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不惟阐古，抑且开今（三）
转注虽因音变而字也跟着变，却还未脱离义符；如“父”、“母”之音变为“ba”、“ma”不就拿“巴”、“马”两个字来表示，还要加上“父”、“女”作为义符，后来又觉得这种方法还不便利，因为（1）声音转变，层出不穷，一一制字，实在麻烦得很；（2）副词、前置词、持续词、感叹词、助词等等，很难得适当的义符；（3）古代传授学问，因为写的工具不便利，大都是“口耳相传”，这是只能记住语音，不能记住字形的，因此便毅然决然地舍义而专来表音。只要声音对了，无论写哪个字都行。换言之，就是对于许多同音字，不问它们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转注字，也不问它们中间的形声字和转注字是什么义符，凡同音的字，都可以任意乱写。凡声音略有转变，就可以改写他字以明其音，总而言之，对于固有的文字都作为注音字母用，这便是假借。汉字到了用假借字，便是纯粹的表音文字了。
照这本书发生的次序看，可知汉字是由象形而表意，由表意而表音，到了纯粹表音的假借方法发生，离开拼音，只差一间了。
假借这个方法，发生于何时呢？现在所见最古的真正古字，就是殷代的甲骨文字，这中间已经有假借字了：如借“尞”为“寮”，借“唐”为“汤”，借“果”为“婐”，借“凤”为“风”之类。可见，假借方法的发生，至迟起于殷代。后来周代的钟鼎文字中间，假借字更多了。中国学术的发生，萌芽于春秋，极盛于战国，最古的文学作品是《诗经》，最古的历史书是《尚书》，其次便是《春秋》。这几部书，都是从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因为传写之人不一，所以彼此异文很多，这些异文，一般都是假借字，清代学者考证得很清楚，从晋到唐，这种写假借字的风气仍是流行。宋元以来，书籍有了刻板，一印就是几十几百部，大家所看的本子都是一样的，某义写某字，都依着书上写，于是写假借字的风气渐渐不行于所谓“士人”的社会了。而且那些什么“士人”，看见别人写假借字，便要骂他是“写白字”。但是这种禁令，不过是“士人”自己定了来束缚自己罢了，若就拿社会而论，这种写假借字的风气，直到现在还很流行，因此，钱玄同说：
我要奉告大家：中国从殷代以来，早已有了离形表音的文字了，早已有一种未曾统一而且不是简便的注音字母了，这样的注音字母行了3000多年，不来将它统一，将它改简，已经是不图上进了，乃况还有人来闭着眼睛，胡说八道，什么“正字”，什么“白字”的闹个不休，他们连这一种粗陋不完备的注音字母都还不许人家自由使用：这真是“在时间的轨道上开倒车”的行为了！他们这种行为，若使伊尹、傅说有知，亦当窃笑于九泉之下！
汉字的变迁，由象形而变为表意，由表意而变为表音，表音的假借字和拼音文字，只差了一间，就是：（1）还没有把许多同音的注音字母并用一个；（2）还没有把这种注音字母的笔画改到极简；（3）还没有把同声的字归纳为一个声母，同韵的字归纳为一个韵母，所以假借字还只是一种未曾统一而且不甚简便的注音字母。只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则拼音文字就可以出世，所以钱玄同说：“从汉字的变迁史上研究，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的可能的事。”他这里所说的汉字的注音字母，指的是注音符号，取笔画极简的汉字而成，虽然是拼音的字母，但和世界的字母—罗马字母式的字母本质有别，汉字革命的任务就是冲破汉字注音符号的局限、采用罗马字母式的字母，这才是汉字的根本改革。
钱玄同从事国语，是从唤醒民众，吸收现代的世界文化着眼，他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于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此外如字典非用“一、丿、丶、丨……”分部就没有办法，电报非用“0001、0002……”编号就没有办法，以及排版的麻烦，打字机的无法做得好，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位“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20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但我觉得这还不打紧，最糟的便是它和现代世界文化的格格不相入。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实在是现代的世界文化，并非西洋人的私产，不过西洋人作了先知先觉罢了。中国要是不甘于“自外生成”，则应该急起直追，研究现代的科学、哲学等等。若要研究“国学”，尤其非懂得科学方法不行，这还是说“起码”的话。其实不懂得现代的新文学，决不配整理中国的旧文学；不懂得历史学，决不配整理中国的经、史，其它的类推。我们今后对于“国学”，只应该做“整理国故”的事业，绝对不应该再讲什么“保存国粹”“宣扬国光”这类话了。我们要使中国人都受现代世界文化的洗礼，要使现代世界文化之光普照于中国，要使中国人都可以看现代的科学、哲学、文学等书籍，则非将它们用国语翻译或编述不可。就翻译而论，有人主音译，有人主意译，钱玄同主张老老实实地把原外国字写进我们的国语中，如译“Democracy”为“民本主义”便使人类联想到什么“民为邦本”上去了。译为“德谟克拉西”，又很不好记，不如采用原文。直书原文，还可丰富国语。中国的语言文字中，早有采用印度词的先例，现在的国语，词汇太贫乏，除采纳古语和方言外，尤其应该大大地采纳外国的词，而被采纳的外国词儿，都是用罗马字母拼成的，和这四四方方的汉字很难融合，只有将国语改用罗马字母式的字母拼音，才没有妨碍。方法是采用“罗马字母式的字母”，即“国际音标”（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钱玄同认为，罗马字母有易写、美观、通行于全世界三大优点，但也有三大劣点：（1）音太缺乏，如同音的兀、ㄕ音都没有；（2）音有重复，如有ku，又有q；有ks，又有x；（3）音无定读，如u，英读i，法读u，德读x；ㄕ音，英作sh，法作ch，德作sch。国际音标的形式，是采用罗马字母的，但它对于罗马字母缺乏的音，都仿罗马字母的形式而添造；它的读音又很一致，所以他主张采用国际音标作国语字母。他同时强调，这是他个人的私见，提出来请同道讨论，至于将来究竟采用哪样的字母，还要经过精密的研究，才能定夺。到了1925年，他放弃了采用国际音标的想法，同意采用罗马字母。
钱玄同认为，汉字革命需要从现在开始，赶快筹备。他于千头万绪中写出了十项内容：
（1）选定字母。
（2）写定词儿。
（3）改造同音的词儿。
（4）采取古语。
（5）采取方言。
（6）采取外国的词儿。
（7）编纂词书。
（8）改造文法。
（9）编纂文法书。
（10）翻译书籍。
至于这筹备期内，既然不能完全脱离汉字，则对于汉字的补偏救弊的办法，也应该积极去做。他主张：
（1）写“破体字”，凡笔画简单的字，不论古体、别体、俗体，都可以采用。
（2）写“白字”。这所谓写白字，是把同音同义的字少用几个，拣一个笔画较简而较通行的字体来代替好几个笔画较繁而较罕用的字，总期易识易写罢了。若有人矜奇弄巧，故意写些同音的僻字，那是与本条的用意绝不相同的。又，有些同音的词儿在现在习惯上必不可不分析的，也不必故意混合，致启误解。
（3）本国语—兼国语与方言—之没有汉字可写，或汉字表音不真切的，都改写注音字母。
（4）无限制的输入外国的词儿，最好是直写原字，断断不要以“庞杂”为虑。万不得已而要译音，则只可用注音字母去译，决不要再用汉字去译。“音译”的字，总要设法使它减少，愈少愈好。
（5）鼓吹注音字母独立施用，承认它和汉字同样的文字的价值。
他最后说，我现在恭恭敬敬地掮起一面大旗，欢迎我们的同志。这旗上写着四个大字—两个词儿—道：
汉字革命！
不久，钱玄同在写给黎锦熙的《一封最紧要的信》中，再次重申必须推翻古文，加以革命，提倡白话文，建设国语文学。一定不能再着国粹的道，而要大胆吸收外国文化。他批评萧景忠的文章—《辟破坏国语教育的谬说》时说：“我们提倡国语文学的理由，老老实实干干脆脆地说：就是—因为古文贫乏，浮泛，浅陋，幼稚，不足以传达高深紧密的思想和曲折复杂的情感，所以要对彼革命，将彼推翻，另外建立丰富，精密，深奥，进化的国语文学！绝对不是嫌古文太深奥难懂，‘为通俗起见’而易创浅陋的国语文学，‘使一般人易懂’，可以‘由浅入深’去学古文！”
萧景忠在文中提到“在教育结合上，原只限定国民掌握，一律要用国语；高等小学，便言文互用；到了中学以上，便专用文言”。钱玄同反驳说：“假使结合上竟有那样不通的话，我们就绝对的不应该去遵守彼，而且应该反对彼！我们只有服从真理的必要，绝对的没有服从不通的结合的必要！何况本没有那样不通的结合，不知萧君何所根据而说那样的谬话。”
钱玄同曾在《汉字革命》一开头就批评清末文字改革家在文人士大夫与普通民众之间划下一条鸿沟，他们对国语的改革是不彻底的，怎样才能普及民众，怎样对待社会中存在的文化层次的差别呢？他说：
国语的欧化，学问的提高，不但不是普及民众的阻力，而且非提高实在不能普及。并不提高而普及，则普及的是凭什么呢……背叛民国的三纲五伦说……杀人不见血的贞节论……某省督军的什么教条……这些当然是不可普及的呀。然则非另用提高的学说来普及不可了。至于国语的欧化，更是当然的趋势，必要的办法。古文的伧荒幼稚，不用说了。难道《天雨花》、《施公案》……的白话行吗？当然不行。《水浒》、《西游》、《红楼》、《儒林外史》这几部书固然是很好的文学作品，但是到了现代，也只能作为重要的参考品而己；《点滴》、《隔膜》、《小说月报》（1921以来的）、《创造》……上面的文章的属辞造句，比《水浒》等书精密得多了，可也适用得多了。固然此中有些词儿和句法还不能片刻就普及于民众，在这一二十年之中，应该另有一种“为民众的文学”，文笔应该力求浅易；但若没有高深的文学在前，则浅易的便将无所取资，我以为人各有能有不能，能做提高工作的未必都能做普及的工作，能做普及的也未必都能做提高的，像“ㄊㄛㄌㄙㄊㄛㄧ”和那些能兼做两种工作的人，世界上本来极少。我们还是各人就其性之所近，分工去做，才能得到真正互助的益处。（文学家用汉字创造或翻译了许多好的文学作品，咱们用拼音新文字来翻译彼等，这就是互助的办法之一）
1923年，钱玄同在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常年大会上提出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的议案，获得通过，由主席指定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周辨明、林玉堂（后改名林语堂）、汪怡等十一人为委员，钱玄同又提出《请组织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案》，也获通过，当局组织了一个“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指定王璞、钱玄同、黎锦熙、汪怡、赵元任、吴敬恒、陈懋治、白镇瀛、沈兼士、沈颐、陆基等二十七人为委员，但直到1925年才由委员会推举钱玄同、黎锦熙、王璞、赵元任、汪怡、白镇瀛等六人为起草委员，这一年，女师大学潮迭起，杨荫榆得到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支持，气焰十分嚣张。章士钊一贯反对国语，主张小学生读经，他大权在握后，公然废止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白话文，从小学起增设读经课。章士钊还把他在1914年主办的《甲寅》月刊复刊，名《甲寅周刊》，封面上画了一只老虎，刊物英文译名也作“The Tiger”，黎锦熙先生称之为“虎阵”，是专与国语运动作对的，篇篇都是文言文。为了对付这条新文学与国语运动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钱玄同、黎锦熙两人以私人名义倡议创办《国语周刊》，作为《京报》的副刊，于六月四日出版。担任撰稿的有魏建功、萧家霖、杜同力、白涤洲、苏耀祖、董渭川、吴敬恒、胡适、林语堂、周岂明等，他们在《京报》上刊登广告，有一段说：
“引车卖浆之徒，瓮牖绳枢之子”，“佢”们（按：即他们）的“口语”，词句是活泼美丽的，意义是真切精密的，表情达意都能得到真自由，应该把它欢迎到中国来，跟咱们活人做伴；选学桐城之辈，儒林缙绅之流，“他”们的“古文”，词句是僵死腐臭的，意义是模糊浮泛的，用字谋篇老是守着鸟义法，应该把它捆送到博物院去，与彼等死鬼为邻：这是我们对于国语的主张，我们因为要把这个主张发挥，宣传，使它实现，所以办这《国语周刊》。
针对《甲寅周刊》布告征文，“不收白话”，《国语周刊》针锋相对地说，欢迎投稿，不取文言。《国语周刊》简称“语周”，黎锦熙先生以谐音称之为“宇宙”，说是和“虎阵”对抗的一支生力军的新阵势。钱玄同在上面发表了数十篇文章，痛击反国语派，同时就国语中的许多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1925年，钱玄同放弃了国语字母采用国际音标式的观点，主张直接采用26个罗马字母。他在嵩山致岂明信的读后记中自道其详，并驳斥了一些人反对国语采用拼音文字的谬见，他自称他这篇“后记”是“一个很长的狗尾巴”，他说：
嵩山先生从“排字困难”跟“打字不易”这两点来主张文字改革，我想一定有一班先生们要来反对，而且还要大肆讥嘲地说：“文字不是为排字跟打字而造的呀！只有叫机器来迁就文字，没有叫文字去迁就机器的道理！”这种论调不是我臆想的，我的确听见有人这样说过的。这一类话，似乎是“言之成理”，其实是“大谬不然”的。我敢干脆地说道：“叫文字去迁就机器是极应该的，是极正当的！”
文字本是记载语言的符号，语言是用声音组成的，所以文字应该就是表示声音的符号—所谓“音标”。古代的野蛮人，因为知识蒙昧的缘故，不曾分析音素，制造音标，只好要说太阳就画太阳，要说乌龟就画乌龟；要说“歇脚”就画一个人靠在树底下（休字）；要说“下山”，就画两只脚向下，而旁边再画一座山（降字）；要说“看见”，就在身体之上画一只大眼睛（见字）；要说“救人”，就画一个人掉在坑里，两只手拉他出来（丞字，即拯）：都就是所谓“象形”、“指事”、“会意”之类。这种文字，不但难写，也造不多，而且给事物的形状束缚了，既不便于移作别用，又不易于改变一部分，只合给野蛮时代的独夫民贼们下上谕、出告示而已。到了社会上有了学术思想，著书立说者逐渐加多，这种野蛮的文字早就不能适用了，所以有所谓“形声”、“转注”、“假借”种种方法，把事物的图画渐渐变成声音的符号。既然把文字看作声音的符号，自然“乌龟”的符号用不着像乌龟，“看见”的符号也无须乎有很明白的一只大眼睛；质而言之，便是字形没有表示意义的必要而有表示声音的必要，没有求像的必要而有求简的必要。由写本字到了写假借字，是弃义主音的证据；由写古文到了写草书，是舍像趋简的证据。这是周秦之际中国文字进化的情形。论起来，比假借字跟草书再进一步，便应该变为几十个音标而改成拼音文字了。但是，周秦之际的人们敢于变古，把文字逐渐改良；秦始皇能够实行韩非“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这几句名言，把改良了的文字许可大家通用了；而汉以来的人们实在不要好，竞不会循此趋势，再行前进，而改用拼音。他们不但不想前进，而且还要开倒车，由草书复为楷书，由随意挥洒而复为谨守绳墨，由破体简写复为古体正书。一班谬人不自知其退化，不自知其拙劣，偏要强作解人，煞有介事地说道：“世界文字有‘衍形’、‘衍音’二系，中文衍形，西文衍音；而二者之优劣，殊未易断言。”他们听见有人主张要把国语写成拼音字。有人说汉字不适于排字打字，有改用拼音字的必要，便气炸了肺，说什么“中国同音异义的字很多，改了拼音，便要混淆到不可究诘”喽；又是什么“文字不是为机器而造，没有叫它改变了去迁就机器的道理”喽；其尤谬者，至谓“一经如此改变以后，要读古书就不容易”喽。这真叫做胡说八道！试条驳之如下：
（1）所谓“文字有衍形、衍音二系”也者，完全没有这么一回事。现在欧洲拼音，源出于埃及的象形字，自从腓尼基人把埃及的象形字变成极简单的形式，作为为拼音用的字母，由是渐变为希腊、拉丁，及今之英、法、德等等文字，这是大家知道的事；那么，现在的欧洲拼音字最初也是象形字。中国的象形字，到了周末，已经不成其为象形字了。秦汉畅写假借字，改用隶书乃至草书，正是走到音标的路子上来。那时的情形，跟腓尼基颇相似；他们把象形字写到不象形，咱们也是这样；他们把写到不象形的字作为表音的符号，咱们也是这样。所不同者，他们猛进一步，改为拼音，从此便以形式极简而数目极少的几十个符号拼成上千上万的文字，分合改变既极自由，书写印刷又极便利；而咱们则因未达一间，误入歧途，只知道把一个一个字的笔画改简，而不知约成几十个符号，只知道把许多同音的字随便通用，而不知道单用一个，这已经对于腓尼基望尘莫及了；重以开倒车者之再复简为繁，复假借字为本字，于是倒退复倒退，愈走愈远了。所以他们跟咱们都是由象形字进化到表音的。象形跟表音的不同，是古今的不同，是野蛮文明不同，哪里是什么中西的不同！说中国字永远是象形字，中国人永远用象形字，好比说中国人永远是野蛮人，中国人永远该做野蛮人一样。他们自甘野蛮，原也不妨听之。但咱们总应该努力振拔，拼命前进哪！“实迷途之‘已’远矣”，但能“觉今是而昨非”，前途总有希望的呀！
（2）“同音字多，改了拼音，便要混淆。”这是最易惑人的话。但一经戳穿，则荒谬可以立见。说到这儿，先要把中外学者常说的一句推翻，便是“中国语是单音语”这句话。这完全是一句无稽之谈！中国语何尝是什么单音语？从现在的活语言直溯到钟鼎款识、《尚书》、《诗经》，何尝有通篇都是单音词的？不过一个方块字是只表示一个音罢了；但这话究竟是否全对，也还是问题，吾师章太炎先生曾著有《一字重音说》一文（《国故论衡》卷上），他说一个方块字也有读两个音的。这且不论。即使一个方块字都是只表示一个音，并不能说一个意义都是只用一个音表示，最显著的是鸟兽虫鱼草木之名，往往不能一个字独用，可见“单音语”之说之无稽也。但已死的什么文言文，大半都是本来没有这样一句话的，硬把一句长短无定、合于自然的白话，用砍头剁脚挖心去势的办法，做成或短促或整方或骈偶的文句，这里面大概有许多古怪的单音语，但既非真的语言，便不足据为典要。今且让一百步说，古语多用单音词，再让一千步说，古语都是单音语，即使这样，仍与改用拼音文字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相差有十万八千里”！咱们要写成拼音文字的，不消说得，当然绝对的不是古语，尤其不是本无此语的什么文言，乃是咱们现在的活语言。活语言之中，单音的词不过占极少一部分，两个意义用同声同韵而又不同声调（声调就是平上去入）的是绝无仅有的（同声同韵而异声调的，在语言中不算是同音字）；有之必是在语句中所处的地位绝不同，不会混淆的。所以根据活语言做拼音字，什么“同音字混淆”的问题，简直可以说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若有混淆，则说话时早已发生障碍，民众们早已把它改好了。咱们造拼音字，只须紧跟着民众的活语言走，那是一条真正的阳关大道；若像咱们现在的白话文这样，多用古文中那短促、整方、骈偶的词句，则荆棘发生，却是意中事。
（3）文字只是任意造些形式来做表示声音的符号，这形式既然没有客观的标准，当然是没有一定的；但形式虽然没有一定，而必须简单使用，乃是不易之理。就拿前代来作证吧。在甲骨刻辞、钟鼎款识、《尚书》、《春秋》的时代，社会那样野蛮，人事那样简陋，反正吃饱饭没事干，自然无妨拿起乌龟壳、牛骨头、铜锅子、铜脸盘、木片、竹爿等等，慢慢地雕刻那些弯弯曲曲的麻烦文字。到了诸子著书立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虽然咱们那不要好的祖宗们没有杀上前去的勇气，老是按兵不动，甚而有时还要退避三舍，究竟逆不过自然的趋势，终不能安于唐虞三代之隆，尤无法回到羲农燧人之朴。汉魏变为唐宋，唐宋变为明清，无论思想呵、文艺呵、政治呵，以及种种人事，无不日见进步、日趋繁剧，所以一切使用的工具也都朝着简单使用的方向改变。由竹变帛，由帛变纸；由刀刻变漆书，由漆书变笔写，由笔写变刻板：一言以蔽之曰，朝着简单使用的方向而已矣。由古籍变篆隶，由篆隶变行草；由正体变破体，由本字变白字：亦一言以蔽之曰，朝着简单使用的方向改变而已矣。符号跟器械都是人造的东西，人造了它们，目的在于“利用厚生”；前一个时代造了，后一个时代觉得不够“利用厚生”，毁了改造，这是极正当的办法。怎样便利，就应该怎样改造。排版比刻板便利，就应当改用排版；打字比写字便利，就应当改用打字；排版打字都是器械，文字是符号，器械改良了，而旧符号不适用于改良的新器械，就应当改变符号；4000多个的符号比起20几个符号来，其巧拙难易之相差，奚啻天壤！即使咱们写的是2000年前的象形字，说的确是他们所谓单音语，改用那20几个拼音符号，实在有极大的困难，非一蹴可就，咱们还应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想出怎样达到能够改用拼音的地位。何况现在的汉字只是象形字的枯骨遗骸，一点象形的味儿也没有了，早就成了表音的符号呢（这实在应该感谢造行书草书跟写破体白字的先民们，虽然他们改变得不彻底）！又何况咱们的语言本就不是什么单音语，而现在的活语言中同音异义的字尤其是绝无仅有呢。把4000多个方块符号改用20多个拼音字母，没有丝毫困难，而适用于改良的新器械，在其他种种方面如学呵、写呵、音哪……都是有千利而无半害的，这还有什么不应该！须知符号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符号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正与器械一样。不适于“利用厚生”了，就得要改。改了旧符号来合新器械，有什么不对，值得那样大惊小怪！文字不该迁就机器，活人倒该迁就死鬼吗？
照这本书发生的次序看，可知汉字是由象形而表意，由表意而表音，到了纯粹表音的假借方法发生，离开拼音，只差一间了。
假借这个方法，发生于何时呢？现在所见最古的真正古字，就是殷代的甲骨文字，这中间已经有假借字了：如借“尞”为“寮”，借“唐”为“汤”，借“果”为“婐”，借“凤”为“风”之类。可见，假借方法的发生，至迟起于殷代。后来周代的钟鼎文字中间，假借字更多了。中国学术的发生，萌芽于春秋，极盛于战国，最古的文学作品是《诗经》，最古的历史书是《尚书》，其次便是《春秋》。这几部书，都是从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因为传写之人不一，所以彼此异文很多，这些异文，一般都是假借字，清代学者考证得很清楚，从晋到唐，这种写假借字的风气仍是流行。宋元以来，书籍有了刻板，一印就是几十几百部，大家所看的本子都是一样的，某义写某字，都依着书上写，于是写假借字的风气渐渐不行于所谓“士人”的社会了。而且那些什么“士人”，看见别人写假借字，便要骂他是“写白字”。但是这种禁令，不过是“士人”自己定了来束缚自己罢了，若就拿社会而论，这种写假借字的风气，直到现在还很流行，因此，钱玄同说：
我要奉告大家：中国从殷代以来，早已有了离形表音的文字了，早已有一种未曾统一而且不是简便的注音字母了，这样的注音字母行了3000多年，不来将它统一，将它改简，已经是不图上进了，乃况还有人来闭着眼睛，胡说八道，什么“正字”，什么“白字”的闹个不休，他们连这一种粗陋不完备的注音字母都还不许人家自由使用：这真是“在时间的轨道上开倒车”的行为了！他们这种行为，若使伊尹、傅说有知，亦当窃笑于九泉之下！
汉字的变迁，由象形而变为表意，由表意而变为表音，表音的假借字和拼音文字，只差了一间，就是：（1）还没有把许多同音的注音字母并用一个；（2）还没有把这种注音字母的笔画改到极简；（3）还没有把同声的字归纳为一个声母，同韵的字归纳为一个韵母，所以假借字还只是一种未曾统一而且不甚简便的注音字母。只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则拼音文字就可以出世，所以钱玄同说：“从汉字的变迁史上研究，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的可能的事。”他这里所说的汉字的注音字母，指的是注音符号，取笔画极简的汉字而成，虽然是拼音的字母，但和世界的字母—罗马字母式的字母本质有别，汉字革命的任务就是冲破汉字注音符号的局限、采用罗马字母式的字母，这才是汉字的根本改革。
钱玄同从事国语，是从唤醒民众，吸收现代的世界文化着眼，他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于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此外如字典非用“一、丿、丶、丨……”分部就没有办法，电报非用“0001、0002……”编号就没有办法，以及排版的麻烦，打字机的无法做得好，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位“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20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但我觉得这还不打紧，最糟的便是它和现代世界文化的格格不相入。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实在是现代的世界文化，并非西洋人的私产，不过西洋人作了先知先觉罢了。中国要是不甘于“自外生成”，则应该急起直追，研究现代的科学、哲学等等。若要研究“国学”，尤其非懂得科学方法不行，这还是说“起码”的话。其实不懂得现代的新文学，决不配整理中国的旧文学；不懂得历史学，决不配整理中国的经、史，其它的类推。我们今后对于“国学”，只应该做“整理国故”的事业，绝对不应该再讲什么“保存国粹”“宣扬国光”这类话了。我们要使中国人都受现代世界文化的洗礼，要使现代世界文化之光普照于中国，要使中国人都可以看现代的科学、哲学、文学等书籍，则非将它们用国语翻译或编述不可。就翻译而论，有人主音译，有人主意译，钱玄同主张老老实实地把原外国字写进我们的国语中，如译“Democracy”为“民本主义”便使人类联想到什么“民为邦本”上去了。译为“德谟克拉西”，又很不好记，不如采用原文。直书原文，还可丰富国语。中国的语言文字中，早有采用印度词的先例，现在的国语，词汇太贫乏，除采纳古语和方言外，尤其应该大大地采纳外国的词，而被采纳的外国词儿，都是用罗马字母拼成的，和这四四方方的汉字很难融合，只有将国语改用罗马字母式的字母拼音，才没有妨碍。方法是采用“罗马字母式的字母”，即“国际音标”（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钱玄同认为，罗马字母有易写、美观、通行于全世界三大优点，但也有三大劣点：（1）音太缺乏，如同音的兀、ㄕ音都没有；（2）音有重复，如有ku，又有q；有ks，又有x；（3）音无定读，如u，英读i，法读u，德读x；ㄕ音，英作sh，法作ch，德作sch。国际音标的形式，是采用罗马字母的，但它对于罗马字母缺乏的音，都仿罗马字母的形式而添造；它的读音又很一致，所以他主张采用国际音标作国语字母。他同时强调，这是他个人的私见，提出来请同道讨论，至于将来究竟采用哪样的字母，还要经过精密的研究，才能定夺。到了1925年，他放弃了采用国际音标的想法，同意采用罗马字母。
钱玄同认为，汉字革命需要从现在开始，赶快筹备。他于千头万绪中写出了十项内容：
（1）选定字母。
（2）写定词儿。
（3）改造同音的词儿。
（4）采取古语。
（5）采取方言。
（6）采取外国的词儿。
（7）编纂词书。
（8）改造文法。
（9）编纂文法书。
（10）翻译书籍。
至于这筹备期内，既然不能完全脱离汉字，则对于汉字的补偏救弊的办法，也应该积极去做。他主张：
（1）写“破体字”，凡笔画简单的字，不论古体、别体、俗体，都可以采用。
（2）写“白字”。这所谓写白字，是把同音同义的字少用几个，拣一个笔画较简而较通行的字体来代替好几个笔画较繁而较罕用的字，总期易识易写罢了。若有人矜奇弄巧，故意写些同音的僻字，那是与本条的用意绝不相同的。又，有些同音的词儿在现在习惯上必不可不分析的，也不必故意混合，致启误解。
（3）本国语—兼国语与方言—之没有汉字可写，或汉字表音不真切的，都改写注音字母。
（4）无限制的输入外国的词儿，最好是直写原字，断断不要以“庞杂”为虑。万不得已而要译音，则只可用注音字母去译，决不要再用汉字去译。“音译”的字，总要设法使它减少，愈少愈好。
（5）鼓吹注音字母独立施用，承认它和汉字同样的文字的价值。
他最后说，我现在恭恭敬敬地掮起一面大旗，欢迎我们的同志。这旗上写着四个大字—两个词儿—道：
汉字革命！
不久，钱玄同在写给黎锦熙的《一封最紧要的信》中，再次重申必须推翻古文，加以革命，提倡白话文，建设国语文学。一定不能再着国粹的道，而要大胆吸收外国文化。他批评萧景忠的文章—《辟破坏国语教育的谬说》时说：“我们提倡国语文学的理由，老老实实干干脆脆地说：就是—因为古文贫乏，浮泛，浅陋，幼稚，不足以传达高深紧密的思想和曲折复杂的情感，所以要对彼革命，将彼推翻，另外建立丰富，精密，深奥，进化的国语文学！绝对不是嫌古文太深奥难懂，‘为通俗起见’而易创浅陋的国语文学，‘使一般人易懂’，可以‘由浅入深’去学古文！”
萧景忠在文中提到“在教育结合上，原只限定国民掌握，一律要用国语；高等小学，便言文互用；到了中学以上，便专用文言”。钱玄同反驳说：“假使结合上竟有那样不通的话，我们就绝对的不应该去遵守彼，而且应该反对彼！我们只有服从真理的必要，绝对的没有服从不通的结合的必要！何况本没有那样不通的结合，不知萧君何所根据而说那样的谬话。”
钱玄同曾在《汉字革命》一开头就批评清末文字改革家在文人士大夫与普通民众之间划下一条鸿沟，他们对国语的改革是不彻底的，怎样才能普及民众，怎样对待社会中存在的文化层次的差别呢？他说：
国语的欧化，学问的提高，不但不是普及民众的阻力，而且非提高实在不能普及。并不提高而普及，则普及的是凭什么呢……背叛民国的三纲五伦说……杀人不见血的贞节论……某省督军的什么教条……这些当然是不可普及的呀。然则非另用提高的学说来普及不可了。至于国语的欧化，更是当然的趋势，必要的办法。古文的伧荒幼稚，不用说了。难道《天雨花》、《施公案》……的白话行吗？当然不行。《水浒》、《西游》、《红楼》、《儒林外史》这几部书固然是很好的文学作品，但是到了现代，也只能作为重要的参考品而己；《点滴》、《隔膜》、《小说月报》（1921以来的）、《创造》……上面的文章的属辞造句，比《水浒》等书精密得多了，可也适用得多了。固然此中有些词儿和句法还不能片刻就普及于民众，在这一二十年之中，应该另有一种“为民众的文学”，文笔应该力求浅易；但若没有高深的文学在前，则浅易的便将无所取资，我以为人各有能有不能，能做提高工作的未必都能做普及的工作，能做普及的也未必都能做提高的，像“ㄊㄛㄌㄙㄊㄛㄧ”和那些能兼做两种工作的人，世界上本来极少。我们还是各人就其性之所近，分工去做，才能得到真正互助的益处。（文学家用汉字创造或翻译了许多好的文学作品，咱们用拼音新文字来翻译彼等，这就是互助的办法之一）
1923年，钱玄同在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常年大会上提出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的议案，获得通过，由主席指定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周辨明、林玉堂（后改名林语堂）、汪怡等十一人为委员，钱玄同又提出《请组织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案》，也获通过，当局组织了一个“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指定王璞、钱玄同、黎锦熙、汪怡、赵元任、吴敬恒、陈懋治、白镇瀛、沈兼士、沈颐、陆基等二十七人为委员，但直到1925年才由委员会推举钱玄同、黎锦熙、王璞、赵元任、汪怡、白镇瀛等六人为起草委员，这一年，女师大学潮迭起，杨荫榆得到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支持，气焰十分嚣张。章士钊一贯反对国语，主张小学生读经，他大权在握后，公然废止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白话文，从小学起增设读经课。章士钊还把他在1914年主办的《甲寅》月刊复刊，名《甲寅周刊》，封面上画了一只老虎，刊物英文译名也作“The Tiger”，黎锦熙先生称之为“虎阵”，是专与国语运动作对的，篇篇都是文言文。为了对付这条新文学与国语运动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钱玄同、黎锦熙两人以私人名义倡议创办《国语周刊》，作为《京报》的副刊，于六月四日出版。担任撰稿的有魏建功、萧家霖、杜同力、白涤洲、苏耀祖、董渭川、吴敬恒、胡适、林语堂、周岂明等，他们在《京报》上刊登广告，有一段说：
“引车卖浆之徒，瓮牖绳枢之子”，“佢”们（按：即他们）的“口语”，词句是活泼美丽的，意义是真切精密的，表情达意都能得到真自由，应该把它欢迎到中国来，跟咱们活人做伴；选学桐城之辈，儒林缙绅之流，“他”们的“古文”，词句是僵死腐臭的，意义是模糊浮泛的，用字谋篇老是守着鸟义法，应该把它捆送到博物院去，与彼等死鬼为邻：这是我们对于国语的主张，我们因为要把这个主张发挥，宣传，使它实现，所以办这《国语周刊》。
针对《甲寅周刊》布告征文，“不收白话”，《国语周刊》针锋相对地说，欢迎投稿，不取文言。《国语周刊》简称“语周”，黎锦熙先生以谐音称之为“宇宙”，说是和“虎阵”对抗的一支生力军的新阵势。钱玄同在上面发表了数十篇文章，痛击反国语派，同时就国语中的许多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1925年，钱玄同放弃了国语字母采用国际音标式的观点，主张直接采用26个罗马字母。他在嵩山致岂明信的读后记中自道其详，并驳斥了一些人反对国语采用拼音文字的谬见，他自称他这篇“后记”是“一个很长的狗尾巴”，他说：
嵩山先生从“排字困难”跟“打字不易”这两点来主张文字改革，我想一定有一班先生们要来反对，而且还要大肆讥嘲地说：“文字不是为排字跟打字而造的呀！只有叫机器来迁就文字，没有叫文字去迁就机器的道理！”这种论调不是我臆想的，我的确听见有人这样说过的。这一类话，似乎是“言之成理”，其实是“大谬不然”的。我敢干脆地说道：“叫文字去迁就机器是极应该的，是极正当的！”
文字本是记载语言的符号，语言是用声音组成的，所以文字应该就是表示声音的符号—所谓“音标”。古代的野蛮人，因为知识蒙昧的缘故，不曾分析音素，制造音标，只好要说太阳就画太阳，要说乌龟就画乌龟；要说“歇脚”就画一个人靠在树底下（休字）；要说“下山”，就画两只脚向下，而旁边再画一座山（降字）；要说“看见”，就在身体之上画一只大眼睛（见字）；要说“救人”，就画一个人掉在坑里，两只手拉他出来（丞字，即拯）：都就是所谓“象形”、“指事”、“会意”之类。这种文字，不但难写，也造不多，而且给事物的形状束缚了，既不便于移作别用，又不易于改变一部分，只合给野蛮时代的独夫民贼们下上谕、出告示而已。到了社会上有了学术思想，著书立说者逐渐加多，这种野蛮的文字早就不能适用了，所以有所谓“形声”、“转注”、“假借”种种方法，把事物的图画渐渐变成声音的符号。既然把文字看作声音的符号，自然“乌龟”的符号用不着像乌龟，“看见”的符号也无须乎有很明白的一只大眼睛；质而言之，便是字形没有表示意义的必要而有表示声音的必要，没有求像的必要而有求简的必要。由写本字到了写假借字，是弃义主音的证据；由写古文到了写草书，是舍像趋简的证据。这是周秦之际中国文字进化的情形。论起来，比假借字跟草书再进一步，便应该变为几十个音标而改成拼音文字了。但是，周秦之际的人们敢于变古，把文字逐渐改良；秦始皇能够实行韩非“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这几句名言，把改良了的文字许可大家通用了；而汉以来的人们实在不要好，竞不会循此趋势，再行前进，而改用拼音。他们不但不想前进，而且还要开倒车，由草书复为楷书，由随意挥洒而复为谨守绳墨，由破体简写复为古体正书。一班谬人不自知其退化，不自知其拙劣，偏要强作解人，煞有介事地说道：“世界文字有‘衍形’、‘衍音’二系，中文衍形，西文衍音；而二者之优劣，殊未易断言。”他们听见有人主张要把国语写成拼音字。有人说汉字不适于排字打字，有改用拼音字的必要，便气炸了肺，说什么“中国同音异义的字很多，改了拼音，便要混淆到不可究诘”喽；又是什么“文字不是为机器而造，没有叫它改变了去迁就机器的道理”喽；其尤谬者，至谓“一经如此改变以后，要读古书就不容易”喽。这真叫做胡说八道！试条驳之如下：
（1）所谓“文字有衍形、衍音二系”也者，完全没有这么一回事。现在欧洲拼音，源出于埃及的象形字，自从腓尼基人把埃及的象形字变成极简单的形式，作为为拼音用的字母，由是渐变为希腊、拉丁，及今之英、法、德等等文字，这是大家知道的事；那么，现在的欧洲拼音字最初也是象形字。中国的象形字，到了周末，已经不成其为象形字了。秦汉畅写假借字，改用隶书乃至草书，正是走到音标的路子上来。那时的情形，跟腓尼基颇相似；他们把象形字写到不象形，咱们也是这样；他们把写到不象形的字作为表音的符号，咱们也是这样。所不同者，他们猛进一步，改为拼音，从此便以形式极简而数目极少的几十个符号拼成上千上万的文字，分合改变既极自由，书写印刷又极便利；而咱们则因未达一间，误入歧途，只知道把一个一个字的笔画改简，而不知约成几十个符号，只知道把许多同音的字随便通用，而不知道单用一个，这已经对于腓尼基望尘莫及了；重以开倒车者之再复简为繁，复假借字为本字，于是倒退复倒退，愈走愈远了。所以他们跟咱们都是由象形字进化到表音的。象形跟表音的不同，是古今的不同，是野蛮文明不同，哪里是什么中西的不同！说中国字永远是象形字，中国人永远用象形字，好比说中国人永远是野蛮人，中国人永远该做野蛮人一样。他们自甘野蛮，原也不妨听之。但咱们总应该努力振拔，拼命前进哪！“实迷途之‘已’远矣”，但能“觉今是而昨非”，前途总有希望的呀！
（2）“同音字多，改了拼音，便要混淆。”这是最易惑人的话。但一经戳穿，则荒谬可以立见。说到这儿，先要把中外学者常说的一句推翻，便是“中国语是单音语”这句话。这完全是一句无稽之谈！中国语何尝是什么单音语？从现在的活语言直溯到钟鼎款识、《尚书》、《诗经》，何尝有通篇都是单音词的？不过一个方块字是只表示一个音罢了；但这话究竟是否全对，也还是问题，吾师章太炎先生曾著有《一字重音说》一文（《国故论衡》卷上），他说一个方块字也有读两个音的。这且不论。即使一个方块字都是只表示一个音，并不能说一个意义都是只用一个音表示，最显著的是鸟兽虫鱼草木之名，往往不能一个字独用，可见“单音语”之说之无稽也。但已死的什么文言文，大半都是本来没有这样一句话的，硬把一句长短无定、合于自然的白话，用砍头剁脚挖心去势的办法，做成或短促或整方或骈偶的文句，这里面大概有许多古怪的单音语，但既非真的语言，便不足据为典要。今且让一百步说，古语多用单音词，再让一千步说，古语都是单音语，即使这样，仍与改用拼音文字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相差有十万八千里”！咱们要写成拼音文字的，不消说得，当然绝对的不是古语，尤其不是本无此语的什么文言，乃是咱们现在的活语言。活语言之中，单音的词不过占极少一部分，两个意义用同声同韵而又不同声调（声调就是平上去入）的是绝无仅有的（同声同韵而异声调的，在语言中不算是同音字）；有之必是在语句中所处的地位绝不同，不会混淆的。所以根据活语言做拼音字，什么“同音字混淆”的问题，简直可以说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若有混淆，则说话时早已发生障碍，民众们早已把它改好了。咱们造拼音字，只须紧跟着民众的活语言走，那是一条真正的阳关大道；若像咱们现在的白话文这样，多用古文中那短促、整方、骈偶的词句，则荆棘发生，却是意中事。
（3）文字只是任意造些形式来做表示声音的符号，这形式既然没有客观的标准，当然是没有一定的；但形式虽然没有一定，而必须简单使用，乃是不易之理。就拿前代来作证吧。在甲骨刻辞、钟鼎款识、《尚书》、《春秋》的时代，社会那样野蛮，人事那样简陋，反正吃饱饭没事干，自然无妨拿起乌龟壳、牛骨头、铜锅子、铜脸盘、木片、竹爿等等，慢慢地雕刻那些弯弯曲曲的麻烦文字。到了诸子著书立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虽然咱们那不要好的祖宗们没有杀上前去的勇气，老是按兵不动，甚而有时还要退避三舍，究竟逆不过自然的趋势，终不能安于唐虞三代之隆，尤无法回到羲农燧人之朴。汉魏变为唐宋，唐宋变为明清，无论思想呵、文艺呵、政治呵，以及种种人事，无不日见进步、日趋繁剧，所以一切使用的工具也都朝着简单使用的方向改变。由竹变帛，由帛变纸；由刀刻变漆书，由漆书变笔写，由笔写变刻板：一言以蔽之曰，朝着简单使用的方向而已矣。由古籍变篆隶，由篆隶变行草；由正体变破体，由本字变白字：亦一言以蔽之曰，朝着简单使用的方向改变而已矣。符号跟器械都是人造的东西，人造了它们，目的在于“利用厚生”；前一个时代造了，后一个时代觉得不够“利用厚生”，毁了改造，这是极正当的办法。怎样便利，就应该怎样改造。排版比刻板便利，就应当改用排版；打字比写字便利，就应当改用打字；排版打字都是器械，文字是符号，器械改良了，而旧符号不适用于改良的新器械，就应当改变符号；4000多个的符号比起20几个符号来，其巧拙难易之相差，奚啻天壤！即使咱们写的是2000年前的象形字，说的确是他们所谓单音语，改用那20几个拼音符号，实在有极大的困难，非一蹴可就，咱们还应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想出怎样达到能够改用拼音的地位。何况现在的汉字只是象形字的枯骨遗骸，一点象形的味儿也没有了，早就成了表音的符号呢（这实在应该感谢造行书草书跟写破体白字的先民们，虽然他们改变得不彻底）！又何况咱们的语言本就不是什么单音语，而现在的活语言中同音异义的字尤其是绝无仅有呢。把4000多个方块符号改用20多个拼音字母，没有丝毫困难，而适用于改良的新器械，在其他种种方面如学呵、写呵、音哪……都是有千利而无半害的，这还有什么不应该！须知符号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符号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正与器械一样。不适于“利用厚生”了，就得要改。改了旧符号来合新器械，有什么不对，值得那样大惊小怪！文字不该迁就机器，活人倒该迁就死鬼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