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
谈到钱玄同，周作人有一句惊人的论断，他认为民国以来的人物，够得上思想家之称的，唯蔡元培与钱玄同二人而已。周作人虽然学问博洽，又是钱玄同的知友，然而他这一论断显然不能被近现代史研究者接受。我想周作人之所以对钱玄同作如此高的评价，可能是从教育的角度着眼的。蔡元培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这并没有疑问。而钱玄同，不仅毕生致力于文化教育，而且对教育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他从小接受的是一套陈腐的小学、经学教育。1906年当他20岁时留学日本，增长了见识。1908年他在东京参加了几种讲习会，如在社会主义讲习会中听章太炎讲《庄子·齐物论》和《理论不如实践》，还听人讲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托尔斯泰的《致中国人书》。听课时间最长、受影响最大的自然首推在国学讲习会听章太炎讲学。章太炎亡命东京后，在办《民报》的同时，还开办了“国学讲习会”，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知道了太炎先生出狱来到东京，有些好学的人，常带着问题来请教，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就是钱玄同，当时他名叫钱夏，他倡议请太炎先生采取经常性讲学方式，好让学者按时来听讲请教，太炎先生高兴地同意了。一般事务是由陶（成章）先生负责安排，“听讲时钱夏对太炎先生发问和辩论最多”。这种不拘一格的讲课形式给章门弟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寿裳回忆说：
章先生精力过人，博览群书，思想高超而又诲人不倦。我们八个人希望听讲，而为校课所牵，只有星期日得空，章先生慨然允许于星期日特开一班，地点在东京小石川区《民报》馆先生寓室，时间每星期日上午8～12时，师生席地环一小几而围坐，师依段玉裁氏《说文注》，引证渊博，新谊甚丰，间杂诙谐，令人无倦，4小时而无休息，我们听讲虽不满一年，而受益则甚大。后来这些听课者大多成为著名的学者，在文化教育界举足轻重。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也回顾了当年章太炎在东京讲课的情形：
一总是八个听讲的。《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小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上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枯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一尊庙里哈喇菩萨。
又说：
那时太炎的学生一部分到了杭州，在沈衡山领导下做两级师范的教员，随后又来做教育司（后来改称教育厅）的司员，一部分在北京当教员，后来汇合起来，成为各大学的中国文字学教学的源泉，至今很有势力。
钱玄同同章太炎的关系很密切，两人经常畅谈到深夜，有时钱玄同干脆就在章氏寓所住宿。1910年5月，钱玄同从日本回国，任浙江省海宁中学堂国文教员，曾在湖州中学任代理国文教员，茅盾当时在此就学。他回忆说，钱玄同代课时期，曾教学生以“南中向接好音，法遂遣使问讯吴大将军”开头的史可法《答清摄政王书》，以“桓公报九世之仇，况仇深于九世；胡虏无百年之运，矧运过于百年”为警句的《太平天国檄文》；也教过黄遵宪的“城头逢逢擂大鼓”为起句的《台湾行》，也教了以“亚东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为起句的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那时大家觉得新鲜。现在原来的国文教员杨先生又来上课了，大家都要求他讲些新鲜的，杨先生说，钱先生所讲，虽只寥寥数篇，但有扫除虏秽，再造河山的宗旨，不能有其它再新鲜的了。幸而还有文天祥的《正气歌》，还可以凑数来教。茅盾（当时还叫沈德鸿）对杨先生说，讲些和时事有关的文章，不知有没有？杨先生忽然大笑，说“钱先生教你们读史可法《答摄政王书》，真有意义。现在也是摄政王临朝，不过现在的摄政王比起史可法的摄政王有天壤之别”。
钱玄同当时切齿清廷，所以在教学中灌输这方面的文章。
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的思想日趋坚定、成熟，他极力破坏作为旧思想之载体的旧文学，主张对教育内容作根本的改革，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五卷六号上与陈大齐互相通信：《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就是一篇讨论教育问题的出色的杂文。陈大齐在信中说：为尊重人道起见，看见有人吃粪，不可不阻止他。可是现在我们中国人苦于没有辨别力，不知道哪种是粪，哪种不是粪，若阻止别人吃粪，须得先指点他们才好，因此请钱玄同编个“粪谱”。目的是要唤起民众，启发国民的觉悟，要国民学习，提高文化，就得让他们辨别好坏，这就需要给一本指导性的书，指出哪些东西有害，是应该避免的。钱玄同是国学专家，思想激进，入室操戈，最宜担当此任。陈大齐讲了一个日本的笑话：有位外科医生把病人的眼珠拿出来，被鸟儿叼走了，他就给换了一个狗眼珠。于是这人便香臭不分，把粪当好东西吃。所以要辨别香臭好坏，须得换回人眼。钱玄同很欣赏这个有趣而发人深思的譬喻，他结合自己的经历，力陈旧思想旧教育的弊害，指出了那些顽固守旧分子害人害己的事实，号召可爱可敬的支那青年做20世纪的文明人，做中华民国的新国民，撕毁19世纪以前的“脸谱”。陈大齐的原信是这样写的：
玄同兄：
前天和你谈起：为尊重人道起见，看见人吃粪，不可不阻止他；这层意思，你也赞成。现在我们中国人苦于没有辨别力，不知道哪种是粪，那种不是粪；若想阻止人家吃粪，须得先指点指点他们才好，《新青年》上你的《随感录》（二九）（按：载五卷三号295～296页）已经指出了许多，但还没有举全，什么“纲常名教”，什么“五世同堂”，什么“中央的威严”等等，都是极大的项目，应该添进去，所以我想请你抽出点工夫来，代他们详详细细的编一部《粪谱》，把一切粪的尊姓大名都写出来，宣布国内，使我们同胞见了，也可以知道粪的所在。不知道你可肯省出点贵重的功夫来做这种事情吗？
要做一部《粪谱》，虽然可以使人家知道粪的所在，还恐怕效力不很大。因为现在的中国人大都有点眼病和鼻病，见了粪不知道龌龊，闻了粪不知道恶臭。所以做了“粪谱”之后，还得大大的努力一番。第一，先把粪坑掏一掏，把粪的臭气扬扬，则熏染未久的那班纯洁的青年也便掩住鼻子逃走了，总不至于仍旧是恋恋不舍。但是我们社会上还有一班“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人，这种人害的鼻病更深，无论那粪是怎样臭，他们总闻不到。或者反当作香的。所以对于这种人，单是扬扬粪的臭气，是没有功效的。我们须更进一层，想出一种方法来，用点兴奋剂把他们视神经和嗅神经兴奋一兴奋，恢复他们正当的视力嗅力才好。从前我看一本日本文的笑话书。在上面有一段说：有一个人生了眼病，去请一个外科医生看。那外科医生说他的眼睛不干净，须挖出来洗一洗，外科医生把病人的眼睛洗干净了，晒在院子里。不料一只老鸦飞来，竟把那眼珠衔走了。外科医生恐怕那病人不肯干休，便挖一个狗眼睛来替代……过了几时，那病人又到那外科医生家里去，外科医生问他：“你近来眼病还发吗？”他答道：“眼病大好了；却有一件怪事：自从请你挖出来洗过之后，见了粪，只觉得黄黄的可爱，又香又甜。”—中国大多数人的眼珠都被那个外科医生掉了花枪了！我们总须想出一个法子呢，把那外科医生换去了的眼珠换回来才好，而且这个外科医生很是可恶，在我们社会上，天天想把那些没有掉换的眼珠换了去。所以我们一面努力想去换回那些换去了的眼珠，一面更须想法保护那些没有换掉的眼珠，防他来换。用什么方法来保护，用什么方法去换回来，这真是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呢！
陈大齐提出的问题，确实是“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在刚从旧时代摆脱出来的中国，仍是死气沉沉，钱玄同自云“忧心如焚”，把社会上种种混乱的现象，归结为“新旧之冲突”，也就是说新旧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要布新则非除旧不可。钱玄同从小深受旧学的毒害，一生又以研究国学为职业，对“粪谱”自然了如指掌，以他的个性和思想，对“粪学”又恨之入骨，因而与陈大齐唱和，抉发“粪学”之本质：
百年兄，你说的“粪谱”，我原想来编他一部。因为我的年纪，虽然只有32岁，对于“粪学”的研究，不能像那班老前辈大方家的深造。但是我在1903年以前，曾经做过八股，策论，试贴诗；戴过顶座；提过考篮；默过粪学结晶体的什么“圣谕广训”；写过什么避讳的缺笔字，什么《字学举隅》的字体，什么“圣天子”“我皇上”“国朝”“枫宸”的双抬单抬粪款式；曾经骂过康梁变法；曾经骂过章邹革命；曾经信过拳匪真会扶清灭洋；曾经相信过《推背图》《烧饼歌》确有灵验。就是从1904到1915（民国4年），这10年间，虽然自以为比1903以前荒谬程度略略减少，却又曾经提倡保存国粹，写过黄帝纪元，孔子纪元；主张穿斜领古衣；做过写古体字的怪文章；并且点过半部《文选》；在中学校里讲过什么桐城义法。所以我于“粪学”上的知识，比到那些老前辈大方家，虽望尘莫及，然而决可比得上王敬轩君。既然如此，何妨竟来编他一部“粪谱”呢！但是言之匪艰，行之维艰；到了编谱的时候，纵然搜索枯肠，无孔不入，终恐挂一漏万；仍望老兄和半农诸公匡其不逮，俾成全璧，幸甚幸甚！
“粪谱”虽然是个滑稽的名词，其实按之实际，却很确当。因为今天所指名为粪的，实是昨天所吃的饭菜的糟粕；昨天把饭菜吃到胃里，其精华既然做了人体的营养料，其糟粕自然便成了粪，到今天自然该排泄了。所以排泄物不过是没有用处，应该丢掉的东西，原不是有害人体、致人生病的东西。但是若不排泄，藏在胃里，却要害人体致人生病。照此看来，粪的本身，原没有什么可恶；可恶者，在那些藏粪不泄的人。而且他们不但自己藏粪不泄，还要劝人道：“今天的粪，是昨天的饭菜变的；昨天因为吃了饭菜肚子饱了，所以才不生病；今天要是把粪排泄了，则肚子空了，就要生病了。所以你们万不可排的”；这样说法，是尤其可恶了。更有甚者，要想叫人学牛的“反刍”办法，把昨天吃到胃里的东西重新倒嘴里，细细咀嚼；这简直比嚼甘蔗渣还要不近人情，其思想，比起那些自己要保存牙黄，保存顶得破老布棉袜的长脚爪，终身不洗澡的古怪人，和那用油纸包了尊粪挂在墙上的干式枚来，还要下作，这真是可恶到了极处了。说他可恶，不是因为他自己个人的脏臭难近，实在因为他“天天想把那些没有掉换的眼珠换了去”。你想青年和他们有什么的九世深仇宿怨，他们竟要用这种亡国灭种的圈套来陷害青年啊！
你说我们应该努力保护眼珠，努力去换回人眼来，这确是现在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也是我们做这《新青年》杂志的唯一大目的。《新青年》出了将近30本，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保护眼珠，换回人眼而已。像你的“辟灵学”，独秀的论孔教、论政治，元期和适之的论节烈，适之和半农的论文学，这都是想换回人眼的文章。启明译的《贞操论》，孑民和守常的提倡工作，适之和孟和的译Zdsen戏剧，这都是想保护眼珠的文章。若玄同者，于新学问，新智识，一点也没有；自从12岁起到29岁，东撞西摸，以盘为日，以康瓠为周鼎，以瓦釜为黄钟，发昏做梦者整整18年。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粪之万不可不排泄，愿我可爱可敬的支那青年做20世纪的文明人，做中华民国的新国民，撕毁19世纪以前的“脸谱”，（脸谱不是20世纪的东西，就是“马二先生”也是这样说）打破24部家谱相斫书的老例。因此，不顾浅陋，不怕献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和答信里，说几句良心发现的话。却是万万比不上诸公，对于保护眼珠，换回人眼的办法，深愧毫无心得；但想就着淘粪坑扬臭气的方面努力去做，能得“熏染未久的那班纯洁的青年掩住鼻子逃走”的多几个，那就欢喜不尽了。
百年！你从“辟灵学”以后，还没有做过文章。我劝你也要努力做些保护眼珠，换回人眼的文章才好啊！
钱玄同激烈反对旧戏，也是强调“我们做”《新青年》的文章，是给纯洁的青年看的，决不央求得到保守派的支持。当黑幕书猖獗之时，钱玄同著文抨击，他指出：“本志既以革新青年头脑为目的，则排斥此类书籍，自是应尽之职务。”他相信进化论，1918年他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十周年纪念录》写了序文：“希望本校同人从今以后，对于过去的，决然舍弃，不要顾恋，对于未来的，要努力前进，不可迟疑，进！进！前进！”1919年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三十二号、六十三号上发表《施行教育不可迎合旧社会》一文，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是教人研求真理，不是叫人做古人的奴隶；教育是教人高尚人格的，不是教人干禄的；教育是改良社会的，不是迎合社会的。可是以前的小孩子，他的父母送到书房里去读书，总是希望他将来能中状元，做大官，读书不过是做官的敲门砖而已，所以一部书中遇到考试不出题目的文章就删去不读。到了开笔做文章，就时刻打听现在风往哪一路的笔墨，好拼命去学，一旦状元大官到手，就把从前读过的书完全去掉，不再翻阅，这是叫人读了书为干禄之用，“高尚人格”他们脑子里本来没有这四个字。钱玄同提醒说，诸公要知道，现在旧社会的思想和习惯，还是异常顽固，异常野蛮。若是主张新教育的人，没有毅力反抗旧社会，没有热诚去诱导新社会，只知道敷衍旧社会，冀它不生阻力，那么，我要奉告，旧社会将要求诸公复古的事甚多哩，诸公能够一一低首下心去敷衍他们吗？因此一切要以青年的前途为重。现在世界上一切新理，诸公研究了认为正当的，在学校方面应该积极提倡，冀青年学子依着去做。在社会方面，也该想法诱导其潜移默化，千万不可“枉道而事人”去敷衍“乌烟瘴气”的旧社会，干那“贼夫人之子”的勾当。
钱玄同是在旧礼教的包围中成长的，这种环境成长的人今后的发展方向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有意或无意地用旧礼教来约束下一代，甚至变本加厉，这种人在当时仍占大多数；另一种则从旧礼教的天罗地网中，深切体会到它的病毒，进而寻求变革的路径。像林纾等人就属于前种，而钱玄同无疑属于后一种，并且属于最激进最坚定的代表。他原来也是憧憬三代、一心复古的幼稚的读书人。民国二年，也即1913年，他的哥哥已到北京就大总统府的顾问职，他也随着辞了浙江教育司的科员视学等职来当教员。袁世凯称帝的洪宪元年（1916）他还时常陪着他的哥哥在北京东安市场内的喜祥戏园专赏梅兰芳的表演，不久袁世凯失败，共和恢复。民国六年（1917年）又经过张勋拥废帝宣统在故宫复辟一幕，后来共和再度恢复。当时欧洲大战正酣，俄国大革命了，德国渐渐支持不住了，中国也作“宣而不战”式的参战了，日本自提出“二十一条”又占领青岛后，又和中国的“安福系”政府连通一气了，安福大将徐世铮要以一部《古文辞类纂》“治天下”了。种种凌杂矛盾的刺激，就把钱玄同弄得终夜彷徨，对于以前环境和教育所赐予的一切旧观念，意识上又起了一个大反动，首先打破“吃人的礼教”，20年之郁积，一朝发泄，自然剑拔弩张，不顾一切，今天想来，确实是有原因的。果然，民国八年（1919年）4月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五四运动的“大时代”到了！“新文化”运动登时普遍全国，全国青年们的意识大转变了，老头子们吃不住了！钱玄同也就成了青年们的领导，这也可算是钱玄同第二次的“时代胜利”。黎锦熙先生感慨地说，又过了20年到现在，我们中央才议定“五四”为“青年节”，放假一天，而钱先生死了！师大在西北联大给他开追悼会，正是过第一次“青年节”的时候。
周作人先生也指出，经过民国初年的政教反动的空气，事实上表现出来的是民国四年（1915年）的洪宪帝制，民国六年（1917年）的复辟运动，钱玄同所有复古的空气乃全然归于消灭，结果发生了反复古。这里表面是两条路，即一是文学革命主张用白话；一是思想革命，主张反礼教，而总结于毁灭古旧的偶像这一点上，因为觉得一切的恶都是从这里发生的。当时发表这派论调的是《新青年》杂志，首出胡适之、陈独秀两人开始，玄同继之而起，最为激烈，有青出于蓝之概。
作为语言文字学专家，钱玄同认为汉文是一切旧思想的躯壳，必须坚决废除，而当今可行的，就是废除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所推崇的古文，提倡白话文，对这场新旧之间的激烈冲突，钱玄同有着清醒的认识：
一月以来种种怪事纷现眼前，他人以为此乃权利心之表现，吾则谓根本上仍是新旧之冲突，故共和时代尚有欲宣扬“辨上下，定民心”，“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之学说者，大抵中国人脑筋2000年沉溺于尊卑名分纲常礼教之教育，故平日做人之道，不外乎“骄”“谄”二字。富贵而骄虽不合理，尚不足奇，最奇者，方其贫贱之时，苟遇富贵者临于吾上则赶紧磕头请安，几欲俯伏阶下，自请受笞，一若彼不凌践我，便是损彼之威严，彼之威严损则我觉得没有光彩者然。故一天到晚，希望有皇帝，希望复拜跪，仔细想想，岂非至奇极怪之事。
钱玄同的这番话发表于1917年三卷四号《新青年》，文章还在排印，竟发生了张勋复辟的奇事，更坚定了钱玄同反复古的立场。他劝说鲁迅开始写作，鲁迅的《狂人日记》写于复辟事件后的一年（1918年）的4月，钱玄同则在前一个月讨论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赞赏陈独秀推翻礼教，改革理论，否则共和招牌一定挂不长久的观点，认为这是挽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钱玄同更进一步，干脆要求连汉文一起废除，“欲废孔教，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逐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原因就在于汉文为推行孔教推波助澜，以此教育人，必然贻害无穷。
周作人说，玄同的主张看似多歧，其实总结归来只是反对孔教，废汉文乃是手段罢了。他这意思以后始终没有再改变，虽然他的专攻仍旧是中国文字学中的音韵部分，对于汉文汉字的意见随后也有转变，不复坚持彻底的反对的意见了。
经过文学革命的冲击，白话文的地位终于得到了承认。钱玄同在给胡适新诗集—《尝试集》的序文中说：“我们现在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字，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新基础稳固。”晚清以来的有识之士也有提倡白话文的，但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开发下层民众之民智的权宜之计，对于古文的正统地位，并不敢动摇，而且认为文人士大夫理所当然应该运用古文。这样把社会分成高下两等，只有到了文学革命时期，才确立白话文非但是普通人交流的工具，而且认它是文学创作的正宗，这样彻底推翻了以前横亘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壁垒，它对教育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钱玄同因鼓噪文学革命而声名大振，以至有一家新月书店出版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在广告中说，此书钱玄同先生曾经在北京印行过一千部，欲研究文学史者，不能不研究此书；欲研究国语文学者，不可不读此书。实际上，钱玄同并未在北京印行过此书，书店不过想借钱玄同的声望做广告，鼓励别人买此书而已，胡适看到广告后曾写信给钱玄同解释这件事。钱玄同长于散文，文言似梁任公的“笔锋常带感情”，发挥尽致，吐泻无余，而无一句“含糊语”。白话则也始终推重胡适之的如“并剪哀梨”，他益以淋漓痛快，而不带一点“绅士”气。凡朋友偶做旧体诗词，他见了总称之曰“歪诗”“歪词”，其实做得好的他也喜欢，他自己也非完全不做，大都俳体，如和周作人50寿诗即是。他虽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但一生没有做过一首新体诗，他认为“新诗”还未成体，对于初期《尝试集》却始终赞成，新诗变到第三期，他就说莫名其妙了。他也不甚爱看新的小说戏剧等作品和译品，对于白话旧小说的提倡和批判，对于旧戏的反对，在“文学革命”初期，他很具有见解和力量。《新青年》中，他的《通信》实以评论旧小说戏剧者为多。后来对于宋元平话诸体，如孙楷第、魏建功先生等的拟作和研究，都极激赏。对于鲁迅作风的深刻冷峭，以及后来“小品文”和“幽默”文学的提倡，他都有微词，说容易引导青年走上“冷酷”或“颓废”的路（民国八年，即1919年曾给新式标点的旧小说《儒林外史》作序，即已提到青年教育的关系）。
经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激荡，保守势力受到冲击，但由于积重难返，政局动荡，反动当局甚至几次妄图再让学生读孔经。各种主义层出不穷，但往往输入到中国，已失去了原来的旨趣。1923年7月1日，钱玄同给周作人写信，特别注明这天是张大帅复辟纪念日，他感慨地说：
我近来很动感情，觉得2000年来的国粹，不但科学没有，哲学也玄得利害，理智的方面毫无可满足之点，即感情方面的文学除了那颂圣、媚上、押韵、对仗、用典等等“非文学”以外，那在艺术上略有地位的，总不出乎—
a。歌咏自然。
b。发牢骚。
c。怡情酒色。
三种思想。自然a似乎高些，但崇拜天然，菲薄人为，正是老庄学说的流毒，充其极量，非以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结绳而治等等为人类最正当之生活不可。b则因为没有人给他官做，给他钱用，（其实就不过如此而已，并没有怎样的虐待他）便说他如何如何的痛苦，如何如何的受人欺侮，世界上除了他以外，别人都是王八蛋，都是该千刀万剐的；何以故？因为对不起他故。c派更不足道，一言以蔽之，不拿人当人，并且不拿自己当人而已—我近来很有“新卫道”的心理，觉得彼等实在不宜于现在的青年，实在也是一种“受戒的文学”。因此觉得说来说去，毕竟这是民国五六年间的《新青年》中陈仲甫的那些西方化的话最为不错，还是德谟克拉西和赛恩思两先生最有道理。“新孔夫子”我们固然不欢迎，“新黄仲则”我们也不欢迎。我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这个意思你以为然否？”
他所谓的“功利主义”，就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之功利主义，墨家的人生观，是他一生安身立命之处。他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对2000年来腐朽不堪的国粹深恶痛绝，那些歌咏自然，发牢骚，怡情酒色的思想，“实在不宜于现在的青年”。钱玄同指出中国文学中的三种倾向，是富有洞见的。中国文化中有着浓厚的自恋主义倾向，中国缓慢地在血缘宗法社会中挣扎进入文明时代，比西方（到古典希腊）差不多落后1000年。氏族制度没有彻底清除，反而在秦汉以后的社会中保存下来，文人士大夫留恋上古，憧憬当一个羲皇上人，然而秦汉以降的封建专制制度，使他们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歌咏自然，自然也要发发牢骚，甚至怡情酒色之中，往往就是人一生的三部曲。中国的积重难返，钱玄同认为非采取激烈的革命不可，他于1923年7月9日又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对中国的前途表示担忧：
近来的怪论渐又见多，梅光迪诸人不足怪，最近那位落华生忽然也有提倡孔教之意，我未免有“意表之外之感焉”。我因此觉得中国古书确是受戒的书。这些书不曾经过整理就绪（即将它们的妖怪化、超人化打倒）以前，简直是青年人读不得的东西。我近来犯动感情，以为“东方化”，终于是毒药。不但圣人道士等等应与之绝缘，即所有一切，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总非青年人血气未定时所可研究者。老实说吧，至少也要像钱玄同这样宗旨醇正的人才可看得。这话你道可笑吗？但我自己觉得我的见解和识力比起这班“老头子的儿子孙子”来，确乎要高明些也矣。
昨晚写到这时，便睡了。今天早晨看报（7月7日《时事新报》），又发现好的复古的材料，即徐志摩忽然大倡废止标点符号之论，竟说什么“无辜的圣经贤传，红楼水浒，也教一班无事忙的先生，支离宰割”。又说，“在国际文学界的名气恐怕和蓝宁在国际政治界上差不多”的爱尔兰人James Joyce做的Ulysis是—
“那真是纯料的Prose，像牛酪一样润滑，像教堂里石坛一样光澄，非但大写字母没有，连‘！’等可厌的符号一齐灭迹，也不分章句篇节，只有一大股清利浩瀚的文章，排奡而前，像一大匹白罗披泻，一大卷瀑布倒挂，丝毫不露痕迹，真大手笔！”
你看这话妙也不妙！原来“大手笔”的长技就在会不用标点，不分章。我才恍然大悟，中原文章非外夷所及，文治派如是之多的原故，原来如此。
我近来耳闻目睹有几件事，觉得梁启超壬寅年的《新民丛报》虽然已成历史上的东西，而陈独秀1915年～1917年的《新青年》中的议论，现在还是救时的圣药，现在仍是应该积极去提倡“非圣”，“逆伦”，应该积极去铲除“东方化”。总而言之，非用全力来“用夷变夏”不可，我之烧毁中国书这褊谬精神又渐有复活之象，即张勋败后，我和你们兄弟两人在绍兴会馆的某院子中槐树底下所谈的偏激话的精神又渐有复活之象焉。
钱玄同还是从教育着眼，那些中国古书，在没有将它们的妖怪化、超人化打倒之前，他认为是万万不能让青年人去读。事隔好几年，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急风暴雨的精神仍是扫除中国暮气深重的良药。周作人指出，在新文化运动中间，主张反对孔教最为激烈，而且到后来没有变更的，莫过于他了，这一论断是符合史实的。以新文化运动的喉舌《新青年》来说，它刊行了二十三年，赞成者固然并不很多，可是反对者却实在不少，逐渐地显示了出来。这班热心于拥护旧礼教的卫道的人，以清室举人林纾为代表，乃于民国七年（1918年）春间发起进攻，其形式为质问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意思是要大学来撤换文科学长陈独秀、文科教员胡适和钱玄同等人。这是有名的林蔡论争事件，但是很轻易地被蔡校长挡过去了。可是林纾不甘失败，变更方针，在《新申报》上登载小说，肆意谩骂诸人以泄愤。这是所谓“蠡叟丛谈”事件。林纾所攻击的两点，即是“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和“覆孔孟，铲伦常”，实在都是玄同的主张；陈独秀虽主反孔，却还没有说到废汉文；至于胡适之，始终只是主张白话文学，没有敢对于纲常名教说过什么不敬的话。但是林纾却始终注重陈、胡，最初在《荆生》这篇小说里，设陈其美和狄莫影射他们，虽然也有一个金心异，却在第三位了。至于随后在《恶梦》里，写陈恒与胡亥正在谈非圣无法的话时，被怪物吞吃了，则专说他们，却把首要反而放过了。因为据我所知道，在所谓新文化运动中间，主张反孔教最为激烈，而且到后来没有变更的，莫过于他了。
思想既然如此“偏激”，这是他自己所承认的，那么他的脾气一定很是怪癖吧？可是事实乃大大不然。周作人接着指出，他对人十分和平，相见总是笑嘻嘻的。诚然他有他特殊脾气，假如要他去叩见“大人先生”，那么他听见名字，便会委实不客气地骂起来，叫说话的人下不了台。若是平常作为友人来往，那是和平不过的。他论古严格，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我曾经在沈尹默离开北京（那时还叫北平）以后，代理孔德学校校务委员会主席好几年，玄同也是一个委员，同事很多。和他商议学校的事，他总是最能得要领，理解其中的曲折，寻出一条解决的途径。他常诙谐地称为贴水膏药，但在我实在觉得是极难的一种品格，平时不觉得，到了不在之后方才感觉可惜，却是来不及了，这是真的可惜。
钱氏毕生致力于教育，桃李满园，他不喜欢学生们对他的态度言词太拘谨了，更讨厌青年人头戴瓜皮小帽，说这种人有“遗少”气，他写给学生们的信，每称对方为“先生”，自己称“弟”。说“先生”，只是男性的通信，犹英文的“Mr”，但有些学生倒起了误会，说钱先生不认他为弟子，是屏之门墙之外，所以他后来就改称某某“兄”了。他的学生魏建功说，先生的确使我佩服，在于他能超脱流俗而表里如一地安素务新、名如其分。先生是一位极守礼法的人，所以我说他“安素”；先生又是一位极求进步的人，所以我说他“务新”。安素不是守旧，务新不是炫奇。他自己对他的哥哥念劬先生和老师章太炎、崔觯甫两位先生，都是很恭敬的；但对我们学生们却又很客气的，从没有摆出一点老师架子来。这便是我说他“安素务新、名如其分”。记得太炎先生最后到北平的那一次，先生给我向太炎先生介绍说：“这是魏某某，北京大学的同事。”他并不说“小门生……”我虽可附于门墙引以为荣，先生倒绝对不肯对我们行这一套把戏。先生的伟大在“循循善诱”而“无拘牵墨碍”地引导后辈。只有我相随10多年才晓得先生这一点美德，是若干旧或新的为人师者所不及！中国学问，往往只许老师包罗了一个大圈子，他的学生只算是大圈子里的若干小圈子，如此，学生的学生一辈一辈传下去，不应该也不敢向圈子外延长一点儿，学术何以得进步呢？这现象自古有之，于今犹烈！我的先生，他从来不对人说他有哪一个学生的：这，我懂得，他不轻易承认是谁的先生就是不轻易许可哪一个配当他的学生。例如他对人的称呼：凡是大学里的学生，他一概称“先生”；等相处熟，才改称“兄”，插刊手迹里对我最后的称呼，“道兄”，先生在这些小节上，不知者以为很脱略，实际是极严肃的。一面保持严肃，一面酷好自由；所以先生对我的论学，不但不遏抑我们的玄想，并且还从而助长。我是狭隘地研治了先生所长的学问的一部分，文字语言之学，他并不求全责备，偶而关于经学史学的，也对我谈及。当我注意某些问题，提向先生请益，往往接着的回答都是：“这问题呀，我曾经注意过。”这样以后，他叙述了自己一段意见。我有时把我不同的意见说出，先生多半说他不以为然的理由，之后又说：“不过照你的讲法……”以下就完全站在我的观点上替我加解释，替我想证据。如此成就了我若干学说的取舍信念。这样，学问的进展，师徒相承正似许多圈链上下相联着，可以延引至于无穷。我惭愧：治学既无以继先生，教人亦不能如先生；愿将先生如此盛德传告国人！
魏建功所深情回忆的钱玄同对待学生的态度，在当时难看到，在今天却是非常可贵的。试看当今学术界，不外乎两种倾向：一种是类似侯外庐先生评论两汉经学所说的学术基尔特制度，师生各树朋党，党同伐异，从职称的评定、学会的交椅，到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的获取，都有人从中运作；另一种是老师对学生漠不关心甚至压制不遗余力，能带学生，尤其是能带博士研究生不过是显示他们在学术界地位的标志而已，以至常有博士生导师记不清自己“指导”的博士生的名字。魏建功先生盛赞钱玄同“循循善诱”而“无拘牵墨碍”地引导后辈，愿将他的这种盛德传告国人，真让人发思古之幽情。他之所以能如此，是出于对青年的热爱。他经常对别人说：“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保守力量强大，反对《新青年》的不止老一辈，“一班略读唐宋古文的”年青一代也不例外。钱玄同在《新青年》通讯栏（五卷一号）中说：
老兄，你说“全国中小学生现仍在倒悬之状态中”，我看那班老不死的废物拿青年来“倒悬”，青年不但不觉得不舒服，遇到我们要想去解他下来，他还用嘴咬我们的腿，用脚踢我们的手，大骂我们不该头向天，脚踏地，说非倒立不可呢？唉……《新青年》同人不过目睹青年界之消沉，本一己之良心，讲几句极和平的劝告话，即以文学革命而论，不过略略说了几句旧文学的历史，然而已招来了一班略读几篇唐宋古文，全不懂得旧学的青年反对了，说：“照这样讲法，非将数千年的文学完全打消不可，这还了得吗？”老兄，你想这班暮气甚深，呻吟垂毙的青年，该用什么法子去救济他？
在这里，钱玄同对青年的热爱从字里行间清晰可见。他死后，他长期工作的国立北平师大有如下的祭文，盛赞他“鼓吹学子”之功：
编《新青年》，满纸瑶林，作狮子吼，发海潮音：鼓吹学子，一扫阴沉；五四运动，赖有指针；文艺复兴，匪异人任。
钱玄同毕生致力于教育，把引导青年积极向上看作自己“份内的事”，因而对戕害青年的国粹派、灵学派、黑幕书，他无不痛加批判。1923年，商务印书馆于较进步的刊物《小说月报》之外，又加办一个保守无聊的《小说世界》，钱玄同决定著文批评，希望青年们不要去看。1923年1月8日钱玄同日记：“……对于《小说世界》，还想做一篇文章，名曰《介绍〈小说世界〉》给拖辫子和缠小脚的人们消遗消遣。今晚略略做了一些，尚未做完。”同月11日日记：“……《小说世界》要是能够因我们这一场大骂，青年们少许多人去看它这就好了，我对于青年别的事情的拯救或者没有这能力，这劝他们别看坏书的警告我们一定是能做的，我那篇未定之稿日内如能写全，当送《晨报副镌》登载。”1月10日《晨报副镌》登载了钱玄同写的《出入意表之外》。他在文章中说，这个刊物虽然没有发刊词，没有体例的说明，但撰译人有包天笑、林琴南等，他们专在《礼拜天》《星期二》等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三纲五常、嫖赌、纳妾、画脸谱的戏剧，杀人不眨眼的大侠客；反对女人剪发、生育限制、自由恋爱，他们自命为“国学家”而专做虚字欠通的文章。一言以蔽之，是“在时间的轨道上开倒车”。而“出人意表之外的是：沈雁冰和王统照两个名字亦赫然写在里面！”钱玄同希望沈、王二人“爱惜羽毛”，并摘引了鲁迅写的《他们的花园》一诗。15号《晨报副镌》上发表了鲁迅的来信，评论《小说世界》，他说：“……昨天看见疑古君的杂感中提起我，于是忽而想说几句话：就是对于《小说世界》是不值得有许多议论的。”“现在的新文艺是外来的新兴的潮流，本不是古国的一般人们所能轻易了解的，尤其是在特别的中国。许多人渴望着‘旧文化小说’（这是上海报上说出来的名词）的出现，这不足为奇；‘旧文化小说’之大显神通，也不足为怪。但小说却也写在纸上，有目共睹的。所以《小说世界》是怎样的东西，委实已由他自身来证明，连我们再去批评他们的必要也没有了。”钱玄同抨击《小说世界》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他们不要再干毒害青年的勾当。他谦虚地说，“我对于青年别的事情的拯救或者没有这能力，这劝他们别看坏书的警告我们一定是能做的”，爱护青年之殷，于此可见。他毕生致力于教育，致力于语言文字之学，就是希望最终让新鲜活泼的语言文字能够传达新思想，1925年9月5日，钱玄同在北京的“国语运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他说：
当现在这种乌烟瘴气的时候—“学士大夫”们拼命开倒车的时候，忽然有这个“国语运动大会”发生，这是极有意义的，极值得注意的！我说，这真是黑暗中放出来的一线光明！
钱玄同再次强调他的一贯看法：死文字不能载运新思想。咱们中国人真可怜！咱们中国人真倒霉！明明是鲜灵活跳的人，可是，不许用现在的语言做成活泼自由的文学，逼着摹拟2000年前僵硬桎梏的文学；不许照今语的声音写简体明白的文字，逼着涂抹2000年前繁杂晦涩的文字；不许依自己的理智组成清楚精密的思想，逼着遵守2000年前糊涂疏漏的思想。逼着活人假扮死尸。我们是现代的活人，应该创造现代的新思想，绝对的不应该因袭陈死人的旧思想！不但立国于今世，非单新思想不足以图存；从进化真理说，咱们做子孙的人对祖先，应该“斡父之蛊”，应该“强爷胜祖”，应该“跨灶”，应该“不肖”，这才是做人的正当道理！所以思想革命，尤为今日当务之急！他认为发表新思想的最适用的工具，便是国语的文学跟拼音的文学，国语的建立是文字革命跟思想革命的第一步，他最后说：
我要趁今天这个国语运动大会喊出三句口号：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
从这里可以看出钱玄同的战斗精神不减新文化运动时期，也可见很多鲁迅研究者，认为新文化运动后，钱玄同“消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上他激进的改革精神丝毫未变。当时有人担心对受传统毒病很深的人似乎不宜抨击过甚，应该可怜他。钱玄同不同意这种温和的看法，因为他们闭目塞听，不知世界已发展到哪一步去了，却还固守国粹，害人害己。他说，受病深的人应该可怜他，这话固亦有理，那是那班旧人物以前用了他们的旧道理来“治国平天下”，竟把中国“治平”到这样糟法；到了19世纪的末一年，还会利用那“崇拜生殖器”的道教的余孽，剪了纸人，念了符咒，来挡外国人的枪炮，以至国几不国，民穷财尽，这已经够糟的了。国人自从那年吃了这当苦头，渐渐有几个明白人知道旧法不可不变，于是来讲求革新的办法，那时这班“治平”大家，既然闹了这么一个大乱子，要是有良心的，就该幡然改图，忏悔以前的罪过，从此革面洗心帮帮新人物的忙，以图“晚节”，要不然，也该自知没脸，回到府上去吃老米饭，度尽残年而止。不料此辈还是猪油蒙了心，还要倒行逆施：到了民国时代，还要祀什么孔，祭什么孔，祭什么天，还要说什么纲常名教，还要垂辫裹脚，还要打拱叩头，甚而至于还要保存讲什么叫忠孝节义的旧戏，保存可以“载”什么“道”的古文，讲求什么八卦拳，讲求什么丹田，现在是什么时世了？人家是坐了飞机向前直进，我们极少数的人踱着方步地向前跟走，那班“治平”大家还气不过，还要横拉直扯地把这少数人拉扯上哪吒三太子的风火轮，向后直退。他们退得实在真快，但他们是痛恨所谓“洋鬼子”的，坐的不是飞行机，大概总是哪吒的风火轮了。这是什么景象？本志同人大半气量狭小，性情直率，所以对于这等现状，往往“这脸色声音，没有妓女的眉眼一般好看，唱小调一般好听”，这是没有法子想的。这也就鲜明地表达了他不能与旧势力妥协的立场。他又说，至于“对于尚未受传染的小国民，别叫他再受传染病”，这话倒是一点不错，编新文学教科书的事，国人都有此意，现在正在着手进行，但此事不甚易做，不但文章要改，思想更要改，所以不能一时三刻就拿出许多成绩品来。钱玄同说“文章要改，思想更要改”，这是他的卓见。他一生的教育活动无不是在围绕“思想改革”在转，否则新瓶装旧酒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关于信中所提到的编教科书一事，是在1918年进行的—也即在发表与陈大齐的通信“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的那一年，钱玄同特别重视。当时全国小学儿童用的教科书都是文言文，“国语科”还是“国文科”。教育界的人们还不相信白话文真有一天能够当教科书读的，第一次破天荒开国语教科书编辑会议，是民国七年（1918年）的事，地点在厂甸北京高师校长楼上，主席是陈宝泉，黎锦熙先生说，钱先生于诸问题中，“尤注意到编国语教科书”，大家推他担任编辑主任，打算编成了就在高师附小实验。这是中国创编“国语”教科书之始。编好后就在中法合办、为纪念法国社会学家孔德而命名的孔德学校试用。钱玄同擅长书法，头两册就是他亲自书写的石印本，十分珍贵。第一册供一年级小学生读的国语课本是钱玄同与马裕藻、陈大齐、沈尹默合编，插图为徐悲鸿所画。课本不但全用白话文，每个字旁都加以注音符号—当时叫注音字母，注音符号尚未正式公布。课本选入许多歌谣、童话、故事，孔德学校五六年级用的国语课本，多半是由钱玄同选编的。他选编之后字字注音，把它抄好后交给书记去摹写油印。其中关于外国字之应译音的，一律改用注音符号来译。孔德学校还试行过对一年级学生不教汉字，就用注音符号拼写口语及歌谣的教学方法，在钱玄同等人的倡导和推动下，孔德学校的语文教学完全是一派崭新的气象。
为什么改革国语一定要从小学抓起呢？当时就有人怀疑于“初年级的小学生改授注音字母，有何困难，而要如此力争？”钱玄同说，这种怀疑，是由于不明白现在社会的情形。现在改革国文教科，最感困难的就是小学，中学已经比较好商量些了。至于大学，几乎不成问题。可是小学生的父兄的脑筋中，大都是布满了传统思想，而小学生自己还没有自动的能力，一切都由父兄支配，改革小学的国文教科，不啻是对于这班传统思想极深的人们宣战，所以最感困难，到了中学以上，则学生渐具自动的能力，往往不受父兄的支配了。但看现在中学和大学的学生，为了新旧问题，对于家庭起冲突的事情，常有所闻，这便是证据。我们因为改革小学的国文教科最为困难，所以非力争不可。他又说，我们是主张废除汉字的，尤其主张对于以后的儿童，应该使他们逐渐减轻识汉字之苦痛。我们自己都是被葬送在“廿载芸窗”中的人，即以我钱玄同而论，我当“志学之年”，曾经做过八股、试帖、经义、策论，研究过《字学举隅》，临写过“臣对臣闻”……如此这般的胡闹，才勉强算是少写几个白字，少做几句不通的文章。可是到了现在，年纪还不满40，而神经已经异常衰弱，学识却极其浅薄，老实说，竟是等于零。何莫非拜汉字之赐！因为自己是过来人，所以对于后辈，更觉得非用全力来拯救他们不可！这便是我们主张改革小学国文教科的唯一的理由。我们确认这是我们唯一的天职。这案（指黎锦熙提议，黎锦熙、钱玄同等连署的“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如此修正，固然很好。但即使不通过，或通过而官厅不肯采用，我们还是这样主张，我们的字典当中没有“屈服”、“投降”、“妥协”、“调和”这些词儿。这是他一贯要救孩子、救青年的精神，这一思想他在1919年给新式标点的《儒林外史》作的序文中，已明白提到青年教育问题，并且贯穿于他的一生。
改革教育牵涉到社会各阶层人的思想实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归根结底，许多人还在迷恋于过去的僵尸，非保持中国所谓5000年文明的古色古香不可。在1919年1月15日发表的《新青年》六卷一号卷末，钱玄同收集了林纾等文人的一些立论，足以窥见当时学术界、教育界陈腐的空气。如一个叫陈衍的人写了一本《古文讲义》，他说，古人不尽胜今人，今人不尽不如古人，可是，人们为什么一定要托名于古呢？原来，据他的研究，《说文解字》上说“古”字从十口，不待三十年为一世。古文“古”作“”，从天覆形；川，天垂象，日月星也，古文“厚”，地也，莫古于天地；合从十口之义，则通天地人三才为儒也。这种套用《易传》“天垂象”的所谓经典，发挥“通天、地、人三才为儒”的鬼话，就像董仲舒所谓“一贯三为王”一样荒谬绝伦，让这样摇头晃脑腹中空空的人来教学，其贻害可想而知了。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钱玄同收集过许多条，以《什么话？》为题，发表在《新青年》上。又有一个叫李定夷的，吹嘘自己著的《小说讲义》的根据是：
吾闻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一书，其旨隐，其词微，而大要则归于惩恶劝善。尼山（按：指孔子）殁而微言绝，《春秋》之旨，终不能曝白于天下，扶持绝续，厥惟小说。盖无论何种小说，必含有惩劝之意味，所谓音浅理精，体陋用大者，即以此也，夫如是，可确明小说之意义，实非詹詹之小音，而为炎炎之大音。腐儒何可轻视小说耶？
这显然是想要用从小说中发掘微言大义，当作存亡绝续的工具了，这样的大道理，腐儒怎么知道呢？
鲁迅也辑过林傅甲《福建乡谈》中的言论，林傅甲在振振有词地论证了“足征吾族之盛于东亚者也”之后，又说：“日本维新，实赖福泽谕言之小说。吾国维新，归功林琴南畏庐小说，谁曰不宜？”这位林傅甲竟发昏到把一国的兴衰，归结于小说，真让人瞠目结舌。而他崇拜的小说，不过是桐城派大家林纾刻意追求的旧小说，林纾自己做的、“翻译”的小说无一不是旧式小说的翻版。而林傅甲竟说中国的维新变革应归功于林琴南的小说，大概是跟孟子学的“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要以半部小说治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不得以齐东野语视之，钱玄同的呼声很高，但遗老遗少们还是要以此作扶持纲伦、治国兴邦的凭借，已表明这帮人的思想在新时代没有本质的变革，他们以此混饭吃，骗名声，全然不管社会责任。不但自己吃了粪，而且还要鼓励甚至强迫别人去吃。例如：桐城派古文学者姚叔节在正中学校一二班学生毕业之时，做了一篇文章，开宗明义地说，“鄙人四年讲授经学，临当分手，不得不将经术最适宜于宇宙五大缘因揭出，诸君其悉心以听”，看来是很慷慨地授以心法了。他说，国之在天地，以“于是圣人本天然固有之理而立五伦以合之”。不独中国有五伦，其实“五洲之民”也都有。一个国家，尤其不可没有君臣，如果没有了君臣，那么像法国、美国就没有总统了，它就没有各部各省的官长了。所以因三纲之说，疑五伦为压制，是不好的，因为“纲者，领众目之称”。韩愈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这“最得君臣之本义”。人们自己不肯读经，反而发狂瞽之说，“经”有什么对不起人的地方呢？若去五伦，中国无君，国而无君，国不国矣，此其一。此外，若没有了六经，也就没有了礼乐、政刑、历史、文字，无一不是国将不国的灭顶之灾。就拿历史来说，《尚书》记唐虞以来，何其彬彬乎？因为有“礼”，此乃中国极荣之事，“至可宝也”。现在你们就要离开学校，社会上有那么多惑世诬名之说，可能会污染改变你们的初心，因此鄙人谨以四言相告，曰“长毋相忘”。所谓“无忘”者，非陈胜所云：“苟富贵，毋相忘。”不过是“相勉以读经而已矣”。
姚叔节对他的宏论深信不疑，竟发狂到这地步：
嗟呼，吾之为此言也，非一人之私说也。聚中国之通人学士而试质之，知其不我非也。即聚五洲之通人之学士，译言以质之，取六经而读之，知其必倾心于我孔子也。
因此：
诸君生于中国，有此精金美玉，何忍弃如土苴邪！须知读一句有一句之益，读一经有一经之益；而通之，乃大儒矣。
于是他吹嘘他的心法是“切实可行，新奇不腐”。
《新青年》六卷二号的编辑是钱玄同，所以他把姚叔节的文章发表出来，加以批驳，原文是一位署名S。F的人于1919年2月11日提供的，原先发表在《公言报》上，每字之右都有小圆圈，没有标点。钱玄同指出，共和与孔经是绝对不能并存的东西。如果要保全中华民国，惟有将自来的什么三纲、五常、礼乐、政刑、历史、文学“弃如土苴”，若要保存这些东西，惟有请爱新觉罗溥仪复辟，或请袁世凯……称帝。中国人如果不有安于做“臣”，做“奴才”，做“小民”的本分，而要做“人”，则惟有“速”变初心，速“饮狂泉”（按：皆姚氏攻击改革者之语），信仰所谓“惑世诬民”之说；若人人“相勉以读经”，宝之为“精金美玉”，则复辟之事弹指可现，何去何从，惟吾国民自择之。他最后说，今日（2月12日）是清帝国灭亡，中华民国完全成立的纪念日，我恰好接到S。F君寄来的信，我看了以后，忽然想起7年前的今日（钱玄同写此信是1919年）北方的国民和官吏如无从善之心，要实行孔经之训，则到了今年今日“尼志”“大定”“逸志”全“收”，任那“圣王”去“行吾教”，大概已经“国不国矣”。
这股尊孔读经的逆流并没有就此停止。姚叔节兜售读经心得是个人的主张，代表着民间的复古势力。官方对此也多次提倡，1925年北京北洋政府提出废止中学校白话文，小学增设读经课。1926年，军阀混战，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年，复古势力兴风作浪。军阀孙传芳“雅慕高风，兴复礼乐”，并令江苏省教育厅宣布读经，设立总部，行“投壶古礼”，以古为乐。湖北省省长陈嘉谟，要“保文武未坠之道”，“以崇正黜邪为宗”，下令恢复“存古书院”。旅鄂的无锡人杨钟钰、曹启文呈请孙传芳禁止男女同校，命令小学读经，禁用白话。辽宁省已严令小学读经，山东的小学也严令禁止白话文，河北省长褚玉璞训令自小学以上，一律加读经一科。吴佩孚南下亲征，经过邯郸，在烈日中领导士兵及前来欢迎的学生、民众同唱自己作的《关圣训世真经歌》四章，《关圣伏八魔王歌》八章，《岳圣劝军人八德歌》八章，持续40多分钟，据说无倦色。1929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鼓吹“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所谓“新”，其实不过复古，从他的鼓吹的“八德”、“四维”中可知其中的消息。所以下半年陈立夫发起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干脆直接亮出“中国文化本位”的牌子。本年，国民党政府明令规定孔丘生日为“国定纪念日”。在南京、上海等地举行了盛大的“孔诞纪念会”。1936年，蒋介石宣扬《四书》《五经》的道理是“永久不变”的原则。中国人向来有很大一部分是善于揣摩政治风气的，现在官方如此提倡，自己焉有不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之理？于是上下齐手，把学术、教育弄得乌烟瘴气，在当时就有胡适这样的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予以抨击揭露。对这般源远流长的封建复古逆流，钱玄同向来攻击不遗余力。1936年，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强调他所研究的学问是经学与小学，所反对的是遗老、遗少、旧戏、读经、新旧各种八股等，二十年如一日，今后还是如此。
《新青年》四卷六号载有钱玄同的通信，他说：“鄙人虽拥有改良文学之愿，然因受周围不新不旧之恶浊空气压迫之故，经觉持论不免‘涵蓄’，不能斩钉截铁，‘以尽诱导青年之天职’；今得足下之‘忠告’，此后主张，自当益求‘进锐’，切戒‘退速’，以副雅意。若一班‘古今中外派’之凉血动物，以鄙言为‘激烈’，为‘骇人听闻’，或‘斥’，或‘诟谩’，则鄙人不但不以为忤，且甚为欢迎；因此辈‘古今中外派’之凉血动物，本与纯洁之青年为绝对不能相容之一物，此辈若以鄙言为非，则鄙言或于青年尚不无裨益也。至于‘桐城派’与‘选学家’其为害于文学之毒菌，更烈于八股、试帖及淫书秽画。八股、试帖，人人但以为骗‘状元’、‘翰林’之敲门砖，从没有人当他一种学问看待；淫书秽画，则凡稍具脑筋之人，无不痛斥为不正当之玩意，故虽有人中毒，尚易消除。至‘桐城派’与‘选学家’，则无论何人，无不视为正当之文章，除了谩骂，更有何术？鄙人虽不才，亦何至竟瞎了眼睛，认他为一种与我异派之文章，而用相对之论调，反曰“不赞成’而已哉？”在这里钱玄同还是着眼于不要让恶浊的空气污染纯洁的青年，他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你们将来学什么，我不包办代替主意，由你们自己去选择。但是一个人应该有科学的头脑，对于一切事物，应该用自己的理智去多分析，研究其真相，判断其是非、对错，然后定改革的措施。其次，对于古书要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这样对于制度的由来，文化的变迁才能弄明白，弄明了有两个好的结果：一是知道现在不适用的，在过去某时代是很需要的，这样便还它在历史上的价值，一是知道在前代很有价值的，到了现在，时代变了，早已或为僵尸了，无论它在历史上有怎样的大功效，今天总是要不得的。这样便不至于贻害今人。第三，对于社会要有改革的热诚。时代是往前进的，你们学了知识技能就要去改造社会。”
钱玄同在1919年1月9日答陈望道的信中，谈到了改革的难处。他说，《新青年》杂志本以涤荡旧汙、输入新知为目的。依同人的心理，自然最好是今日提倡，明日即有人实行。但理想与事实，往往不能符合，这是没有法想的。同人心中，决无“待其时而后行”之一念。就像汉字横排问题，我在《新青年》三卷三号和六号，五卷二号通信栏中屡论此事，陈独秀先生亦极以为然，原来准备从本册（六卷一号）起改为横排，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改不成，将来总是要想法的。句读符号也还不统一（按：到了本年12月1日《新青年》七卷一号出版时，已对标点符号及行款作了统一规定）。若说除恶务尽，这话原是不错的。但旧日之恶，今日纵然除尽，然今日所以为善者，明日又见为恶，则在今日便提倡，到了明日又应排除，进化无穷尽，则革命亦无已时，所以“时过境迁，此过渡的遗迹又须用猛烈剂去医他”，是当然如此的，不必以“拔毒种霉”为虑。
钱玄同一生不做政治工作，他是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主张各种政治思潮，以学术的角度加以探讨，反对用权力推行或压制某一种政治主张。他一生认为中国头等重要的事是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只有当中国人都有一定辨别能力了，才有资格谈政治，也才能保证政治不走样。对西方民主、科学、道德的景仰，他与其他启蒙思想家和陈独秀、胡适一样，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遗余力。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出钱玄同等人惊人的预见性。
章先生精力过人，博览群书，思想高超而又诲人不倦。我们八个人希望听讲，而为校课所牵，只有星期日得空，章先生慨然允许于星期日特开一班，地点在东京小石川区《民报》馆先生寓室，时间每星期日上午8～12时，师生席地环一小几而围坐，师依段玉裁氏《说文注》，引证渊博，新谊甚丰，间杂诙谐，令人无倦，4小时而无休息，我们听讲虽不满一年，而受益则甚大。后来这些听课者大多成为著名的学者，在文化教育界举足轻重。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也回顾了当年章太炎在东京讲课的情形：
一总是八个听讲的。《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小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上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枯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一尊庙里哈喇菩萨。
又说：
那时太炎的学生一部分到了杭州，在沈衡山领导下做两级师范的教员，随后又来做教育司（后来改称教育厅）的司员，一部分在北京当教员，后来汇合起来，成为各大学的中国文字学教学的源泉，至今很有势力。
钱玄同同章太炎的关系很密切，两人经常畅谈到深夜，有时钱玄同干脆就在章氏寓所住宿。1910年5月，钱玄同从日本回国，任浙江省海宁中学堂国文教员，曾在湖州中学任代理国文教员，茅盾当时在此就学。他回忆说，钱玄同代课时期，曾教学生以“南中向接好音，法遂遣使问讯吴大将军”开头的史可法《答清摄政王书》，以“桓公报九世之仇，况仇深于九世；胡虏无百年之运，矧运过于百年”为警句的《太平天国檄文》；也教过黄遵宪的“城头逢逢擂大鼓”为起句的《台湾行》，也教了以“亚东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为起句的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那时大家觉得新鲜。现在原来的国文教员杨先生又来上课了，大家都要求他讲些新鲜的，杨先生说，钱先生所讲，虽只寥寥数篇，但有扫除虏秽，再造河山的宗旨，不能有其它再新鲜的了。幸而还有文天祥的《正气歌》，还可以凑数来教。茅盾（当时还叫沈德鸿）对杨先生说，讲些和时事有关的文章，不知有没有？杨先生忽然大笑，说“钱先生教你们读史可法《答摄政王书》，真有意义。现在也是摄政王临朝，不过现在的摄政王比起史可法的摄政王有天壤之别”。
钱玄同当时切齿清廷，所以在教学中灌输这方面的文章。
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的思想日趋坚定、成熟，他极力破坏作为旧思想之载体的旧文学，主张对教育内容作根本的改革，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五卷六号上与陈大齐互相通信：《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就是一篇讨论教育问题的出色的杂文。陈大齐在信中说：为尊重人道起见，看见有人吃粪，不可不阻止他。可是现在我们中国人苦于没有辨别力，不知道哪种是粪，哪种不是粪，若阻止别人吃粪，须得先指点他们才好，因此请钱玄同编个“粪谱”。目的是要唤起民众，启发国民的觉悟，要国民学习，提高文化，就得让他们辨别好坏，这就需要给一本指导性的书，指出哪些东西有害，是应该避免的。钱玄同是国学专家，思想激进，入室操戈，最宜担当此任。陈大齐讲了一个日本的笑话：有位外科医生把病人的眼珠拿出来，被鸟儿叼走了，他就给换了一个狗眼珠。于是这人便香臭不分，把粪当好东西吃。所以要辨别香臭好坏，须得换回人眼。钱玄同很欣赏这个有趣而发人深思的譬喻，他结合自己的经历，力陈旧思想旧教育的弊害，指出了那些顽固守旧分子害人害己的事实，号召可爱可敬的支那青年做20世纪的文明人，做中华民国的新国民，撕毁19世纪以前的“脸谱”。陈大齐的原信是这样写的：
玄同兄：
前天和你谈起：为尊重人道起见，看见人吃粪，不可不阻止他；这层意思，你也赞成。现在我们中国人苦于没有辨别力，不知道哪种是粪，那种不是粪；若想阻止人家吃粪，须得先指点指点他们才好，《新青年》上你的《随感录》（二九）（按：载五卷三号295～296页）已经指出了许多，但还没有举全，什么“纲常名教”，什么“五世同堂”，什么“中央的威严”等等，都是极大的项目，应该添进去，所以我想请你抽出点工夫来，代他们详详细细的编一部《粪谱》，把一切粪的尊姓大名都写出来，宣布国内，使我们同胞见了，也可以知道粪的所在。不知道你可肯省出点贵重的功夫来做这种事情吗？
要做一部《粪谱》，虽然可以使人家知道粪的所在，还恐怕效力不很大。因为现在的中国人大都有点眼病和鼻病，见了粪不知道龌龊，闻了粪不知道恶臭。所以做了“粪谱”之后，还得大大的努力一番。第一，先把粪坑掏一掏，把粪的臭气扬扬，则熏染未久的那班纯洁的青年也便掩住鼻子逃走了，总不至于仍旧是恋恋不舍。但是我们社会上还有一班“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人，这种人害的鼻病更深，无论那粪是怎样臭，他们总闻不到。或者反当作香的。所以对于这种人，单是扬扬粪的臭气，是没有功效的。我们须更进一层，想出一种方法来，用点兴奋剂把他们视神经和嗅神经兴奋一兴奋，恢复他们正当的视力嗅力才好。从前我看一本日本文的笑话书。在上面有一段说：有一个人生了眼病，去请一个外科医生看。那外科医生说他的眼睛不干净，须挖出来洗一洗，外科医生把病人的眼睛洗干净了，晒在院子里。不料一只老鸦飞来，竟把那眼珠衔走了。外科医生恐怕那病人不肯干休，便挖一个狗眼睛来替代……过了几时，那病人又到那外科医生家里去，外科医生问他：“你近来眼病还发吗？”他答道：“眼病大好了；却有一件怪事：自从请你挖出来洗过之后，见了粪，只觉得黄黄的可爱，又香又甜。”—中国大多数人的眼珠都被那个外科医生掉了花枪了！我们总须想出一个法子呢，把那外科医生换去了的眼珠换回来才好，而且这个外科医生很是可恶，在我们社会上，天天想把那些没有掉换的眼珠换了去。所以我们一面努力想去换回那些换去了的眼珠，一面更须想法保护那些没有换掉的眼珠，防他来换。用什么方法来保护，用什么方法去换回来，这真是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呢！
陈大齐提出的问题，确实是“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在刚从旧时代摆脱出来的中国，仍是死气沉沉，钱玄同自云“忧心如焚”，把社会上种种混乱的现象，归结为“新旧之冲突”，也就是说新旧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要布新则非除旧不可。钱玄同从小深受旧学的毒害，一生又以研究国学为职业，对“粪谱”自然了如指掌，以他的个性和思想，对“粪学”又恨之入骨，因而与陈大齐唱和，抉发“粪学”之本质：
百年兄，你说的“粪谱”，我原想来编他一部。因为我的年纪，虽然只有32岁，对于“粪学”的研究，不能像那班老前辈大方家的深造。但是我在1903年以前，曾经做过八股，策论，试贴诗；戴过顶座；提过考篮；默过粪学结晶体的什么“圣谕广训”；写过什么避讳的缺笔字，什么《字学举隅》的字体，什么“圣天子”“我皇上”“国朝”“枫宸”的双抬单抬粪款式；曾经骂过康梁变法；曾经骂过章邹革命；曾经信过拳匪真会扶清灭洋；曾经相信过《推背图》《烧饼歌》确有灵验。就是从1904到1915（民国4年），这10年间，虽然自以为比1903以前荒谬程度略略减少，却又曾经提倡保存国粹，写过黄帝纪元，孔子纪元；主张穿斜领古衣；做过写古体字的怪文章；并且点过半部《文选》；在中学校里讲过什么桐城义法。所以我于“粪学”上的知识，比到那些老前辈大方家，虽望尘莫及，然而决可比得上王敬轩君。既然如此，何妨竟来编他一部“粪谱”呢！但是言之匪艰，行之维艰；到了编谱的时候，纵然搜索枯肠，无孔不入，终恐挂一漏万；仍望老兄和半农诸公匡其不逮，俾成全璧，幸甚幸甚！
“粪谱”虽然是个滑稽的名词，其实按之实际，却很确当。因为今天所指名为粪的，实是昨天所吃的饭菜的糟粕；昨天把饭菜吃到胃里，其精华既然做了人体的营养料，其糟粕自然便成了粪，到今天自然该排泄了。所以排泄物不过是没有用处，应该丢掉的东西，原不是有害人体、致人生病的东西。但是若不排泄，藏在胃里，却要害人体致人生病。照此看来，粪的本身，原没有什么可恶；可恶者，在那些藏粪不泄的人。而且他们不但自己藏粪不泄，还要劝人道：“今天的粪，是昨天的饭菜变的；昨天因为吃了饭菜肚子饱了，所以才不生病；今天要是把粪排泄了，则肚子空了，就要生病了。所以你们万不可排的”；这样说法，是尤其可恶了。更有甚者，要想叫人学牛的“反刍”办法，把昨天吃到胃里的东西重新倒嘴里，细细咀嚼；这简直比嚼甘蔗渣还要不近人情，其思想，比起那些自己要保存牙黄，保存顶得破老布棉袜的长脚爪，终身不洗澡的古怪人，和那用油纸包了尊粪挂在墙上的干式枚来，还要下作，这真是可恶到了极处了。说他可恶，不是因为他自己个人的脏臭难近，实在因为他“天天想把那些没有掉换的眼珠换了去”。你想青年和他们有什么的九世深仇宿怨，他们竟要用这种亡国灭种的圈套来陷害青年啊！
你说我们应该努力保护眼珠，努力去换回人眼来，这确是现在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也是我们做这《新青年》杂志的唯一大目的。《新青年》出了将近30本，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保护眼珠，换回人眼而已。像你的“辟灵学”，独秀的论孔教、论政治，元期和适之的论节烈，适之和半农的论文学，这都是想换回人眼的文章。启明译的《贞操论》，孑民和守常的提倡工作，适之和孟和的译Zdsen戏剧，这都是想保护眼珠的文章。若玄同者，于新学问，新智识，一点也没有；自从12岁起到29岁，东撞西摸，以盘为日，以康瓠为周鼎，以瓦釜为黄钟，发昏做梦者整整18年。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粪之万不可不排泄，愿我可爱可敬的支那青年做20世纪的文明人，做中华民国的新国民，撕毁19世纪以前的“脸谱”，（脸谱不是20世纪的东西，就是“马二先生”也是这样说）打破24部家谱相斫书的老例。因此，不顾浅陋，不怕献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和答信里，说几句良心发现的话。却是万万比不上诸公，对于保护眼珠，换回人眼的办法，深愧毫无心得；但想就着淘粪坑扬臭气的方面努力去做，能得“熏染未久的那班纯洁的青年掩住鼻子逃走”的多几个，那就欢喜不尽了。
百年！你从“辟灵学”以后，还没有做过文章。我劝你也要努力做些保护眼珠，换回人眼的文章才好啊！
钱玄同激烈反对旧戏，也是强调“我们做”《新青年》的文章，是给纯洁的青年看的，决不央求得到保守派的支持。当黑幕书猖獗之时，钱玄同著文抨击，他指出：“本志既以革新青年头脑为目的，则排斥此类书籍，自是应尽之职务。”他相信进化论，1918年他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十周年纪念录》写了序文：“希望本校同人从今以后，对于过去的，决然舍弃，不要顾恋，对于未来的，要努力前进，不可迟疑，进！进！前进！”1919年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三十二号、六十三号上发表《施行教育不可迎合旧社会》一文，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是教人研求真理，不是叫人做古人的奴隶；教育是教人高尚人格的，不是教人干禄的；教育是改良社会的，不是迎合社会的。可是以前的小孩子，他的父母送到书房里去读书，总是希望他将来能中状元，做大官，读书不过是做官的敲门砖而已，所以一部书中遇到考试不出题目的文章就删去不读。到了开笔做文章，就时刻打听现在风往哪一路的笔墨，好拼命去学，一旦状元大官到手，就把从前读过的书完全去掉，不再翻阅，这是叫人读了书为干禄之用，“高尚人格”他们脑子里本来没有这四个字。钱玄同提醒说，诸公要知道，现在旧社会的思想和习惯，还是异常顽固，异常野蛮。若是主张新教育的人，没有毅力反抗旧社会，没有热诚去诱导新社会，只知道敷衍旧社会，冀它不生阻力，那么，我要奉告，旧社会将要求诸公复古的事甚多哩，诸公能够一一低首下心去敷衍他们吗？因此一切要以青年的前途为重。现在世界上一切新理，诸公研究了认为正当的，在学校方面应该积极提倡，冀青年学子依着去做。在社会方面，也该想法诱导其潜移默化，千万不可“枉道而事人”去敷衍“乌烟瘴气”的旧社会，干那“贼夫人之子”的勾当。
钱玄同是在旧礼教的包围中成长的，这种环境成长的人今后的发展方向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有意或无意地用旧礼教来约束下一代，甚至变本加厉，这种人在当时仍占大多数；另一种则从旧礼教的天罗地网中，深切体会到它的病毒，进而寻求变革的路径。像林纾等人就属于前种，而钱玄同无疑属于后一种，并且属于最激进最坚定的代表。他原来也是憧憬三代、一心复古的幼稚的读书人。民国二年，也即1913年，他的哥哥已到北京就大总统府的顾问职，他也随着辞了浙江教育司的科员视学等职来当教员。袁世凯称帝的洪宪元年（1916）他还时常陪着他的哥哥在北京东安市场内的喜祥戏园专赏梅兰芳的表演，不久袁世凯失败，共和恢复。民国六年（1917年）又经过张勋拥废帝宣统在故宫复辟一幕，后来共和再度恢复。当时欧洲大战正酣，俄国大革命了，德国渐渐支持不住了，中国也作“宣而不战”式的参战了，日本自提出“二十一条”又占领青岛后，又和中国的“安福系”政府连通一气了，安福大将徐世铮要以一部《古文辞类纂》“治天下”了。种种凌杂矛盾的刺激，就把钱玄同弄得终夜彷徨，对于以前环境和教育所赐予的一切旧观念，意识上又起了一个大反动，首先打破“吃人的礼教”，20年之郁积，一朝发泄，自然剑拔弩张，不顾一切，今天想来，确实是有原因的。果然，民国八年（1919年）4月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五四运动的“大时代”到了！“新文化”运动登时普遍全国，全国青年们的意识大转变了，老头子们吃不住了！钱玄同也就成了青年们的领导，这也可算是钱玄同第二次的“时代胜利”。黎锦熙先生感慨地说，又过了20年到现在，我们中央才议定“五四”为“青年节”，放假一天，而钱先生死了！师大在西北联大给他开追悼会，正是过第一次“青年节”的时候。
周作人先生也指出，经过民国初年的政教反动的空气，事实上表现出来的是民国四年（1915年）的洪宪帝制，民国六年（1917年）的复辟运动，钱玄同所有复古的空气乃全然归于消灭，结果发生了反复古。这里表面是两条路，即一是文学革命主张用白话；一是思想革命，主张反礼教，而总结于毁灭古旧的偶像这一点上，因为觉得一切的恶都是从这里发生的。当时发表这派论调的是《新青年》杂志，首出胡适之、陈独秀两人开始，玄同继之而起，最为激烈，有青出于蓝之概。
作为语言文字学专家，钱玄同认为汉文是一切旧思想的躯壳，必须坚决废除，而当今可行的，就是废除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所推崇的古文，提倡白话文，对这场新旧之间的激烈冲突，钱玄同有着清醒的认识：
一月以来种种怪事纷现眼前，他人以为此乃权利心之表现，吾则谓根本上仍是新旧之冲突，故共和时代尚有欲宣扬“辨上下，定民心”，“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之学说者，大抵中国人脑筋2000年沉溺于尊卑名分纲常礼教之教育，故平日做人之道，不外乎“骄”“谄”二字。富贵而骄虽不合理，尚不足奇，最奇者，方其贫贱之时，苟遇富贵者临于吾上则赶紧磕头请安，几欲俯伏阶下，自请受笞，一若彼不凌践我，便是损彼之威严，彼之威严损则我觉得没有光彩者然。故一天到晚，希望有皇帝，希望复拜跪，仔细想想，岂非至奇极怪之事。
钱玄同的这番话发表于1917年三卷四号《新青年》，文章还在排印，竟发生了张勋复辟的奇事，更坚定了钱玄同反复古的立场。他劝说鲁迅开始写作，鲁迅的《狂人日记》写于复辟事件后的一年（1918年）的4月，钱玄同则在前一个月讨论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赞赏陈独秀推翻礼教，改革理论，否则共和招牌一定挂不长久的观点，认为这是挽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钱玄同更进一步，干脆要求连汉文一起废除，“欲废孔教，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逐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原因就在于汉文为推行孔教推波助澜，以此教育人，必然贻害无穷。
周作人说，玄同的主张看似多歧，其实总结归来只是反对孔教，废汉文乃是手段罢了。他这意思以后始终没有再改变，虽然他的专攻仍旧是中国文字学中的音韵部分，对于汉文汉字的意见随后也有转变，不复坚持彻底的反对的意见了。
经过文学革命的冲击，白话文的地位终于得到了承认。钱玄同在给胡适新诗集—《尝试集》的序文中说：“我们现在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字，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新基础稳固。”晚清以来的有识之士也有提倡白话文的，但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开发下层民众之民智的权宜之计，对于古文的正统地位，并不敢动摇，而且认为文人士大夫理所当然应该运用古文。这样把社会分成高下两等，只有到了文学革命时期，才确立白话文非但是普通人交流的工具，而且认它是文学创作的正宗，这样彻底推翻了以前横亘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壁垒，它对教育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钱玄同因鼓噪文学革命而声名大振，以至有一家新月书店出版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在广告中说，此书钱玄同先生曾经在北京印行过一千部，欲研究文学史者，不能不研究此书；欲研究国语文学者，不可不读此书。实际上，钱玄同并未在北京印行过此书，书店不过想借钱玄同的声望做广告，鼓励别人买此书而已，胡适看到广告后曾写信给钱玄同解释这件事。钱玄同长于散文，文言似梁任公的“笔锋常带感情”，发挥尽致，吐泻无余，而无一句“含糊语”。白话则也始终推重胡适之的如“并剪哀梨”，他益以淋漓痛快，而不带一点“绅士”气。凡朋友偶做旧体诗词，他见了总称之曰“歪诗”“歪词”，其实做得好的他也喜欢，他自己也非完全不做，大都俳体，如和周作人50寿诗即是。他虽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但一生没有做过一首新体诗，他认为“新诗”还未成体，对于初期《尝试集》却始终赞成，新诗变到第三期，他就说莫名其妙了。他也不甚爱看新的小说戏剧等作品和译品，对于白话旧小说的提倡和批判，对于旧戏的反对，在“文学革命”初期，他很具有见解和力量。《新青年》中，他的《通信》实以评论旧小说戏剧者为多。后来对于宋元平话诸体，如孙楷第、魏建功先生等的拟作和研究，都极激赏。对于鲁迅作风的深刻冷峭，以及后来“小品文”和“幽默”文学的提倡，他都有微词，说容易引导青年走上“冷酷”或“颓废”的路（民国八年，即1919年曾给新式标点的旧小说《儒林外史》作序，即已提到青年教育的关系）。
经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激荡，保守势力受到冲击，但由于积重难返，政局动荡，反动当局甚至几次妄图再让学生读孔经。各种主义层出不穷，但往往输入到中国，已失去了原来的旨趣。1923年7月1日，钱玄同给周作人写信，特别注明这天是张大帅复辟纪念日，他感慨地说：
我近来很动感情，觉得2000年来的国粹，不但科学没有，哲学也玄得利害，理智的方面毫无可满足之点，即感情方面的文学除了那颂圣、媚上、押韵、对仗、用典等等“非文学”以外，那在艺术上略有地位的，总不出乎—
a。歌咏自然。
b。发牢骚。
c。怡情酒色。
三种思想。自然a似乎高些，但崇拜天然，菲薄人为，正是老庄学说的流毒，充其极量，非以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结绳而治等等为人类最正当之生活不可。b则因为没有人给他官做，给他钱用，（其实就不过如此而已，并没有怎样的虐待他）便说他如何如何的痛苦，如何如何的受人欺侮，世界上除了他以外，别人都是王八蛋，都是该千刀万剐的；何以故？因为对不起他故。c派更不足道，一言以蔽之，不拿人当人，并且不拿自己当人而已—我近来很有“新卫道”的心理，觉得彼等实在不宜于现在的青年，实在也是一种“受戒的文学”。因此觉得说来说去，毕竟这是民国五六年间的《新青年》中陈仲甫的那些西方化的话最为不错，还是德谟克拉西和赛恩思两先生最有道理。“新孔夫子”我们固然不欢迎，“新黄仲则”我们也不欢迎。我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这个意思你以为然否？”
他所谓的“功利主义”，就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之功利主义，墨家的人生观，是他一生安身立命之处。他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对2000年来腐朽不堪的国粹深恶痛绝，那些歌咏自然，发牢骚，怡情酒色的思想，“实在不宜于现在的青年”。钱玄同指出中国文学中的三种倾向，是富有洞见的。中国文化中有着浓厚的自恋主义倾向，中国缓慢地在血缘宗法社会中挣扎进入文明时代，比西方（到古典希腊）差不多落后1000年。氏族制度没有彻底清除，反而在秦汉以后的社会中保存下来，文人士大夫留恋上古，憧憬当一个羲皇上人，然而秦汉以降的封建专制制度，使他们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歌咏自然，自然也要发发牢骚，甚至怡情酒色之中，往往就是人一生的三部曲。中国的积重难返，钱玄同认为非采取激烈的革命不可，他于1923年7月9日又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对中国的前途表示担忧：
近来的怪论渐又见多，梅光迪诸人不足怪，最近那位落华生忽然也有提倡孔教之意，我未免有“意表之外之感焉”。我因此觉得中国古书确是受戒的书。这些书不曾经过整理就绪（即将它们的妖怪化、超人化打倒）以前，简直是青年人读不得的东西。我近来犯动感情，以为“东方化”，终于是毒药。不但圣人道士等等应与之绝缘，即所有一切，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总非青年人血气未定时所可研究者。老实说吧，至少也要像钱玄同这样宗旨醇正的人才可看得。这话你道可笑吗？但我自己觉得我的见解和识力比起这班“老头子的儿子孙子”来，确乎要高明些也矣。
昨晚写到这时，便睡了。今天早晨看报（7月7日《时事新报》），又发现好的复古的材料，即徐志摩忽然大倡废止标点符号之论，竟说什么“无辜的圣经贤传，红楼水浒，也教一班无事忙的先生，支离宰割”。又说，“在国际文学界的名气恐怕和蓝宁在国际政治界上差不多”的爱尔兰人James Joyce做的Ulysis是—
“那真是纯料的Prose，像牛酪一样润滑，像教堂里石坛一样光澄，非但大写字母没有，连‘！’等可厌的符号一齐灭迹，也不分章句篇节，只有一大股清利浩瀚的文章，排奡而前，像一大匹白罗披泻，一大卷瀑布倒挂，丝毫不露痕迹，真大手笔！”
你看这话妙也不妙！原来“大手笔”的长技就在会不用标点，不分章。我才恍然大悟，中原文章非外夷所及，文治派如是之多的原故，原来如此。
我近来耳闻目睹有几件事，觉得梁启超壬寅年的《新民丛报》虽然已成历史上的东西，而陈独秀1915年～1917年的《新青年》中的议论，现在还是救时的圣药，现在仍是应该积极去提倡“非圣”，“逆伦”，应该积极去铲除“东方化”。总而言之，非用全力来“用夷变夏”不可，我之烧毁中国书这褊谬精神又渐有复活之象，即张勋败后，我和你们兄弟两人在绍兴会馆的某院子中槐树底下所谈的偏激话的精神又渐有复活之象焉。
钱玄同还是从教育着眼，那些中国古书，在没有将它们的妖怪化、超人化打倒之前，他认为是万万不能让青年人去读。事隔好几年，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急风暴雨的精神仍是扫除中国暮气深重的良药。周作人指出，在新文化运动中间，主张反对孔教最为激烈，而且到后来没有变更的，莫过于他了，这一论断是符合史实的。以新文化运动的喉舌《新青年》来说，它刊行了二十三年，赞成者固然并不很多，可是反对者却实在不少，逐渐地显示了出来。这班热心于拥护旧礼教的卫道的人，以清室举人林纾为代表，乃于民国七年（1918年）春间发起进攻，其形式为质问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意思是要大学来撤换文科学长陈独秀、文科教员胡适和钱玄同等人。这是有名的林蔡论争事件，但是很轻易地被蔡校长挡过去了。可是林纾不甘失败，变更方针，在《新申报》上登载小说，肆意谩骂诸人以泄愤。这是所谓“蠡叟丛谈”事件。林纾所攻击的两点，即是“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和“覆孔孟，铲伦常”，实在都是玄同的主张；陈独秀虽主反孔，却还没有说到废汉文；至于胡适之，始终只是主张白话文学，没有敢对于纲常名教说过什么不敬的话。但是林纾却始终注重陈、胡，最初在《荆生》这篇小说里，设陈其美和狄莫影射他们，虽然也有一个金心异，却在第三位了。至于随后在《恶梦》里，写陈恒与胡亥正在谈非圣无法的话时，被怪物吞吃了，则专说他们，却把首要反而放过了。因为据我所知道，在所谓新文化运动中间，主张反孔教最为激烈，而且到后来没有变更的，莫过于他了。
思想既然如此“偏激”，这是他自己所承认的，那么他的脾气一定很是怪癖吧？可是事实乃大大不然。周作人接着指出，他对人十分和平，相见总是笑嘻嘻的。诚然他有他特殊脾气，假如要他去叩见“大人先生”，那么他听见名字，便会委实不客气地骂起来，叫说话的人下不了台。若是平常作为友人来往，那是和平不过的。他论古严格，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我曾经在沈尹默离开北京（那时还叫北平）以后，代理孔德学校校务委员会主席好几年，玄同也是一个委员，同事很多。和他商议学校的事，他总是最能得要领，理解其中的曲折，寻出一条解决的途径。他常诙谐地称为贴水膏药，但在我实在觉得是极难的一种品格，平时不觉得，到了不在之后方才感觉可惜，却是来不及了，这是真的可惜。
钱氏毕生致力于教育，桃李满园，他不喜欢学生们对他的态度言词太拘谨了，更讨厌青年人头戴瓜皮小帽，说这种人有“遗少”气，他写给学生们的信，每称对方为“先生”，自己称“弟”。说“先生”，只是男性的通信，犹英文的“Mr”，但有些学生倒起了误会，说钱先生不认他为弟子，是屏之门墙之外，所以他后来就改称某某“兄”了。他的学生魏建功说，先生的确使我佩服，在于他能超脱流俗而表里如一地安素务新、名如其分。先生是一位极守礼法的人，所以我说他“安素”；先生又是一位极求进步的人，所以我说他“务新”。安素不是守旧，务新不是炫奇。他自己对他的哥哥念劬先生和老师章太炎、崔觯甫两位先生，都是很恭敬的；但对我们学生们却又很客气的，从没有摆出一点老师架子来。这便是我说他“安素务新、名如其分”。记得太炎先生最后到北平的那一次，先生给我向太炎先生介绍说：“这是魏某某，北京大学的同事。”他并不说“小门生……”我虽可附于门墙引以为荣，先生倒绝对不肯对我们行这一套把戏。先生的伟大在“循循善诱”而“无拘牵墨碍”地引导后辈。只有我相随10多年才晓得先生这一点美德，是若干旧或新的为人师者所不及！中国学问，往往只许老师包罗了一个大圈子，他的学生只算是大圈子里的若干小圈子，如此，学生的学生一辈一辈传下去，不应该也不敢向圈子外延长一点儿，学术何以得进步呢？这现象自古有之，于今犹烈！我的先生，他从来不对人说他有哪一个学生的：这，我懂得，他不轻易承认是谁的先生就是不轻易许可哪一个配当他的学生。例如他对人的称呼：凡是大学里的学生，他一概称“先生”；等相处熟，才改称“兄”，插刊手迹里对我最后的称呼，“道兄”，先生在这些小节上，不知者以为很脱略，实际是极严肃的。一面保持严肃，一面酷好自由；所以先生对我的论学，不但不遏抑我们的玄想，并且还从而助长。我是狭隘地研治了先生所长的学问的一部分，文字语言之学，他并不求全责备，偶而关于经学史学的，也对我谈及。当我注意某些问题，提向先生请益，往往接着的回答都是：“这问题呀，我曾经注意过。”这样以后，他叙述了自己一段意见。我有时把我不同的意见说出，先生多半说他不以为然的理由，之后又说：“不过照你的讲法……”以下就完全站在我的观点上替我加解释，替我想证据。如此成就了我若干学说的取舍信念。这样，学问的进展，师徒相承正似许多圈链上下相联着，可以延引至于无穷。我惭愧：治学既无以继先生，教人亦不能如先生；愿将先生如此盛德传告国人！
魏建功所深情回忆的钱玄同对待学生的态度，在当时难看到，在今天却是非常可贵的。试看当今学术界，不外乎两种倾向：一种是类似侯外庐先生评论两汉经学所说的学术基尔特制度，师生各树朋党，党同伐异，从职称的评定、学会的交椅，到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的获取，都有人从中运作；另一种是老师对学生漠不关心甚至压制不遗余力，能带学生，尤其是能带博士研究生不过是显示他们在学术界地位的标志而已，以至常有博士生导师记不清自己“指导”的博士生的名字。魏建功先生盛赞钱玄同“循循善诱”而“无拘牵墨碍”地引导后辈，愿将他的这种盛德传告国人，真让人发思古之幽情。他之所以能如此，是出于对青年的热爱。他经常对别人说：“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保守力量强大，反对《新青年》的不止老一辈，“一班略读唐宋古文的”年青一代也不例外。钱玄同在《新青年》通讯栏（五卷一号）中说：
老兄，你说“全国中小学生现仍在倒悬之状态中”，我看那班老不死的废物拿青年来“倒悬”，青年不但不觉得不舒服，遇到我们要想去解他下来，他还用嘴咬我们的腿，用脚踢我们的手，大骂我们不该头向天，脚踏地，说非倒立不可呢？唉……《新青年》同人不过目睹青年界之消沉，本一己之良心，讲几句极和平的劝告话，即以文学革命而论，不过略略说了几句旧文学的历史，然而已招来了一班略读几篇唐宋古文，全不懂得旧学的青年反对了，说：“照这样讲法，非将数千年的文学完全打消不可，这还了得吗？”老兄，你想这班暮气甚深，呻吟垂毙的青年，该用什么法子去救济他？
在这里，钱玄同对青年的热爱从字里行间清晰可见。他死后，他长期工作的国立北平师大有如下的祭文，盛赞他“鼓吹学子”之功：
编《新青年》，满纸瑶林，作狮子吼，发海潮音：鼓吹学子，一扫阴沉；五四运动，赖有指针；文艺复兴，匪异人任。
钱玄同毕生致力于教育，把引导青年积极向上看作自己“份内的事”，因而对戕害青年的国粹派、灵学派、黑幕书，他无不痛加批判。1923年，商务印书馆于较进步的刊物《小说月报》之外，又加办一个保守无聊的《小说世界》，钱玄同决定著文批评，希望青年们不要去看。1923年1月8日钱玄同日记：“……对于《小说世界》，还想做一篇文章，名曰《介绍〈小说世界〉》给拖辫子和缠小脚的人们消遗消遣。今晚略略做了一些，尚未做完。”同月11日日记：“……《小说世界》要是能够因我们这一场大骂，青年们少许多人去看它这就好了，我对于青年别的事情的拯救或者没有这能力，这劝他们别看坏书的警告我们一定是能做的，我那篇未定之稿日内如能写全，当送《晨报副镌》登载。”1月10日《晨报副镌》登载了钱玄同写的《出入意表之外》。他在文章中说，这个刊物虽然没有发刊词，没有体例的说明，但撰译人有包天笑、林琴南等，他们专在《礼拜天》《星期二》等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三纲五常、嫖赌、纳妾、画脸谱的戏剧，杀人不眨眼的大侠客；反对女人剪发、生育限制、自由恋爱，他们自命为“国学家”而专做虚字欠通的文章。一言以蔽之，是“在时间的轨道上开倒车”。而“出人意表之外的是：沈雁冰和王统照两个名字亦赫然写在里面！”钱玄同希望沈、王二人“爱惜羽毛”，并摘引了鲁迅写的《他们的花园》一诗。15号《晨报副镌》上发表了鲁迅的来信，评论《小说世界》，他说：“……昨天看见疑古君的杂感中提起我，于是忽而想说几句话：就是对于《小说世界》是不值得有许多议论的。”“现在的新文艺是外来的新兴的潮流，本不是古国的一般人们所能轻易了解的，尤其是在特别的中国。许多人渴望着‘旧文化小说’（这是上海报上说出来的名词）的出现，这不足为奇；‘旧文化小说’之大显神通，也不足为怪。但小说却也写在纸上，有目共睹的。所以《小说世界》是怎样的东西，委实已由他自身来证明，连我们再去批评他们的必要也没有了。”钱玄同抨击《小说世界》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他们不要再干毒害青年的勾当。他谦虚地说，“我对于青年别的事情的拯救或者没有这能力，这劝他们别看坏书的警告我们一定是能做的”，爱护青年之殷，于此可见。他毕生致力于教育，致力于语言文字之学，就是希望最终让新鲜活泼的语言文字能够传达新思想，1925年9月5日，钱玄同在北京的“国语运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他说：
当现在这种乌烟瘴气的时候—“学士大夫”们拼命开倒车的时候，忽然有这个“国语运动大会”发生，这是极有意义的，极值得注意的！我说，这真是黑暗中放出来的一线光明！
钱玄同再次强调他的一贯看法：死文字不能载运新思想。咱们中国人真可怜！咱们中国人真倒霉！明明是鲜灵活跳的人，可是，不许用现在的语言做成活泼自由的文学，逼着摹拟2000年前僵硬桎梏的文学；不许照今语的声音写简体明白的文字，逼着涂抹2000年前繁杂晦涩的文字；不许依自己的理智组成清楚精密的思想，逼着遵守2000年前糊涂疏漏的思想。逼着活人假扮死尸。我们是现代的活人，应该创造现代的新思想，绝对的不应该因袭陈死人的旧思想！不但立国于今世，非单新思想不足以图存；从进化真理说，咱们做子孙的人对祖先，应该“斡父之蛊”，应该“强爷胜祖”，应该“跨灶”，应该“不肖”，这才是做人的正当道理！所以思想革命，尤为今日当务之急！他认为发表新思想的最适用的工具，便是国语的文学跟拼音的文学，国语的建立是文字革命跟思想革命的第一步，他最后说：
我要趁今天这个国语运动大会喊出三句口号：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
从这里可以看出钱玄同的战斗精神不减新文化运动时期，也可见很多鲁迅研究者，认为新文化运动后，钱玄同“消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上他激进的改革精神丝毫未变。当时有人担心对受传统毒病很深的人似乎不宜抨击过甚，应该可怜他。钱玄同不同意这种温和的看法，因为他们闭目塞听，不知世界已发展到哪一步去了，却还固守国粹，害人害己。他说，受病深的人应该可怜他，这话固亦有理，那是那班旧人物以前用了他们的旧道理来“治国平天下”，竟把中国“治平”到这样糟法；到了19世纪的末一年，还会利用那“崇拜生殖器”的道教的余孽，剪了纸人，念了符咒，来挡外国人的枪炮，以至国几不国，民穷财尽，这已经够糟的了。国人自从那年吃了这当苦头，渐渐有几个明白人知道旧法不可不变，于是来讲求革新的办法，那时这班“治平”大家，既然闹了这么一个大乱子，要是有良心的，就该幡然改图，忏悔以前的罪过，从此革面洗心帮帮新人物的忙，以图“晚节”，要不然，也该自知没脸，回到府上去吃老米饭，度尽残年而止。不料此辈还是猪油蒙了心，还要倒行逆施：到了民国时代，还要祀什么孔，祭什么孔，祭什么天，还要说什么纲常名教，还要垂辫裹脚，还要打拱叩头，甚而至于还要保存讲什么叫忠孝节义的旧戏，保存可以“载”什么“道”的古文，讲求什么八卦拳，讲求什么丹田，现在是什么时世了？人家是坐了飞机向前直进，我们极少数的人踱着方步地向前跟走，那班“治平”大家还气不过，还要横拉直扯地把这少数人拉扯上哪吒三太子的风火轮，向后直退。他们退得实在真快，但他们是痛恨所谓“洋鬼子”的，坐的不是飞行机，大概总是哪吒的风火轮了。这是什么景象？本志同人大半气量狭小，性情直率，所以对于这等现状，往往“这脸色声音，没有妓女的眉眼一般好看，唱小调一般好听”，这是没有法子想的。这也就鲜明地表达了他不能与旧势力妥协的立场。他又说，至于“对于尚未受传染的小国民，别叫他再受传染病”，这话倒是一点不错，编新文学教科书的事，国人都有此意，现在正在着手进行，但此事不甚易做，不但文章要改，思想更要改，所以不能一时三刻就拿出许多成绩品来。钱玄同说“文章要改，思想更要改”，这是他的卓见。他一生的教育活动无不是在围绕“思想改革”在转，否则新瓶装旧酒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关于信中所提到的编教科书一事，是在1918年进行的—也即在发表与陈大齐的通信“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的那一年，钱玄同特别重视。当时全国小学儿童用的教科书都是文言文，“国语科”还是“国文科”。教育界的人们还不相信白话文真有一天能够当教科书读的，第一次破天荒开国语教科书编辑会议，是民国七年（1918年）的事，地点在厂甸北京高师校长楼上，主席是陈宝泉，黎锦熙先生说，钱先生于诸问题中，“尤注意到编国语教科书”，大家推他担任编辑主任，打算编成了就在高师附小实验。这是中国创编“国语”教科书之始。编好后就在中法合办、为纪念法国社会学家孔德而命名的孔德学校试用。钱玄同擅长书法，头两册就是他亲自书写的石印本，十分珍贵。第一册供一年级小学生读的国语课本是钱玄同与马裕藻、陈大齐、沈尹默合编，插图为徐悲鸿所画。课本不但全用白话文，每个字旁都加以注音符号—当时叫注音字母，注音符号尚未正式公布。课本选入许多歌谣、童话、故事，孔德学校五六年级用的国语课本，多半是由钱玄同选编的。他选编之后字字注音，把它抄好后交给书记去摹写油印。其中关于外国字之应译音的，一律改用注音符号来译。孔德学校还试行过对一年级学生不教汉字，就用注音符号拼写口语及歌谣的教学方法，在钱玄同等人的倡导和推动下，孔德学校的语文教学完全是一派崭新的气象。
为什么改革国语一定要从小学抓起呢？当时就有人怀疑于“初年级的小学生改授注音字母，有何困难，而要如此力争？”钱玄同说，这种怀疑，是由于不明白现在社会的情形。现在改革国文教科，最感困难的就是小学，中学已经比较好商量些了。至于大学，几乎不成问题。可是小学生的父兄的脑筋中，大都是布满了传统思想，而小学生自己还没有自动的能力，一切都由父兄支配，改革小学的国文教科，不啻是对于这班传统思想极深的人们宣战，所以最感困难，到了中学以上，则学生渐具自动的能力，往往不受父兄的支配了。但看现在中学和大学的学生，为了新旧问题，对于家庭起冲突的事情，常有所闻，这便是证据。我们因为改革小学的国文教科最为困难，所以非力争不可。他又说，我们是主张废除汉字的，尤其主张对于以后的儿童，应该使他们逐渐减轻识汉字之苦痛。我们自己都是被葬送在“廿载芸窗”中的人，即以我钱玄同而论，我当“志学之年”，曾经做过八股、试帖、经义、策论，研究过《字学举隅》，临写过“臣对臣闻”……如此这般的胡闹，才勉强算是少写几个白字，少做几句不通的文章。可是到了现在，年纪还不满40，而神经已经异常衰弱，学识却极其浅薄，老实说，竟是等于零。何莫非拜汉字之赐！因为自己是过来人，所以对于后辈，更觉得非用全力来拯救他们不可！这便是我们主张改革小学国文教科的唯一的理由。我们确认这是我们唯一的天职。这案（指黎锦熙提议，黎锦熙、钱玄同等连署的“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如此修正，固然很好。但即使不通过，或通过而官厅不肯采用，我们还是这样主张，我们的字典当中没有“屈服”、“投降”、“妥协”、“调和”这些词儿。这是他一贯要救孩子、救青年的精神，这一思想他在1919年给新式标点的《儒林外史》作的序文中，已明白提到青年教育问题，并且贯穿于他的一生。
改革教育牵涉到社会各阶层人的思想实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归根结底，许多人还在迷恋于过去的僵尸，非保持中国所谓5000年文明的古色古香不可。在1919年1月15日发表的《新青年》六卷一号卷末，钱玄同收集了林纾等文人的一些立论，足以窥见当时学术界、教育界陈腐的空气。如一个叫陈衍的人写了一本《古文讲义》，他说，古人不尽胜今人，今人不尽不如古人，可是，人们为什么一定要托名于古呢？原来，据他的研究，《说文解字》上说“古”字从十口，不待三十年为一世。古文“古”作“”，从天覆形；川，天垂象，日月星也，古文“厚”，地也，莫古于天地；合从十口之义，则通天地人三才为儒也。这种套用《易传》“天垂象”的所谓经典，发挥“通天、地、人三才为儒”的鬼话，就像董仲舒所谓“一贯三为王”一样荒谬绝伦，让这样摇头晃脑腹中空空的人来教学，其贻害可想而知了。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钱玄同收集过许多条，以《什么话？》为题，发表在《新青年》上。又有一个叫李定夷的，吹嘘自己著的《小说讲义》的根据是：
吾闻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一书，其旨隐，其词微，而大要则归于惩恶劝善。尼山（按：指孔子）殁而微言绝，《春秋》之旨，终不能曝白于天下，扶持绝续，厥惟小说。盖无论何种小说，必含有惩劝之意味，所谓音浅理精，体陋用大者，即以此也，夫如是，可确明小说之意义，实非詹詹之小音，而为炎炎之大音。腐儒何可轻视小说耶？
这显然是想要用从小说中发掘微言大义，当作存亡绝续的工具了，这样的大道理，腐儒怎么知道呢？
鲁迅也辑过林傅甲《福建乡谈》中的言论，林傅甲在振振有词地论证了“足征吾族之盛于东亚者也”之后，又说：“日本维新，实赖福泽谕言之小说。吾国维新，归功林琴南畏庐小说，谁曰不宜？”这位林傅甲竟发昏到把一国的兴衰，归结于小说，真让人瞠目结舌。而他崇拜的小说，不过是桐城派大家林纾刻意追求的旧小说，林纾自己做的、“翻译”的小说无一不是旧式小说的翻版。而林傅甲竟说中国的维新变革应归功于林琴南的小说，大概是跟孟子学的“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要以半部小说治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不得以齐东野语视之，钱玄同的呼声很高，但遗老遗少们还是要以此作扶持纲伦、治国兴邦的凭借，已表明这帮人的思想在新时代没有本质的变革，他们以此混饭吃，骗名声，全然不管社会责任。不但自己吃了粪，而且还要鼓励甚至强迫别人去吃。例如：桐城派古文学者姚叔节在正中学校一二班学生毕业之时，做了一篇文章，开宗明义地说，“鄙人四年讲授经学，临当分手，不得不将经术最适宜于宇宙五大缘因揭出，诸君其悉心以听”，看来是很慷慨地授以心法了。他说，国之在天地，以“于是圣人本天然固有之理而立五伦以合之”。不独中国有五伦，其实“五洲之民”也都有。一个国家，尤其不可没有君臣，如果没有了君臣，那么像法国、美国就没有总统了，它就没有各部各省的官长了。所以因三纲之说，疑五伦为压制，是不好的，因为“纲者，领众目之称”。韩愈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这“最得君臣之本义”。人们自己不肯读经，反而发狂瞽之说，“经”有什么对不起人的地方呢？若去五伦，中国无君，国而无君，国不国矣，此其一。此外，若没有了六经，也就没有了礼乐、政刑、历史、文字，无一不是国将不国的灭顶之灾。就拿历史来说，《尚书》记唐虞以来，何其彬彬乎？因为有“礼”，此乃中国极荣之事，“至可宝也”。现在你们就要离开学校，社会上有那么多惑世诬名之说，可能会污染改变你们的初心，因此鄙人谨以四言相告，曰“长毋相忘”。所谓“无忘”者，非陈胜所云：“苟富贵，毋相忘。”不过是“相勉以读经而已矣”。
姚叔节对他的宏论深信不疑，竟发狂到这地步：
嗟呼，吾之为此言也，非一人之私说也。聚中国之通人学士而试质之，知其不我非也。即聚五洲之通人之学士，译言以质之，取六经而读之，知其必倾心于我孔子也。
因此：
诸君生于中国，有此精金美玉，何忍弃如土苴邪！须知读一句有一句之益，读一经有一经之益；而通之，乃大儒矣。
于是他吹嘘他的心法是“切实可行，新奇不腐”。
《新青年》六卷二号的编辑是钱玄同，所以他把姚叔节的文章发表出来，加以批驳，原文是一位署名S。F的人于1919年2月11日提供的，原先发表在《公言报》上，每字之右都有小圆圈，没有标点。钱玄同指出，共和与孔经是绝对不能并存的东西。如果要保全中华民国，惟有将自来的什么三纲、五常、礼乐、政刑、历史、文学“弃如土苴”，若要保存这些东西，惟有请爱新觉罗溥仪复辟，或请袁世凯……称帝。中国人如果不有安于做“臣”，做“奴才”，做“小民”的本分，而要做“人”，则惟有“速”变初心，速“饮狂泉”（按：皆姚氏攻击改革者之语），信仰所谓“惑世诬民”之说；若人人“相勉以读经”，宝之为“精金美玉”，则复辟之事弹指可现，何去何从，惟吾国民自择之。他最后说，今日（2月12日）是清帝国灭亡，中华民国完全成立的纪念日，我恰好接到S。F君寄来的信，我看了以后，忽然想起7年前的今日（钱玄同写此信是1919年）北方的国民和官吏如无从善之心，要实行孔经之训，则到了今年今日“尼志”“大定”“逸志”全“收”，任那“圣王”去“行吾教”，大概已经“国不国矣”。
这股尊孔读经的逆流并没有就此停止。姚叔节兜售读经心得是个人的主张，代表着民间的复古势力。官方对此也多次提倡，1925年北京北洋政府提出废止中学校白话文，小学增设读经课。1926年，军阀混战，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年，复古势力兴风作浪。军阀孙传芳“雅慕高风，兴复礼乐”，并令江苏省教育厅宣布读经，设立总部，行“投壶古礼”，以古为乐。湖北省省长陈嘉谟，要“保文武未坠之道”，“以崇正黜邪为宗”，下令恢复“存古书院”。旅鄂的无锡人杨钟钰、曹启文呈请孙传芳禁止男女同校，命令小学读经，禁用白话。辽宁省已严令小学读经，山东的小学也严令禁止白话文，河北省长褚玉璞训令自小学以上，一律加读经一科。吴佩孚南下亲征，经过邯郸，在烈日中领导士兵及前来欢迎的学生、民众同唱自己作的《关圣训世真经歌》四章，《关圣伏八魔王歌》八章，《岳圣劝军人八德歌》八章，持续40多分钟，据说无倦色。1929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鼓吹“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所谓“新”，其实不过复古，从他的鼓吹的“八德”、“四维”中可知其中的消息。所以下半年陈立夫发起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干脆直接亮出“中国文化本位”的牌子。本年，国民党政府明令规定孔丘生日为“国定纪念日”。在南京、上海等地举行了盛大的“孔诞纪念会”。1936年，蒋介石宣扬《四书》《五经》的道理是“永久不变”的原则。中国人向来有很大一部分是善于揣摩政治风气的，现在官方如此提倡，自己焉有不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之理？于是上下齐手，把学术、教育弄得乌烟瘴气，在当时就有胡适这样的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予以抨击揭露。对这般源远流长的封建复古逆流，钱玄同向来攻击不遗余力。1936年，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强调他所研究的学问是经学与小学，所反对的是遗老、遗少、旧戏、读经、新旧各种八股等，二十年如一日，今后还是如此。
《新青年》四卷六号载有钱玄同的通信，他说：“鄙人虽拥有改良文学之愿，然因受周围不新不旧之恶浊空气压迫之故，经觉持论不免‘涵蓄’，不能斩钉截铁，‘以尽诱导青年之天职’；今得足下之‘忠告’，此后主张，自当益求‘进锐’，切戒‘退速’，以副雅意。若一班‘古今中外派’之凉血动物，以鄙言为‘激烈’，为‘骇人听闻’，或‘斥’，或‘诟谩’，则鄙人不但不以为忤，且甚为欢迎；因此辈‘古今中外派’之凉血动物，本与纯洁之青年为绝对不能相容之一物，此辈若以鄙言为非，则鄙言或于青年尚不无裨益也。至于‘桐城派’与‘选学家’其为害于文学之毒菌，更烈于八股、试帖及淫书秽画。八股、试帖，人人但以为骗‘状元’、‘翰林’之敲门砖，从没有人当他一种学问看待；淫书秽画，则凡稍具脑筋之人，无不痛斥为不正当之玩意，故虽有人中毒，尚易消除。至‘桐城派’与‘选学家’，则无论何人，无不视为正当之文章，除了谩骂，更有何术？鄙人虽不才，亦何至竟瞎了眼睛，认他为一种与我异派之文章，而用相对之论调，反曰“不赞成’而已哉？”在这里钱玄同还是着眼于不要让恶浊的空气污染纯洁的青年，他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你们将来学什么，我不包办代替主意，由你们自己去选择。但是一个人应该有科学的头脑，对于一切事物，应该用自己的理智去多分析，研究其真相，判断其是非、对错，然后定改革的措施。其次，对于古书要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这样对于制度的由来，文化的变迁才能弄明白，弄明了有两个好的结果：一是知道现在不适用的，在过去某时代是很需要的，这样便还它在历史上的价值，一是知道在前代很有价值的，到了现在，时代变了，早已或为僵尸了，无论它在历史上有怎样的大功效，今天总是要不得的。这样便不至于贻害今人。第三，对于社会要有改革的热诚。时代是往前进的，你们学了知识技能就要去改造社会。”
钱玄同在1919年1月9日答陈望道的信中，谈到了改革的难处。他说，《新青年》杂志本以涤荡旧汙、输入新知为目的。依同人的心理，自然最好是今日提倡，明日即有人实行。但理想与事实，往往不能符合，这是没有法想的。同人心中，决无“待其时而后行”之一念。就像汉字横排问题，我在《新青年》三卷三号和六号，五卷二号通信栏中屡论此事，陈独秀先生亦极以为然，原来准备从本册（六卷一号）起改为横排，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改不成，将来总是要想法的。句读符号也还不统一（按：到了本年12月1日《新青年》七卷一号出版时，已对标点符号及行款作了统一规定）。若说除恶务尽，这话原是不错的。但旧日之恶，今日纵然除尽，然今日所以为善者，明日又见为恶，则在今日便提倡，到了明日又应排除，进化无穷尽，则革命亦无已时，所以“时过境迁，此过渡的遗迹又须用猛烈剂去医他”，是当然如此的，不必以“拔毒种霉”为虑。
钱玄同一生不做政治工作，他是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主张各种政治思潮，以学术的角度加以探讨，反对用权力推行或压制某一种政治主张。他一生认为中国头等重要的事是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只有当中国人都有一定辨别能力了，才有资格谈政治，也才能保证政治不走样。对西方民主、科学、道德的景仰，他与其他启蒙思想家和陈独秀、胡适一样，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遗余力。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出钱玄同等人惊人的预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