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谈音尚欲析遮麻—吴兴学案
文字音韵之学，过去称为“小学”，是相对“经学”而言。在传统教育中，认为只有具备了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才能去研究经学这样的大学问。近世汉学的开山祖师顾炎武有一句名言：“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正道出了小学与经学的密切关系。钱玄同自述他研究的学问是经学与小学，小学尤其是他中心的本行。他4岁开始上学，读的就是《尔雅》，此书在唐宋时就已成为“十三经”之一，实际上是中国最早解词释义的专书。钱玄同8岁时开始读《说文解字》，14岁时读《说文》名家段玉裁、王筠、严可均等人研究《说文解字》的专著。他在日本东京留学时，尊小学大家章太炎为师，并与人一同听章氏讲学。章氏讲段注《说文》，于转注、假借举例甚多；后来又讲音韵学，谓音韵之繁简递嬗，违背进化原理。古音大约有23部（晚年主22部），至汉代则仅有六七部，至隋唐忽多至206部，唐以后变为107部，至今韵也是这样；而方音仅与古音相类，不过20余部。又北方纽正，南方韵正，汉口等处则当18省的中枢，故其纽韵均正。章氏又讲《四声切韵表》、《新方言》、《尔雅义疏》、《广雅疏证》等。章太炎称赞钱玄同长于小学。1909年，23岁的钱玄同为章太炎书写《小学问答》，用楷法写小篆，字字合于《说文》，《说文》所无之字则参取今隶，极为精整名贵，章氏十分欣赏，说“字体依附正篆，裁别至严，胜于张力臣之写《音学五书》”。1913年，27岁的钱玄同来到北京，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部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并兼任北京大学预科文字学教员，从此开始了文字音韵之学的教育和研究，终其一生，并“卓然成当代大师”（黎锦熙赞语）。罗常培先生认为钱玄同属于“集成期”的古音学家，他说：
清代之考证周秦古音者，自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钱大昕以迄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邹汉勋等，对于韵部之分合，声之异同，声转之条理，已十得八九。至章炳麟、黄侃、钱夏、曾运乾诸氏更集各家之大成，续有补匡。持旧术、因旧极以研究古音者，至此殆已臻极。
可是，钱玄同是一个不爱著书的人，关于音韵学的专著很少，论文也不多。他曾打算出一部文集，终究没有成功，认为可存者太少，后来又认为“简直全要不得”，黎锦熙评论说，这实因人太聪明，学识易进，前头的既说到十二分，后来一看，自然更不满足了。钱先生教授音韵学20年，参稽甚广，剖析极精，酌古准今，日新月异，所以十余年来，索性不编讲义，只印几种重要的表，以便随时演述其所新获与其创见；晚年连这些表也不用了，全凭口说，任人笔记。历届听讲的学生中，也有记得详细的，整理后请他鉴定，他总觉得未尽其义。1915年至1916年，钱玄同与同门黄侃商量音韵，“最为契合”，黄氏治学严谨，也不轻易著书。1915年春，钱玄同手录黄氏所著音学8种，并为之序。对黄氏《重定切韵韵类考》提出修订意见42条，黄氏一一手批注明，表示接受。1917年钱玄同在北京大学讲授音韵学，1919年编成两大册《音韵学讲义》，主要是排比旧说，略加评按，后来节编为《文字学音篇》，有北大排印本。不久他对此书已不满意，常说要大改一下才正式出版，但终于没有动手。《文字学音篇》是我国高等学校汉语音韵学课最早的教材，简明扼要，在当时影响很大。著名文字学家唐兰早年著《中国文字学》，谈到民国六年（1917年）时，北京大学的文字学，分别由两位学者担任，朱宗莱做了一本讲义，叫《文字学形义篇》，钱玄同做的是《文字学音篇》。后来，许多学者常采用这个方法，只讲形义，避免了不太内行的音韵，渐渐音韵学独立了，不再挂文字学的招牌，于是，只讲文字学的形义篇，“就变成瘸子了”。直到现在，研究古文字学的人越来越多，专著、论文也不少，许多是从字形着手，不仅避开了不内行的音韵，而且也避开《说文解字》等书，又没有文献材料作印证，所以与汉朝的经师训“曰若稽古”四个字长达数万言没有两样，但却博得了社会上的一片喝彩。前几年过“龙年”的时候，报纸、杂志甚至学术刊物大兴考“龙”之风，他们翻开《甲骨文编》和《金文编》，就字形发挥想象，有人说龙的字形像蛇，有的说像猪，有的说像闪电，文章的落脚点是说要发挥中华民族的精神，不知是发挥蛇的精神呢，还是猪的精神，抑或是闪电精神呢？不得而知。《甲骨文编》的作者孙海波说得好：
自朱宗莱氏之文字学专述形义，钱玄同先生之文字学刊为音篇，析形义、声韵为二，各为专科，世之讲音韵者，遂不复及形体，理文字者，则亦详形义而略音韵。吾友闻宥言：古文字之学，亦与古语言之学相表里，治古语言不得古文字为证，固无以为征信之资，治古文字而不得古语言为据，尤无以为立说之本（《甲骨文编》卷首附书）。其说甚是。
将文字的形义与音韵分开讲授，原不过是教学需要的分工，而学习、研究者各执一偏，自绝于形义或音韵之外，这样是难以拿文字作治史之用的。钱玄同是书法名家，对汉字字形的演变了如指掌。在古史辨运动中，他不仅大胆怀疑指斥经书，对国故研究者奉为圭臬的《说文解字》，也不轻易放过。1923年他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应顾颉刚的请求，简单地谈了他对《说文》的看法。他说，许慎是表彰“壁中古文经”文字的。“壁经”出于刘歆“向壁（孔壁）虚造”，经康有为和崔适的证明，毫无疑义了。壁经既伪，其文字亦伪。许慎所记篆文，所释形体，大都与甲骨文金文不合，而《说文》中所谓“古文”，尤与甲骨文金文不合。依他的研究，甲文最古，金文次之，石鼓文及大篆又次之（石鼓文为秦文，从马叔平说；大篆为秦文，从王静安说），秦之金石刻及小篆又次之。《说文》所列小篆，已多为汉人传讹之体；近见龚橙《理董许书》稿本，他说《说文》中小篆还不如汉隶的较为近古，极为有见。至于《说文》中所谓“古文”，所谓“奇字”，乃是刘歆辈依仿传误的小篆而伪造的，故与甲文金文的形体相去最远。因为小篆是传误的，“古文”是伪造的，所以说是“伪古字”。“伪古义”如“告，牛触人，角着横木，所以告人也”，“射，弓弩发于身而中于远也”之类。“伪古说”，如“楚庄王曰，止戈为武”，“孔子曰，一贯三为王”之类。至于“伪古礼”和“伪古制”，这是从伪经上来的，若将伪经推翻，则《说文》中这两部分便不攻而自倒了。他在本年前几个月说，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一部集伪古字伪古义伪古礼和伪古说之大成的书。他引孔丘的话，决不可以为真是孔丘的话，但决可信为真是汉儒的话，1925年，针对柳诒徵讥讽古史辨学者看不懂《说文》，钱玄同写了《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他指出，甲骨与钟鼎上的文字，现在还未经整理，但据王筠、吴大澂、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容庚诸人所释，足以订正许书之违失的已经不少；今后用更新方法去研究整理，可以预断，许老爹的胡说八道，瞎三话四，一定还可以揭穿出许许多多来。《说文》所列的文字，不合于古的很不少，这是为什么呢？一般的说法，总以为《说文》根据的是小篆，小篆是秦时李斯所改作的，故不合于古。古文与籀文是合于古了，可惜又太少，这话是很错误的。小篆虽不可以道古，但它确从真古文中变来，所以拿它跟甲骨钟鼎的真古文比勘，可以探得辗转变迁之迹。对于小篆的形体而望文生训固然不对，但它是自然演变的，不是向壁虚造的，所以还是真字。要是《说文》所列都是小篆，虽不足以穷文字之本，而这本书自有它的价值，跟《汉隶字原》、《隶辨》、《隶篇》、《楷法溯源》、《草字汇》等书一样，是文字变迁史上一段信实的史料。可惜许老爹既没有历史的眼光，又没有辨伪的识力，竟把不全的《史籀篇》中的大篆，《仓颉篇》等书中的小篆，跟刘歆他们“向壁虚造”的伪经中的古文掺在一处，做成一味“杂拌”，于是今字跟古字，真字跟假字，混淆杂糅，不可理析，不但不可以道古，就是小篆也给他搅乱了，所以《说文》中所列的文字，其价值还比不上《隶辨》、《楷法溯源》、《草字汇》等，只堪与《汗简》跟《古文四声韵》相比。
《说文序》中有“今叙篆文，合以古籀”二语，段玉裁、郑知同、王国维三人有不同的解说，钱玄同认为王氏的观点是正确的。王氏说：
《说文解字》实合古文、籀文、篆文为一书：凡正字中，其引《诗》《书》《礼》《春秋》以说解者，可知其为古文；其引《史篇》者，可知其为籀文，引杜林、司马相如、杨雄说者，当出《仓颉》、《凡将》、《训纂》诸篇，可知其为篆文。《说文》诸字中有此标识者十不逮一，然可得其大略。昔人或以《说文》正字皆篆文，而古文籀文惟见于重文中者，殆不然矣。
又说：
汉代鼎彝所出无多，《说文》古文又自成一系，与殷周古文截然有别。其全书中正字及重文中之古文，当无出壁中书及《春秋左氏传》以外者。
王氏说《说文》中之古文无出壁中书及《春秋左氏传》以外者，钱玄同说，他从各方面研究，知道这话极对。壁中书等既是伪书，这种古文也就不是真古文了。《说文》中的小篆，近于钟鼎，钟鼎近于甲骨，而《说文》中的古文则与钟鼎甲骨均极相远，而且有些字显然是依傍小篆而改变者。这一点，罗振玉、王国维也早已献疑，罗振玉说：
（甲骨）刻辞中文字，同于篆文者十五六，而合于许书所载之古籀乃十无一二。盖相斯所罢者皆列国诡更正文之文字，所存多仓史之旧文。秦之初虽僻在西戎，然密迩西周之旧都，丰、岐文化流风未沬，其文字应胜于列国也。
他又说：
而由（甲骨）文字之可识者观之，其与许书篆文合者十三四，且有合于许书之或体者焉，有合于今隶者焉；顾与许书所出之古籀则不合者十八九，其仅合者又与籀文合者多而与古文合者寡。以是知大篆者盖因商周文字之旧，小篆者又因大篆之旧，非大篆创于史籀，小篆创于相斯也……至许书所出之古文仅据壁中书，所出之籀文乃据《史籀篇》，一为晚周文字，一则亡佚过半之书，其不能翻合于商周间文字之旧固其宜矣；至于篆文，本出古籀，故与卜辞合者颇多。
钱玄同认为，商代的甲骨文能合于秦汉的小篆跟隶书，反而不能合于《说文》所录出于壁中书之古文，则壁中古文为后人伪造，非真古字，即此已足证明。但罗氏是决不敢大胆地说，“壁中书是假造的，它所用的古文也是假造的”，于是乃曲为之说，论文以壁中书的古文是“晚周文字”，是“列国诡更正文之文字”，此说不但无证，且用旧说而与旧说又不合。他所谓“列国诡更正文之文字”，这是根据《说文序》，那上面说：“其后（段玉裁以为指孔丘死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这是说，战国七雄毁坏旧章，改易新法连言语文字都改变了。其实哪有这回事！周代旧章的毁坏非伊朝夕矣，不统于王亦不自战国始；并且周天子的政令是否曾经统一全国过，实在很是疑问。各国的制度不同于周，彼此也不相同，这种状况决非始于战国。至于言语文字，岂能在短时间之内要改就改，有这样容易的？还有一层，七雄之中，政俗一物最特别，最有它自己的特殊的面目的，就是秦国，罗氏说别国文字都变古，反是这秦文与周为一系，并不足信。
《说文序》又说：“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这是说，孔子用古文写了《六经》，藏在他府上的墙壁里，后来给鲁恭王挖了出来；左丘明用古文写了《左传》（不知藏在哪儿），后来给张苍献了出来，所以若认这古文是真的，那就应该承认是孔、左两公所写的。那两公所写的古文，至迟也只能是春秋时候的文字（照《说文序》的口气看来，这古文应是周宣王在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以前的文字），决不能是晚周文字。若是晚周文字，则非请孟轲、荀况之流重抄不可。但即使请孟、荀用晚周的文字重抄《六经》，还是不能与壁中书及张苍所献的《左传》并为一谈，既然相信张苍献传跟鲁恭王得经是真事实，则非相信这古文是周宣王以前的真古文不可。此用旧说而与是说又不相合。
王国维也知道壁中古文与殷周古文不合，但他又造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之说，他说：
司马子长曰：“秦拨去古文。”扬子云曰：“秦铲灭古文。”许叔重曰：“古文由秦绝”。案，秦灭古文，史无明文，有之惟有“一文字”与“焚《诗》《书》”二事。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爰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原注：犹《史籀篇》之不行于东方诸国），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汉人以其用以书《六经》，谓之“古文”，而秦人所罢之文与所焚之书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现秦书八体中有大篆，无古文，而孔子壁中书与《春秋左氏传》凡东土之书用古文不用大篆，是可识矣。故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原注：即汉世所谓古文）为近。自秦灭六国，乘百战之威，行严峻之法，以同一文字，凡六国文字之存于古籍者已焚烧铲灭，而民间用文字又非秦文不得行用，观传世秦权量等，始皇廿六年诏后多刻二世元年诏，虽亡国一二年中而秦法之行如此，则当日同文字之效可知矣。故自秦来六国以至楚汉之际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汉人以《六艺》之书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废，故谓之“古文”；此语降用既久，遂若六国之古文即殷周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后，如许叔重《说文序》所云者，盖循名而失其实矣。
王氏“东西二土文字”说，即“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钱玄同并不同意。他认为秦之“同一文字”，其性质正与现在“统一国语”相似，竭力推行，务期普及，用的是专制的手腕，所以要“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罢了。秦所要“罢”的，专指形式“不与秦文合者”而言，大不合的固然要罢，小不合的也是要罢，因为目的在于使文字统一。六国的文字究竟比秦文差了多少，这个我们固然不能臆断，但就现在的钟鼎看来（连秦国的），则可以笼统地说大同小异而已。若区为“东土”“西土”两种文字，则为进退失据之论。更何况今所存齐、鲁诸国的钟鼎文字跟壁中古文距离之远，正与秦文跟壁中古文距离之远一样呢！
钱玄同接着说，咱们既认为孔子没有写过什么《六经》，则对于汉朝突然发现的壁中书本已不能相信；何况年代跟传授处处露出作伪的马脚来，如康有为、崔适所云，文字与商周的真古文差得最远，如罗振玉、王国维所云，尚有什么丝毫可信的价值呢？《说文》中古文甚多，而这古文便是来自壁中书，则《说文》不是一部“伪字举要”吗？“伪字举要”自然也有它的用处，但不能认作真的。古字则毫无疑义，壁经的伪字，《说文》所录仅可以称为“举要”，不能称为“大全”。《三体石经》、《古文四声韵》、《汗简》、《书古文训》中保存着《说文》所未录的壁经伪字少，不过辗转传写，失其本真，伪字又须加“误”衔了。不曾晋加“误”衔的，便是最近发现的《三体石经》。钱玄同觉得《三体石经》中的古文，有好些字明明白白看得出是依傍小篆而伪造的；有好些字是古文本有其体，作伪者未之见，因杜撰一体以当之的，自然也有好些字与真古文相合的，这与《周礼》中可以埋藏着周代的真制度之理相同，他表示将来要写专文论述，很遗憾又是“有说无书”。他在1931年写的《左氏春秋考证书后》一文中重申了这一观点。第二年在《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的长文中，最后一部分是专门讨论小学的，他赞扬康有为的文字观的“颠扑不破之名论”，康氏说：
文字之流变，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则音殊，古今时隔则音亦殊，盖无时不变，无地不变，此天理也。然为其时地相接，则转变之渐可考焉。文字亦然。
但他批评康有为认为尊彝铭文也出于刘歆的伪造，其实它们都是周代的真古字。要打倒刘歆的伪古字，尊彝铭文实在是最有效的武器。
关于“古文”的来源，王国维有精确的直证，他说：
……近世所出，如六国兵器，数几逾百；其余若货币，若玺印、若陶器，其数乃以千计；而《魏石经》及《说文解字》所出之壁中古文，亦为当时齐鲁间书：此数种文字皆自相似，然并伪别简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不能以六书求之。而同时秦之文字则颇与之异。传世秦器作于此时者，若《大良造鞅铜量》（秦孝公十八年作），若《大良造鞅戟》，若《相邦吕不韦戈》（秦始皇五年作），石刻若《诅楚文》（宋王厚之考为秦惠王后十二年作），皆秦未并天下时所作，其文字什九与篆文同，其什一与籀文同；其去殷周古文，较之六国文字为近。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差异呢？王氏认为：“其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秦篆者，时不同也；中不合秦文者，地不同也；其讹别草率，亦如北朝文字上与魏晋，下与隋唐，中与江左不同。其中玺印、陶器，可比北朝碑碣；兵器、货币，则几于魏齐小铜造像之凿款矣。”他得出结论说：
余谓治壁中古文，不当绳以殷周古文，而当于周时之兵器、陶器、玺印、货币求之。惜此数种文字，世尚未有专攻之者。以余之不敏，又所见实物谱录至为狭陋，然就所见者言之，已是知此四种文字自为一系，又与昔人所传之壁中书为一系。
钱玄同说，王氏的考证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三件重要的事实：
1.壁中古文经的文字，与殷、周、秦的文字都不相合。
2.这种文字与六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四种文字为一系。
3.这种文字的字体讹别简率，不能以六书求之。
据此可证，“孔子用古文写六经”之说确为伪造，是为康有为辨伪经加一重要证据。刘歆伪造古文经，当然要用古字来写，那时甲骨固未发现，尊彝也极少极少；而六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时代即近，当时必有留存者。这些东西上面的文字，则自秦始皇“书同文字”以来悉被废除，常人本多不识，虽本是六国异体，大可冒充为“仓颉文字”；更妙在字体讹别简率，奇诡难识，拿它来写伪古文经，是很合适的，所以壁中古文经就得拿这种“古文”来写了。
有的人或许会说：壁中古文经既是用六国文字写的，则经虽可目为刘歆之伪经，然字却不可目为刘歆之伪字，钱玄同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刘歆的“古文”虽源出于六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上的文字，但那些东西上的文字，为数一定很少，拿来写经，是决不被用的。用近代同样的一件事作例，便可以明白了。看吴大澂用尊彝铭文字写《论语》与《孝经》二书，并且也兼采兵器、陶器、玺印、货币上的文字，吴氏所见古文材料之多，过于刘歆当不止十倍；而吴氏仅写《论语》、《孝经》二书，刘歆则要写《尚书》、《仪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这许多书，还要写《左传》（《说文序》谓左丘明用古文写《左传》，又谓张苍所献《左传》中的文字与壁中古文相似），是刘歆所需用的字应该多于吴氏者当在百倍上。可是吴氏用那样丰富的材料写那么简少的书，还是要多多地拼合偏旁，造许多假古字，又加上许多《说文》中的篆字才勉强写成，则刘歆用那样贫乏的材料写那么繁多的书，这能不拼合偏旁，造极多的假古字吗？壁中经用真六国文字写的，不知有没有百分之一，而拼合偏旁的假古字一定占了最大多数，所以说刘歆的古文源出于六国文字，是对的；若说它就是六国文字，那可大错了。所以目壁中古文为刘歆之伪字，不但可以，而且是应该的。
钱玄同对小学、经学、史学都作了大胆的怀疑，三者无不牵涉“壁中古文经”的真伪问题，现在学者们基本上都不相信孔子作六经之事（少数学者相信孔子作《春秋》），这是学术的进步，但基本都不相信刘歆伪造所谓“壁中古文经”。其实关于所谓“古文经”，无论是挖出来的也好，还是献出来的也好，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真不少，有必要加以研究，重新认识。对于《说文解字》，现在的甲骨、金文材料十分丰富，许多不能与《说文解字》的字形与释义相合。说明钱玄同怀疑《说文解字》是有预见性的。他在1933年《与黎锦熙先生论“古无舌上、轻唇声纽”问题书》的末尾提到《说文》一书时说：“年来对于说文部首中独体之字，其不见于甲骨金文及经子传记者，都觉可疑，疑古实无此字，许君因欲分部而强立此部首也（正如康熙字典之立“亠”部）。”钱玄同对《说文解字》下过很大功夫，编过《说文部首今读表》，全书将《说文解字》540个部首以国音为纲，以四声为纬，并将同音字分类，上卷主声，下卷主韵，是研究《说文解字》和中国文字学的重要参考书。另有《说文音符今读表》，是上书的姊妹篇，全书收录音符（即“从某声”之声）1300多个，体例同上书，此外还写过一本《说文段注小笺》，只有油印本。
钱玄同对《说文解字》既有怀疑，认为只有甲骨文、金文才是最可靠的文字。他对钟鼎彝器铭文的研究，常说从欧阳修到郭沫若，诸家著述，往往一器而各书异名，一字而考释殊异，摹写款识，也不一致，应当大规模地做一次“索引式的整理”，最好是剪贴原著，成一《金文汇编》。1931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研究院，钱玄同指导何士骥整理《说文》、金文，何士骥拟具了《编纂金文汇编计划书》，也称《金文集释》，搜集了宋清两代及近时的专书62种，钱玄同对于甲骨文的研究，说当看“四堂”的书，四堂即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沫若）、董彦堂（作宾）。可见钱玄同研究文字形，是主张把形义与音韵结合起来的。
黎锦熙先生说，钱玄同教授北平公私立各大学，以音韵为主，本其师传，复运以科学方法，参以新获材料，卓然成当代大师。他治文字音韵之学的根柢，固然是从他章老师处培植得来的，但若编一部《语文学案》，《余杭学案》系统下的钱玄同，定须为另辟《吴兴学案》。因为他确能自创系统，青胜于蓝。王国维一度认为，清代汉学极盛，对音韵的研究登峰造极，顾、段、戴、孔、王、江研究的古音二十二部“遂令后世无可增损”，“古韵之学，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事实上并没有这么简单。诚如黎锦熙所说，自章太炎、黄侃死后，音韵学已成国中唯一的灵光。钱玄同最精此学，可惜也是专著极少。他在北京大学讲“古音考据沿革”，主要有下列内容：
〈一〉什么是古音。
〈二〉最先注意古音者—宋吴棫与郑庠。
〈三〉陈第、顾炎武诸人考证古音的方法。
〈四〉近300年来考明古韵的历史—从陈第到黄侃的考明音韵，从钱大昕到曾运乾的考明古声。
〈五〉古代韵文与古韵。
〈六〉形声字与古韵。
〈七〉古韵有“四声”吗？
〈八〉古声纽与古韵部有多少？
〈九〉古音，隋、唐、宋韵书之音，国音，这三者异同之比较与说明。
〈十〉古声的音转问题。
〈十一〉晚周、秦韵的古韵与三百篇的古韵之异同。
〈十二〉古声韵的读音与假定。
钱玄同讲课时，他的学生白涤洲做了笔记，不久白涤洲不幸病逝，笔记自然没有记完。所记的一点后来发表在《国语周刊》（1936年），这是一篇很宝贵的上古音韵学教材，只可惜太少，它算是白涤洲的遗著，最终又成了钱玄同的遗说。
中国传统的音韵学，包括“今音学”、“古音学”、“等韵学”三个部分。今音学实际上是指中古时代的语音，它以《广韵》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隋唐时代的语音系统。古音学则是以古代韵文和文字的谐声偏旁为对象，研究先秦两汉时期的音韵系统。等韵学实际上是古代的语音学，它是隋唐以后的音韵学家为研究汉语语音原理和发音方法而创立的一门分支学科。自元代以来还有所谓“北音学”。钱玄同对这几个方面都有所涉及。他在1934年发表了一篇长文《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字》，极富有创造性。他讨论了历代音韵学家对古音分部（韵类）的观点，并试图求其“韵值”，即假定那时代口头上的音读。曹述敬先生曾将钱氏古韵28部按阴、入、阳三声排列，并注以钱氏所假定的音读如下（其中“鱼、铎、阳”三部和“宵”部的标音与《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原文所列的不同，是根据钱氏遗著《古韵“鱼”、“宵”两部音读之假定》一文加以修订的）：
（阴）（入）（阳）
歌a ua 月at uat 元an uan
微u 物t ut 文n un
质鎡 真鎛
佳e 锡ek 耕eng
鱼o 铎ok 阳ong
侯u 烛uk 鍾ung
幽o 觉ok 冬ong
宵
咍 德k 登ng
缉op 侵om
盍ap 谈am
曹先生评论说，大抵分古韵为28部虽非钱氏的创见，却是经过他精研熟虑的主张。并且由钱氏进一步确定了“异平同入”，阴阳入三声相配的学说。28部音读之假定，因系初定之稿，有待修订之处，在所难免，然钱氏根据古韵的通转关系配置韵值的元音地位，考于文献，证之方言，密察音理，验诸唇舌，独见不少。而且这篇论著是最早发表的我国学者利用国际音标系统地拟构全部周秦古韵音读的研究成果，首创和启后的功绩都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钱玄同指出，古韵分部，创始于宋代郑庠，郑氏作《诗古音辨》，分古韵为6部，仅就《广韵》以求古音之通合而已。明季顾炎武作《音学五书》，分古韵为10部，始根据《诗》、《易》用韵，离析《广韵》以求古韵，清朝小学名家辈出，近世章太炎、黄侃集其成，黄侃分古韵为28部，钱玄同认为最为精当。但认为有两点需要修正：第一，黄氏“萧”部之入声尚应分出，独立为一部；关于此点，其弟子黄永镇作《古韵学源流》，即已修正，即分“萧”部入声为“肃”部。第二，黄氏“豪”部，实无入声，段玉裁已考明，黄氏则分出入声“沃”部，钱玄同主张用黄氏28部，而分“萧”部为二，今称“幽”部与“觉”部；合“豪”部“沃”部为一，今称“宵”部，这样一分一合，还是28部，但与黄侃的分法实有不同。
探求古音的韵值，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过这也正是音韵学的最高理想。正如王力先生指出：研究上古语音，“不在乎探求韵部的多少，而在于更进一步，去考定上古韵母的系统，及假定其音值”。清代小学空前繁盛，还认识不到这一点，诸大家如顾、江、段、戴、孔、王等，都只知考明“音类”，不知假定音值。段玉裁作《六书音韵表》，江有诰称赞“其造诣深邃，真能复三代之元音，发唐宋以来未宣之秘”。钱玄同也说，该书分古韵为17部，古韵分部已大致就绪。段玉裁考证“支”、“脂”、“之”三韵上古读音有别，戴震盛赞这一创见“卓识可以千古”。可是段玉裁在口头上并不能读出这三韵的不同声音来，成为一件使他死不瞑目的憾事，也是音韵学上有名的掌故，段氏在《答江晋三论韵》书中说：足下“能确知所以‘支’、‘脂’、‘之’之分为三之声源乎？何以陈隋以前‘支’韵必独用，千万中不一误乎？足下沉潜好学，当必能窥机倪。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也！”钱玄同指出，古韵分部既与后世不同，则各部之音读自亦有异，此本极应研究者。然而清代的古音学者对于古韵之音读，多数皆以现官音读《广韵》之音为准，如“鱼”部即读u，“歌”部即读o，“阳”部即读ang；甚至明知“佳”、“微”、“咍”三部必须分析，而仍从“支”、“脂”、“之”之韵做分音，一律读“i”；“真”、“文”虽分为二，而仍一律读为ang；“耕”、“登”二部，虽明知古音不相通，则一律读为en。此与古音真相必不能符合，是可以断定的。邹汉勋作《五韵论》，始参考方音以求古韵之音读，颇有可采之处。黄元同的《六书通故》及章太炎的《二十三部音准》对于古韵各部的音读皆有假定，发明甚多。黄季刚的《音略》中亦言及古韵音读。现代汪衮甫、林语堂、魏建功、罗莘田、李方桂、王静如诸氏，多能根据发音部位以说明声音转变之路径，参考方音及外国语等等以求古音之真相，时有善言，可资研究。这是音韵学研究方法的进步和革新，钱玄同十分重视。
章太炎是借汉字譬况古代的音读，或用声势来解说；黄季刚是用今韵的“韵摄”加以解说，当然都没有使用现代的“音标”，也不知道利用注音符号。这样不仅使人难以理解，更何况用汉字譬况，那些字的读法还有方音、标准音的问题。在钱玄同之前，高本汉对上古整个音系都做过假定音值。他是《广韵》学专家，他所假定的上古音系和音值，大抵是根据隋唐去推定的，近于猜想，而且他未说明古韵应分多少部，王力给他配成24部。钱玄同对高本汉的音韵研究有很多批评，他假定古韵的音读除重视用现代各地的方音方言来印证外，还注意到日本的“吴音”。他使用了国际音标，也尽量用当时的“罗马字母”和“注音符号”来标记（早在《文字学音篇》中，就有专章讨论注音字母与传统音韵学的关系），便于理解。他特别注重各部元音的发音部位和“声音拼合自然之理”，又能照顾部与部之间的通转、对转、旁转关系，正如黎锦熙说，韵部、声纽、声调三种成分，要合起来才算一个字“音”的全体，每种成分在古音的研究上又各有“类”与“值”两方面，钱玄同是究“类”以定“值”的，不是徒知据后推前，率尔猜想“音值”的。虽亦有承于师，有征于友，而其才力独到处，可以自创师传矣。假定古音的音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方桂先生说，绝对无法证明，其“近似值”也不过是猜想），而钱先生则因为对于古音的“音类”研究，有积久的功力，把周至汉所有“韵文”和文字“谐声”“假借”的材料差不多都弄熟了，特根据古韵的“通转”关系来配置这28部“韵值”的元音地位，就是说，能通转的几部，其元音地位必相近，否则相远；按照这一原则，就矫正了许多旧说和新说。黎锦熙也发现钱玄同假定的古韵音读中没有i、e等舌前上长开、半开的元音，就对他说：“周汉时代的人，似乎都缺了门牙，还没有镶好金牙呢。”这是根据他们两人常谈的一个北平笑话：有一位女郎，门牙长得不好，准备换镶金牙，把门牙都敲缺了，别人问她：“贵姓？”“十五。”“贵庚？”“属虎。”“贵干？”“唱大鼓。”等到她的金牙镶好了，又有人问她：“贵姓？”答：“姓李。”“尊住？”“京西。”“岁数？”“十七。”“贵庚？”“属鸡。”“贵干？”“唱戏。”可见古音音读若缺i韵母，那是不可想象的，钱玄同当时也表示，反正是个“假定”，总得要修正的。这篇论文所涉及的问题，钱玄同研究了10多年，其成果及研究方法都很有新意。王力先生很重视这篇论文，1958年他在《上古汉语入声和阳声的分野及其收音》一文中说：“在入声和阴声关系的问题上，段玉裁和戴震形成两大派别，可以称为考古派和审音派，王念孙和江有诰、章炳麟是继承段玉裁的；刘逢禄、钱玄同、黄侃是继承戴震的。”更巧的是，戴震和段玉裁是师生关系，章炳麟和黄侃、钱玄同也是师生关系，他们师生在这个问题上分道扬镳。王氏把他自己所定的古韵29部及假定的音读，按照钱玄同所分韵部的名称和排比次序列了两个表，加以比较，观点是大同小异。
关于古音的声纽，钱玄同的研究方法也很新颖。清代小学极盛，正当各家忙于古韵分部之时，钱大昕则开始重视声类，这是小学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转向。钱玄同肯定了钱大昕、章太炎、曾运乾的古音声纽研究，此外如黄侃的成果也有可取之外，他则进一步考证古音无“邪”纽。钱大昕、章太炎等大家考定古声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中古声类为出发点以求合，凡是古声类相通的就进行归并，认为他们应该合成一类，例如钱氏把“非”、“敷”、“奉”、“微”四纽归并到“帮”、“滂”、“并”、“明”四纽，章氏把“娘”、“日”二纽归并到“泥”纽，都是用的这类方法。钱玄同的考订方法则有新的突破，即从谐声入手。黄侃把“邪”纽归入“心”纽，如果从谐声的关系看，“邪”位和“精”组字的关系并不密切，和“庄”字组的关系也不密切，却跟“定”纽的关系很深。钱玄同研究了《说文解字》里面的谐声现象，得到的结论是：
考《说文》300余字中，徐鼎臣所附《广韵》的反切，属邪纽的有105字，连重文共134字，就形声字的声母（按：指谐声偏旁）考察，应归定纽者几及十分之八，其它应归群纽者不足十分之二，有应归从纽者不足十分之一，从大多数言，可说邪纽古归定纽。
钱玄同自己说这篇《古无邪纽证》是应北师大《国学丛刊》索稿甚急之故而匆匆草就，这比他一贯述而不作，有说无书的情况要好一些，他表示还要进一步研究。他的学生戴君仁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论点。他认为他的老师的文章“惟属稿忽邃，仅从谐声考定，而于经籍异读，汉师读若，未遑及也”，于是写了《古音无邪纽补证》，补充了一批新的材料，例如：
寻《尔雅·释言》：“流，覃也，延也。”释文：“覃本又作字。孙叔然云：古覃字同。”按：即寻字，《广韵》：寻，徐林切。又邪纽，覃，徒含切，属定纽。从《左（传）·哀（公）十二年传》“若可寻也”。服注：“寻之言重也。”重，直容切，属澄纽，古亦归定。又《释名·释兵》：“剑，其旁鼻曰镡，镡，寻也。带所贯寻也。”，《广韵》覃、寻二音。
斜《史记·张仪传》：“塞斜谷之口。”集解引徐广曰：“斜，一作寻。”索隐：“寻斜声相近。”按：寻，古读同覃。斜，《说文》读若荼（钱师已举），《广韵》：斜，以遮切，又似嗟切，似嗟切属邪纽，以遮属喻纽。喻古亦归定。
徐《易·困·九四》：“来徐徐。”释云：徐徐，子夏作荼荼，翟同。荼音圆。《广韵》：徐，似鱼切，属邪纽；荼，同都切，属定纽。
俗《释名·释言语》：“俗，欲也。俗人所欲也。”《孝经·广要道章》：“移风易俗”，疏引韦昭曰：“随其趋舍之情欲，故谓之俗。”《广韵》：欲，似足切，属邪纽；欲，余蜀切，属喻纽。
黄侃把古声类归为19纽，“邪”纽归为“心”纽，戴震曾在《声类表》中提出过。钱玄同认为“邪”纽应归定，这一创见足以补黄侃音说之缺，值得重视，后来刘赜受此启发，作《“喻”、“邪”两纽古读试探》，主要也是研究“邪”纽字的古读，所运用的材料更加广泛，得出的结论也与钱氏相似。
《广韵》是现代韵书中最早的，历来受到音韵学家的重视。钱玄同也不例外。他指出前代对于声韵学之研究，萌芽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而双声叠韵之说大盛。韵书始作于魏之李登，继则有吕静、夏侯咏、李浡、阳休之、杜台卿诸人之作，至隋陆法言撰《切韵》而集其大成。唐有王仁昫、孙愐、李舟诸人增益陆书，至宋之《广韵》而刊为定本。魏、晋、南北朝之韵书集成于《切韵》，唐人增益《切韵》之书，勒定于《广韵》。故《广韵》可称为前代韵书之家。魏、晋、南北朝人虽亦言双声，而未有为声纽作专书的。至唐末，始有守温制成30字母，后又增为36字母。近代学者番禺陈君及蕲春黄君先后以36字母与《广韵》中之声纽比勘，审其未尽密合，重为考定，而后魏、晋至唐、宋之声纽始显。今所传韵摄书之最古者，为南宋张麟之刊行的《韵镜》。此书不著撰人姓氏，可能出于北宋之初，因其归纳韵部而为诸图，与《广韵》系统甚为密合。所以《广韵》也是韵摄之原。反切之兴，与韵书同时，上字表声，下字表韵；一韵之中，因开合洪细而又区分为二类或四类。自番禺陈君著《切韵考》，就《广韵》中之反切用字而归纳成的《声类考》及《韵类考》两篇，于是魏、晋至唐宋之声类若干始了如指掌。所以《广韵》还是反切之家。由此可见，《广韵》一书实为前代声韵学之总汇。周、秦两汉之世，未有韵书；自昆山顾君及嘉定钱君以来言古音者，皆就《广韵》并合离析，而定古韵与古声之部目，至言及声韵类例，更无不沿用《广韵》之成法。《广韵》以后，尚有《集韵》、《五音集韵》、《韵会》诸书，不过就《广韵》而增益字数及字音罢了。（亡清之《佩文诗韵》极无价值，不足齿数）元、明、清代之韵书，自《中原音韵》至《五方元音》，就音而言，固属于现代标准国音之系统，然就其书之体例而言，则仍为《广韵》之支流。由此可知言前代声韵学之名词类例，举无能逾越《广韵》之范围。是故，就《广韵》而解释前代声韵学上之一切名词及其类例，更进而说明《广韵》前后各书中之声纽、韵部、韵摄及等呼之异同，勒成一编，以饷学子，实今日治声韵学者所有事也。
《广韵》的用处，既可上推周汉古音，又可下核现代方音，赵元任在中央研究院制定的《方音调查表格》，即全据《广韵》。钱玄同有《广韵之“声纽”“韵类”及其假定的读音》两表，是教学时用的，每年有所改订；其假定音值所用的音标，与古音同，有时全用国际音标，有时采用赵元任把高本汉的音标改从简氏的“古音罗马字”，即《方音调查表格》所用的。钱玄同曾在1934年国语委员会第二十九次常委会上提议请赵元任再添若干辅音、元音制定“方音罗马字”，简明曰FR，除用以调查方音外，并可以记旧韵书中一切国音所不用的音。他对于高氏所析《广韵》“声纽”与“韵部”的“音类”和假定的“音值”都有所纠正，这是有国际价值的，可惜除两表外，有说无书。他早年把《广韵》的反切，一一注出“36字母”和“等呼”来，最便考检；后又用注音符号加注国音，名曰《广韵》今读，这是“致用求适”的工作。1928年，就成为中国大辞典处难字定音的标准。他的老学生白涤洲未死时，对《广韵》《集韵》两书做了一番彻底的统计工作，钱先生与他讨论最多。
钱玄同曾给魏建功写信，认为《广韵》中的反切所反映的声母应分46类，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如何略微改变“注音字母”固有的形体，用以标记《广韵》46字母的音值的，魏建功把这封信的内容写成一篇短文，以钱玄同的名义发表在1925年《国语旬刊》第一卷第九期，并加了按语说，前人及近人考订《广韵》的声类，都是以36母为基础，推求古音的分合，与订《广韵》纽类的范围不同，疑古先生从反切字类读音实际情形而分做46纽，我们研究国音沿革的声纽标准，36母固然可用。不过与36母同时的韵部标准却无确证；所以《广韵》的音既有206部，再得46声类，然后上追三代下迄现世，其中分合变递就容易捉摸了。这也是发表它的重要意思。曹述敬先生强调指出，钱玄同这封信的内容所以非常值得重视，一因这是很早提出的一种《广韵》声类学说；二因这是我国学者最早应用国际音标为《广韵》声纽系统地标音，而又加注了民族形式的注音符号（即略改变形式的注音字母），既便于学习研究《广韵》音系，又可用以记录方言，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等韵学是中国宋元间自己发明的“语音学”，钱玄同认为审音之进步的，是“韵摄”与“四呼”。“韵摄”即合诸韵之相近者为一摄。钱玄同很早就编过韵摄表，黄侃在《音略》中称赞它“差有纲维，非同臆论”，他讲“韵摄”即采用钱氏之说（由22摄改为23摄）。钱玄同在《文字学音篇》中说，“《广韵》二百六韵之等呼阴阳既明，则于审音之事无疑滞矣，于是当就异韵同音者括为‘音摄’”，还列表与《切韵指掌图》13摄、《切韵指南》16摄相比较。“四呼”即开口、齐齿、合口、撮口，钱玄同讲《广韵》与古韵都用这些术语。钱玄同主张古韵没有齐齿与撮口，有开口与合口，而且古音读合口呼之韵实际不多。因此，他假定的古韵28部的音读，只有三个韵部有合口呼之韵，有六个韵部为兼具开合二呼之韵，其余皆为开口呼之韵，没有一个韵部为齐齿呼或撮口呼之韵，黎锦熙根据这个假定，依着伦敦大学琼斯（D。Jones）的元音舌位图，再配上两行“鼻”“塞”辅音作“声随”，仿章太炎《成均图》之义，画了一个《新成均图》，发现钱氏假定的古韵音读，舌前部上升到半开的“标准元音”全部没有，当时就用一位女郎镶牙的笑话提出异议。因为钱氏认为古无齐齿呼，即先秦人都不会发〔i〕音，恐怕难以想象。但是今天普通话里读齐齿呼的字，在方音里读开口呼的现象，是并不罕见的，当代有的学者也有主张上古韵母没有介音-i的，钱玄同认为古无齐齿、撮口两呼，合口呼亦不多的假说，倒符合现代汉藏语的情形，说明并非无据，很有研究的余地。至于“四等”，即将开合两呼的字名分为四等，其第三第四两等为细音，即名为齐撮两呼，钱玄同认为这在学理上站不住脚，不能自圆其说。恐怕是古人不如今人之有科学头脑，一定要在整整齐齐的格子凿四方眼儿，所以同呼而又分等的字，多说不通，有些字又配得支离凌乱，江永的《四声切韵表》、陈澧的《切韵考外篇》，都不免上了当。
元明以来的“曲韵”和“通俗韵书”，这是制定标准国音的本源，钱玄同在教学时也列有精密的比较表，以元代的《中原音韵》，明以来的《中州音韵》、《洪武正韵》、《五方元音》为主，他的学生赵荫棠专治此类韵书极赡博，著有《中原音韵研究》，钱氏曾有评论。这类韵书历来被认为非正统，遭到排斥，中国有尊古的恶习，小学家往往株守《广韵》这部圣经，摒弃以后的许多韵书，钱玄同批评这种偏见。他也很重视《广韵》，前面已有叙述；后于《广韵》的《中原音韵》同《洪武正韵》在音韵史上都有它的价值，所以要想了解3000年来中国音韵的沿革，实不应轩轾于其间。他说：
清代学者，自然有他们的优点，不过也有缺点，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历史观念。古今中外的音韵，只能有异同，不能说有好坏。至章太炎、黄季刚两先生确认为元明以前的都好，唯有到了元明就糟了，所以自清代以来，上至于顾炎武、戴东原，以迄段玉裁、孔广森，下面至于王念孙、章太炎，以迄黄季刚，都是专讲元以前的音韵，至于元明则绝口不提。他们这种观念，可以说是很谬误的。”
他称赞周德清的《中原音韵》：
周德清这个人……是很可佩服的，并不是我们故意来翻前人的案，我们拿历史眼光去看，周德清确实是大胆，他能不管《切韵》《广韵》而毅然从当时北平音而作了这部《中原音韵》。
又说到《中原音韵》的命运：
至于学者则更排斥它了，不提则已，一提就大骂一顿。我们从这儿，就可以晓得清代的人，对于《中原音韵》的态度了。
他论《洪武正韵》道：
清代学者因为好古的原因，所以总是排斥《洪武正韵》的。而其实清人所以排斥《洪武正韵》的地方，正是我们所以称赞《洪武正韵》的地方。
他称赞《洪武正韵》的研究方法：
清代学者的学问研究，可以说是科学的而明代学者研究学问，则为文学的。清代学者因为好古的原因，所以不能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别人正因不能做考证工作，所以能够不受过去传统的影响，能以自辟蹊径，即如《洪武正韵》就是一例。
他又强调声韵之学与大众密切相关，反对猎奇欺世。他在为林尹《中国声韵学要旨》写的序言中说，声韵之学，本人人所当解喻者。童子入学识字，即宜传教之审音正读，使不歧误。故欧文首教字母，习拼音，日本首教假名，而我国现代小学教育亦定为首教注音符号，并习拼音与声调。盖不能审正音读，则或歧于方音，或误于俗读，甚且有望字生音，凭臆望读者，斯大悖于国音统一之旨。自成童以上籀读古书，宜知小学。小学包形、义、音三端，而音为首要，因形义之变迁多以音之通转为其枢纽，故前代之声韵学必当讲求。世人不明此义，以研治声韵为小学家之专业，与其他诸学无涉。更有横加讥讪，称治声韵学者为能读天书，一若此乃嗜奇之士故弄狡狯以惑世人者然。
声韵学为什么懂者甚少呢？钱玄同说，昔之小学家虽能穷音理，明变迁，而所用术语率多含糊，所述理论每或支离，成学尚难遽瞭，何况闾里书师？则因此学之不明，上之不能供籀读故书者之取资，下又不能备从事教育者之应用，固意中事，声韵学之不行也亦久矣。以余所知，今日旧式学者之中，其谈玄学及憙华辞者，多不解训诂，昧于声韵；以其能考释经诂及校记群书自诩者，往往不明声韵转之条理，但窃段、王、俞、孙诸家之形似以欺惑愚众，彼等未必不知声韵与其所学有关，而竟茫昧若此，则因声韵之学也不通行，其条理本非所谙悉也。
接着，钱玄同说，现在既要继承前代声韵学的传统，又要用现代注音符号说明音理。他说，近年以来，锢蔽之习渐移，童子识字宜知声韵之理渐为有识者所共喻，故注音符号之推行今已见端。但愿顽梗之徒不复能假借旧势以摧残新事业，则因注音符号之普及，而前代之声韵学得以暗而复明，滞而复行，固可预测。或因注音符号所拼之音为现代之标准音，所用之方面为普及教育，疑其与前代之声韵学无涉，其实不然。古今声韵之异同，全由于自然之变迁。不习今音，不能明古音之演变。古今确实复杂：有古有而今无之音，有古无而今有之音，又有古无而后有而今复无之音；有古读音不变者。诸如此类，一方面固宜就书册而致力于考古，一方面又宜就唇吻而致力于审音。不能审音，虽明知某声某韵古今不同，但仅知其有此变迁而不能知其何以有此变迁。前代学者多有此病；如金坛段君著《六书音均表》，能断定《广韵》中“之”、“脂”、“支”三韵在唐以前古音中必分为三，必不可合一，而终不能假定此三部为三种读音者，则由段君虽精于考古而实疏于审音之故。注音符号虽为现代之标准音而作，然以之说明音理，作审音之用，亦可得其大凡。余在北京大学及北平师范大学等处讲述古今声韵沿革，用注音符号以说明音理者已20年，深知其不仅堪作今后统一国音之工具，且又堪作说明音理之工具。故注音符号实有助于前代之声韵学。
钱玄同对于当时流行的《诗韵》，最看不起，因为它是由南宋平水刘渊把《广韵》206韵删并的，当时金人又省去100韵，计106韵，已经弄得不古不今；而清康熙时照颁为《佩文诗韵》，又把向来韵书同音字为一组的好体例打破，每韵中凡常用字都列在前，更弄得不三不四。他主张做新诗和旧体诗，都应该依国音的韵母押韵。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新文学与今韵问题》，专门讨论这一问题。黎锦熙编《佩文新韵》时，钱玄同为他列了一个《〈广韵〉韵目与“十八龙”的对照表》，又参据毛奇龄的《古今通韵》，约此18韵为5摄，并主张要把北平音系的“儿化韵”即“卷舌韵”附加进去，他拟定“十九虾儿”到“廿七虫儿”共9个韵，自告奋勇，按韵编字，后来因病未能成功，但写了一篇《与黎锦熙论“儿化韵”书》，附印在《佩文新韵》的卷后，这就是他站在“致用求适”的立场上对于诗歌用新韵的主张。他在《新青年》上，有讨论方言的文章，认为统一国音必须注重调查方言。在音韵学研究中，他也很重视寻找新材料。他晚年写给黎锦熙先生的一封信说，泛言“古音”、“今音”本太含糊。徒因自来学者，自陈第以至黄侃，全是从书本上找证据的，且都是荣古贱今的先生，故泛言“古音”、“今音”耳。他接着说：“不但黄侃，即钱玄同与黎锦熙，虽对于前人的此种态度不满，实则截至现在为止，钱、黎二公又何尝能于书本外得到多少新材料？此无他，调查方音之工作未有相当之成绩，斯‘古音’、‘今音’问题即无法得到满意之解决也。”这还是贯穿着疑古的精神。他认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应比传统“小学”的范围广泛，应分四大部分：（一）声韵（或称音韵），（二）形体（旧所谓“六书”属之），（三）义训（即训诂，又“复合词”即“联绵字”当属之），（四）文法。
关于音韵，已见上述。关于形体，钱玄同在师大兼任“说文研究”科目时，取《说文》部首及各部内所列“象形”、“指事”、“会意”字之全部，及“形声”字中古今变迁较多之字，上考甲骨刻辞钟鼎彝器铭文以探其源，下证唐宋以来到现代的语文和俗体字等以明其变，除以形体演变为主外，“义训”相因而阐发，“音韵”亦借以旁参。他用历史的态度，既不“泥古”，亦不“蔑古”，真有“疑古”之精神，“考古求真”之成绩。可是他又是有说无书，连论文都没有发表过，常与黎锦熙雅谈而已。黎先生说，我眼见他日有进境，因为他见闻广博，新发现的实物和时贤的新说，他都能得风气之先，而又能定得失之准。他的新获与创见实在太多。“雅”谈的最后年余，我常给他作系统的归纳，遂商一种“六书新说”，一切例证，由他充实；分析条理，我任参订，六书新说的纲要已写进《国语辞典》的序言里，但书终究没有写成。至于“义训”与“文法”这两部门，钱先生自谓精力来不及，尤其对于后者向无研究，因此拉我当“伙计”云。钱先生对于这两部门虽谦虚，但他论文字“义训”之变迁，及“复合词”之构成，实能以音韵驾驭之，如词形之歧异与统一，本字与假借字等；他在“致用求适”的工作上，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国语委员会第二十九次常委会，提议通过与“文字学”有关的三案：一为规定“分歧”“混淆”与“未定”的词形案，二为编制基本国语案，三为规定详备之“词类连书”条例案。至于“文法”，如新式标点符号，他提倡最早，用标点而又主张中文改用横行，见《新青年》四卷二号，六卷一号、六号等；六卷二号有《文学革命与文法》。总之，他在《新青年》时代种种革新的主张，民国十年（1921年）以后渐臻成熟，提出方案，分工合作，以迄于死。钱玄同继承中国传统小学的遗绪，又注意吸收现代语音理论，并积极向书本外找材料，使他超出了传统的小学家，仅以他的同门黄侃、吴承仕为例，他们还是谨守传统小学的分野，钱玄同虽与他们并称章门三大高足，最后无论是在治学方法还是在思想上都分道扬镳。这一点在钱氏毕生致力的国语运动中，尤其清晰可见。这固然是本着唤醒民众、改造中国人的思想的精神，在治学方法上却是“不惟阐古，抑且开今”的。
清代之考证周秦古音者，自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钱大昕以迄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邹汉勋等，对于韵部之分合，声之异同，声转之条理，已十得八九。至章炳麟、黄侃、钱夏、曾运乾诸氏更集各家之大成，续有补匡。持旧术、因旧极以研究古音者，至此殆已臻极。
可是，钱玄同是一个不爱著书的人，关于音韵学的专著很少，论文也不多。他曾打算出一部文集，终究没有成功，认为可存者太少，后来又认为“简直全要不得”，黎锦熙评论说，这实因人太聪明，学识易进，前头的既说到十二分，后来一看，自然更不满足了。钱先生教授音韵学20年，参稽甚广，剖析极精，酌古准今，日新月异，所以十余年来，索性不编讲义，只印几种重要的表，以便随时演述其所新获与其创见；晚年连这些表也不用了，全凭口说，任人笔记。历届听讲的学生中，也有记得详细的，整理后请他鉴定，他总觉得未尽其义。1915年至1916年，钱玄同与同门黄侃商量音韵，“最为契合”，黄氏治学严谨，也不轻易著书。1915年春，钱玄同手录黄氏所著音学8种，并为之序。对黄氏《重定切韵韵类考》提出修订意见42条，黄氏一一手批注明，表示接受。1917年钱玄同在北京大学讲授音韵学，1919年编成两大册《音韵学讲义》，主要是排比旧说，略加评按，后来节编为《文字学音篇》，有北大排印本。不久他对此书已不满意，常说要大改一下才正式出版，但终于没有动手。《文字学音篇》是我国高等学校汉语音韵学课最早的教材，简明扼要，在当时影响很大。著名文字学家唐兰早年著《中国文字学》，谈到民国六年（1917年）时，北京大学的文字学，分别由两位学者担任，朱宗莱做了一本讲义，叫《文字学形义篇》，钱玄同做的是《文字学音篇》。后来，许多学者常采用这个方法，只讲形义，避免了不太内行的音韵，渐渐音韵学独立了，不再挂文字学的招牌，于是，只讲文字学的形义篇，“就变成瘸子了”。直到现在，研究古文字学的人越来越多，专著、论文也不少，许多是从字形着手，不仅避开了不内行的音韵，而且也避开《说文解字》等书，又没有文献材料作印证，所以与汉朝的经师训“曰若稽古”四个字长达数万言没有两样，但却博得了社会上的一片喝彩。前几年过“龙年”的时候，报纸、杂志甚至学术刊物大兴考“龙”之风，他们翻开《甲骨文编》和《金文编》，就字形发挥想象，有人说龙的字形像蛇，有的说像猪，有的说像闪电，文章的落脚点是说要发挥中华民族的精神，不知是发挥蛇的精神呢，还是猪的精神，抑或是闪电精神呢？不得而知。《甲骨文编》的作者孙海波说得好：
自朱宗莱氏之文字学专述形义，钱玄同先生之文字学刊为音篇，析形义、声韵为二，各为专科，世之讲音韵者，遂不复及形体，理文字者，则亦详形义而略音韵。吾友闻宥言：古文字之学，亦与古语言之学相表里，治古语言不得古文字为证，固无以为征信之资，治古文字而不得古语言为据，尤无以为立说之本（《甲骨文编》卷首附书）。其说甚是。
将文字的形义与音韵分开讲授，原不过是教学需要的分工，而学习、研究者各执一偏，自绝于形义或音韵之外，这样是难以拿文字作治史之用的。钱玄同是书法名家，对汉字字形的演变了如指掌。在古史辨运动中，他不仅大胆怀疑指斥经书，对国故研究者奉为圭臬的《说文解字》，也不轻易放过。1923年他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应顾颉刚的请求，简单地谈了他对《说文》的看法。他说，许慎是表彰“壁中古文经”文字的。“壁经”出于刘歆“向壁（孔壁）虚造”，经康有为和崔适的证明，毫无疑义了。壁经既伪，其文字亦伪。许慎所记篆文，所释形体，大都与甲骨文金文不合，而《说文》中所谓“古文”，尤与甲骨文金文不合。依他的研究，甲文最古，金文次之，石鼓文及大篆又次之（石鼓文为秦文，从马叔平说；大篆为秦文，从王静安说），秦之金石刻及小篆又次之。《说文》所列小篆，已多为汉人传讹之体；近见龚橙《理董许书》稿本，他说《说文》中小篆还不如汉隶的较为近古，极为有见。至于《说文》中所谓“古文”，所谓“奇字”，乃是刘歆辈依仿传误的小篆而伪造的，故与甲文金文的形体相去最远。因为小篆是传误的，“古文”是伪造的，所以说是“伪古字”。“伪古义”如“告，牛触人，角着横木，所以告人也”，“射，弓弩发于身而中于远也”之类。“伪古说”，如“楚庄王曰，止戈为武”，“孔子曰，一贯三为王”之类。至于“伪古礼”和“伪古制”，这是从伪经上来的，若将伪经推翻，则《说文》中这两部分便不攻而自倒了。他在本年前几个月说，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一部集伪古字伪古义伪古礼和伪古说之大成的书。他引孔丘的话，决不可以为真是孔丘的话，但决可信为真是汉儒的话，1925年，针对柳诒徵讥讽古史辨学者看不懂《说文》，钱玄同写了《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他指出，甲骨与钟鼎上的文字，现在还未经整理，但据王筠、吴大澂、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容庚诸人所释，足以订正许书之违失的已经不少；今后用更新方法去研究整理，可以预断，许老爹的胡说八道，瞎三话四，一定还可以揭穿出许许多多来。《说文》所列的文字，不合于古的很不少，这是为什么呢？一般的说法，总以为《说文》根据的是小篆，小篆是秦时李斯所改作的，故不合于古。古文与籀文是合于古了，可惜又太少，这话是很错误的。小篆虽不可以道古，但它确从真古文中变来，所以拿它跟甲骨钟鼎的真古文比勘，可以探得辗转变迁之迹。对于小篆的形体而望文生训固然不对，但它是自然演变的，不是向壁虚造的，所以还是真字。要是《说文》所列都是小篆，虽不足以穷文字之本，而这本书自有它的价值，跟《汉隶字原》、《隶辨》、《隶篇》、《楷法溯源》、《草字汇》等书一样，是文字变迁史上一段信实的史料。可惜许老爹既没有历史的眼光，又没有辨伪的识力，竟把不全的《史籀篇》中的大篆，《仓颉篇》等书中的小篆，跟刘歆他们“向壁虚造”的伪经中的古文掺在一处，做成一味“杂拌”，于是今字跟古字，真字跟假字，混淆杂糅，不可理析，不但不可以道古，就是小篆也给他搅乱了，所以《说文》中所列的文字，其价值还比不上《隶辨》、《楷法溯源》、《草字汇》等，只堪与《汗简》跟《古文四声韵》相比。
《说文序》中有“今叙篆文，合以古籀”二语，段玉裁、郑知同、王国维三人有不同的解说，钱玄同认为王氏的观点是正确的。王氏说：
《说文解字》实合古文、籀文、篆文为一书：凡正字中，其引《诗》《书》《礼》《春秋》以说解者，可知其为古文；其引《史篇》者，可知其为籀文，引杜林、司马相如、杨雄说者，当出《仓颉》、《凡将》、《训纂》诸篇，可知其为篆文。《说文》诸字中有此标识者十不逮一，然可得其大略。昔人或以《说文》正字皆篆文，而古文籀文惟见于重文中者，殆不然矣。
又说：
汉代鼎彝所出无多，《说文》古文又自成一系，与殷周古文截然有别。其全书中正字及重文中之古文，当无出壁中书及《春秋左氏传》以外者。
王氏说《说文》中之古文无出壁中书及《春秋左氏传》以外者，钱玄同说，他从各方面研究，知道这话极对。壁中书等既是伪书，这种古文也就不是真古文了。《说文》中的小篆，近于钟鼎，钟鼎近于甲骨，而《说文》中的古文则与钟鼎甲骨均极相远，而且有些字显然是依傍小篆而改变者。这一点，罗振玉、王国维也早已献疑，罗振玉说：
（甲骨）刻辞中文字，同于篆文者十五六，而合于许书所载之古籀乃十无一二。盖相斯所罢者皆列国诡更正文之文字，所存多仓史之旧文。秦之初虽僻在西戎，然密迩西周之旧都，丰、岐文化流风未沬，其文字应胜于列国也。
他又说：
而由（甲骨）文字之可识者观之，其与许书篆文合者十三四，且有合于许书之或体者焉，有合于今隶者焉；顾与许书所出之古籀则不合者十八九，其仅合者又与籀文合者多而与古文合者寡。以是知大篆者盖因商周文字之旧，小篆者又因大篆之旧，非大篆创于史籀，小篆创于相斯也……至许书所出之古文仅据壁中书，所出之籀文乃据《史籀篇》，一为晚周文字，一则亡佚过半之书，其不能翻合于商周间文字之旧固其宜矣；至于篆文，本出古籀，故与卜辞合者颇多。
钱玄同认为，商代的甲骨文能合于秦汉的小篆跟隶书，反而不能合于《说文》所录出于壁中书之古文，则壁中古文为后人伪造，非真古字，即此已足证明。但罗氏是决不敢大胆地说，“壁中书是假造的，它所用的古文也是假造的”，于是乃曲为之说，论文以壁中书的古文是“晚周文字”，是“列国诡更正文之文字”，此说不但无证，且用旧说而与旧说又不合。他所谓“列国诡更正文之文字”，这是根据《说文序》，那上面说：“其后（段玉裁以为指孔丘死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这是说，战国七雄毁坏旧章，改易新法连言语文字都改变了。其实哪有这回事！周代旧章的毁坏非伊朝夕矣，不统于王亦不自战国始；并且周天子的政令是否曾经统一全国过，实在很是疑问。各国的制度不同于周，彼此也不相同，这种状况决非始于战国。至于言语文字，岂能在短时间之内要改就改，有这样容易的？还有一层，七雄之中，政俗一物最特别，最有它自己的特殊的面目的，就是秦国，罗氏说别国文字都变古，反是这秦文与周为一系，并不足信。
《说文序》又说：“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这是说，孔子用古文写了《六经》，藏在他府上的墙壁里，后来给鲁恭王挖了出来；左丘明用古文写了《左传》（不知藏在哪儿），后来给张苍献了出来，所以若认这古文是真的，那就应该承认是孔、左两公所写的。那两公所写的古文，至迟也只能是春秋时候的文字（照《说文序》的口气看来，这古文应是周宣王在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以前的文字），决不能是晚周文字。若是晚周文字，则非请孟轲、荀况之流重抄不可。但即使请孟、荀用晚周的文字重抄《六经》，还是不能与壁中书及张苍所献的《左传》并为一谈，既然相信张苍献传跟鲁恭王得经是真事实，则非相信这古文是周宣王以前的真古文不可。此用旧说而与是说又不相合。
王国维也知道壁中古文与殷周古文不合，但他又造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之说，他说：
司马子长曰：“秦拨去古文。”扬子云曰：“秦铲灭古文。”许叔重曰：“古文由秦绝”。案，秦灭古文，史无明文，有之惟有“一文字”与“焚《诗》《书》”二事。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爰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原注：犹《史籀篇》之不行于东方诸国），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汉人以其用以书《六经》，谓之“古文”，而秦人所罢之文与所焚之书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现秦书八体中有大篆，无古文，而孔子壁中书与《春秋左氏传》凡东土之书用古文不用大篆，是可识矣。故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原注：即汉世所谓古文）为近。自秦灭六国，乘百战之威，行严峻之法，以同一文字，凡六国文字之存于古籍者已焚烧铲灭，而民间用文字又非秦文不得行用，观传世秦权量等，始皇廿六年诏后多刻二世元年诏，虽亡国一二年中而秦法之行如此，则当日同文字之效可知矣。故自秦来六国以至楚汉之际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汉人以《六艺》之书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废，故谓之“古文”；此语降用既久，遂若六国之古文即殷周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后，如许叔重《说文序》所云者，盖循名而失其实矣。
王氏“东西二土文字”说，即“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钱玄同并不同意。他认为秦之“同一文字”，其性质正与现在“统一国语”相似，竭力推行，务期普及，用的是专制的手腕，所以要“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罢了。秦所要“罢”的，专指形式“不与秦文合者”而言，大不合的固然要罢，小不合的也是要罢，因为目的在于使文字统一。六国的文字究竟比秦文差了多少，这个我们固然不能臆断，但就现在的钟鼎看来（连秦国的），则可以笼统地说大同小异而已。若区为“东土”“西土”两种文字，则为进退失据之论。更何况今所存齐、鲁诸国的钟鼎文字跟壁中古文距离之远，正与秦文跟壁中古文距离之远一样呢！
钱玄同接着说，咱们既认为孔子没有写过什么《六经》，则对于汉朝突然发现的壁中书本已不能相信；何况年代跟传授处处露出作伪的马脚来，如康有为、崔适所云，文字与商周的真古文差得最远，如罗振玉、王国维所云，尚有什么丝毫可信的价值呢？《说文》中古文甚多，而这古文便是来自壁中书，则《说文》不是一部“伪字举要”吗？“伪字举要”自然也有它的用处，但不能认作真的。古字则毫无疑义，壁经的伪字，《说文》所录仅可以称为“举要”，不能称为“大全”。《三体石经》、《古文四声韵》、《汗简》、《书古文训》中保存着《说文》所未录的壁经伪字少，不过辗转传写，失其本真，伪字又须加“误”衔了。不曾晋加“误”衔的，便是最近发现的《三体石经》。钱玄同觉得《三体石经》中的古文，有好些字明明白白看得出是依傍小篆而伪造的；有好些字是古文本有其体，作伪者未之见，因杜撰一体以当之的，自然也有好些字与真古文相合的，这与《周礼》中可以埋藏着周代的真制度之理相同，他表示将来要写专文论述，很遗憾又是“有说无书”。他在1931年写的《左氏春秋考证书后》一文中重申了这一观点。第二年在《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的长文中，最后一部分是专门讨论小学的，他赞扬康有为的文字观的“颠扑不破之名论”，康氏说：
文字之流变，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则音殊，古今时隔则音亦殊，盖无时不变，无地不变，此天理也。然为其时地相接，则转变之渐可考焉。文字亦然。
但他批评康有为认为尊彝铭文也出于刘歆的伪造，其实它们都是周代的真古字。要打倒刘歆的伪古字，尊彝铭文实在是最有效的武器。
关于“古文”的来源，王国维有精确的直证，他说：
……近世所出，如六国兵器，数几逾百；其余若货币，若玺印、若陶器，其数乃以千计；而《魏石经》及《说文解字》所出之壁中古文，亦为当时齐鲁间书：此数种文字皆自相似，然并伪别简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不能以六书求之。而同时秦之文字则颇与之异。传世秦器作于此时者，若《大良造鞅铜量》（秦孝公十八年作），若《大良造鞅戟》，若《相邦吕不韦戈》（秦始皇五年作），石刻若《诅楚文》（宋王厚之考为秦惠王后十二年作），皆秦未并天下时所作，其文字什九与篆文同，其什一与籀文同；其去殷周古文，较之六国文字为近。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差异呢？王氏认为：“其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秦篆者，时不同也；中不合秦文者，地不同也；其讹别草率，亦如北朝文字上与魏晋，下与隋唐，中与江左不同。其中玺印、陶器，可比北朝碑碣；兵器、货币，则几于魏齐小铜造像之凿款矣。”他得出结论说：
余谓治壁中古文，不当绳以殷周古文，而当于周时之兵器、陶器、玺印、货币求之。惜此数种文字，世尚未有专攻之者。以余之不敏，又所见实物谱录至为狭陋，然就所见者言之，已是知此四种文字自为一系，又与昔人所传之壁中书为一系。
钱玄同说，王氏的考证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三件重要的事实：
1.壁中古文经的文字，与殷、周、秦的文字都不相合。
2.这种文字与六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四种文字为一系。
3.这种文字的字体讹别简率，不能以六书求之。
据此可证，“孔子用古文写六经”之说确为伪造，是为康有为辨伪经加一重要证据。刘歆伪造古文经，当然要用古字来写，那时甲骨固未发现，尊彝也极少极少；而六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时代即近，当时必有留存者。这些东西上面的文字，则自秦始皇“书同文字”以来悉被废除，常人本多不识，虽本是六国异体，大可冒充为“仓颉文字”；更妙在字体讹别简率，奇诡难识，拿它来写伪古文经，是很合适的，所以壁中古文经就得拿这种“古文”来写了。
有的人或许会说：壁中古文经既是用六国文字写的，则经虽可目为刘歆之伪经，然字却不可目为刘歆之伪字，钱玄同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刘歆的“古文”虽源出于六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上的文字，但那些东西上的文字，为数一定很少，拿来写经，是决不被用的。用近代同样的一件事作例，便可以明白了。看吴大澂用尊彝铭文字写《论语》与《孝经》二书，并且也兼采兵器、陶器、玺印、货币上的文字，吴氏所见古文材料之多，过于刘歆当不止十倍；而吴氏仅写《论语》、《孝经》二书，刘歆则要写《尚书》、《仪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这许多书，还要写《左传》（《说文序》谓左丘明用古文写《左传》，又谓张苍所献《左传》中的文字与壁中古文相似），是刘歆所需用的字应该多于吴氏者当在百倍上。可是吴氏用那样丰富的材料写那么简少的书，还是要多多地拼合偏旁，造许多假古字，又加上许多《说文》中的篆字才勉强写成，则刘歆用那样贫乏的材料写那么繁多的书，这能不拼合偏旁，造极多的假古字吗？壁中经用真六国文字写的，不知有没有百分之一，而拼合偏旁的假古字一定占了最大多数，所以说刘歆的古文源出于六国文字，是对的；若说它就是六国文字，那可大错了。所以目壁中古文为刘歆之伪字，不但可以，而且是应该的。
钱玄同对小学、经学、史学都作了大胆的怀疑，三者无不牵涉“壁中古文经”的真伪问题，现在学者们基本上都不相信孔子作六经之事（少数学者相信孔子作《春秋》），这是学术的进步，但基本都不相信刘歆伪造所谓“壁中古文经”。其实关于所谓“古文经”，无论是挖出来的也好，还是献出来的也好，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真不少，有必要加以研究，重新认识。对于《说文解字》，现在的甲骨、金文材料十分丰富，许多不能与《说文解字》的字形与释义相合。说明钱玄同怀疑《说文解字》是有预见性的。他在1933年《与黎锦熙先生论“古无舌上、轻唇声纽”问题书》的末尾提到《说文》一书时说：“年来对于说文部首中独体之字，其不见于甲骨金文及经子传记者，都觉可疑，疑古实无此字，许君因欲分部而强立此部首也（正如康熙字典之立“亠”部）。”钱玄同对《说文解字》下过很大功夫，编过《说文部首今读表》，全书将《说文解字》540个部首以国音为纲，以四声为纬，并将同音字分类，上卷主声，下卷主韵，是研究《说文解字》和中国文字学的重要参考书。另有《说文音符今读表》，是上书的姊妹篇，全书收录音符（即“从某声”之声）1300多个，体例同上书，此外还写过一本《说文段注小笺》，只有油印本。
钱玄同对《说文解字》既有怀疑，认为只有甲骨文、金文才是最可靠的文字。他对钟鼎彝器铭文的研究，常说从欧阳修到郭沫若，诸家著述，往往一器而各书异名，一字而考释殊异，摹写款识，也不一致，应当大规模地做一次“索引式的整理”，最好是剪贴原著，成一《金文汇编》。1931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研究院，钱玄同指导何士骥整理《说文》、金文，何士骥拟具了《编纂金文汇编计划书》，也称《金文集释》，搜集了宋清两代及近时的专书62种，钱玄同对于甲骨文的研究，说当看“四堂”的书，四堂即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沫若）、董彦堂（作宾）。可见钱玄同研究文字形，是主张把形义与音韵结合起来的。
黎锦熙先生说，钱玄同教授北平公私立各大学，以音韵为主，本其师传，复运以科学方法，参以新获材料，卓然成当代大师。他治文字音韵之学的根柢，固然是从他章老师处培植得来的，但若编一部《语文学案》，《余杭学案》系统下的钱玄同，定须为另辟《吴兴学案》。因为他确能自创系统，青胜于蓝。王国维一度认为，清代汉学极盛，对音韵的研究登峰造极，顾、段、戴、孔、王、江研究的古音二十二部“遂令后世无可增损”，“古韵之学，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事实上并没有这么简单。诚如黎锦熙所说，自章太炎、黄侃死后，音韵学已成国中唯一的灵光。钱玄同最精此学，可惜也是专著极少。他在北京大学讲“古音考据沿革”，主要有下列内容：
〈一〉什么是古音。
〈二〉最先注意古音者—宋吴棫与郑庠。
〈三〉陈第、顾炎武诸人考证古音的方法。
〈四〉近300年来考明古韵的历史—从陈第到黄侃的考明音韵，从钱大昕到曾运乾的考明古声。
〈五〉古代韵文与古韵。
〈六〉形声字与古韵。
〈七〉古韵有“四声”吗？
〈八〉古声纽与古韵部有多少？
〈九〉古音，隋、唐、宋韵书之音，国音，这三者异同之比较与说明。
〈十〉古声的音转问题。
〈十一〉晚周、秦韵的古韵与三百篇的古韵之异同。
〈十二〉古声韵的读音与假定。
钱玄同讲课时，他的学生白涤洲做了笔记，不久白涤洲不幸病逝，笔记自然没有记完。所记的一点后来发表在《国语周刊》（1936年），这是一篇很宝贵的上古音韵学教材，只可惜太少，它算是白涤洲的遗著，最终又成了钱玄同的遗说。
中国传统的音韵学，包括“今音学”、“古音学”、“等韵学”三个部分。今音学实际上是指中古时代的语音，它以《广韵》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隋唐时代的语音系统。古音学则是以古代韵文和文字的谐声偏旁为对象，研究先秦两汉时期的音韵系统。等韵学实际上是古代的语音学，它是隋唐以后的音韵学家为研究汉语语音原理和发音方法而创立的一门分支学科。自元代以来还有所谓“北音学”。钱玄同对这几个方面都有所涉及。他在1934年发表了一篇长文《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字》，极富有创造性。他讨论了历代音韵学家对古音分部（韵类）的观点，并试图求其“韵值”，即假定那时代口头上的音读。曹述敬先生曾将钱氏古韵28部按阴、入、阳三声排列，并注以钱氏所假定的音读如下（其中“鱼、铎、阳”三部和“宵”部的标音与《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原文所列的不同，是根据钱氏遗著《古韵“鱼”、“宵”两部音读之假定》一文加以修订的）：
（阴）（入）（阳）
歌a ua 月at uat 元an uan
微u 物t ut 文n un
质鎡 真鎛
佳e 锡ek 耕eng
鱼o 铎ok 阳ong
侯u 烛uk 鍾ung
幽o 觉ok 冬ong
宵
咍 德k 登ng
缉op 侵om
盍ap 谈am
曹先生评论说，大抵分古韵为28部虽非钱氏的创见，却是经过他精研熟虑的主张。并且由钱氏进一步确定了“异平同入”，阴阳入三声相配的学说。28部音读之假定，因系初定之稿，有待修订之处，在所难免，然钱氏根据古韵的通转关系配置韵值的元音地位，考于文献，证之方言，密察音理，验诸唇舌，独见不少。而且这篇论著是最早发表的我国学者利用国际音标系统地拟构全部周秦古韵音读的研究成果，首创和启后的功绩都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钱玄同指出，古韵分部，创始于宋代郑庠，郑氏作《诗古音辨》，分古韵为6部，仅就《广韵》以求古音之通合而已。明季顾炎武作《音学五书》，分古韵为10部，始根据《诗》、《易》用韵，离析《广韵》以求古韵，清朝小学名家辈出，近世章太炎、黄侃集其成，黄侃分古韵为28部，钱玄同认为最为精当。但认为有两点需要修正：第一，黄氏“萧”部之入声尚应分出，独立为一部；关于此点，其弟子黄永镇作《古韵学源流》，即已修正，即分“萧”部入声为“肃”部。第二，黄氏“豪”部，实无入声，段玉裁已考明，黄氏则分出入声“沃”部，钱玄同主张用黄氏28部，而分“萧”部为二，今称“幽”部与“觉”部；合“豪”部“沃”部为一，今称“宵”部，这样一分一合，还是28部，但与黄侃的分法实有不同。
探求古音的韵值，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过这也正是音韵学的最高理想。正如王力先生指出：研究上古语音，“不在乎探求韵部的多少，而在于更进一步，去考定上古韵母的系统，及假定其音值”。清代小学空前繁盛，还认识不到这一点，诸大家如顾、江、段、戴、孔、王等，都只知考明“音类”，不知假定音值。段玉裁作《六书音韵表》，江有诰称赞“其造诣深邃，真能复三代之元音，发唐宋以来未宣之秘”。钱玄同也说，该书分古韵为17部，古韵分部已大致就绪。段玉裁考证“支”、“脂”、“之”三韵上古读音有别，戴震盛赞这一创见“卓识可以千古”。可是段玉裁在口头上并不能读出这三韵的不同声音来，成为一件使他死不瞑目的憾事，也是音韵学上有名的掌故，段氏在《答江晋三论韵》书中说：足下“能确知所以‘支’、‘脂’、‘之’之分为三之声源乎？何以陈隋以前‘支’韵必独用，千万中不一误乎？足下沉潜好学，当必能窥机倪。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也！”钱玄同指出，古韵分部既与后世不同，则各部之音读自亦有异，此本极应研究者。然而清代的古音学者对于古韵之音读，多数皆以现官音读《广韵》之音为准，如“鱼”部即读u，“歌”部即读o，“阳”部即读ang；甚至明知“佳”、“微”、“咍”三部必须分析，而仍从“支”、“脂”、“之”之韵做分音，一律读“i”；“真”、“文”虽分为二，而仍一律读为ang；“耕”、“登”二部，虽明知古音不相通，则一律读为en。此与古音真相必不能符合，是可以断定的。邹汉勋作《五韵论》，始参考方音以求古韵之音读，颇有可采之处。黄元同的《六书通故》及章太炎的《二十三部音准》对于古韵各部的音读皆有假定，发明甚多。黄季刚的《音略》中亦言及古韵音读。现代汪衮甫、林语堂、魏建功、罗莘田、李方桂、王静如诸氏，多能根据发音部位以说明声音转变之路径，参考方音及外国语等等以求古音之真相，时有善言，可资研究。这是音韵学研究方法的进步和革新，钱玄同十分重视。
章太炎是借汉字譬况古代的音读，或用声势来解说；黄季刚是用今韵的“韵摄”加以解说，当然都没有使用现代的“音标”，也不知道利用注音符号。这样不仅使人难以理解，更何况用汉字譬况，那些字的读法还有方音、标准音的问题。在钱玄同之前，高本汉对上古整个音系都做过假定音值。他是《广韵》学专家，他所假定的上古音系和音值，大抵是根据隋唐去推定的，近于猜想，而且他未说明古韵应分多少部，王力给他配成24部。钱玄同对高本汉的音韵研究有很多批评，他假定古韵的音读除重视用现代各地的方音方言来印证外，还注意到日本的“吴音”。他使用了国际音标，也尽量用当时的“罗马字母”和“注音符号”来标记（早在《文字学音篇》中，就有专章讨论注音字母与传统音韵学的关系），便于理解。他特别注重各部元音的发音部位和“声音拼合自然之理”，又能照顾部与部之间的通转、对转、旁转关系，正如黎锦熙说，韵部、声纽、声调三种成分，要合起来才算一个字“音”的全体，每种成分在古音的研究上又各有“类”与“值”两方面，钱玄同是究“类”以定“值”的，不是徒知据后推前，率尔猜想“音值”的。虽亦有承于师，有征于友，而其才力独到处，可以自创师传矣。假定古音的音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方桂先生说，绝对无法证明，其“近似值”也不过是猜想），而钱先生则因为对于古音的“音类”研究，有积久的功力，把周至汉所有“韵文”和文字“谐声”“假借”的材料差不多都弄熟了，特根据古韵的“通转”关系来配置这28部“韵值”的元音地位，就是说，能通转的几部，其元音地位必相近，否则相远；按照这一原则，就矫正了许多旧说和新说。黎锦熙也发现钱玄同假定的古韵音读中没有i、e等舌前上长开、半开的元音，就对他说：“周汉时代的人，似乎都缺了门牙，还没有镶好金牙呢。”这是根据他们两人常谈的一个北平笑话：有一位女郎，门牙长得不好，准备换镶金牙，把门牙都敲缺了，别人问她：“贵姓？”“十五。”“贵庚？”“属虎。”“贵干？”“唱大鼓。”等到她的金牙镶好了，又有人问她：“贵姓？”答：“姓李。”“尊住？”“京西。”“岁数？”“十七。”“贵庚？”“属鸡。”“贵干？”“唱戏。”可见古音音读若缺i韵母，那是不可想象的，钱玄同当时也表示，反正是个“假定”，总得要修正的。这篇论文所涉及的问题，钱玄同研究了10多年，其成果及研究方法都很有新意。王力先生很重视这篇论文，1958年他在《上古汉语入声和阳声的分野及其收音》一文中说：“在入声和阴声关系的问题上，段玉裁和戴震形成两大派别，可以称为考古派和审音派，王念孙和江有诰、章炳麟是继承段玉裁的；刘逢禄、钱玄同、黄侃是继承戴震的。”更巧的是，戴震和段玉裁是师生关系，章炳麟和黄侃、钱玄同也是师生关系，他们师生在这个问题上分道扬镳。王氏把他自己所定的古韵29部及假定的音读，按照钱玄同所分韵部的名称和排比次序列了两个表，加以比较，观点是大同小异。
关于古音的声纽，钱玄同的研究方法也很新颖。清代小学极盛，正当各家忙于古韵分部之时，钱大昕则开始重视声类，这是小学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转向。钱玄同肯定了钱大昕、章太炎、曾运乾的古音声纽研究，此外如黄侃的成果也有可取之外，他则进一步考证古音无“邪”纽。钱大昕、章太炎等大家考定古声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中古声类为出发点以求合，凡是古声类相通的就进行归并，认为他们应该合成一类，例如钱氏把“非”、“敷”、“奉”、“微”四纽归并到“帮”、“滂”、“并”、“明”四纽，章氏把“娘”、“日”二纽归并到“泥”纽，都是用的这类方法。钱玄同的考订方法则有新的突破，即从谐声入手。黄侃把“邪”纽归入“心”纽，如果从谐声的关系看，“邪”位和“精”组字的关系并不密切，和“庄”字组的关系也不密切，却跟“定”纽的关系很深。钱玄同研究了《说文解字》里面的谐声现象，得到的结论是：
考《说文》300余字中，徐鼎臣所附《广韵》的反切，属邪纽的有105字，连重文共134字，就形声字的声母（按：指谐声偏旁）考察，应归定纽者几及十分之八，其它应归群纽者不足十分之二，有应归从纽者不足十分之一，从大多数言，可说邪纽古归定纽。
钱玄同自己说这篇《古无邪纽证》是应北师大《国学丛刊》索稿甚急之故而匆匆草就，这比他一贯述而不作，有说无书的情况要好一些，他表示还要进一步研究。他的学生戴君仁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论点。他认为他的老师的文章“惟属稿忽邃，仅从谐声考定，而于经籍异读，汉师读若，未遑及也”，于是写了《古音无邪纽补证》，补充了一批新的材料，例如：
寻《尔雅·释言》：“流，覃也，延也。”释文：“覃本又作字。孙叔然云：古覃字同。”按：即寻字，《广韵》：寻，徐林切。又邪纽，覃，徒含切，属定纽。从《左（传）·哀（公）十二年传》“若可寻也”。服注：“寻之言重也。”重，直容切，属澄纽，古亦归定。又《释名·释兵》：“剑，其旁鼻曰镡，镡，寻也。带所贯寻也。”，《广韵》覃、寻二音。
斜《史记·张仪传》：“塞斜谷之口。”集解引徐广曰：“斜，一作寻。”索隐：“寻斜声相近。”按：寻，古读同覃。斜，《说文》读若荼（钱师已举），《广韵》：斜，以遮切，又似嗟切，似嗟切属邪纽，以遮属喻纽。喻古亦归定。
徐《易·困·九四》：“来徐徐。”释云：徐徐，子夏作荼荼，翟同。荼音圆。《广韵》：徐，似鱼切，属邪纽；荼，同都切，属定纽。
俗《释名·释言语》：“俗，欲也。俗人所欲也。”《孝经·广要道章》：“移风易俗”，疏引韦昭曰：“随其趋舍之情欲，故谓之俗。”《广韵》：欲，似足切，属邪纽；欲，余蜀切，属喻纽。
黄侃把古声类归为19纽，“邪”纽归为“心”纽，戴震曾在《声类表》中提出过。钱玄同认为“邪”纽应归定，这一创见足以补黄侃音说之缺，值得重视，后来刘赜受此启发，作《“喻”、“邪”两纽古读试探》，主要也是研究“邪”纽字的古读，所运用的材料更加广泛，得出的结论也与钱氏相似。
《广韵》是现代韵书中最早的，历来受到音韵学家的重视。钱玄同也不例外。他指出前代对于声韵学之研究，萌芽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而双声叠韵之说大盛。韵书始作于魏之李登，继则有吕静、夏侯咏、李浡、阳休之、杜台卿诸人之作，至隋陆法言撰《切韵》而集其大成。唐有王仁昫、孙愐、李舟诸人增益陆书，至宋之《广韵》而刊为定本。魏、晋、南北朝之韵书集成于《切韵》，唐人增益《切韵》之书，勒定于《广韵》。故《广韵》可称为前代韵书之家。魏、晋、南北朝人虽亦言双声，而未有为声纽作专书的。至唐末，始有守温制成30字母，后又增为36字母。近代学者番禺陈君及蕲春黄君先后以36字母与《广韵》中之声纽比勘，审其未尽密合，重为考定，而后魏、晋至唐、宋之声纽始显。今所传韵摄书之最古者，为南宋张麟之刊行的《韵镜》。此书不著撰人姓氏，可能出于北宋之初，因其归纳韵部而为诸图，与《广韵》系统甚为密合。所以《广韵》也是韵摄之原。反切之兴，与韵书同时，上字表声，下字表韵；一韵之中，因开合洪细而又区分为二类或四类。自番禺陈君著《切韵考》，就《广韵》中之反切用字而归纳成的《声类考》及《韵类考》两篇，于是魏、晋至唐宋之声类若干始了如指掌。所以《广韵》还是反切之家。由此可见，《广韵》一书实为前代声韵学之总汇。周、秦两汉之世，未有韵书；自昆山顾君及嘉定钱君以来言古音者，皆就《广韵》并合离析，而定古韵与古声之部目，至言及声韵类例，更无不沿用《广韵》之成法。《广韵》以后，尚有《集韵》、《五音集韵》、《韵会》诸书，不过就《广韵》而增益字数及字音罢了。（亡清之《佩文诗韵》极无价值，不足齿数）元、明、清代之韵书，自《中原音韵》至《五方元音》，就音而言，固属于现代标准国音之系统，然就其书之体例而言，则仍为《广韵》之支流。由此可知言前代声韵学之名词类例，举无能逾越《广韵》之范围。是故，就《广韵》而解释前代声韵学上之一切名词及其类例，更进而说明《广韵》前后各书中之声纽、韵部、韵摄及等呼之异同，勒成一编，以饷学子，实今日治声韵学者所有事也。
《广韵》的用处，既可上推周汉古音，又可下核现代方音，赵元任在中央研究院制定的《方音调查表格》，即全据《广韵》。钱玄同有《广韵之“声纽”“韵类”及其假定的读音》两表，是教学时用的，每年有所改订；其假定音值所用的音标，与古音同，有时全用国际音标，有时采用赵元任把高本汉的音标改从简氏的“古音罗马字”，即《方音调查表格》所用的。钱玄同曾在1934年国语委员会第二十九次常委会上提议请赵元任再添若干辅音、元音制定“方音罗马字”，简明曰FR，除用以调查方音外，并可以记旧韵书中一切国音所不用的音。他对于高氏所析《广韵》“声纽”与“韵部”的“音类”和假定的“音值”都有所纠正，这是有国际价值的，可惜除两表外，有说无书。他早年把《广韵》的反切，一一注出“36字母”和“等呼”来，最便考检；后又用注音符号加注国音，名曰《广韵》今读，这是“致用求适”的工作。1928年，就成为中国大辞典处难字定音的标准。他的老学生白涤洲未死时，对《广韵》《集韵》两书做了一番彻底的统计工作，钱先生与他讨论最多。
钱玄同曾给魏建功写信，认为《广韵》中的反切所反映的声母应分46类，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如何略微改变“注音字母”固有的形体，用以标记《广韵》46字母的音值的，魏建功把这封信的内容写成一篇短文，以钱玄同的名义发表在1925年《国语旬刊》第一卷第九期，并加了按语说，前人及近人考订《广韵》的声类，都是以36母为基础，推求古音的分合，与订《广韵》纽类的范围不同，疑古先生从反切字类读音实际情形而分做46纽，我们研究国音沿革的声纽标准，36母固然可用。不过与36母同时的韵部标准却无确证；所以《广韵》的音既有206部，再得46声类，然后上追三代下迄现世，其中分合变递就容易捉摸了。这也是发表它的重要意思。曹述敬先生强调指出，钱玄同这封信的内容所以非常值得重视，一因这是很早提出的一种《广韵》声类学说；二因这是我国学者最早应用国际音标为《广韵》声纽系统地标音，而又加注了民族形式的注音符号（即略改变形式的注音字母），既便于学习研究《广韵》音系，又可用以记录方言，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等韵学是中国宋元间自己发明的“语音学”，钱玄同认为审音之进步的，是“韵摄”与“四呼”。“韵摄”即合诸韵之相近者为一摄。钱玄同很早就编过韵摄表，黄侃在《音略》中称赞它“差有纲维，非同臆论”，他讲“韵摄”即采用钱氏之说（由22摄改为23摄）。钱玄同在《文字学音篇》中说，“《广韵》二百六韵之等呼阴阳既明，则于审音之事无疑滞矣，于是当就异韵同音者括为‘音摄’”，还列表与《切韵指掌图》13摄、《切韵指南》16摄相比较。“四呼”即开口、齐齿、合口、撮口，钱玄同讲《广韵》与古韵都用这些术语。钱玄同主张古韵没有齐齿与撮口，有开口与合口，而且古音读合口呼之韵实际不多。因此，他假定的古韵28部的音读，只有三个韵部有合口呼之韵，有六个韵部为兼具开合二呼之韵，其余皆为开口呼之韵，没有一个韵部为齐齿呼或撮口呼之韵，黎锦熙根据这个假定，依着伦敦大学琼斯（D。Jones）的元音舌位图，再配上两行“鼻”“塞”辅音作“声随”，仿章太炎《成均图》之义，画了一个《新成均图》，发现钱氏假定的古韵音读，舌前部上升到半开的“标准元音”全部没有，当时就用一位女郎镶牙的笑话提出异议。因为钱氏认为古无齐齿呼，即先秦人都不会发〔i〕音，恐怕难以想象。但是今天普通话里读齐齿呼的字，在方音里读开口呼的现象，是并不罕见的，当代有的学者也有主张上古韵母没有介音-i的，钱玄同认为古无齐齿、撮口两呼，合口呼亦不多的假说，倒符合现代汉藏语的情形，说明并非无据，很有研究的余地。至于“四等”，即将开合两呼的字名分为四等，其第三第四两等为细音，即名为齐撮两呼，钱玄同认为这在学理上站不住脚，不能自圆其说。恐怕是古人不如今人之有科学头脑，一定要在整整齐齐的格子凿四方眼儿，所以同呼而又分等的字，多说不通，有些字又配得支离凌乱，江永的《四声切韵表》、陈澧的《切韵考外篇》，都不免上了当。
元明以来的“曲韵”和“通俗韵书”，这是制定标准国音的本源，钱玄同在教学时也列有精密的比较表，以元代的《中原音韵》，明以来的《中州音韵》、《洪武正韵》、《五方元音》为主，他的学生赵荫棠专治此类韵书极赡博，著有《中原音韵研究》，钱氏曾有评论。这类韵书历来被认为非正统，遭到排斥，中国有尊古的恶习，小学家往往株守《广韵》这部圣经，摒弃以后的许多韵书，钱玄同批评这种偏见。他也很重视《广韵》，前面已有叙述；后于《广韵》的《中原音韵》同《洪武正韵》在音韵史上都有它的价值，所以要想了解3000年来中国音韵的沿革，实不应轩轾于其间。他说：
清代学者，自然有他们的优点，不过也有缺点，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历史观念。古今中外的音韵，只能有异同，不能说有好坏。至章太炎、黄季刚两先生确认为元明以前的都好，唯有到了元明就糟了，所以自清代以来，上至于顾炎武、戴东原，以迄段玉裁、孔广森，下面至于王念孙、章太炎，以迄黄季刚，都是专讲元以前的音韵，至于元明则绝口不提。他们这种观念，可以说是很谬误的。”
他称赞周德清的《中原音韵》：
周德清这个人……是很可佩服的，并不是我们故意来翻前人的案，我们拿历史眼光去看，周德清确实是大胆，他能不管《切韵》《广韵》而毅然从当时北平音而作了这部《中原音韵》。
又说到《中原音韵》的命运：
至于学者则更排斥它了，不提则已，一提就大骂一顿。我们从这儿，就可以晓得清代的人，对于《中原音韵》的态度了。
他论《洪武正韵》道：
清代学者因为好古的原因，所以总是排斥《洪武正韵》的。而其实清人所以排斥《洪武正韵》的地方，正是我们所以称赞《洪武正韵》的地方。
他称赞《洪武正韵》的研究方法：
清代学者的学问研究，可以说是科学的而明代学者研究学问，则为文学的。清代学者因为好古的原因，所以不能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别人正因不能做考证工作，所以能够不受过去传统的影响，能以自辟蹊径，即如《洪武正韵》就是一例。
他又强调声韵之学与大众密切相关，反对猎奇欺世。他在为林尹《中国声韵学要旨》写的序言中说，声韵之学，本人人所当解喻者。童子入学识字，即宜传教之审音正读，使不歧误。故欧文首教字母，习拼音，日本首教假名，而我国现代小学教育亦定为首教注音符号，并习拼音与声调。盖不能审正音读，则或歧于方音，或误于俗读，甚且有望字生音，凭臆望读者，斯大悖于国音统一之旨。自成童以上籀读古书，宜知小学。小学包形、义、音三端，而音为首要，因形义之变迁多以音之通转为其枢纽，故前代之声韵学必当讲求。世人不明此义，以研治声韵为小学家之专业，与其他诸学无涉。更有横加讥讪，称治声韵学者为能读天书，一若此乃嗜奇之士故弄狡狯以惑世人者然。
声韵学为什么懂者甚少呢？钱玄同说，昔之小学家虽能穷音理，明变迁，而所用术语率多含糊，所述理论每或支离，成学尚难遽瞭，何况闾里书师？则因此学之不明，上之不能供籀读故书者之取资，下又不能备从事教育者之应用，固意中事，声韵学之不行也亦久矣。以余所知，今日旧式学者之中，其谈玄学及憙华辞者，多不解训诂，昧于声韵；以其能考释经诂及校记群书自诩者，往往不明声韵转之条理，但窃段、王、俞、孙诸家之形似以欺惑愚众，彼等未必不知声韵与其所学有关，而竟茫昧若此，则因声韵之学也不通行，其条理本非所谙悉也。
接着，钱玄同说，现在既要继承前代声韵学的传统，又要用现代注音符号说明音理。他说，近年以来，锢蔽之习渐移，童子识字宜知声韵之理渐为有识者所共喻，故注音符号之推行今已见端。但愿顽梗之徒不复能假借旧势以摧残新事业，则因注音符号之普及，而前代之声韵学得以暗而复明，滞而复行，固可预测。或因注音符号所拼之音为现代之标准音，所用之方面为普及教育，疑其与前代之声韵学无涉，其实不然。古今声韵之异同，全由于自然之变迁。不习今音，不能明古音之演变。古今确实复杂：有古有而今无之音，有古无而今有之音，又有古无而后有而今复无之音；有古读音不变者。诸如此类，一方面固宜就书册而致力于考古，一方面又宜就唇吻而致力于审音。不能审音，虽明知某声某韵古今不同，但仅知其有此变迁而不能知其何以有此变迁。前代学者多有此病；如金坛段君著《六书音均表》，能断定《广韵》中“之”、“脂”、“支”三韵在唐以前古音中必分为三，必不可合一，而终不能假定此三部为三种读音者，则由段君虽精于考古而实疏于审音之故。注音符号虽为现代之标准音而作，然以之说明音理，作审音之用，亦可得其大凡。余在北京大学及北平师范大学等处讲述古今声韵沿革，用注音符号以说明音理者已20年，深知其不仅堪作今后统一国音之工具，且又堪作说明音理之工具。故注音符号实有助于前代之声韵学。
钱玄同对于当时流行的《诗韵》，最看不起，因为它是由南宋平水刘渊把《广韵》206韵删并的，当时金人又省去100韵，计106韵，已经弄得不古不今；而清康熙时照颁为《佩文诗韵》，又把向来韵书同音字为一组的好体例打破，每韵中凡常用字都列在前，更弄得不三不四。他主张做新诗和旧体诗，都应该依国音的韵母押韵。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新文学与今韵问题》，专门讨论这一问题。黎锦熙编《佩文新韵》时，钱玄同为他列了一个《〈广韵〉韵目与“十八龙”的对照表》，又参据毛奇龄的《古今通韵》，约此18韵为5摄，并主张要把北平音系的“儿化韵”即“卷舌韵”附加进去，他拟定“十九虾儿”到“廿七虫儿”共9个韵，自告奋勇，按韵编字，后来因病未能成功，但写了一篇《与黎锦熙论“儿化韵”书》，附印在《佩文新韵》的卷后，这就是他站在“致用求适”的立场上对于诗歌用新韵的主张。他在《新青年》上，有讨论方言的文章，认为统一国音必须注重调查方言。在音韵学研究中，他也很重视寻找新材料。他晚年写给黎锦熙先生的一封信说，泛言“古音”、“今音”本太含糊。徒因自来学者，自陈第以至黄侃，全是从书本上找证据的，且都是荣古贱今的先生，故泛言“古音”、“今音”耳。他接着说：“不但黄侃，即钱玄同与黎锦熙，虽对于前人的此种态度不满，实则截至现在为止，钱、黎二公又何尝能于书本外得到多少新材料？此无他，调查方音之工作未有相当之成绩，斯‘古音’、‘今音’问题即无法得到满意之解决也。”这还是贯穿着疑古的精神。他认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应比传统“小学”的范围广泛，应分四大部分：（一）声韵（或称音韵），（二）形体（旧所谓“六书”属之），（三）义训（即训诂，又“复合词”即“联绵字”当属之），（四）文法。
关于音韵，已见上述。关于形体，钱玄同在师大兼任“说文研究”科目时，取《说文》部首及各部内所列“象形”、“指事”、“会意”字之全部，及“形声”字中古今变迁较多之字，上考甲骨刻辞钟鼎彝器铭文以探其源，下证唐宋以来到现代的语文和俗体字等以明其变，除以形体演变为主外，“义训”相因而阐发，“音韵”亦借以旁参。他用历史的态度，既不“泥古”，亦不“蔑古”，真有“疑古”之精神，“考古求真”之成绩。可是他又是有说无书，连论文都没有发表过，常与黎锦熙雅谈而已。黎先生说，我眼见他日有进境，因为他见闻广博，新发现的实物和时贤的新说，他都能得风气之先，而又能定得失之准。他的新获与创见实在太多。“雅”谈的最后年余，我常给他作系统的归纳，遂商一种“六书新说”，一切例证，由他充实；分析条理，我任参订，六书新说的纲要已写进《国语辞典》的序言里，但书终究没有写成。至于“义训”与“文法”这两部门，钱先生自谓精力来不及，尤其对于后者向无研究，因此拉我当“伙计”云。钱先生对于这两部门虽谦虚，但他论文字“义训”之变迁，及“复合词”之构成，实能以音韵驾驭之，如词形之歧异与统一，本字与假借字等；他在“致用求适”的工作上，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国语委员会第二十九次常委会，提议通过与“文字学”有关的三案：一为规定“分歧”“混淆”与“未定”的词形案，二为编制基本国语案，三为规定详备之“词类连书”条例案。至于“文法”，如新式标点符号，他提倡最早，用标点而又主张中文改用横行，见《新青年》四卷二号，六卷一号、六号等；六卷二号有《文学革命与文法》。总之，他在《新青年》时代种种革新的主张，民国十年（1921年）以后渐臻成熟，提出方案，分工合作，以迄于死。钱玄同继承中国传统小学的遗绪，又注意吸收现代语音理论，并积极向书本外找材料，使他超出了传统的小学家，仅以他的同门黄侃、吴承仕为例，他们还是谨守传统小学的分野，钱玄同虽与他们并称章门三大高足，最后无论是在治学方法还是在思想上都分道扬镳。这一点在钱氏毕生致力的国语运动中，尤其清晰可见。这固然是本着唤醒民众、改造中国人的思想的精神，在治学方法上却是“不惟阐古，抑且开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