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不惟阐古，抑且开今（五）
中国新文字的建设工作刚刚起首，何以忽又折转回来，专干“简体字”和“注音汉字”呢？黎锦熙说，固然“坚壁清野”（指不同意“拉丁化新文字”）是一时的政策，但也还有个历史的哲学基础。钱先生邃于《春秋》公羊之学，有时也把“三世”（按：指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来推断当前的一切真理，《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世界化的“国语罗马字”，应该是“太平世”的初步；现在中国社会还离不了汉字的环境，总须就汉字加以形体的改良和声音的帮助，所以选定“简体字”和铸造“注音汉字”，普遍通行，才可以了结这个“升平世”之局。我在《大众语短论》中也曾宣布一个原则：“大众语文所用的工具，第一，汉字改‘良’，用‘简体字’，这是过去残余阶段的补充工作；第二，汉字改‘换’，用‘注音符号’，这是现在过渡阶段的紧急工作；第三，汉字改‘革’，用‘国语罗马字’，这是将来必然阶段的准备工作。”并说三种工作，同时要做，其间看似矛盾，并无冲突，所谓“相反而实相成”，可是必须铸造了推动了“注音汉字”，才可以把握这三阶段的进展，在现阶段实际工作上，所有一切的冲突的矛盾，统一起来。钱先生说：“你把我的简体字工作又降下去一级，未免对它‘彼哉彼哉’，简体字难道还是‘据乱世’的事情？”我说：“这三阶段的工作，都在‘升平世’的末期，所以同时要做；‘升平世’又分三阶段者，即公羊家所谓‘三世之中复有三世’也。”他道：“好！不过先生那种说法未免太时髦了，现在鄙人恕不用那些字眼。”不料就在这1935年，“简体字”公布后，中央要人、省主席、名流都有极力反对的，南方还发起个“存文会”。1936年2月，国语委员会接到教育部一个训令：“准行政院1月29日第六一四号训令开：‘案奉国民政府25年1月23日第一二七号训令开：“为令饬事，案准中央委员会25年1月17日函开：‘查推行简体字办法，前由教育部拟呈行政院转请中央政治会议准予备案，兹本会第五次会议，认为尚须重加考虑，爰议决：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相应函请政府令行政院转令教育部遵照等’等由，准此。”等因，奉此。’……等因，奉此。除分令外，合行令仰遵照。此令。”钱先生看了之后，我对他说：“太平世固然差得远，就连‘升平世’也慢谈，简体字果然要划入‘据乱世’了！”他良久道：“倒也不在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政治干扰学术的恶习，这又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反对的理由，无非是害怕简体字失去了古人造字的“精意”，有损中国文化的尊严。钱玄同早在1922年《汉字革命》一文中，就批驳过这种谬见。
他指出，汉字由繁而简，是历史进化的结果，也是将来发展的趋势，自从造字的假借方法发生，固有的文字早已作为表音的记号，那原形中间无论有没有“精意”，在应用上是丝毫无关的了。以隶书楷书为例，从字形上看，出现了四方的太阳（日），长方的月亮（月），四条腿的鸟（鸟），一只角的牛（牛），象形字不象形了；字作宁，字作叕，指事字不知所指何事了；字作武，字作老，会意字不知会合几个什么字了；字作书，字作布，形声字的音符看不出了，这些都是文字的进化，而不是倒退。这也是钱玄同一贯奉行的文字进化观。最近在江西省安福县横龙乡翠竹寺遗址中，出土了一口清朝康熙癸亥年（公元1683年）间铸造的铁质古钟，上铸铭文323字，内含异体字9个，简体字26个32字，占铭文全文的10%，其中师、为、门、云、宝、谨、声、万、计、罗、刘、谢、许、庙等14字，与现代我国法定通用的规范简化字完全相同。历来被史学界认定为太平天国创造的新字“国”，在此铭文中已出现。我们知道，“琢之盘盂，镂之金石”（墨子语）在古代是极为神圣严肃的大事，在铭文中出现这么多简体字，极好地反映了汉字由繁到简的必然趋势。所以清宣统元年（1909年），陆费达就发表过《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的文章，登在《教育杂志》第一年第一期，为简体字运动的先声。本年钱玄同还在埋头用篆字给章太炎写四卷《小学问答》。到了民国，钱玄同是简体字运动的健将，主张它的范围不应局限于普通教育，应让它登大雅之堂。他编的第一批简体字表，共17类，2340多字，其中便于铸铜模者有1200多字，不仅只公布了324字，最终还是被停用。足见改革之难。他想以此推进教育，“唤起民众”的理想也落空了。
与国语运动紧密相关的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中国大辞典的编纂。这个宏大的计划动议于1919年，编纂处成立于1923年，直到1927年，才以钱玄同、黎锦熙与吴稚晖三人的名义，向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申请了一笔款子，着手搜集材料，作为教育部国语会事业之一。黎锦熙定了一个计划书，分为5部15组，并各项章程。钱玄同说规模太大了，黎锦熙说这是建设中国新文字的“粮台”，规模不能不大—关于“粮台”的理论，他在《国语运动史纲》序言中有详细的说明。的确，要在内忧外患空前严重的形势下完成这一空前规模的计划，谈何容易！直到今天，中国也没有完成过这种鸿篇巨制，倒是南朝鲜准备编一部世界最大的汉语词典。1920年，国语统一会组织的委员会，1923年成立的编纂处，都只名“国语辞典”。忽然打算要对中国文字作一番根本的大改革，因而不能不给4000年来的语言文字和它的表现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等，结算一个详密的总账，以资保障而便因革，则具体化的工作，惟在辞典，惟在“大”辞典！“国语”又嫌流于狭义，干脆就叫“中国”大辞典吧！1926年便有这种打算，办不到；1928年乃并力进行，规模务求大，材料务求多，时间不怕长，理想尽高远，全然学术化了。1930年制定了编纂计划书。工作程序分为收集、调查、整理、纂著、统计5部，每部下又设若干股。编纂这一大辞典还希望用正名辨物“谐声增文”的方式，使国人的精神思想渐趋于系统化、科学化，以便为现代和将来所需要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等，建树一个基础的新猷，以资准绳而便应用。而且改进中的新文字，形式务求其简单，使数千年来由“象形”递演而成笨拙、繁难、纷乱之“音标”的汉字不复永作文化进展、教育普及的障碍物，而内容又要求其丰富，凡汉字所能表达的一切固有的高深曲折、精密的观念，决不会消失。《中国大辞典》有了这三大任务，它的工作已大大超出了狭义的国语的范围了。编纂者们在兵荒马乱的岁月有这种胆识和毅力，确实让人感到钦佩！
1928年之所以给编纂大辞典带来了转机，是因为这一年北伐成功，南北统一了，成立了国民政府，北京改称北平，首都迁到南京去了。大总统府（即居仁堂）所在之中海，辟为文化学术机关区，钱玄同主张一定要在那里头去找房子，其他人则把眼光放到教育部，因为教育部既已南迁，虽有北平市党部搬进去了，但大辞典编纂处尽容得下，钱玄同大不以为然，说：“既是咱们大规模的‘总粮台’，岂有不和国立北平图书馆并立在中海之理？”那时候，图书馆正拨定居仁堂为馆址，后来在北海岸边盖了新馆，才搬去文津街。黎锦熙说，我只得和他两人奔走经营，终于由战地政委会电准国民政府划定居仁堂西四所为编纂处址。
于是钱玄同在1934年的国语委员会第二十九次常委会提议通过三案：一、增修《国音常用字汇》；二、规定《说文》《广韵》《集韵》的今读以作新编《国音字典》的初步；三、编纂《国语标准词汇》。这三部书他都想自己动手，但这年他已在病中，并有恶化的趋势，所以第三案并入《国语词典》，由汪怡主编，共四册，其第一册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就爆发了，日寇大举入侵。第一、二案并入《国音集韵》，就是黎锦熙南下而行以来随时编写的《十八龙》。7月29日，北平沦陷，空余中海岸旁庞大而充实的总“粮台”，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学者四处流散，一项空前宏大的伟业就此画上了句号。过了一年多，钱玄同就病逝于日寇铁蹄下的北平。黎锦熙先生感伤地写诗曰：“粮台依海岸，兵站布山隅。何遽传星陨？哀哉势已孤！”
黎锦熙说，有些人批评钱先生以章门高足，绝顶聪明，不向高处去培养自己“语文学”专家的地位，乃费精神向低处去参加通俗教育。这种意见，是不了解国语运动伟大的精神和哲学的根据。只看究竟钱先生直到盖棺时，并没有因其少著专书而损及他“语文学”专家的声誉，并且因其热心干“普及”运动，倒反比那些专干“不普及”工作的专家，感人深些。当民国十五年（1926年）开全国国语运动大会时，我们发表一篇宣言，称国语运动的目标，为“两纲四目十件事”，“四目”就是“统一”、“不统一”与“普及”、“不普及”，（详见《国语运动史纲》）“国语统一”为的是全民族的精神团结，而“不统一”，为的是各地方特性的利导；“国语普及”为的是全民众文化的发展，而“不普及”，为的是各专家创造之增进：一与二，三与四，似相反而实相成，表面上是矛盾冲突的，骨子里却是同时交叉渗透的，这乃是国语一种特殊的发展过程，若不认识清楚，则不能从事于国语运动。现在钱先生死了，一般人如果要了解他一生的精神，和学业上的贡献，这“两纲四目十件事”，也就可算是他的一个概括，虽然他生前只实干“十件事”，并不像我一般喜欢这“两个四目”“玄学鬼”的理论。一般人以为国语运动只是一种“统一”运动，不知它还含有一种“不统一”运动，这就是说全国的山陬海澨所有的方言土语，都要调查，都要利用。钱先生对于此事极感兴趣，全国地方的音系，他能统筹兼顾，他和赵元任一见面，一通信，除民国十五年（1926年）前后几年的GR外，总是讨论这个方音问题，赵先生就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此事。早在1919年1月9日，钱玄同在回查钊忠的信中，同意他“尽可用方言来做文章，尽可用方言来叶韵”的看法。他说，国语既然不是天生的，要靠人力来制造，那就该旁搜博取，拣适用的尽量采用。文学里用得多了，这句话便成了一句有价值有势力的国语了。有人说，国语这样制造，不是庞杂不纯吗？我说，无论何种语言文字，凡是有载思想学术能力的，都是很庞杂不纯的。那纯而不杂的，惟有那文化初开，思想简单的时候，或者可以做得到；到了彼此一有沟通，则语言即有混合，学问日渐发达，则字义日有引申：一义转注为数语，一语假借为数义，那就庞杂不纯了。愈混合，则愈庞杂，愈庞杂，则意义愈多，意义愈多，则应用之范围愈广，这种语言文字，就愈有价值了。
钱玄同所阐明的方言与国语的关系，至今仍很有价值。他在1926年与黎锦熙讨论音韵问题时，也特别强调语音的变迁，这篇文章名叫《〈樵歌〉的跋》，是讨论宋词用韵的流变，他认为南宋朱亨的词集《樵歌》中，已经有-ng，-n，-m三系附声这韵混合为一的现象。他说：“我之所谓国语国音，是坚决主张古、今、中、外、雅、俗、京、方，都在撷取之列的，虽然应以中国北京现在的知识阶级的普通的读音为主体。前两年国语统一筹备会讨论增修《国音字典》，就决定以漂亮的北京语音为标准，但也应酌古准今，多来几个‘又读’。”钱玄同认为，应该叫国语国音常跟着活语活音改变，决不可像有一班人所主张的“某字的国音一经规定，便应该永远照它读，不准再去迁就活语活音”那种办法。若说现今所定之国音已经是尽善尽美，那岂不是说“天不变，语亦不变，音亦不变”？他与顾颉刚合作，注《吴歌》的音；又和周作人合作，注《越谚》的音，这不仅开辟了方言研究的新天地，也是中国学者较早研究民俗学的先例。只遗憾他身体日渐衰弱，类似的工作都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成功。
当1928年中国大辞典扩大工作的时候，黎锦熙对他说：“既总立‘粮台’，应分设‘兵站’，否则大辞典中每一个字的全国方音和日韩安南等处的读音，难道就抄50年前盖尔（H。A。Giles）的书吗？每一个词的‘按史则’的转变，难道就只凭宋元以来‘小说戏曲股’的材料，而不征验于现代各国各地方流行的土语吗？”意思是成立“调查部”。钱玄同说：“还不止如此！你所说的‘兵站’，还只能算是各地方采办转运的‘粮站’；‘兵站’要有‘兵’！”他的意思，是要注意民众教育，制定推行“方音注音符号”（原来称“国音字母”），作为民众识字之助。一般人既知道国语运动含有“统一”“不统一”两种运动，须知它更含有一种“普及”运动，可是教育“普及”和国语“统一”，有许多地方是要发生矛盾的，因为土音太远于国音的地方，假如民众非从国音识字不可，那就等于让他们另学习一种语言，教育“普及”，事倍功半，何况中国幅员宽广，人口众多，章太炎将全国方言分为10类，黎锦熙分为12类，足以见其纷繁复杂。这是一种矛盾。怎么办呢？“统一”和“普及”两种运动既发生了矛盾，就可以用“不统一”运动来统一这种矛盾，所以“注音汉字”每字右旁钉死的注音符号，是拼成标准的国音，左旁临时偶然添上的注音符号，则为各地自拼与国音偶然不同的方音，这叫做“右国左方”政策。“右国”是国音，是“统一”运动；“左方”是方音，是“不统一”运动，“统一”与“不统一”对立，当然更是一种矛盾，那就把中间的汉字和共同的注音符号来统一这种矛盾，这不是笑话，实际的趋势确是如此，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
钱玄同对于“右方”的“国音符号”，不主张各地方自由随便乱制乱用，而要由中央统制，他在1934年的国语委员会第二十九次常委会提议通过一个“修定国音符号案”。他晚年虽在养疴，可是自己常画成许多语音学上的表格，就赵元任的《注音符号总表》，斟酌修改，填入系统，随时与我们打电话商量，乐此不疲。一般人只知道国语运动于“统一”“不统一”之外，又包含着“普及”运动，须知还有一种“不普及”运动。这不是说一切办法的决定都要倚仗专家的研究。钱玄同晚年对于“国音符号”的统筹制定，颇自负，常对黎锦熙说，非他办不了，因为古今音韵沿革的研究即是他的专业，又了解全国各地的方音异同。后一点更得力于高本汉（BHatlgren）的书和赵元任的贡献，因为他没有从事系统的实地调查，黎锦熙先生说，在别人就更要向高深的专业路上走，净做“不普及”的工作，而钱先生则一方面在专门研究上精益求精，一方面总求适用于教育，不遗弃“普及”的工作；一方面嘉惠士林，一方面唤起民众，“普及”和“不普及”的矛盾，钱先生可算是真能统一的了，可惜他赍志以殁！兵械未成，“兵站”也未曾广布。通都大邑还不能依法设立，何况穷乡僻壤呢？1928年，国语委员会仍照以前的制度，陆续约请“特务委员”约50人，分设驻京省市县办事处，就地筹款，以办理此项事业为主要任务，不久，由教育部训令取消。1930年，教育部重颁办法：由各省市县教育厅局各设“指导员”若干人，分赴各县、区、乡、镇、邻、闾，指导协助国音注音符号的推行，并调查方音，汇报厅局，整理审查，依次迭转呈请上级教育行政机关及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委会复审。法令如此，但完全成了具文。
钱玄同以音韵学大家，致力于国语运动整整20多年，其理想归结到一条，即唤醒民众。他于1932年4月8日给周作人写信说，我近来觉得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真是唯一要义。他自称是“中外古今派”，他对社会上一些人空谈主义、不干实事的风气表示担忧和不满，他说：
我近来觉得“各人自扫门前雪”主义，中国人要是人人能实行它，便已泽及社会无穷矣。譬如一条街上有十家人家，家家自己扫了他的门前雪，则以一条街便已无雪矣。要是雪已扫完，则管管他家的瓦上霜尚可，若放着自己的门前雪，不去扫它，而忙于拿梯子去扒上他家的屋上去刮霜，无论他家讨厌不讨厌你，总有些无谓：因为自己的门前雪尚未扫也。而况梯子又未必确是梯子，所扒的未必确是他家的屋上，所刮的又未必确是霜乎！
自园先生努力种“自己的园地”，我极以为然。我以为比做几条“杂感”“短评”较有意味—而且讲起功利主义来，也实在较为有用得多。我今后打算一意做“扫雪斋主人”了。我是喜欢研究“国故整理问题”的，又很喜欢研究“汉字改革问题”的，它们便是我的“雪”，我从今以后很想专心去扫它们。
信中的“自园先生”即指周作人，取“自己种自己的园地”之意，钱玄同则在信末署名“扫雪斋主人”，取“各人自扫门前雪”之义。钱玄同一向自称是个“功利主义”者，标准即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又自称是颜习斋主义的信徒，不悲观，不消极，不信社会永远黑暗，不信世界上没有光明。“更笃信一个人，无论事功或学问，总得要干，老年因桑榆暮景，更应该乘此炳烛之明去努力干。否则无常一到，追悔何及！”这是他在1934年哀悼刘半农、白涤洲英年早逝时发出的感慨，当年钱玄同48岁，身体已经相当虚弱，有一次在师大讲课时，几乎晕倒。中国自1930年以来内忧外患空前严重，性情一向急切的钱玄同深为忧虑。当钱玄同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国语运动时，一帮守旧的家伙总认为这种改革，损及国粹，定会“国将不国”，而且这种改革本身就是想做洋奴的表现，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终于闯进国门，侵占了东北三省，对全中国虎视眈眈，这真是“国将不国”了！中国人真要做洋奴了！
1933年3月14日，钱玄同给黎锦熙、罗常培写信，主张把刘继庄撰《新韵谱》那年作为国语运动与方言研究的纪元，即公元1692年，岁在壬申，即清康熙三十一年。刘氏的音韵学着眼于统一国语与调查方音，已由罗常培写了专文论述，登在《国语周刊》32～34期上。钱玄同认为还不止此，照刘继庄的思想与主张，结果一定会与方密之（以智）一样，认为中国文字应该“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的办法，因为必须如此办，才能将“万有不齐之声无不可资母以及父，随父而归宗，因宗以归祖，由祖以归元”；必须如此办，才能“随地可谱，不三四年，九州之音毕矣”。质言之，必须用了音标，才能分析音素，才能标注任何地方之音。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称述清初的大学者，特举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刘继庄五人。黄、顾、王是大家知道的，颜氏，到晚清时也有人知道了；唯独刘氏，自王昆绳与全谢山以后，除戴子高、赵叔、潘伯寅数人外，未必有什么人知道了。梁先生特举他与黄、顾、王、颜四氏为伍，说他“最足以豪于我学界者有二端，一曰造新字，二曰倡地文学”，钱玄同很赞同。他认为“国语”一词，涵义甚广，决非“本国现行标准语”一义所能包括，最重要的有“统一国语，研究方言，制造音字”三义，还应包括“改古文为白话文”。而此三义，刘继庄均已见到，故普及国语，当托始于他。查刘继庄生于公元1648年，岁在戊子，明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恰好公历末一位数逢“八”，干支逢“戊”，与黎锦熙所总结的国语运动四阶段的年代特征相合，因此他主张把刘氏生年作为“国语纪年”，因为他的音韵学实能兼综“国语”一词之三要义，方密之也值得纪念。刘氏《新韵谱》撰于1692年，是年为壬申年，至1932年，又是壬申，而罗先生《刘继庄的音韵学》一文适登于去年之《国语周刊》，相距240年，甲子适为四周，亦一佳话：今若以1648年刘氏生年为国语纪元，则到1933年，已有286年，再过14年，到1947年，便是国语纪元300年纪念。他希望在此14年之中，“咱们对于国语的三要义，都有很多的贡献，则将来举行‘国语300年大祝典’之时，国语的成绩一定斐然可观，很对得起这位国语元祖刘继庄先生了。”很遗憾，钱玄同为国语运动奋斗20年，未及等到“国语300年大祝典”那一天，死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北平。
他在信中还谈到他18岁那年，读了梁启超的文章而大悦刘氏之学，于是改号为“掇献”，想“掇拾刘献廷之坠绪”。因为那时他的号叫“德潜”，在吴兴话中与“掇献”相近。那时还是少年之感情冲动，只觉得新奇，他感叹忽忽30年以至于今，已经快到50岁了。虽平生所志，因意志之脆薄，神经之衰弱，竟至一事无成，老大徒伤悲，然因读书渐多，性喜杂览，又时时得师友之启迪，深佩刘氏之卓识，时觉国语之任重，以为如果能行刘氏之教，实现国语要义，则必能“利济天下后世”，这是毫无疑问的。
钱玄同一生经历坎坷，目睹改朝换代的巨变，又亲身体会到外国列强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他的心情异常悲愤沉痛，他接着写道：
噫！国难深矣！不佞既无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能力，只因在过去读了40年死书，现在靠了颜习斋所讥之“林间咳嗽病猕猴”之生涯以骗钱糊口，无聊极矣！因20余年来陷溺之深，神经麻木久矣，对于国事蜩螗，外寇侵陵，熟视若无睹，虽辽宁“九一八”与上海“一·二八”尚不足以刺激我顽钝之神经。乃自本年献岁发春，榆关失守，承德再陷，才感到痛楚，镇日价“魂忽忽若有己，出不知其所在”，常常自问，“我究竟该做什么事才对呢？”想来想去，还以从事国语为最宜。遵刘氏之教，努力于国语三要义，这是我份内应做之事，而在民众教育方面厉行注音符号之普及，亦国语中之一义，在今日实为治标中唯一切之要事，我虽无此能力与手腕，然亦当尽摇旗呐喊之责也。故“掇献”之旧号当复用之以自励自警，以前将号与名合写为“疑古玄同”，遂有人说我改姓“疑古”。今后有时或将为“掇献玄同”，大概又有人要说我改姓“掇献”了，但这与我毫无关系，随他怎么说我都不管。
写这封信的意思，只是为了要提议以刘继庄之生年为国语纪元而已。不料正文写完以后，引起我的牢骚来了，于是刺刺不休，又写了上面一段离题万里的废话，却是精神痛苦的呻吟，决不是假话谎话。若有非笑我的，我将述王阳明之言曰：“呜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体，而暇计人之非笑乎！”
刘继庄曰：“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得谓之人。”吾当以此语为座右铭，此又吾欲“掇献”之一义也。
落款果然是拼的“掇献玄同”四个字（Dwoshiann-Shyuantorng）。
钱玄同在信中特别提到要普及注音符号，认为这是推行民众教育的关键。他谦称“我虽无此能力与手腕，然亦当尽摇旗呐喊之责”。当年卢戆章写成《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书名旁注一联云：
卅年用尽心机，特为同胞开慧眼；
一旦创成字母，愿教吾国进文明。
这种心愿，是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世界文化的严峻挑战而奋而起行，试图改变中国积弱不振的努力，但要梦想成真，谈何容易！钱玄同试图唤醒民众的国语事业还没走上正轨，自己却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北平忧愤地死去，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剧，也反映了改造中国的艰难历程，比一般人想象的还要困难得多。
他指出，汉字由繁而简，是历史进化的结果，也是将来发展的趋势，自从造字的假借方法发生，固有的文字早已作为表音的记号，那原形中间无论有没有“精意”，在应用上是丝毫无关的了。以隶书楷书为例，从字形上看，出现了四方的太阳（日），长方的月亮（月），四条腿的鸟（鸟），一只角的牛（牛），象形字不象形了；字作宁，字作叕，指事字不知所指何事了；字作武，字作老，会意字不知会合几个什么字了；字作书，字作布，形声字的音符看不出了，这些都是文字的进化，而不是倒退。这也是钱玄同一贯奉行的文字进化观。最近在江西省安福县横龙乡翠竹寺遗址中，出土了一口清朝康熙癸亥年（公元1683年）间铸造的铁质古钟，上铸铭文323字，内含异体字9个，简体字26个32字，占铭文全文的10%，其中师、为、门、云、宝、谨、声、万、计、罗、刘、谢、许、庙等14字，与现代我国法定通用的规范简化字完全相同。历来被史学界认定为太平天国创造的新字“国”，在此铭文中已出现。我们知道，“琢之盘盂，镂之金石”（墨子语）在古代是极为神圣严肃的大事，在铭文中出现这么多简体字，极好地反映了汉字由繁到简的必然趋势。所以清宣统元年（1909年），陆费达就发表过《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的文章，登在《教育杂志》第一年第一期，为简体字运动的先声。本年钱玄同还在埋头用篆字给章太炎写四卷《小学问答》。到了民国，钱玄同是简体字运动的健将，主张它的范围不应局限于普通教育，应让它登大雅之堂。他编的第一批简体字表，共17类，2340多字，其中便于铸铜模者有1200多字，不仅只公布了324字，最终还是被停用。足见改革之难。他想以此推进教育，“唤起民众”的理想也落空了。
与国语运动紧密相关的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中国大辞典的编纂。这个宏大的计划动议于1919年，编纂处成立于1923年，直到1927年，才以钱玄同、黎锦熙与吴稚晖三人的名义，向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申请了一笔款子，着手搜集材料，作为教育部国语会事业之一。黎锦熙定了一个计划书，分为5部15组，并各项章程。钱玄同说规模太大了，黎锦熙说这是建设中国新文字的“粮台”，规模不能不大—关于“粮台”的理论，他在《国语运动史纲》序言中有详细的说明。的确，要在内忧外患空前严重的形势下完成这一空前规模的计划，谈何容易！直到今天，中国也没有完成过这种鸿篇巨制，倒是南朝鲜准备编一部世界最大的汉语词典。1920年，国语统一会组织的委员会，1923年成立的编纂处，都只名“国语辞典”。忽然打算要对中国文字作一番根本的大改革，因而不能不给4000年来的语言文字和它的表现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等，结算一个详密的总账，以资保障而便因革，则具体化的工作，惟在辞典，惟在“大”辞典！“国语”又嫌流于狭义，干脆就叫“中国”大辞典吧！1926年便有这种打算，办不到；1928年乃并力进行，规模务求大，材料务求多，时间不怕长，理想尽高远，全然学术化了。1930年制定了编纂计划书。工作程序分为收集、调查、整理、纂著、统计5部，每部下又设若干股。编纂这一大辞典还希望用正名辨物“谐声增文”的方式，使国人的精神思想渐趋于系统化、科学化，以便为现代和将来所需要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等，建树一个基础的新猷，以资准绳而便应用。而且改进中的新文字，形式务求其简单，使数千年来由“象形”递演而成笨拙、繁难、纷乱之“音标”的汉字不复永作文化进展、教育普及的障碍物，而内容又要求其丰富，凡汉字所能表达的一切固有的高深曲折、精密的观念，决不会消失。《中国大辞典》有了这三大任务，它的工作已大大超出了狭义的国语的范围了。编纂者们在兵荒马乱的岁月有这种胆识和毅力，确实让人感到钦佩！
1928年之所以给编纂大辞典带来了转机，是因为这一年北伐成功，南北统一了，成立了国民政府，北京改称北平，首都迁到南京去了。大总统府（即居仁堂）所在之中海，辟为文化学术机关区，钱玄同主张一定要在那里头去找房子，其他人则把眼光放到教育部，因为教育部既已南迁，虽有北平市党部搬进去了，但大辞典编纂处尽容得下，钱玄同大不以为然，说：“既是咱们大规模的‘总粮台’，岂有不和国立北平图书馆并立在中海之理？”那时候，图书馆正拨定居仁堂为馆址，后来在北海岸边盖了新馆，才搬去文津街。黎锦熙说，我只得和他两人奔走经营，终于由战地政委会电准国民政府划定居仁堂西四所为编纂处址。
于是钱玄同在1934年的国语委员会第二十九次常委会提议通过三案：一、增修《国音常用字汇》；二、规定《说文》《广韵》《集韵》的今读以作新编《国音字典》的初步；三、编纂《国语标准词汇》。这三部书他都想自己动手，但这年他已在病中，并有恶化的趋势，所以第三案并入《国语词典》，由汪怡主编，共四册，其第一册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就爆发了，日寇大举入侵。第一、二案并入《国音集韵》，就是黎锦熙南下而行以来随时编写的《十八龙》。7月29日，北平沦陷，空余中海岸旁庞大而充实的总“粮台”，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学者四处流散，一项空前宏大的伟业就此画上了句号。过了一年多，钱玄同就病逝于日寇铁蹄下的北平。黎锦熙先生感伤地写诗曰：“粮台依海岸，兵站布山隅。何遽传星陨？哀哉势已孤！”
黎锦熙说，有些人批评钱先生以章门高足，绝顶聪明，不向高处去培养自己“语文学”专家的地位，乃费精神向低处去参加通俗教育。这种意见，是不了解国语运动伟大的精神和哲学的根据。只看究竟钱先生直到盖棺时，并没有因其少著专书而损及他“语文学”专家的声誉，并且因其热心干“普及”运动，倒反比那些专干“不普及”工作的专家，感人深些。当民国十五年（1926年）开全国国语运动大会时，我们发表一篇宣言，称国语运动的目标，为“两纲四目十件事”，“四目”就是“统一”、“不统一”与“普及”、“不普及”，（详见《国语运动史纲》）“国语统一”为的是全民族的精神团结，而“不统一”，为的是各地方特性的利导；“国语普及”为的是全民众文化的发展，而“不普及”，为的是各专家创造之增进：一与二，三与四，似相反而实相成，表面上是矛盾冲突的，骨子里却是同时交叉渗透的，这乃是国语一种特殊的发展过程，若不认识清楚，则不能从事于国语运动。现在钱先生死了，一般人如果要了解他一生的精神，和学业上的贡献，这“两纲四目十件事”，也就可算是他的一个概括，虽然他生前只实干“十件事”，并不像我一般喜欢这“两个四目”“玄学鬼”的理论。一般人以为国语运动只是一种“统一”运动，不知它还含有一种“不统一”运动，这就是说全国的山陬海澨所有的方言土语，都要调查，都要利用。钱先生对于此事极感兴趣，全国地方的音系，他能统筹兼顾，他和赵元任一见面，一通信，除民国十五年（1926年）前后几年的GR外，总是讨论这个方音问题，赵先生就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此事。早在1919年1月9日，钱玄同在回查钊忠的信中，同意他“尽可用方言来做文章，尽可用方言来叶韵”的看法。他说，国语既然不是天生的，要靠人力来制造，那就该旁搜博取，拣适用的尽量采用。文学里用得多了，这句话便成了一句有价值有势力的国语了。有人说，国语这样制造，不是庞杂不纯吗？我说，无论何种语言文字，凡是有载思想学术能力的，都是很庞杂不纯的。那纯而不杂的，惟有那文化初开，思想简单的时候，或者可以做得到；到了彼此一有沟通，则语言即有混合，学问日渐发达，则字义日有引申：一义转注为数语，一语假借为数义，那就庞杂不纯了。愈混合，则愈庞杂，愈庞杂，则意义愈多，意义愈多，则应用之范围愈广，这种语言文字，就愈有价值了。
钱玄同所阐明的方言与国语的关系，至今仍很有价值。他在1926年与黎锦熙讨论音韵问题时，也特别强调语音的变迁，这篇文章名叫《〈樵歌〉的跋》，是讨论宋词用韵的流变，他认为南宋朱亨的词集《樵歌》中，已经有-ng，-n，-m三系附声这韵混合为一的现象。他说：“我之所谓国语国音，是坚决主张古、今、中、外、雅、俗、京、方，都在撷取之列的，虽然应以中国北京现在的知识阶级的普通的读音为主体。前两年国语统一筹备会讨论增修《国音字典》，就决定以漂亮的北京语音为标准，但也应酌古准今，多来几个‘又读’。”钱玄同认为，应该叫国语国音常跟着活语活音改变，决不可像有一班人所主张的“某字的国音一经规定，便应该永远照它读，不准再去迁就活语活音”那种办法。若说现今所定之国音已经是尽善尽美，那岂不是说“天不变，语亦不变，音亦不变”？他与顾颉刚合作，注《吴歌》的音；又和周作人合作，注《越谚》的音，这不仅开辟了方言研究的新天地，也是中国学者较早研究民俗学的先例。只遗憾他身体日渐衰弱，类似的工作都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成功。
当1928年中国大辞典扩大工作的时候，黎锦熙对他说：“既总立‘粮台’，应分设‘兵站’，否则大辞典中每一个字的全国方音和日韩安南等处的读音，难道就抄50年前盖尔（H。A。Giles）的书吗？每一个词的‘按史则’的转变，难道就只凭宋元以来‘小说戏曲股’的材料，而不征验于现代各国各地方流行的土语吗？”意思是成立“调查部”。钱玄同说：“还不止如此！你所说的‘兵站’，还只能算是各地方采办转运的‘粮站’；‘兵站’要有‘兵’！”他的意思，是要注意民众教育，制定推行“方音注音符号”（原来称“国音字母”），作为民众识字之助。一般人既知道国语运动含有“统一”“不统一”两种运动，须知它更含有一种“普及”运动，可是教育“普及”和国语“统一”，有许多地方是要发生矛盾的，因为土音太远于国音的地方，假如民众非从国音识字不可，那就等于让他们另学习一种语言，教育“普及”，事倍功半，何况中国幅员宽广，人口众多，章太炎将全国方言分为10类，黎锦熙分为12类，足以见其纷繁复杂。这是一种矛盾。怎么办呢？“统一”和“普及”两种运动既发生了矛盾，就可以用“不统一”运动来统一这种矛盾，所以“注音汉字”每字右旁钉死的注音符号，是拼成标准的国音，左旁临时偶然添上的注音符号，则为各地自拼与国音偶然不同的方音，这叫做“右国左方”政策。“右国”是国音，是“统一”运动；“左方”是方音，是“不统一”运动，“统一”与“不统一”对立，当然更是一种矛盾，那就把中间的汉字和共同的注音符号来统一这种矛盾，这不是笑话，实际的趋势确是如此，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
钱玄同对于“右方”的“国音符号”，不主张各地方自由随便乱制乱用，而要由中央统制，他在1934年的国语委员会第二十九次常委会提议通过一个“修定国音符号案”。他晚年虽在养疴，可是自己常画成许多语音学上的表格，就赵元任的《注音符号总表》，斟酌修改，填入系统，随时与我们打电话商量，乐此不疲。一般人只知道国语运动于“统一”“不统一”之外，又包含着“普及”运动，须知还有一种“不普及”运动。这不是说一切办法的决定都要倚仗专家的研究。钱玄同晚年对于“国音符号”的统筹制定，颇自负，常对黎锦熙说，非他办不了，因为古今音韵沿革的研究即是他的专业，又了解全国各地的方音异同。后一点更得力于高本汉（BHatlgren）的书和赵元任的贡献，因为他没有从事系统的实地调查，黎锦熙先生说，在别人就更要向高深的专业路上走，净做“不普及”的工作，而钱先生则一方面在专门研究上精益求精，一方面总求适用于教育，不遗弃“普及”的工作；一方面嘉惠士林，一方面唤起民众，“普及”和“不普及”的矛盾，钱先生可算是真能统一的了，可惜他赍志以殁！兵械未成，“兵站”也未曾广布。通都大邑还不能依法设立，何况穷乡僻壤呢？1928年，国语委员会仍照以前的制度，陆续约请“特务委员”约50人，分设驻京省市县办事处，就地筹款，以办理此项事业为主要任务，不久，由教育部训令取消。1930年，教育部重颁办法：由各省市县教育厅局各设“指导员”若干人，分赴各县、区、乡、镇、邻、闾，指导协助国音注音符号的推行，并调查方音，汇报厅局，整理审查，依次迭转呈请上级教育行政机关及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委会复审。法令如此，但完全成了具文。
钱玄同以音韵学大家，致力于国语运动整整20多年，其理想归结到一条，即唤醒民众。他于1932年4月8日给周作人写信说，我近来觉得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真是唯一要义。他自称是“中外古今派”，他对社会上一些人空谈主义、不干实事的风气表示担忧和不满，他说：
我近来觉得“各人自扫门前雪”主义，中国人要是人人能实行它，便已泽及社会无穷矣。譬如一条街上有十家人家，家家自己扫了他的门前雪，则以一条街便已无雪矣。要是雪已扫完，则管管他家的瓦上霜尚可，若放着自己的门前雪，不去扫它，而忙于拿梯子去扒上他家的屋上去刮霜，无论他家讨厌不讨厌你，总有些无谓：因为自己的门前雪尚未扫也。而况梯子又未必确是梯子，所扒的未必确是他家的屋上，所刮的又未必确是霜乎！
自园先生努力种“自己的园地”，我极以为然。我以为比做几条“杂感”“短评”较有意味—而且讲起功利主义来，也实在较为有用得多。我今后打算一意做“扫雪斋主人”了。我是喜欢研究“国故整理问题”的，又很喜欢研究“汉字改革问题”的，它们便是我的“雪”，我从今以后很想专心去扫它们。
信中的“自园先生”即指周作人，取“自己种自己的园地”之意，钱玄同则在信末署名“扫雪斋主人”，取“各人自扫门前雪”之义。钱玄同一向自称是个“功利主义”者，标准即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又自称是颜习斋主义的信徒，不悲观，不消极，不信社会永远黑暗，不信世界上没有光明。“更笃信一个人，无论事功或学问，总得要干，老年因桑榆暮景，更应该乘此炳烛之明去努力干。否则无常一到，追悔何及！”这是他在1934年哀悼刘半农、白涤洲英年早逝时发出的感慨，当年钱玄同48岁，身体已经相当虚弱，有一次在师大讲课时，几乎晕倒。中国自1930年以来内忧外患空前严重，性情一向急切的钱玄同深为忧虑。当钱玄同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国语运动时，一帮守旧的家伙总认为这种改革，损及国粹，定会“国将不国”，而且这种改革本身就是想做洋奴的表现，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终于闯进国门，侵占了东北三省，对全中国虎视眈眈，这真是“国将不国”了！中国人真要做洋奴了！
1933年3月14日，钱玄同给黎锦熙、罗常培写信，主张把刘继庄撰《新韵谱》那年作为国语运动与方言研究的纪元，即公元1692年，岁在壬申，即清康熙三十一年。刘氏的音韵学着眼于统一国语与调查方音，已由罗常培写了专文论述，登在《国语周刊》32～34期上。钱玄同认为还不止此，照刘继庄的思想与主张，结果一定会与方密之（以智）一样，认为中国文字应该“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的办法，因为必须如此办，才能将“万有不齐之声无不可资母以及父，随父而归宗，因宗以归祖，由祖以归元”；必须如此办，才能“随地可谱，不三四年，九州之音毕矣”。质言之，必须用了音标，才能分析音素，才能标注任何地方之音。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称述清初的大学者，特举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刘继庄五人。黄、顾、王是大家知道的，颜氏，到晚清时也有人知道了；唯独刘氏，自王昆绳与全谢山以后，除戴子高、赵叔、潘伯寅数人外，未必有什么人知道了。梁先生特举他与黄、顾、王、颜四氏为伍，说他“最足以豪于我学界者有二端，一曰造新字，二曰倡地文学”，钱玄同很赞同。他认为“国语”一词，涵义甚广，决非“本国现行标准语”一义所能包括，最重要的有“统一国语，研究方言，制造音字”三义，还应包括“改古文为白话文”。而此三义，刘继庄均已见到，故普及国语，当托始于他。查刘继庄生于公元1648年，岁在戊子，明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恰好公历末一位数逢“八”，干支逢“戊”，与黎锦熙所总结的国语运动四阶段的年代特征相合，因此他主张把刘氏生年作为“国语纪年”，因为他的音韵学实能兼综“国语”一词之三要义，方密之也值得纪念。刘氏《新韵谱》撰于1692年，是年为壬申年，至1932年，又是壬申，而罗先生《刘继庄的音韵学》一文适登于去年之《国语周刊》，相距240年，甲子适为四周，亦一佳话：今若以1648年刘氏生年为国语纪元，则到1933年，已有286年，再过14年，到1947年，便是国语纪元300年纪念。他希望在此14年之中，“咱们对于国语的三要义，都有很多的贡献，则将来举行‘国语300年大祝典’之时，国语的成绩一定斐然可观，很对得起这位国语元祖刘继庄先生了。”很遗憾，钱玄同为国语运动奋斗20年，未及等到“国语300年大祝典”那一天，死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北平。
他在信中还谈到他18岁那年，读了梁启超的文章而大悦刘氏之学，于是改号为“掇献”，想“掇拾刘献廷之坠绪”。因为那时他的号叫“德潜”，在吴兴话中与“掇献”相近。那时还是少年之感情冲动，只觉得新奇，他感叹忽忽30年以至于今，已经快到50岁了。虽平生所志，因意志之脆薄，神经之衰弱，竟至一事无成，老大徒伤悲，然因读书渐多，性喜杂览，又时时得师友之启迪，深佩刘氏之卓识，时觉国语之任重，以为如果能行刘氏之教，实现国语要义，则必能“利济天下后世”，这是毫无疑问的。
钱玄同一生经历坎坷，目睹改朝换代的巨变，又亲身体会到外国列强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他的心情异常悲愤沉痛，他接着写道：
噫！国难深矣！不佞既无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能力，只因在过去读了40年死书，现在靠了颜习斋所讥之“林间咳嗽病猕猴”之生涯以骗钱糊口，无聊极矣！因20余年来陷溺之深，神经麻木久矣，对于国事蜩螗，外寇侵陵，熟视若无睹，虽辽宁“九一八”与上海“一·二八”尚不足以刺激我顽钝之神经。乃自本年献岁发春，榆关失守，承德再陷，才感到痛楚，镇日价“魂忽忽若有己，出不知其所在”，常常自问，“我究竟该做什么事才对呢？”想来想去，还以从事国语为最宜。遵刘氏之教，努力于国语三要义，这是我份内应做之事，而在民众教育方面厉行注音符号之普及，亦国语中之一义，在今日实为治标中唯一切之要事，我虽无此能力与手腕，然亦当尽摇旗呐喊之责也。故“掇献”之旧号当复用之以自励自警，以前将号与名合写为“疑古玄同”，遂有人说我改姓“疑古”。今后有时或将为“掇献玄同”，大概又有人要说我改姓“掇献”了，但这与我毫无关系，随他怎么说我都不管。
写这封信的意思，只是为了要提议以刘继庄之生年为国语纪元而已。不料正文写完以后，引起我的牢骚来了，于是刺刺不休，又写了上面一段离题万里的废话，却是精神痛苦的呻吟，决不是假话谎话。若有非笑我的，我将述王阳明之言曰：“呜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体，而暇计人之非笑乎！”
刘继庄曰：“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得谓之人。”吾当以此语为座右铭，此又吾欲“掇献”之一义也。
落款果然是拼的“掇献玄同”四个字（Dwoshiann-Shyuantorng）。
钱玄同在信中特别提到要普及注音符号，认为这是推行民众教育的关键。他谦称“我虽无此能力与手腕，然亦当尽摇旗呐喊之责”。当年卢戆章写成《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书名旁注一联云：
卅年用尽心机，特为同胞开慧眼；
一旦创成字母，愿教吾国进文明。
这种心愿，是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世界文化的严峻挑战而奋而起行，试图改变中国积弱不振的努力，但要梦想成真，谈何容易！钱玄同试图唤醒民众的国语事业还没走上正轨，自己却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北平忧愤地死去，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剧，也反映了改造中国的艰难历程，比一般人想象的还要困难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