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不惟阐古，抑且开今（二）
钱玄同所说的，汉语单音文字，同音极多，若改用拼音，如何分别呢？这个问题，至今的汉语拼音也没有解决，他接着说，即使上述困难都解决了，汉字完全改用拼音，然而请问，新理新事新物，都不是我们民族所固有的，是自造新名词呢？还是老老实实写西文原字呢？由前之说，既改用拼音，则字中不复含有古义，新名词如何造法？难道竟译Republic（按：意为“共和国”）为Kung-huo，译Ethics（按：意为“伦理学”）为Lun-li-hsüh吗？自然没有这个道理。由后之说，即采西文原字，则科学、哲学上之专门名词，自不待言；即寻常物品，如match、lamp、ink、pen之类，自亦宜用原文，不当复云yang-huo，yang-teng，yang-meh-shue，yang-pih-teu；而dictator，boycott之类应写原文，亦无疑义。如此，则一文之中，用西字者必居十之七八，而“拼音之汉字”不过像介连助叹之词，及极普通之名代动状之词而已。费了许多气力，造成一种“拼音之汉字”，而其效用，不过如此，似乎有些不值得罢！盖汉字改用拼音，不过形式上作了变迁，而实质上则与“固有之旧汉文”还是半斤与八两，二五与一十的比例。因此他说他要爽爽快快说几句话：中国文字，论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20世纪之新时代。“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废掉汉文以后，应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考虑到当时Esperanto尚在提倡之时，汉语一时也不能马上消灭，在此过渡之短时期中，他认为补救的办法，即采用某种外国文字，英文、法文都可，他并无成见。而国文则限制字数，多则3000，少则2000，以白话为主，而“多多夹入稍稍通行的文雅字眼”（这是胡适答钱玄同之语，见《新青年》三卷六号），期以三五年工夫，专读新编的《白话国文教科书》，而国文可以通顺。凡讲述寻常之事物，则用此新体国文，若言及较深之新理，则全用外国文字教授；从中学起，除“国语文”及“本国史地”外，其余科目，全部读西文原书。但不久，他的思想有了变化，他说：
中国文字不足以记载新事新理；欲使中国人智识乩进，头脑清楚，非将汉字根本打消不可。（近日与朋友数人编小学教科书，更觉中国文字之庞杂汗漫，断难运用）但文字易废，语言不易废；汉语一日未废；即一日不可无表汉语之记号。此记号，自然以采用罗马字拼音为最便于写识。我一年前也有此主张（按：1917年）；后来因为想到各方面的困难之点甚多（如单音之词太多，一义有数字，声音之平上去入等等），恐一改拼音文字，反致意义混淆，于是改变初衷，主张仍用汉文，限制字数，旁注“注音字母”。惟以汉字一字形，形体组合，千奇百怪，这样的文字，实在难以辨认：今见朱先生这信，证明罗马字拼中国音之可行，并知已有此种文字撰为医书的，于是使我一年前的主张渐渐有复活之象。朱先生所说罗马字拼音的报纸，我尚未看见；如其确有良好的办法，我也要来跟着提倡。中国今后果能一面采用一种外国文，作为第二国语，以求学问，一面将中国语改用拼音，以适普通说话，粗浅记载之用，则教育上可得到很好的一种工具了。
朱我农给胡适的信是这样说的：
罗马字拼音法，我甚赞成，现在厦门汕头台湾等处中国人能看教会中所发行的Romonized chinese（罗马字拼成的中国语）的人，比能看中文的人多，这就是极好的成绩。十三四年前，我极不赞成此事，以为单音的中文断不能变为拼音。1909年我与厦门雷文铎君同访苏格兰之爱丁堡，看见他的家信凡从厦门来的，都是一种非希腊非拉丁非英德的文字，我一点都看不懂。雷君告我说，这是厦门白话罗马字拼出来的，并说这种拼音文字的如何利便，如何易学，当时我腹笑之。后来我又认识一个英国医生高似兰（dr。P。B。Consland）君，此君因在汕头多年，既懂中文，又能说汕头话，他也极力说Romonized chinese的好处；且说“中国人欲科学进步，非改用拼音文字不可”。当时我虽未然其说，但自己一想，以前中国人费了十数年的苦功，单单学一点本国之文字，尚不能弄通，并且有“老死书乡，一窍不通”的人，可见中文之难；当此科学时代，那有许多工夫去学这样难的东西呢？从此就渐渐的把以前的顽固思想改用了。去年有一个英国医生名Taylor的到横滨来印刷一部《内外科看护学》，这书全是用Romonized chinese做成的。据他说，台湾人能看此种文字的甚多。他在台湾所设的医院及学堂，全然用此种文字。他又将书中文句念给我听，我虽不大懂得厦门话—台湾人说的是厦门话—然而其中能听得懂处甚多。此一年来，我很研究此事，近来愈觉得此种文字利便，所以我赞成用罗马字拼音。至于各省语言不同，可以不必虑及。若用标准的拼法，其读法发行（胡适原按：此句似有错字），不但不至有碍，且可以借此统一中国的语音。兹特寄上用罗马字拼音法的报一纸，以供先生等审查。
令钱玄同失望的是，朱我农所寄的附件，不过是一本用罗马字母拼厦门语的《内外科看护学》。钱玄同说，此等书籍，我以前也看见过，我们只要照着《五车韵府》等书，将用汉字写的文章一个一个找出拼音，连了起来，就可做到。并且拼的是普通音，比这《内外看护学》总还容易看一点。因此，他还是回到汉字不宜改用罗马字拼音的立场上来。理由如前所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今后的中国人应该把所有的中国旧书尽行搁起，凡道理、智识、文学，样样都该学外国人，才能生存于20世纪，做一个文明人，既然如此，就该学外国文，读外国书。那固有的汉语，因事实上不能立刻消灭，只好暂时留住一部分勉强可用的—把那不适用的都送进博物院去—作为短时期交流之用，但与学术无关。至于文字，在文章方面，既改用口语，较之旧日之言文不一致者，已可便利许多，在书写方面，则应复用草书，或兼采古体俗体之笔画简单者，声音难明者，则注以注音字母。如此将就行法，也可勉强敷衍十年廿年。至于汉字的代替物，他认为与其制造罗马字母的新汉字，远不若采用人类公有的Esperanto。即退一步说，亦可采用外国语来代汉文汉语，认为单用Esperanto与采用外国语，比制造什么罗马字母的新汉字，上算得多，有用得多。后来又说，将来若有比Esperanto更好的文字，自然当舍Esperanto而就彼。总之，我们对于Zamenhof，当于Daruin（按：指达尔文），Kropotkin（按：指克鲁泡特金）同视而认他为先觉，为学者；不当于孔丘耶稣同视，而认他为圣人，为教主。他一再强调不反对别人弄罗马字拼音，“我并非要做蝙蝠派、骑墙派的人，两面讨好。因为我对于中国文字，无论如何主张，只要是存补救我或改革旧文字之弊者，我以为都是有道理的”。
针对当时提倡与反对Esperanto的人，对于Esperanto是个什么东西知之甚少的现实，钱玄同认为，当务之急是竭力去提倡Esperanto，自己要赶快学，劝人赶快写，还应多立团体传播。1919年1月9日他在回答区声白的信中说：我们既认Esperanto为适用之语言文字，可以作为中国语言文字的代替物，则更该多立团体，分头传播。宣传时特别要说明这是人类公有的语言，当与本国文同视，不当以外国文视之。至于汉文改用拼音，在理论上自然可以成功的，而在事实上我以为是很难办到，因为中国是单音语，同音字太多，我以为汉语一日未废，则汉文只可暂时沿用。难道某人发一道命令说：“汉文汉语定于某年某月某日废止，‘爱世语’定于某年某月某日施行。”Esperanto就可通行吗？所以现在只能暂时沿用汉文，而旁注音读，仿日本人的办法，此法现在最为合宜。若标准音，只可用普通音，即俗可谓“官音”，因为“官音”与方音相比，则官音实为“适者”，暂时尚可生存。1919年2月，钱玄同在答凌霜的信中，强调Esperanto为人类的公共语言，中国人也是人类之一员，自然就应该提人类的公共语言。欧洲各国的国语，与Esperanto相差不很远，就是慢慢地提倡，还不妨事。中国则自己的语言文字太艰深陈旧，决不合于新世界之用，所以中国人更该竭力提倡Esperanto，拿一近似的事来打比方：现在中国该用国语来做文章，用国音来标国语。那北方的声音语言，本来较为普通，和国音国语相差不甚远，到慢慢地提倡国音国语，还不妨事；江浙和闽广，则土音方言，至为奇特，不能行远使用，那就非赶紧提倡国音国语了。而且我们主张Esperanto的人，应该自己赶紧学Esperanto，劝人赶紧学Esperanto。自己学好了，该去教别人；学的人渐渐多起来，则中国知道Esperanto的好处的人也渐渐地多起来了。到那时候，提议要把Esperanto加入学校课程之中，想来也不是什么难事了—请看，三年前中国人对于白话文学的观念是怎样，现在又怎样，就可做个比较。
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同时要把普通用字的国音注定公布—这件事，后来几经反复，证明是极其困难的。这年冬天，吴稚晖从上海带着他亲自编写的《国音字典》稿本来北平，共有13000多字，是根据民国二年（1913年）教育部读音统一会全国代表和专家多数表决的字音规定的；当时陈颂平受了教育当局的嘱托，邀集钱玄同、吴稚晖、黎锦熙、王蕴山、马幼渔在他家里开审查会。这是中国确立国语字音标准之始，在审查过程中，是钱、吴两人辩论。钱玄同在当时所编的《音韵学讲义》中，还大大地批评注音字母诸多不好，可是当时两夕的会议，他虽觉得有些字音规定得太俗而不合于古，但极肯降心相从，不执己见，所以能顺利而迅速地通过。第二年，《国音字典》出版，东南方面的教育界大哗，说《国音字典》不应该用多数表决之普通字音，应该一律按照北京本地人说话的字音，这就是“京音国音两派之争。”事实上，清末已有人主张以“北平话”统一全国语音，以便联合中国的人心，救亡图存。京音国音之争，导致了教学的混乱。如某县的小学，京音教员和国音教员打架，把劝学所的大菜台子推翻了；某县开一个国语会，也是京国两音的教员相打，是知事出来作揖劝解。某乡的小孩子，兄弟两人在一个学校里，一人学了京音，一人学的是国音，回家温习功课，很有几个字的音不一致，他们的家长起了疑惑去质问校长，校长只好说：“都不错！都不错！”黎锦熙去江浙踏勘一趟回来，主意有所动摇，钱玄同坚持不可变更原则，只可逐字审查，稍加修订，所以《国音字典》直到民国九年（1920年）12月24日才由教育部正式公布，私家著作变成了全国文字读音的标准达12年之久，直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才正式废止，另由教育部颁布《国音常用字汇》。这部《国音常用字汇》是完全改用北平本地人说话的字音为标准，比民国九年（1920年）公布的《国音字典》，更俗而不合于古了，这个转变，钱玄同也是一个关键：大约在民国十年（1921年）夏天，他在黎锦熙家院子里乘凉，讨论当时小学生照多数表决公定的所谓“国音”读国语教科书，在全国任何地方都觉得有些别扭，听着不是味儿，究竟要怎么办才好呢？他说：“前几天我给马衡家里的小学生写墨盒盖儿，用注音字母拼写‘国音’墨盒两个字，小孩子都说拼错了，跟口里说的‘墨盒’不对；马衡也说这两个字的韵母恰巧要调换，（因当时公定的‘国音’是作ㄇㄜㄏㄛ，而北京的实际读音是ㄇㄛㄏㄜ），我原是反对‘京音派’的，现在成了人格问题，要毅然决然，明白宣布，就采用‘京音派’的主张，把北京的地方音作国音，你以为如何？”黎锦熙以禅语答曰：“先生！一个墨盒，你于‘言下大悟’了！”从此国语运动的语音标准问题，才确定了一条合理而有效的路线。这又可见钱玄同实事求是、不护己见的精神。
黎锦熙先生说，民国七年（1918年）的两件大事：创编白话的国语教科书；创修注音字母注定读音的《国音字典》，乃是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钱先生以生力军参加的“国语运动”。《新青年》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是同时兴起的，钱先生也是健将，因此，这两大运动，就自然联络起来，团结一致。到了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起，影响政治，新的潮流在社会、教育、思想、学艺上，都添加了很伟大的势力，所以国语运动的这件事，就很不费力地在教育法令上实施了革新的规定。这两件事的历史价值，黎先生在《国语运动史》（简称《史纲》）序言中说：“民7（1918年）公布了注音字母，民8（1919年）令颁了《国音字典》，实行‘国语统一’的政策，恰与2200年前秦始皇的‘国字统一’政策远远相承……民9（1920年）明令废止了全国小学的古体文而改用‘语体文’，把科目的国文改为‘国语’，是‘文学革命’的实施，恰与2100年前汉武帝的‘文体复古’政策遥遥相对。”黎先生又说，国语运动实际上比辛亥革命还难，辛亥革命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奇妙地统一起来，而要统一国语，真是谈何容易。这些还都不算什么，国语运动的最高企图、最终目的，乃是建设中国的新文字。钱先生对于此事的最大努力，是在民国十年（1921年）以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以前。我和他论交至今共计有23年，互相期许的中心事业，还不在民国八年（1919年）前后这几件侥幸火速成功的事情上头，不过这几件事也是新时代的诅诵、仓颉的勾当中，应该具备的历史条件而已。钱先生主张中国的新文字制定之后，只须用法令公布，不要借政治的力量来推行，因为这是学术问题，应该自由研究；秦始皇汉武帝那种强制的办法就根本不对。我说研究尽管研究，但若要使新文字能够普通地应用，总须有政治的力量才能推动，例如土耳其。因为在中国，众人的劳动向来抵不过一纸法令。他不以为然，笑着说：“看你何时作凯末尔！”
五四运动后，钱玄同渐渐专注“国语运动”的工作。1919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钱玄同兼任该会常驻干事。1920年后，他认为在中国推广运用世界语是遥远的理想，而当务之急是积极推进国语运动。黎锦熙先生说，从1919年钱先生兼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到他1939年去世，他对于国语、国音、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简体字等的制作和推进，悉心参划，亘二十年，其效甚溥。民国七年（1918年）创编白话的国语教科书，创修注音字母注定读音的《国音字典》，确实给教育界带来了新气象。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文化教育更加鲜明地吸收新方法，新思想。以教科书为例，据历届国语统一会审查工作的报告，1920年审定的国语教科书共173册，1921年，共118册，1922年约100册，1921年以后几年间，各书坊竞相出版儿童课外读物，种类很多，还不在教育部审定范围之内。大抵“儿童文学”这一股潮流，自周作人等提倡以来，在1922年新学制公布时达到最高点，如这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初小用的，几乎是完全采用儿歌、童话、民谣、寓言之类作材料，教育部给审定了，并有嘉奖的批语。但旧派大骂这是“贼夫人之子”的“猫狗教育”，因为清末小学课本，第一课大都是“天地日月”，民国后第一课总是“人”，而《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一课是“狗、大狗、小狗”，第二课是“大狗叫，小狗跳，大狗、小狗，叫一叫，跳两跳。”旧派的指责显然是毫无道理的。事实上，经过国语运动的扫荡，教育界的面貌焕然一新，教育内容也大大改变。例如关于经学，黎锦熙先生将它用拼音文字写出，小学生也能读，下面是他选的《礼记·檀弓》中的一段：
Koong-jongni shiansheng-jioansh koong-futzyy-yeou itian，ta yeanghwo de netiao goou syyle，ta jiao tade shyuesheng Tzyygong geei maichilai，shuo：“woo tingjiann laobey shuo-guoh de ia：‘poh-manntz byerheng la，weydesh maimaa ia；poh-chepeng yee bye rheng la，weydesh mai goou 哇！’woo a，jia-lii chyong，kee meiyeou chepeng；maide shyrhowl，yee geei ta i-jang pohshyitz，bye rang tade naodai aije tuu！’”
把它翻成汉字就是：
孔仲尼先生—就是孔夫子—有一天，他养活的那条狗死了。他叫他的学生子贡给埋起来，说：“我听见老辈说过的呀：‘破幔子别扔啦，为的是埋马呀；破车篷也别扔啦，为的是埋狗哇。’我啊，家里穷，可没有车篷，埋的时候儿，也给他一张破席子，别让他的脑袋挨着土！”
这是生动活泼的白话文，而《礼记》中的原文是：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丘也贫，无盖，于其土封也，亦与之席，毋使其首陷焉。”
三者相对照，足以显示出白话文及字母文字在教育中的作用。1923年，由胡适、顾颉刚、叶圣陶、吴研因等编的初中国语教科书出版，将白话文与文言文合编。文言文中，第一次选入了王充、崔述等人的文章。王充是东汉的异端思想家，清代的崔述虽然也尊孔，但对传统经学、史学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和详实的考订。这些非正统思想家的文章得以入选教科书，对孩子们的启迪是很大的，于此可见当时教育大加改革之一斑。
前面说过，国语运动的最高意图和最终目的，乃是建设中国的新文字。钱玄同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中国的新文字，一定要用拼音制，而拼音制又一定要采用罗马字母。他说200多年前南明的刘继庄就有这个主张，他后来建议以刘继庄的生年即1648年（明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作为“国语纪元”。早在1918年他讨论中国今后之文学问题时，虽然主张采用治本的措施即世界语取代汉文，但也强调不反对用罗马字，这种议论见于《新青年》四卷四号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五卷五号的《汉字革命之讨论》，五卷六号之讨论《罗马字与新青年》等。1922年，他与黎锦熙先生在西单牌楼一家小羊肉馆雨花春楼上，共同决定，开始放一大炮，在当时的《国语月刊》里发刊一大册《汉字改革号》，除各同道都精写一篇论文外，并把历年讨论这个问题的文字都综合起来，钱玄同写了首篇，题为《汉字革命》，那年大家才把中国的新文字命名为“国语罗马字”，同期载有黎锦熙写的《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赵元任写的《国语罗马字的研究》。黎锦熙先生称赞《汉字革命》是一篇“斟酌饱满”的长文，在民国七年（1918年）已有这种主张。
《汉字革命》一开头就说，距今20年前，也就是戊戌变法时代和它的前后，中国有人感觉到汉字的难识、难记、难写，不是一种适用的工具，应该另造拼音文字，如沈学、卢戆章、蔡锡勇、劳乃宣、王照诸人，都曾经发表过“中国该有拼音文字”的主张，并且他们自己都制造过拼音字母。但是他们却又发一种议论：“汉字太高深了，太优美了，它只是有力治学的人们适用的文字，至于知识低下或不识字的人们，另外制造一种粗浅的拼音文字来给他们使用。”所以他们一面虽然主张中国该有拼音文字，可是一面又赶紧声明道：“我们并不主张废弃汉字的！”照他们这种议论，好比说：“鱼肉鸡鸭虽是适口养生的美品，但是它们只是有钱的人们的食物；至于那些鸠形鹄面的苦人，是没有吃它们的福气的，我们应该可怜他们，另外造些窝窝头，杂合儿来给他们充饥。”钱玄同说，我想，他们要说那话的原故，或者因为社会上那些“骸骨之迷恋者”太多了，要是明目张胆地说一声“不要汉字”，恐怕有人要来胡闹，未免使得拼音文字的推行上发生阻力，所以姑且“虚与委蛇”，也未可知。如果是这样；自然要算别有苦心。
钱玄同在这里所指出的清末汉字改革家首施两端的现象，实质上就是这些人没有认识到沟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重要性，所以钱玄同接着就指出，他们说那样的话，是不合理的；他们那种苦心，也是无用的。人们对于社会上的无论什么事物，如果发现了它的毛病，非“改弦而更张之”不可，那就应该明目张胆地鼓吹革命：“对于旧的，尽力攻击，期其破坏、消灭；对于新的，尽力提倡，期其成立、发展。”要是既想改革，又怕旧势力的厉害，于是做出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的样子，说上许多不痛不痒的话，对于四面八方一律讨好，希望做到什么“妥协”，什么“调和”的地步，那是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不但没有好结果，而且还要发生“是非混淆”、“新旧糅杂”的坏现象！老实说，这样“灰色的革命”，我是很反对的。更何况用那样不正确的手段来鼓吹革命，是很难得到效果的。试拿“古文革命”这件事来作个比较，便可以明白了。对于以前所谓“古文”，觉得它不是记载思想事物的适用工具，应该改用白话来作文章，这也是20年前的老新党所早见到的。但是他们是用不正确的手段来鼓吹革命，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论调和对于“文学革命”的论调一样。可怜闹上20年，得不到一些效果！必须要到1917年陈独秀作《文学革命论》，胡适作《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高张“文学革命军”的大旗，扫荡古文巢穴中的“城狐社鼠”，国语的新文学才得成立。用“古文革命”的经过来做“汉字革命”的参考，便可知道我们若认明汉字的不适用，觉得表示国语的文学非用拼音不可，则惟有响响亮亮地说“汉字应该革命！”对于那“骸骨之迷恋者”，拼个你死我活，毫无妥协的余地。如此，则汉字改革的事业才有成功的希望。
这20多年中，也有几个明目张胆声讨汉字罪恶的人，最早是“思想界之彗星”谭嗣同，他的《仁学》中有几句话道：
……又其不易合一之故，语言文字，万有不齐；越国即不相通，愚贱尤难遍晓。更若中国之象形字，尤为之梗也，故尽改象形字为谐声，各用土语，互译其意，朝授而夕解，彼作而此述，则地球之学可合而为一。
钱玄同认为，谭君这几句话，虽然不是专论汉字，但却是宣布汉字罪恶的第一声，后来《新世纪周刊》中，吴敬恒、褚民谊、李煜瀛等对于汉字，都曾施过很剧烈的攻击。1919年，傅斯年在《新潮》发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实是“汉字革命军”的第一篇檄文。近两年来，因为国语文学的勃兴，注音字母的推行，教育有普及的要求，学习有提高的必要，于是大家渐渐注意到汉字革命这个问题上来了，这是极好的现象。钱玄同说：
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表示活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做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
钱玄同说，汉字应该革命的理由，说的人已经很多了，我想，除了迷恋骸骨的，保存或维持国粹的，卫道的，和那些做“鸳鸯”、“蝴蝶”、“某生”、“某翁”的文章的“文丐”、“文娼”们以外，只要是心地干净，脑筋清晰的人们总不至于再无理由地反对了。然而从学理上看，“汉字能否革命”恐怕还很有人怀疑，这就是继“汉字应否革命”应该解决的问题。所谓“汉字能否革命”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国语能否改用拼音文字表示”的问题，钱玄同认为应该从汉字的变迁史上来研究。
有人说：“欧洲文字是拼音文字，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钱玄同认为这话是大错的，汉字中间，固然有一部分是象形文字，但这类象形文字在汉字的全体中，只占了最少的一部分，百分之一。例如《说文解字》9000余字中，据王筠的《文字蒙求》所列，象形字264个，指事字129个，会意字1254个，剩下的都是形声字了。象形字和指事字，都可以算作象形文字，在《说文》中只有393个，占《说文》字全体仅二十三分之一。《说文》以后的文字，形声字占了最大多数，会意字极少，至于象形字和指事字，除了“伞”、“凹”、“凸”等三数字外，简直是没有了。《说文》以后，文字日见增加，经过了1600年光景，到亡清修《康熙字典》的时候，共有4万余字。这33个象形字在《康熙字典》和4万余字之中，不是占了全体一百分之一吗？即然如此，怎么可以用“象形文字”这个名词来赅括汉字的全体呢？
再看汉字的造字方法，据东汉的班固、许慎、郑玄诸人所说，共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称为“六书”，这种分法不很精当，但大体不错，六书是造字的六种方法，并不是一时成立的，而是逐渐增加的。由这逐渐增加，便可证明汉字在3000年以前早已有离形就音的趋势了。
象形和指事的分别，大致是这样：象形系专就一件实物依样指画；指事则用点、画、圈、钩之类来作某类事物的记号，这两种方法闹到“此路不通”时，于是不得不抛却象形文字的面目来造会意字，即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来合成一个字，把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成义来表示这一合成字的意义。用会意这种方法造字，虽比象形指事稍微自由一点，但也很容易闹到“此路不通”。例如那鸟兽、草木、山川的别名，固然不能用象形指事的方法，却也不能用会意的方法。又如一种动作或一种状态，因为有些微的不同，便须分为许多字。这岂能一一造会意字呢？只有改用表音的方法。因为未有文字，先有语言，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语言对于某事某物用某音表示，则文字也可以用某音表示。这时候，象形、指事、会意的字，综计起来，已经造了1000多个了，语言中常用的音，这一千多个字中一定包含很不少了，于是就用这1000多个字来作注音字母而造成一种形声字来（后来形声字也作注音字母，并不限于这1000多个象形、指事、会意字）。形声字的“声”是表音的符号，可以称为“音符”。实际上就是那时的注音字母，形声字的“形”，是表义的符号，可以称为“义符”。例如“江”、“河”二字，古语称长江曰“工”，称黄河曰“可”，因即用“工”、“可”两字来作“江”、“河”两字的音符，江和河都是水，因又用“水”字来作它们的义符，汉字自从有了这个方法，于是由表义而趋向到表音的方面来了。
意义相近而有些微不同的，固然应该分造许多字去区别。还有那一个意义因地方或时代不同而变了读音的，这也不可没有区别，区别的方法，自然也只有添造文字。于是形声之外，又别有转注这一种方法，例如甲地读“谋”字之音如“某”，所以用“某”字做声符，乙地不读如“某”而读如“莫”，于是改用“莫”字作音符而添造“谟”字。又如“父”、“母”两个字，在述说时读为“fu”、“mu”，而称呼则变为“ba”、“ma”，于是就添造“爸”、“妈”两个形声字（“父”、“母”都是象形字），诸如此类，都是一义化为数音而千万的，这便是转注（说本章炳麟）—就文字的形式看，转注还是形声，但就“一义数音即造数字”，这一点上看，可知表音文字的势力一天大似一天了。
中国文字不足以记载新事新理；欲使中国人智识乩进，头脑清楚，非将汉字根本打消不可。（近日与朋友数人编小学教科书，更觉中国文字之庞杂汗漫，断难运用）但文字易废，语言不易废；汉语一日未废；即一日不可无表汉语之记号。此记号，自然以采用罗马字拼音为最便于写识。我一年前也有此主张（按：1917年）；后来因为想到各方面的困难之点甚多（如单音之词太多，一义有数字，声音之平上去入等等），恐一改拼音文字，反致意义混淆，于是改变初衷，主张仍用汉文，限制字数，旁注“注音字母”。惟以汉字一字形，形体组合，千奇百怪，这样的文字，实在难以辨认：今见朱先生这信，证明罗马字拼中国音之可行，并知已有此种文字撰为医书的，于是使我一年前的主张渐渐有复活之象。朱先生所说罗马字拼音的报纸，我尚未看见；如其确有良好的办法，我也要来跟着提倡。中国今后果能一面采用一种外国文，作为第二国语，以求学问，一面将中国语改用拼音，以适普通说话，粗浅记载之用，则教育上可得到很好的一种工具了。
朱我农给胡适的信是这样说的：
罗马字拼音法，我甚赞成，现在厦门汕头台湾等处中国人能看教会中所发行的Romonized chinese（罗马字拼成的中国语）的人，比能看中文的人多，这就是极好的成绩。十三四年前，我极不赞成此事，以为单音的中文断不能变为拼音。1909年我与厦门雷文铎君同访苏格兰之爱丁堡，看见他的家信凡从厦门来的，都是一种非希腊非拉丁非英德的文字，我一点都看不懂。雷君告我说，这是厦门白话罗马字拼出来的，并说这种拼音文字的如何利便，如何易学，当时我腹笑之。后来我又认识一个英国医生高似兰（dr。P。B。Consland）君，此君因在汕头多年，既懂中文，又能说汕头话，他也极力说Romonized chinese的好处；且说“中国人欲科学进步，非改用拼音文字不可”。当时我虽未然其说，但自己一想，以前中国人费了十数年的苦功，单单学一点本国之文字，尚不能弄通，并且有“老死书乡，一窍不通”的人，可见中文之难；当此科学时代，那有许多工夫去学这样难的东西呢？从此就渐渐的把以前的顽固思想改用了。去年有一个英国医生名Taylor的到横滨来印刷一部《内外科看护学》，这书全是用Romonized chinese做成的。据他说，台湾人能看此种文字的甚多。他在台湾所设的医院及学堂，全然用此种文字。他又将书中文句念给我听，我虽不大懂得厦门话—台湾人说的是厦门话—然而其中能听得懂处甚多。此一年来，我很研究此事，近来愈觉得此种文字利便，所以我赞成用罗马字拼音。至于各省语言不同，可以不必虑及。若用标准的拼法，其读法发行（胡适原按：此句似有错字），不但不至有碍，且可以借此统一中国的语音。兹特寄上用罗马字拼音法的报一纸，以供先生等审查。
令钱玄同失望的是，朱我农所寄的附件，不过是一本用罗马字母拼厦门语的《内外科看护学》。钱玄同说，此等书籍，我以前也看见过，我们只要照着《五车韵府》等书，将用汉字写的文章一个一个找出拼音，连了起来，就可做到。并且拼的是普通音，比这《内外看护学》总还容易看一点。因此，他还是回到汉字不宜改用罗马字拼音的立场上来。理由如前所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今后的中国人应该把所有的中国旧书尽行搁起，凡道理、智识、文学，样样都该学外国人，才能生存于20世纪，做一个文明人，既然如此，就该学外国文，读外国书。那固有的汉语，因事实上不能立刻消灭，只好暂时留住一部分勉强可用的—把那不适用的都送进博物院去—作为短时期交流之用，但与学术无关。至于文字，在文章方面，既改用口语，较之旧日之言文不一致者，已可便利许多，在书写方面，则应复用草书，或兼采古体俗体之笔画简单者，声音难明者，则注以注音字母。如此将就行法，也可勉强敷衍十年廿年。至于汉字的代替物，他认为与其制造罗马字母的新汉字，远不若采用人类公有的Esperanto。即退一步说，亦可采用外国语来代汉文汉语，认为单用Esperanto与采用外国语，比制造什么罗马字母的新汉字，上算得多，有用得多。后来又说，将来若有比Esperanto更好的文字，自然当舍Esperanto而就彼。总之，我们对于Zamenhof，当于Daruin（按：指达尔文），Kropotkin（按：指克鲁泡特金）同视而认他为先觉，为学者；不当于孔丘耶稣同视，而认他为圣人，为教主。他一再强调不反对别人弄罗马字拼音，“我并非要做蝙蝠派、骑墙派的人，两面讨好。因为我对于中国文字，无论如何主张，只要是存补救我或改革旧文字之弊者，我以为都是有道理的”。
针对当时提倡与反对Esperanto的人，对于Esperanto是个什么东西知之甚少的现实，钱玄同认为，当务之急是竭力去提倡Esperanto，自己要赶快学，劝人赶快写，还应多立团体传播。1919年1月9日他在回答区声白的信中说：我们既认Esperanto为适用之语言文字，可以作为中国语言文字的代替物，则更该多立团体，分头传播。宣传时特别要说明这是人类公有的语言，当与本国文同视，不当以外国文视之。至于汉文改用拼音，在理论上自然可以成功的，而在事实上我以为是很难办到，因为中国是单音语，同音字太多，我以为汉语一日未废，则汉文只可暂时沿用。难道某人发一道命令说：“汉文汉语定于某年某月某日废止，‘爱世语’定于某年某月某日施行。”Esperanto就可通行吗？所以现在只能暂时沿用汉文，而旁注音读，仿日本人的办法，此法现在最为合宜。若标准音，只可用普通音，即俗可谓“官音”，因为“官音”与方音相比，则官音实为“适者”，暂时尚可生存。1919年2月，钱玄同在答凌霜的信中，强调Esperanto为人类的公共语言，中国人也是人类之一员，自然就应该提人类的公共语言。欧洲各国的国语，与Esperanto相差不很远，就是慢慢地提倡，还不妨事。中国则自己的语言文字太艰深陈旧，决不合于新世界之用，所以中国人更该竭力提倡Esperanto，拿一近似的事来打比方：现在中国该用国语来做文章，用国音来标国语。那北方的声音语言，本来较为普通，和国音国语相差不甚远，到慢慢地提倡国音国语，还不妨事；江浙和闽广，则土音方言，至为奇特，不能行远使用，那就非赶紧提倡国音国语了。而且我们主张Esperanto的人，应该自己赶紧学Esperanto，劝人赶紧学Esperanto。自己学好了，该去教别人；学的人渐渐多起来，则中国知道Esperanto的好处的人也渐渐地多起来了。到那时候，提议要把Esperanto加入学校课程之中，想来也不是什么难事了—请看，三年前中国人对于白话文学的观念是怎样，现在又怎样，就可做个比较。
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同时要把普通用字的国音注定公布—这件事，后来几经反复，证明是极其困难的。这年冬天，吴稚晖从上海带着他亲自编写的《国音字典》稿本来北平，共有13000多字，是根据民国二年（1913年）教育部读音统一会全国代表和专家多数表决的字音规定的；当时陈颂平受了教育当局的嘱托，邀集钱玄同、吴稚晖、黎锦熙、王蕴山、马幼渔在他家里开审查会。这是中国确立国语字音标准之始，在审查过程中，是钱、吴两人辩论。钱玄同在当时所编的《音韵学讲义》中，还大大地批评注音字母诸多不好，可是当时两夕的会议，他虽觉得有些字音规定得太俗而不合于古，但极肯降心相从，不执己见，所以能顺利而迅速地通过。第二年，《国音字典》出版，东南方面的教育界大哗，说《国音字典》不应该用多数表决之普通字音，应该一律按照北京本地人说话的字音，这就是“京音国音两派之争。”事实上，清末已有人主张以“北平话”统一全国语音，以便联合中国的人心，救亡图存。京音国音之争，导致了教学的混乱。如某县的小学，京音教员和国音教员打架，把劝学所的大菜台子推翻了；某县开一个国语会，也是京国两音的教员相打，是知事出来作揖劝解。某乡的小孩子，兄弟两人在一个学校里，一人学了京音，一人学的是国音，回家温习功课，很有几个字的音不一致，他们的家长起了疑惑去质问校长，校长只好说：“都不错！都不错！”黎锦熙去江浙踏勘一趟回来，主意有所动摇，钱玄同坚持不可变更原则，只可逐字审查，稍加修订，所以《国音字典》直到民国九年（1920年）12月24日才由教育部正式公布，私家著作变成了全国文字读音的标准达12年之久，直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才正式废止，另由教育部颁布《国音常用字汇》。这部《国音常用字汇》是完全改用北平本地人说话的字音为标准，比民国九年（1920年）公布的《国音字典》，更俗而不合于古了，这个转变，钱玄同也是一个关键：大约在民国十年（1921年）夏天，他在黎锦熙家院子里乘凉，讨论当时小学生照多数表决公定的所谓“国音”读国语教科书，在全国任何地方都觉得有些别扭，听着不是味儿，究竟要怎么办才好呢？他说：“前几天我给马衡家里的小学生写墨盒盖儿，用注音字母拼写‘国音’墨盒两个字，小孩子都说拼错了，跟口里说的‘墨盒’不对；马衡也说这两个字的韵母恰巧要调换，（因当时公定的‘国音’是作ㄇㄜㄏㄛ，而北京的实际读音是ㄇㄛㄏㄜ），我原是反对‘京音派’的，现在成了人格问题，要毅然决然，明白宣布，就采用‘京音派’的主张，把北京的地方音作国音，你以为如何？”黎锦熙以禅语答曰：“先生！一个墨盒，你于‘言下大悟’了！”从此国语运动的语音标准问题，才确定了一条合理而有效的路线。这又可见钱玄同实事求是、不护己见的精神。
黎锦熙先生说，民国七年（1918年）的两件大事：创编白话的国语教科书；创修注音字母注定读音的《国音字典》，乃是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钱先生以生力军参加的“国语运动”。《新青年》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是同时兴起的，钱先生也是健将，因此，这两大运动，就自然联络起来，团结一致。到了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起，影响政治，新的潮流在社会、教育、思想、学艺上，都添加了很伟大的势力，所以国语运动的这件事，就很不费力地在教育法令上实施了革新的规定。这两件事的历史价值，黎先生在《国语运动史》（简称《史纲》）序言中说：“民7（1918年）公布了注音字母，民8（1919年）令颁了《国音字典》，实行‘国语统一’的政策，恰与2200年前秦始皇的‘国字统一’政策远远相承……民9（1920年）明令废止了全国小学的古体文而改用‘语体文’，把科目的国文改为‘国语’，是‘文学革命’的实施，恰与2100年前汉武帝的‘文体复古’政策遥遥相对。”黎先生又说，国语运动实际上比辛亥革命还难，辛亥革命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奇妙地统一起来，而要统一国语，真是谈何容易。这些还都不算什么，国语运动的最高企图、最终目的，乃是建设中国的新文字。钱先生对于此事的最大努力，是在民国十年（1921年）以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以前。我和他论交至今共计有23年，互相期许的中心事业，还不在民国八年（1919年）前后这几件侥幸火速成功的事情上头，不过这几件事也是新时代的诅诵、仓颉的勾当中，应该具备的历史条件而已。钱先生主张中国的新文字制定之后，只须用法令公布，不要借政治的力量来推行，因为这是学术问题，应该自由研究；秦始皇汉武帝那种强制的办法就根本不对。我说研究尽管研究，但若要使新文字能够普通地应用，总须有政治的力量才能推动，例如土耳其。因为在中国，众人的劳动向来抵不过一纸法令。他不以为然，笑着说：“看你何时作凯末尔！”
五四运动后，钱玄同渐渐专注“国语运动”的工作。1919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钱玄同兼任该会常驻干事。1920年后，他认为在中国推广运用世界语是遥远的理想，而当务之急是积极推进国语运动。黎锦熙先生说，从1919年钱先生兼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到他1939年去世，他对于国语、国音、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简体字等的制作和推进，悉心参划，亘二十年，其效甚溥。民国七年（1918年）创编白话的国语教科书，创修注音字母注定读音的《国音字典》，确实给教育界带来了新气象。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文化教育更加鲜明地吸收新方法，新思想。以教科书为例，据历届国语统一会审查工作的报告，1920年审定的国语教科书共173册，1921年，共118册，1922年约100册，1921年以后几年间，各书坊竞相出版儿童课外读物，种类很多，还不在教育部审定范围之内。大抵“儿童文学”这一股潮流，自周作人等提倡以来，在1922年新学制公布时达到最高点，如这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初小用的，几乎是完全采用儿歌、童话、民谣、寓言之类作材料，教育部给审定了，并有嘉奖的批语。但旧派大骂这是“贼夫人之子”的“猫狗教育”，因为清末小学课本，第一课大都是“天地日月”，民国后第一课总是“人”，而《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一课是“狗、大狗、小狗”，第二课是“大狗叫，小狗跳，大狗、小狗，叫一叫，跳两跳。”旧派的指责显然是毫无道理的。事实上，经过国语运动的扫荡，教育界的面貌焕然一新，教育内容也大大改变。例如关于经学，黎锦熙先生将它用拼音文字写出，小学生也能读，下面是他选的《礼记·檀弓》中的一段：
Koong-jongni shiansheng-jioansh koong-futzyy-yeou itian，ta yeanghwo de netiao goou syyle，ta jiao tade shyuesheng Tzyygong geei maichilai，shuo：“woo tingjiann laobey shuo-guoh de ia：‘poh-manntz byerheng la，weydesh maimaa ia；poh-chepeng yee bye rheng la，weydesh mai goou 哇！’woo a，jia-lii chyong，kee meiyeou chepeng；maide shyrhowl，yee geei ta i-jang pohshyitz，bye rang tade naodai aije tuu！’”
把它翻成汉字就是：
孔仲尼先生—就是孔夫子—有一天，他养活的那条狗死了。他叫他的学生子贡给埋起来，说：“我听见老辈说过的呀：‘破幔子别扔啦，为的是埋马呀；破车篷也别扔啦，为的是埋狗哇。’我啊，家里穷，可没有车篷，埋的时候儿，也给他一张破席子，别让他的脑袋挨着土！”
这是生动活泼的白话文，而《礼记》中的原文是：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丘也贫，无盖，于其土封也，亦与之席，毋使其首陷焉。”
三者相对照，足以显示出白话文及字母文字在教育中的作用。1923年，由胡适、顾颉刚、叶圣陶、吴研因等编的初中国语教科书出版，将白话文与文言文合编。文言文中，第一次选入了王充、崔述等人的文章。王充是东汉的异端思想家，清代的崔述虽然也尊孔，但对传统经学、史学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和详实的考订。这些非正统思想家的文章得以入选教科书，对孩子们的启迪是很大的，于此可见当时教育大加改革之一斑。
前面说过，国语运动的最高意图和最终目的，乃是建设中国的新文字。钱玄同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中国的新文字，一定要用拼音制，而拼音制又一定要采用罗马字母。他说200多年前南明的刘继庄就有这个主张，他后来建议以刘继庄的生年即1648年（明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作为“国语纪元”。早在1918年他讨论中国今后之文学问题时，虽然主张采用治本的措施即世界语取代汉文，但也强调不反对用罗马字，这种议论见于《新青年》四卷四号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五卷五号的《汉字革命之讨论》，五卷六号之讨论《罗马字与新青年》等。1922年，他与黎锦熙先生在西单牌楼一家小羊肉馆雨花春楼上，共同决定，开始放一大炮，在当时的《国语月刊》里发刊一大册《汉字改革号》，除各同道都精写一篇论文外，并把历年讨论这个问题的文字都综合起来，钱玄同写了首篇，题为《汉字革命》，那年大家才把中国的新文字命名为“国语罗马字”，同期载有黎锦熙写的《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赵元任写的《国语罗马字的研究》。黎锦熙先生称赞《汉字革命》是一篇“斟酌饱满”的长文，在民国七年（1918年）已有这种主张。
《汉字革命》一开头就说，距今20年前，也就是戊戌变法时代和它的前后，中国有人感觉到汉字的难识、难记、难写，不是一种适用的工具，应该另造拼音文字，如沈学、卢戆章、蔡锡勇、劳乃宣、王照诸人，都曾经发表过“中国该有拼音文字”的主张，并且他们自己都制造过拼音字母。但是他们却又发一种议论：“汉字太高深了，太优美了，它只是有力治学的人们适用的文字，至于知识低下或不识字的人们，另外制造一种粗浅的拼音文字来给他们使用。”所以他们一面虽然主张中国该有拼音文字，可是一面又赶紧声明道：“我们并不主张废弃汉字的！”照他们这种议论，好比说：“鱼肉鸡鸭虽是适口养生的美品，但是它们只是有钱的人们的食物；至于那些鸠形鹄面的苦人，是没有吃它们的福气的，我们应该可怜他们，另外造些窝窝头，杂合儿来给他们充饥。”钱玄同说，我想，他们要说那话的原故，或者因为社会上那些“骸骨之迷恋者”太多了，要是明目张胆地说一声“不要汉字”，恐怕有人要来胡闹，未免使得拼音文字的推行上发生阻力，所以姑且“虚与委蛇”，也未可知。如果是这样；自然要算别有苦心。
钱玄同在这里所指出的清末汉字改革家首施两端的现象，实质上就是这些人没有认识到沟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重要性，所以钱玄同接着就指出，他们说那样的话，是不合理的；他们那种苦心，也是无用的。人们对于社会上的无论什么事物，如果发现了它的毛病，非“改弦而更张之”不可，那就应该明目张胆地鼓吹革命：“对于旧的，尽力攻击，期其破坏、消灭；对于新的，尽力提倡，期其成立、发展。”要是既想改革，又怕旧势力的厉害，于是做出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的样子，说上许多不痛不痒的话，对于四面八方一律讨好，希望做到什么“妥协”，什么“调和”的地步，那是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不但没有好结果，而且还要发生“是非混淆”、“新旧糅杂”的坏现象！老实说，这样“灰色的革命”，我是很反对的。更何况用那样不正确的手段来鼓吹革命，是很难得到效果的。试拿“古文革命”这件事来作个比较，便可以明白了。对于以前所谓“古文”，觉得它不是记载思想事物的适用工具，应该改用白话来作文章，这也是20年前的老新党所早见到的。但是他们是用不正确的手段来鼓吹革命，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论调和对于“文学革命”的论调一样。可怜闹上20年，得不到一些效果！必须要到1917年陈独秀作《文学革命论》，胡适作《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高张“文学革命军”的大旗，扫荡古文巢穴中的“城狐社鼠”，国语的新文学才得成立。用“古文革命”的经过来做“汉字革命”的参考，便可知道我们若认明汉字的不适用，觉得表示国语的文学非用拼音不可，则惟有响响亮亮地说“汉字应该革命！”对于那“骸骨之迷恋者”，拼个你死我活，毫无妥协的余地。如此，则汉字改革的事业才有成功的希望。
这20多年中，也有几个明目张胆声讨汉字罪恶的人，最早是“思想界之彗星”谭嗣同，他的《仁学》中有几句话道：
……又其不易合一之故，语言文字，万有不齐；越国即不相通，愚贱尤难遍晓。更若中国之象形字，尤为之梗也，故尽改象形字为谐声，各用土语，互译其意，朝授而夕解，彼作而此述，则地球之学可合而为一。
钱玄同认为，谭君这几句话，虽然不是专论汉字，但却是宣布汉字罪恶的第一声，后来《新世纪周刊》中，吴敬恒、褚民谊、李煜瀛等对于汉字，都曾施过很剧烈的攻击。1919年，傅斯年在《新潮》发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实是“汉字革命军”的第一篇檄文。近两年来，因为国语文学的勃兴，注音字母的推行，教育有普及的要求，学习有提高的必要，于是大家渐渐注意到汉字革命这个问题上来了，这是极好的现象。钱玄同说：
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表示活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做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
钱玄同说，汉字应该革命的理由，说的人已经很多了，我想，除了迷恋骸骨的，保存或维持国粹的，卫道的，和那些做“鸳鸯”、“蝴蝶”、“某生”、“某翁”的文章的“文丐”、“文娼”们以外，只要是心地干净，脑筋清晰的人们总不至于再无理由地反对了。然而从学理上看，“汉字能否革命”恐怕还很有人怀疑，这就是继“汉字应否革命”应该解决的问题。所谓“汉字能否革命”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国语能否改用拼音文字表示”的问题，钱玄同认为应该从汉字的变迁史上来研究。
有人说：“欧洲文字是拼音文字，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钱玄同认为这话是大错的，汉字中间，固然有一部分是象形文字，但这类象形文字在汉字的全体中，只占了最少的一部分，百分之一。例如《说文解字》9000余字中，据王筠的《文字蒙求》所列，象形字264个，指事字129个，会意字1254个，剩下的都是形声字了。象形字和指事字，都可以算作象形文字，在《说文》中只有393个，占《说文》字全体仅二十三分之一。《说文》以后的文字，形声字占了最大多数，会意字极少，至于象形字和指事字，除了“伞”、“凹”、“凸”等三数字外，简直是没有了。《说文》以后，文字日见增加，经过了1600年光景，到亡清修《康熙字典》的时候，共有4万余字。这33个象形字在《康熙字典》和4万余字之中，不是占了全体一百分之一吗？即然如此，怎么可以用“象形文字”这个名词来赅括汉字的全体呢？
再看汉字的造字方法，据东汉的班固、许慎、郑玄诸人所说，共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称为“六书”，这种分法不很精当，但大体不错，六书是造字的六种方法，并不是一时成立的，而是逐渐增加的。由这逐渐增加，便可证明汉字在3000年以前早已有离形就音的趋势了。
象形和指事的分别，大致是这样：象形系专就一件实物依样指画；指事则用点、画、圈、钩之类来作某类事物的记号，这两种方法闹到“此路不通”时，于是不得不抛却象形文字的面目来造会意字，即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来合成一个字，把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成义来表示这一合成字的意义。用会意这种方法造字，虽比象形指事稍微自由一点，但也很容易闹到“此路不通”。例如那鸟兽、草木、山川的别名，固然不能用象形指事的方法，却也不能用会意的方法。又如一种动作或一种状态，因为有些微的不同，便须分为许多字。这岂能一一造会意字呢？只有改用表音的方法。因为未有文字，先有语言，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语言对于某事某物用某音表示，则文字也可以用某音表示。这时候，象形、指事、会意的字，综计起来，已经造了1000多个了，语言中常用的音，这一千多个字中一定包含很不少了，于是就用这1000多个字来作注音字母而造成一种形声字来（后来形声字也作注音字母，并不限于这1000多个象形、指事、会意字）。形声字的“声”是表音的符号，可以称为“音符”。实际上就是那时的注音字母，形声字的“形”，是表义的符号，可以称为“义符”。例如“江”、“河”二字，古语称长江曰“工”，称黄河曰“可”，因即用“工”、“可”两字来作“江”、“河”两字的音符，江和河都是水，因又用“水”字来作它们的义符，汉字自从有了这个方法，于是由表义而趋向到表音的方面来了。
意义相近而有些微不同的，固然应该分造许多字去区别。还有那一个意义因地方或时代不同而变了读音的，这也不可没有区别，区别的方法，自然也只有添造文字。于是形声之外，又别有转注这一种方法，例如甲地读“谋”字之音如“某”，所以用“某”字做声符，乙地不读如“某”而读如“莫”，于是改用“莫”字作音符而添造“谟”字。又如“父”、“母”两个字，在述说时读为“fu”、“mu”，而称呼则变为“ba”、“ma”，于是就添造“爸”、“妈”两个形声字（“父”、“母”都是象形字），诸如此类，都是一义化为数音而千万的，这便是转注（说本章炳麟）—就文字的形式看，转注还是形声，但就“一义数音即造数字”，这一点上看，可知表音文字的势力一天大似一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