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不惟阐古，抑且开今（四）
（4）“文字改变了，古书就难读了”，这是的确的。“中国人受病之一就在容易读古书”，“我们正要古书不容易看”，嵩山先生这个意思，我极以为然的。我认为历史的知识是一般人都应该有的，不过这全无读古书的必要，而且读了古书也全得不到正确的历史知识。古书的文字难懂，编制不当，倒还在其次；所可虑者，古书是古人做的，杜撰的事实、荒谬的议论，触目皆是，它从今以后，只适于给头脑清楚的专门学者作为史料看，绝对不适于一般的青年学生作为文化看；青年学生对它误读误信，最容易被它拐进迷魂阵里去的（即使不被拐，徒然耗费许多宝贵的光阴和脑力，也就损失不小啦）。所以文字改变以后看不懂古书，是不成问题，不值得讨论。还有一层，古书难读，何必等到文字改变以后？自从古文改为白话文，已经难读了。何必等到改用白话文？八股陋儒能够“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的皇帝”的能有几个？何必等到八股陋儒的产生？那桐城派的“太祖高皇帝”韩愈不是说过什么“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吗？然则古书难读，盖自昔已然矣。至于青年学生要想得到些历史的知识，应该读国故学专家如梁任公、胡适之、顾颉刚等人用过“整理国故”的工夫以后，把那些史料编成的新体古史。这种新体的古史所用的文字，是跟着时代变迁的，现在自然用汉字写白话。今后拼音字制成通用了，自然就用拼音字写白话。一切的国故的知识，与普通的中国历史一样，青年学生要知道一点普通史实，自然是看新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跟参考书，不是看“二十四史”、“通鉴”、“九通”等等；其他的国故的知识也是同例，全无读古书的必要。
说到制中国拼音文字的工具，我现在也主张用罗马字母。以前《国语月刊》出“汉字改革号”的时候，我其实已倾向于罗马字母了；不过被音理所囿，以为拼音用的字母，最好能够用与发音密合一点的，所以又想试用标准音符（国际音标）。但是不久就觉得这个意思是错误的，其理由也就是嵩山先生的朋友所说的“标准音符太复杂细密，而实用上的字母不必（或不应当）如此细密繁复的”。因为文字是应该易识易记易写的，尤其重要的便是每字要有一个干干净净的面孔，而且相关联的字，还要看得出乙面孔上的眼睛就是甲面孔上的眼睛，丁面孔上的胡须就是丙面孔上的胡须，所以面孔虽在必要时也不能不改变一些，便总不可到处“易容”，尤其不可涂成三花脸的样子。但声音是变动不居的，不必讲到数百年或千年后了；甲的眼睛装在乙面孔上，也许因为要跟乙的眉毛鼻头配得合式的缘故，就把眼睛修改一下，甚至于甲的眼睛在A处宜于瞪着大眼，在B处又在宜于做出俏眼，用标准音符便当各按其真相表示，而音符为数总是有限的，又不得不仰仗着种种记号，于是免不了要到处“易容”，或涂成三花脸的样子了。注音是应该这样的，若文字则应当有干干净净的面孔才能易识易记易写。还有一样，实用的字母，确是“不应当如此细密”的，因为字母粗疏一点，一母可以兼数音，不但简便易记，即字音有小小变迁，面孔无须改易。若用标准音做实用的字母而又务求其表示粗略，则一面既失去它的的本来作用，一面终不能如26个罗马字母的易识易记易写，那就进退失据了。所以我那年主张有国际音标，乃是一时谬误之见，现在理合“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以自劾。
近两个月以来，我正与赵元任、林语堂、汪一庵、黎劭西诸公讨论“国语罗马字”，在最近的将来，当可发表一个暂时试用的草案。据我们的研究，声调在中国语言当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其重要与声纽韵部相同。凡同声同韵而不同调的，在语言上是不认为同音的……所以我们认为国语罗马字对于同声同韵而不同调字，非用字母来表明声调不可；换言之，便是对于同声同韵而同调之字，认为不同音而造成不同样的面孔……
1925年，在法国攻读学位的刘半农携带许多新的语音学实验仪器与赵元任夫妇同船从法国马赛返国，钱玄同非常高兴，认为国语运动增添了新的力量。此时《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推举钱玄同等六人为起草委员，刘半农回国后，发起一个“数人会”，专谈语言音韵之学。每周聚餐，轮流主席，“数人会”之名，来自1370年前隋朝陆法言的《切韵序》，陆法言在序文中介绍了他与刘臻、颜之推等八人讨论撰集《切韵》的经过，其文曰：
昔开皇初，有仪同刘臻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卜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以今声调各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据选精切，除削疏缓，萧颜多所决定，魏著作谓法言曰：向来论难，疑虑悉尽，何不随口记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法言即烛下握笔，略记纲纪，博问英辨，殆得精华……
这一段音韵学上的佳话，1000多年后类似再现于国语运动之中，成了国语运动的佳话了。当时所谓“数人”即刘半农、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林语堂六人。钱玄同曾写过《记数人会》一文，发表在1925年11月出版的《国语周刊》第二十一期上。钱玄同主张就着“数人会”之便，专议“国语罗马字”问题，由赵元任主稿。1925年9月5日钱玄同在北京“国语运动大会”上发表过一篇演说，他说：“当现在这种乌烟瘴气的时候—‘学士大夫’们拼命开倒车的时候，忽然有这个‘国语运动大会’发生，这是极有意义的，极值得注意的，我说，这真是黑暗中放出来的一线光明！”他强调国语的建立是文字革命与思想革命的第一步，发出“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的号召。由于北洋政府反动的教育方针，使蓬勃兴起的国语运动受到极大挫折，也就是钱玄同“乌烟瘴气”所指。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好几年。
1926年元旦，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庆祝该会成立十周年活动，它的纪念歌是这样写的：
十年的国语运动，
到今日才算成功。
今日的太阳升自东，
照着国音字母一片红，
瞎子的眼睛光明了，
聋子的耳朵也不再聋。
我们的国语宣传到民众，
十年的运动今日算成功。
这是说，国语运动已有很大的成绩。但不能以此为满足，纪念歌又说：
十年的国语运动，
到今日还不算成功。
今日的太阳慢慢的升，
照着那国音字母淡淡的红。
撞起那报晓的钟！
快唤醒那沈酣的梦！
我们的国语普及到民众，
十年的运动才算成功。
国语运动真是任重而道远！
1926年1月，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开幕，钱玄同与黎锦熙主持其事，发表宣言，宣布国语运动的目标为“两纲四目十件事”。2月14日，上海成立全国国语促进委员会筹备处，设征求队100队，积极向各省征求会员，钱玄同为队长之一，真跟打仗一样。1926年，“数人会”讨论“国语罗马字”问题，从1925年9月到1926年9月，开一年会，最后还有几点“数人”争执，只好票决，少数服从多数。在动乱的政局中，“数人会”的工作仍未间断，且十分严肃，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所以公布的布告记述当时的情况说：“该委员会成立迄今，已逾两载，其间搜罗材料，调查实况，凡现行制之缺点，亲定制之较量，专家意见则广事征求，国外学者亦通函讨论，计开会20余次，参稽试验，稿凡九易，乃于本年9月14日召集全体委员，正式通过。”但是当时是北洋军阀专政，凡事都开倒车，因此教育部当局不肯用部令公布，恰巧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主讲的梁启超，是教育当局的老师，梁启超曾大加表彰南明刘继庄—提倡国语的先驱，也很赞成罗马字母拼汉语字音，“数人会”请他去说情，但当局不为所动。大家正急着没办法，钱玄同想得一计，不必用正式部令，就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名义直接布告，把“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正式公布，并印成《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一小册，这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11月9日的事，1928年北伐成功，成立了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改称北平，教育部改称大学院，蔡元培任院长，7月12日大学院电请钱玄同、黎锦熙为“国语统一会”的筹备员，改组国语统一筹备会。钱、黎二人提出计划，如增修“国音罗马字”等。
9月26日，中华民国大学院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所以“国语罗马字”公布过两次。那时钱玄同有好几篇关于“国语罗马字”的重要论文，如《为什么要提倡国语罗马字？》、《历史的汉字改革论》、《GwoyeuRomatzyh的字母和声调拼法条例》、《关于国语罗马字母的造用及其他》，都发表在1927年的《新生周刊》。12月12日，国语统一筹备会改组完成，改称“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聘请蔡元培、吴稚晖、钱玄同、黎锦熙、陈懋治、汪怡、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魏建功、白涤洲、赵元任、黎锦熙、钱稻孙、马裕藻、萧家霖、林玉堂等31人为委员，国民党的元老吴稚晖为主席。这时大学院仍改称教育部，1928年冬天，北平大学区成立，致电中央问“北平”二字的译音，教育部在回电中说应拼作peiping，这与“国语罗马字”不合，钱玄同大为愤激，就给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写了一封信，提出抗议，他说：“罗马字母在学术上，文化上，早成为世界公用的字母，制定中国国民的读法拼法，把本国的名称写成拼音文字的形式，其事尤为切要，此与另译英文名称，用意全然相反。”他说，“国语罗马字”早已明令由政府正式公布，“北平”应拼作Beeipying。堂堂教育部，应当作全国运用“国语罗马字”的典范，岂能闹这样的笑话？若按peiping的写法则是汉字“胚娉”的音，岂是“北平”？他还严厉批评政府机关，动辄挂一个英文译名的招牌，认为这既不必要，实际上还是市侩气、奴才心理的表现。“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GR（即国罗两字的首一字母），钱玄同称赞它：“标音的分别既不厌精详，拼切的形式尤务求平易，信可谓斟酌尽善，毫发无憾的法式。”它把本国文字所用的符号，因利乘便就“国际化”起来，反对的人总以为是洋文，钱玄同驳斥道：“这就同50年前的学究们看见数目字1、2、3……就骂为吃洋教的一样。”文字改革的长远策略，就是要利用世界较通行的字母，来给本国的语言和教育服务，同时也有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这是“吞洋”而不为洋所吞，钱玄同在《汉字革命》的长文中曾经指出，汉字本身的罪恶还在其次，最糟的是它和现代世界文化格格不入，必须将它推翻，进行革命，他曾预言100年后“国语罗马字”将取代汉字（黎锦熙说要500年，吴稚晖说要1000年）。黎锦熙还专门就此国语罗马字写了《一百年也不晚》，鼓励全社会使用罗马字，更希望文字工作者多用罗马字母编书写书，以资推广。钱玄同曾多次视察国立北师大附中、附小国语教学实况，并在国语会上作过这方面的报告。
前面说过，1920年由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字典》，引起“京音国音之争”，说明它不能作为全国用字、说话的准绳。早在1923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常委大会，就组织了一个《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直到1925年才由这个委员会推举钱玄同与黎锦熙、王璞、赵元任、汪怡、白涤洲六人为起草委员，逐字逐音逐日开会讨论。1926年10月底，《增修国音字典》的12大册稿本大致审定了。编写原则虽已确定于1924年的谈话会决定以漂亮的北京语音为标准，但也酌古准今，多来几个“又读”。但因为等着《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的制定，所以直到1926年才议决体例，准备修三书（类似北宋官修《姚刻三韵》）：（一）《增修国音字典》—仍依《康熙字典》部首，稍加改善部首目次，这点像司马光的《类篇》；（二）《国语同音字典》—按注音字母次序排列，此似丁度的《集韵》；（三）《国音常用字汇》—亦以同音字分四声排列，专供中小学教员及编辑教科书之用，此似《礼部韵略》。此书因等着《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正式公布，所以1928年后才着手编纂。1928年，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成立，特设“增修《同音字典》股”于纂著部第一组中。1928年，钱玄同认为12大册稿本所收字太多，有些不常用的字，其音一时难于决定，1929年，国语委员会第二次常务委员会议决改为《国音常用字汇》，就原稿本删定，共得9920字，加上异体异音的，合计12220字。再由钱玄同作最后的审核，黎锦熙和白涤洲随时提出意见，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时，全稿始定。1932年5月7日，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常用字汇》，同时废止1920年公布的《国音字典》。黎锦熙说，这部《国音常用字汇》，从民十二年（1923年）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整整经过10年才成功，可以说是钱先生一手编定的。卷首有一长篇例言，题为“本书的说明”，也是钱先生一手做成的，这是他晚年最精细、简明、切实之作，不可忽视。他还有一篇《国音略说》，也是要附在这《国音常用字汇》卷尾的，可惜没有做成，只发表了一段《“匝”韵的说明》在黎锦熙和白涤洲编的《佩文新韵》中，并见《国语周刊》一百五十期。他晚年关于注音符号的论著，还有《十八年来注音符号变迁的说明》、《国音声符略说》，可以和他早年在《新青年》四卷二十三号两期的《论注音字母》一文对着看。
《国音常用字汇》的要旨，最重要的是确切指定全国标准语的地方音系，其次是使国音字母第二式，即国语罗马字从此具体化。不过这部书只可应当时各界的急需，而作将来一切的基础，并非其中全无缺点，所以1934年，国语会开第二十九次常务委员会时，钱玄同提出增修《国音常用字汇》的议案。早在1928年，在编纂中国大辞典的计划书中，钱玄同就曾提出规定《说文》《广韵》《集韵》的今读以作为《新编国音字典》的初步。他说，现行《国音常用字汇》，是专为普通应用的，所以较古奥冷僻的字，大都没有收入，但国音的用处极广，今后读经书、子书、《史记》、《汉书》、《说文》、《文选》等书，更上至于甲骨刻辞与彝器铭文，都应该用国音。故前代用反切或直音所记之音，都应按其声纽、韵部、等呼、声调，一一依国音的音系，规定国音的读法，打算在1938年完成《新编国音字典》，可惜没有实现这个计划。在《国音常用字汇》的说明中，钱玄同指出“国音”就是普通所谓“官音”。这种官音本是北平音，元朝周德清《中原音韵》即用此音，明朝官书《洪武正韵》以《中原音韵》为蓝本，用的当然也是北平音。它靠着文学与政治的力量，向各地推行，600年来早已成为全国的标准音了。民国二年（1913年）读音统一会制“注音字母”及编《国音字典》，九年本会修正《国音字典》，也即根据此音，但那是取决于多数，对于现代的北平话音不免忽略，故所注之音稍有庞杂之处，本书所定之音，则以现代的北平音为标准。全书用两次公布的两式“国音字母”记音：民国七年（1918年）教育部公布的“注音符号”（公布时名为“注音字母”，1919年国民政府改为“注音符号”），这是“国音字母”第一式；民国十七年（1928年）大学院公布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这是“国音字母”第二式。钱玄同还说，今后的中国字典，应以音排列为唯一合理的办法。现在“国音字母”已经制定，标准读音已经规定，而国语统一与识字普及之运动已在积极进行之途中，则国民之能识普通文字且能知其标准读法者，从此必日见其多，所以今后的中国字典必当改“据形系联”为“依音排列”，乃是唯一合理的办法。
在国语罗马字经专家制定，政府公布实行，已经深入人心的情况下，钱玄同认为：下一步的重心，应是多用国语罗马字编书写书，以求对社会更实际的影响。1934年，钱玄同和黎锦熙约定共同努力于现阶段的急切有为的工作，“事求可，功求成”。钱玄同担任汉字的“简体字”，黎锦熙担任“注音汉字”，钱玄同认为这两件事，如车之有两轮，推行教育，“唤起民众”，必须从肃清文盲做起。他以“唤起民众”为己任，贯穿一生始终。1933年夏，钱玄同读了中华书局出版的《基本英语入门》，此书由英国人奥格登（C。K。Ogden）编写，只采用了英语中850个词，便编成了一种“基本英语”（Basic English）。钱玄同认为也可师奥氏之意，就国语中采用1000～2000个词，编成“基本国语”，他在1934年1月国语会的二十九次常委会上，提出这一议案，建议由赵元任来具体完成，以便于普及国语。
当1933年“大众语”论战初发生时，附带着有一种“手头字”运动，钱玄同虽对“拉丁化”不感兴趣，但认为“手头字”是可以提倡的，不过绝对不可用“手头字”这个名称，仍旧要叫“简体字”。早在1920年，钱玄同就有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发表在《新青年》上（本年《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迁往上海）。又在《平民教育》上发表《汉字改良的第一步—减省笔画》，单从这个标题来看，可以看出他对简体与汉字改良的看法。在1922《汉字革命》长文中提倡写“破体字”、“白字”。他分析了汉字的造字方法，所谓“六书”的演变过程，指出至迟从甲骨文字以来，就有大量的假借字，书籍中的例子固不胜枚举，在社会上，更是流行，如药方上写“人薓”为“人参”，伙账上“百葉”作“百叶”等等，此外如“铜圆”作“同元”，“包”作“面包”，“義”作“义”，“幾”作“几”。秦汉之际的草书，不少发展成宋元以来的简体字，刊刻高文典册也用不少简体字，至于民间的通俗文学，刊刻时用简体字的则更多了，明清以来被士人斥为“破体”“俗体”，还专门编了《字学举隅》之类的书来矫正不休，钱玄同认为这是在时间的轨道上开倒车的行为。
1992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第四次大会，钱玄同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他说，现行的汉字笔画太多，书写费时，是一种不适用的符号，是学术上、教育上的大障碍。改用拼音固是治本的事业，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那治本的事业，我们当然应该竭力去进行。但现在汉字在学术上、教育上的作梗，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不可不急图补救的办法，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文字成功了才来改革，所以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外面有些人反对减省汉字笔画的办法，有的说汉字是“象形文字”，有的说汉字是“衍形文字”。既是“象形”与“衍形”，则古人造字，字形之中具有精意，不能随便将它减省。钱玄同认为这种议论是没有道理的。他指出文字本是一种工具，工具应该以适用与否为优劣之标准，笔画多的，难写，费时间，当然是不适用；笔画少的，容易写，省时间，当然是适用，我们应该谋求现在的适用与不适用，不必管古人的精意不精意。从学理上看，说汉字是“象形文字”，几乎完全错误，因为古今真正属于象形文字的汉字，其数量是很少的，在《说文解字》中不过三四百字而己，后来文字衍变，数量大增，象形文字也不过占汉字总数的百分之一。“衍形文字”，也是似是而非。况且汉字从篆文变为隶书，对于字形上只求便写，绝不被古体所拘；而且字音经历代的转变，那么形声字的音符，几乎完全失去注音的作用，于是那所谓象形的象形字和指事字，所谓衍形的会意字，所谓半音半义的形声字，都成了文字史上的名词，可以道古，不可以道今。现行的楷书、行书、草书等等，即是隶书的变相，实际上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麻烦符号罢了，要在这种符号上谈什么象形不象形，真是痴人说梦！造一个字而用了许多笔画，以期肖形与表义，这本是古人的蠢笨计策。多种多笔画的字，不但现在人嫌它麻烦，便是古人也未尝不嫌它麻烦，早就有减省笔画的举动，如甲骨文中的“子”字作又有作，《说文》中“礼”字作，又有作，不胜枚举。减省之后，造字的本义自然不可复见了。但文字本是语言的符号，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示思想情感的，文字就是这种声音的符号，只要有若干简易的形式，大家公认为某音某音的符号就行了，什么象形，什么表意，全是不必要的。虽然造字的本义不可复见，在实际应用上是不受丝毫影响的，从甲骨、彝器、《说文》以来，时时发现笔画多的字，时时有人将它的笔画减省。殷周之古体，减为秦篆；秦篆减为汉隶；汉隶减为汉草（章草）；汉草减为晋唐之草（今草）；汉隶的体势变为楷书；楷书减为行书。宋元以来，以减省楷书，参取行草，变成一种简体，即所谓“破体”“俗体”“小写”，这都是最显著的减省笔画，其中还有繁简之不同，总而言之，汉字的字体，在数千年中是时时被减省的。可是，到了明朝，渐渐倒行逆施，走向复古，清朝则更变本加厉，不但宋元以来的简体字全被排斥，就连汉魏碑碣上的字体也遭非议，这种毒焰，在学术界至今尚未消灭，而且大大流毒于学校，无不蒙其大害，真是冤哉枉也！
从历史上考察进化之迹则如彼，从现在事实上证明受害之状则如此，钱玄同问道：那么我们还不该急起直追，来干这减省汉字笔画的事业，以继续昔贤未作，减少令人无益的苦痛吗？因此，他分析了以前的简体字的八种构成方法，认为应让他们登大雅之堂，不认它是现行汉字的破体，而认它为现行汉字的改良之体。因此，他希望本会（国语统一筹备会）制定这种简体字，由教育部颁行，要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书店制造铜板铅字，从学校教科书首先改用，次及于新书新报，以后重印古书，也应该一律用简体字。那历来的被尊为圣人制作的“经”，原本都是殷周古体，因为历代字体的变迁，由殷周古体而改用秦篆、隶书、楷书，以至现在印刷用的所谓“宋体字”。从前的人那样尊古，那样尊圣，那样尊经，对于这种改用，也从没有人提出抗议，难道现在再改用一次简体字，我们这样不尊古，不尊圣，不尊经的人反要来提出抗议吗？最古的经尚可改用，则较后的书籍更不用说了。况且应该重印的古书，一定是在今后学术界、教育界中必须参考的书，我们为读者便利起见，当然应该用那时通行的简体字印刷。若要保存旧本的面目，则现在的刻本如此之多，将来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中到处可以保存；而且非专门研究文字学的，是不必认识它的，至于鉴赏古本书籍，那更是不重要的事了。
黎锦熙称赞钱玄同“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是一篇又痛快又充实的文章，当时议决通过，也组织了一个委员会，钱玄同是首席委员，但以后大家都去忙GR去了，没有注意这件事。事隔十余年，到1934年，上海印刷界居然铸造了几百个所谓“手头字”印在《论语》和《文学》等等定期刊物里。钱玄同正病假中，他就发奋动手搜集，以“述而不作”为主，想编成一部《简体字谱》，并在1934年国语委员会第二十九次常务委员会上提出一个《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黎锦熙提出《汉字注音铜模应由国家铸造推行案》，主张大小各号铅字，右旁应刻定注音符号，成为一体，不须另排，名曰“注音汉字”。钱玄同认为两件事互相关联，应该同时进行。当时议决通过，呈请教育部施行。1925年1月，教育部开会讨论，约黎锦熙和汪怡到南京出席，此时钱玄同身体状况很不好，右目忽患网膜炎，血压又有增高，几乎写字都有困难，他在写给章太炎的信中有“以悼心失国，宿疴加剧”之语。他在病中写了一封长信《与黎锦熙、汪怡论采选简体字书》，条列采定简体字的具体办法，他到车站给黎、汪二人送行，亲自把信交给他们，这封信后来发表在《国语周刊》一百七十六期。部里对这两件事都决定完全照办，《简体字谱》就委托钱玄同起草，“注音汉字”则由黎锦熙主选，一面委托商人承铸。到了6月，钱玄同的《第一批简体字表》起草告成，共计2300余字，他在给王世杰部长、张星舫的信中说明了搜集经过，并列举了他所参考的10种主要书籍的目录。他还写了《论简体字致黎、汪书》，讨论“简字之原则”，说所采的材料，草书最多，俗体次之，行书又次之，古字最少。所集之体，字字的来历，偏旁无一字无来历，配合之字或间有未见如此写者，然不必一见可识，决无奇诡之配合，可见其慎重的态度。黎、汪二人拿着钱玄同起草的《第一批简体字表》赴南京出席教育部的简体字会议，会同官员、学者讨论了3天，通过1230余字，最后由部里圈定324字，于1935年8月21日先行公布，这就是《第一批简体字表》，钱玄同的原稿有2300余字，这次公布的只得其尾数。同时，教育部公布了《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推行部颁简体字办法》9条，规定从1936年7月起，各学校考试答案，部颁简体字，得一律适用。由于社会上保守势力的阻挠，公布的第一批简体字不仅字数有限，而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公布第二批，台湾至今都在用繁体字。钱玄同一向很感兴趣并在病中力疾从事的这一工作，就这样收效甚微地结束了，这与他一贯的设想是相去甚远的。与钱玄同的简体字工作相配合，黎锦熙分担的“注音汉字”工作，钱玄同也经常提出意见，后来经教育部认可，公布了6788个注音汉字表。自1936年以后，虽然出版界的小学教科书和民众读物都是遵照教育部的法令办的。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规模入侵，北平、上海、南京这样的重镇相继沦陷，兵荒马乱，商家承铸的注音汉字铅字铜模，大小各号还没有铸完，已铸成的又都陷在战区，不能运出，事实上也就无形停顿，这种情形，钱玄同养疴北平，恐怕还不甚知道，以为西南一带，黎锦熙等还在做有效的推行工作呢。抗战胜利后，被日本侵占长达50年之久的台湾得到光复，长期受奴化教育的人都不会说国语，而说的是日语，国语推行委员会刊行《国语日报》即采用注音汉字，便利学童识字读书不少。其它一些国语运动的内容也得到恢复。但自1943年后，国语罗马字更名为“译音符号”，它的功用仅局限于“译音”，不是作为中国在汉字外的一种“新文字”，这与钱玄同等制定国语罗马字的理想是相违背的。
说到制中国拼音文字的工具，我现在也主张用罗马字母。以前《国语月刊》出“汉字改革号”的时候，我其实已倾向于罗马字母了；不过被音理所囿，以为拼音用的字母，最好能够用与发音密合一点的，所以又想试用标准音符（国际音标）。但是不久就觉得这个意思是错误的，其理由也就是嵩山先生的朋友所说的“标准音符太复杂细密，而实用上的字母不必（或不应当）如此细密繁复的”。因为文字是应该易识易记易写的，尤其重要的便是每字要有一个干干净净的面孔，而且相关联的字，还要看得出乙面孔上的眼睛就是甲面孔上的眼睛，丁面孔上的胡须就是丙面孔上的胡须，所以面孔虽在必要时也不能不改变一些，便总不可到处“易容”，尤其不可涂成三花脸的样子。但声音是变动不居的，不必讲到数百年或千年后了；甲的眼睛装在乙面孔上，也许因为要跟乙的眉毛鼻头配得合式的缘故，就把眼睛修改一下，甚至于甲的眼睛在A处宜于瞪着大眼，在B处又在宜于做出俏眼，用标准音符便当各按其真相表示，而音符为数总是有限的，又不得不仰仗着种种记号，于是免不了要到处“易容”，或涂成三花脸的样子了。注音是应该这样的，若文字则应当有干干净净的面孔才能易识易记易写。还有一样，实用的字母，确是“不应当如此细密”的，因为字母粗疏一点，一母可以兼数音，不但简便易记，即字音有小小变迁，面孔无须改易。若用标准音做实用的字母而又务求其表示粗略，则一面既失去它的的本来作用，一面终不能如26个罗马字母的易识易记易写，那就进退失据了。所以我那年主张有国际音标，乃是一时谬误之见，现在理合“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以自劾。
近两个月以来，我正与赵元任、林语堂、汪一庵、黎劭西诸公讨论“国语罗马字”，在最近的将来，当可发表一个暂时试用的草案。据我们的研究，声调在中国语言当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其重要与声纽韵部相同。凡同声同韵而不同调的，在语言上是不认为同音的……所以我们认为国语罗马字对于同声同韵而不同调字，非用字母来表明声调不可；换言之，便是对于同声同韵而同调之字，认为不同音而造成不同样的面孔……
1925年，在法国攻读学位的刘半农携带许多新的语音学实验仪器与赵元任夫妇同船从法国马赛返国，钱玄同非常高兴，认为国语运动增添了新的力量。此时《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推举钱玄同等六人为起草委员，刘半农回国后，发起一个“数人会”，专谈语言音韵之学。每周聚餐，轮流主席，“数人会”之名，来自1370年前隋朝陆法言的《切韵序》，陆法言在序文中介绍了他与刘臻、颜之推等八人讨论撰集《切韵》的经过，其文曰：
昔开皇初，有仪同刘臻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卜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以今声调各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据选精切，除削疏缓，萧颜多所决定，魏著作谓法言曰：向来论难，疑虑悉尽，何不随口记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法言即烛下握笔，略记纲纪，博问英辨，殆得精华……
这一段音韵学上的佳话，1000多年后类似再现于国语运动之中，成了国语运动的佳话了。当时所谓“数人”即刘半农、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林语堂六人。钱玄同曾写过《记数人会》一文，发表在1925年11月出版的《国语周刊》第二十一期上。钱玄同主张就着“数人会”之便，专议“国语罗马字”问题，由赵元任主稿。1925年9月5日钱玄同在北京“国语运动大会”上发表过一篇演说，他说：“当现在这种乌烟瘴气的时候—‘学士大夫’们拼命开倒车的时候，忽然有这个‘国语运动大会’发生，这是极有意义的，极值得注意的，我说，这真是黑暗中放出来的一线光明！”他强调国语的建立是文字革命与思想革命的第一步，发出“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的号召。由于北洋政府反动的教育方针，使蓬勃兴起的国语运动受到极大挫折，也就是钱玄同“乌烟瘴气”所指。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好几年。
1926年元旦，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庆祝该会成立十周年活动，它的纪念歌是这样写的：
十年的国语运动，
到今日才算成功。
今日的太阳升自东，
照着国音字母一片红，
瞎子的眼睛光明了，
聋子的耳朵也不再聋。
我们的国语宣传到民众，
十年的运动今日算成功。
这是说，国语运动已有很大的成绩。但不能以此为满足，纪念歌又说：
十年的国语运动，
到今日还不算成功。
今日的太阳慢慢的升，
照着那国音字母淡淡的红。
撞起那报晓的钟！
快唤醒那沈酣的梦！
我们的国语普及到民众，
十年的运动才算成功。
国语运动真是任重而道远！
1926年1月，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开幕，钱玄同与黎锦熙主持其事，发表宣言，宣布国语运动的目标为“两纲四目十件事”。2月14日，上海成立全国国语促进委员会筹备处，设征求队100队，积极向各省征求会员，钱玄同为队长之一，真跟打仗一样。1926年，“数人会”讨论“国语罗马字”问题，从1925年9月到1926年9月，开一年会，最后还有几点“数人”争执，只好票决，少数服从多数。在动乱的政局中，“数人会”的工作仍未间断，且十分严肃，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所以公布的布告记述当时的情况说：“该委员会成立迄今，已逾两载，其间搜罗材料，调查实况，凡现行制之缺点，亲定制之较量，专家意见则广事征求，国外学者亦通函讨论，计开会20余次，参稽试验，稿凡九易，乃于本年9月14日召集全体委员，正式通过。”但是当时是北洋军阀专政，凡事都开倒车，因此教育部当局不肯用部令公布，恰巧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主讲的梁启超，是教育当局的老师，梁启超曾大加表彰南明刘继庄—提倡国语的先驱，也很赞成罗马字母拼汉语字音，“数人会”请他去说情，但当局不为所动。大家正急着没办法，钱玄同想得一计，不必用正式部令，就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名义直接布告，把“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正式公布，并印成《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一小册，这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11月9日的事，1928年北伐成功，成立了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改称北平，教育部改称大学院，蔡元培任院长，7月12日大学院电请钱玄同、黎锦熙为“国语统一会”的筹备员，改组国语统一筹备会。钱、黎二人提出计划，如增修“国音罗马字”等。
9月26日，中华民国大学院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所以“国语罗马字”公布过两次。那时钱玄同有好几篇关于“国语罗马字”的重要论文，如《为什么要提倡国语罗马字？》、《历史的汉字改革论》、《GwoyeuRomatzyh的字母和声调拼法条例》、《关于国语罗马字母的造用及其他》，都发表在1927年的《新生周刊》。12月12日，国语统一筹备会改组完成，改称“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聘请蔡元培、吴稚晖、钱玄同、黎锦熙、陈懋治、汪怡、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魏建功、白涤洲、赵元任、黎锦熙、钱稻孙、马裕藻、萧家霖、林玉堂等31人为委员，国民党的元老吴稚晖为主席。这时大学院仍改称教育部，1928年冬天，北平大学区成立，致电中央问“北平”二字的译音，教育部在回电中说应拼作peiping，这与“国语罗马字”不合，钱玄同大为愤激，就给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写了一封信，提出抗议，他说：“罗马字母在学术上，文化上，早成为世界公用的字母，制定中国国民的读法拼法，把本国的名称写成拼音文字的形式，其事尤为切要，此与另译英文名称，用意全然相反。”他说，“国语罗马字”早已明令由政府正式公布，“北平”应拼作Beeipying。堂堂教育部，应当作全国运用“国语罗马字”的典范，岂能闹这样的笑话？若按peiping的写法则是汉字“胚娉”的音，岂是“北平”？他还严厉批评政府机关，动辄挂一个英文译名的招牌，认为这既不必要，实际上还是市侩气、奴才心理的表现。“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GR（即国罗两字的首一字母），钱玄同称赞它：“标音的分别既不厌精详，拼切的形式尤务求平易，信可谓斟酌尽善，毫发无憾的法式。”它把本国文字所用的符号，因利乘便就“国际化”起来，反对的人总以为是洋文，钱玄同驳斥道：“这就同50年前的学究们看见数目字1、2、3……就骂为吃洋教的一样。”文字改革的长远策略，就是要利用世界较通行的字母，来给本国的语言和教育服务，同时也有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这是“吞洋”而不为洋所吞，钱玄同在《汉字革命》的长文中曾经指出，汉字本身的罪恶还在其次，最糟的是它和现代世界文化格格不入，必须将它推翻，进行革命，他曾预言100年后“国语罗马字”将取代汉字（黎锦熙说要500年，吴稚晖说要1000年）。黎锦熙还专门就此国语罗马字写了《一百年也不晚》，鼓励全社会使用罗马字，更希望文字工作者多用罗马字母编书写书，以资推广。钱玄同曾多次视察国立北师大附中、附小国语教学实况，并在国语会上作过这方面的报告。
前面说过，1920年由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字典》，引起“京音国音之争”，说明它不能作为全国用字、说话的准绳。早在1923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常委大会，就组织了一个《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直到1925年才由这个委员会推举钱玄同与黎锦熙、王璞、赵元任、汪怡、白涤洲六人为起草委员，逐字逐音逐日开会讨论。1926年10月底，《增修国音字典》的12大册稿本大致审定了。编写原则虽已确定于1924年的谈话会决定以漂亮的北京语音为标准，但也酌古准今，多来几个“又读”。但因为等着《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的制定，所以直到1926年才议决体例，准备修三书（类似北宋官修《姚刻三韵》）：（一）《增修国音字典》—仍依《康熙字典》部首，稍加改善部首目次，这点像司马光的《类篇》；（二）《国语同音字典》—按注音字母次序排列，此似丁度的《集韵》；（三）《国音常用字汇》—亦以同音字分四声排列，专供中小学教员及编辑教科书之用，此似《礼部韵略》。此书因等着《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正式公布，所以1928年后才着手编纂。1928年，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成立，特设“增修《同音字典》股”于纂著部第一组中。1928年，钱玄同认为12大册稿本所收字太多，有些不常用的字，其音一时难于决定，1929年，国语委员会第二次常务委员会议决改为《国音常用字汇》，就原稿本删定，共得9920字，加上异体异音的，合计12220字。再由钱玄同作最后的审核，黎锦熙和白涤洲随时提出意见，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时，全稿始定。1932年5月7日，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常用字汇》，同时废止1920年公布的《国音字典》。黎锦熙说，这部《国音常用字汇》，从民十二年（1923年）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整整经过10年才成功，可以说是钱先生一手编定的。卷首有一长篇例言，题为“本书的说明”，也是钱先生一手做成的，这是他晚年最精细、简明、切实之作，不可忽视。他还有一篇《国音略说》，也是要附在这《国音常用字汇》卷尾的，可惜没有做成，只发表了一段《“匝”韵的说明》在黎锦熙和白涤洲编的《佩文新韵》中，并见《国语周刊》一百五十期。他晚年关于注音符号的论著，还有《十八年来注音符号变迁的说明》、《国音声符略说》，可以和他早年在《新青年》四卷二十三号两期的《论注音字母》一文对着看。
《国音常用字汇》的要旨，最重要的是确切指定全国标准语的地方音系，其次是使国音字母第二式，即国语罗马字从此具体化。不过这部书只可应当时各界的急需，而作将来一切的基础，并非其中全无缺点，所以1934年，国语会开第二十九次常务委员会时，钱玄同提出增修《国音常用字汇》的议案。早在1928年，在编纂中国大辞典的计划书中，钱玄同就曾提出规定《说文》《广韵》《集韵》的今读以作为《新编国音字典》的初步。他说，现行《国音常用字汇》，是专为普通应用的，所以较古奥冷僻的字，大都没有收入，但国音的用处极广，今后读经书、子书、《史记》、《汉书》、《说文》、《文选》等书，更上至于甲骨刻辞与彝器铭文，都应该用国音。故前代用反切或直音所记之音，都应按其声纽、韵部、等呼、声调，一一依国音的音系，规定国音的读法，打算在1938年完成《新编国音字典》，可惜没有实现这个计划。在《国音常用字汇》的说明中，钱玄同指出“国音”就是普通所谓“官音”。这种官音本是北平音，元朝周德清《中原音韵》即用此音，明朝官书《洪武正韵》以《中原音韵》为蓝本，用的当然也是北平音。它靠着文学与政治的力量，向各地推行，600年来早已成为全国的标准音了。民国二年（1913年）读音统一会制“注音字母”及编《国音字典》，九年本会修正《国音字典》，也即根据此音，但那是取决于多数，对于现代的北平话音不免忽略，故所注之音稍有庞杂之处，本书所定之音，则以现代的北平音为标准。全书用两次公布的两式“国音字母”记音：民国七年（1918年）教育部公布的“注音符号”（公布时名为“注音字母”，1919年国民政府改为“注音符号”），这是“国音字母”第一式；民国十七年（1928年）大学院公布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这是“国音字母”第二式。钱玄同还说，今后的中国字典，应以音排列为唯一合理的办法。现在“国音字母”已经制定，标准读音已经规定，而国语统一与识字普及之运动已在积极进行之途中，则国民之能识普通文字且能知其标准读法者，从此必日见其多，所以今后的中国字典必当改“据形系联”为“依音排列”，乃是唯一合理的办法。
在国语罗马字经专家制定，政府公布实行，已经深入人心的情况下，钱玄同认为：下一步的重心，应是多用国语罗马字编书写书，以求对社会更实际的影响。1934年，钱玄同和黎锦熙约定共同努力于现阶段的急切有为的工作，“事求可，功求成”。钱玄同担任汉字的“简体字”，黎锦熙担任“注音汉字”，钱玄同认为这两件事，如车之有两轮，推行教育，“唤起民众”，必须从肃清文盲做起。他以“唤起民众”为己任，贯穿一生始终。1933年夏，钱玄同读了中华书局出版的《基本英语入门》，此书由英国人奥格登（C。K。Ogden）编写，只采用了英语中850个词，便编成了一种“基本英语”（Basic English）。钱玄同认为也可师奥氏之意，就国语中采用1000～2000个词，编成“基本国语”，他在1934年1月国语会的二十九次常委会上，提出这一议案，建议由赵元任来具体完成，以便于普及国语。
当1933年“大众语”论战初发生时，附带着有一种“手头字”运动，钱玄同虽对“拉丁化”不感兴趣，但认为“手头字”是可以提倡的，不过绝对不可用“手头字”这个名称，仍旧要叫“简体字”。早在1920年，钱玄同就有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发表在《新青年》上（本年《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迁往上海）。又在《平民教育》上发表《汉字改良的第一步—减省笔画》，单从这个标题来看，可以看出他对简体与汉字改良的看法。在1922《汉字革命》长文中提倡写“破体字”、“白字”。他分析了汉字的造字方法，所谓“六书”的演变过程，指出至迟从甲骨文字以来，就有大量的假借字，书籍中的例子固不胜枚举，在社会上，更是流行，如药方上写“人薓”为“人参”，伙账上“百葉”作“百叶”等等，此外如“铜圆”作“同元”，“包”作“面包”，“義”作“义”，“幾”作“几”。秦汉之际的草书，不少发展成宋元以来的简体字，刊刻高文典册也用不少简体字，至于民间的通俗文学，刊刻时用简体字的则更多了，明清以来被士人斥为“破体”“俗体”，还专门编了《字学举隅》之类的书来矫正不休，钱玄同认为这是在时间的轨道上开倒车的行为。
1992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第四次大会，钱玄同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他说，现行的汉字笔画太多，书写费时，是一种不适用的符号，是学术上、教育上的大障碍。改用拼音固是治本的事业，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那治本的事业，我们当然应该竭力去进行。但现在汉字在学术上、教育上的作梗，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不可不急图补救的办法，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文字成功了才来改革，所以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外面有些人反对减省汉字笔画的办法，有的说汉字是“象形文字”，有的说汉字是“衍形文字”。既是“象形”与“衍形”，则古人造字，字形之中具有精意，不能随便将它减省。钱玄同认为这种议论是没有道理的。他指出文字本是一种工具，工具应该以适用与否为优劣之标准，笔画多的，难写，费时间，当然是不适用；笔画少的，容易写，省时间，当然是适用，我们应该谋求现在的适用与不适用，不必管古人的精意不精意。从学理上看，说汉字是“象形文字”，几乎完全错误，因为古今真正属于象形文字的汉字，其数量是很少的，在《说文解字》中不过三四百字而己，后来文字衍变，数量大增，象形文字也不过占汉字总数的百分之一。“衍形文字”，也是似是而非。况且汉字从篆文变为隶书，对于字形上只求便写，绝不被古体所拘；而且字音经历代的转变，那么形声字的音符，几乎完全失去注音的作用，于是那所谓象形的象形字和指事字，所谓衍形的会意字，所谓半音半义的形声字，都成了文字史上的名词，可以道古，不可以道今。现行的楷书、行书、草书等等，即是隶书的变相，实际上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麻烦符号罢了，要在这种符号上谈什么象形不象形，真是痴人说梦！造一个字而用了许多笔画，以期肖形与表义，这本是古人的蠢笨计策。多种多笔画的字，不但现在人嫌它麻烦，便是古人也未尝不嫌它麻烦，早就有减省笔画的举动，如甲骨文中的“子”字作又有作，《说文》中“礼”字作，又有作，不胜枚举。减省之后，造字的本义自然不可复见了。但文字本是语言的符号，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示思想情感的，文字就是这种声音的符号，只要有若干简易的形式，大家公认为某音某音的符号就行了，什么象形，什么表意，全是不必要的。虽然造字的本义不可复见，在实际应用上是不受丝毫影响的，从甲骨、彝器、《说文》以来，时时发现笔画多的字，时时有人将它的笔画减省。殷周之古体，减为秦篆；秦篆减为汉隶；汉隶减为汉草（章草）；汉草减为晋唐之草（今草）；汉隶的体势变为楷书；楷书减为行书。宋元以来，以减省楷书，参取行草，变成一种简体，即所谓“破体”“俗体”“小写”，这都是最显著的减省笔画，其中还有繁简之不同，总而言之，汉字的字体，在数千年中是时时被减省的。可是，到了明朝，渐渐倒行逆施，走向复古，清朝则更变本加厉，不但宋元以来的简体字全被排斥，就连汉魏碑碣上的字体也遭非议，这种毒焰，在学术界至今尚未消灭，而且大大流毒于学校，无不蒙其大害，真是冤哉枉也！
从历史上考察进化之迹则如彼，从现在事实上证明受害之状则如此，钱玄同问道：那么我们还不该急起直追，来干这减省汉字笔画的事业，以继续昔贤未作，减少令人无益的苦痛吗？因此，他分析了以前的简体字的八种构成方法，认为应让他们登大雅之堂，不认它是现行汉字的破体，而认它为现行汉字的改良之体。因此，他希望本会（国语统一筹备会）制定这种简体字，由教育部颁行，要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书店制造铜板铅字，从学校教科书首先改用，次及于新书新报，以后重印古书，也应该一律用简体字。那历来的被尊为圣人制作的“经”，原本都是殷周古体，因为历代字体的变迁，由殷周古体而改用秦篆、隶书、楷书，以至现在印刷用的所谓“宋体字”。从前的人那样尊古，那样尊圣，那样尊经，对于这种改用，也从没有人提出抗议，难道现在再改用一次简体字，我们这样不尊古，不尊圣，不尊经的人反要来提出抗议吗？最古的经尚可改用，则较后的书籍更不用说了。况且应该重印的古书，一定是在今后学术界、教育界中必须参考的书，我们为读者便利起见，当然应该用那时通行的简体字印刷。若要保存旧本的面目，则现在的刻本如此之多，将来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中到处可以保存；而且非专门研究文字学的，是不必认识它的，至于鉴赏古本书籍，那更是不重要的事了。
黎锦熙称赞钱玄同“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是一篇又痛快又充实的文章，当时议决通过，也组织了一个委员会，钱玄同是首席委员，但以后大家都去忙GR去了，没有注意这件事。事隔十余年，到1934年，上海印刷界居然铸造了几百个所谓“手头字”印在《论语》和《文学》等等定期刊物里。钱玄同正病假中，他就发奋动手搜集，以“述而不作”为主，想编成一部《简体字谱》，并在1934年国语委员会第二十九次常务委员会上提出一个《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黎锦熙提出《汉字注音铜模应由国家铸造推行案》，主张大小各号铅字，右旁应刻定注音符号，成为一体，不须另排，名曰“注音汉字”。钱玄同认为两件事互相关联，应该同时进行。当时议决通过，呈请教育部施行。1925年1月，教育部开会讨论，约黎锦熙和汪怡到南京出席，此时钱玄同身体状况很不好，右目忽患网膜炎，血压又有增高，几乎写字都有困难，他在写给章太炎的信中有“以悼心失国，宿疴加剧”之语。他在病中写了一封长信《与黎锦熙、汪怡论采选简体字书》，条列采定简体字的具体办法，他到车站给黎、汪二人送行，亲自把信交给他们，这封信后来发表在《国语周刊》一百七十六期。部里对这两件事都决定完全照办，《简体字谱》就委托钱玄同起草，“注音汉字”则由黎锦熙主选，一面委托商人承铸。到了6月，钱玄同的《第一批简体字表》起草告成，共计2300余字，他在给王世杰部长、张星舫的信中说明了搜集经过，并列举了他所参考的10种主要书籍的目录。他还写了《论简体字致黎、汪书》，讨论“简字之原则”，说所采的材料，草书最多，俗体次之，行书又次之，古字最少。所集之体，字字的来历，偏旁无一字无来历，配合之字或间有未见如此写者，然不必一见可识，决无奇诡之配合，可见其慎重的态度。黎、汪二人拿着钱玄同起草的《第一批简体字表》赴南京出席教育部的简体字会议，会同官员、学者讨论了3天，通过1230余字，最后由部里圈定324字，于1935年8月21日先行公布，这就是《第一批简体字表》，钱玄同的原稿有2300余字，这次公布的只得其尾数。同时，教育部公布了《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推行部颁简体字办法》9条，规定从1936年7月起，各学校考试答案，部颁简体字，得一律适用。由于社会上保守势力的阻挠，公布的第一批简体字不仅字数有限，而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公布第二批，台湾至今都在用繁体字。钱玄同一向很感兴趣并在病中力疾从事的这一工作，就这样收效甚微地结束了，这与他一贯的设想是相去甚远的。与钱玄同的简体字工作相配合，黎锦熙分担的“注音汉字”工作，钱玄同也经常提出意见，后来经教育部认可，公布了6788个注音汉字表。自1936年以后，虽然出版界的小学教科书和民众读物都是遵照教育部的法令办的。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规模入侵，北平、上海、南京这样的重镇相继沦陷，兵荒马乱，商家承铸的注音汉字铅字铜模，大小各号还没有铸完，已铸成的又都陷在战区，不能运出，事实上也就无形停顿，这种情形，钱玄同养疴北平，恐怕还不甚知道，以为西南一带，黎锦熙等还在做有效的推行工作呢。抗战胜利后，被日本侵占长达50年之久的台湾得到光复，长期受奴化教育的人都不会说国语，而说的是日语，国语推行委员会刊行《国语日报》即采用注音汉字，便利学童识字读书不少。其它一些国语运动的内容也得到恢复。但自1943年后，国语罗马字更名为“译音符号”，它的功用仅局限于“译音”，不是作为中国在汉字外的一种“新文字”，这与钱玄同等制定国语罗马字的理想是相违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