先生回忆说，钱玄同与鲁迅、周作人、许寿裳等在东京听章太炎讲课，他年轻气盛，每当章太炎讲完闲谈的时候，就开始他的“话匣子”—这是后来朋友们送他的一个别号，形容他话多而急的样子，而且指手画脚，仿佛是在坐席上乱爬，所以鲁迅和许寿裳便给他起了“爬来爬去”的雅号，或称之为“爬翁”。他有时和章太炎谈论，在大家散了之后仍旧不走，谈到晚上便留在《民报》社里住宿，接着谈论。谈些什么呢？说来是很可笑的，无非是讨论怎样复古罢了。大概当时民族主义革命思想的主张是光复旧物，多少是复古思想，这从《国粹学报》开始，后来的《民报》也是往这条路上发展。当时玄同的老兄念劬与《中国古代史》的作者夏穗卿在日本，常一同上街，看见店铺的招牌和店面，辄啧啧称叹，说有唐代遗风，即此可以想见一斑了。《民报》上登载过一篇《五朝法律索隐》，力说古法律的几点好处，使人看了很受影响。至于当时在《民报》社所反复讨论的，大约不是这种问题，只是关于文字语言的罢了。这就是说名物云谓，凡字必须求其“本字”，并且应该用最正确的字体把它写出来。这字体问题因为当时甲骨文还未发现，钟鼎文又是太炎所不相信的，那么只好用小篆了。而小篆见于《说文》的字数太少，又照例不能用偏旁凑合自己来创造，那么这就技穷了，便是“老夫子”也没有办法，玄同于文字复古的问题上面，留下了三种痕迹，证明他的归根失败。其一是在民国初年，写过一部周文之（沐润）的《说文窥管》，这个写本在浙江图书馆，原文后面有馆员陆祖谷的校记，末云：“钱君中季录此卷，用小篆精写，意欲备刊，顾其中犹有阙字未补，误字未正，盖当时厥功未竟而中辍者，兹特摘出记于右方，冀他日中季复来，足成之云。丁卯七月陆祖谷记。”其所以厥功未竟的缘故虽然不详，但小篆的不够用总是最大的障碍吧。其二是章氏丛书里的四卷《小学问答》，也是浙江图书馆出版的，是玄同所写，系依照小篆用楷书笔势写之，写起来并不难看，虽然不大好认，圆笔变方了，反而面生，一也；改正讹俗，须用本字，一见难识，如“认”之作“仞”，二也；但经过苦心研究，终于写成了。其三是已经隔了二十年后，在北京的弟子们醵资刻章氏丛书续篇，由他和吴缄斋主持其事，其中有《新出三体石经考》一书，是他所手书的，写法又有些变化了，太炎特手书题跋其后云：
吴兴钱夏，前为余写《小学问答》，字体依附正篆，裁别至严，胜于张力臣之写《音学五书》。忽忽20余岁，又为余书是考。时事迁蜕，今兹学者能识正篆者渐希，于是降从开成石经，去其泰甚，勒成一编，斯亦酌古准今，得其中道者矣。稿本尚有数事未谛，夏复为余考核，就稿更正，故喜而识之。夏今名玄同云。
这是文字复古的经验，从极右的写小篆起手，经过种种实验，终于归结到利用今隶、俗字简体，其极左的反动则是疑古，主张破坏过去的一切，即是线装书扔进毛厕坑，40岁的人应该枪毙等说。
钱玄同的复古思想很快受到冲击，因为专制政府虽然推翻了，但并不意味着革命势力会一帆风顺，事实上，当时的北京仍是反动保守势力的巢穴，实力非常强大。钱玄同后来回忆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于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就职。我那时在故乡吴兴底浙江第三中学校做教员，天天希望义师北伐，直捣燕京，剿灭清廷，以复280年来攘窃我政权、残杀我汉人之大仇。而事实上却是由袁世凯耍了一套王莽到赵匡胤耍厌了的老把戏，请溥仪退位。溥仪退位，总是事实，所以当时大家都不再作进一步之解决。我对于清廷的怨恨虽然消灭了些，不过优待条件我是很反对的……我这个见解，从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之日起，并未变动。”
溥仪虽然被迫退位，但袁世凯早已对空着的皇帝宝座虎视眈眈，终于在1912年3月10日取代了孙中山，窃据临时大总统之位，南京革命临时政府参议院也决议把政府迁到北京。第二年，袁世凯颁布《通令尊孔圣文》。康有为在《不忍》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共和，主张保存“国粹”，宣扬孔子为“中国之教主”，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为专制政权寻找理论依据，意在为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大造舆论。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告恢复帝制，复活几千年以来的封建专制统治，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设大典筹备处，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这种明目张胆地复活古制的行径，使钱玄同开始反思以前他自己的复古主张，正如他自己所说：“玄同自丙辰春夏以来，目睹洪宪皇帝之返古复辟，倒行逆施，卒致败亡也；于是大受刺激，得了一种极明确的教训，知道凡事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就在袁世凯称帝前不久，钱玄同去探视被袁世凯监禁的章太炎，章太炎以南宋心学大师陆象山的语录赠之：“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汙泽”。事实证明，后来的钱玄同从复古转到反古，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在寂寞中奋进的勇士。几十年后，章太炎最后一次到北平，钱玄同请求章氏替他写这四句话以自勉，此时的章太炎已趋保守，认为这四句话太激烈，不肯写。魏建功先生说，他想起这件事就联想到先生立身处世、待人接物何等和平谦虚，而与这四句话表面不相像，但在另一方面正显示着先生光明自由的精神：
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汙泽！
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的皇帝，在全国的愤怒声讨中，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废止洪宪年号，不久就在唾骂声中死去。接踵而至的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府院之争”的权力斗争，竟导致军阀张勋率领“辫子军”进入北京，于1917年7月1日拥戴溥仪复辟帝制，虽然这幕丑剧只演了12天就宣告失败，但足以说明反动腐朽势力之强大，这不能不使钱玄同反思所谓国粹，也就是封建主义制度及其文化。诚如周作人先生指出，钱玄同思想的转折，导源于民国初年的政教的反动空气，事实上表现出来的是民国四年（1915年）的洪宪帝制，民国六年（1917年）的复辟闹剧。经过两件事情的轰击，所有复古的空气乃全然归于消灭，结果发生了反复古。这里表面上是两条路，即一是文学革命，主张用白话；一是思想革命，主张反孔教，而归结于毁灭古旧的偶像这一点上，因为觉得一切的恶都是从这里发生的。
钱玄同不仅亲眼目睹了古制、国粹带给国家人民的深重灾难，而且自己深有体验。钱玄同从小受父亲的管教极严，他父亲总盼望他能考上举人，这完全是封建科举时代要求“正途”出身的思想。钱玄同的长兄钱恂比他大34岁，十几岁就考中了秀才，考了好多场也没有考上举人，因此年老的父亲把儿子中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钱玄同身上，从5岁起就让他读经书，决不许看闲书。有一次，钱玄同偷看《桃花扇》，被塾师发现，一戒尺打来，眉心上永远留下了一个疤痕。他在11岁时失去了父亲，15岁时失去了母亲，失怙的打击，使他面对自立自强之路；一旦没有了严厉的家教，他就可能接触外面的世界，思想上逐渐起了变化。他的后代回忆说，父亲年轻时有过这样一段亲身感受和经历，所以对“三纲”这种封建礼教的教条是切齿痛恨的。他说：“‘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2000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身上！可是我们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他经常引用谭嗣同《仁学序》中的话：“少遭纲伦之厄”，常要刻一枚印章：“纲伦下的牺牲者”，晚年在和周作人50岁寿辰诗中还有“切齿纲伦斩毒蛇”之句，可见小时候的经历对他一生的影响。1910年，24岁的钱玄同从日本回国，在浙江省海宁中学堂任国文教员，第二年春，任浙江省嘉兴中学堂国文教员。暑假后，回到家乡吴兴，任浙江第三中学国文教员。1912年3月到浙江教育司当科员。那时的教育司相当于后来的省属教育厅。当时在浙江教育司任职的，大多是原光复会会员，章太炎、蔡元培的门徒，除钱玄同外，还有沈兼士、朱宗莱、朱希祖等人，后来都到了北京任教。1913年9月，钱玄同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部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这是他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开始。不久，兼任北京大学预科文字学教员。1915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增设国文部，钱玄同任国文部教授，兼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1916年，他开始用“玄同”这个名字，此时他刚好30岁。古人说，三十而立。就在第二年，钱玄同向《新青年》杂志投稿，提倡支持“文学革命”，参加“国语研究会”，奠定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