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读史敢言无舜禹
中国有重视历史的传统，几千年来不曾中断过的文明，给中国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史册，用“浩如烟海”来形容，并不过分。钱玄同的老师章太炎尤其重视历史，他认为中国只要历史不亡，中国人就有希望。这种看法大概是针对当时满族入主华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竟成为被统治者，这对于汉族人的自尊心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更何况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夏”变“夷”，而非“变于夷”的传统，历代少数民族政权都不被看作是正统。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冬，17岁的钱玄同读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顽固的“尊崇本朝”的心理发生了根本的动摇，认定满清政府是我们唯一的仇敌，排满是我们唯一的天职。不仅剪掉辫子，以示“义不帝清”，而且不肯遵循清代的“正朔”，即用清朝皇帝纪年，很想用黄帝—传说中汉民族的始祖来纪年。他在日本留学时，参加了不少反清活动，并加入同盟会。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就是采用黄帝纪年。不过，作为《民报》主笔的章太炎，毕竟是一位极为博学的历史学家，他深知早在司马迁的时代，已深感“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也就是说，黄帝不过是传说中的一个偶像；若要追究中国的信史，则非从有可信的典册可查的“周召共和”时代（公元前841年）算起不可，他曾给钱玄同写信论及此事：
中国纪元之说，仅唯取共和为是。非直慕其美名，以年表于此造端，始有甲子可推也。近人多意远推黄帝，既有显扬祖德之美，故仆亦不加辩难，其实黄帝至今，年历修短，人人异说，而又绝无证据。
章太炎虽然对近人颂扬黄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素养和良知，对黄帝其人之不可靠，在私人通信中说出实话。钱玄同在强烈的排满氛围中，主张共和纪元，于宣统二年（1910）撰有《共和纪年说》。虽然他也主张排满，但认为学术应与政治分开。现在的祭祀黄帝、炎帝，各人动机自然有别，偏偏有不少学者大加考证，把这些传说吹得神乎其神，人物、地点、时间等等，振振有词，这大概是现代的春秋笔法吧。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2000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国内政治空气大为改观。钱玄同尊今文大师崔适为师，后来对经学中的“今文”与“古文”两派都有所怀疑批评，他的思想更加解放。特别是他亲眼看见袁世凯在光天化日之下倒行逆施地复辟帝制，终至灭亡，钱玄同自称“大受刺激”，确信凡事总是前进的，决无倒退之理，所以在1917年，当干1917年的事情；1916年以前，皆所谓已往种种，譬如昨日死。研究1916年以前的历史、道德、政治、文章，皆所谓“鉴既往以察来兹”，凡以明人群之进化而已。“治古学，实治社会学”，断非可张“保存国粹”之招牌，以抵排新知，使人人褒衣博带，做2000年前之古人。面对社会上种种沉滞的现实，他深感“忧心如焚”，不敢不本着自己的“良知”，昌言道德文章之改革，这是1917年钱玄同与陈独秀通信，提出改良应用之文时所写的话。他明确指出，今后研究历史，要有社会学的眼光，阐述历史演变的规律。换句话说，再不能像旧学者一样去编帝王将相的家谱，或是搞烦琐的考证，而“保存国粹”的心理，必须首先根除。钱玄同提出“治古学，实治社会学”的主张，表明他积极支持提倡文学革命，参加新文化运动，不久他就成为这一运动的重要人物。这一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在中国请来西洋文明中的“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穆姑娘”（道德），大胆吸收外来文化。1919年钱玄同有专门的文章是论述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的（《新青年》第六卷六号），就是以世界的眼光看问题。他指出，纪年问题很重要，是历史一种很重要的符号。有了这种符号，才可由年代距离的远近，考见文化的进退，事物的变迁。现在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现在以后的中国人，是世界上人类的一部分。所以无论讲时事，讲古事，都和世界各国相关联。时事不待言，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古事，决不是再像从前研究《通鉴辑览》的办法，说尧舜怎样的仁，桀纣怎样的暴；刘备是正统，曹丕和孙权是僭伪；岳飞是忠臣，秦桧是奸臣。一定要用治社会学的方法，去研究自古至今中国民族文化变迁的真相。那么，一定有和别国历史比较的地方。既和别国历史常有比较，则须和别国用同一的纪年，才觉便当。
可是中国历史上的和当今的纪年办法都有毛病。中国历代以皇帝纪年，他们配不配拿来纪年且不说，单从一个皇帝改一次元来说，已经可以证明这种纪年在历史上全无用处，何况一个皇帝还不止改一次元呢！例如武则天，在位21年，竟改元18次，还有的皇帝一年之中改两三次的。距今20年前，中国的明白人看见西洋史上用基督纪年，觉得实在便利，于是也想改良。有人看见西洋人用基督纪年，就说：“这是用他们的教主纪年。我们中国也有一位孔大教主，我们应该拿他来纪年。”于是有康有为一派的孔子纪年。有人看见日本人用神武天皇纪年，就说：“神武天皇是日本第一个皇帝，又是日本民族始祖，他们拿来纪年，却很当于爱国保种的道理，我们汉族的始祖是黄帝，我们该学日本人的办法，拿他来纪年。”于是就有《民报》一派的黄帝纪年，很富有排满的意识。章太炎则主张用“周召共和”纪年，因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是从“共和元年”起，自此以后，才有确实的年数，可以计算到现在。钱玄同以前也主张过。中华民国建立后，用民国纪年。他认为共和纪年、民国纪年都有一定道理，但不赞成拿孔子或黄帝纪年，因为不能强迫全国的人都信孔教，不能强迫全国的人都主张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既然中国纳入了世界的一部分，当然应爽爽快快地用世界公历纪年。文章接着指出，用世界公历纪年，不是崇洋媚外，更不会自亡其国。文章层层深入，抓住一些民族主义者的心理，很平和地加以剖析，很自然地提出了结论，显示了他驾驭语言的能力。就像他的好友顾颉刚先生善于写清新无比的论文一样。
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就在于除旧布新，也就是说，一要破坏，二要建设，破坏是前提。尤其在那些国粹家动辄摇头晃脑，以5000年文明自许的中国，破坏的任务尤其艰巨。幸好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否则任何对古圣先王的怀疑和非议，随时都足以招来杀身之祸。但辛亥革命后，国人思想严重脱节于共和民主政体的事实，暴露无遗，所以才使钱玄同“忧心如焚”。他热情洋溢地歌颂西洋文明，号召中国人要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落后，虚心向外国学习。对于许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国粹，钱玄同以他深厚的小学、经学功底，对传统经典展开了批判清理，直接影响了古史辨运动。黎锦熙先生说，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只看他中年取刘知几《史通》的篇名“疑古”为号就可知。他给人题字曾署“疑古玄同”，他从章太炎那里接受了“六经皆史”之说，进一步就拿历史的眼光来研究批判一切古籍，凡可疑的，都得重新考虑，所以自号“疑古”。“疑古”是反对“泥古”，可也不是“蔑古”。“泥古”是拘泥旧说，墨守前修；要不“泥古”才能运用自己的脑力，用科学的方法，就已有材料，考历史的真相，这就是“疑古”的治学方法，钱先生一生得力就在这个方法上。一般人见他在《新青年》喊“打破旧礼教”，随后又提倡“汉字革命”，又改姓“疑古”，就以为他是“蔑古”，蔑弃一切旧有东西，这是完全错误的。须知钱先生在民国五六年以前，曾着“深衣”，骂“国语”，也是一个“信古”的人，民国六七年才自己觉悟这样的“信古”就不免于“泥古”，所以一变而为“疑古”。现在有许多人还不知道“信古”与“泥古”的区别，所以也就不知道“疑古”与“蔑古”的区别。“疑古”的具体事项，就是：（一）辨书史的真伪。他推重宋朱熹、明胡应麟、清姚际恒、阎若璩、崔述、康有为诸氏所用的方法。因为学者如果误据伪书，尽管道理说得好，总失去了历史的真相，总算外行，总是笑话。当然，伪书也有不全伪的，真书之中也有伪的，都应分别清楚。（二）订旧训的违失。（三）正传写的伪误。关于这两项，他也就是用清代学者如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诸氏所用的方法。清代“朴学”家所用的，当然与科学的方法暗合。至于材料一层，他很注意新获得的史料，与时贤之所订补；批判一层，他也持守历史上社会进化这个大原则，具通识，不拘曲，虽则他对于这个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他这种疑古的工作，对于群经、诸子，都有些特别的见解，独到的发明。钱玄同有两句名言：“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他的知友黎锦熙十分推崇这两句话，常举以告学者。他之所以比专门“考古求真”的学者伟大些、宏通些，就在他还有这样两句；他对于这第二句的贡献，就在“国语运动”，但“致用求适”，也须具有“考古求真”的本领才办得到，所以“国语运动”的两纲四目，“普及”与“不普及”是对立而统一的。
钱玄同走上“考古求真”之路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他11岁时读完五经、《史记》、《汉书》，12岁时（1898年），在教师的书桌上看见一本日本人写的书，好像是《万国史记》，有“清世祖福临”、“清高宗弘历”这些字样，又不抬头写以示尊敬，钱玄同当时看了，觉得很难过。15岁时读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等研究《春秋》的著作，再一比较《春秋左传》，深信《公羊》最得经意，《左传》必有伪窜。“愿为卖饼家，不作太官厨。”庄存与是中国近代今文经学的开创人，孔广森是他的门人，刘逢禄则是庄存与的外孙，是将公羊学发扬光大的关键人物。钱玄同从十三四岁起，不很相信《春秋公羊传》。《公羊》对于齐襄公灭纪，褒他能复九世之仇，钱玄同极为欣赏。不过这时钱玄同尊崇清廷的思想毫不动摇，一度忙于准备科举考试，这是他已去世的父亲的厚望。1903年，他17岁，读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才开始有排满的思想。第二年又接触到梁启超的史学文章，对刘继庄的印象特别深。1905年，他入上海南洋中学学习。课余阅读江苏仪征刘氏春秋左氏学的传人刘师培的许多关于经学、历史方面的文章，如《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两汉学术发微论》、《汉宋学术异同论》、《南北学派不同论》、《古政原始论》、《群经大义相通论》、《小学发微补》、《理学字义通释》、《国学教科书》及其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还读了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此书原名《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作者痛恨封建专制主义，具有维新思想，主张“民智决定论”，所以在这本书中，夏曾佑极力阐扬教育的作用，是近代中国尝试用进化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多年后钱玄同还十分推崇此书。但是那时钱玄同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十分强烈，认为汉族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且除“皇帝制度”以外，愈古愈好，保存国粹的心理很强，以至闹出考“深衣”并穿去上班的笑话。1911年2月，钱玄同在故乡吴兴拜见今文大师崔适“请业”，读了他所著《史记探源》稿本，又从那里借阅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他从1909年至1917年，颇宗今文家言。自从看了这两部书后，乃专宗今文。1909年细绎刘逢禄、龚自珍二人的著作，开始“背师”（章太炎专宗古文，痛诋今文）而宗今文家言。但那时惟对于《春秋》一经排斥左氏而已，比如《书》之马，《诗》之毛，虽皆古文，却不在排斥之列，而鲁恭王得壁经一事，并不疑其为子虚乌有。故那时虽宗今文，尚未绝对排斥古文；自1911年读了康崔二氏之书，乃始专宗今文，这是钱玄同1921年的回忆。可见这两本书对他的深刻影响。
康氏之书，力辨秦始皇焚书并没有烧毁官府博士所藏的六经，西汉立于学官的今文都是孔门足本，并无残缺；西汉刘歆为了替王莽上台制造理论根据，于是伪造了《周礼》、《礼记》、《毛诗》、《左氏春秋》、《易经》、《书经》，请立于学官，实际是一些“伪经”，完全湮没了孔子“微言大义”的精神，不过是新莽的阴谋，与孔子无涉，应称作“新学”。因此清代所盛行的“汉学”实际上是“新代之学”，不配称为“汉代之学”。此书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初刊，流传很广，把怀疑儒家经典风气推向顶点，从根本上动摇了统治阶级所尊崇的意识形态，所以清政府曾两次下令严禁。
崔适开始受学于汉学大师俞樾，治校勘训诂之学，后受《新学伪经考》的影响，专宗今文经学，曾任教于北京大学。他的代表作之一《史记探源》，谓《史记》本属今文经学，由刘歆窜乱，乃杂有古文说。又说刘歆伪造《左传》，凡《史记》中出于《左传》的内容，皆为刘歆的窜入。崔适虽不像康有为那样热衷政治，但此书也具有“非圣无法”的实际效果，因为此书认为后代奉为圭臬的儒家经典其实不过是些赝品，哪有尊崇的价值？朱祖谋在此书的序中，痛斥古文说与历代专制统治狼狈为奸，而今文无此弊，于古今中外政理无所不通，可见此书的考证，“岂惟有功于史学，其有功于经学，政学何如哉！”施茂华在序中说，科学推崇改良，而中学的改良，应以经学为先。古文经把孔学弄得面目全非，而《史记探源》一出，才正本清源，应推之为“二千年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书”。于此足见，崔氏之书也像康氏之书一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
1914年，钱玄同读了康有为著的《孔子改制考》，进一步受今文家的影响，对于诸子（包括孔子）托古改制之说深信不疑。此书认为上古茫昧，“六经以前，无复书论”，而《六经》所载尧、舜、文王的诰命，假托古圣先王的言行，为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社会改革张本，这种托古改制的风气，在周末诸子百家中很盛行。康有为对传统公羊学的“通三统”、“张三世”之说重新诠释，演绎成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康有为写此书并没有诋毁孔子的意思，相反，他把孔子尊为教主。他没想到他的结论给儒学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既然一向被视为极其神圣的上古圣王代代相传的心法，不过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工具，所谓存亡继绝的道统从何谈起？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制而假托的宣传品，茫昧无稽，中国历史，到了秦汉方可考，这就动摇了中国人言必称三代的陋习。
钱玄同在这一年（1914年）尊崔适为师，“以札问安，自称弟子”。民国以后，崔适在北京大学任教，1924年病死于湖州会馆，钱玄同为之治丧。这样，钱玄同的国故之学便有了两个教师：一个是极端主古文的章太炎，一个是极端宗今文的崔适。像这样尊极端对立的学派二人同时为师，在师承关系上是非常特殊的。钱玄同出入于两大对立学派，洞晓其各自的优劣，所以他能在1917年改变思想，打破“家法”观念，怀疑、批判经史。这一年也是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在以后的几年中，他以大胆、彻底地反国粹，提倡西洋文明而引起了全社会的注目。1921年，《新青年》很难再办下去了。就在这一年，他与顾颉刚通信数次，后来分别以《论近人辨伪见解书》、《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论编纂经部辨伪文字书》为题，收入《古史辨》第一册之中。这几篇书信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引导了古史辨运动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对中国历史与思想的研究摆脱了封建时代研究方法和水平的局限，对上古史进行了全新的清理。顾颉刚为“古史辨”派创始人，毕生致力于上古史的研究，成就最大，他自述自己的学术渊源：
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樵）、姚（际恒）、崔（述）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
事情是这样的：1920年，胡适要顾颉刚去找一下清姚际恒《九经通论》有何版本，称赞姚际恒“亦是一个很大胆的人”，不久让顾颉刚点读一下《古今伪书考》—这是姚际恒的代表作之一。当时胡适不过想解决一下顾颉刚的经济困难。顾颉刚马上回信，表示愿意承担，还说这件事很容易，至慢也不过20天。此书顾颉刚早在1914年曾借抄过一本，标点工作虽未能如期完成，但顾颉刚发现更多的辨伪著作，主张将他合印，胡适常自称有“考证癖”，很赞成顾颉刚的计划。钱玄同给胡适写信，说想把辨伪文字一起集出，辨伪书从王充起至崔适止。顾颉刚给钱玄同写信，询问辨伪工作专在“伪书”上，还是并及于“伪事”呢？钱玄同回信说，他主张二者兼及，而且辨“伪事”比辨“伪书”尤为重要。崔述、康有为、崔适师诸人考订“伪书”之识见不为不精，只因被“伪事”所蔽，而且他们据以驳“伪书”的材料比“伪书”还要荒唐难信，钱玄同举了三例子：
（1）康长素《孔子改制考》中攻击刘歆所说孔子作六经之旨，而自己乃引伪书来说孔子作六经之旨。
（2）夏穗卿《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二册中明明说秦汉儒生糅合方士之言为非孔学之真，而反以桓谭、张衡之辟图谶为非。
（3）崔觯甫师《春秋复始》斥左氏、穀梁传后出，其事实不足信，顾反尊比左、穀更后出之何休之说（何休《公羊解诂》中臆测之史事，崔师皆信之）。
因此钱玄同认为辨“伪事”比辨“伪书”更为重要。比王充早的，如孟子之疑《武成》，《韩非子·显学篇》所论，皆是。若将此等“疑古”的材料收罗齐备，择要择善而校点印行，实在“有功艺林不浅”。他说：“近来我忽然想收集古今关于辨伪书的著作，把它们点校印行。我觉得前代学者真是可怜，他们的绝大多数都是日读伪书，孳孳矻矻，死而不寤的；这伪书活坑了多少聪明人！近人则更有可笑者：曾见有人一面引阎百诗、惠定宇之说，说孔安国底《书传》是伪书，而一面又把伪孔《书序》大引特引；又有人谓《大禹谟》等虽伪，而其中颇多善言，必不可废。殊不知考辨真伪，目的本在于得到某人思想或某事始末之真相，与善恶是非全无关系。即以孔二先生而论：假使《礼运》是伪书，《春秋繁露》非孔学之真，则‘大同’之义，‘三世’之说，纵极精美，却不可认为真孔学；假使《墨子·非儒篇》或《庄子·盗跖篇》等不但非伪书，而且所记是实录，则我们虽甚爱孔二先生，也不能替他遮掩剥人家衣裳的拆梢行径和向土匪磕头礼拜的丑态。”钱玄同又给胡适写信，称赞崔述的疑古精神，认为推倒汉人迂谬不通的经说，是宋儒；推倒秦汉以来传记中靠不住的事实，是崔述；推倒刘歆以来伪造的古文经，是康有为。但他们也各有缺陷：宋儒推倒汉儒，自己取而代之，仍是“以暴易暴”，“犹吾大夫崔子”。崔述推倒传记杂说，却又信《尚书》《左传》之事实为实录。康有为推倒古文经，却又尊信今文经，甚而至于尊信纬书。这都未免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了！或者竟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他鼓励胡适“继起而干他们之蛊”，做上几年“仿泰西新法，独出心裁的新国故党”，必将大有造于国故界。钱玄同给顾颉刚回信，强调说：“我并且以为不但历史，一切‘国故’要研究它们，总以辨伪为第一步。”前代学者和司马迁、王充、刘知几、顾炎武、崔述诸人，都有辨伪的眼光，所以都有特别的见识。可是前代学者的辨伪，都是自己作开山始祖，所以致力甚劬而所得甚少，咱们现在，席前人之成业，更用新眼光来辨伪，便可事半功倍。他特别重视辨经书的真伪，认为与辨诸子同等重要，甚或过之。因为诸子不为前人所看重，故治诸子者尚多取怀疑态度；而“经”则自来为学者所尊崇，无论讲什么，总要征引它，信仰它，直到现在，还有人根据《周礼》来讲周史的！因此他主张应马上编纂《伪经辨证集说》。顾颉刚十分重视钱玄同这几封信，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
玄同先生，我虽早在《新青年》上久读他的文字，又同处在一校，可是没有认识；自与适之先生计划《辨伪丛刊》之后，始因他的表示赞同而相见面。在9年冬间，我初作辨伪工作的时候，原是专注目于伪史和伪书上；玄同先生却屡屡说起经书的本身和注解中有许多应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经部方面也有扩充的境界。
又说：
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快速。
古史辨一开始，影响最大的就是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三人。胡适在1922年8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与玄同在春华楼吃饭，谈《诗经》甚久。玄同赞成我整理旧书的计划，但我们都觉得此事不易做。现今能做此事者，大概只有玄同、颉刚和我三人。玄同懒于动手，颉刚正编书，我又太忙了，此种事正不知何时方有人来做。”过了3个多月，钱玄同给胡适写信，谈了他整理《习学记言》等书的打算，并谈了他对中国历史上几个学派的看法，他说：
我日前当面对你说过，我有意标点《史通》。后来有人告我说，遏先愿标点这书，并谓他已向你说过，我想这也很好。遏先对于史部旧籍搜讨甚勤，所得甚富，整理《史通》他很适宜，我决意让给他去干好了。至于我自己打算在你所开列的以外，选几种难得的书，先整理标点。我对于中国宋以来的学派，最佩服的有四派：一为宋之永嘉学派，二为清初颜李学派，三为清中叶之浙东学派（浙东派非始于清中叶，但至清中叶之章实斋出而此派始完全成立），四为欧阳修以来到康有为的疑古辨伪学派。此四学派之重要著作，我都愿意担任标点整理。我想我们虽抱定青年学子所读的古书，应该是整理过了的古书，但着手的时候，似不妨先将难得的书整理而行，那习见的书，则暂且缓一下（注意：不过是暂且而已）。我现在打算从事整理的是：
一类之《习学记言》
二类之《颜氏学记》
四类之《新学伪经考》
均为难得之书，我于近代学者最喜颜习斋、李刚主、章实斋诸人，十余年思想屡有改变，而对于他们诸人之敬礼未尝少衰。近来受了先生们的影响，对于玄学深恶痛绝，更觉“道不离器”，（章氏语），“光明”（颜氏语）一类议论之可爱，因此读颜李之书倍觉有兴趣了。你爱费此度和章实斋，而不甚爱颜习斋，我则对于此三子最爱颜习斋，亦未尝不爱费，此或吾二人见解小小不同之点。
钱玄同所称赞的永嘉学派、颜李学派、浙东学派都以主张经世致用并身体力行著称。颜元尤其注重实学，强调“习行”、“习动”、“践形”，反对死读书，对宋明理学空谈理性攻击尤烈，这与钱玄同的性格及主张很相投，所以最能引起他的共鸣。从欧阳修到康有为的疑古辨伪学派，不管他们的主观愿望如何，事实上是在沉闷的儒教统治下，放射出的理智之光，成为异端思想家或有这种倾向，钱玄同精于小学、经学，将这种疑古精神发扬光大，大胆向神圣的儒家经典挑战。他在1921年引人注目地以“疑古”来作别号，“疑古”取自唐刘知己《史通·疑古》的篇名，《史通》还有一篇的篇名叫《惑经》，钱玄同尤其注重弄清经书的真伪。1923年2月作与顾颉刚《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在这篇里他表示，立志要搜集关于“群经”之辨伪文字。他说，不把“经”中有许多伪史这个意思说明，则周代—及其以前—的历史永远是讲不好的。
顾颉刚收到这封信后，十分高兴。因为自1922年由胡适介绍，他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员。初到上海，熟人不多，星期天上午总是空闲的，他就利用这一段时间做古史和古籍的研究，把研究的结果写给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共同讨论，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就是钱玄同。顾颉刚说，钱玄同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有话决不留在口头，非说得畅快不止。不过他有一个毛病，就是白天上课之外，专门寻朋友谈天，晚上回到宿舍时便去看友人的信札和新出版的书报，直到黎明才就枕，可是那时已接近上课时间了。因此，他看了书报想作些批评，总不得暇闲；朋友们去的信札，往往一搁半年，或竟不覆。我在北京时，他也算我的一个座上客，给我很多的启发；我到上海后就失去这个联络了。1922年，我写了几封信给他，总是杳无回音，但隔了一年，于1922年2月，他突然地来了一封长信，不但回答了我所提出的问题，而且也告诉我他所新得到的材料，我不禁大大地喜欢接受，就用一个星期日整整一天的工夫写了一封答书，把半年来胸中积蓄的问题及其假设的解答都尽情地向他说了。回信呢？等候了两个月，依然落了一个空。4月中，适之先生到上海来，他编辑的《读书杂志》需要稿件，嘱我赶作一文。我想我答玄同先生的信已经寄了两个月，还没有得到回音，不知道他对于我的意见究竟作何批评，很想借此逼上一逼，就把我给他的信割去了上半篇讲《诗经》的，留着下半篇论古史的，在《读书杂志》第九期上登出来了。果然第十期上就有他很长的回答：他赞同我的对于古史的意见，更把《六经》的真相和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说了许多从来未有的实话。
在这半封题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信中，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使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即使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钱玄同在答书中称赞“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精当绝伦，他说，我从前以为尧舜二人一定是“亡是公”，“乌有先生”。尧，高也；舜，借为“俊”，大也。“尧”“舜”的意义，就和“圣人”“贤人”“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中国历史应该从禹说起，各教都有“洪水”的传说，想来是实有其事的，大概洪水以前便全无历史可稽了。尧舜这两个人，是周人想象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来的；大约起初是民间传说，后来那班学者便利用这两个假人来“托古改制”。今读先生之论，证以《诗经》中《长发》和《宫》两诗，方知连禹这个人也是很可疑的了。顾颉刚说，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禹，《说文》云：虫也，从，象形”。《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他还引用了王伯祥认为禹或即是龙的观点。钱玄同不同意这两种说法，因为《说文》中从“”的字，甲文金文中均不从“”，如“禽”，“萬”，“兽”、“獸”诸字。那“象形，九声”而义为“兽足蹂也”之“”字，大概是汉人据讹文而杜撰的字。钱玄同还认为孔子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书，《乐经》本无此书，《六经》的配成，当在战国之末。对《六经》的注疏，历代都未得其真相。一向被小学家奉为圣经的《说文解字》，钱玄同大胆地说它“是一部集伪古文伪古义伪古制和伪古说之大成的书”。
这两篇信发表后，学术界立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毁多于誉。按顾、钱两人的观点，尧、舜、禹这样的远古靠不住，尊孔者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说他制作了《六经》，其实也与孔子无关，这不是“非圣无法”吗？所以后来就是查禁具有这种叛逆嫌疑的史学著作了。但是它引起的思想界的震动出人意料的大，用顾颉刚自己的话说，是“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各方面读些古书的人头脑里向来受着“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定型的教育，忽然听到没有盘古，没有三皇五帝，大家都不禁哗然起来。当时就有刘扶藜、胡堇人、柳诒徵为代表的守旧派出面攻击。针对刘、胡二人的言论，钱玄同写了《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登在1923年《读书杂志》第十三期。他提出的三件事是：（一）要注意前人辨伪的成绩。（二）要敢于“疑古”。（三）治古史不可存“考信于《六艺》之见”。中国的伪书伪物很多，研究国学的第一步便是辨伪。胡堇人相信《岣嵝碑》是夏代之物，其实这是杨慎造的假古董。钱玄同还批评胡、刘二人的文章很有“信《经》的色彩”。柳诒徵的态度尤其傲慢，他说：“今之学者欲以文字研究古史，盍读熟许书，潜心于清儒著述，然后再议疑古乎？”公然讽刺疑古学者连《说文解字》也看不懂。顾颉刚写了《答柳翼谋先生》，并把此文给钱玄同看，钱玄同说：“他们看错咱们啦。咱们对于一切古史，都只认为一种可参考的史料而已。对于史料的鉴别去取，全以自己的眼光与知识为衡，决不愿奉某书为唯一可信据的宝典。”他还比较了《说文》中的字与甲骨文、金文上的字，断言其中必有不少伪古字。这篇长文最初发表在《北京大学国学周刊》，写作时间是1925年12月13日，署名“疑古玄同”。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以《新史料与旧心理》为题，批判了柳诒徵的傲慢作风和文字观。
顾颉刚晚年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十分重视钱玄同对他的启发和帮助，他说：
钱玄同在日本学习时曾是章太炎的学生。章太炎也是一个敢于批评古人和古书的人，但胆量却不如郑、姚、崔三大家。章是经古文学家，谈到古史问题时，总想回护古文学家的说法。钱玄同回国后，又接受了崔适（怀瑾）的思想，崔适是一个经今文学家，恰恰和章太炎的说法对立。汉朝的今、古文是两大类的学术思想，今文学家中还各立学派，这些经学思想的分裂一直沿续到近代，这是我少年时代为之困惑而百思不解的。从历史上看，今文家先起，古文家后起。然而古文家经过一番修补，并不是真正的古文，乃是汉、魏、六朝时人用了他们自己的思想改造过来的。今文家则是从孔子的思想慢慢地演变而来，后来又与方士相结合，满脑子是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的想法。所以这两大派是各有其优点和缺点的。钱玄同一身受了章太炎和崔适两人相反的思想的影响，于今、古文家都不满意，他常对我说这两派对于整理古籍不实事求是，都犯了从主观成见出发的错误。
胡适的态度则有了变化。1929年顾颉刚去看他时，胡适对他说：“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钱玄同则一如既往，尤其对今、古文经学都不满意。顾颉刚说：
至于钱玄同，他态度没有变，那时却对我讲了一个笑话。他说：在蒲留仙做的《聊斋志异》里有一个桑生，独居郊外读书，忽然有一夜来了一个奔女，自称姓李，他也接受了；她夜夜来，不久桑生就病倒了。莲香来时看到他的病情，就明白这是受了女鬼的纠缠所致，嘱咐他不要亲近她。等李女来时，他把莲香的话告诉她，李女说：“我原是爱你的，不会存心来害你。那先前来的莲香，她才是狐狸精呢。”桑生听了李女的话，仍同她交好，可是他的病情越来越恶化了。有一次莲香来时，李女在室，不及躲避，莲香数落她说：“我固然是狐，你却真是鬼。我隔数天才来一次，原是为了使桑生恢复健康。你天天来缠他，却真的要把他害死了。”桑生躺在床上，听得这话，方才真正明白：莲香是狐化的，李女是鬼化的。钱玄同讲了这个故事，就对我说：“我们对于今古文问题，也常作如是观。今文家好像莲香，古文家好像李女，我们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在这段话的启发下，我就写出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个长篇论文，又写出了《秦汉的方士与儒生》这个通俗小册子。
胡适、钱玄同、顾颉刚大倡辨经伪史，在社会上的影响相当大。正如钱穆在顾颉刚精心校点整理的《崔东壁遗书》序言中所说：“《古史辨》不径走天下，疑禹为虫，信与不信，交相传述，三君者（按：指胡、钱、顾三人）或仰之如日星之悬中天，或畏之如洪水猛兽之泛滥纵横于四野，要之凡识字之人几乎无不知三君名。”鲁迅则在1927年以嫉妒的口吻写道：
《古今史疑大全》出版，有名人学者往来信札函件批语颂辞共2500余封，编者自传250余叶……
不错，《古史辨》刚出版时确有学者往来的信札，但它们都是围绕着学术问题展开讨论，并非盲目地加些批语、颂辞，顾颉刚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就是在与钱玄同的通信中提出的。顾颉刚写的长达6万多字的自序，叙述了他走上疑古之路的过程，是研究现代学术史的宝贵资料。鲁迅在《两地书》中一再攻击顾颉刚是胡适的党羽，要排挤鲁迅；甚至不惜人身攻击，说顾颉刚本来就不口吃，只因心中总是蓄有阴谋，所以故意装成结结巴巴的样子。顾颉刚的同事、学生，许多人仍健在，顾先生从小口吃，在《古史辨》第一分册自序中有明文。鲁迅对他的攻击不仅暴露了自己对上古史的极端无知，而且反映了自己极端褊狭的心理。
古史辨运动对中国历史与思想的古文献的清理，其卓著的贡献，必将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顾先生虽口吃，却能写一手极为流畅的学术论文，堪与韩非口吃而擅写政论文相媲美，这本身就是对那些人身攻击者很好的驳斥。疑古思想是中国现代史学摆脱天命历史观、帝王家谱观的标志，也是新史学家的共识。1920年，李大钊在《史学思想史讲稿》中，批判了“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旧历史观，提倡“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新历史观，他说：
中国自古昔圣哲，即习为托古之说，以自矜重。孔孟之徒，言必称尧舜；老庄之徒，言必称黄帝；墨翟之徒，言必称大禹；许行之徒，言必称神农。此风既倡，后世逸民高歌，诗人梦想，大抵慨念黄、农、虞、夏、无怀、葛天的黄金时代，以重寄其怀古的幽情，而退落的历史观，遂以隐中于人心。其或征诛誓诰，则称帝命；衰乱行吟，则呼昊天；生逢不辰，遭时多故，则思王者，思英雄。而王者英雄之拯世救民，又皆为应运而生、天亶天纵的聪明圣智，而中国哲学家的历史观，遂全为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的结晶。一部整个的中国史，迄兹以前，遂全为是等史观所支配，以潜入于人心，深固而不可拔除。时至今日，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辨，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吾愿与斯学者共策勉之。
李大钊所说的那种旧史观，我们只需拿北京大学作一个例子，就可以知道全国的大概。北大号称全国最高学府，蔡元培当校长后，又大加革新，但要除旧学之弊非是一朝一夕之功。1917年，顾颉刚在北大国学门听陈汉章讲中国哲学，陈汉章供给学生无数材料，从伏羲画八卦讲起，讲了整整一年，才讲到商朝箕子陈“洪范”，那时考古很不发达，他所用的资料无非是那些极不可靠的传说，显然不能把握中国历史与思想的真实。
李大钊在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中再次批判了天命历史观，他说：
旧历史观认历史是神造的，是天命的，天生圣人则世远昌明，天降鞠凶则丧乱无已。本着这种史观所编的历史，全把那皇帝王公侯爵这等特权阶级放在神权保护之下，使一般人民对于所遭的丧乱，所受的艰难，是暴虐，是篡窃，是焚杀，是淫掠，不但不能反抗，抑且不敢怨恨。“臣罪当诛，天王明圣”，无论其所受的痛苦，惨酷到如何地步，亦只能感恩，只能颂德，只能发出“昊天不吊”的哀诉，“我生不辰”的悲吟而已。在这种历史中，所能找出来的，只是些上帝、皇天、圣人、王者，决找不到我们的自己。这种历史全把人们的个性，消泯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只有老老实实的听人宰割而已。新历史观及本着新历史观编成的历史则不然，他教吾人以社会生活的动用，不在“赫赫”，“皇矣”的天神，不在“天亶”、“天纵”的圣哲，乃在社会的生存的本身，一个知识的发现，技术的发明，乃至把是等发现发明致之于实用，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社会上的人人劳作的结果，这种生活技术的进步，变动了社会的全生活，改进了历史的阶段。这种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现了我们的世界，发现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
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筚路蓝缕的开拓者，古史辨的倡导者不是走的这条道路，但是他们揭露经书的真伪，考证古史传说中的帝王由神演化为人的过程，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1930年在他的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坦率地说，从前因为嗜好的不同，并多少夹以感情的作用，凡在胡适办的《努力》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顾颉刚所提出的夏禹的问题，在前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不免还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委实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并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辩自然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因此，郭沫若称赞“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见。郭沫若毕竟是个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他不像鲁迅那样不懂专业却偏要作无端的攻击，而是敢于承认一时的偏见，肯定别人的贡献。40年代，侯外庐在他的划时代巨著《中国古代社会史》序言中自述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三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便是“谨守辨伪的治学方法”。他说，要想得出断案，必须勤恳虚心地吸取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再进一步改进或订正他们的说法。他还批评今文学家“托古”、“影古射今”的毛病，指出研究古代史，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渲染，以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诚如白寿彝先生所说，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同志的《史学要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里的发展的重要标志，郭沫若同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代表30年代的理论成就。40年代，侯外庐同志的著作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中有他特殊的地位，贡献最大，其代表作应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按：原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这三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考证辨伪的重视，对远古圣王贤哲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正确估价古史辨运动，廓清上古社会与思想的不朽功勋。《古史辨》第一册一出版，就印行了20版，这在当时的出版界是罕见的，也不是偶然的。古史辨运动也引起了国外史学界的注意，胡美尔（Hummel）1928年在美国史学联合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介绍了古史辨运动，文中还特别提到，这一运动的特色就是宁可以怀疑的态度，不可以相信的态度，直逼那些被人尊崇的最古经典，这种态度已是这样普遍，以至北京大学一位热心提倡自由批评的著名教授钱玄同，竟自己取了“疑古先生”（疑古玄同）这样一个名字，并且经常用到现代的文坛上去。
钱玄同是“疑古”而不是“蔑古”，他说：
若讲伪书的价值，正未可一概而论。乱抄乱说的固然不少。至于《易》之彖象系辞传，如小戴礼记中之《礼运》、《中庸》、《大学》诸篇，如《春秋》《公羊传》与《繁露》，如《周礼》，这都是极有价值的托古著作。但不能因其有价值，便说是姬旦、孔丘所作。也不能因其非姬旦、孔丘所作，便说是毫无价值。我很佩服姚际恒、崔述、康有为那样的疑古求真的态度，很不佩服他们那样一味痛骂伪书的卫道态度。
他强调辨古书的真伪与审史料的虚实应分开：
辨古书的真伪是一件事，审史料的虚实，又是一件事，譬如《周礼》《列子》，虽然都是假书，但是《周礼》中也许埋藏着一部分周代的真制度，《列子》中也许埋藏着一部分周汉间道家思想，（这只是说说，非指《杨朱篇》而言，我也决不相信《杨朱篇》思想是杨朱的思想，可以拿他来做杨朱学说的史料，我对于《杨朱篇》的思想，与蔡孑民先生所见全同，认为是“清谈家之人生观”，虽然我不同意蔡先生说周朝那个真的杨朱就是庄周）因为以前的人们总受着许多旧东西的束缚的，即使实心实意的想摆脱一切，独辟新蹊，自成一家言，而“过去的幽灵”总是要时时奔赴腕下，驱之不肯去；所以无论发挥怎样的新思想，而结果总不免有一部分做了前人的话匣子，那么，成心造假古董的，所造的假古董里面埋藏着一部分真古董—或将旧料镕化了重铸，或即取整块的旧料嵌镶进去—更是可有的事了。反过来说，一切真书，尽管是某人作的，但作者之中有的是迷于荒谬难稽的传说，有的是成心假造，如所谓“托古改制”；有的是古籍无征，凭臆推测。我们并不能因其为真书，就来一味相信它，这是咱们跟姚际恒、崔述、康有为及吾师崔觯甫、章太炎两先生诸人不同的地方。
钱氏这番话，可以看作他主张“考古务求其真”的注脚。
古史辨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打破上古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诸子托古改制，把上古形容得像天堂一般，据说尧舜禹有相传的16字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到了宋明理学，言必称三代，对汉、唐这样兴盛的王朝斥为人欲流行，天道不彰，这是一种典型的退化历史观。钱玄同在1925年回复林语堂的信中，批驳了这种退化的历史观。他相信“历史的确是进化的”，就全体观察，后代总是胜过前代，今人总是胜过古人，不能说“唐宋不如两汉，两汉不如周末”。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化，要就全体观察，不能专看几位“正统派学者”而下断语。他说，据他的研究，中国的历史的确也是进化的。汉唐实胜于晚周，宋明实胜于汉唐。自然，从董道士（按：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2000年中，思想被压，不易发展。但聪明的人们仍能在脚镣手铐之中拼命挣扎，留下许多活动的成绩。艺术家不待言，学者之中，如王充、刘知几、王安石、郑樵、朱熹、陈亮、黄宗羲、颜元、戴震、章学诚、崔述这些人的思想，比孔丘、孟轲要精密得多。记得从前章太炎谈过，荀况之学过于孔丘，这话也很对。拿《孟子》和《孟子字义疏证》比较，觉得孟轲还够不上懂得戴震的话—这里所说，乃是估这班死人在历史上的价值，与现在无关。若谈现在，则又进化了。钱玄同在逝世前一年于病中搜集整理刘师培遗书。对于这位短命的天才，尽管在政治上弄得声名狼藉，钱氏还是不否认他的历史地位。钱氏在遗书序言中说，最近50年来为中国学术思想革新时代。第一期始于民元前28年甲申（1884），第二期始于民国六年丁巳（1917）。在此黎明运动之启蒙人物最为卓特者，钱氏表彰了12位：南海康君长素（有为）、平阳宋君平子（衡）、浏阳谭君壮飞（嗣同）、新会梁君任公（启超）、闽侯严君几道（复）、杭县夏君穗卿（曾佑）、先师余杭章公太炎（炳麟）、瑞安孙君籀庼（诒让）、绍兴蔡君孑民（元培）、先师吴兴崔公觯甫（适）。
钱玄同很早就强调，治古学实治社会学，历史自不能例外。他是文字学名家，据他的学生何乐夫先生的回忆，钱氏研究文字学是从研究古代历史、研究社会的发展进化着眼。他说，从古文字可以看出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文字“从古到今，造义、造形、造音，都是有事实依据的，不是空洞的”。著名上古史专家徐旭生特别佩服钱玄同对于考古方面认识的精锐。有一次钱氏对徐先生说：“太皞为东方氏族任、宿、须勾、颛臾的祖先，《左传》上说的很清楚。就是炎帝，很古地就传说他与黄帝战于阪泉，也似乎真有这样一个人或部族。但是伏羲同神农这两个名字，太不对了；‘伏’或作‘宓’，作‘虑’，有治的意思。牺是牺牲。伏牺似乎是指治牺牲的人民，换句话说，就是游牧时代的人民。‘神’字也有‘治’字的意思。神农是指农业时代。此二词是指古代相传的两个时代，并非人名，与太皞、炎帝绝无关系。黄帝，除了后代所堆垛的一部分以外，与炎帝及蚩尤的故事，传说很古，像是有历史的根源。颛顼一名，也太不对，似乎不像一个真人的名字。”（以下钱氏的解说，徐先生已记不起了）钱玄同是“读史敢言无舜禹”的，这是指反对把他们打扮成道德功业完满的圣人；就研究而论，则要透过那些可疑的传说，探索传说背后的史影，比舜禹时代更早的黄帝，钱玄同也肯定它有历史的根源，这就是社会学的眼光。他认为伏羲、神农分别代表游牧时代和农业时代，这种解释十分新颖，也符合历史演进的规律。他认为太皞为东方民族，这一点毫无疑义。山东在中国文明起源上占极为重要的地位，以前只有王献唐等少数人研究，现在山东丰富的考古成果，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山东远古文明，可惜钱玄同不重著书，在这方面的论述，保留下来的太少。
中国纪元之说，仅唯取共和为是。非直慕其美名，以年表于此造端，始有甲子可推也。近人多意远推黄帝，既有显扬祖德之美，故仆亦不加辩难，其实黄帝至今，年历修短，人人异说，而又绝无证据。
章太炎虽然对近人颂扬黄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素养和良知，对黄帝其人之不可靠，在私人通信中说出实话。钱玄同在强烈的排满氛围中，主张共和纪元，于宣统二年（1910）撰有《共和纪年说》。虽然他也主张排满，但认为学术应与政治分开。现在的祭祀黄帝、炎帝，各人动机自然有别，偏偏有不少学者大加考证，把这些传说吹得神乎其神，人物、地点、时间等等，振振有词，这大概是现代的春秋笔法吧。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2000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国内政治空气大为改观。钱玄同尊今文大师崔适为师，后来对经学中的“今文”与“古文”两派都有所怀疑批评，他的思想更加解放。特别是他亲眼看见袁世凯在光天化日之下倒行逆施地复辟帝制，终至灭亡，钱玄同自称“大受刺激”，确信凡事总是前进的，决无倒退之理，所以在1917年，当干1917年的事情；1916年以前，皆所谓已往种种，譬如昨日死。研究1916年以前的历史、道德、政治、文章，皆所谓“鉴既往以察来兹”，凡以明人群之进化而已。“治古学，实治社会学”，断非可张“保存国粹”之招牌，以抵排新知，使人人褒衣博带，做2000年前之古人。面对社会上种种沉滞的现实，他深感“忧心如焚”，不敢不本着自己的“良知”，昌言道德文章之改革，这是1917年钱玄同与陈独秀通信，提出改良应用之文时所写的话。他明确指出，今后研究历史，要有社会学的眼光，阐述历史演变的规律。换句话说，再不能像旧学者一样去编帝王将相的家谱，或是搞烦琐的考证，而“保存国粹”的心理，必须首先根除。钱玄同提出“治古学，实治社会学”的主张，表明他积极支持提倡文学革命，参加新文化运动，不久他就成为这一运动的重要人物。这一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在中国请来西洋文明中的“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穆姑娘”（道德），大胆吸收外来文化。1919年钱玄同有专门的文章是论述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的（《新青年》第六卷六号），就是以世界的眼光看问题。他指出，纪年问题很重要，是历史一种很重要的符号。有了这种符号，才可由年代距离的远近，考见文化的进退，事物的变迁。现在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现在以后的中国人，是世界上人类的一部分。所以无论讲时事，讲古事，都和世界各国相关联。时事不待言，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古事，决不是再像从前研究《通鉴辑览》的办法，说尧舜怎样的仁，桀纣怎样的暴；刘备是正统，曹丕和孙权是僭伪；岳飞是忠臣，秦桧是奸臣。一定要用治社会学的方法，去研究自古至今中国民族文化变迁的真相。那么，一定有和别国历史比较的地方。既和别国历史常有比较，则须和别国用同一的纪年，才觉便当。
可是中国历史上的和当今的纪年办法都有毛病。中国历代以皇帝纪年，他们配不配拿来纪年且不说，单从一个皇帝改一次元来说，已经可以证明这种纪年在历史上全无用处，何况一个皇帝还不止改一次元呢！例如武则天，在位21年，竟改元18次，还有的皇帝一年之中改两三次的。距今20年前，中国的明白人看见西洋史上用基督纪年，觉得实在便利，于是也想改良。有人看见西洋人用基督纪年，就说：“这是用他们的教主纪年。我们中国也有一位孔大教主，我们应该拿他来纪年。”于是有康有为一派的孔子纪年。有人看见日本人用神武天皇纪年，就说：“神武天皇是日本第一个皇帝，又是日本民族始祖，他们拿来纪年，却很当于爱国保种的道理，我们汉族的始祖是黄帝，我们该学日本人的办法，拿他来纪年。”于是就有《民报》一派的黄帝纪年，很富有排满的意识。章太炎则主张用“周召共和”纪年，因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是从“共和元年”起，自此以后，才有确实的年数，可以计算到现在。钱玄同以前也主张过。中华民国建立后，用民国纪年。他认为共和纪年、民国纪年都有一定道理，但不赞成拿孔子或黄帝纪年，因为不能强迫全国的人都信孔教，不能强迫全国的人都主张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既然中国纳入了世界的一部分，当然应爽爽快快地用世界公历纪年。文章接着指出，用世界公历纪年，不是崇洋媚外，更不会自亡其国。文章层层深入，抓住一些民族主义者的心理，很平和地加以剖析，很自然地提出了结论，显示了他驾驭语言的能力。就像他的好友顾颉刚先生善于写清新无比的论文一样。
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就在于除旧布新，也就是说，一要破坏，二要建设，破坏是前提。尤其在那些国粹家动辄摇头晃脑，以5000年文明自许的中国，破坏的任务尤其艰巨。幸好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否则任何对古圣先王的怀疑和非议，随时都足以招来杀身之祸。但辛亥革命后，国人思想严重脱节于共和民主政体的事实，暴露无遗，所以才使钱玄同“忧心如焚”。他热情洋溢地歌颂西洋文明，号召中国人要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落后，虚心向外国学习。对于许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国粹，钱玄同以他深厚的小学、经学功底，对传统经典展开了批判清理，直接影响了古史辨运动。黎锦熙先生说，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只看他中年取刘知几《史通》的篇名“疑古”为号就可知。他给人题字曾署“疑古玄同”，他从章太炎那里接受了“六经皆史”之说，进一步就拿历史的眼光来研究批判一切古籍，凡可疑的，都得重新考虑，所以自号“疑古”。“疑古”是反对“泥古”，可也不是“蔑古”。“泥古”是拘泥旧说，墨守前修；要不“泥古”才能运用自己的脑力，用科学的方法，就已有材料，考历史的真相，这就是“疑古”的治学方法，钱先生一生得力就在这个方法上。一般人见他在《新青年》喊“打破旧礼教”，随后又提倡“汉字革命”，又改姓“疑古”，就以为他是“蔑古”，蔑弃一切旧有东西，这是完全错误的。须知钱先生在民国五六年以前，曾着“深衣”，骂“国语”，也是一个“信古”的人，民国六七年才自己觉悟这样的“信古”就不免于“泥古”，所以一变而为“疑古”。现在有许多人还不知道“信古”与“泥古”的区别，所以也就不知道“疑古”与“蔑古”的区别。“疑古”的具体事项，就是：（一）辨书史的真伪。他推重宋朱熹、明胡应麟、清姚际恒、阎若璩、崔述、康有为诸氏所用的方法。因为学者如果误据伪书，尽管道理说得好，总失去了历史的真相，总算外行，总是笑话。当然，伪书也有不全伪的，真书之中也有伪的，都应分别清楚。（二）订旧训的违失。（三）正传写的伪误。关于这两项，他也就是用清代学者如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诸氏所用的方法。清代“朴学”家所用的，当然与科学的方法暗合。至于材料一层，他很注意新获得的史料，与时贤之所订补；批判一层，他也持守历史上社会进化这个大原则，具通识，不拘曲，虽则他对于这个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他这种疑古的工作，对于群经、诸子，都有些特别的见解，独到的发明。钱玄同有两句名言：“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他的知友黎锦熙十分推崇这两句话，常举以告学者。他之所以比专门“考古求真”的学者伟大些、宏通些，就在他还有这样两句；他对于这第二句的贡献，就在“国语运动”，但“致用求适”，也须具有“考古求真”的本领才办得到，所以“国语运动”的两纲四目，“普及”与“不普及”是对立而统一的。
钱玄同走上“考古求真”之路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他11岁时读完五经、《史记》、《汉书》，12岁时（1898年），在教师的书桌上看见一本日本人写的书，好像是《万国史记》，有“清世祖福临”、“清高宗弘历”这些字样，又不抬头写以示尊敬，钱玄同当时看了，觉得很难过。15岁时读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等研究《春秋》的著作，再一比较《春秋左传》，深信《公羊》最得经意，《左传》必有伪窜。“愿为卖饼家，不作太官厨。”庄存与是中国近代今文经学的开创人，孔广森是他的门人，刘逢禄则是庄存与的外孙，是将公羊学发扬光大的关键人物。钱玄同从十三四岁起，不很相信《春秋公羊传》。《公羊》对于齐襄公灭纪，褒他能复九世之仇，钱玄同极为欣赏。不过这时钱玄同尊崇清廷的思想毫不动摇，一度忙于准备科举考试，这是他已去世的父亲的厚望。1903年，他17岁，读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才开始有排满的思想。第二年又接触到梁启超的史学文章，对刘继庄的印象特别深。1905年，他入上海南洋中学学习。课余阅读江苏仪征刘氏春秋左氏学的传人刘师培的许多关于经学、历史方面的文章，如《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两汉学术发微论》、《汉宋学术异同论》、《南北学派不同论》、《古政原始论》、《群经大义相通论》、《小学发微补》、《理学字义通释》、《国学教科书》及其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还读了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此书原名《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作者痛恨封建专制主义，具有维新思想，主张“民智决定论”，所以在这本书中，夏曾佑极力阐扬教育的作用，是近代中国尝试用进化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多年后钱玄同还十分推崇此书。但是那时钱玄同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十分强烈，认为汉族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且除“皇帝制度”以外，愈古愈好，保存国粹的心理很强，以至闹出考“深衣”并穿去上班的笑话。1911年2月，钱玄同在故乡吴兴拜见今文大师崔适“请业”，读了他所著《史记探源》稿本，又从那里借阅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他从1909年至1917年，颇宗今文家言。自从看了这两部书后，乃专宗今文。1909年细绎刘逢禄、龚自珍二人的著作，开始“背师”（章太炎专宗古文，痛诋今文）而宗今文家言。但那时惟对于《春秋》一经排斥左氏而已，比如《书》之马，《诗》之毛，虽皆古文，却不在排斥之列，而鲁恭王得壁经一事，并不疑其为子虚乌有。故那时虽宗今文，尚未绝对排斥古文；自1911年读了康崔二氏之书，乃始专宗今文，这是钱玄同1921年的回忆。可见这两本书对他的深刻影响。
康氏之书，力辨秦始皇焚书并没有烧毁官府博士所藏的六经，西汉立于学官的今文都是孔门足本，并无残缺；西汉刘歆为了替王莽上台制造理论根据，于是伪造了《周礼》、《礼记》、《毛诗》、《左氏春秋》、《易经》、《书经》，请立于学官，实际是一些“伪经”，完全湮没了孔子“微言大义”的精神，不过是新莽的阴谋，与孔子无涉，应称作“新学”。因此清代所盛行的“汉学”实际上是“新代之学”，不配称为“汉代之学”。此书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初刊，流传很广，把怀疑儒家经典风气推向顶点，从根本上动摇了统治阶级所尊崇的意识形态，所以清政府曾两次下令严禁。
崔适开始受学于汉学大师俞樾，治校勘训诂之学，后受《新学伪经考》的影响，专宗今文经学，曾任教于北京大学。他的代表作之一《史记探源》，谓《史记》本属今文经学，由刘歆窜乱，乃杂有古文说。又说刘歆伪造《左传》，凡《史记》中出于《左传》的内容，皆为刘歆的窜入。崔适虽不像康有为那样热衷政治，但此书也具有“非圣无法”的实际效果，因为此书认为后代奉为圭臬的儒家经典其实不过是些赝品，哪有尊崇的价值？朱祖谋在此书的序中，痛斥古文说与历代专制统治狼狈为奸，而今文无此弊，于古今中外政理无所不通，可见此书的考证，“岂惟有功于史学，其有功于经学，政学何如哉！”施茂华在序中说，科学推崇改良，而中学的改良，应以经学为先。古文经把孔学弄得面目全非，而《史记探源》一出，才正本清源，应推之为“二千年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书”。于此足见，崔氏之书也像康氏之书一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
1914年，钱玄同读了康有为著的《孔子改制考》，进一步受今文家的影响，对于诸子（包括孔子）托古改制之说深信不疑。此书认为上古茫昧，“六经以前，无复书论”，而《六经》所载尧、舜、文王的诰命，假托古圣先王的言行，为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社会改革张本，这种托古改制的风气，在周末诸子百家中很盛行。康有为对传统公羊学的“通三统”、“张三世”之说重新诠释，演绎成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康有为写此书并没有诋毁孔子的意思，相反，他把孔子尊为教主。他没想到他的结论给儒学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既然一向被视为极其神圣的上古圣王代代相传的心法，不过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工具，所谓存亡继绝的道统从何谈起？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制而假托的宣传品，茫昧无稽，中国历史，到了秦汉方可考，这就动摇了中国人言必称三代的陋习。
钱玄同在这一年（1914年）尊崔适为师，“以札问安，自称弟子”。民国以后，崔适在北京大学任教，1924年病死于湖州会馆，钱玄同为之治丧。这样，钱玄同的国故之学便有了两个教师：一个是极端主古文的章太炎，一个是极端宗今文的崔适。像这样尊极端对立的学派二人同时为师，在师承关系上是非常特殊的。钱玄同出入于两大对立学派，洞晓其各自的优劣，所以他能在1917年改变思想，打破“家法”观念，怀疑、批判经史。这一年也是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在以后的几年中，他以大胆、彻底地反国粹，提倡西洋文明而引起了全社会的注目。1921年，《新青年》很难再办下去了。就在这一年，他与顾颉刚通信数次，后来分别以《论近人辨伪见解书》、《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论编纂经部辨伪文字书》为题，收入《古史辨》第一册之中。这几篇书信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引导了古史辨运动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对中国历史与思想的研究摆脱了封建时代研究方法和水平的局限，对上古史进行了全新的清理。顾颉刚为“古史辨”派创始人，毕生致力于上古史的研究，成就最大，他自述自己的学术渊源：
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樵）、姚（际恒）、崔（述）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
事情是这样的：1920年，胡适要顾颉刚去找一下清姚际恒《九经通论》有何版本，称赞姚际恒“亦是一个很大胆的人”，不久让顾颉刚点读一下《古今伪书考》—这是姚际恒的代表作之一。当时胡适不过想解决一下顾颉刚的经济困难。顾颉刚马上回信，表示愿意承担，还说这件事很容易，至慢也不过20天。此书顾颉刚早在1914年曾借抄过一本，标点工作虽未能如期完成，但顾颉刚发现更多的辨伪著作，主张将他合印，胡适常自称有“考证癖”，很赞成顾颉刚的计划。钱玄同给胡适写信，说想把辨伪文字一起集出，辨伪书从王充起至崔适止。顾颉刚给钱玄同写信，询问辨伪工作专在“伪书”上，还是并及于“伪事”呢？钱玄同回信说，他主张二者兼及，而且辨“伪事”比辨“伪书”尤为重要。崔述、康有为、崔适师诸人考订“伪书”之识见不为不精，只因被“伪事”所蔽，而且他们据以驳“伪书”的材料比“伪书”还要荒唐难信，钱玄同举了三例子：
（1）康长素《孔子改制考》中攻击刘歆所说孔子作六经之旨，而自己乃引伪书来说孔子作六经之旨。
（2）夏穗卿《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二册中明明说秦汉儒生糅合方士之言为非孔学之真，而反以桓谭、张衡之辟图谶为非。
（3）崔觯甫师《春秋复始》斥左氏、穀梁传后出，其事实不足信，顾反尊比左、穀更后出之何休之说（何休《公羊解诂》中臆测之史事，崔师皆信之）。
因此钱玄同认为辨“伪事”比辨“伪书”更为重要。比王充早的，如孟子之疑《武成》，《韩非子·显学篇》所论，皆是。若将此等“疑古”的材料收罗齐备，择要择善而校点印行，实在“有功艺林不浅”。他说：“近来我忽然想收集古今关于辨伪书的著作，把它们点校印行。我觉得前代学者真是可怜，他们的绝大多数都是日读伪书，孳孳矻矻，死而不寤的；这伪书活坑了多少聪明人！近人则更有可笑者：曾见有人一面引阎百诗、惠定宇之说，说孔安国底《书传》是伪书，而一面又把伪孔《书序》大引特引；又有人谓《大禹谟》等虽伪，而其中颇多善言，必不可废。殊不知考辨真伪，目的本在于得到某人思想或某事始末之真相，与善恶是非全无关系。即以孔二先生而论：假使《礼运》是伪书，《春秋繁露》非孔学之真，则‘大同’之义，‘三世’之说，纵极精美，却不可认为真孔学；假使《墨子·非儒篇》或《庄子·盗跖篇》等不但非伪书，而且所记是实录，则我们虽甚爱孔二先生，也不能替他遮掩剥人家衣裳的拆梢行径和向土匪磕头礼拜的丑态。”钱玄同又给胡适写信，称赞崔述的疑古精神，认为推倒汉人迂谬不通的经说，是宋儒；推倒秦汉以来传记中靠不住的事实，是崔述；推倒刘歆以来伪造的古文经，是康有为。但他们也各有缺陷：宋儒推倒汉儒，自己取而代之，仍是“以暴易暴”，“犹吾大夫崔子”。崔述推倒传记杂说，却又信《尚书》《左传》之事实为实录。康有为推倒古文经，却又尊信今文经，甚而至于尊信纬书。这都未免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了！或者竟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他鼓励胡适“继起而干他们之蛊”，做上几年“仿泰西新法，独出心裁的新国故党”，必将大有造于国故界。钱玄同给顾颉刚回信，强调说：“我并且以为不但历史，一切‘国故’要研究它们，总以辨伪为第一步。”前代学者和司马迁、王充、刘知几、顾炎武、崔述诸人，都有辨伪的眼光，所以都有特别的见识。可是前代学者的辨伪，都是自己作开山始祖，所以致力甚劬而所得甚少，咱们现在，席前人之成业，更用新眼光来辨伪，便可事半功倍。他特别重视辨经书的真伪，认为与辨诸子同等重要，甚或过之。因为诸子不为前人所看重，故治诸子者尚多取怀疑态度；而“经”则自来为学者所尊崇，无论讲什么，总要征引它，信仰它，直到现在，还有人根据《周礼》来讲周史的！因此他主张应马上编纂《伪经辨证集说》。顾颉刚十分重视钱玄同这几封信，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
玄同先生，我虽早在《新青年》上久读他的文字，又同处在一校，可是没有认识；自与适之先生计划《辨伪丛刊》之后，始因他的表示赞同而相见面。在9年冬间，我初作辨伪工作的时候，原是专注目于伪史和伪书上；玄同先生却屡屡说起经书的本身和注解中有许多应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经部方面也有扩充的境界。
又说：
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快速。
古史辨一开始，影响最大的就是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三人。胡适在1922年8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与玄同在春华楼吃饭，谈《诗经》甚久。玄同赞成我整理旧书的计划，但我们都觉得此事不易做。现今能做此事者，大概只有玄同、颉刚和我三人。玄同懒于动手，颉刚正编书，我又太忙了，此种事正不知何时方有人来做。”过了3个多月，钱玄同给胡适写信，谈了他整理《习学记言》等书的打算，并谈了他对中国历史上几个学派的看法，他说：
我日前当面对你说过，我有意标点《史通》。后来有人告我说，遏先愿标点这书，并谓他已向你说过，我想这也很好。遏先对于史部旧籍搜讨甚勤，所得甚富，整理《史通》他很适宜，我决意让给他去干好了。至于我自己打算在你所开列的以外，选几种难得的书，先整理标点。我对于中国宋以来的学派，最佩服的有四派：一为宋之永嘉学派，二为清初颜李学派，三为清中叶之浙东学派（浙东派非始于清中叶，但至清中叶之章实斋出而此派始完全成立），四为欧阳修以来到康有为的疑古辨伪学派。此四学派之重要著作，我都愿意担任标点整理。我想我们虽抱定青年学子所读的古书，应该是整理过了的古书，但着手的时候，似不妨先将难得的书整理而行，那习见的书，则暂且缓一下（注意：不过是暂且而已）。我现在打算从事整理的是：
一类之《习学记言》
二类之《颜氏学记》
四类之《新学伪经考》
均为难得之书，我于近代学者最喜颜习斋、李刚主、章实斋诸人，十余年思想屡有改变，而对于他们诸人之敬礼未尝少衰。近来受了先生们的影响，对于玄学深恶痛绝，更觉“道不离器”，（章氏语），“光明”（颜氏语）一类议论之可爱，因此读颜李之书倍觉有兴趣了。你爱费此度和章实斋，而不甚爱颜习斋，我则对于此三子最爱颜习斋，亦未尝不爱费，此或吾二人见解小小不同之点。
钱玄同所称赞的永嘉学派、颜李学派、浙东学派都以主张经世致用并身体力行著称。颜元尤其注重实学，强调“习行”、“习动”、“践形”，反对死读书，对宋明理学空谈理性攻击尤烈，这与钱玄同的性格及主张很相投，所以最能引起他的共鸣。从欧阳修到康有为的疑古辨伪学派，不管他们的主观愿望如何，事实上是在沉闷的儒教统治下，放射出的理智之光，成为异端思想家或有这种倾向，钱玄同精于小学、经学，将这种疑古精神发扬光大，大胆向神圣的儒家经典挑战。他在1921年引人注目地以“疑古”来作别号，“疑古”取自唐刘知己《史通·疑古》的篇名，《史通》还有一篇的篇名叫《惑经》，钱玄同尤其注重弄清经书的真伪。1923年2月作与顾颉刚《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在这篇里他表示，立志要搜集关于“群经”之辨伪文字。他说，不把“经”中有许多伪史这个意思说明，则周代—及其以前—的历史永远是讲不好的。
顾颉刚收到这封信后，十分高兴。因为自1922年由胡适介绍，他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员。初到上海，熟人不多，星期天上午总是空闲的，他就利用这一段时间做古史和古籍的研究，把研究的结果写给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共同讨论，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就是钱玄同。顾颉刚说，钱玄同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有话决不留在口头，非说得畅快不止。不过他有一个毛病，就是白天上课之外，专门寻朋友谈天，晚上回到宿舍时便去看友人的信札和新出版的书报，直到黎明才就枕，可是那时已接近上课时间了。因此，他看了书报想作些批评，总不得暇闲；朋友们去的信札，往往一搁半年，或竟不覆。我在北京时，他也算我的一个座上客，给我很多的启发；我到上海后就失去这个联络了。1922年，我写了几封信给他，总是杳无回音，但隔了一年，于1922年2月，他突然地来了一封长信，不但回答了我所提出的问题，而且也告诉我他所新得到的材料，我不禁大大地喜欢接受，就用一个星期日整整一天的工夫写了一封答书，把半年来胸中积蓄的问题及其假设的解答都尽情地向他说了。回信呢？等候了两个月，依然落了一个空。4月中，适之先生到上海来，他编辑的《读书杂志》需要稿件，嘱我赶作一文。我想我答玄同先生的信已经寄了两个月，还没有得到回音，不知道他对于我的意见究竟作何批评，很想借此逼上一逼，就把我给他的信割去了上半篇讲《诗经》的，留着下半篇论古史的，在《读书杂志》第九期上登出来了。果然第十期上就有他很长的回答：他赞同我的对于古史的意见，更把《六经》的真相和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说了许多从来未有的实话。
在这半封题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信中，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使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即使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钱玄同在答书中称赞“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精当绝伦，他说，我从前以为尧舜二人一定是“亡是公”，“乌有先生”。尧，高也；舜，借为“俊”，大也。“尧”“舜”的意义，就和“圣人”“贤人”“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中国历史应该从禹说起，各教都有“洪水”的传说，想来是实有其事的，大概洪水以前便全无历史可稽了。尧舜这两个人，是周人想象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来的；大约起初是民间传说，后来那班学者便利用这两个假人来“托古改制”。今读先生之论，证以《诗经》中《长发》和《宫》两诗，方知连禹这个人也是很可疑的了。顾颉刚说，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禹，《说文》云：虫也，从，象形”。《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他还引用了王伯祥认为禹或即是龙的观点。钱玄同不同意这两种说法，因为《说文》中从“”的字，甲文金文中均不从“”，如“禽”，“萬”，“兽”、“獸”诸字。那“象形，九声”而义为“兽足蹂也”之“”字，大概是汉人据讹文而杜撰的字。钱玄同还认为孔子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书，《乐经》本无此书，《六经》的配成，当在战国之末。对《六经》的注疏，历代都未得其真相。一向被小学家奉为圣经的《说文解字》，钱玄同大胆地说它“是一部集伪古文伪古义伪古制和伪古说之大成的书”。
这两篇信发表后，学术界立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毁多于誉。按顾、钱两人的观点，尧、舜、禹这样的远古靠不住，尊孔者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说他制作了《六经》，其实也与孔子无关，这不是“非圣无法”吗？所以后来就是查禁具有这种叛逆嫌疑的史学著作了。但是它引起的思想界的震动出人意料的大，用顾颉刚自己的话说，是“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各方面读些古书的人头脑里向来受着“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定型的教育，忽然听到没有盘古，没有三皇五帝，大家都不禁哗然起来。当时就有刘扶藜、胡堇人、柳诒徵为代表的守旧派出面攻击。针对刘、胡二人的言论，钱玄同写了《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登在1923年《读书杂志》第十三期。他提出的三件事是：（一）要注意前人辨伪的成绩。（二）要敢于“疑古”。（三）治古史不可存“考信于《六艺》之见”。中国的伪书伪物很多，研究国学的第一步便是辨伪。胡堇人相信《岣嵝碑》是夏代之物，其实这是杨慎造的假古董。钱玄同还批评胡、刘二人的文章很有“信《经》的色彩”。柳诒徵的态度尤其傲慢，他说：“今之学者欲以文字研究古史，盍读熟许书，潜心于清儒著述，然后再议疑古乎？”公然讽刺疑古学者连《说文解字》也看不懂。顾颉刚写了《答柳翼谋先生》，并把此文给钱玄同看，钱玄同说：“他们看错咱们啦。咱们对于一切古史，都只认为一种可参考的史料而已。对于史料的鉴别去取，全以自己的眼光与知识为衡，决不愿奉某书为唯一可信据的宝典。”他还比较了《说文》中的字与甲骨文、金文上的字，断言其中必有不少伪古字。这篇长文最初发表在《北京大学国学周刊》，写作时间是1925年12月13日，署名“疑古玄同”。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以《新史料与旧心理》为题，批判了柳诒徵的傲慢作风和文字观。
顾颉刚晚年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十分重视钱玄同对他的启发和帮助，他说：
钱玄同在日本学习时曾是章太炎的学生。章太炎也是一个敢于批评古人和古书的人，但胆量却不如郑、姚、崔三大家。章是经古文学家，谈到古史问题时，总想回护古文学家的说法。钱玄同回国后，又接受了崔适（怀瑾）的思想，崔适是一个经今文学家，恰恰和章太炎的说法对立。汉朝的今、古文是两大类的学术思想，今文学家中还各立学派，这些经学思想的分裂一直沿续到近代，这是我少年时代为之困惑而百思不解的。从历史上看，今文家先起，古文家后起。然而古文家经过一番修补，并不是真正的古文，乃是汉、魏、六朝时人用了他们自己的思想改造过来的。今文家则是从孔子的思想慢慢地演变而来，后来又与方士相结合，满脑子是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的想法。所以这两大派是各有其优点和缺点的。钱玄同一身受了章太炎和崔适两人相反的思想的影响，于今、古文家都不满意，他常对我说这两派对于整理古籍不实事求是，都犯了从主观成见出发的错误。
胡适的态度则有了变化。1929年顾颉刚去看他时，胡适对他说：“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钱玄同则一如既往，尤其对今、古文经学都不满意。顾颉刚说：
至于钱玄同，他态度没有变，那时却对我讲了一个笑话。他说：在蒲留仙做的《聊斋志异》里有一个桑生，独居郊外读书，忽然有一夜来了一个奔女，自称姓李，他也接受了；她夜夜来，不久桑生就病倒了。莲香来时看到他的病情，就明白这是受了女鬼的纠缠所致，嘱咐他不要亲近她。等李女来时，他把莲香的话告诉她，李女说：“我原是爱你的，不会存心来害你。那先前来的莲香，她才是狐狸精呢。”桑生听了李女的话，仍同她交好，可是他的病情越来越恶化了。有一次莲香来时，李女在室，不及躲避，莲香数落她说：“我固然是狐，你却真是鬼。我隔数天才来一次，原是为了使桑生恢复健康。你天天来缠他，却真的要把他害死了。”桑生躺在床上，听得这话，方才真正明白：莲香是狐化的，李女是鬼化的。钱玄同讲了这个故事，就对我说：“我们对于今古文问题，也常作如是观。今文家好像莲香，古文家好像李女，我们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在这段话的启发下，我就写出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个长篇论文，又写出了《秦汉的方士与儒生》这个通俗小册子。
胡适、钱玄同、顾颉刚大倡辨经伪史，在社会上的影响相当大。正如钱穆在顾颉刚精心校点整理的《崔东壁遗书》序言中所说：“《古史辨》不径走天下，疑禹为虫，信与不信，交相传述，三君者（按：指胡、钱、顾三人）或仰之如日星之悬中天，或畏之如洪水猛兽之泛滥纵横于四野，要之凡识字之人几乎无不知三君名。”鲁迅则在1927年以嫉妒的口吻写道：
《古今史疑大全》出版，有名人学者往来信札函件批语颂辞共2500余封，编者自传250余叶……
不错，《古史辨》刚出版时确有学者往来的信札，但它们都是围绕着学术问题展开讨论，并非盲目地加些批语、颂辞，顾颉刚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就是在与钱玄同的通信中提出的。顾颉刚写的长达6万多字的自序，叙述了他走上疑古之路的过程，是研究现代学术史的宝贵资料。鲁迅在《两地书》中一再攻击顾颉刚是胡适的党羽，要排挤鲁迅；甚至不惜人身攻击，说顾颉刚本来就不口吃，只因心中总是蓄有阴谋，所以故意装成结结巴巴的样子。顾颉刚的同事、学生，许多人仍健在，顾先生从小口吃，在《古史辨》第一分册自序中有明文。鲁迅对他的攻击不仅暴露了自己对上古史的极端无知，而且反映了自己极端褊狭的心理。
古史辨运动对中国历史与思想的古文献的清理，其卓著的贡献，必将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顾先生虽口吃，却能写一手极为流畅的学术论文，堪与韩非口吃而擅写政论文相媲美，这本身就是对那些人身攻击者很好的驳斥。疑古思想是中国现代史学摆脱天命历史观、帝王家谱观的标志，也是新史学家的共识。1920年，李大钊在《史学思想史讲稿》中，批判了“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旧历史观，提倡“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新历史观，他说：
中国自古昔圣哲，即习为托古之说，以自矜重。孔孟之徒，言必称尧舜；老庄之徒，言必称黄帝；墨翟之徒，言必称大禹；许行之徒，言必称神农。此风既倡，后世逸民高歌，诗人梦想，大抵慨念黄、农、虞、夏、无怀、葛天的黄金时代，以重寄其怀古的幽情，而退落的历史观，遂以隐中于人心。其或征诛誓诰，则称帝命；衰乱行吟，则呼昊天；生逢不辰，遭时多故，则思王者，思英雄。而王者英雄之拯世救民，又皆为应运而生、天亶天纵的聪明圣智，而中国哲学家的历史观，遂全为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的结晶。一部整个的中国史，迄兹以前，遂全为是等史观所支配，以潜入于人心，深固而不可拔除。时至今日，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辨，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吾愿与斯学者共策勉之。
李大钊所说的那种旧史观，我们只需拿北京大学作一个例子，就可以知道全国的大概。北大号称全国最高学府，蔡元培当校长后，又大加革新，但要除旧学之弊非是一朝一夕之功。1917年，顾颉刚在北大国学门听陈汉章讲中国哲学，陈汉章供给学生无数材料，从伏羲画八卦讲起，讲了整整一年，才讲到商朝箕子陈“洪范”，那时考古很不发达，他所用的资料无非是那些极不可靠的传说，显然不能把握中国历史与思想的真实。
李大钊在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中再次批判了天命历史观，他说：
旧历史观认历史是神造的，是天命的，天生圣人则世远昌明，天降鞠凶则丧乱无已。本着这种史观所编的历史，全把那皇帝王公侯爵这等特权阶级放在神权保护之下，使一般人民对于所遭的丧乱，所受的艰难，是暴虐，是篡窃，是焚杀，是淫掠，不但不能反抗，抑且不敢怨恨。“臣罪当诛，天王明圣”，无论其所受的痛苦，惨酷到如何地步，亦只能感恩，只能颂德，只能发出“昊天不吊”的哀诉，“我生不辰”的悲吟而已。在这种历史中，所能找出来的，只是些上帝、皇天、圣人、王者，决找不到我们的自己。这种历史全把人们的个性，消泯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只有老老实实的听人宰割而已。新历史观及本着新历史观编成的历史则不然，他教吾人以社会生活的动用，不在“赫赫”，“皇矣”的天神，不在“天亶”、“天纵”的圣哲，乃在社会的生存的本身，一个知识的发现，技术的发明，乃至把是等发现发明致之于实用，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社会上的人人劳作的结果，这种生活技术的进步，变动了社会的全生活，改进了历史的阶段。这种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现了我们的世界，发现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
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筚路蓝缕的开拓者，古史辨的倡导者不是走的这条道路，但是他们揭露经书的真伪，考证古史传说中的帝王由神演化为人的过程，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1930年在他的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坦率地说，从前因为嗜好的不同，并多少夹以感情的作用，凡在胡适办的《努力》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顾颉刚所提出的夏禹的问题，在前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不免还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委实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并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辩自然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因此，郭沫若称赞“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见。郭沫若毕竟是个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他不像鲁迅那样不懂专业却偏要作无端的攻击，而是敢于承认一时的偏见，肯定别人的贡献。40年代，侯外庐在他的划时代巨著《中国古代社会史》序言中自述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三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便是“谨守辨伪的治学方法”。他说，要想得出断案，必须勤恳虚心地吸取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再进一步改进或订正他们的说法。他还批评今文学家“托古”、“影古射今”的毛病，指出研究古代史，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渲染，以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诚如白寿彝先生所说，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同志的《史学要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里的发展的重要标志，郭沫若同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代表30年代的理论成就。40年代，侯外庐同志的著作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中有他特殊的地位，贡献最大，其代表作应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按：原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这三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考证辨伪的重视，对远古圣王贤哲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正确估价古史辨运动，廓清上古社会与思想的不朽功勋。《古史辨》第一册一出版，就印行了20版，这在当时的出版界是罕见的，也不是偶然的。古史辨运动也引起了国外史学界的注意，胡美尔（Hummel）1928年在美国史学联合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介绍了古史辨运动，文中还特别提到，这一运动的特色就是宁可以怀疑的态度，不可以相信的态度，直逼那些被人尊崇的最古经典，这种态度已是这样普遍，以至北京大学一位热心提倡自由批评的著名教授钱玄同，竟自己取了“疑古先生”（疑古玄同）这样一个名字，并且经常用到现代的文坛上去。
钱玄同是“疑古”而不是“蔑古”，他说：
若讲伪书的价值，正未可一概而论。乱抄乱说的固然不少。至于《易》之彖象系辞传，如小戴礼记中之《礼运》、《中庸》、《大学》诸篇，如《春秋》《公羊传》与《繁露》，如《周礼》，这都是极有价值的托古著作。但不能因其有价值，便说是姬旦、孔丘所作。也不能因其非姬旦、孔丘所作，便说是毫无价值。我很佩服姚际恒、崔述、康有为那样的疑古求真的态度，很不佩服他们那样一味痛骂伪书的卫道态度。
他强调辨古书的真伪与审史料的虚实应分开：
辨古书的真伪是一件事，审史料的虚实，又是一件事，譬如《周礼》《列子》，虽然都是假书，但是《周礼》中也许埋藏着一部分周代的真制度，《列子》中也许埋藏着一部分周汉间道家思想，（这只是说说，非指《杨朱篇》而言，我也决不相信《杨朱篇》思想是杨朱的思想，可以拿他来做杨朱学说的史料，我对于《杨朱篇》的思想，与蔡孑民先生所见全同，认为是“清谈家之人生观”，虽然我不同意蔡先生说周朝那个真的杨朱就是庄周）因为以前的人们总受着许多旧东西的束缚的，即使实心实意的想摆脱一切，独辟新蹊，自成一家言，而“过去的幽灵”总是要时时奔赴腕下，驱之不肯去；所以无论发挥怎样的新思想，而结果总不免有一部分做了前人的话匣子，那么，成心造假古董的，所造的假古董里面埋藏着一部分真古董—或将旧料镕化了重铸，或即取整块的旧料嵌镶进去—更是可有的事了。反过来说，一切真书，尽管是某人作的，但作者之中有的是迷于荒谬难稽的传说，有的是成心假造，如所谓“托古改制”；有的是古籍无征，凭臆推测。我们并不能因其为真书，就来一味相信它，这是咱们跟姚际恒、崔述、康有为及吾师崔觯甫、章太炎两先生诸人不同的地方。
钱氏这番话，可以看作他主张“考古务求其真”的注脚。
古史辨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打破上古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诸子托古改制，把上古形容得像天堂一般，据说尧舜禹有相传的16字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到了宋明理学，言必称三代，对汉、唐这样兴盛的王朝斥为人欲流行，天道不彰，这是一种典型的退化历史观。钱玄同在1925年回复林语堂的信中，批驳了这种退化的历史观。他相信“历史的确是进化的”，就全体观察，后代总是胜过前代，今人总是胜过古人，不能说“唐宋不如两汉，两汉不如周末”。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化，要就全体观察，不能专看几位“正统派学者”而下断语。他说，据他的研究，中国的历史的确也是进化的。汉唐实胜于晚周，宋明实胜于汉唐。自然，从董道士（按：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2000年中，思想被压，不易发展。但聪明的人们仍能在脚镣手铐之中拼命挣扎，留下许多活动的成绩。艺术家不待言，学者之中，如王充、刘知几、王安石、郑樵、朱熹、陈亮、黄宗羲、颜元、戴震、章学诚、崔述这些人的思想，比孔丘、孟轲要精密得多。记得从前章太炎谈过，荀况之学过于孔丘，这话也很对。拿《孟子》和《孟子字义疏证》比较，觉得孟轲还够不上懂得戴震的话—这里所说，乃是估这班死人在历史上的价值，与现在无关。若谈现在，则又进化了。钱玄同在逝世前一年于病中搜集整理刘师培遗书。对于这位短命的天才，尽管在政治上弄得声名狼藉，钱氏还是不否认他的历史地位。钱氏在遗书序言中说，最近50年来为中国学术思想革新时代。第一期始于民元前28年甲申（1884），第二期始于民国六年丁巳（1917）。在此黎明运动之启蒙人物最为卓特者，钱氏表彰了12位：南海康君长素（有为）、平阳宋君平子（衡）、浏阳谭君壮飞（嗣同）、新会梁君任公（启超）、闽侯严君几道（复）、杭县夏君穗卿（曾佑）、先师余杭章公太炎（炳麟）、瑞安孙君籀庼（诒让）、绍兴蔡君孑民（元培）、先师吴兴崔公觯甫（适）。
钱玄同很早就强调，治古学实治社会学，历史自不能例外。他是文字学名家，据他的学生何乐夫先生的回忆，钱氏研究文字学是从研究古代历史、研究社会的发展进化着眼。他说，从古文字可以看出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文字“从古到今，造义、造形、造音，都是有事实依据的，不是空洞的”。著名上古史专家徐旭生特别佩服钱玄同对于考古方面认识的精锐。有一次钱氏对徐先生说：“太皞为东方氏族任、宿、须勾、颛臾的祖先，《左传》上说的很清楚。就是炎帝，很古地就传说他与黄帝战于阪泉，也似乎真有这样一个人或部族。但是伏羲同神农这两个名字，太不对了；‘伏’或作‘宓’，作‘虑’，有治的意思。牺是牺牲。伏牺似乎是指治牺牲的人民，换句话说，就是游牧时代的人民。‘神’字也有‘治’字的意思。神农是指农业时代。此二词是指古代相传的两个时代，并非人名，与太皞、炎帝绝无关系。黄帝，除了后代所堆垛的一部分以外，与炎帝及蚩尤的故事，传说很古，像是有历史的根源。颛顼一名，也太不对，似乎不像一个真人的名字。”（以下钱氏的解说，徐先生已记不起了）钱玄同是“读史敢言无舜禹”的，这是指反对把他们打扮成道德功业完满的圣人；就研究而论，则要透过那些可疑的传说，探索传说背后的史影，比舜禹时代更早的黄帝，钱玄同也肯定它有历史的根源，这就是社会学的眼光。他认为伏羲、神农分别代表游牧时代和农业时代，这种解释十分新颖，也符合历史演进的规律。他认为太皞为东方民族，这一点毫无疑义。山东在中国文明起源上占极为重要的地位，以前只有王献唐等少数人研究，现在山东丰富的考古成果，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山东远古文明，可惜钱玄同不重著书，在这方面的论述，保留下来的太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