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不惟阐古，抑且开今（一）
—汉字革命与国语运动
“国语”，顾名思义，就是指本国固有的语文，是相对于外国语而言。在中国历史上，不少民族曾经把本民族的语言称为国语，《隋书·经籍志》载有《国语·物名》等书，为北魏人所撰，记拓拔氏本部族的语言。又如《辽史·国语解》、《金史·国语解》等，也就是解辽、金等本族语言。清一度以满洲语为国语，但入主北京，一统全国后，鉴于汉族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把满洲语推广到全国，作为国语，朝野所用文字，自然非汉字莫能取代。早在钱玄同12岁时，即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福建蔡锡勇、广东王炳耀等先后提倡改革汉字，福建卢戆章所著汉文改革的书一度受到朝廷的注意。本年还发生了两件大事，最著名的就是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其次就是天津《国闻报》刊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不久，单行本出版行世，风行一时。适者生存的当头棒喝使许多人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共谋存国保种的良策。那难认、难写的汉字，一度被认为是记载圣王心法的神圣之物，也受到质疑。传说中造字的仓颉，历来都被认为是圣人，他造成字以后，据说连鬼也哭起来，足见文字的产生是多么重要的举措。清末海禁大开，西国的字母文字易拼易学，中国学人便认为西国之所以国富民强，原因就在于识字的人多，民智大开。据民国四年（1915年）教育部的统计，在中国，1000人中仅有7人识字，清朝的状况可想而知。清末文字改革家劳乃宣曾给西太后上过一个奏折，深感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百人中有六十余人识字”，所以“民智开通，雄视宇内”，痛陈中国文字改革的必要性。钱玄同在18岁那年（1904年，光绪三十年）向同窗友人借阅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此时他不再尊清，而以排满为唯一天职。《新民丛报》中载有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表彰南明刘继庄“造新字，倡地文学”，就是这个深刻的印象把钱玄同引到国语运动中来。
黎锦熙先生说，大凡一种“运动”，总是起于先知先觉者一种有意的宣传，跟着社会上有一班人受其影响，而相与追随。跟着政府也受其影响而起了反应。我们根据这个运动历程，可以把30多年以来的“国语运动”划分为四个时期。每一个时期，就拿政府对于这种运动反应的事实作一个纲领，碰巧是每10年成一个阶段：
1.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本年7月28日，军机大臣奉上谕：取卢戆章等所著之书，详加考验具奏。
自这年起的10年中，可定为国语运动的第一期—“切音”运动时期。
2.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本年7月24日，劳乃宣进呈《简字谱录》，奏请钦定颁行天下；奉旨：学部议奏。
这是国语运动的第二期—“简字”运动时期。
3.1918年（民国七年，农历戊午）
本年11月23日，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
这是国语运动的第三期—“注音字母”与“新文学”联合运动时期。
4.1928年（民国十七年，农历戊辰）
本年9月26日，中华民国大学院公布《国语罗马字》。
这是国语运动的第四期—“国语罗马字”与“注音符号”推进运动时期。
黎先生说，我们只要记着，这30多年以来，公历的末一数是“8”的，就是“国语运动”的纪念年；民国纪元逢“七”是纪念年；农历甲子逢“戊”是纪念年。
黎先生概括说，国语运动的口号不外两句话：“国语统一”，“言文一致”。当国语运动的第一期，那些运动家的宗旨，只在“言文一致”，还不甚注意“国语统一”，“国语统一”这个口号乃是到了第二期才叫出来的。就说言文一致，也不过是要用一种“切音”的工具，来代替那繁琐难写之单个儿的汉字，却往往没注意事体的改变；变文言为白话，口号是到了第三期提倡成功的，所以我们把这一期叫做“切音运动”时期。
开创切音运动的第一人卢戆章，生于1854年，31岁时到新加坡学英文，4年后回国，帮英国传教士马约翰翻译《英华字典》。当时漳州、泉州一带的基督教传教士，已经利用罗马字母创行一种“话音字”，用15个音（指声母）拼切土音土语，刊行《圣经》，以广教义。卢氏以这种话音字为基础增改，花了10多年的心血，最后选定55个记号，制成一套罗马字式的字母，横行拼写，两音以上的词都用连号，定名为“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时在1892年。他在这年还有一篇《切音新字序》，指出切音为字，使人易学，节省时间，是男女老少好学识理的基础，这样才能格物致知，落脚点还是放在国家富强上面。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天朝大国一败涂地，朝野上下切齿外患，但也不过搬出《公羊》之类的圣经，喊喊尊王攘夷的口号而已。极少数明白人才开始探讨日本之所以强大背后的文化，他们觉得日本民智早开，原因就在于人人能读书识字，而这又归功于他们的51个假名；加上有几个到过西洋的，不但佩服他文字教育之容易而普及，更震惊于他“速记术”之神速，于是就产生了创造切音新字的改革家。除卢氏外，还有沈学人、王炳耀。中经戊戌变法等政治形势巨变，加上官方的主张不同，卢氏的主张也没实现。到了国语运动第二期，王照的《官话字母》在北方大规模推广，卢氏想与王氏争霸，劳乃宣则损益王氏之作，成《简字谱》，王氏与劳氏在朝野都有不少人支持，有一定成绩，但反对的也不少。反对的人总担心变革汉文，国粹难保。民国鼎革，成立读音统一会，规定国音，人人都想当仓颉，围绕如何采定字母，有偏旁派、符号派、罗马字母派等，不一而足，争论不休，闹了不少笑话。如王照与汪荣宝争论最剧，王照为直隶人，汪氏则是江苏人，某日两冤家同坐，汪氏用江苏白话闲谈中说到“黄包车”，王照听成“王八蛋”，于是大怒，攘臂打汪氏，说：“你骂我王八蛋，我就来揍你这个王八蛋！”吓得汪氏赶忙逃跑，再也不出席会议了。四川代表廖平，是有名的经学大师，他说：“我到会只主张一事：汉字万不可废！因为六经之书都是孔子作的；孔子制作六经，就是把以前的拼音字一律改为合六书的字呢。”他异想天开地认为我国文字，本来是字母，因进化而象形！还举了十个“证据”。最后大会采用了章太炎创制的记音字母。
钱玄同于民国二年（1913年）到北京高师、北京大学教书，看见了胡以鲁教的是一门“国语学”，大怒，说：“‘国语’成什么名词？‘国语学’算什么功课？”但民国六年（1917年）却加入了国语研究会。民国五年，即1916年8月，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曾在《新青年》三卷一号上刊登征求会员书及章程，规定该会宗旨在于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采用，当前要求着手的事有五项：一是调查各省区方言，二是选定标准语，三是编辑语法辞典等书，四是用标准语编辑国民学校教科书及参考书，五是编辑国语杂志。成立这样一个会，也是想启发民智。当时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久“驾崩”在新华宫，共和制恢复了。教育部里有几个人，深感于这样的民智太赶不上这样的国体了，于是想凭借最高行政机关之权，在教育上作几项重要改革，认为最紧迫的问题，也是最普通的根本问题，还是文字问题。于是有彭鹏、黎锦熙等人极力鼓吹文字改革，主张“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在行政方面，便是请教育长官毅然下令改国文科为国语科，反对最烈的还不是林纾，而是胡玉缙。但是改革派本身的文章也还是文言，不敢用白话，摆脱不了绅士架子，总觉得“之乎者也”不能不用，而“的么哪呢”究竟是高小以下的学生们和粗识文字的平民们用的，这年底胡适从美国寄来一张明信片，要求加入国语研究会，是用白话写的，大家受到启示，要提倡言文一致，非身体力行不可，于是在会员中，从五六十岁的老头和三十岁的青年，才立志用功练习白话文，从唐宋禅宗和宋明儒家的语录，明清各大家的白话长篇小说，以及近年来各种通俗讲演和白话文字之中，搜求好文章来模仿。大家热情很高，正赶上陈独秀大唱“文学革命”，《新青年》上的文章主要还是用文言文，钱玄同在《新青年》三卷六号上与陈独秀的通信，才算是白话文。随后他就主张既然提倡新文学，提倡者自然就不能不用白话写文章，他自己则在清末就做过白话文。1918年，《新青年》完全用白话做文章。胡适写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呈合流之势。文字的解放，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到了1919年，国语研究会会员增加到9800余人，该会的“国语统一”“言文一致”运动，与《新青年》的“文学革命”完全合作了，值得大书特书。五四运动之后，文艺与思想大改观，像《每周评论》那样的白话小报，突增至400多种。日报的副张，大都取消了旧式滥调的诗文或优伶娼妓的消息，改登新文艺和国语的译著，连那时女子征婚，也强调自己“有新思想”，再不以三从四德为美了！
钱玄同在《新青年》上痛斥“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旧文学，1918年3月14日写了《中国今后之文学问题》，发表在《新青年》四卷四号，这是写给陈独秀的信，他说：
先生前此著论，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以为倘不从伦理问题上根本解决，那就这块招牌一定挂不长久……玄同对于先生这个主张，认为是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然因此又想到一件事，则欲废孔子，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玄同之意，以为汉字虽发生于黄帝之世，然春秋战国以前，本无所谓学问，文字之用甚少。自诸子之学兴，而后汉字始为发挥学术之用。但儒家以外之学，自汉即被罢黜。2000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者，除晚周几部非儒家的子书以外，其余则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之书。经不待论，所谓史者，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的杀人放火的账簿，如所谓平定什么方略之类。子集的书大多数都是些王道圣功，文以载道的妄谈。还有那十分之二，更荒谬绝伦，说什么关帝显圣，纯阳降坛，九天玄女，黎山老母的鬼话。其尤甚者，则有婴儿姹女、丹田泥丸宫等说，发挥那原始人时代生殖器崇拜的思想。所以2000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此等书籍，若使知识正确，头脑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至堕其玄中；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至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
欲祛驱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祛驱妖精鬼怪，炼丹画符的野蛮思想，当然以剿灭道教—是道士的道，不是老庄的道—为唯一之办法。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之书故，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故。
像这样痛快淋漓地历数汉字宣传封建思想为虎作伥的罪行，真是惊世骇俗。他又从学理上说：
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以致辨认书写极不容易，音读极难正确。这一层近20余年来很有人觉悟，所以创造新字，用罗马字拼音等主张，层出不穷……除了那“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要利用此等文字，显其能做骈文、古文之大本领外，殆无不感现行汉字之拙劣，欲图改革，以期适用。
钱玄同力主进行“汉字革命”，用心仍在于反对封建思想文化，陈独秀曾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说得很明白：
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激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见和他辨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的反问：“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实在发人深省。
钱玄同不主张保留汉文，仍用旧文字来说明新学问。因为若不废汉文，则旧学问虽不讲，而旧文章则不能不读。旧文章的内容，就是上文所说的“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青年子弟，读了这种旧文章，觉其句调铿锵，娓娓可诵，不知不觉，而将为其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其中毒的程度，不下于读四书、五经及《参同契》、《黄庭经》诸书，况且近来之贱丈夫动辄以新名词附会野蛮之古义，如译Republic为“共和”，附会于“周、召共和”，附会传统的“五伦”，可见旧瓶装新酒之弊。原因不外两点，一是国人的脑筋，异常昏乱，最喜瞎七搭八，穿凿附会一阵子，以显其学贯中西。二是中国文字，字义极为含混，文法极不精密，本来只可代表古代幼稚思想，决不能代表拉马克、达尔文以来的新世界文明。更何况将汉字改为拼音，其事至为困难（详下），这样，根本的解决法，莫过于废汉文。
废掉汉文后，钱玄同认为，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ESPERANTO（世界语）。惟Esperanto现在尚在提倡之时，汉语又一时难以马上消灭，在这过渡时期，则可用外国文字，如英文、法文作为国文的补助。而国文则限制字数，多则3000，少则2000.
钱玄同后来自己说过，他主张文字改革，最早是受了李石曾、吴稚晖主编的《新世纪》通报的影响，以为一切旧的东西都应该毁弃。汉字也是旧的，也应该毁弃。《新世纪》主张废汉文，用万国语（即世界语），章太炎曾著文驳斥。钱玄同对世界语很热心，北京大学的世界语班，就是他向蔡元培建议成立的。黎锦熙先生说，钱先生鼓吹世界语，“这原是抱有世界大同之理想而改革文字之一种急进派的主张。但民国九年（1920年）以后，他就觉得这种理想太高，现代的中国，只能提倡国语，而改革传统国语的工具使之‘世界化’，故专心极力于‘国语罗马字’了”。但在《新青年》上，他有许多与人讨论世界语的文章。钱玄同给陈独秀那封信，曾引用吴稚晖的话说：“中国文字，迟早必废。”陈独秀在回信中说，吴先生之说，浅人闻之，虽必骇极，而循之进化公例，恐无可逃。陈独秀考虑是仅废中国文字呢，还是一并废中国言语呢？这二者关系密切，但性质不同。各国反对废国文者，都以破灭累世文学为最大理由。可是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康有为说美国共和之盛，而与中国有七点相反，无能取法，其一即云：“必烧中国数千之历史书传，俾无4000年之风俗，以为阻碍。”在康氏乃故作此语，以难国人；在我们看来，则以为烧之又何妨？至于废国语之说，则更加为众人所疑了。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都是野蛮时代狭隘偏见所遗留，根底很深，即使先生与我也必不能免俗，可见国语不易废。如果这些观念，都消灭了，连国家也没有了，哪里来的国语？然在现在的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暂且保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写。胡适赞同陈独秀这种主张。
讨论世界语，集中表现了钱玄同站在世界文明高度，吸收人类文明精华的胸怀，因而也必然与保存国粹的守旧分子打笔墨官司。因为如果圣人创制的汉字都废除了，国粹何以保存？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阻力可想而知。针对一些人怀疑世界语，说它至少不能应用于文学，钱玄同说得好，世人说到“文学”一词，就以为必须堆砌种种陈套语、表象词，删去几个虚字，倒装宾主名动、效法改“在门”为“虬户”、易“东西”为“甲辛”之类，所以写上许多费解的怪事，以炫惑愚众。学选体者，滥填无谓之古典；宗桐城者，频作摇曳之丑态。此等怪物，只可称为“事类赋”“八股文”之类，断断讲不到“文学”二字，因为文学之真价值，本在内容，不在形式，那些追求形式者写的所谓“美文”，说得客气一点，像个泥美人，说得不客气一点，简直像个金马桶。反对世界语者，钱玄同认为是他们全然不懂世界趋势。世界的进化，已到20世纪，其去大同开幕之日已不远。像世界语这样的世界主义之事业，幸而有人创造，应竭力提倡，岂得反而遏之不遗余力？世界语自1887年6月2日出世，至今才30年，刚开始20年中，不甚有人注意。还记得丁未戊申之间，刘师培、张溥泉在日本，请日本大杉荣教世界语，当时世界语在日本也才开始萌芽。吴稚晖、褚民谊在巴黎著论于《新世纪》周报，大力提倡，而中国内地尚无人知之。己酉秋冬间，上海始有世界语会。七八年以来，欧洲用此语出版之书籍，日新月盛，中国人亦渐知注意。中国人虽然孱弱，但也是世界上的人类，对于提倡此等事业，自可当仁不让，如果非要放弃责任，让人专美，诚是何心。当年吴稚晖先生著论，说中国文字艰深，应当舍弃，章太炎师著论驳之。钱玄同则认为世界未至大同，则各国皆未肯牺牲其国语，中国也不例外，所以现在马上废弃汉文而用世界语，未免嫌早一点。但是不废汉文而提倡世界语，有何不可。钱玄同建议最好从高小学起，即加世界语一种，中国人喜欢闭着眼睛瞎讲，顽固党既虑有此语而国粹消亡，洋翰林又虑有此语之后，他们所操的英语或他国语失去名贵的价值，于是交口诋毁，务必不许他人学习，此种狺狺之妙相，真欲令人笑死，Tolstoi以盖世文豪而用世界语著书，Ostwald以科学大家而以化学所得的诺贝尔奖金充传播世界语之用，他国学者如此热心世界语。回头看我国所谓学者，大言不惭，抹杀一切，以西学为末技，以世界语为粗浅，说得像“煞有介事”，其实茅塞心中，满口胡言，中西人之雅量，相去之远，真令人哭笑不得。
为什么一些人一定要排斥新事物呢？他说，一月以来，种种怪事，纷现目前，他人以为此乃权利心之表现，吾则谓根本上仍是新旧之冲突。故共和时代尚有欲宣扬“辨上下、定民志”“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之学说者，大抵中国人脑筋，2000年来沉溺于尊卑名分、纲常礼教之教育。故平日做人之道，不外乎“骄”“谄”二字。富贵而骄，虽不合理，尚不足奇。最奇怪的是，当他贫贱之时，如果遇到富贵者临于其上，则赶紧叩头请安，几欲俯伏阶下，自请受笞。一若彼不凌践，我便是易彼之威严，彼之威严损，则他自己也觉得没有光彩。所以一天到晚，希望有皇帝，希望复跪拜。仔细想想，岂非至奇极怪之事。就像孔子，我也承认他是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可是他的“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实在不敢服膺。有的人说，2000年以前的人，头脑中决不能发生平等之观念，所以不能指责孔丘倡导“别上下，定尊卑”的学说。这是似是而非。像庄周、墨翟、宋钘、许行诸人，同样也是2000年以前之人，何以他们便能倡导平等之学说呢？现在的尊孔者，似专一崇拜“别上下，定尊卑”之点。我记得夏曾佑先生著《中国社会之原》，说假使让墨子之道大行于汉晋，则中国当为共和国。只因他的学说太帮助百姓，大为君主所恶。而儒教，则经荀卿诸人推阐，处处利便于皇帝。于是“教竟君择，适者生存”，儒教尊卑上下之精义，遂为祟于2000年来之中国。夏先生说：“墨蹶儒兴”为炎黄涿鹿之战后一大事，这真是精绝之论。钱玄同在信中赞扬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所陈之义，认为于今日为最要之图，否则尽管挂起共和招牌，而货不真、价不实，不仅欺童叟，并且欺壮丁。这种国家，固断断无可以生存于20世纪之理。
钱玄同这些话写于1917年，正是陈独秀推衍文学改良而大倡文学革命之时，钱玄同断定当时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本质是新旧之间的冲突，可谓一语中的。陈独秀在1916年写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认为现在处于新的思想大激战之时，有待于国民在政治、伦理上的觉悟。即抛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代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非有多数国民自觉与自动不可。与立宪共和政体相适应，纲常等级制度必须铲除，应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钱玄同称赞这种看法。1918年在答姚寄人的信中说：“至于有人说国语是国魂国粹，废国语是消灭国魂国粹，国将不国：这是十六七年前，老新党的议论，动辄引俄灭波兰兼灭其语为言，醒先生早已驳斥，无须再说。唯我意且以为国魂国粹要是永远保存，甚或昌大之，力行之，则国真要‘不国’了。国粹中有‘生殖器崇拜’的道教，又有方相氏苗裔的‘脸谱’戏，遂至1900年闹出拳匪的一种成绩品，国几不国。国粹中又有主张三纲五伦的孔教，到了共和时代，国会里选出的总统，曾想由‘国民公仆’晋封为‘天下共主’；垂辫的匪徒，胆敢于光天化日之下，闹大逆不道的什么‘复辟’把戏，国又几乎不国。近来一班坐拥多妻、主张节烈的‘真正拆白党’，又竭力的提倡‘猗欤盛矣’的事业了；照这样做去，中国人总有一天被逐出于文明人之外，第三次国将不国的日子，恐怕快要到了。所以依我看来，要想立国于20世纪，还是少保存些国魂国粹的好！”
又有答孙少荆的信，钱玄同说，若说中国人用了外国文做第二国语，便不免要做洋奴，将为印度、波兰、朝鲜之续。这种议论，是20年前的老新党发明的，实际上初不如此。要知道人而肯做洋奴，一定是脑筋简单，智识卑下的缘故。据我看来，有了第二国语，才可以多看“做‘人’的好书”；知道该做“人”了，难道还肯做“洋奴”吗？请看日本他自己除了几句普通话外，维新以前，是用汉文做第二国语；维新以来，是用西文做第二国语；—日本虽然没有“第二国语”之名，但是研究他们学问的人，几乎无一人不懂英语德语。他究竟做了“汉奴”“洋奴”没有？再看那班扶清灭洋的拳匪，到了1901年以后，都要学吃番菜，学同外国人拉手了。他难道是学了第二国语才变心的吗？所以我的意思，以为我们对于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文字，无论习惯的，人造的，但看学了那一种文字可以看得到“做‘人’的好书”，可以表示20世纪人类的思想事物，看定了一种，我们便该学这一种，采用这一种；因为我们想做“人”，我们也是20世纪人类的一部分。
1918年，钱玄同答陶孟和关于Esperanto（世界语，当时又译为“万国新语”）的论难（《新青年》四卷二号）。他说，中国人对于Esperanto，简直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提倡的，是上海一班无聊的人物。他们所说的学了Esperanto的好处，就是能够和各国的人通信，我以为若是Esperanto的用处只有这一件，那么Esperanto真是要不得的东西。反对的方面，是洋翰林，他是不喜欢用ABCD组成的文字有如此容易学的一种，因为学ABCD愈难，他那读了10年“外国八股”造成的洋翰林的身份，愈觉名贵。先生反对Esperanto，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然不可与洋翰林同日而语。先生谓各国语言有民族性，Esperanto为人造的，无民族性，以此判其优劣。关于此层之答复，玄同与独秀之意全同，陈先生认为：“世界语为人类之语言，各国语乃各民族之语言，以民族之寿命与人类较长短，知其不及矣。”又说：“重历史的遗物，而轻人造的理想，是进化之障也。”陶孟和认为，将来之世界，必趋势于大同，今日之科学思想，及他日人们之利益，皆无国家可言；惟绝不能以唯一之言语表出之。钱玄同则指出，文字不过是一种记号，记号越简单，越统一，则使用者越便利。且学习简易文字之时间，比较学习艰深文字之时间能缩短，如果人人用此节约来的时间在社会做公益之事业，与人人花更多的时间劳精疲神于记诵干燥无味的生字，两相比较，其利害得失，固不言而喻。科学与人类利益既无国界可言，则人人皆知学问应为公有，人类必当互助；公理既如此发达，则狭隘之民族心理及国民性，自必渐归消灭，此一定之理也。玄同以为世界上若无人造公用文字，则各国文字断难统一，因无论何国，都不肯舍己从人；无论何国文字，都决无统一世界之资格。怎么办呢？若舍己国私有之历史的文字，则有世界思想者，殆无不乐此，因为这实为适当之改良，与被征服于他种文字者绝异也。他最后强调，进化的文字，必有赖乎人为，而世界语言，必当渐渐统一。玄同对于文字之观念，以为与度量衡、纪年、货币等等相同，符号越统一，则越可少劳脑筋。玄同急于提倡Esperanto，还因为中国文字，断非新时代所适用。无论其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足与欧西诸国之拼音文字立于同等地位；即使一旦改用罗马字拼中国音，而废现行之汉文字体，可是近世之学术名语，多为我国所无，即普通应用之新事物，其新定之名词，亦多不通，如自来火，洋灯，大菜之类。诚欲保存国语，非将欧洲文字大大掺入不可；惟掺入之欧洲文字，当采用何国呢？是一直难解决之问题。鄙意Esperanto中学术名词，其语根即出于欧洲各国，而拼法简易，发音有定则，谓宜采入国语，以资应用，此为玄同提倡Esperanto唯一之目的。
针对陶孟和说“未曾学过外国语音，不能示人以外国语中之新天地”，钱玄同说，他提倡Esperanto，纯粹是本乎自己的良心，决非标新立异，尤非自文其不通英法德意……文之浅陋，玄同良心对于Esperanto，怀着两种意见：一、对于世界方面。一切科学真理，是世界公有的，不是哪一国的“国粹”。但是现在各国人各用他私有的语言文字著书，以至研究一种学问，非通几国的语言文字不可。如果世界语言文字统一了，那便人人都可减省时间，不去学无谓的语言文字。这样就可以来研究有益于社会和人生的学问。二、对于中国方面。中国到了20世纪，还是用4000年前的象形文字；加以2000年来学问毫无进步；西洋人300年来发明的科学真理，更非中国人所能梦见，现在给人家打败了几次—如什么“甲午”“庚子”的外患之类—于是有几个极少数的人略略醒了一点，要想急起直追，去学人家，意思原是很好，可是人家崭新的学问，断难用这种极陈旧的汉字去表达；因此近年以来颇有人主张废弃国语而以英语代之；我对于这种主张，也很赞成。但是英语等虽较良于汉语，可以记载新事新理，究竟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字，不是用人工改良的文字，所以庞杂的发音，可笑的文法，野蛮幼稚的习惯语，尚颇不少；加以叫甲国人改用乙国的语文文字，又为富于保守性的国民所不愿。—其实也没有什么要紧。日本从前之高文典册，以多用汉语为好：满洲人入关之后，渐废其国语而习汉文：究竟是有何不利？但是这种道理，非能都让中国人明白，国语既不足以记载新文明，改用某种外国语又非尽善尽美的办法，则除了改用Esperanto，实无别法。况Esperanto是改良的欧洲文字。世界上既有这样一位大慈大悲的Zamenhof制造这种精美完善的文字，中国人诚能弃其野蛮不适用的旧文字而用之，正如脱去极累赘的峨冠博带古装，而穿极便利的短衣窄袖新装。最后，他表示了不畏攻击、奋勇向前的决心。他说：“选学家桐城派反对新文学，我们格外要振作精神去做白话文章；我们对于Esperanto，也该用做白话文章的精神去提倡！”他还认为，若有比Esperanto更为精密的（当时据说有Ido），则自然应采用后者。
钱玄同以放眼世界的气度，用他“致用务求其适”的精神，去迎接人类文明的精华，这种胆识，直到今天，犹属难能可贵。
本着“致用务求其适”的精神，钱玄同对汉语能否改用拼音的问题，思想上有过反复。他本来是不赞成汉语改用罗马字拼音的。他在1918年致陈独秀的信中说（《新青年》四卷四号），有人主张改汉字这形式，即所谓用简字罗马字之类，而不废汉语，以为形式既改，则旧日积污，不难洗涤，殊不知改汉字为拼音，是极困难的，中国语言文字，极不一致，一也；语言之音，各处因万有不同，即使是文字之音，也是分歧多端，二也。制造国语以统一言文，实行注音字母以统一字音，固然是我辈积极的主张，但其最好的结果，不过能使白话文言不甚相远，彼此音读略略接近而已。若要如欧洲言文读之统一，则恐难做到；即如日本之言文一致，字音画一，亦未能遽期。因为欧洲文字本是拼音；日本虽借用汉字，然而，有行了1000年的“五十假名”。中国文字，即非拼音，又从无适当的标音符号；36字母，206韵，闹得头昏脑胀，充其极量，不过能考证古今文字之变迁而已，于统一音读之点，全不相干。今欲以我等三数人在十年八年之内，告成字音统一之伟业，恐为不可能之事；而且中国文言既多死语，且失之浮泛，而白话用字过少，文法亦极不完备；欲并采言文，造成一种国语，亦大非易事。于此可见整理言文及音读两事，已很困难。言文音读不统一，即断难改用拼音。何况汉文根本上尚有一无法救疗之痼疾，则单音是也。单音文字，同音者极多，改用拼音，如何分别？此单音之痼疾，传染到日本，日本亦大受其累：请看日本四十年来提议改良文字之人极多，而尤以用罗马字拼音这说为最有力；可是至今尚不能实行，原因正在于“音读”之汉字不能祛除净尽，则罗马字必难完全实行，这也正是我认为改用拼音，至为困难的原因。
“国语”，顾名思义，就是指本国固有的语文，是相对于外国语而言。在中国历史上，不少民族曾经把本民族的语言称为国语，《隋书·经籍志》载有《国语·物名》等书，为北魏人所撰，记拓拔氏本部族的语言。又如《辽史·国语解》、《金史·国语解》等，也就是解辽、金等本族语言。清一度以满洲语为国语，但入主北京，一统全国后，鉴于汉族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把满洲语推广到全国，作为国语，朝野所用文字，自然非汉字莫能取代。早在钱玄同12岁时，即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福建蔡锡勇、广东王炳耀等先后提倡改革汉字，福建卢戆章所著汉文改革的书一度受到朝廷的注意。本年还发生了两件大事，最著名的就是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其次就是天津《国闻报》刊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不久，单行本出版行世，风行一时。适者生存的当头棒喝使许多人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共谋存国保种的良策。那难认、难写的汉字，一度被认为是记载圣王心法的神圣之物，也受到质疑。传说中造字的仓颉，历来都被认为是圣人，他造成字以后，据说连鬼也哭起来，足见文字的产生是多么重要的举措。清末海禁大开，西国的字母文字易拼易学，中国学人便认为西国之所以国富民强，原因就在于识字的人多，民智大开。据民国四年（1915年）教育部的统计，在中国，1000人中仅有7人识字，清朝的状况可想而知。清末文字改革家劳乃宣曾给西太后上过一个奏折，深感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百人中有六十余人识字”，所以“民智开通，雄视宇内”，痛陈中国文字改革的必要性。钱玄同在18岁那年（1904年，光绪三十年）向同窗友人借阅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此时他不再尊清，而以排满为唯一天职。《新民丛报》中载有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表彰南明刘继庄“造新字，倡地文学”，就是这个深刻的印象把钱玄同引到国语运动中来。
黎锦熙先生说，大凡一种“运动”，总是起于先知先觉者一种有意的宣传，跟着社会上有一班人受其影响，而相与追随。跟着政府也受其影响而起了反应。我们根据这个运动历程，可以把30多年以来的“国语运动”划分为四个时期。每一个时期，就拿政府对于这种运动反应的事实作一个纲领，碰巧是每10年成一个阶段：
1.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本年7月28日，军机大臣奉上谕：取卢戆章等所著之书，详加考验具奏。
自这年起的10年中，可定为国语运动的第一期—“切音”运动时期。
2.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本年7月24日，劳乃宣进呈《简字谱录》，奏请钦定颁行天下；奉旨：学部议奏。
这是国语运动的第二期—“简字”运动时期。
3.1918年（民国七年，农历戊午）
本年11月23日，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
这是国语运动的第三期—“注音字母”与“新文学”联合运动时期。
4.1928年（民国十七年，农历戊辰）
本年9月26日，中华民国大学院公布《国语罗马字》。
这是国语运动的第四期—“国语罗马字”与“注音符号”推进运动时期。
黎先生说，我们只要记着，这30多年以来，公历的末一数是“8”的，就是“国语运动”的纪念年；民国纪元逢“七”是纪念年；农历甲子逢“戊”是纪念年。
黎先生概括说，国语运动的口号不外两句话：“国语统一”，“言文一致”。当国语运动的第一期，那些运动家的宗旨，只在“言文一致”，还不甚注意“国语统一”，“国语统一”这个口号乃是到了第二期才叫出来的。就说言文一致，也不过是要用一种“切音”的工具，来代替那繁琐难写之单个儿的汉字，却往往没注意事体的改变；变文言为白话，口号是到了第三期提倡成功的，所以我们把这一期叫做“切音运动”时期。
开创切音运动的第一人卢戆章，生于1854年，31岁时到新加坡学英文，4年后回国，帮英国传教士马约翰翻译《英华字典》。当时漳州、泉州一带的基督教传教士，已经利用罗马字母创行一种“话音字”，用15个音（指声母）拼切土音土语，刊行《圣经》，以广教义。卢氏以这种话音字为基础增改，花了10多年的心血，最后选定55个记号，制成一套罗马字式的字母，横行拼写，两音以上的词都用连号，定名为“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时在1892年。他在这年还有一篇《切音新字序》，指出切音为字，使人易学，节省时间，是男女老少好学识理的基础，这样才能格物致知，落脚点还是放在国家富强上面。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天朝大国一败涂地，朝野上下切齿外患，但也不过搬出《公羊》之类的圣经，喊喊尊王攘夷的口号而已。极少数明白人才开始探讨日本之所以强大背后的文化，他们觉得日本民智早开，原因就在于人人能读书识字，而这又归功于他们的51个假名；加上有几个到过西洋的，不但佩服他文字教育之容易而普及，更震惊于他“速记术”之神速，于是就产生了创造切音新字的改革家。除卢氏外，还有沈学人、王炳耀。中经戊戌变法等政治形势巨变，加上官方的主张不同，卢氏的主张也没实现。到了国语运动第二期，王照的《官话字母》在北方大规模推广，卢氏想与王氏争霸，劳乃宣则损益王氏之作，成《简字谱》，王氏与劳氏在朝野都有不少人支持，有一定成绩，但反对的也不少。反对的人总担心变革汉文，国粹难保。民国鼎革，成立读音统一会，规定国音，人人都想当仓颉，围绕如何采定字母，有偏旁派、符号派、罗马字母派等，不一而足，争论不休，闹了不少笑话。如王照与汪荣宝争论最剧，王照为直隶人，汪氏则是江苏人，某日两冤家同坐，汪氏用江苏白话闲谈中说到“黄包车”，王照听成“王八蛋”，于是大怒，攘臂打汪氏，说：“你骂我王八蛋，我就来揍你这个王八蛋！”吓得汪氏赶忙逃跑，再也不出席会议了。四川代表廖平，是有名的经学大师，他说：“我到会只主张一事：汉字万不可废！因为六经之书都是孔子作的；孔子制作六经，就是把以前的拼音字一律改为合六书的字呢。”他异想天开地认为我国文字，本来是字母，因进化而象形！还举了十个“证据”。最后大会采用了章太炎创制的记音字母。
钱玄同于民国二年（1913年）到北京高师、北京大学教书，看见了胡以鲁教的是一门“国语学”，大怒，说：“‘国语’成什么名词？‘国语学’算什么功课？”但民国六年（1917年）却加入了国语研究会。民国五年，即1916年8月，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曾在《新青年》三卷一号上刊登征求会员书及章程，规定该会宗旨在于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采用，当前要求着手的事有五项：一是调查各省区方言，二是选定标准语，三是编辑语法辞典等书，四是用标准语编辑国民学校教科书及参考书，五是编辑国语杂志。成立这样一个会，也是想启发民智。当时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久“驾崩”在新华宫，共和制恢复了。教育部里有几个人，深感于这样的民智太赶不上这样的国体了，于是想凭借最高行政机关之权，在教育上作几项重要改革，认为最紧迫的问题，也是最普通的根本问题，还是文字问题。于是有彭鹏、黎锦熙等人极力鼓吹文字改革，主张“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在行政方面，便是请教育长官毅然下令改国文科为国语科，反对最烈的还不是林纾，而是胡玉缙。但是改革派本身的文章也还是文言，不敢用白话，摆脱不了绅士架子，总觉得“之乎者也”不能不用，而“的么哪呢”究竟是高小以下的学生们和粗识文字的平民们用的，这年底胡适从美国寄来一张明信片，要求加入国语研究会，是用白话写的，大家受到启示，要提倡言文一致，非身体力行不可，于是在会员中，从五六十岁的老头和三十岁的青年，才立志用功练习白话文，从唐宋禅宗和宋明儒家的语录，明清各大家的白话长篇小说，以及近年来各种通俗讲演和白话文字之中，搜求好文章来模仿。大家热情很高，正赶上陈独秀大唱“文学革命”，《新青年》上的文章主要还是用文言文，钱玄同在《新青年》三卷六号上与陈独秀的通信，才算是白话文。随后他就主张既然提倡新文学，提倡者自然就不能不用白话写文章，他自己则在清末就做过白话文。1918年，《新青年》完全用白话做文章。胡适写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呈合流之势。文字的解放，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到了1919年，国语研究会会员增加到9800余人，该会的“国语统一”“言文一致”运动，与《新青年》的“文学革命”完全合作了，值得大书特书。五四运动之后，文艺与思想大改观，像《每周评论》那样的白话小报，突增至400多种。日报的副张，大都取消了旧式滥调的诗文或优伶娼妓的消息，改登新文艺和国语的译著，连那时女子征婚，也强调自己“有新思想”，再不以三从四德为美了！
钱玄同在《新青年》上痛斥“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旧文学，1918年3月14日写了《中国今后之文学问题》，发表在《新青年》四卷四号，这是写给陈独秀的信，他说：
先生前此著论，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以为倘不从伦理问题上根本解决，那就这块招牌一定挂不长久……玄同对于先生这个主张，认为是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然因此又想到一件事，则欲废孔子，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玄同之意，以为汉字虽发生于黄帝之世，然春秋战国以前，本无所谓学问，文字之用甚少。自诸子之学兴，而后汉字始为发挥学术之用。但儒家以外之学，自汉即被罢黜。2000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者，除晚周几部非儒家的子书以外，其余则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之书。经不待论，所谓史者，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的杀人放火的账簿，如所谓平定什么方略之类。子集的书大多数都是些王道圣功，文以载道的妄谈。还有那十分之二，更荒谬绝伦，说什么关帝显圣，纯阳降坛，九天玄女，黎山老母的鬼话。其尤甚者，则有婴儿姹女、丹田泥丸宫等说，发挥那原始人时代生殖器崇拜的思想。所以2000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此等书籍，若使知识正确，头脑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至堕其玄中；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至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
欲祛驱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祛驱妖精鬼怪，炼丹画符的野蛮思想，当然以剿灭道教—是道士的道，不是老庄的道—为唯一之办法。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之书故，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故。
像这样痛快淋漓地历数汉字宣传封建思想为虎作伥的罪行，真是惊世骇俗。他又从学理上说：
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以致辨认书写极不容易，音读极难正确。这一层近20余年来很有人觉悟，所以创造新字，用罗马字拼音等主张，层出不穷……除了那“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要利用此等文字，显其能做骈文、古文之大本领外，殆无不感现行汉字之拙劣，欲图改革，以期适用。
钱玄同力主进行“汉字革命”，用心仍在于反对封建思想文化，陈独秀曾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说得很明白：
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激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见和他辨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的反问：“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实在发人深省。
钱玄同不主张保留汉文，仍用旧文字来说明新学问。因为若不废汉文，则旧学问虽不讲，而旧文章则不能不读。旧文章的内容，就是上文所说的“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青年子弟，读了这种旧文章，觉其句调铿锵，娓娓可诵，不知不觉，而将为其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其中毒的程度，不下于读四书、五经及《参同契》、《黄庭经》诸书，况且近来之贱丈夫动辄以新名词附会野蛮之古义，如译Republic为“共和”，附会于“周、召共和”，附会传统的“五伦”，可见旧瓶装新酒之弊。原因不外两点，一是国人的脑筋，异常昏乱，最喜瞎七搭八，穿凿附会一阵子，以显其学贯中西。二是中国文字，字义极为含混，文法极不精密，本来只可代表古代幼稚思想，决不能代表拉马克、达尔文以来的新世界文明。更何况将汉字改为拼音，其事至为困难（详下），这样，根本的解决法，莫过于废汉文。
废掉汉文后，钱玄同认为，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ESPERANTO（世界语）。惟Esperanto现在尚在提倡之时，汉语又一时难以马上消灭，在这过渡时期，则可用外国文字，如英文、法文作为国文的补助。而国文则限制字数，多则3000，少则2000.
钱玄同后来自己说过，他主张文字改革，最早是受了李石曾、吴稚晖主编的《新世纪》通报的影响，以为一切旧的东西都应该毁弃。汉字也是旧的，也应该毁弃。《新世纪》主张废汉文，用万国语（即世界语），章太炎曾著文驳斥。钱玄同对世界语很热心，北京大学的世界语班，就是他向蔡元培建议成立的。黎锦熙先生说，钱先生鼓吹世界语，“这原是抱有世界大同之理想而改革文字之一种急进派的主张。但民国九年（1920年）以后，他就觉得这种理想太高，现代的中国，只能提倡国语，而改革传统国语的工具使之‘世界化’，故专心极力于‘国语罗马字’了”。但在《新青年》上，他有许多与人讨论世界语的文章。钱玄同给陈独秀那封信，曾引用吴稚晖的话说：“中国文字，迟早必废。”陈独秀在回信中说，吴先生之说，浅人闻之，虽必骇极，而循之进化公例，恐无可逃。陈独秀考虑是仅废中国文字呢，还是一并废中国言语呢？这二者关系密切，但性质不同。各国反对废国文者，都以破灭累世文学为最大理由。可是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康有为说美国共和之盛，而与中国有七点相反，无能取法，其一即云：“必烧中国数千之历史书传，俾无4000年之风俗，以为阻碍。”在康氏乃故作此语，以难国人；在我们看来，则以为烧之又何妨？至于废国语之说，则更加为众人所疑了。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都是野蛮时代狭隘偏见所遗留，根底很深，即使先生与我也必不能免俗，可见国语不易废。如果这些观念，都消灭了，连国家也没有了，哪里来的国语？然在现在的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暂且保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写。胡适赞同陈独秀这种主张。
讨论世界语，集中表现了钱玄同站在世界文明高度，吸收人类文明精华的胸怀，因而也必然与保存国粹的守旧分子打笔墨官司。因为如果圣人创制的汉字都废除了，国粹何以保存？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阻力可想而知。针对一些人怀疑世界语，说它至少不能应用于文学，钱玄同说得好，世人说到“文学”一词，就以为必须堆砌种种陈套语、表象词，删去几个虚字，倒装宾主名动、效法改“在门”为“虬户”、易“东西”为“甲辛”之类，所以写上许多费解的怪事，以炫惑愚众。学选体者，滥填无谓之古典；宗桐城者，频作摇曳之丑态。此等怪物，只可称为“事类赋”“八股文”之类，断断讲不到“文学”二字，因为文学之真价值，本在内容，不在形式，那些追求形式者写的所谓“美文”，说得客气一点，像个泥美人，说得不客气一点，简直像个金马桶。反对世界语者，钱玄同认为是他们全然不懂世界趋势。世界的进化，已到20世纪，其去大同开幕之日已不远。像世界语这样的世界主义之事业，幸而有人创造，应竭力提倡，岂得反而遏之不遗余力？世界语自1887年6月2日出世，至今才30年，刚开始20年中，不甚有人注意。还记得丁未戊申之间，刘师培、张溥泉在日本，请日本大杉荣教世界语，当时世界语在日本也才开始萌芽。吴稚晖、褚民谊在巴黎著论于《新世纪》周报，大力提倡，而中国内地尚无人知之。己酉秋冬间，上海始有世界语会。七八年以来，欧洲用此语出版之书籍，日新月盛，中国人亦渐知注意。中国人虽然孱弱，但也是世界上的人类，对于提倡此等事业，自可当仁不让，如果非要放弃责任，让人专美，诚是何心。当年吴稚晖先生著论，说中国文字艰深，应当舍弃，章太炎师著论驳之。钱玄同则认为世界未至大同，则各国皆未肯牺牲其国语，中国也不例外，所以现在马上废弃汉文而用世界语，未免嫌早一点。但是不废汉文而提倡世界语，有何不可。钱玄同建议最好从高小学起，即加世界语一种，中国人喜欢闭着眼睛瞎讲，顽固党既虑有此语而国粹消亡，洋翰林又虑有此语之后，他们所操的英语或他国语失去名贵的价值，于是交口诋毁，务必不许他人学习，此种狺狺之妙相，真欲令人笑死，Tolstoi以盖世文豪而用世界语著书，Ostwald以科学大家而以化学所得的诺贝尔奖金充传播世界语之用，他国学者如此热心世界语。回头看我国所谓学者，大言不惭，抹杀一切，以西学为末技，以世界语为粗浅，说得像“煞有介事”，其实茅塞心中，满口胡言，中西人之雅量，相去之远，真令人哭笑不得。
为什么一些人一定要排斥新事物呢？他说，一月以来，种种怪事，纷现目前，他人以为此乃权利心之表现，吾则谓根本上仍是新旧之冲突。故共和时代尚有欲宣扬“辨上下、定民志”“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之学说者，大抵中国人脑筋，2000年来沉溺于尊卑名分、纲常礼教之教育。故平日做人之道，不外乎“骄”“谄”二字。富贵而骄，虽不合理，尚不足奇。最奇怪的是，当他贫贱之时，如果遇到富贵者临于其上，则赶紧叩头请安，几欲俯伏阶下，自请受笞。一若彼不凌践，我便是易彼之威严，彼之威严损，则他自己也觉得没有光彩。所以一天到晚，希望有皇帝，希望复跪拜。仔细想想，岂非至奇极怪之事。就像孔子，我也承认他是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可是他的“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实在不敢服膺。有的人说，2000年以前的人，头脑中决不能发生平等之观念，所以不能指责孔丘倡导“别上下，定尊卑”的学说。这是似是而非。像庄周、墨翟、宋钘、许行诸人，同样也是2000年以前之人，何以他们便能倡导平等之学说呢？现在的尊孔者，似专一崇拜“别上下，定尊卑”之点。我记得夏曾佑先生著《中国社会之原》，说假使让墨子之道大行于汉晋，则中国当为共和国。只因他的学说太帮助百姓，大为君主所恶。而儒教，则经荀卿诸人推阐，处处利便于皇帝。于是“教竟君择，适者生存”，儒教尊卑上下之精义，遂为祟于2000年来之中国。夏先生说：“墨蹶儒兴”为炎黄涿鹿之战后一大事，这真是精绝之论。钱玄同在信中赞扬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所陈之义，认为于今日为最要之图，否则尽管挂起共和招牌，而货不真、价不实，不仅欺童叟，并且欺壮丁。这种国家，固断断无可以生存于20世纪之理。
钱玄同这些话写于1917年，正是陈独秀推衍文学改良而大倡文学革命之时，钱玄同断定当时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本质是新旧之间的冲突，可谓一语中的。陈独秀在1916年写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认为现在处于新的思想大激战之时，有待于国民在政治、伦理上的觉悟。即抛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代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非有多数国民自觉与自动不可。与立宪共和政体相适应，纲常等级制度必须铲除，应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钱玄同称赞这种看法。1918年在答姚寄人的信中说：“至于有人说国语是国魂国粹，废国语是消灭国魂国粹，国将不国：这是十六七年前，老新党的议论，动辄引俄灭波兰兼灭其语为言，醒先生早已驳斥，无须再说。唯我意且以为国魂国粹要是永远保存，甚或昌大之，力行之，则国真要‘不国’了。国粹中有‘生殖器崇拜’的道教，又有方相氏苗裔的‘脸谱’戏，遂至1900年闹出拳匪的一种成绩品，国几不国。国粹中又有主张三纲五伦的孔教，到了共和时代，国会里选出的总统，曾想由‘国民公仆’晋封为‘天下共主’；垂辫的匪徒，胆敢于光天化日之下，闹大逆不道的什么‘复辟’把戏，国又几乎不国。近来一班坐拥多妻、主张节烈的‘真正拆白党’，又竭力的提倡‘猗欤盛矣’的事业了；照这样做去，中国人总有一天被逐出于文明人之外，第三次国将不国的日子，恐怕快要到了。所以依我看来，要想立国于20世纪，还是少保存些国魂国粹的好！”
又有答孙少荆的信，钱玄同说，若说中国人用了外国文做第二国语，便不免要做洋奴，将为印度、波兰、朝鲜之续。这种议论，是20年前的老新党发明的，实际上初不如此。要知道人而肯做洋奴，一定是脑筋简单，智识卑下的缘故。据我看来，有了第二国语，才可以多看“做‘人’的好书”；知道该做“人”了，难道还肯做“洋奴”吗？请看日本他自己除了几句普通话外，维新以前，是用汉文做第二国语；维新以来，是用西文做第二国语；—日本虽然没有“第二国语”之名，但是研究他们学问的人，几乎无一人不懂英语德语。他究竟做了“汉奴”“洋奴”没有？再看那班扶清灭洋的拳匪，到了1901年以后，都要学吃番菜，学同外国人拉手了。他难道是学了第二国语才变心的吗？所以我的意思，以为我们对于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文字，无论习惯的，人造的，但看学了那一种文字可以看得到“做‘人’的好书”，可以表示20世纪人类的思想事物，看定了一种，我们便该学这一种，采用这一种；因为我们想做“人”，我们也是20世纪人类的一部分。
1918年，钱玄同答陶孟和关于Esperanto（世界语，当时又译为“万国新语”）的论难（《新青年》四卷二号）。他说，中国人对于Esperanto，简直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提倡的，是上海一班无聊的人物。他们所说的学了Esperanto的好处，就是能够和各国的人通信，我以为若是Esperanto的用处只有这一件，那么Esperanto真是要不得的东西。反对的方面，是洋翰林，他是不喜欢用ABCD组成的文字有如此容易学的一种，因为学ABCD愈难，他那读了10年“外国八股”造成的洋翰林的身份，愈觉名贵。先生反对Esperanto，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然不可与洋翰林同日而语。先生谓各国语言有民族性，Esperanto为人造的，无民族性，以此判其优劣。关于此层之答复，玄同与独秀之意全同，陈先生认为：“世界语为人类之语言，各国语乃各民族之语言，以民族之寿命与人类较长短，知其不及矣。”又说：“重历史的遗物，而轻人造的理想，是进化之障也。”陶孟和认为，将来之世界，必趋势于大同，今日之科学思想，及他日人们之利益，皆无国家可言；惟绝不能以唯一之言语表出之。钱玄同则指出，文字不过是一种记号，记号越简单，越统一，则使用者越便利。且学习简易文字之时间，比较学习艰深文字之时间能缩短，如果人人用此节约来的时间在社会做公益之事业，与人人花更多的时间劳精疲神于记诵干燥无味的生字，两相比较，其利害得失，固不言而喻。科学与人类利益既无国界可言，则人人皆知学问应为公有，人类必当互助；公理既如此发达，则狭隘之民族心理及国民性，自必渐归消灭，此一定之理也。玄同以为世界上若无人造公用文字，则各国文字断难统一，因无论何国，都不肯舍己从人；无论何国文字，都决无统一世界之资格。怎么办呢？若舍己国私有之历史的文字，则有世界思想者，殆无不乐此，因为这实为适当之改良，与被征服于他种文字者绝异也。他最后强调，进化的文字，必有赖乎人为，而世界语言，必当渐渐统一。玄同对于文字之观念，以为与度量衡、纪年、货币等等相同，符号越统一，则越可少劳脑筋。玄同急于提倡Esperanto，还因为中国文字，断非新时代所适用。无论其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足与欧西诸国之拼音文字立于同等地位；即使一旦改用罗马字拼中国音，而废现行之汉文字体，可是近世之学术名语，多为我国所无，即普通应用之新事物，其新定之名词，亦多不通，如自来火，洋灯，大菜之类。诚欲保存国语，非将欧洲文字大大掺入不可；惟掺入之欧洲文字，当采用何国呢？是一直难解决之问题。鄙意Esperanto中学术名词，其语根即出于欧洲各国，而拼法简易，发音有定则，谓宜采入国语，以资应用，此为玄同提倡Esperanto唯一之目的。
针对陶孟和说“未曾学过外国语音，不能示人以外国语中之新天地”，钱玄同说，他提倡Esperanto，纯粹是本乎自己的良心，决非标新立异，尤非自文其不通英法德意……文之浅陋，玄同良心对于Esperanto，怀着两种意见：一、对于世界方面。一切科学真理，是世界公有的，不是哪一国的“国粹”。但是现在各国人各用他私有的语言文字著书，以至研究一种学问，非通几国的语言文字不可。如果世界语言文字统一了，那便人人都可减省时间，不去学无谓的语言文字。这样就可以来研究有益于社会和人生的学问。二、对于中国方面。中国到了20世纪，还是用4000年前的象形文字；加以2000年来学问毫无进步；西洋人300年来发明的科学真理，更非中国人所能梦见，现在给人家打败了几次—如什么“甲午”“庚子”的外患之类—于是有几个极少数的人略略醒了一点，要想急起直追，去学人家，意思原是很好，可是人家崭新的学问，断难用这种极陈旧的汉字去表达；因此近年以来颇有人主张废弃国语而以英语代之；我对于这种主张，也很赞成。但是英语等虽较良于汉语，可以记载新事新理，究竟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字，不是用人工改良的文字，所以庞杂的发音，可笑的文法，野蛮幼稚的习惯语，尚颇不少；加以叫甲国人改用乙国的语文文字，又为富于保守性的国民所不愿。—其实也没有什么要紧。日本从前之高文典册，以多用汉语为好：满洲人入关之后，渐废其国语而习汉文：究竟是有何不利？但是这种道理，非能都让中国人明白，国语既不足以记载新文明，改用某种外国语又非尽善尽美的办法，则除了改用Esperanto，实无别法。况Esperanto是改良的欧洲文字。世界上既有这样一位大慈大悲的Zamenhof制造这种精美完善的文字，中国人诚能弃其野蛮不适用的旧文字而用之，正如脱去极累赘的峨冠博带古装，而穿极便利的短衣窄袖新装。最后，他表示了不畏攻击、奋勇向前的决心。他说：“选学家桐城派反对新文学，我们格外要振作精神去做白话文章；我们对于Esperanto，也该用做白话文章的精神去提倡！”他还认为，若有比Esperanto更为精密的（当时据说有Ido），则自然应采用后者。
钱玄同以放眼世界的气度，用他“致用务求其适”的精神，去迎接人类文明的精华，这种胆识，直到今天，犹属难能可贵。
本着“致用务求其适”的精神，钱玄同对汉语能否改用拼音的问题，思想上有过反复。他本来是不赞成汉语改用罗马字拼音的。他在1918年致陈独秀的信中说（《新青年》四卷四号），有人主张改汉字这形式，即所谓用简字罗马字之类，而不废汉语，以为形式既改，则旧日积污，不难洗涤，殊不知改汉字为拼音，是极困难的，中国语言文字，极不一致，一也；语言之音，各处因万有不同，即使是文字之音，也是分歧多端，二也。制造国语以统一言文，实行注音字母以统一字音，固然是我辈积极的主张，但其最好的结果，不过能使白话文言不甚相远，彼此音读略略接近而已。若要如欧洲言文读之统一，则恐难做到；即如日本之言文一致，字音画一，亦未能遽期。因为欧洲文字本是拼音；日本虽借用汉字，然而，有行了1000年的“五十假名”。中国文字，即非拼音，又从无适当的标音符号；36字母，206韵，闹得头昏脑胀，充其极量，不过能考证古今文字之变迁而已，于统一音读之点，全不相干。今欲以我等三数人在十年八年之内，告成字音统一之伟业，恐为不可能之事；而且中国文言既多死语，且失之浮泛，而白话用字过少，文法亦极不完备；欲并采言文，造成一种国语，亦大非易事。于此可见整理言文及音读两事，已很困难。言文音读不统一，即断难改用拼音。何况汉文根本上尚有一无法救疗之痼疾，则单音是也。单音文字，同音者极多，改用拼音，如何分别？此单音之痼疾，传染到日本，日本亦大受其累：请看日本四十年来提议改良文字之人极多，而尤以用罗马字拼音这说为最有力；可是至今尚不能实行，原因正在于“音读”之汉字不能祛除净尽，则罗马字必难完全实行，这也正是我认为改用拼音，至为困难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