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推翻桐选驱邪鬼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但是经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中国的政局十分混乱，思想界仍然是暮气深重。但是不管保守势力怎样挣扎，共和制度深入人心，已经不可能再走回头路，袁世凯、张勋可耻的失败就是明证。如果说辛亥革命前，全国上下以推翻清政权为首要任务，那么辛亥革命破坏了几千年的“古制”以后，接下来破坏“国粹”，即一切封建传统文化，已是思想界面临的首要课题。在这方面，龚自珍、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已开风气之先。到了民国初年，毕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领导这种新潮流的就是蔡元培。早在民国元年（1912年）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首先停止“祭孔”，民国六年（1917）1月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决心“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号召学生研究高深学问，不要追求升官发财。提倡科学、民主，反对旧思想、旧礼教，使北大成为自由思想的发源地，他办大学，对学术研究主张遵循“思想自由”的原则，聘任教员，“以学诣为主”，他指出：“人才至为难得，苟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他所在的北大的教员，既有革新派，也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更有“筹安会之发起人”。蔡元培聘请陈独秀到北大作文科学长（文学院长），增强了革新派的力量。陈独秀1915年在上海创办并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青年杂志》创办之初，陈独秀就对青年一代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指出“国势凌夷，道衰学敝，后来责任，端在青年”，并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希望青年们除旧布新，具体来讲，有六项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义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917年1月陈独秀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刊登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胡适认为从事“文学改良”，必须从八件事入手，这八件事是：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认为“此八事皆文学之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价值”，希望引起讨论。胡适谨慎地用了“文学改良”、“刍议”等字眼，陈独秀则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1917年2月1日《新青年》二卷六号刊登了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一文。他指出，今日庄严灿烂的欧洲文明，都是革命的结果。革命，指的是革故更新，与中国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所以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也有革命，伦理道德也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应该称作革命史。可是中国苟偷庸懦的国民，“畏革命如蛇蝎”，在政治界虽然经历了三次革命，但依旧一团漆黑，是什么原因呢？小部分是因为，三次革命都是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大部分则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可见单是政治革命，并不能改变整个社会。归根结底，乃是国人仇视革命，不知它是开发文明的利器。他接着说：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
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重视文学这种思想的载体对革新社会的巨大作用，是陈独秀的卓识，李大钊在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创刊号上著文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说：
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绝叫，而后为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以视吾之文坛，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窟，而罔克自拔，柔靡艳丽，驱青年于妇人醇酒之中者，盖有人禽之殊，天渊之别矣。记者不敏，未擅海聂（涅）诸子之才，窃慕青年德意志之运动，海内青年，其有闻风起者乎？甚愿执鞭以从之矣。
胡适、陈独秀就是这种“犯当世之不韪”、“闻风兴起者”。陈独秀明确地提出“文学革命军”的三大主义：一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是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是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与《文学革命论》同时发表的还有钱玄同的信，赞成胡适“改良文艺”的主张，并提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的战斗口号。他说：
顷见六号（按：应是五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又不知若何咒骂。
在《新青年》三卷一号“通信”栏里，发表有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继续讨论新文学问题。钱玄同认为，胡君“不用典”之论最精，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齐梁以前的文学，如《诗经》、《楚辞》及汉魏之歌诗、乐府等，从无用典者，短的如《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长的如《焦仲卿妻诗》，都是纯为白描，不用一典，而作诗者之情感，诗中人之状况，都像一一活现于纸上。《焦仲卿妻诗》尤与白话之体无别，虽然1700年过去了，今天读它，犹如作诗之人与我面谈，这样的优美文学，哪里是后世用典者所能梦见！后世的文人没有铸造新词之才力，于是竞相趋于用典，以欺世人，没有学问的人对此很震惊，以渊博相称誉，于是习非成是，一旦文章不用典，即当作没有学问的象征，这是文学窳败的一大原因。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使老太太也能理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因为它浮词多而真意少。齐梁逐渐多用典故，其弊愈盛。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中之最下劣者。至于近世，《燕山外史》、《聊斋志异》、《淞隐漫录》诸书，可谓全篇不通。戏曲、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小说因多用白话之故，用典之病也少，白话中罕有用者。胡君主张采用白话，不仅以今人操今语，于理为顺，就是为驱除用典来考虑，也应以用白话为宜。他很赞同胡适采用白话的观点。
钱玄同指出，与用典之弊相似的还有人的称谓，人之有名，不过一种记号，夏殷以前，每人只有一个名字，与当今西方之人相同，自从周世尚文，于是有“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种种繁称。六朝重门第，争标郡望。唐宋之后，“峰，泉，溪，桥，楼，亭，轩，馆”，别号日繁。近时以行，更可骇怪，如“湘乡”，“合肥”，“南海”，“新会”，“项城”，“黄陂”，“善化”，“河间”等等，专以地名称呼人，实在不合情理，因此钱玄同主张今后文学，凡称人，全部用其姓名，不可再以郡望别号地名等等相摄代。他的这种主张后来都变成了现实。
钱玄同还主张一文之中，有骈有散，都应顺其自然。凡是写文章，想要句句相对与想要句句不相对一样，都是错误的。关于文法，不但今人多不讲求，古书中也多此病，不胜枚举，必须加以革除。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这是文章的进化，实为今后文白一致的起点。这样的白话文章，其价值远在所谓“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诗”之上。至于当世，所谓桐城巨子，能作散文，选学名家，能作骈文，作诗填词，必用陈套语，自命典赡古雅，鄙夷戏曲小说，以为猥俗不登大雅之堂，其实不过是“高等八股”而已，或者应叫做“变形之八股”。谈到现代文学之革新，钱玄同认为梁启超是开创者。虽然梁氏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到全体国人的赞同，即其文章，也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而他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这都是他的识力过人之处。
1917年8月，在《新青年》三卷六号通信栏中，发表了钱玄同7月2日写给胡适的信。胡适曾于4月9日写信给陈独秀，说“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者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针对这点，钱玄同的立场更加激进，他说：“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尚有何种商量文学之话可说乎！”再次提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的口号。他还直率地批评胡适的白话诗，未能脱尽文言窠臼，并声明这不是故意吹毛求疵，而是因为同抱文学革命之志，故不惮逐一商酌。钱玄同说，他自从读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就想写《论应用之文急待改良》，因为教学任务太重，忙于编讲义，几次提笔而最终搁起。他先写信给陈独秀，将改革之大纲中的十三件事函告。十三件事中，首列以“国语”写文章，这是根本上的改革。他又注意第六事，即“绝对不用典”，他说，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典故的来历，是因为我们从小读过“四书”、“五经”，以及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烂八股、试帖诗或者还读过《龙文鞭影》、《幼学琼林》，所以装满了一脑子的典故，觉得此典用得工功，彼典用得纤巧。今后童子入学，读的是教科书，其中材料，不外乎历史上重大事件，科学上切要之智识，以及共和国民对于国家之观念，政治法律之大概而已。即使是国文一科，虽可选读古人文章，亦必取其说理精粹，行文平易者。那些古奥的周秦文、堂皇的两汉文（原注：“堂皇”二字，用得不切。两汉文章，动辄引经，或抬出孔夫子来吓人，只可称为“摆架子”而已）、淫靡六朝文，以及摇头摆尾之唐宋八大家文，当然不必选读。当然，这不过言其大概，周秦两汉六朝唐宋文中说理精粹，行文平易的，当然可以选。那么他们脑中所装的东西，当然与我们大异，岂能以我们腐臭的旧脑子中所装之（简妙）典故，输入给那些清洁的新脑子呢？不但不能，而且不可。今后的新国民，自应使其丰富于20世纪之新智识，即所谓群经、诸子、《史记》、《汉书》，种种高等书籍，非进了大学文科专门研究者，尚不必读。何况《佩文韵府》等等恶烂腐朽之书，难道我们自己被他累得还嫌不够，还要去转而害今后的新国民吗？如果人稍有丝毫智识，稍有丝毫良心，略略懂得几分戊戌改旧法，辛亥建民国，丙辰踣帝制之道理者，必不再至请新国民去研究《佩文韵府》等等。
钱玄同反对一帮骗子教授典故，捞取青年的钱财。他在文学革命中一贯反对文章用典。那么是不是应该绝对排斥呢？也不是。因为许多成语和譬喻与典故有关。他说，有人说典故虽然不该用，但是成语和譬喻似乎可以沿用。其实这也不能如此笼统说，有些成语和譬喻，如胡适之先生所举的“舍本逐末”“无病呻吟”之类，原可以用得；但也不必限于“古已有之”的，就是现在口语里常用的，和今人新造的，都可自由引用，如吴稚晖先生造的“凿孔栽须”；至于与事实全然不合者，则决不该沿用。如头发已经剪短了，还说“束发受书”，晚上点的是电灯（Lamp），还说“挑灯夜读”，女人不缠脚了，还说“莲步跚跚”；行鞠躬或点头的礼，还说“顿首”“再拜”；除下西洋式的帽子，还说“免冠”……更有甚者，在改阳历以后写“夏正”，称现在的欧美诸国为“大秦”。照此类推，则吃煎炒蒸烩的菜，该说“茹毛饮血”；穿绸缎呢布的衣，该说“衣其羽皮”；住高楼大厅，该说“穴居野处”；买地营葬死人，该说“委之于壑”；制造轮船的，该说“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了。这些都是成语，但是请问，文章可以这样做吗？可见成语有可用者，有不可用者，断断不能笼统说是“可以沿用”的。譬喻也是如此。直到今天，文人学士仍以用几个典故附庸风雅，成语、譬喻更是满天飞，诸如“七月流火”之类，现在夏季尤为流行，并不明“火”字所指，他认为还要规定语法之词序；小学课本、新闻纸旁注注音字母；文章加标点符号；用阿拉伯码号和算式书写数目字；用公元纪事；书写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这些都是很中肯的建议。例如，关于改直行为横写书写，钱玄同指出，如果要写一句汉语的西文译句在直行书写的汉字中间，须将本子直过来，横过去，搬到四次之多，未免又生一种不便利，那么应当用什么办法解决这种麻烦呢？那就是改用左行横迤，像西文的写法一样。人的眼睛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例如在屋子里，若横视左右，则很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仰一俯，颇为费力。可见横行比直行好看。再说右手写字，本来就是自左至右，无论汉文西文，一字笔势，罕有自右至左者，可是汉文右行，方法实在很笨拙。若仿以西文写法，自左至右，横迤而书，则无一不便，希望今后新教科书从小学起一律改用横写，不必专限于算学、理化、唱歌教本。既用横写，则直过来横过去之病可以免矣。
《新青年》三卷五号以前，提倡“文学革命”的论文，其本身还都是用文言文做的，并没有用白话；还都是用旧式圈点，并没有用新式标点符号。《新青年》用新式标点符号，是从民国七年（1918年）四卷一号开始的，这是中国直行汉字而用新式标点符号排印的第一本书，出版时，许多人一见就哈哈大笑，以为怪物。第一篇近于白话的论学书，就是钱玄同与陈独秀论文字符号和小说的信。钱玄同写白话文，还可以追溯得更早，在他清末留学日本时，与章太炎办了一种《教育今语杂志》，出了6期停刊，宗旨是灌输文字历史等国学常识给一般失学的人，内中也带有提倡种族革命的意味，篇篇都是白话文，钱玄同自己有个笔名，叫“浑然”，但凡署名“章太炎”的名篇，实际上也都是他做的。后来坊间汇印成一本《章太炎的白话文》，其实应该叫做《钱玄同的白话文》，这种白话学术论文的出世，还比《新青年》早10年左右，不过那时还没有“文学革命”意识，这种刊物还只能算是一种高等通俗杂志，“今语”是对俗人用的，还不能算在胡适所谓“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的范围。他回国后，在浙江也办过通俗白话报，可知钱玄同对于“文学革命”不但是革命的激烈提倡者，更是革命的首先实践者。到民国七年（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出版，大家就完全用白话做文章了。黎锦熙先生说，文学革命的历史价值，在于把2000年所谓士大夫的风气转变了，从前士大夫虽也欣赏些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用近代白话的作品，但自民国七年（1918年）提倡“文学革命”以后，知识阶级的人，才胆敢用白话来作正式的应用文，才放心做一个文学家或者学者也不必要古文做得好。
1918年7月，有一位学生来信向钱玄同请教文学革命与文法问题，钱玄同在1919年回信时说，来信所论中国人对于本国文字，应该讲求文法，这话很对，《马氏文通》这部书，虽然不能说它尽善尽美，但是在中国近年的出版界上，实可称为“空前的好书”。在清廷未亡之时，一班所谓教育家者，虽然不懂什么叫做文法，却还不敢反对讲文法，自己已嫌《文通》太深看不懂，也还看看日本儿岛献吉郎所著的《汉文典》之类；所以如章行严的《中等国文法典》和戴懋哉的《国文典》之类，也还出了一两种。不料民国成立以来，因为他们所谓“暴徒”也者偶然吃了几个月的安逸饭，以致一班遗老、遗少、名士、国粹家、大文豪，气得“三尸神炸，七窍生烟”，大倡复古之论，恨不得立时三刻把戊戌到辛亥15年间发生的一点“新”萌芽“芟夷蕴崇，勿使能殖”，方才遂了他们的心，出了他们的气。首先复古的东西便是文学，所以什么楼的“文钞”，什么书的“文萃”，什么书的“精华”之类，层出不穷。但是教育部所定的中学课程，却有“文法”和“修辞学”，于是他们又想出一个“拔彼赵帜，宏我汉京”的办法，刻《文学津梁》等书，拿什么“神理气味”之类算做文法，足下学国文而能烛其隐，斥其谬，我愿足下的同学也一样来研究适用于现代的新国文，不要再为3000年来的旧国文所惑，这便是我的大希望！至于白话文学，自从《新青年》提倡以来，还没有见到多大的效果，这自然是实情。但我以为可以不必悲观；多大的效果虽没有见到，但小小的感动，也不能说绝无。就使绝无丝毫影响，我们还是要竭力推行。我们但本于自己所见到的真理，尽力鼓吹，尽力建设，用“愚公移山”的方法去做，必有达到目的之一日。不要自馁！不要灰心！人家杀我，是杀不了的；自馁、灰心便是自杀，自杀便完了。所以我希望《新青年》同人不要自馁、灰心，更希望足下不要自馁、灰心！
就在钱玄同讨论应用文改良的文章中，他敏锐地看出了旧文学与旧体制、旧思想的关系。他说，那独夫民贼，最喜欢摆架子。无论什么事情，总要和平民两样，才可以使那野蛮的体制尊崇起来。对于文字方面，也用这个主义，好叫那些富于奴性的人可以震惊赞叹。凡是做到文章上，尊贵对于卑贱，必须装出许多妄自尊大看不起人的口吻；卑贱对于尊贵，又必须装出许多弯腰屈膝、胁肩谄笑的口吻，其实这些所谓尊贵卑贱的人，当面讲白话，究竟彼此亦没有什么大分别；只做到文章，便可以实行那“骄”“谄”两个字。若没有有“骄”“谄”的文章，这些独夫民贼的架子便摆不起来了，所以他们最反对那质朴的白话文的。还有一些“文妖”若用白话文做文章，那么会做文章的人必定渐多，这些“文妖”就失去了他那会做文章的名贵身份，这是他们最不愿意的。钱玄同的这些议论，自觉地把文学革命与新文化革命联系起来，富有远见。正如黎锦熙先生所指出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与“文学革命”运动“一而二，二而一”的，因为文学有形式（文字与文体），有内容（意识），用白话打倒文言，看来不过是文学形式的革命，但既提倡“新文学”，则旧文学的内容，当然也要大受影响；何况中国向来是“文以载道”的，文不变道亦不变，道将变故文必先变，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也。钱先生参加“文学革命”，同时对于“新文化运动”，却更有特别的功劳，不仅仅是这种文学上的“形式”“内容”相因而至的自然趋势；因为他是“古文经学”大家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到清末成了极严重的斗争，而焦点就在对于孔子的态度：“今文”大师康南海（有为）先生，要把孔教当作宗教，把孔子当作“教主”来崇拜，说一切真的经书都是孔子创作的—其实这种观念，已是中国千余年来的“既成事实”，康先生在清末要作政治上的维新运动，故根据“今文”公羊家言，扩大孔子以便翻新罢了。而“古文”大师章太炎先生则只把孔子当作一个“史学家”看待，顶多再带了些“教育家”的臭味，孔子的最大成绩是整理了许多故书旧史（经）。他有《驳建立孔教为国教议》，只读了这篇就可知道，钱先生在这点上，受他老师的影响最深，所以到了民国七年（1918年），就一拳打倒“孔家店”—这不是说孔子要不得，乃是说2000年来借着孔子的招牌来开店做买卖的就非打翻不可，其意义也就等于反对“崇拜偶像”，所以当时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定的国学的功课，是孔丘、李耳、孟轲、荀况等等都称姓名的一律平等排列下去。北大校长蔡先生也是向来反对什么“孔教”的，他在民国元年（1912年）做第一任教育总长时，首先下令废除祀孔，国定的教育宗旨中从此就永远取消了“尊孔”字样了—反对吃人的礼教（也不是说礼教都要不得，乃是说，在2000年来“封建的”势力之下，用“礼教”“名教”“名分”“纲常”等等名义来压迫人家的就等于“吃人”），反对“包办式买卖式的婚姻”，反对雇一群叫花子扛着“肃静”“回避”的牌匾送葬，如此等等，也说不尽，这就是五四运动前夕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在《新青年》上，唯有钱先生的说话，最不怕，最痛快淋漓，最使人兴奋，所以要推他为新文化运动揭幕的一人。有些道理，到现在真是平凡无奇，成了老生常谈了，须知在那时却是惊人的怪论呢！其实呢，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观念，是把2000年来一切旧的东西“重新估定价值”（胡适语），那么当然，那些旧东西都是有“历史”价值的，但要适于现代，就不能不有所因革损益，而建设偏重“西化”的“新文化”了。这和2000年前大“史学家”孔丘的眼光见地，还不是差不多吗？不过当启蒙运动初揭幕时，总要说得特别激烈些，才有“革命”的力量罢了。
陈独秀将胡适“文学改良”的主张上升到“文学革命”的主题，一开始就得到钱玄同的支持，确实很不平常。当时执教于北京大学的学者，很多是章太炎的门生或故交，实力雄厚，以治学严谨著称于世。钱玄同作为古代语言文化的专家，入室操戈来反对旧文学旧文化，影响非同一般。钱玄同当时已是知名人士，他支持当时年纪很轻、在学术界默默无闻的胡适，表现了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钱玄同在1917年的几封通信，陈独秀、胡适非常重视，陈独秀在一封通信后面的复语中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胡适后来在《新文学的建设理论》一文中说，“这时候，我们一班朋友聚在一处，独秀、玄同、半农诸人都和我站在一条路线上，我们的自信心更强了”，他特别指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两个名词是钱玄同首创的。胡适晚年在回顾文学革命时还说，钱玄同“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他还说，“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黎锦熙先生在《钱玄同先生传》中也说，在《新青年》的编辑人中，只有钱先生是旧文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说：“《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意见还很简单，只是想将文体改变一下，不用文言而用白话，别的再没有高深的道理。”当时他们的文章也还都是用文言作的，“其后钱玄同、刘半农参加进去，‘文学运动’、‘白话文学’等旗帜口号才明显地提出来”，这不仅是文体上的改革，它所带来的思想震动不久就显示出来，钱玄同认为只能用新文体表达新思想，是他的卓见。
正当《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时，沉闷的中国思想界，既没有多少人赞同，也没有多少人反对。新旧思想没有正面交锋，不利于把新文化运动推向前进，于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给《新青年》的编者写了一封信，把自己装扮成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历数新文化运动的罪状加以攻击；刘半农写了《覆王敬轩书》，针锋相对地逐一加以驳斥，实际上是钱、刘二人筹划的“双簧戏”，把要讨论的问题拟议好，故意造成一场论战，以便引蛇出洞，不怕顽固派的反扑，把讨论引向深入，唤起社会上的注意，关于这段新文学史上的佳话，郑振铎先生后来回忆说：
这面“文学革命”的大旗的竖立是完全出于旧文人们的意料之外的。他们始而漠然无所睹，继而鄙夷若不屑与辩，终而却不能不愤怒而诅咒着了。
在《新青年》的四卷三号（按：时间是1918年3月）上同时刊出了王敬轩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和刘复（半农）《覆王敬轩书》。王敬轩原是亡是公、乌有先生一流人物。托为王敬轩写的那一封信乃是《新青年》社的同人钱玄同的手笔。
为什么他们要演出这一出“苦肉计”呢？
从他们打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以来，始终不曾遇到过一个有力的敌人。他们“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而所谓“桐城、选学”也者，却始终置之不理，因之，有许多见解他们便不能发挥尽致，旧文人们的反抗言论既然无闻，他们便好像是尽在空中挥拳，不能不有寂寞之感。
所谓王敬轩的那封信，便是要把旧文人们的许多见解归纳在一起，而给以痛痛快快的致命的一击的……不久，真正有力的反抗运动也便来了。
这封化名王敬轩致《新青年》编辑部的信刊登在《新青年》四卷三号（1918年3月），原信只用旧式的圈点，没有新式标点，全文如下：
新青年诸君子大鉴。
某在辛丑壬寅之际。有感于朝政不纲。强邻虎视。以为非采用西法。不足以救亡。尝负笈扶桑。就梅谦博士讲习法政之学。归国以后。见士气嚣张。人心浮动。道德败坏。一落千丈。青年学子。动辄诋毁先圣。蔑弃儒书。倡家庭革命之邪说。驯至父子伦亡。夫妇道苦。其在妇女。则一入学堂。尤喜摭拾新学之口头禅语。以贤母良妻为不足学。以自由恋爱为正理。以再嫁失节为当然。甚至剪发髻。曳革履。高视阔步。恬不知耻。鄙人观此。乃知提倡新学。流弊甚多。遂噤不敢声。辛亥国变以还。纪纲扫地。名教沦胥。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有识之士。蛊焉心伤。某虽具愚公移山之志。奈无鲁阳挥戈之能。遁迹黄冠者。已五年矣。日者过友人案头。见有贵报。颜曰新青年。以为或有扶持大教。昌明圣道之论。能拯青年于陷溺。回狂澜于既倒乎。因亟假读。则与鄙见所期。一一皆得其反。噫。贵报诸子。岂犹以青年之沦于夷狄为未足。必欲使之违禽兽不远乎。贵报排斥孔子。废灭纲常之论。稍有识者虑无不指发。且狂大之谈。固无伤于日月。初无待鄙人之驳斥。又观贵报对于西教。从不排斥。以是知贵报诸子殆多西教信徒。各是其是。亦不必置辩。惟贵报又大倡文学革命之论。权舆于二卷之末。三卷中乃大放厥词。几于无册无之。四卷一号更以白话行文。且用种种奇形怪状之钩挑以代圈点。贵报诸子。工于媚外。惟强是从。常谓西洋文明胜于中国。中国宜亟起效法。此等钩挑。想亦是效法西洋文明之一。但就此形式而论。其不逮中国圈点之美观。已不待言。中国文字。字字匀整。故可于每字之旁施以圈点。西洋文字长短不齐。于是不得不于断句之处志以符号。于符号之形式遂不能不多变。其在句中之重要之处。只可以二钩记其上下。或亦用密点。乃志于一句之后。拙劣如此。而贵报乃不惜舍己以从之。甚矣其惑也。贵报对于中国文豪。专事丑诋。其尤可骇怪者。于古人。则神圣施耐庵曹雪芹而土芥归震川方望溪。于近人。则崇拜李伯元吴趼人而排斥林琴南陈伯严。甚至用一网打尽之计。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对于易哭庵、樊云门诸公之诗文。竟曰烂污笔墨。曰斯文奴隶。曰丧却人格。半钱不值。
呜呼。如贵报者。虽欲不谓之小人而无忌惮。盖不可得矣。今亦无暇一一辩驳。第略论其一二。以明贵报之偏谬而已。贵报三卷三号胡君通信。以林琴南先生而方姚卒不之踣之之字为不通。历引古人之文。谓之字为止词。而踣字是内动词。不当有止词。贵报固排斥旧文学者。乃于此处因欲驳林先生之故。不惜自贬声价。意乞灵于孔经。已足令识者齿冷。至于内动词止词诸说。则是拾马氏文通之唾余。马氏强以西文律中文。削趾适履。其书本不足道。昔人有言。文成法立。又曰。文无定法。此中国之言文法。与西人分名动。讲起止。别内外之文法相较。其灵活与板滞。本不可以道里计。胡君谓林先生此文可言而方姚卒不踣。亦可言方姚卒不因之而踣。却不可言方姚卒不之踣。不知此处两句。起首皆有而字。皆承上文论文者独数方姚一句。两句紧相衔接。文气甚劲。若依胡君改为而方姚卒不踣。则句太短促。不成音节。若改为而方姚卒不因之而踣。则文气又近懈矣。贵报于古文三昧。全未探讨。乃率尔肆讥。无乃不可乎。林先生为当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所叙者皆西人之事也。而用笔措词。全是国文风度。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是岂寻常文人所能企及。而贵报乃以不通相诋。是真出人意外。以某观之。若贵报四卷一号中周君所译陀思之小说。则真可当不通二字之批评。某不能西文。未知陀思原文如何。若原文亦是如此不通。由其书本不足译。必欲译之。亦当达以通顺之国文。乌可一遵原文迻译。至令断断续续。文气不贯。无从讽诵乎。噫。贵报休矣。林先生渊懿之古文。则目为不通。周君蹇涩之译笔。则为之登载。真所谓弃周鼎而宝康瓠者矣。林先生所译小说。无虑百种。不特译笔雅健。即所定书名。亦往往斟酌尽善尽美。如云吟边燕语。云香钩情眼。此可谓有句皆香。无字不艳。香钩情眼之名。若依贵报所主张。殆必改为革履情眼而后可。试问尚复求何说话。又贵报之白话诗。则尤堪发噱。其中有数首。若以旧日之诗体达之。或尚可成句。如两个黄蝴蝶改为双蝶。飞天上改为凌霄。不知为什么改为底事。则辞气雅洁。远乎鄙倍矣。此外如胡君之他。通首用他字押韵。沈君之月夜。通首用着字叶韵。以及刘君之相隔一层纸。竟以老爷二字入诗。则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吾意作者下笔之时。恐亦不免颜。不过既欲主张新文学。则必异想天开。取旧文学中所绝无者而强以凑入耳。此等妙诗。恐亦非西洋所有也。贵报之文。
什九皆嵌入西洋字句。某意贵报诸子必多留学西洋。沐浴欧化。于祖国文学。本非所知。深恐为人耻笑。于是先发制人。攻踣之不遗余力。而后可以自便。某迂儒也。生平以保存国粹为当务之急。居恒研究小学。知中国文字制作最精。（如人字左笔为男。男为阳为天。故此笔之末。尖其锋以示轻清上浮之意。右笔为女。女为阴为地。故此笔之末。顿其锋以示重浊下凝之意。又如暑字中从土。上从日。谓日晒地上也。下又从日。谓夕阳西下之后日入地下也。土之上下皆有日。斯则暑气大盛也。中以丿贯其上下二日。以见二日仍是一日。古人造字之精如此）字义含蕴既富。字形又至为整齐。少至一画。多或四五十画。书于方寸之地。大小可以停匀。（如一字不觉其扁。鸾字不觉其长）古人造字之妙。岂西人所能梦见。其对偶之工。尤为巧不可阶。故楹联之文。亦为文学中之一体。西字长短无定。其楹联恐未能逮我。不但楹联。如赋如颂如箴如铭。皆中国国粹之美者。然言西洋文学者。未尝称道及此。即贵报专以提倡西洋文学为事。亦只及诗与小说二种。而尤偏重小说。嗟夫。论文学而以小说为正宗。其文学之荒伧幼稚。尚何待论。此等文学。居然蒙贵报诸子之崇拜。且不惜举祖国文学而一网打尽。西人固应感激贵报矣。特未识贵报同人扪心自问。亦觉内疚神明否耶。今请正告诸子。文有骈散。各极其妙。惟中国能之。骈体对仗工整，属句丽辞。不同凡响。引用故实。采撷辞藻。非终身寝馈于文选诸书者不能工也。（胡钱诸君皆反对用典。胡君斥王渔洋秋柳诗。谓无不可作几样说法。钱君斥佩文韵府为恶烂腐朽之书。此等论调。正是二公自暴其俭学。以后望少说此等笑话。免致贻讥通人）散体则起伏照应。章法至为谨严。其曲折达意之处。多作波澜。不用平笔。令读者一唱三叹。能得弦外余音。非深明桐城义法者。又不能工也。选学之文。宜于抒情。桐城之文。宜于论议。悉心研求。终身受用不穷。与西人之白话诗文。岂可同日而语。顾乃斥之曰妖孽。曰谬种。恐是夫子自道耳。某意今之真能倡新文学者。实推严几道林琴南两先生。林先生之文。已如上述。若严先生者。不特能以周秦诸子之文笔。达西人发明之新理。且能以中国古训。补西说之未备。如论理学译为名学。不特可证西人论理。即公孙龙惠施之术。且名教名分名节之义。非西人论理学所有。译以名学。则诸义皆备矣。中性译为罔两。假异兽之名。以明无二之义。理想国译为乌托邦。则乌有与寄托二义皆大显明。其尤妙者。译音之字。亦复兼义。如名学曰逻辑。逻盖指演绎法。辑盖指归纳法。银行曰板克。大板谓之业。克。胜也。板克者。言营业操胜算也。精妙如此。信非他人所能几及。与贵报诸子之技穷不译。径以西字嵌入华文中者相较。其优劣何如。望平心思之。鄙人非反对新文学者。不过反对贵报诸子之排斥旧文学而言新文学耳。鄙人以为能骂于旧学者。始能兼采新知。若得新忘旧。是乃荡妇所为。愿贵报诸子慎勿蹈之也。自海禁大开以还。中国固不可不讲求新学。然讲求可也。采用亦可也。采彼而弃我。则大不可也。况中国为5000年文物礼义之邦。精神文明。夐非西人所能企及。（即物质文明。亦尽有胜于西者。以医学而论。中医神妙之处甚多。如最近山西之鼠疫。西人对之。束手无策。近见有戴子光君发明之治鼠疫神效汤。谓在东三省已治愈多人。功效极速。云云。又如白喉一症。前有白喉忌表抉微一书。论症拟方。皆极精当。西人则除用血清外。别无他法。于此可见西医之不逮中医）惟工艺技巧。彼胜于我。我则择取焉可耳。总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西学无流弊。若专恃西学而蔑弃中学。则国本即隳。焉能五稔。以上所言。知必非贵报诸子所乐闻。鄙人此书。不免有失言之愆。然心所谓危。不敢不掬诚相告。知我罪我。听诸国人之公论而已。呜呼。见披发于伊川。知百年之将戎。辛有之叹。不图于吾生亲见之矣。哀哉哀哉。率布不尽。顺颂撰安。
戊午夏历新正二日王敬轩躬
总的说来，“王敬轩”是反对新道德、新文学，“以保存国粹为当务之急”。刘半农以《新青年》身份，针对此信，用白话写了《覆王敬轩书》，对王敬轩的来信进行了逐段驳斥。文章说：
来信“大放厥词”，把记者等狠狠地教训了一顿。照先生的口气看来，幸而记者等不与先生见面；万一见了面，先生定要挥起“巨灵之掌”，把记者等一个嘴巴打得不敢开口，两个嘴巴打得牙齿缝里出血，而后快！然而记者等在逐段答覆来信之前，应先向先生说声“谢谢”。这因为人类相见，照例要有一句表示敬意的话；而且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现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马”，这也是极应欢迎，极应感谢的。
以下是答覆先生的话：
第一段（原信“某在辛丑壬寅之际……各是其是，亦不必置辩。”）
原来先生是个留学日本速成法政的学生，又是个“遁迹黄冠”的遗老，失敬失敬。然而《新青年》杂志社，并非督抚衙门，先生把这项履历背了出来，还是在从前“听鼓省垣”，“听候差遣”时在“手版”上写惯了，流露于不知不觉呢？—还是要拿出老前辈的官威来，恐吓记者等呢？
先生以为“提倡新学，流弊甚多”，又如此这般的说了一大串，几乎要把“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的一切罪恶，完全归到一个“新”字上。然而我要问问：“辛丑壬寅”以前，“扶持大教，昌明圣道”的那套老曲子，已唱了2000多年，始终没有什么“洋鬼子”—这个名目，是先生听了很欢喜的—“新法”去打搅他，为什么要弄到“朝政不纲，强邻虎视”呢？
本志排斥孔丘，自有排斥孔丘的理由。先生如有正当的理由，尽可切切实实写封信来，与本志辩驳，本志果然到了理由不能存立的时候，不待先生督责，就可在《新青年》杂志社中，设起香案，供起“至圣先师大成孔子”的牌位来！如先生对于本志所登排斥孔教的议论，尚未完全读过；或读了之后，不能了解或竟能了解了，却没有正当的理由来辩驳；只用那“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空话来搪塞；或用那“岂犹以青年之沦于夷狄为未足，必欲使之违禽兽不远乎”的村妪口吻来骂人：则本志便要把先生所说的“狂吠之谈，固无伤于日月”两句话，回敬先生了。
本志记者，并非西教信徒；其所以“对于西教，不加排斥”者，因西教之在中国，不若孔教之流毒无穷；在比较上，尚可暂从缓议。至于根本上，陈独秀先生，早说了“以科学解决宇宙之谜”的一句话，蔡孑民先生，又发表过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一篇文章：难道先生竟没有看见么？若要本志记者，听了先生的话，替孔教徒做那“攻乎异端”的事业—哼哼！—恐怕你这位“道人”，也在韩愈所说的“火其书，人其人，庐其居”之列罢！
第二段（原文“惟贵报又大倡文学革命之论……甚矣其惑也。”）
浓圈密点，本科场恶习，以曾国藩之顽固，尚且知之；而先生竟认为“形式美观”，且在来信之上，大圈特圈，大点特点……初不知记者等虽然主张新文学，旧派的好文章，却也读过不少；像先生这篇文章，恐怕即使起有清三百年来之主考文宗于地下，也未必能给你这么许多圈点罢！
闲话少说。句读之学，中国向来就有的；本志采用西式句读符号，是因为中国原有的符号不敷用，乐得把人家已造成的借来用用。先生不知“钩挑”有辨别句读的功用，却说他是代替圈点的；又说引号（“”）是表示“句中重要之外”，不尽号（……）是把“密点”移在“一句之后”，知识如此鄙陋，记者惟有敬请先生去读了三年外国书，再来同记者说话；如先生以为读外国书是“工于媚外，惟强是从”，不愿下这工夫，那么，先生！便到了你“墓木拱矣”的时候，还是个不明白！
第三段（原文“贵报对于中国文豪……无乃不可乎。”）
先生所说的“神圣施曹而土芥归方……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本志早将理由披露，不必重辩……
林琴南“而方姚卒不之踣之”一句的不通，已由胡适之先生论证得很明白；先生果然要替林先生翻案，应当引出古人成句，将他证明才是。若无法证明，只把“不成音节”、“文气近懈”的话头来敷衍：是先生意中，以为文句尽可不通；音节文气，却不得不讲；请问天下有这道理没有？胡先生“历引古人之文”，正是为一般顽固党说法，以为非用此“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不能折服一般老朽之心；若对略解文法之人—只须高小学生程度—说话，本不必“自贬身价”，“乞灵孔经”。不料先生连这点儿用意都不明白，胡先生唯有自叹不能做那能使“顽石点头”的生公，竟做了个“对牛弹琴”的笨伯了！
《马氏文通》一书，究竟有无价值，天下自有公论，不必多辩；唯先生引了“文成法立”，“文无定法”两句话，证明文法之不必讲求，实在是大错大错！因为我们所说的文法，是在通与不通上着想的“句法”；古人所说的文法，是在文辞结构上着想的“章法”。“章法”之不应死守前人窠臼，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破除迷信”项下，已说得很明白。这章法句法，面目之不同，有如先生之与记者；先生竟把他并作一谈，足见昏聩！
第四段（原文“林先生为当代文豪……恐亦非西洋所有也。”）
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若以看“闲书”的眼光去看他，亦尚在不必攻击之列；因为他所译的“哈氏丛书”之类，比到《眉语莺花杂志》，总还“差胜一筹”，我们何必苦苦的“凿他背皮”。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何以呢？因为他所译的书：第一是原稿选择得不精，往往把外国极没有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真正的好著作，却未尝—或者是没有程度—过问；先生所说的“弃周鼎而宝康瓠”，正是林先生译书的绝妙评语。第二是谬误太多：把译本和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第三是林先生之所以能成其为“当代文豪”，先生之所以崇拜林先生，都因为他“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不知这件事，实在是林先生最大的病根！林先生译书虽多，记者等始终只承认他为“闲书”，而不承认他为有文学意味者，也便是为了这件事。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文为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即如我国古代译学史上最有名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后秦鸠摩罗什大师的《金刚经》，一部是唐玄奘大师的《心经》：这两人，本身生在古代，若要在译文中用些晋唐文笔，眼前风光，俯拾即是，岂不比林先生仿造2000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许多？然而他们只是实事求是，用极曲折极缜密的笔墨，把原文精义达出，既没有自己增损原义一字，也始终没有把冬烘先生的臭调子打到《经》里去；所以直到现在，凡是读这两部《经》的，心目中总觉这种文章是西域来的文章，决不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的晋文，也决不是“龙嘘气成云”的唐文：此种输入外国文学使中国文学界中别辟一个新境界的能力，岂一般“没世穷年，不免为陋儒”的人所能梦见！然而鸠摩罗什大师，还虚心得很，说译书像“嚼饭哺人”，转了转手，便要失去真义；所以他译了一世的经，没有自称为“文豪”，也没有自称为“译经大家”，更没有在他所译的三百多卷《经论》上面，加上一个什么《鸠译丛经》的总名目！若《吟边燕语》本来是部英国的戏剧，林先生于“诗”“戏”两项，尚未辨明，其知识实在比“不辨菽麦”高不了许多；而先生竟称之曰“所定书名……斟酌尽善尽美”……《香钩情眼》，原书未为记者所见，所以不知道原名是什么；然就情理上推测起来，这“香钩情眼”，本来是刁刘氏的伎俩；外国小说虽然也有Y荡的，恐怕还未必把这等肉麻字样来做书名；果然如此，则刁刘氏在天之灵，免不了轻展秋波，微微笑曰，“吾道其西！”况且外国女人并不缠脚，“钩”于何有；而“钩”之香与不香，尤非林先生所能知道；难道林先生之于书中人，竟实行了沈佩贞大闹醒春居时候的故事么？又先生“有句皆香”四字，似有语病；因为上面说的是书名，并没有“句”：先生要做文章，还要请在此等处注意一点。
先生所说“陀思之小说”，不知是否指敝志所登“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而言？如其然也，先生又闹了笑话了。因为陀思妥夫斯奇，是此人的姓，在俄文只有一个字；并不是他尊姓是陀，雅篆是思；也不是复姓陀思，大名妥夫，表字斯奇，照译名的通例，应该把这“陀思妥夫斯奇”的姓完全写出，或简作“陀氏”，也还勉强可以……如先生以为陀氏的原文不好，则陀氏为近代之世界的文豪，以全世界所公认的文豪，而犹不免为先生所诟病，记者对于先生，尚有何话可说？然使先生以不作林先生“渊懿之古文”，为周先生病，则记者等无论如何不敢领教。周先生的文章，大约先生只看过这一篇。如先生的国文程度—此“程度”二字是指先生所说的“渊懿”“雅健”说，并非新文学中之所谓程度只能以林先生的文章为文学止境，不能再看林先生以上的文章，那就不用说；万一先生在旧文学上所用的功夫较深，竟能看得比林先生分外高古的著作，那就要请先生费些功夫，把周先生10年前抱复古主义时代所译的《域外小说集》看看。看了之后，亦许先生脑筋之中，竟能放出一线灵光，自言自语道，“哦！原来如此。这位周先生，古文工夫本来是很深的；现在改做那一路新派文章，究竟为着什么呢？难道是全无意识的么？”
第五段（原文“贵报之文，什九皆嵌入西洋字句……亦觉内疚神明否耶。”）
文字是一种表示思想学术的符号，是世界的公器，并没有国籍，也决不能彼此互分界限—这话太高了，恐怕先生更不明白—所以作文的时候，但求行文之便与不便，适当之与不适当，不能限定只用那一种文字：如文章的本体是汉文，讲到法国的东西，在非用法文不能解说明白，便尽可把法文嵌进去；其余英文俄文日文之类，亦是如此。
你也配说“研究小学”……中国文字，在制作上自有可以研究之处；然“人”字篆文作“”，是个象形字，《说文》说他是“象臂胫之形”，极为明白；先生把它改作会意字，又扭扭捏捏说出许多可笑的理由，把这一个“人”，说成了个两性兼具的“雌雄人”：这种以楷书角度说形体的方法，真可谓5000年来文字学中的大发明了。“暑”字篆文作“”，是个形声字，《说文》说他“从日，者声。”—凡从“者”声的字，古音都在“模”韵，就是罗马字母中“U”的一个母音：“渚”“楮”“煮”“猪”四字，是从“水”“木”“火”“豕”四个偏旁上取的形与义。从“者”字上取的声；即“者”字本身，古音也是读作“Tu”字的音；因为“者”字的篆文作“”，从“”，“”同“自”，“”即古“旅”字。所以先生硬把“暑”字的形声字改作会意字，在楷书上是可以说得过去；若依照篆文，把他分为“日”“旅”“自”三字，先生便再去拜了一万个“拆字先生”做老师，还是不行不行又不行。
文字这样东西，以适于实用为唯一要义，并不是专讲美观的陈设品。我们中国的文字，语尾不能变化，调转又不灵便：要把这种极简单的文字，应付今后的科学世界之种种实用，已觉左支右绌，万分为难；推求其故，总是单音字的制作不好。先生既不知今后的世界是怎么样一个世界，那里再配把“今后世界中应用何种文字？”一个问题来同你讨论。
至于赋、颂、箴、铭、楹联、挽联之类，在先生则视为“中国国粹之美者”；在记者等却看得半钱不值。因为这些东西，都在字面上用工夫，骨子里半点好处没有；若把他用来敷陈独夫民贼的功德，或把胁肩谄笑的功夫，用到死人的枯骨上去，“是乃荡妇所为”，本志早已结结实实的骂过几次了。西文中并无楹联，先生说他“未能逮我”；想来已经研究过，比较过；这种全世界博物院里搜罗不到的奇物，还请先生不吝赐教，录示一二，使记者等可以广广眼界，增些见识！
先生摇头叹曰，“嗟夫。论文学而以小说为正宗……”是先生对于小说，已抱了“一网打尽”的观念，一般反对小说的狗头道学家，“固应感激”先生“矣”；“特未识”先生对于大捧特捧的林先生，“扪心自问，亦觉内疚神明否耶？”
第六段（原文“今请正告诸子……恐是夫子自道。”）
敝志反对“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已将他们的弊病，逐次披露；先生还要无理取闹，刺刺不休，似乎不必仔细申辩。今且把这两种人所闹的笑话，说几种给先生听听—《文选》上有四句话，说“胡广累世农夫，伯始致位卿相；黄宪牛医之子，叔度名动京师”，这可谓不通已极。又《颜氏家训》上说，“……陈思王《武帝诔》，‘遂深永蛰之思’；潘岳《悼亡赋》，‘乃怆手泽之遗’：是方父于虫，匹妇于考也。”又说，“《诗》云‘孔怀兄弟’：孔，甚也；怀，思也；言甚可思也。陆机《与长沙顾母书》，述从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脑，有如孔怀’；心既痛矣，即为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观其此意，当谓亲兄弟为‘孔怀’；《诗》云‘父母孔迩’，而呼二亲为‘孔迩’，于义通乎？”此等处，均是滥用典故，滥打调子的结果。到了后世，笑话愈闹愈多：如《谈苑》上说：“省试……《贵老为其近于亲赋》云，‘睹兹黄者之状，类我严君之容’；试官大噱。”又《贵耳集》上说“余干有王德者，僭窃90日为王；有一士人被执，作诏云，‘两条胫脡，马赶不前；一部髭髯，蛇钻不入。身坐银铰之椅，手执铜锤之。翡翠帘前，好似汉高之宜，鸳鸯殿上，有如秦始之皇。’”又相传有两句骈文道，“我生有也晚之悲，当局有者迷之叹。”……至于王渔洋的《秋柳诗》，但就文笔上说，毛病也不止胡先生所举的一端：—因为他的诗，正如约翰生博士所说“只有些饰美力与敷陈力”（见本志三卷五号《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之中），气魄既不厚，意境也不高：宛然像个涂脂抹粉，搔首弄姿的荡妇，决不能“登大雅之堂”，—若说他别有用意，更不成话。我们做文人的，既要拿了笔做文章，就该有三分胆量；无论何事，敢说便说，不敢说便罢！要是心中存了个要如何如何说法的念头，笔头上是半吞半吐；请问文人的价值何在……
散体之文，如先生刻意求古，竟要摹拟《周诰》《殷盘》；则虽非“孺子可教”，也还值得一辩：今先生所崇拜的至于桐城而止，所主张的至于“多作波澜，不用平笔”二语而止；记者又何必费了许多气力与你驳，只须请章实斋先生来教训教训你。他在《文史通义》“古文十弊”一篇里说：
“……夫古人之书，今不尽传；其文见于史传评选之家，多从史传采录；而史传之例，往往删节原文，以就隐括：故于文体所具，不尽全也。评选之家，不察其故，误为原文如是，又从而为之辞焉：于引端不具，而截中径起者，诩为发轫之离奇；于刊削余文，而遽入正传者，诧为篇终之崭峭。于是好奇而寡识者，转相叹赏，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觅’矣！有明中叶以来，一种不情不理，自命为古文者，起不知所自来，收不知所自往：专以此等出人思议，夸为奇特；于是坦荡之途生荆棘矣……”
第七段（原文“某意今之真能倡新文学者……望平心思之。”）
译名一事，正是现在一般学者再三讨论而不能解决的难问题。记者等对于此事，将来另有论文—或谈话—发表；现在暂时不与先生为理论上之研究，单就先生所举的例，略略说一说。
西洋的Logic，与中国的《名学》与印度的《因明学》：这三种学问，性质虽然相似；而范围的大小，与其精神特点，各有不同之处。所以印度既不能把Logic攫为己有，说他是原有的《因明学》；中国人亦决不能把他硬当作《名学》。严先生译《名学》二字，已犯了“削趾适履”的毛病；先生又把“名教，名分，名节”一箍脑儿拉了进去，岂非西洋所有一种纯粹学问，一到中国，便变了本《万宝全书》，变了个大垃圾桶么？要之，古学是古学，今学是今学；我们把他分别研究，各不相及，是可以的；分别研究之后，互相参证，互相发明，也是可以的。若并不仔细研究，只看了些皮毛，便把他附会拉拢，那便叫做“混帐”！
严先生译“中性”为“罔两”，是以“罔”字作“无”字解，“两”字指“阴阳两性”，意义甚显；先生说他“假异兽之名，以明无二之义”，是一切“中性的名词”，都变做了畜生了！先生如此附会，严先生知道了，定要从鸦片铺上一跃而起，大骂“该死”！
“Utopia”译为“乌托邦”，完全是译音；若照先生所说，作为“乌有寄托”解，是变作“无寄托”了。以“逻辑”译“Logic”也完全是取的音，因为“逻”字决不能赅括演绎法，“辑”字也决不能赅括归纳法；而且既要译义，决不能把这两个连接不上的字放在一起……
第八段（原文“鄙人非反对新文学者……”）
先生说“能笃于旧学者，始能兼采新知”；记者则以为处于现在的时代，非富于新知，具有远大眼光者，断断没有研究旧学的资格。否则弄得好些：也不过造就出几个“抱残守缺”的学究来；弄得不好：便造就出许多“胡说乱道”，“七支八搭”的“混蛋”！把种种学问，闹得非驴非马，全无进境。此等人，钱玄同先生平时称他为“古今中外党”，半农称他为“学愿”……
……来信已逐句答毕；还有几句骂人话，—如“见披发于伊川，知百年之将戎”等，—均不必置辩。但有一语，忠告先生：先生既不喜新，似乎在旧学上，功夫还缺乏一点；倘能用上十年功，于《新青年》出到第二十四卷的时候，再写书信来与记者谈谈，记者一定“刮目相看”！否则记者等就要把“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八个字送给先生“生为考语，死作墓铭！”（这两句，是南社里的出口，因为先生喜欢对句，所以特向专门制造这等对句的名厂里，借来奉敬，想亦先生之所乐闻也！）又先生填了“戊午夏历新正二日”的日期，似乎不如竟写“宣统十年”，还爽快些！末了那个“”字，孔融、曹丕及韩愈、柳宗元等人的书札里，似乎未曾用过，不知当作何解；先生“居恒研究小学”，知“古人造字之妙”，还请有以语我来！余不白。
记者（半农）1918年2月19日
刘半农的复信严厉驳斥了“王敬轩”之流所尊奉的封建礼教，历数选学派与桐城派的遗毒所造成的弊端，暴露了“王敬轩”之类的守旧派抵制新思想新文化的丑恶面目，由于王敬轩这个形象代表了一大批顽固守旧的遗老遗少，而刘半农的覆信就等于向他们宣战。果然，经这么一骂，引发了“文学革命之反响”，马上有一位自称“崇拜王敬轩者”来信指责《新青年》：
读《新青年》，见奇怪之论，每欲通信辩驳，而苦于词不达意。王敬轩先生所论，不禁浮一大白。王先生之崇论宏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肆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
可见封建的遗老遗少一直在盼望一个能为他们出气的人，王敬轩的“崇论宏议”，道出了他们早已想说的心声。又有一位署名戴主的人也出来为桐城派曾国藩鸣不平，他说：
若曾国藩则沉埋地下，不知几年矣，于诸君何忤，而亦以“顽固”加之？诸君之自视何尊，视人何卑？无乃肆无忌惮乎？是则诸君直狂徒耳，而以《新青年》自居，颜之厚矣。
针对这种咒骂，为了回击顽固派对新文化深深的仇恨情绪，钱玄同以《新青年》记者身份写了回信：
本志抨击古人之处甚多，足下皆无异辞。独至说了曾国藩为“顽固”，乃深为足下所不许。曾国藩果不顽固耶？本志同人自问，尚不至尊己而卑人。然同人虽无似，却也不至于以“卑”自居。若对于什么“为本朝平发逆之中兴名将曾文正公”便欲自卑而尊之，则本志同人尚有脑筋，尚有良心，尚不敢这样的下作无耻！
经过这几次交锋，桐城派元老林纾跳出来力挽国粹，抵抗新知。刘半农的复信揭露了林纾之流的食古不化，对西学一知半解，自然使林纾大为恼火。他写了《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等文章，眼看着这些歪理抵挡不住新文化前进的势头，这位夸大妄想狂不得不乞求用武力来扑灭这场运动，于是他做了一篇小说，名曰《荆生》，登在1919年2月17日和18日的上海《新申报》上：
辛亥国变将兆，京城达官迁徙垂空。京师陶然亭，游客绝稀。有荆生者，汉中之南郑人，薄游京师，下榻陶然亭之西厢，书一簏，铜简一具，重十八斤，悬之壁间，寺僧不敢问其能运此简与否，然须眉伟然，知为健男子也。亭当同光间，京僚恒置酒延凉于是，以乱故，寂然无复游客。时为五月十八日，山下有小奚奴，肩蛮榼，载酒，其后辘辘三车，载三少年，一为皖人田其美，一为浙人金心异，一则狄莫，不知其为何许人。悉新归自美洲，能哲学，而田生尤颖异，能发人所不发之议论，金生则能《说文》，三人称莫逆，相约为山游。既至，窥荆生室，颇轻蔑，以为武夫不知风雅，漠然不置念。呼僧扫榻，温酒陈肴，坐而笑语，与荆生居处，但隔一客。田生中坐，叹曰：“中国亡矣，误者均孔氏之学，何由坚言伦纪，且何谓伦纪者，外国且妻其从妹，何以能强？天下有人种，即有父母，父母于我又何恩者？”狄莫大笑曰：“惟文字误人，所以至此。”田生以手抵几曰：“死文字，安能生活学术，吾非去孔子灭伦常不可！”狄莫曰：“吾意宜先废文字，以白话行之，俾天下通晓，亦可使人人咸窥深奥之学术，不为艰深文字所梗。唯金君何以默守《说文》，良不可解。”金生笑曰：“君知吾何姓，吾姓金耳。姓金者性亦嗜金，吾性但欲得金，其讲《说文》者，愚不识字之人耳。正欲阐扬白话以佐君。”于是三人大欢，坚约为兄弟，力掊孔子。忽闻有巨声，板壁倾矣，扑其食案，杯碗均碎。一伟丈夫足，超过破壁，指三人曰：“汝适何言？中国4000余年，以伦纪立国，汝何为坏之！孔子何以为圣之时？时乎春秋，即重俎豆；时乎今日，亦重科学。譬叔梁纥病骂于山东，孔子适在江南，闻耗，将以电话问疾，火车视疾耶？或仍以书附邮者，按站而行，抵山东且经月，俾不与死父相见，孔子肯如是耶？子之需父母，少乳哺，长教育耳。乳汝而成人，教汝而识字，汝今能嗥吠，非二亲之力胡及此！譬如受人之财，或己命为人所拯，有心者尚且衔恩，汝非二亲不举，今乃为伤天害理之言。余四海无家，二亲见背，思之痛绝。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莫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猥，泥首不已。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吾杀尔后，亦亡命走山泽耳。然不欲者，留尔以俟鬼诛。”三人相顾无言，敛具下山，回顾危阑之上，丈夫尚拊简而俯视，作狞笑也。
在这篇臭名昭著的小说中，林纾以田其美影射陈独秀，以金心异影射钱玄同，以狄莫影射胡适。他对这三位文学革命的领袖恨之入骨，盼望出现一位伟丈夫打倒这些破坏立国之“伦纪”的“禽兽”。他最后感叹：“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认为“此八事皆文学之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价值”，希望引起讨论。胡适谨慎地用了“文学改良”、“刍议”等字眼，陈独秀则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1917年2月1日《新青年》二卷六号刊登了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一文。他指出，今日庄严灿烂的欧洲文明，都是革命的结果。革命，指的是革故更新，与中国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所以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也有革命，伦理道德也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应该称作革命史。可是中国苟偷庸懦的国民，“畏革命如蛇蝎”，在政治界虽然经历了三次革命，但依旧一团漆黑，是什么原因呢？小部分是因为，三次革命都是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大部分则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可见单是政治革命，并不能改变整个社会。归根结底，乃是国人仇视革命，不知它是开发文明的利器。他接着说：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
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重视文学这种思想的载体对革新社会的巨大作用，是陈独秀的卓识，李大钊在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创刊号上著文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说：
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绝叫，而后为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以视吾之文坛，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窟，而罔克自拔，柔靡艳丽，驱青年于妇人醇酒之中者，盖有人禽之殊，天渊之别矣。记者不敏，未擅海聂（涅）诸子之才，窃慕青年德意志之运动，海内青年，其有闻风起者乎？甚愿执鞭以从之矣。
胡适、陈独秀就是这种“犯当世之不韪”、“闻风兴起者”。陈独秀明确地提出“文学革命军”的三大主义：一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是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是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与《文学革命论》同时发表的还有钱玄同的信，赞成胡适“改良文艺”的主张，并提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的战斗口号。他说：
顷见六号（按：应是五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又不知若何咒骂。
在《新青年》三卷一号“通信”栏里，发表有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继续讨论新文学问题。钱玄同认为，胡君“不用典”之论最精，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齐梁以前的文学，如《诗经》、《楚辞》及汉魏之歌诗、乐府等，从无用典者，短的如《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长的如《焦仲卿妻诗》，都是纯为白描，不用一典，而作诗者之情感，诗中人之状况，都像一一活现于纸上。《焦仲卿妻诗》尤与白话之体无别，虽然1700年过去了，今天读它，犹如作诗之人与我面谈，这样的优美文学，哪里是后世用典者所能梦见！后世的文人没有铸造新词之才力，于是竞相趋于用典，以欺世人，没有学问的人对此很震惊，以渊博相称誉，于是习非成是，一旦文章不用典，即当作没有学问的象征，这是文学窳败的一大原因。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使老太太也能理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因为它浮词多而真意少。齐梁逐渐多用典故，其弊愈盛。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中之最下劣者。至于近世，《燕山外史》、《聊斋志异》、《淞隐漫录》诸书，可谓全篇不通。戏曲、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小说因多用白话之故，用典之病也少，白话中罕有用者。胡君主张采用白话，不仅以今人操今语，于理为顺，就是为驱除用典来考虑，也应以用白话为宜。他很赞同胡适采用白话的观点。
钱玄同指出，与用典之弊相似的还有人的称谓，人之有名，不过一种记号，夏殷以前，每人只有一个名字，与当今西方之人相同，自从周世尚文，于是有“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种种繁称。六朝重门第，争标郡望。唐宋之后，“峰，泉，溪，桥，楼，亭，轩，馆”，别号日繁。近时以行，更可骇怪，如“湘乡”，“合肥”，“南海”，“新会”，“项城”，“黄陂”，“善化”，“河间”等等，专以地名称呼人，实在不合情理，因此钱玄同主张今后文学，凡称人，全部用其姓名，不可再以郡望别号地名等等相摄代。他的这种主张后来都变成了现实。
钱玄同还主张一文之中，有骈有散，都应顺其自然。凡是写文章，想要句句相对与想要句句不相对一样，都是错误的。关于文法，不但今人多不讲求，古书中也多此病，不胜枚举，必须加以革除。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这是文章的进化，实为今后文白一致的起点。这样的白话文章，其价值远在所谓“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诗”之上。至于当世，所谓桐城巨子，能作散文，选学名家，能作骈文，作诗填词，必用陈套语，自命典赡古雅，鄙夷戏曲小说，以为猥俗不登大雅之堂，其实不过是“高等八股”而已，或者应叫做“变形之八股”。谈到现代文学之革新，钱玄同认为梁启超是开创者。虽然梁氏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到全体国人的赞同，即其文章，也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而他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这都是他的识力过人之处。
1917年8月，在《新青年》三卷六号通信栏中，发表了钱玄同7月2日写给胡适的信。胡适曾于4月9日写信给陈独秀，说“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者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针对这点，钱玄同的立场更加激进，他说：“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尚有何种商量文学之话可说乎！”再次提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的口号。他还直率地批评胡适的白话诗，未能脱尽文言窠臼，并声明这不是故意吹毛求疵，而是因为同抱文学革命之志，故不惮逐一商酌。钱玄同说，他自从读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就想写《论应用之文急待改良》，因为教学任务太重，忙于编讲义，几次提笔而最终搁起。他先写信给陈独秀，将改革之大纲中的十三件事函告。十三件事中，首列以“国语”写文章，这是根本上的改革。他又注意第六事，即“绝对不用典”，他说，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典故的来历，是因为我们从小读过“四书”、“五经”，以及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烂八股、试帖诗或者还读过《龙文鞭影》、《幼学琼林》，所以装满了一脑子的典故，觉得此典用得工功，彼典用得纤巧。今后童子入学，读的是教科书，其中材料，不外乎历史上重大事件，科学上切要之智识，以及共和国民对于国家之观念，政治法律之大概而已。即使是国文一科，虽可选读古人文章，亦必取其说理精粹，行文平易者。那些古奥的周秦文、堂皇的两汉文（原注：“堂皇”二字，用得不切。两汉文章，动辄引经，或抬出孔夫子来吓人，只可称为“摆架子”而已）、淫靡六朝文，以及摇头摆尾之唐宋八大家文，当然不必选读。当然，这不过言其大概，周秦两汉六朝唐宋文中说理精粹，行文平易的，当然可以选。那么他们脑中所装的东西，当然与我们大异，岂能以我们腐臭的旧脑子中所装之（简妙）典故，输入给那些清洁的新脑子呢？不但不能，而且不可。今后的新国民，自应使其丰富于20世纪之新智识，即所谓群经、诸子、《史记》、《汉书》，种种高等书籍，非进了大学文科专门研究者，尚不必读。何况《佩文韵府》等等恶烂腐朽之书，难道我们自己被他累得还嫌不够，还要去转而害今后的新国民吗？如果人稍有丝毫智识，稍有丝毫良心，略略懂得几分戊戌改旧法，辛亥建民国，丙辰踣帝制之道理者，必不再至请新国民去研究《佩文韵府》等等。
钱玄同反对一帮骗子教授典故，捞取青年的钱财。他在文学革命中一贯反对文章用典。那么是不是应该绝对排斥呢？也不是。因为许多成语和譬喻与典故有关。他说，有人说典故虽然不该用，但是成语和譬喻似乎可以沿用。其实这也不能如此笼统说，有些成语和譬喻，如胡适之先生所举的“舍本逐末”“无病呻吟”之类，原可以用得；但也不必限于“古已有之”的，就是现在口语里常用的，和今人新造的，都可自由引用，如吴稚晖先生造的“凿孔栽须”；至于与事实全然不合者，则决不该沿用。如头发已经剪短了，还说“束发受书”，晚上点的是电灯（Lamp），还说“挑灯夜读”，女人不缠脚了，还说“莲步跚跚”；行鞠躬或点头的礼，还说“顿首”“再拜”；除下西洋式的帽子，还说“免冠”……更有甚者，在改阳历以后写“夏正”，称现在的欧美诸国为“大秦”。照此类推，则吃煎炒蒸烩的菜，该说“茹毛饮血”；穿绸缎呢布的衣，该说“衣其羽皮”；住高楼大厅，该说“穴居野处”；买地营葬死人，该说“委之于壑”；制造轮船的，该说“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了。这些都是成语，但是请问，文章可以这样做吗？可见成语有可用者，有不可用者，断断不能笼统说是“可以沿用”的。譬喻也是如此。直到今天，文人学士仍以用几个典故附庸风雅，成语、譬喻更是满天飞，诸如“七月流火”之类，现在夏季尤为流行，并不明“火”字所指，他认为还要规定语法之词序；小学课本、新闻纸旁注注音字母；文章加标点符号；用阿拉伯码号和算式书写数目字；用公元纪事；书写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这些都是很中肯的建议。例如，关于改直行为横写书写，钱玄同指出，如果要写一句汉语的西文译句在直行书写的汉字中间，须将本子直过来，横过去，搬到四次之多，未免又生一种不便利，那么应当用什么办法解决这种麻烦呢？那就是改用左行横迤，像西文的写法一样。人的眼睛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例如在屋子里，若横视左右，则很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仰一俯，颇为费力。可见横行比直行好看。再说右手写字，本来就是自左至右，无论汉文西文，一字笔势，罕有自右至左者，可是汉文右行，方法实在很笨拙。若仿以西文写法，自左至右，横迤而书，则无一不便，希望今后新教科书从小学起一律改用横写，不必专限于算学、理化、唱歌教本。既用横写，则直过来横过去之病可以免矣。
《新青年》三卷五号以前，提倡“文学革命”的论文，其本身还都是用文言文做的，并没有用白话；还都是用旧式圈点，并没有用新式标点符号。《新青年》用新式标点符号，是从民国七年（1918年）四卷一号开始的，这是中国直行汉字而用新式标点符号排印的第一本书，出版时，许多人一见就哈哈大笑，以为怪物。第一篇近于白话的论学书，就是钱玄同与陈独秀论文字符号和小说的信。钱玄同写白话文，还可以追溯得更早，在他清末留学日本时，与章太炎办了一种《教育今语杂志》，出了6期停刊，宗旨是灌输文字历史等国学常识给一般失学的人，内中也带有提倡种族革命的意味，篇篇都是白话文，钱玄同自己有个笔名，叫“浑然”，但凡署名“章太炎”的名篇，实际上也都是他做的。后来坊间汇印成一本《章太炎的白话文》，其实应该叫做《钱玄同的白话文》，这种白话学术论文的出世，还比《新青年》早10年左右，不过那时还没有“文学革命”意识，这种刊物还只能算是一种高等通俗杂志，“今语”是对俗人用的，还不能算在胡适所谓“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的范围。他回国后，在浙江也办过通俗白话报，可知钱玄同对于“文学革命”不但是革命的激烈提倡者，更是革命的首先实践者。到民国七年（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出版，大家就完全用白话做文章了。黎锦熙先生说，文学革命的历史价值，在于把2000年所谓士大夫的风气转变了，从前士大夫虽也欣赏些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用近代白话的作品，但自民国七年（1918年）提倡“文学革命”以后，知识阶级的人，才胆敢用白话来作正式的应用文，才放心做一个文学家或者学者也不必要古文做得好。
1918年7月，有一位学生来信向钱玄同请教文学革命与文法问题，钱玄同在1919年回信时说，来信所论中国人对于本国文字，应该讲求文法，这话很对，《马氏文通》这部书，虽然不能说它尽善尽美，但是在中国近年的出版界上，实可称为“空前的好书”。在清廷未亡之时，一班所谓教育家者，虽然不懂什么叫做文法，却还不敢反对讲文法，自己已嫌《文通》太深看不懂，也还看看日本儿岛献吉郎所著的《汉文典》之类；所以如章行严的《中等国文法典》和戴懋哉的《国文典》之类，也还出了一两种。不料民国成立以来，因为他们所谓“暴徒”也者偶然吃了几个月的安逸饭，以致一班遗老、遗少、名士、国粹家、大文豪，气得“三尸神炸，七窍生烟”，大倡复古之论，恨不得立时三刻把戊戌到辛亥15年间发生的一点“新”萌芽“芟夷蕴崇，勿使能殖”，方才遂了他们的心，出了他们的气。首先复古的东西便是文学，所以什么楼的“文钞”，什么书的“文萃”，什么书的“精华”之类，层出不穷。但是教育部所定的中学课程，却有“文法”和“修辞学”，于是他们又想出一个“拔彼赵帜，宏我汉京”的办法，刻《文学津梁》等书，拿什么“神理气味”之类算做文法，足下学国文而能烛其隐，斥其谬，我愿足下的同学也一样来研究适用于现代的新国文，不要再为3000年来的旧国文所惑，这便是我的大希望！至于白话文学，自从《新青年》提倡以来，还没有见到多大的效果，这自然是实情。但我以为可以不必悲观；多大的效果虽没有见到，但小小的感动，也不能说绝无。就使绝无丝毫影响，我们还是要竭力推行。我们但本于自己所见到的真理，尽力鼓吹，尽力建设，用“愚公移山”的方法去做，必有达到目的之一日。不要自馁！不要灰心！人家杀我，是杀不了的；自馁、灰心便是自杀，自杀便完了。所以我希望《新青年》同人不要自馁、灰心，更希望足下不要自馁、灰心！
就在钱玄同讨论应用文改良的文章中，他敏锐地看出了旧文学与旧体制、旧思想的关系。他说，那独夫民贼，最喜欢摆架子。无论什么事情，总要和平民两样，才可以使那野蛮的体制尊崇起来。对于文字方面，也用这个主义，好叫那些富于奴性的人可以震惊赞叹。凡是做到文章上，尊贵对于卑贱，必须装出许多妄自尊大看不起人的口吻；卑贱对于尊贵，又必须装出许多弯腰屈膝、胁肩谄笑的口吻，其实这些所谓尊贵卑贱的人，当面讲白话，究竟彼此亦没有什么大分别；只做到文章，便可以实行那“骄”“谄”两个字。若没有有“骄”“谄”的文章，这些独夫民贼的架子便摆不起来了，所以他们最反对那质朴的白话文的。还有一些“文妖”若用白话文做文章，那么会做文章的人必定渐多，这些“文妖”就失去了他那会做文章的名贵身份，这是他们最不愿意的。钱玄同的这些议论，自觉地把文学革命与新文化革命联系起来，富有远见。正如黎锦熙先生所指出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与“文学革命”运动“一而二，二而一”的，因为文学有形式（文字与文体），有内容（意识），用白话打倒文言，看来不过是文学形式的革命，但既提倡“新文学”，则旧文学的内容，当然也要大受影响；何况中国向来是“文以载道”的，文不变道亦不变，道将变故文必先变，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也。钱先生参加“文学革命”，同时对于“新文化运动”，却更有特别的功劳，不仅仅是这种文学上的“形式”“内容”相因而至的自然趋势；因为他是“古文经学”大家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到清末成了极严重的斗争，而焦点就在对于孔子的态度：“今文”大师康南海（有为）先生，要把孔教当作宗教，把孔子当作“教主”来崇拜，说一切真的经书都是孔子创作的—其实这种观念，已是中国千余年来的“既成事实”，康先生在清末要作政治上的维新运动，故根据“今文”公羊家言，扩大孔子以便翻新罢了。而“古文”大师章太炎先生则只把孔子当作一个“史学家”看待，顶多再带了些“教育家”的臭味，孔子的最大成绩是整理了许多故书旧史（经）。他有《驳建立孔教为国教议》，只读了这篇就可知道，钱先生在这点上，受他老师的影响最深，所以到了民国七年（1918年），就一拳打倒“孔家店”—这不是说孔子要不得，乃是说2000年来借着孔子的招牌来开店做买卖的就非打翻不可，其意义也就等于反对“崇拜偶像”，所以当时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定的国学的功课，是孔丘、李耳、孟轲、荀况等等都称姓名的一律平等排列下去。北大校长蔡先生也是向来反对什么“孔教”的，他在民国元年（1912年）做第一任教育总长时，首先下令废除祀孔，国定的教育宗旨中从此就永远取消了“尊孔”字样了—反对吃人的礼教（也不是说礼教都要不得，乃是说，在2000年来“封建的”势力之下，用“礼教”“名教”“名分”“纲常”等等名义来压迫人家的就等于“吃人”），反对“包办式买卖式的婚姻”，反对雇一群叫花子扛着“肃静”“回避”的牌匾送葬，如此等等，也说不尽，这就是五四运动前夕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在《新青年》上，唯有钱先生的说话，最不怕，最痛快淋漓，最使人兴奋，所以要推他为新文化运动揭幕的一人。有些道理，到现在真是平凡无奇，成了老生常谈了，须知在那时却是惊人的怪论呢！其实呢，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观念，是把2000年来一切旧的东西“重新估定价值”（胡适语），那么当然，那些旧东西都是有“历史”价值的，但要适于现代，就不能不有所因革损益，而建设偏重“西化”的“新文化”了。这和2000年前大“史学家”孔丘的眼光见地，还不是差不多吗？不过当启蒙运动初揭幕时，总要说得特别激烈些，才有“革命”的力量罢了。
陈独秀将胡适“文学改良”的主张上升到“文学革命”的主题，一开始就得到钱玄同的支持，确实很不平常。当时执教于北京大学的学者，很多是章太炎的门生或故交，实力雄厚，以治学严谨著称于世。钱玄同作为古代语言文化的专家，入室操戈来反对旧文学旧文化，影响非同一般。钱玄同当时已是知名人士，他支持当时年纪很轻、在学术界默默无闻的胡适，表现了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钱玄同在1917年的几封通信，陈独秀、胡适非常重视，陈独秀在一封通信后面的复语中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胡适后来在《新文学的建设理论》一文中说，“这时候，我们一班朋友聚在一处，独秀、玄同、半农诸人都和我站在一条路线上，我们的自信心更强了”，他特别指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两个名词是钱玄同首创的。胡适晚年在回顾文学革命时还说，钱玄同“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他还说，“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黎锦熙先生在《钱玄同先生传》中也说，在《新青年》的编辑人中，只有钱先生是旧文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说：“《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意见还很简单，只是想将文体改变一下，不用文言而用白话，别的再没有高深的道理。”当时他们的文章也还都是用文言作的，“其后钱玄同、刘半农参加进去，‘文学运动’、‘白话文学’等旗帜口号才明显地提出来”，这不仅是文体上的改革，它所带来的思想震动不久就显示出来，钱玄同认为只能用新文体表达新思想，是他的卓见。
正当《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时，沉闷的中国思想界，既没有多少人赞同，也没有多少人反对。新旧思想没有正面交锋，不利于把新文化运动推向前进，于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给《新青年》的编者写了一封信，把自己装扮成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历数新文化运动的罪状加以攻击；刘半农写了《覆王敬轩书》，针锋相对地逐一加以驳斥，实际上是钱、刘二人筹划的“双簧戏”，把要讨论的问题拟议好，故意造成一场论战，以便引蛇出洞，不怕顽固派的反扑，把讨论引向深入，唤起社会上的注意，关于这段新文学史上的佳话，郑振铎先生后来回忆说：
这面“文学革命”的大旗的竖立是完全出于旧文人们的意料之外的。他们始而漠然无所睹，继而鄙夷若不屑与辩，终而却不能不愤怒而诅咒着了。
在《新青年》的四卷三号（按：时间是1918年3月）上同时刊出了王敬轩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和刘复（半农）《覆王敬轩书》。王敬轩原是亡是公、乌有先生一流人物。托为王敬轩写的那一封信乃是《新青年》社的同人钱玄同的手笔。
为什么他们要演出这一出“苦肉计”呢？
从他们打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以来，始终不曾遇到过一个有力的敌人。他们“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而所谓“桐城、选学”也者，却始终置之不理，因之，有许多见解他们便不能发挥尽致，旧文人们的反抗言论既然无闻，他们便好像是尽在空中挥拳，不能不有寂寞之感。
所谓王敬轩的那封信，便是要把旧文人们的许多见解归纳在一起，而给以痛痛快快的致命的一击的……不久，真正有力的反抗运动也便来了。
这封化名王敬轩致《新青年》编辑部的信刊登在《新青年》四卷三号（1918年3月），原信只用旧式的圈点，没有新式标点，全文如下：
新青年诸君子大鉴。
某在辛丑壬寅之际。有感于朝政不纲。强邻虎视。以为非采用西法。不足以救亡。尝负笈扶桑。就梅谦博士讲习法政之学。归国以后。见士气嚣张。人心浮动。道德败坏。一落千丈。青年学子。动辄诋毁先圣。蔑弃儒书。倡家庭革命之邪说。驯至父子伦亡。夫妇道苦。其在妇女。则一入学堂。尤喜摭拾新学之口头禅语。以贤母良妻为不足学。以自由恋爱为正理。以再嫁失节为当然。甚至剪发髻。曳革履。高视阔步。恬不知耻。鄙人观此。乃知提倡新学。流弊甚多。遂噤不敢声。辛亥国变以还。纪纲扫地。名教沦胥。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有识之士。蛊焉心伤。某虽具愚公移山之志。奈无鲁阳挥戈之能。遁迹黄冠者。已五年矣。日者过友人案头。见有贵报。颜曰新青年。以为或有扶持大教。昌明圣道之论。能拯青年于陷溺。回狂澜于既倒乎。因亟假读。则与鄙见所期。一一皆得其反。噫。贵报诸子。岂犹以青年之沦于夷狄为未足。必欲使之违禽兽不远乎。贵报排斥孔子。废灭纲常之论。稍有识者虑无不指发。且狂大之谈。固无伤于日月。初无待鄙人之驳斥。又观贵报对于西教。从不排斥。以是知贵报诸子殆多西教信徒。各是其是。亦不必置辩。惟贵报又大倡文学革命之论。权舆于二卷之末。三卷中乃大放厥词。几于无册无之。四卷一号更以白话行文。且用种种奇形怪状之钩挑以代圈点。贵报诸子。工于媚外。惟强是从。常谓西洋文明胜于中国。中国宜亟起效法。此等钩挑。想亦是效法西洋文明之一。但就此形式而论。其不逮中国圈点之美观。已不待言。中国文字。字字匀整。故可于每字之旁施以圈点。西洋文字长短不齐。于是不得不于断句之处志以符号。于符号之形式遂不能不多变。其在句中之重要之处。只可以二钩记其上下。或亦用密点。乃志于一句之后。拙劣如此。而贵报乃不惜舍己以从之。甚矣其惑也。贵报对于中国文豪。专事丑诋。其尤可骇怪者。于古人。则神圣施耐庵曹雪芹而土芥归震川方望溪。于近人。则崇拜李伯元吴趼人而排斥林琴南陈伯严。甚至用一网打尽之计。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对于易哭庵、樊云门诸公之诗文。竟曰烂污笔墨。曰斯文奴隶。曰丧却人格。半钱不值。
呜呼。如贵报者。虽欲不谓之小人而无忌惮。盖不可得矣。今亦无暇一一辩驳。第略论其一二。以明贵报之偏谬而已。贵报三卷三号胡君通信。以林琴南先生而方姚卒不之踣之之字为不通。历引古人之文。谓之字为止词。而踣字是内动词。不当有止词。贵报固排斥旧文学者。乃于此处因欲驳林先生之故。不惜自贬声价。意乞灵于孔经。已足令识者齿冷。至于内动词止词诸说。则是拾马氏文通之唾余。马氏强以西文律中文。削趾适履。其书本不足道。昔人有言。文成法立。又曰。文无定法。此中国之言文法。与西人分名动。讲起止。别内外之文法相较。其灵活与板滞。本不可以道里计。胡君谓林先生此文可言而方姚卒不踣。亦可言方姚卒不因之而踣。却不可言方姚卒不之踣。不知此处两句。起首皆有而字。皆承上文论文者独数方姚一句。两句紧相衔接。文气甚劲。若依胡君改为而方姚卒不踣。则句太短促。不成音节。若改为而方姚卒不因之而踣。则文气又近懈矣。贵报于古文三昧。全未探讨。乃率尔肆讥。无乃不可乎。林先生为当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所叙者皆西人之事也。而用笔措词。全是国文风度。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是岂寻常文人所能企及。而贵报乃以不通相诋。是真出人意外。以某观之。若贵报四卷一号中周君所译陀思之小说。则真可当不通二字之批评。某不能西文。未知陀思原文如何。若原文亦是如此不通。由其书本不足译。必欲译之。亦当达以通顺之国文。乌可一遵原文迻译。至令断断续续。文气不贯。无从讽诵乎。噫。贵报休矣。林先生渊懿之古文。则目为不通。周君蹇涩之译笔。则为之登载。真所谓弃周鼎而宝康瓠者矣。林先生所译小说。无虑百种。不特译笔雅健。即所定书名。亦往往斟酌尽善尽美。如云吟边燕语。云香钩情眼。此可谓有句皆香。无字不艳。香钩情眼之名。若依贵报所主张。殆必改为革履情眼而后可。试问尚复求何说话。又贵报之白话诗。则尤堪发噱。其中有数首。若以旧日之诗体达之。或尚可成句。如两个黄蝴蝶改为双蝶。飞天上改为凌霄。不知为什么改为底事。则辞气雅洁。远乎鄙倍矣。此外如胡君之他。通首用他字押韵。沈君之月夜。通首用着字叶韵。以及刘君之相隔一层纸。竟以老爷二字入诗。则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吾意作者下笔之时。恐亦不免颜。不过既欲主张新文学。则必异想天开。取旧文学中所绝无者而强以凑入耳。此等妙诗。恐亦非西洋所有也。贵报之文。
什九皆嵌入西洋字句。某意贵报诸子必多留学西洋。沐浴欧化。于祖国文学。本非所知。深恐为人耻笑。于是先发制人。攻踣之不遗余力。而后可以自便。某迂儒也。生平以保存国粹为当务之急。居恒研究小学。知中国文字制作最精。（如人字左笔为男。男为阳为天。故此笔之末。尖其锋以示轻清上浮之意。右笔为女。女为阴为地。故此笔之末。顿其锋以示重浊下凝之意。又如暑字中从土。上从日。谓日晒地上也。下又从日。谓夕阳西下之后日入地下也。土之上下皆有日。斯则暑气大盛也。中以丿贯其上下二日。以见二日仍是一日。古人造字之精如此）字义含蕴既富。字形又至为整齐。少至一画。多或四五十画。书于方寸之地。大小可以停匀。（如一字不觉其扁。鸾字不觉其长）古人造字之妙。岂西人所能梦见。其对偶之工。尤为巧不可阶。故楹联之文。亦为文学中之一体。西字长短无定。其楹联恐未能逮我。不但楹联。如赋如颂如箴如铭。皆中国国粹之美者。然言西洋文学者。未尝称道及此。即贵报专以提倡西洋文学为事。亦只及诗与小说二种。而尤偏重小说。嗟夫。论文学而以小说为正宗。其文学之荒伧幼稚。尚何待论。此等文学。居然蒙贵报诸子之崇拜。且不惜举祖国文学而一网打尽。西人固应感激贵报矣。特未识贵报同人扪心自问。亦觉内疚神明否耶。今请正告诸子。文有骈散。各极其妙。惟中国能之。骈体对仗工整，属句丽辞。不同凡响。引用故实。采撷辞藻。非终身寝馈于文选诸书者不能工也。（胡钱诸君皆反对用典。胡君斥王渔洋秋柳诗。谓无不可作几样说法。钱君斥佩文韵府为恶烂腐朽之书。此等论调。正是二公自暴其俭学。以后望少说此等笑话。免致贻讥通人）散体则起伏照应。章法至为谨严。其曲折达意之处。多作波澜。不用平笔。令读者一唱三叹。能得弦外余音。非深明桐城义法者。又不能工也。选学之文。宜于抒情。桐城之文。宜于论议。悉心研求。终身受用不穷。与西人之白话诗文。岂可同日而语。顾乃斥之曰妖孽。曰谬种。恐是夫子自道耳。某意今之真能倡新文学者。实推严几道林琴南两先生。林先生之文。已如上述。若严先生者。不特能以周秦诸子之文笔。达西人发明之新理。且能以中国古训。补西说之未备。如论理学译为名学。不特可证西人论理。即公孙龙惠施之术。且名教名分名节之义。非西人论理学所有。译以名学。则诸义皆备矣。中性译为罔两。假异兽之名。以明无二之义。理想国译为乌托邦。则乌有与寄托二义皆大显明。其尤妙者。译音之字。亦复兼义。如名学曰逻辑。逻盖指演绎法。辑盖指归纳法。银行曰板克。大板谓之业。克。胜也。板克者。言营业操胜算也。精妙如此。信非他人所能几及。与贵报诸子之技穷不译。径以西字嵌入华文中者相较。其优劣何如。望平心思之。鄙人非反对新文学者。不过反对贵报诸子之排斥旧文学而言新文学耳。鄙人以为能骂于旧学者。始能兼采新知。若得新忘旧。是乃荡妇所为。愿贵报诸子慎勿蹈之也。自海禁大开以还。中国固不可不讲求新学。然讲求可也。采用亦可也。采彼而弃我。则大不可也。况中国为5000年文物礼义之邦。精神文明。夐非西人所能企及。（即物质文明。亦尽有胜于西者。以医学而论。中医神妙之处甚多。如最近山西之鼠疫。西人对之。束手无策。近见有戴子光君发明之治鼠疫神效汤。谓在东三省已治愈多人。功效极速。云云。又如白喉一症。前有白喉忌表抉微一书。论症拟方。皆极精当。西人则除用血清外。别无他法。于此可见西医之不逮中医）惟工艺技巧。彼胜于我。我则择取焉可耳。总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西学无流弊。若专恃西学而蔑弃中学。则国本即隳。焉能五稔。以上所言。知必非贵报诸子所乐闻。鄙人此书。不免有失言之愆。然心所谓危。不敢不掬诚相告。知我罪我。听诸国人之公论而已。呜呼。见披发于伊川。知百年之将戎。辛有之叹。不图于吾生亲见之矣。哀哉哀哉。率布不尽。顺颂撰安。
戊午夏历新正二日王敬轩躬
总的说来，“王敬轩”是反对新道德、新文学，“以保存国粹为当务之急”。刘半农以《新青年》身份，针对此信，用白话写了《覆王敬轩书》，对王敬轩的来信进行了逐段驳斥。文章说：
来信“大放厥词”，把记者等狠狠地教训了一顿。照先生的口气看来，幸而记者等不与先生见面；万一见了面，先生定要挥起“巨灵之掌”，把记者等一个嘴巴打得不敢开口，两个嘴巴打得牙齿缝里出血，而后快！然而记者等在逐段答覆来信之前，应先向先生说声“谢谢”。这因为人类相见，照例要有一句表示敬意的话；而且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现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马”，这也是极应欢迎，极应感谢的。
以下是答覆先生的话：
第一段（原信“某在辛丑壬寅之际……各是其是，亦不必置辩。”）
原来先生是个留学日本速成法政的学生，又是个“遁迹黄冠”的遗老，失敬失敬。然而《新青年》杂志社，并非督抚衙门，先生把这项履历背了出来，还是在从前“听鼓省垣”，“听候差遣”时在“手版”上写惯了，流露于不知不觉呢？—还是要拿出老前辈的官威来，恐吓记者等呢？
先生以为“提倡新学，流弊甚多”，又如此这般的说了一大串，几乎要把“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的一切罪恶，完全归到一个“新”字上。然而我要问问：“辛丑壬寅”以前，“扶持大教，昌明圣道”的那套老曲子，已唱了2000多年，始终没有什么“洋鬼子”—这个名目，是先生听了很欢喜的—“新法”去打搅他，为什么要弄到“朝政不纲，强邻虎视”呢？
本志排斥孔丘，自有排斥孔丘的理由。先生如有正当的理由，尽可切切实实写封信来，与本志辩驳，本志果然到了理由不能存立的时候，不待先生督责，就可在《新青年》杂志社中，设起香案，供起“至圣先师大成孔子”的牌位来！如先生对于本志所登排斥孔教的议论，尚未完全读过；或读了之后，不能了解或竟能了解了，却没有正当的理由来辩驳；只用那“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空话来搪塞；或用那“岂犹以青年之沦于夷狄为未足，必欲使之违禽兽不远乎”的村妪口吻来骂人：则本志便要把先生所说的“狂吠之谈，固无伤于日月”两句话，回敬先生了。
本志记者，并非西教信徒；其所以“对于西教，不加排斥”者，因西教之在中国，不若孔教之流毒无穷；在比较上，尚可暂从缓议。至于根本上，陈独秀先生，早说了“以科学解决宇宙之谜”的一句话，蔡孑民先生，又发表过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一篇文章：难道先生竟没有看见么？若要本志记者，听了先生的话，替孔教徒做那“攻乎异端”的事业—哼哼！—恐怕你这位“道人”，也在韩愈所说的“火其书，人其人，庐其居”之列罢！
第二段（原文“惟贵报又大倡文学革命之论……甚矣其惑也。”）
浓圈密点，本科场恶习，以曾国藩之顽固，尚且知之；而先生竟认为“形式美观”，且在来信之上，大圈特圈，大点特点……初不知记者等虽然主张新文学，旧派的好文章，却也读过不少；像先生这篇文章，恐怕即使起有清三百年来之主考文宗于地下，也未必能给你这么许多圈点罢！
闲话少说。句读之学，中国向来就有的；本志采用西式句读符号，是因为中国原有的符号不敷用，乐得把人家已造成的借来用用。先生不知“钩挑”有辨别句读的功用，却说他是代替圈点的；又说引号（“”）是表示“句中重要之外”，不尽号（……）是把“密点”移在“一句之后”，知识如此鄙陋，记者惟有敬请先生去读了三年外国书，再来同记者说话；如先生以为读外国书是“工于媚外，惟强是从”，不愿下这工夫，那么，先生！便到了你“墓木拱矣”的时候，还是个不明白！
第三段（原文“贵报对于中国文豪……无乃不可乎。”）
先生所说的“神圣施曹而土芥归方……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本志早将理由披露，不必重辩……
林琴南“而方姚卒不之踣之”一句的不通，已由胡适之先生论证得很明白；先生果然要替林先生翻案，应当引出古人成句，将他证明才是。若无法证明，只把“不成音节”、“文气近懈”的话头来敷衍：是先生意中，以为文句尽可不通；音节文气，却不得不讲；请问天下有这道理没有？胡先生“历引古人之文”，正是为一般顽固党说法，以为非用此“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不能折服一般老朽之心；若对略解文法之人—只须高小学生程度—说话，本不必“自贬身价”，“乞灵孔经”。不料先生连这点儿用意都不明白，胡先生唯有自叹不能做那能使“顽石点头”的生公，竟做了个“对牛弹琴”的笨伯了！
《马氏文通》一书，究竟有无价值，天下自有公论，不必多辩；唯先生引了“文成法立”，“文无定法”两句话，证明文法之不必讲求，实在是大错大错！因为我们所说的文法，是在通与不通上着想的“句法”；古人所说的文法，是在文辞结构上着想的“章法”。“章法”之不应死守前人窠臼，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破除迷信”项下，已说得很明白。这章法句法，面目之不同，有如先生之与记者；先生竟把他并作一谈，足见昏聩！
第四段（原文“林先生为当代文豪……恐亦非西洋所有也。”）
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若以看“闲书”的眼光去看他，亦尚在不必攻击之列；因为他所译的“哈氏丛书”之类，比到《眉语莺花杂志》，总还“差胜一筹”，我们何必苦苦的“凿他背皮”。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何以呢？因为他所译的书：第一是原稿选择得不精，往往把外国极没有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真正的好著作，却未尝—或者是没有程度—过问；先生所说的“弃周鼎而宝康瓠”，正是林先生译书的绝妙评语。第二是谬误太多：把译本和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第三是林先生之所以能成其为“当代文豪”，先生之所以崇拜林先生，都因为他“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不知这件事，实在是林先生最大的病根！林先生译书虽多，记者等始终只承认他为“闲书”，而不承认他为有文学意味者，也便是为了这件事。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文为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即如我国古代译学史上最有名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后秦鸠摩罗什大师的《金刚经》，一部是唐玄奘大师的《心经》：这两人，本身生在古代，若要在译文中用些晋唐文笔，眼前风光，俯拾即是，岂不比林先生仿造2000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许多？然而他们只是实事求是，用极曲折极缜密的笔墨，把原文精义达出，既没有自己增损原义一字，也始终没有把冬烘先生的臭调子打到《经》里去；所以直到现在，凡是读这两部《经》的，心目中总觉这种文章是西域来的文章，决不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的晋文，也决不是“龙嘘气成云”的唐文：此种输入外国文学使中国文学界中别辟一个新境界的能力，岂一般“没世穷年，不免为陋儒”的人所能梦见！然而鸠摩罗什大师，还虚心得很，说译书像“嚼饭哺人”，转了转手，便要失去真义；所以他译了一世的经，没有自称为“文豪”，也没有自称为“译经大家”，更没有在他所译的三百多卷《经论》上面，加上一个什么《鸠译丛经》的总名目！若《吟边燕语》本来是部英国的戏剧，林先生于“诗”“戏”两项，尚未辨明，其知识实在比“不辨菽麦”高不了许多；而先生竟称之曰“所定书名……斟酌尽善尽美”……《香钩情眼》，原书未为记者所见，所以不知道原名是什么；然就情理上推测起来，这“香钩情眼”，本来是刁刘氏的伎俩；外国小说虽然也有Y荡的，恐怕还未必把这等肉麻字样来做书名；果然如此，则刁刘氏在天之灵，免不了轻展秋波，微微笑曰，“吾道其西！”况且外国女人并不缠脚，“钩”于何有；而“钩”之香与不香，尤非林先生所能知道；难道林先生之于书中人，竟实行了沈佩贞大闹醒春居时候的故事么？又先生“有句皆香”四字，似有语病；因为上面说的是书名，并没有“句”：先生要做文章，还要请在此等处注意一点。
先生所说“陀思之小说”，不知是否指敝志所登“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而言？如其然也，先生又闹了笑话了。因为陀思妥夫斯奇，是此人的姓，在俄文只有一个字；并不是他尊姓是陀，雅篆是思；也不是复姓陀思，大名妥夫，表字斯奇，照译名的通例，应该把这“陀思妥夫斯奇”的姓完全写出，或简作“陀氏”，也还勉强可以……如先生以为陀氏的原文不好，则陀氏为近代之世界的文豪，以全世界所公认的文豪，而犹不免为先生所诟病，记者对于先生，尚有何话可说？然使先生以不作林先生“渊懿之古文”，为周先生病，则记者等无论如何不敢领教。周先生的文章，大约先生只看过这一篇。如先生的国文程度—此“程度”二字是指先生所说的“渊懿”“雅健”说，并非新文学中之所谓程度只能以林先生的文章为文学止境，不能再看林先生以上的文章，那就不用说；万一先生在旧文学上所用的功夫较深，竟能看得比林先生分外高古的著作，那就要请先生费些功夫，把周先生10年前抱复古主义时代所译的《域外小说集》看看。看了之后，亦许先生脑筋之中，竟能放出一线灵光，自言自语道，“哦！原来如此。这位周先生，古文工夫本来是很深的；现在改做那一路新派文章，究竟为着什么呢？难道是全无意识的么？”
第五段（原文“贵报之文，什九皆嵌入西洋字句……亦觉内疚神明否耶。”）
文字是一种表示思想学术的符号，是世界的公器，并没有国籍，也决不能彼此互分界限—这话太高了，恐怕先生更不明白—所以作文的时候，但求行文之便与不便，适当之与不适当，不能限定只用那一种文字：如文章的本体是汉文，讲到法国的东西，在非用法文不能解说明白，便尽可把法文嵌进去；其余英文俄文日文之类，亦是如此。
你也配说“研究小学”……中国文字，在制作上自有可以研究之处；然“人”字篆文作“”，是个象形字，《说文》说他是“象臂胫之形”，极为明白；先生把它改作会意字，又扭扭捏捏说出许多可笑的理由，把这一个“人”，说成了个两性兼具的“雌雄人”：这种以楷书角度说形体的方法，真可谓5000年来文字学中的大发明了。“暑”字篆文作“”，是个形声字，《说文》说他“从日，者声。”—凡从“者”声的字，古音都在“模”韵，就是罗马字母中“U”的一个母音：“渚”“楮”“煮”“猪”四字，是从“水”“木”“火”“豕”四个偏旁上取的形与义。从“者”字上取的声；即“者”字本身，古音也是读作“Tu”字的音；因为“者”字的篆文作“”，从“”，“”同“自”，“”即古“旅”字。所以先生硬把“暑”字的形声字改作会意字，在楷书上是可以说得过去；若依照篆文，把他分为“日”“旅”“自”三字，先生便再去拜了一万个“拆字先生”做老师，还是不行不行又不行。
文字这样东西，以适于实用为唯一要义，并不是专讲美观的陈设品。我们中国的文字，语尾不能变化，调转又不灵便：要把这种极简单的文字，应付今后的科学世界之种种实用，已觉左支右绌，万分为难；推求其故，总是单音字的制作不好。先生既不知今后的世界是怎么样一个世界，那里再配把“今后世界中应用何种文字？”一个问题来同你讨论。
至于赋、颂、箴、铭、楹联、挽联之类，在先生则视为“中国国粹之美者”；在记者等却看得半钱不值。因为这些东西，都在字面上用工夫，骨子里半点好处没有；若把他用来敷陈独夫民贼的功德，或把胁肩谄笑的功夫，用到死人的枯骨上去，“是乃荡妇所为”，本志早已结结实实的骂过几次了。西文中并无楹联，先生说他“未能逮我”；想来已经研究过，比较过；这种全世界博物院里搜罗不到的奇物，还请先生不吝赐教，录示一二，使记者等可以广广眼界，增些见识！
先生摇头叹曰，“嗟夫。论文学而以小说为正宗……”是先生对于小说，已抱了“一网打尽”的观念，一般反对小说的狗头道学家，“固应感激”先生“矣”；“特未识”先生对于大捧特捧的林先生，“扪心自问，亦觉内疚神明否耶？”
第六段（原文“今请正告诸子……恐是夫子自道。”）
敝志反对“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已将他们的弊病，逐次披露；先生还要无理取闹，刺刺不休，似乎不必仔细申辩。今且把这两种人所闹的笑话，说几种给先生听听—《文选》上有四句话，说“胡广累世农夫，伯始致位卿相；黄宪牛医之子，叔度名动京师”，这可谓不通已极。又《颜氏家训》上说，“……陈思王《武帝诔》，‘遂深永蛰之思’；潘岳《悼亡赋》，‘乃怆手泽之遗’：是方父于虫，匹妇于考也。”又说，“《诗》云‘孔怀兄弟’：孔，甚也；怀，思也；言甚可思也。陆机《与长沙顾母书》，述从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脑，有如孔怀’；心既痛矣，即为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观其此意，当谓亲兄弟为‘孔怀’；《诗》云‘父母孔迩’，而呼二亲为‘孔迩’，于义通乎？”此等处，均是滥用典故，滥打调子的结果。到了后世，笑话愈闹愈多：如《谈苑》上说：“省试……《贵老为其近于亲赋》云，‘睹兹黄者之状，类我严君之容’；试官大噱。”又《贵耳集》上说“余干有王德者，僭窃90日为王；有一士人被执，作诏云，‘两条胫脡，马赶不前；一部髭髯，蛇钻不入。身坐银铰之椅，手执铜锤之。翡翠帘前，好似汉高之宜，鸳鸯殿上，有如秦始之皇。’”又相传有两句骈文道，“我生有也晚之悲，当局有者迷之叹。”……至于王渔洋的《秋柳诗》，但就文笔上说，毛病也不止胡先生所举的一端：—因为他的诗，正如约翰生博士所说“只有些饰美力与敷陈力”（见本志三卷五号《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之中），气魄既不厚，意境也不高：宛然像个涂脂抹粉，搔首弄姿的荡妇，决不能“登大雅之堂”，—若说他别有用意，更不成话。我们做文人的，既要拿了笔做文章，就该有三分胆量；无论何事，敢说便说，不敢说便罢！要是心中存了个要如何如何说法的念头，笔头上是半吞半吐；请问文人的价值何在……
散体之文，如先生刻意求古，竟要摹拟《周诰》《殷盘》；则虽非“孺子可教”，也还值得一辩：今先生所崇拜的至于桐城而止，所主张的至于“多作波澜，不用平笔”二语而止；记者又何必费了许多气力与你驳，只须请章实斋先生来教训教训你。他在《文史通义》“古文十弊”一篇里说：
“……夫古人之书，今不尽传；其文见于史传评选之家，多从史传采录；而史传之例，往往删节原文，以就隐括：故于文体所具，不尽全也。评选之家，不察其故，误为原文如是，又从而为之辞焉：于引端不具，而截中径起者，诩为发轫之离奇；于刊削余文，而遽入正传者，诧为篇终之崭峭。于是好奇而寡识者，转相叹赏，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觅’矣！有明中叶以来，一种不情不理，自命为古文者，起不知所自来，收不知所自往：专以此等出人思议，夸为奇特；于是坦荡之途生荆棘矣……”
第七段（原文“某意今之真能倡新文学者……望平心思之。”）
译名一事，正是现在一般学者再三讨论而不能解决的难问题。记者等对于此事，将来另有论文—或谈话—发表；现在暂时不与先生为理论上之研究，单就先生所举的例，略略说一说。
西洋的Logic，与中国的《名学》与印度的《因明学》：这三种学问，性质虽然相似；而范围的大小，与其精神特点，各有不同之处。所以印度既不能把Logic攫为己有，说他是原有的《因明学》；中国人亦决不能把他硬当作《名学》。严先生译《名学》二字，已犯了“削趾适履”的毛病；先生又把“名教，名分，名节”一箍脑儿拉了进去，岂非西洋所有一种纯粹学问，一到中国，便变了本《万宝全书》，变了个大垃圾桶么？要之，古学是古学，今学是今学；我们把他分别研究，各不相及，是可以的；分别研究之后，互相参证，互相发明，也是可以的。若并不仔细研究，只看了些皮毛，便把他附会拉拢，那便叫做“混帐”！
严先生译“中性”为“罔两”，是以“罔”字作“无”字解，“两”字指“阴阳两性”，意义甚显；先生说他“假异兽之名，以明无二之义”，是一切“中性的名词”，都变做了畜生了！先生如此附会，严先生知道了，定要从鸦片铺上一跃而起，大骂“该死”！
“Utopia”译为“乌托邦”，完全是译音；若照先生所说，作为“乌有寄托”解，是变作“无寄托”了。以“逻辑”译“Logic”也完全是取的音，因为“逻”字决不能赅括演绎法，“辑”字也决不能赅括归纳法；而且既要译义，决不能把这两个连接不上的字放在一起……
第八段（原文“鄙人非反对新文学者……”）
先生说“能笃于旧学者，始能兼采新知”；记者则以为处于现在的时代，非富于新知，具有远大眼光者，断断没有研究旧学的资格。否则弄得好些：也不过造就出几个“抱残守缺”的学究来；弄得不好：便造就出许多“胡说乱道”，“七支八搭”的“混蛋”！把种种学问，闹得非驴非马，全无进境。此等人，钱玄同先生平时称他为“古今中外党”，半农称他为“学愿”……
……来信已逐句答毕；还有几句骂人话，—如“见披发于伊川，知百年之将戎”等，—均不必置辩。但有一语，忠告先生：先生既不喜新，似乎在旧学上，功夫还缺乏一点；倘能用上十年功，于《新青年》出到第二十四卷的时候，再写书信来与记者谈谈，记者一定“刮目相看”！否则记者等就要把“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八个字送给先生“生为考语，死作墓铭！”（这两句，是南社里的出口，因为先生喜欢对句，所以特向专门制造这等对句的名厂里，借来奉敬，想亦先生之所乐闻也！）又先生填了“戊午夏历新正二日”的日期，似乎不如竟写“宣统十年”，还爽快些！末了那个“”字，孔融、曹丕及韩愈、柳宗元等人的书札里，似乎未曾用过，不知当作何解；先生“居恒研究小学”，知“古人造字之妙”，还请有以语我来！余不白。
记者（半农）1918年2月19日
刘半农的复信严厉驳斥了“王敬轩”之流所尊奉的封建礼教，历数选学派与桐城派的遗毒所造成的弊端，暴露了“王敬轩”之类的守旧派抵制新思想新文化的丑恶面目，由于王敬轩这个形象代表了一大批顽固守旧的遗老遗少，而刘半农的覆信就等于向他们宣战。果然，经这么一骂，引发了“文学革命之反响”，马上有一位自称“崇拜王敬轩者”来信指责《新青年》：
读《新青年》，见奇怪之论，每欲通信辩驳，而苦于词不达意。王敬轩先生所论，不禁浮一大白。王先生之崇论宏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肆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
可见封建的遗老遗少一直在盼望一个能为他们出气的人，王敬轩的“崇论宏议”，道出了他们早已想说的心声。又有一位署名戴主的人也出来为桐城派曾国藩鸣不平，他说：
若曾国藩则沉埋地下，不知几年矣，于诸君何忤，而亦以“顽固”加之？诸君之自视何尊，视人何卑？无乃肆无忌惮乎？是则诸君直狂徒耳，而以《新青年》自居，颜之厚矣。
针对这种咒骂，为了回击顽固派对新文化深深的仇恨情绪，钱玄同以《新青年》记者身份写了回信：
本志抨击古人之处甚多，足下皆无异辞。独至说了曾国藩为“顽固”，乃深为足下所不许。曾国藩果不顽固耶？本志同人自问，尚不至尊己而卑人。然同人虽无似，却也不至于以“卑”自居。若对于什么“为本朝平发逆之中兴名将曾文正公”便欲自卑而尊之，则本志同人尚有脑筋，尚有良心，尚不敢这样的下作无耻！
经过这几次交锋，桐城派元老林纾跳出来力挽国粹，抵抗新知。刘半农的复信揭露了林纾之流的食古不化，对西学一知半解，自然使林纾大为恼火。他写了《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等文章，眼看着这些歪理抵挡不住新文化前进的势头，这位夸大妄想狂不得不乞求用武力来扑灭这场运动，于是他做了一篇小说，名曰《荆生》，登在1919年2月17日和18日的上海《新申报》上：
辛亥国变将兆，京城达官迁徙垂空。京师陶然亭，游客绝稀。有荆生者，汉中之南郑人，薄游京师，下榻陶然亭之西厢，书一簏，铜简一具，重十八斤，悬之壁间，寺僧不敢问其能运此简与否，然须眉伟然，知为健男子也。亭当同光间，京僚恒置酒延凉于是，以乱故，寂然无复游客。时为五月十八日，山下有小奚奴，肩蛮榼，载酒，其后辘辘三车，载三少年，一为皖人田其美，一为浙人金心异，一则狄莫，不知其为何许人。悉新归自美洲，能哲学，而田生尤颖异，能发人所不发之议论，金生则能《说文》，三人称莫逆，相约为山游。既至，窥荆生室，颇轻蔑，以为武夫不知风雅，漠然不置念。呼僧扫榻，温酒陈肴，坐而笑语，与荆生居处，但隔一客。田生中坐，叹曰：“中国亡矣，误者均孔氏之学，何由坚言伦纪，且何谓伦纪者，外国且妻其从妹，何以能强？天下有人种，即有父母，父母于我又何恩者？”狄莫大笑曰：“惟文字误人，所以至此。”田生以手抵几曰：“死文字，安能生活学术，吾非去孔子灭伦常不可！”狄莫曰：“吾意宜先废文字，以白话行之，俾天下通晓，亦可使人人咸窥深奥之学术，不为艰深文字所梗。唯金君何以默守《说文》，良不可解。”金生笑曰：“君知吾何姓，吾姓金耳。姓金者性亦嗜金，吾性但欲得金，其讲《说文》者，愚不识字之人耳。正欲阐扬白话以佐君。”于是三人大欢，坚约为兄弟，力掊孔子。忽闻有巨声，板壁倾矣，扑其食案，杯碗均碎。一伟丈夫足，超过破壁，指三人曰：“汝适何言？中国4000余年，以伦纪立国，汝何为坏之！孔子何以为圣之时？时乎春秋，即重俎豆；时乎今日，亦重科学。譬叔梁纥病骂于山东，孔子适在江南，闻耗，将以电话问疾，火车视疾耶？或仍以书附邮者，按站而行，抵山东且经月，俾不与死父相见，孔子肯如是耶？子之需父母，少乳哺，长教育耳。乳汝而成人，教汝而识字，汝今能嗥吠，非二亲之力胡及此！譬如受人之财，或己命为人所拯，有心者尚且衔恩，汝非二亲不举，今乃为伤天害理之言。余四海无家，二亲见背，思之痛绝。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莫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猥，泥首不已。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吾杀尔后，亦亡命走山泽耳。然不欲者，留尔以俟鬼诛。”三人相顾无言，敛具下山，回顾危阑之上，丈夫尚拊简而俯视，作狞笑也。
在这篇臭名昭著的小说中，林纾以田其美影射陈独秀，以金心异影射钱玄同，以狄莫影射胡适。他对这三位文学革命的领袖恨之入骨，盼望出现一位伟丈夫打倒这些破坏立国之“伦纪”的“禽兽”。他最后感叹：“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