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打倒纲伦斩毒蛇
钱玄同自述：“幼歧嶷而谨愿。”他生于清末腐朽的专制社会（光绪十三年即1887年生），虽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王室已不绝如线，但封建纲伦的天罗地网势力依然十分强大，不少极端保守分子竟把清季的式微归结为没有宣传弘扬尧舜、周孔几千年来的心法。钱玄同从小就被逼着读“圣贤书”，他父亲最大的希望是自己的儿子长大后考中举人，光宗耀祖，所以督责甚严，不容丝毫懈怠，在这种奴化教育下，道德贯输的是尊君思想，所谓“天地君亲师”。“天”和“地”是空架子，实际上只有皇帝才是至高无上的，何况他们无一不是宣称“奉天承运”的。钱玄同从小就被告知，连皇帝的名字也是有特别的写法的，非同寻常，如“玄”字要缺末点，“宁”字要借用“”，“颙”字要割去“页”字的两只脚，“琰”字要改第二个“火”字作“又”，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总之无非是为了显示真命天子与小民百姓有天壤之别。面对内忧外患，钱玄同像许多国粹分子一样，用《春秋公羊传》为自己打气。公羊学主张大一统，三科九旨，以夏变夷，这不正可作为挽清室于既倒的神力吗？钱玄同后来回忆说：“我从十三四起，就很相信《春秋公羊传》，《公羊》对于齐襄公灭纪，褒他能复九世之仇。这个意思，那时的我，是极以为不错的。”因此他看到谭嗣同反抗清廷、非圣无法的言论，曾撕毁过一本《仁学》！即使像当时轰动全国的“苏报案”，钱玄同也认为章太炎、邹容等人与皇朝作对是不对的。但没过多久，具体说来是1903年冬天，这时钱玄同17岁，他读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思想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认为《公羊传》中所谓“复九世之仇”正可用来激励汉族复九世之仇，消灭清廷，因此非革命不可。遂认定满清政府是我唯一的仇敌，排满是我们唯一的天职。1907年他21岁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把名字也改成了“夏”，以示反清排满，因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夏”字的解释是“中国之人也”，这里的“中国”，指以汉族为主的中原地区。1908年10月光绪皇帝和西太后死去，钱玄同极为畅快。他的兄长钱恂，历任清朝多国公使，后奉旨归休，辛亥革命时，他也在家乡赞助“光复”，兄弟俩居然成了“同志”，黎锦熙先生认为这是钱玄同对于家庭第一次的“时代胜利”。民国二年（1913年），钱恂已到北京就大总统顾问职，钱玄同也随辞了浙江教育司的科员视学等职到北京教书，目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丑剧，加深了对封建专制政体毒害性的认识，同时看到他们最终自取灭亡，成为千古罪人，也增加了他改造“千年积腐的旧社会”的勇气，于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振臂一呼，为天下唱，“首先打破吃人的礼教”，“20年之郁积，一朝发泄，自然剑拔弩张，不顾一切……”“五四运动的‘大时代’到了，新文化运动登时普遍全国，全国青年们的意识大转变了，老头子们吃不住了！钱先生也就做了青年们的领袖，这也可说是钱先生第二次的‘时代胜利’”。钱玄同从小饱受纲伦束缚之苦，所以要决心“打倒纲伦斩毒蛇”，他认为自己是“纲伦压迫下的牺牲者”，不忍再看到新一代人丧身纲伦之下。
在十恶不赦的纲伦中，首恶元凶莫过于皇帝制度了。1924年岁末，钱玄同写了《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一文，第二年发表在《语丝》第八期上，这篇文章详细记述了他从1895年至1924年，即从9岁到38岁这30年间的经历及政治思想的变化。他一度极端“尊崇本朝”，对清朝“奉天承运”的神圣地位不敢有丝毫的怀疑念头。后来因受大变革时代的激荡，大受刺激。那些振聋发聩的反清排满书刊，虽然往往十分偏激，但迎合了人们对几千年皇帝专制制度的仇恨，现行的王权更是众矢之的，更何况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受制于少数民族政权，这对于向来是“以夏变夷”“未闻变于夷”的华夏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来说，是断然不可接受的。像1903年以前至1906年的出版物，包括《国粹学报》，还有陈佩忍的《清秘史》，陈焕章的《中国民族发达史》，这些书的内容都是“提倡保存国粹以发扬种姓，鼓吹攘斥满洲以光复旧物”的。同时有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宋渔父主撰的《民报》，对于所谓“三民主义”，惟“民族”“民权”两义有所发挥，而关于“民主”之议论则极少。后来由章太炎、陶焕卿编辑，更偏重于“民族”了。章太炎是史学大师，对中国历代攘除蛮夷的史实了如指掌，信手拈来都是宣传反清复汉的证据。钱玄同在日本留学时，章太炎给他写过不少信。有一次在信中谈到向来被视为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的问题，章氏对此是很有保留的，他说，关于黄帝的记载，各书众说纷纭，都不可靠，而现在清廷大敌当前，大家都拿黄帝来激发汉人反清的热忱（如当时流行黄帝纪年就是很好的一例），章太炎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从学术上去追究黄帝的有无及时代，可见那时凡有助于反清排满的，无不可用作舆论工具。当时为《民报》撰文的都是重要革命党人，如陈天华、宋教仁等，辛亥革命前发挥民权共和之议论者，首推《民报》，影响是巨大的。它作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把革命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著名的“三民主义。”钱玄同当时也是同盟会员，对此深表赞同。他后来没有加入由同盟会改组成的国民党，但一生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有好感。如果说《民报》等还很注意保存“国粹”以“发扬种姓”的话，那么吴稚晖、李石曾主办的《新世纪》，对旧的一切绝对排斥，主张全盘欧化。钱玄同说，他对那时《新世纪》的其他主张，反对的很多，但吴稚晖用秽亵字样丑诋满廷，却增加了他对于满廷轻蔑鄙夷之心不少。吴稚晖于1903年“苏报案”发生后，亡命香港、伦敦，后加入同盟会，并与李石曾、张人杰在巴黎成立“世界社”，创办《新世纪》杂志，宣传无政府主义。吴稚晖在《苏报》上抨击清廷已非常激烈，这时更加没有顾忌了。钱玄同当时也视清廷为不共戴天之敌，认为凡汉族的都是好的，凡满族的都是坏的，辛亥革命后，以为光复汉族旧物的时代到了，作《深衣考》，并自制“深衣”穿着去上班，说明他那时的民族意识还很强烈，很幼稚，但很快通过自我反省，思想上起了崭新的变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对清廷的认识也比较开通了。
他说：
这几年来，我常常对朋友们说，1912年2月12日以前的满族全体都是我底仇敌。以这一天以后，我认满人都是朋友了，但溥仪（他“下人”和“三小子”即所谓“遗老”也者也都包括在内）仍是我的仇敌，因为还要保持伪号，使用伪元，发布伪谕……但我又常对朋友们说，我虽认溥仪为仇敌，可是我丝毫不想难为他，只希望他废除伪号，搬出伪宫，侪于民国国民之列，我便宿恨全消，认他为朋友。我并且承认他到这适合的年龄，一样有被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资格。今年11月5日，我底希望居然达到了，所以我高高兴兴地做了那篇《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升迁之喜并祝进步》的文章……我方且以为从今以后，我们对于爱新觉罗氏窃位268年的事实，应与刘渊、石勒、拓跋珪、李存勖、石敬塘、阿骨打、忽必烈等底窃位同等看待，还他历史上的地位，不必再存仇视之心了。
关于那篇《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升迁之喜并祝进步》就发表在1924年创刊的《语丝》第一期上。文章一开头就深刻指出，一个人要是沦为强盗、瘪三、青皮、痞棍、土豪、地主、王爷、皇帝等等，他们的生活方面虽大有贫富苦乐的不同，但其丧却人的地位则完全一致。这些人不能完全享有人权，于是常常要做出许多没有人格的事来，好好的人们便要遭他的损害，于是他便被好人们所敌视了。据说一千几百年以前有一个木厂里的少掌柜的叫人们要爱敌人，他的理由怎样，且不去管它，我用断章取义的办法，很赞同这句话，但我以为在敌人的武器没有毁灭的时候是不应该爱他的，到了敌人的武器毁灭以后便应该爱他的。爱他的第一步便是要恢复他固有的人格和人权，对于一度享受九五之尊的宣统皇帝也不例外：
北京城里有一位19岁的青年，他姓爱新觉罗，名溥仪……原来他底祖宗在300年以前不幸沦入帝籍，做了皇帝，不克厕于编户齐民之列。他家父传子，子传孙，传了好几代，经了300多年，干了许多对不住人的事体。到了13年前，有的人起来向他家奋斗，居然把他家底武器毁灭了，但是还给这位青年留下那个极不名誉的名目叫做什么“皇帝”的，而且还任他住在不是住家的房子里，还任一般不要脸的东西，常常弯了腿装矮子去引他笑，低下脑瓜儿扮成叩头虫的模样去逗他玩，以致于把这位年龄已到了应该在初级中学毕业的时候的青年，弄得他终日如醉如痴，成了一个傻哥儿。他在六年前还被那班不要脸的东西簇拥到外面来胡闹了一回，险些又要恢复了那毁灭了的旧武器，再来做对不住人的事体。他弄到这样的地步，真是他的大不幸……他家自从1644年到北京以来，到现在整整地280年了，为什么他还得不到北京市民的参政权？他这样的不幸，不消说得，便是“皇帝”这名目害了他……由此可知13年以前毁灭他的武器而留下“皇帝”这个名目给他，真是不彻底的办法，不但他有时要借此胡闹，弄得咱们受累，并且使他因此而不克恢复他固有的人格和人权。咱们也实在对不住他。
这几年来，我常常对人家说，我很希望这位19岁的青年力图向上，不甘永沦帝籍，自动的废除帝号……上厕于民国国民之列。但我这希望终于是希望而已。
现在爱新觉罗溥仪君自己虽然还未觉悟，未能自动的超越自己，而有冯玉祥君，黄郛君，鹿钟麟君，张璧君，居然依了李石曾先生等明白人底建议，于1924年11月5日，派了人去劝告爱新觉罗溥仪君：“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称号。与中华民国国民享受同等之权利。”“清室应按照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迁出宫禁，以后自由选择住居。”爱新觉罗溥仪君一一照办，立刻搬出那“不是人住的房子”而且到他的本生的老太爷底府上去住了……从此超出帝籍，恢复他固有的人格和人权了！爱新觉罗溥仪君！我很诚恳的向您道喜：“恭喜，恭喜！恭喜您超升啦！”
钱玄同以他那畅达幽默的文笔，刻画了那一帮在主子面前叩头作揖的奴才们的丑恶嘴脸，更揭露了腐朽的帝制害人害己的本质。既然恭喜爱新觉罗得到了新人格，希望他看《新青年》杂志和《晨报副镌》等报刊，好好补习这些初中程度的科学常识。选读几部白话文学的作品，过了两年之后大可去考高中或大学预科，将来更可到外国去留学。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知识丰富、学问深厚的人，幸福就不可限量啦。对于这位19岁的青年，钱玄同在文章的最后还劝溥仪正确对待婚姻问题，不要去看二十四史的皇后外戚传。
钱玄同心里明白，那些一旦上了皇帝瘾的人，要他自动除去帝籍，简直是与虎谋皮。溥仪也属于“不辨菽麦”的那一类，虽然慑于冯玉祥等人的武力，不得不委曲求全，但一有机会，是不会不梦想东山再起的，果然：
岂知近一月以来，溥仪竟白昼见鬼，躲到日本公使馆去，而某某两国的无聊人，死不要脸，长垂豚尾的遗老，以及想偷伪宫古物的流氓，他们“三位一体”，捏造谎言，阴谋捣乱……我于是把对于亡清的武装已经解除了的，现在又重新要披挂起来了，看他们那些勾结外人来捣鬼，说不定仇恨之心比以前还加增些。
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那种叱咤风云的战斗精神丝毫未减。在提倡文学革命之时他特别强调，独夫民贼与文妖上下齐手地把中国语言、文学都弄坏了，必须进行彻底改造，使他们不再成为旧思想、旧制度的躯壳。1924年他在《语丝》第二期发表了《随感录》，共有五个题目，其中第四个是《〈尚书〉和〈易经〉为祟》，他指出：故宫神武门内的扁额，对联上面的名目字句十分之九出于儒家经典《尚书》和《易经》，《尚书》尤多。这两部书帮助了2000多年的独夫民贼，给他们大搭其臭架子，居然压服了2000多年的忠臣贱儒，叫他们扁扁服服地恪守其奴才之本分。第一个题目是《不通的外行话》，批评报纸上发表的关于“清室善后”的消息中“散氏盘系清初阮文达公所献，系上古三代时物”这句话是个病句。第二个题目是《清室溥仪》，批评国务院令中“清室”称谓有语病，不应加上“清室”，使用“清”字。他说，取消“清帝”的称谓，乃是把“帝”和“清”同时取消。有“帝”而后有“清”，“帝”之不存，“清”将焉附？对这位脱离了帝籍的青年，对他应该或单称曰溥仪，或连名带姓称爱新觉罗溥仪。第三个题目叫《清君侧》，不同意报纸上报道冯玉祥把总统曹锟的下属李某捉去是“清君侧”。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钱玄同都注意到了，反映了他对各种封建社会的遗毒是从不放过的。针对那些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论的遗老遗少，他在第五个题目《“持中”的真相说明》中予以讥讽：
有些人们说，欧洲人“向前”，印度人“向后”，都不如中国人“持中”的好，我因此想起某书上记着一幅挖苦叶名琛的对联：
不战、不和、不守；
不死、不降、不走。
我觉得这大概可以作为“持中”派真相之说明了。
鲁迅看了此文，在《语丝》第五期上发表《我来说“持中”的真相》。他说，中国人的“持中”是“骑墙”或是极巧妙的“随风倒”，如果改了那副对联来说明，就该是：“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都揭穿了那些高颂《中庸》之“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之徒首鼠两端的本质，暴露了传统文化的痼疾。
1919年新年第一天，陈大齐写了《恭贺新禧》一文，登在《新青年》六卷一号首篇，他说地球的运行，本来没有始终，所以并没有天然注定的元日。今天是民国八年（1919年）的元旦，那班讲“夏正”的先生们定要说他是戊午年十一月三十日，其实我们拿了“六月六狗生日”来做元旦，也未尝不可。我们任意选定了一天当作元旦，便互相恭贺起来，似乎也太没意义了！即使有天然注定的元旦，这也不过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对于人生毫无意义，有什么可贺的价值？假使有可贺的价值，则“野日头吃家日头”的时候，衙门的大堂上咚咚地敲起鼓来，也是极有意义、极有价值了。他认为应当废了那无意义的恭贺去找一桩有意义的恭贺来代替，而一年之中，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上看起来，比那元旦有可贺价值的日子也有好几天，其中最该恭贺最该纪念的日子，那就是10月10日。
民国前一年的10月10日，不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第一天抬起头来做人的日子吗？我们国家几千年的国民，虽然有了人的身体，却没有人的资格。被独夫杀了，还要说“臣罪当诛”；被独夫奸淫了，还要说“天恩高厚”；被古人闭塞了聪明，还要说“道贯古今”。做皇帝的奴隶，做家庭的奴隶，做古人的奴隶，层层的奴隶，真是暗无天日。到了民国前一年的10月10日那一天，武昌起了革命，虽然没有把层层的奴隶完全摆脱了，却因此生出一种觉悟来：从此不做奴隶了，要做人了—这一天实在可以算得我们国家更生的日子或是做人的生日。从民国建设到如今，足足的过了7年有零，虽然是积重往返，依旧做皇帝—名称自然已经换了—家庭古人的奴隶，但是自觉的萌芽已经出了。从此培养起来，便有做人的希望了，正如一个小孩子初出娘胎，虽然还没有成人，却已有了成人的希望。但是现在的国民，明白这可乐日子的有几人？所以我们总须想法把这可乐日子印到一般国民的脑里去才好。况且做人的萌芽才7年，整日地风吹雨打，两三次几乎没性命，现在虽然还吊住一口气，早已是奄奄一息的了。所以我们更应该把这可乐的日子印到一般国民的脑里去，使他们知道双十节是最可乐，做人的萌芽是最可宝贵，好让人家齐心努力培养这萌芽，使子孙将来享做人的幸福，不要被雨把这初出的萌芽糟蹋了。最后他提议，从今年的双十节起，写个帖子，大家恭贺幸福。
钱玄同在这篇文章的后面加了按语，他很赞成陈大齐的主张，即把1月1日的祝贺新年废止，改为10月10日祝贺中国国民做“人”的纪念。他说，365日算一年，每年有个第一日，实在没有该配祝贺的理由。有人说：我们民国国民，应该和那些遗老遗少不同；现在是我们的民国八年（1919年）1月1日，不是他们的夏正戊午年—或宣统十年—十一月三十日，我们遇到自己的正朔，应该特别喜欢，所以要祝贺。我以为这话似新实旧，要知道“改正朔”这件事，是那独夫民贼的野蛮应用，我们为改良起见，所以用世界公用的文明阳历，这阴历并非中华民族国专有，不过改历之初，止改月日，将来如能改用公历纪年，那就更便利了。若从中华民国自身说，他是公历1911年10月10日产生的，那一日才是中华民国的真纪元，就中国而论，这日是国民做“人”的第一日；就世界而论，这日是人类全体中有4万万人脱离奴籍，独立做“人”的一个纪念日，这真是我们应该欢喜，应该祝贺的日子。像《民国历书》，所谓“春节、夏节、秋节、冬节”这些不伦不类的规定，一来阴历已经陈旧，二来这些自然现象有何可贺？规定这4个节日是荒谬绝伦。若说一年之中要有几个规定的日子快乐快乐，则除10月10日外，最有价值的就是1915年12月25日，那是中华国民第二次脱离奴籍，抬头做“人”的纪念。此外如1912年1月1日的共和政府成立，同年2月12日的皇位推翻，也是可以纪念的。就是1917年7月12日京津一带除下龙旗，再挂五色旗，也可以算作一种纪念。但进一步想，这阳历过年，挂挂国旗，写写贺年帖子，说说“恭喜恭喜”，也可以使那一班现用阴历的国民知道民国改用公历已经实行，所以也不能算全无用处。但是这种用处，是一时的，再过几年之后，国民渐知阳历比阴历要便利，改用阳历的人，一天多似一天，那些遗老遗少渐渐死尽，不能复为祸祟，什么“夏正”“夏历”的鬼话，没有人讲了，到那时候，这公历岁首的“恭贺新禧”帖子，真正觉得没有一点意思了。
钱玄同并不是说说而已，他一向力主与世界文明的一致，采用公历，他给别人写信，日期写的是公历多少年，或写20世纪多少年。他所选定的几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无不是从反对封建帝制，提倡共和政体，启发国民做“人”的意义上考虑。
民国建立了好几年，竟有一些极端顽固分子，对清廷天朝大国恋恋不舍，视辛亥革命为叛乱，反动文人叶德辉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这位光绪进士，以反对康有为、梁启超变法著称，扬言宁可以明朝大宦官魏忠贤配享孔庭，也不可让康有为搅乱时政。1910年（宣统二年），湖南因水灾闹米荒，他囤积谷万余石，激起饥民抢米风潮，被清削籍，他失去了靠山。紧接着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他只好出游。钱玄同摘抄了叶德辉编《观古堂书目》自序，云：“……17祖和靖山长佰昂公以元故臣，明祖屡征不起，子孙承其家声，不以入仕为荣，故终明之世，各房皆以科第显达，炫赫一时；独余茆园房世以耕读相安，丁男亦不繁衍，至国初（按：清朝，原文“国”字抬头写）始有登仕版者……”钱玄同评论道，原来此公家法，专以“入仕”异族之姓“为荣”者，所以此序末段有“辛亥鼎革避难县南朱亭乡中”之语，又序末署“乙卯”之年。考乙卯为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其时此公尚称清初曰“国初”，敬依程式，抬头书写，且称革命曰“乱”，但是何以民国三年（1914年）在北京时致黎宋卿之信，写“副总统钧鉴”字样，又于民国四年（1915年）之冬，在湖南做筹安会支部的部长呢？前者似与“乱”字有些冲突，后者又似于家法有些不合罢。
钱玄同一再强调，中华民国的建立，完全不同于封建时代的政权转移，他在《新青年》五卷三号发表随感说：
既然叫做共和政体，既然叫做中华民国，那么有几句简单的话要奉告国民。
民国的主体是国民，决不是官，决不是总统。总统是国民的公仆，不能叫做“元首”。
国民既是主体，则国民的利益，须要自己在社会上费了脑筋费了体力去换来。公仆固然不该殃民残民的，却也不该仁民爱民。公仆就是有时僭妄起来，不自揣量，施其仁爱；但是做国民的决不该受了他的仁爱—什么叫做仁民爱民呢？像猫主人养了一只猫，天天买鱼腥给他吃，这就是仁民爱民的模型。
既在20世纪建立民国便该把法国美国做榜样；一切“圣功，王道”“修、齐、治、平”的鬼话，断断用不着再说。
中华民国既然推翻了自五帝以后清廷四五千年的帝制，便该把4000年的“国粹”也同时推翻，因为这都是与帝制有关系的东西。
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彼此相待，只有博爱，断断没有什么忠、孝、节、义之可言。
钱玄同要重新披挂上阵，讨伐帝制，并不是多余的担心。溥仪虽然被武力赶出了皇宫，但他圆皇帝梦的企图从来都没有放弃，那些失去了主子，丢掉了乌纱帽，砸了饭碗的遗老遗少也时刻引颈而望，试图再沾沐圣恩。钱玄同在《语丝》第四期上发表《告遗老》，警告遗老们，不要妄图复辟，应该满意于溥仪舒舒服服地升为“一品大百姓”。遗老们也只有洗心革面，做共和制下的国民才是出路。钱玄同亲自参加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故宫文物检点工作，亲眼目睹了封建帝王的排场，而如今终于把皇帝赶出了皇宫，意义确是非同寻常。他在乾清门“清室善后委员会”发表了演说，曾经各报报道，他说：“去年溥仪出宫之日，虽然不敢说比双十节更重要，然至少亦与双十节同样重要，民国纪元前一年双十节为数千年来奴隶站起做人之日。然共和招牌下尚留此末代皇帝，则共和未完全，自从溥仪出宫那一天起，不但清‘皇帝’名号取消了，就是中国数千年‘皇帝’的名号也都消灭了，所以溥仪出宫的那一天，虽然不敢说是中华民国最光荣之一日，然而也可以算同双十节一样光荣。所以我提议以后年年此日，全国国民亦应当同双十节一样的庆贺……”双十节即指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首举义旗，各省响应，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但随后出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事件，说明想倒行逆施的人并未死心，而现在溥仪被逼出宫，实际上是帝制不得人心、走向绝路的标志，所以钱玄同特别重视。本年（1925年），他写了《中山先生与〈国民之敌〉》，标题是由易卜生戏剧《国民之敌》而集，文章各方面肯定孙中山一生“唤醒民众”的功绩，并指责某些人对孙中山的咒骂，可是咒骂过他的人却在他死后颂扬他：
最奇妙者，竟如一位姓“清”名“室”的人，居然送花圈到社稷坛去，居然对于13年前他想拿来处以极刑的“孙文”称起“孙中山先生”来！（岂独令人“肌肤起栗”，简直要“毛骨悚然”）这是什么缘故？
钱玄同对溥仪的警惕性后来证明是很有预见性的，这位19岁的青年，并没有听从钱玄同的劝告去看《新青年》等，去补习些初中程度的科学知识，恐怕正相反，去看钱玄同劝他不要看的二十四史皇后外戚传，梦想重新“奉天承运”。日本帝国主义正是看到这个人奇货可居，把他找去建立伪满洲国，虽然是个傀儡，但比“一品大百姓”要高级得多，竟睁着眼看着中国人民被屠杀，国土被瓜分，这就是一向高唱爱民如子的皇帝的真面目！日本奇货可居的用意是很早的，1924年11月28日《晨报》曾译录一节日文《北京新闻》的纪事：
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佐佐木亮三郎、狩野直喜、矢野仁一等三博士，以中国废弃清帝号，实为颠覆王道根基之暴乱行为，将与各方接洽之后，向中国当局提出恢复清室帝位之劝告云。
当时帝国主义在中国各霸一方，大好河山大多重镇，竟成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禁区，而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则从来没间断过。1925年发生的“五卅惨案”，就是著名的一例，事件发生后，钱玄同写了一篇立论高远、说理透彻的政论文，表现了一位启蒙学者的清醒认识。在这篇论文里，钱玄同把反帝与反封两项斗争结合起来考虑，主张一面积极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一面要用民主、科学思想和现代的文化知识“唤醒国人”，使他们脱离奴性，才有爱国的意识和卫国的能力。他指出“五四”以来有两个革命运动的口号，那就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外抗强权，指反抗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对于我国施行政治和经济的侵略，无所不用其极，我们绝对地应该反抗，这是天经地义，不容丝毫疑惑的。他进而追究帝国主义之所以能横行霸道的更深一层的根源，帝国主义岂止制造“五卅惨案”的英、日？侵略的行为岂仅这回杀了我几十几百个人？政治、经济的层层压迫，若没有亿兆人的努力反抗，而妄想轻轻松松地解除，天下没有这样便宜的事！所以“唤醒国人”反抗帝国主义，简直是咱们中国人今后毕生的工作。但这被唤醒的应该是国人全体，并非限于一般所谓民众，唤醒者自己亦当在被唤醒者之列。应该是互相唤醒，无论何人，决不应自居为全善全圣之上帝又超然于一切人们之外。“高调”有唱的必要，而“低调”也要唱一下，譬如，易卜生和托尔斯泰诸人的学说应该介绍，而放脚、剪辫的话也得要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老爹这三句话，真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帝国主义者侵略咱们，咱们固然应该反抗，但同时也应该自己反省一下，为什么他们不侵略别国而来侵略咱们呢？为什么咱们以前称为“洋鬼子”的，一旦他们兵临城下，咱们竟会有人不生心肝，不要脸皮，乖乖地高呼“洋大人”，双膝跪倒，摇辫乞怜呢？“为是者，有本有原”！咱们的不肖祖先编纂了许多《婢仆须知》，使家弦户诵者2000年于兹矣！这种奴才教育浃髓沦肌，自然异族侵入甘为洋奴西崽而不敢辞。是个国民，才有处理政治的天职，奴才配有吗？2000余年以来之中国人，既束身于《婢仆须知》之中，则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固其所也。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只唤醒极少数人。大多数人表面上也算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骨子里还是清帝国的遗奴（他们之中有反对清廷者，则是唐宋明之遗奴）。奴才本没有处理政治之天职和抵御外侮之义务，所以不管这些国家大事，所以像这回惨案发生，极少数人嚷得力竭声嘶，而多数人不是置若罔闻，便是莫名其妙。
这固然令人气破肚，但实在也不能怪他们，他们原是读《婢仆须知》出身的呀！所以“唤醒国人”是有脑筋的人唯一的工作，甚至是他们的“救命”工作，否则，这极少数人将会跟那大多数人“送死”，而“唤醒国人”，无论唱“高调”或“低调”，基本观念只有一个，便是将《婢仆须知》撕破，践踏，焚毁。钱玄同说，这就是我所说的“内除国贼”（按：“内除国贼”之“国贼”原指章宗祥、曹汝霖等人），编“内除国贼”这句口号的人所谓“国贼”，当是指军阀政蠹而言。但我觉得，他们固然是“国贼”，却不值得特别去提他们，因为他们一旦倒了运，与普通人固无以异，而普通国人一旦走了运，还不是十足道地的军阀政蠹吗？那么不“唤醒国人”，不改良国人，而徒沾沾焉惟军阀政蠹之是詈，真舍本逐末之论也。总之，凡与中华民国政体和一切组织抵触，都是“国贼”，都应“除”它，而且除恶务尽！试举数例：纲常名教，忠孝节义，文圣武圣，礼教德治，安分守己，乐天知命；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济人利物非我事，自有周公孔圣人……种种屁话，都刻在《婢仆须知菁华录》，有一于此，国将不国！钱玄同还特别强调，打倒帝制后，没有及时清除人们的旧思想，所以共和制也走了样。只因辛亥革命时这些“国贼”没有被清除，以致14年来所谓中华民国也者，仅有一张空招牌，实际上是挂羊头而卖狗肉。大多数的国人都是死守帝国遗奴本分，不能超升为国民。够得上算国民的，只有那极少数的几个觉醒者，单靠他们来保国，来反抗帝国主义，绝对是不够的。所以觉醒者必须“唤醒国人”，唤醒教育，消极方面是“除国贼”，积极方面是请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赛先生（Science科学），穆姑娘（Moral道德）来给咱们建国。大多数的国人受过这个教育，奴性逐渐消失，人性逐渐发展，久而久之，人人都明了自己有处理政治天职和抵御外侮之义务，则国才有保得住的希望，帝国主义才有反抗得成的希望。钱玄同又强调两个方面，即保国不是“保存国粹”，反抗帝国主义是反抗侵略咱们的强权，绝对不是“排外”，凡是现代的世界文化，咱们的国家也应该受它支配。相反，拒绝现代的文化国必亡。
钱玄同主张反封并反帝，尤其要改造国民的思想，这在当时反对帝国主义暴行的一个谴责声中可谓是当头棒喝。直到现在，把中国落后的现状指责为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后遗症的人大有人在，在钱玄同的时代，这种论调一直占上风。钱玄同早在1921年1月11日给鲁迅、周作人的信中就谈到必须花大力气改造国民，他说：
初不料陈、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照此看来，恐怕事势上不能不走到老路伯所主张的地位。
我对于此事，绝不愿为左右袒。若问我的良心，则以为适之所主张者较为近是。（但适之反对谈“宝雪维几”，这点我不敢以为然）（1）我们做了中国百姓，是不配骂政府的；中国的社会决计不比政府好。（2）现在社会上该攻击的还多得很。（3）中国办人和皇帝一样的该杀。（4）要改良中国政治，须先改良中国社会。（5）徐博士固然是天老七的令弟，但若使“五四运动”的“主人翁”来做哩，也未必高明、因为佢们的原质是一样的，盖将白云鹏游街，固与将“卖劣货的奸商”游街，等耳，何以异哉……所以一天到晚骂政府，骂什么峰，什么揆，什么帅，真是无聊；若骂他们而恭维“该办的人”，更是不合，马克思啊，“宝雪维几”啊，“安那其”啊，“德谟克拉里”啊，中国人一概都讲不上。好好地坐在书房里，请几位洋教习来教教他们“做人之道”是正经，等到略有些“人”气，再来推翻政府，才是正办。
这封信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钱玄同一向主张各种思潮都可以讨论，不同意胡适反对谈“宝雪维几”（“宝雪维几”即当时对“布尔什维克”的译名）。第二，与胡适一样，钱玄同认为改造中国社会是改良中国政治的前提，而根本在于提高国民的素质，这正是现代启蒙思想家最伟大之处，在最后一章我们还将作进一步分析。
诚如钱玄同所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也仅有一张空招牌，实际上是挂羊头而卖狗肉。河清无日，一向以激进著称的钱玄同，内心是非常痛苦的。1925年《语丝》第二十期发表了在法国留学的刘半农写的《巴黎通信》，表示他对国内钱玄同、周作人发表专文讨论溥仪离开故宫后的身份、前途问题不甚理解，信中回忆国内的老战友，“那竟是个个都到了面前了。启明的温文尔雅，玄同的慷慨激昂，尹默的大棉鞋与眼镜……”钱玄同读后在《语丝》同一期发表了《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他说：“我要璧还‘激昂慷慨’四个字的考语，实在惭惶无地。鄙人向不激昂慷慨；今日尤不激昂慷慨，非不愿也，是不能也。5年前的钱玄同，已经够颓废了……至于在颓废无聊之时，忽然瞪眼跳脚拍桌子者，无他，只是‘张脉偾兴’罢了，哪里配得上说‘激昂慷慨’呢？”这显然是他的自谦，因为就在这一年，他与黎锦熙创办的《国语周刊》，抨击国语反对派，写了《关于反抗帝国主义》的名文，提议溥仪出宫之日为第二个国庆日，反对章士钊等迫害学生，讨论《春秋》、《庄子》、《说文》等书的性质与真伪，无一不是慷慨激昂。
但当时政局反动、动荡，钱玄同十分愤怒，就在他写这篇《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之前不久，即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北京女师大学生要求去参加追悼会，竟遭到校方的无理阻拦，杨荫榆竟无耻地骂孙中山主张共产共妻，不准学生参加追悼会。钱玄同则著文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唤醒民众”的一生，后又表示：“我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久已想研究他了。”又写了《介绍戴季陶先生底〈孙中山先生著作及讲演纪录要目〉》一文，戴季陶所举的孙中山的著述，本是由钱玄同把吴稚晖转请他写出来供研究孙中山的思想的，这时公开发表。杨荫榆阻挠师大学生参加孙中山的追悼会，引起学生的强烈抗议，女师大学生风潮骤起波浪，驱逐杨荫榆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1925年4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身份，支持杨荫榆。5月，杨荫榆宣布开除许广平、刘和珍、张平红、郑德音、蒲振声、姜伯谛六名学生。钱玄同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沈兼士、周作人七人在《京报》上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支持女师大学生。钱玄同认为《宣言》还应进一步揭露章士钊之流污秽卑劣的本质。他在《猛进》杂志上与徐旭生发表《通讯》，信中说，日前发言表示愿在《宣言》上签名，后来仔细将《宣言》看了一遍，觉得数章氏之罪，未免有舍本逐末之病。钱玄同认为章士钊的根本罪恶乃是无耻（讨好段祺瑞）与复古（反对新文化与国语），从这点出发，见诸行为，则有用武力驱逐女师大学生之事。其解散女师大，若单就什么“嚣张”等而论，虽顽旧，尚可恕；而彼则不然，自做解散女师大之呈文起，直至刘百昭侮辱女生，处处着眼于什么贞操问题，此辈思想与国光不出屄卵之交涉，真可谓污秽卑劣之至，此实最不可恕者。鄙意拟直将此数点叙入，庶几有当于扼要据源。不过如此一说，有许多旧的、新的君子们，又不愿签名了，所以或者不加也好。钱玄同所说的章士钊的复古，是指他1925年4月当上教育总长后，复刊他在1914年主办的《甲寅》月刊，曰《甲寅周刊》，在封面上画了一只老虎（按：寅属虎），译名定为“The Tiger”，章士钊一贯反对白话文和注音字母，主张小学生应读经。为了对付这条新文学与国语运动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钱玄同与黎锦熙两人以私人名义倡议创办了《国语周刊》。果然，11月份，章士钊操纵的北洋政府教育部竟倒行逆施地决定废止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白话文，从小学起增设读经课。重新树起孔子教主的偶像，钱玄同十分气愤，当时不少人著文痛击章士钊。1926年，章士钊去职。3月，段祺瑞政府残酷镇压反帝反封建的游行示威群众，酿成“三一八惨案”，刘和珍等人壮烈牺牲，鲁迅曾写了《纪念刘和珍君》予以追忆。北京师大为范士荣烈士建立纪念碑，钱玄同写了碑文。
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不仅经常镇压屠杀学生，而且还随意干扰教育。1923年5月31日，钱玄同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五四”与“游园”与“放假”》，批评当局在“五四”那天让学生游园而随意放假一天。他说，学校“五四”本不放假，却为总统府开游园会让学生佩徽章结队由职教员率领前往而停课一天。而且现在总统府占据中南海，那个“园”本是公共的地方，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游的。不料那个什么“府”不顾公德地将它霸占了去！霸占了去也罢了，偏偏还要效法前代独夫民贼“子惠元元”“与民同乐”的意思，说什么“开放”，什么“游园”！哼！
随着“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爆发，外患日益严重，而反动政府却仍在为争权夺利斗个不休，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无不感到痛心疾首。钱玄同给黎锦熙、罗常培写信，感叹自己没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能力，简直不知究竟该做什么事才对！想来想去，感到还是从事国语是分内应做之事。他建议以刘继庄的生年，即公元1648年，作为“国语纪年”，以表彰他探索新文字的首创之功。钱氏一生都把刘继庄的名言“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得谓之人”作为座右铭，眼看国难日深，钱玄同感到“百无聊赖，而又满腔孤愤，抑郁难语”。曾辞谢别人约他到饭馆吃饭，他说：“缘国难如此严重，瞻念前途，忧心如，无论为国家为身，一念忆及，便觉精神不安，实无赴宴之雅兴也。”又曾给胡适写信说：“我从热河沦陷以后，约有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之事。我并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实缘彼时想到火线上的兵士以血肉之躯当坦克之炮弹，浑噩的民众又惨遭飞机炸弹之厄，而今之东林党君子，犹大倡应该牺牲糜烂之高调，大有‘民众遭惨死事极小，国家失体面事极大’之主张，弟对于此等惨象与新宋儒，实觉惨伤与愤慨。因此对于许多无谓之应酬实不愿参与，盖一则无心谈宴，一则实不愿听此等‘不仁的梁惠王’之高调也。自塘沽协定以后，至少河北民众及前线士兵总可以由此少惨死许多乃至全不遭惨死，故现不再坚持不饮宴之主张了……弟年来百无聊赖，而又满腔孤愤，抑郁难语，因谈到吃饭问题，不禁又刺刺不休地写了这许多废话，其实也无聊得很，不再写下去了。”此信写于1933年6月6日，正是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定卖国的“塘沽协定”没几天，这年春天，他曾把家眷送到上海去住，自己也想离开北平南下。《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他误认为华北或可苟安一时，故和黎锦熙一起约请胡适到广和庄吃饭。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日益加深。日本是中国清朝以来的重大敌人，钱玄同虽在日本留学，但向来不喜欢日本人。（但他的大儿子钱秉雄高中毕业后，他让其到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以前，有时朋友介绍日本人来访问国语和音韵之类，他还勉强敷衍，以后就拒绝来往，凡宴会有日本人在座就不赴席。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塘沽协定》以后，看见日本人就远远地躲开，和我们谈话时只名之曰“我们的敌人”。1933年5月，华北傅作义的部队正在怀柔与日本侵略军苦战之际，南京国民党政府和日本侵略军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以致华北前线的作战部队遭受惨重的伤亡。当时胡适作了《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墓碑》的碑文，由钱玄同书写。墓碑建立在绥远大青山下的公墓。而墓碑建立之后，屈辱的《停战协定》签字人又有命令说，一切抗日的纪念物都应隐藏。于是傅作义在碑上加了一层遮盖，上面另刻“精灵在兹”四个大字。后来胡适有《大青山公墓碑》诗纪念这事。
1936年，日寇加紧进攻华北，北平文化界徐旭生、顾颉刚、黎锦熙等70余人签名发表宣言，对国民党政府提出抗日救国的七条要求，钱玄同也签了名。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7月29日，北平沦陷，北京师范大学准备迁到陕西，钱玄同因病未能成行，他也很想到南方去，无奈已经闹了好几次高血压病，弄得不敢走动。钱玄同是在他父亲62岁时出生的，自幼体质很差，从小严厉的旧式教育也损害了身体，他曾感慨地对他的学生魏建功说：“我这双腿一点力都没有，实在吃亏大了，全是小时候念书站坏了！当我父亲在苏州住家的时候，我在家里跟先生念书，整天上午站在‘脚踏’上，等放学到内宅里去，脚麻腿软，走都不能走，奔到一张小凳子坐下好半天还不能立起来。现在走一步路都骇怕！”他的眼睛也很近视，所以林纾在《荆生》的小说中，以金心异影射钱玄同，说那位铲除新文化运动的伟丈夫“取其眼镜掷之”。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以“金立因”指代钱玄同，“金”字为钱字的左边一半，“立”的草书近似“玄”字，“因”与“同”望之形似，似乎是讽刺钱玄同近视。他个子矮小，很早就发胖，也是鲁迅讽刺的对象，在给许广平的信中，称“金立因”为“肥胖有加，而唠叨如故”，又有《教授杂咏》一首影射钱玄同：“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着重号为引者所加）1925年，他继续担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一次乘人力车外出，在西四被一辆土车撞倒，伤了右臂。此后，雨雪天出门，便有戒心，他40岁以后就用手杖。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患神经衰弱，每天早晨以冷水冲颈。从1929年以后，患高血压症，血管硬化，神经更加衰弱。1934年冬，有一次在师大讲课时，头晕目眩，几乎晕倒。1934年，他的好友刘半农去世，终年仅44岁，不久他的学生白涤洲去世，终年仅30岁，使钱玄同十分伤感。1935年10月，他的右眼忽患网膜炎，血压又有增高，几乎写字都有困难。在给章太炎的信中说：“以悼心失国，宿疴加剧。”又给魏建功写信说，未能按时给他的《古音学研究》作序，原因是“头目眩晕，息偃在床”，又云“本年1月22日，忽罹目眚，精神疲惫，伏案不及一小时，辄觉头重，心悸手颤，暂时不能用脑”。这一年，黄侃去世，第二年，他敬爱的老师章太炎去世。1937年，钱玄同病困沦陷的北平，第二年，恢复旧名“钱夏”。魏建功南下之前，钱玄同对他说：“我要你替我刻一方图章，现在我恢复我的旧名了—就刻“钱夏玄同’四个字。”这是他从事革命反对清廷时候的名字，自从8月8号（1937年）日本兵进了北平，他又再拿来表示一个新的民族分野。北平沦陷以前，他认为凡去伪满和冀东伪组织谋求职业或受聘教课的都叫“汙伪命”。日寇一占领北平，就开始邀请、笼络文化界的人士，钱玄同拒绝见面，多次寄语西迁的友好人士，表示决不“汙伪命”，“汙伪命”是他的常谈，他认为凡是从敌伪组织谋到职业，或应聘教课的，都叫“汙伪命”，曾向从西北联合大学来北平的前北平师大秘书汪如川说：“请转告诸交放心，钱某决不作汉奸！”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烈士暮年，病体难支，目睹国难深重，钱玄同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他恢复“钱夏”之名，以明敌忾之意；又改“疑古”为“逸谷”或署“逸叟”，又号“忆菰翁”。或称幼名“师黄”，也间称“德潜”，又欲称“鲍山病叟”之号，刻“病叟”、“逸谷老人”之印，都寓困居思旧，无可奈何之意。他在逝世前两年，具体说是1937年8月20日，曾给周作人写信云：
苦雨翁：多年不见了，近来颇觉蛤蜊很应该且食也，想翁或亦以为然乎？我近来颇想添一个俗不可耐的雅号，曰鲍山病叟，鲍山者确有此山，在湖州之南门外，实为先六世祖（再以上则是逸斋公矣）发祥之地，历经五世祖高祖曾祖，皆宅居此山，以渔田耕稼为业。逮先祖始为士而离该山而至郡城，故鲍山中至今尚有一钱家浜，先世故墓皆在该浜之中。我近来忽然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故拟用此二字。至于病叟二字，系用说文及其更古（实是新造伪托）之义也。考《说文》，疒，倚也，人有疾痛，象倚著之形。古甲骨文，象人手持火炬在屋下也。盖我虽躺在床上，而尚思在室中寻觅光明，故觉此字甚好。至于此字之今义，以我之年龄而言，虽若稍僭，然以我之体质言，实觉衰弱已甚，大可以此字自承矣。况宋有刘羲叟、孙莘老、魏了翁诸人，古已有之乎？（此三公之大名恐是幼时所命也）对病叟二字合之为一瘦字。瘦雅于胖，故前人多喜以癯字为号，是此字亦颇佳也。且某压（按：指血压）高亢之人，总宜茹素使之消瘦，则我对于“瘦”之一字亦宜渴望之也。因惮于出门，而今夕既想谈风月，又喜食蛤蜊，故遣管城子作鳞鸿，（天下竟有如此之俗句，安得不作三日呕乎！）以求正于贵翁，愿贵翁有以教之也。又《易经》中有“包有鱼”一语，又拟援叔存氏之高祖之先例，（皖公山中之一人，称为完白山人）称为—包鱼山人，此则更俗矣。
诚如他自己所说，他虽躺在床上，而尚思在室中寻觅光明，然而国难一发而不可收，在敌人的注意之下，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写信也只能用隐语。他于日军入北平城之日，因禁街被困在中海，深夜回家，血压突高，病卧旬日。他的学生在南方的，写信与他，内中隐语太多，几乎弄得他也要被“优待”。黎锦熙先生说，似此种种情形，他的病如何能好？而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西北联大还排着他的音韵功课，给假一年，由我代理。1939年1月17日下午时3刻，钱玄同终因脑溢血病逝于北平德国医院，终年53岁。他的同事、学生多已离开敌伪统治下的北平，所以他死后是非常的冷落。直到5月5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在陕西城固的西北联合大学内举行“钱玄同先生追悼会”，后有《钱玄同先生纪念集》铅印本问世，由许寿裳题签，内容以黎锦熙先生写的《钱玄同先生传》为主，扉页印有国民党政府的褒扬令曰：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钱玄同，品行高洁，学识湛深。抗战军兴，适以宿病不良于行，未即离平；历时既久，环境益艰，仍能潜修国学，永保清操。卒因蛰居抑郁，切齿仇雠，病体日颓，赍志长逝。溯其生平致力教育事业，历20余载，所为文字，见重一时，不仅贻惠士林，实亦有功党国，应予明令褒扬，以彰幽潜，而昭激励，此令。
国立北平师大的祭文是：
呜呼先生，一代名师；学出余杭，不囿藩篱。文字音韵，博采群规；金石甲骨，剖难折疑。不惟阐古，抑且开今；编《新青年》，满纸瑶林，作狮子吼，发海潮音；鼓吹学子，一扫阴沉；五四运动，赖有指针，文艺复兴，匪异人任。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文系同人深知钱玄同一生推行国语，不喜文言，因而祭文是用白话写的，这在祭文中是不多见的，也很好地概括了钱玄同的一生，特别说到他“用历史的眼光，结算2000年的‘经今古文’的糊涂账；用科学的头脑，推定顾炎武、江永、段玉裁以来不能确知的古韵音读；用甲骨金文疏证说文的错误；用考辨方法厘定古书的真伪”。
顾颉刚的挽诗有“宗师叹零落”之句，同门许寿裳更感伤：“滞北最伤心，倭难竟成千古恨。游东犹在目，章门同学几人存？”钱玄同的知友—他亲切称呼的“劭西伙计”，即黎锦熙先生（钱氏任师大国文系主任时，黎先生为文学院院长），所写的挽联是：
去岁咱们应当纪念献廷，谁知三百年间，挺生的文字革命专家，又成骑鹤！
昨春先生仍复改名钱夏，那料二千里外，正是这汉水发源区域，便与招魂！
在沦陷区的北平，《燕京学报》第二十五期发表了容媛《悼钱玄同先生》一文，有简略的著作系年。钱玄同除了批评周作人太注重享受外，也把他看作知交。钱玄同死时，周作人尚未变节。钱氏死后，周作人的悲痛是真挚的。他作了四副挽联，其一云：“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上联自注云：“前屡传君归道山，曾语之曰，道山何在？无人能说，君既曾游，大可作记以示来者。”下联自注云：“余识君在戊申岁，其时尚号德潜，共从太炎先生听讲《说文解字》，每星期日集新小川町民报社。同学中龚宝铨、朱宗莱、家树人均先殁，朱希祖、许寿裳现在川陕，留北平者唯余与玄同而已。每来谈常及尔时出入民报社之人物，窃有开天遗事之感，今并比绝响矣。”钱玄同去世后百日，周作人说他破了2年多不说话的戒，下了很大的决心，写了文章纪念钱玄同，对他写作杂文的能力非常欣赏，极口称赞他的人品、性格，认为“民国以来号称思想革命，而实亦殊少成绩，所知者惟蔡孑民（元培），钱玄同二君子可当其选。”评价是极高的。有像黎锦熙、周作人这样的知音真切的怀念，钱玄同若地下有知，也足以宽慰了。
钱玄同死后，留下三个儿子：长子钱秉雄，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长期任中法合办的孔德中学教师，教务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孔德中学改为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钱秉雄任校长，现早已退休。三子钱三强幼名秉穹，北京大学理预科毕业，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后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后考取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公费留学生，1937～1948年在巴黎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学习、工作，获博士学位，为著名核物理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前几年去世。五子钱德充，幼名秉充，辅仁大学生物系毕业，任北京铁路二中化学教师，现已退休。
钱玄同常引谭嗣同之语“少遭纲伦之厄”，自称是“纲伦压迫下的牺牲者”，晚年诗中还有“切齿纲伦斩毒蛇”之句。后来大概觉得光“切齿”还不够，于是改为“打倒纲伦斩毒蛇”，对纲伦的痛恨可知。他以一个启蒙学者的良知，一生都在做打倒纲伦的工作，具体说来，不外乎两大任务，第一就是捍卫共和制，防止封建主义的复辟和以任何改头换面的方式出现；第二就是唤醒民众，铲除东方化。所依据的学理就是请出西方的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和穆姑娘（moral道德）。黎锦熙先生赞扬他抨击纲伦不遗余力，而自己的人格十分伟大，“术业专壹而识解宏通，议论激昂而持躬谨介”。一般人听到他对纲伦的攻击，认为此君身于“旧礼教”之解放自不待言，至少总有点儿“浪漫”的举动了，殊不知竟大谬不然，钱先生自己一生在纲常名教中，可真算是一个“完人”啊！他的“喜怒哀乐”虽然未必“中节”，可是“子臣弟友”已办到完全“尽分”。只说他民国七年（1918年）提倡“新文化”，打破“旧礼教”以后：他对于他哥哥，还是依旧恭顺，他总怕他哥哥看到了《新青年》，他哥哥后来还是看见了，对他并没有说什么；他极端反对阴历，绝对不再行拜跪礼，但他哥哥逝世前几年，他还是依旧于阴历年底带着妻子到他哥哥家里去跟着拜祖先；他常陪着他哥哥和嫂嫂同到德国饭店去吃饭，因为他哥哥是爱吃西餐的。他到晚年，他嫂嫂80岁了，著有关于清代闺媛诗文的目录书若干卷，他给付印，亲自校对，并给她编了一个依着“广韵”排列姓名的索引。他对于和他“年相若”的侄儿钱稻孙与其弟穟孙，虽宗旨很有些不同，可是在家庭中总是极友爱的，见面时十分客气。他对于青年男女婚姻问题，主张绝对自主，做父母的绝对不可干涉，所以他的大儿子秉雄到30岁才订婚，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一星期，他才柬请“旧雨”“今雨”们约百余客，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给他们举行订婚仪式，他自己致辞，主要的意思是子女的婚姻，父母管不着。“管不着！”这三个字用极强调的国音喊出来。还有壮烈的呼声：“我是向来反对包办式的婚姻的！”周作人、魏建功等人都在场，黎先生说，只此一句，颇有20年前《新青年》时代的风味。黎先生南下前，钱玄同带着保留订婚的纪念册到中海，请他必须用注音符号题一首白话诗，黎先生写道：
从友谊到恋爱，
如同相谐登宝塔。
今天我祝你们俩，
果然就成了“伊和他”。
还得努力往上爬！
黎先生说，只看此一事，可知钱先生在家庭方面，是要努力贯彻“新文化”运动的主张，而又极笃于天性的。至于“君臣”一伦，现代民治国当然改到国家政府与人民或公务员的关系上，钱先生平常虽有名士的脾气，但在学校里办公，很能重视法令，不越规矩，而且忠义耿耿，即如在师大，一遇波澜，力与维护。“朋友”一伦，钱先生常引谭氏“有乐无苦”之说，自不在其“切齿”之列，而他天性诚恳，特别重气谊，讲厚道，对于老朋友号有时闹意气，对于“遗少”式的学生们虽有时要痛骂一顿，但终于还是帮助他，维护他，惟有和他宗旨太违反的或行为乖谬，被他发现的，他就“望望焉去之”了。魏建功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极不以“首鼠两端”反复于绝不相容的理想中的人为然。周作人说，钱先生对人十分和平，相见总是笑嘻嘻的，诚然他有他的特殊脾气，假如要去叩见“大人先生”，那么他听见名字，便会老实不客气地喝骂起来，叫说话的人下不来台。若是平常作为友人来往，那是和平不过的。他论古严格，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他常诙谐地称为贴水膏药，但在我实在觉得是极难得的一种品格。尤其是对于“夫妇”一伦，黎锦熙说，钱先生自己的操守，竟非揎拳努目要维持“旧礼教”的老头子们所能及其万一，他的太太徐夫人，当然也是“旧礼教”下成立的婚姻，在前清旧家庭的子弟，何曾梦想到什么“从友谊到恋爱”？他的太太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就大病，经过几次危险，长期都未复元。钱先生尽力医药，“大世兄”亲自服侍，十年如一日，有些朋友劝他纳妾，因为那时候法律上并无明文禁止，在他家庭环境之下又是能许可的，但他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他向来不作狭斜游，说如此便对不起学生。他一辈子没有交过女朋友，说他自己最不喜看电影，难于奉陪，又不贯替人家拿外套。他有时和我“雅谈”，说他感到有些“鹅绒”（这又是他的常语，新文学作品中“天鹅绒的悲哀”的省略），有时报告我：“今日我又掉了车轮子”—这是古典“脱幅”二字的白话翻译，因为他有时回家和太太言语别扭。可是他对于夫妇一“伦”，始终如一。如此看来，钱先生这种言论与行动的矛盾，究竟应该怎样解释？教育家必曰：因为他少时的教育与环境，被“旧礼教”拘束得太紧，所以环境一改，意识一变，言论上的反动就一发不可收；也就因为他少时被“旧礼教”拘束惯了，成了个人的第二天性，加以他的第一天性一定也是拘谨的，所以环境虽改，意识虽变，言论虽激，而行为上究竟拗转不过来。这种解释，自然也说得通，然还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钱先生这种矛盾的统一，他早有他的学说，他确能咬紧牙关来实践他的这种学说，这是他伟大的精神，而一般人应该取法，却还苦于不知道的，我今特表而出之。他说：“‘三纲’者，三条麻绳也，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代代相缠，缠了二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得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的头上！孩子们也永远不得再缠在下一辈孩子们的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这段话，是钱先生时常对我说的，他不是拿来解嘲，他确有信仰，他确能实践，吁嗟乎先生！你真成了“纲伦压迫下的牺牲者”了！吁嗟乎先生！你又成了“新文化”运动揭幕后的牺牲者了！这种殉道者的精神确实悲壮感人。
黎先生又分析说，钱先生的思想和人格，若照先秦诸子的旧说法，是“逃杨而归儒，逃儒而归墨”，他晚年写给我和罗常培先生的信末，还引了刘献廷的几句话：“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得谓之人。”他把这几句话当座右铭。他平常总是个“功利主义者”，所谓“功利”，谓“最大多数人之最大幸福”。他曾让我用铁线篆的注音符号写一副对联：“打通后壁说话，竖起脊梁做人”，我赞叹此两句正是矫时俗之弊，盖一般人是“竖起脊梁说话，打通后壁做人”也；他不虚伪，肯牺牲，只看前面所叙的事实就可以知道，“竖起脊梁”这一层，他在工作上著述上可谓完全办到。他常说：“心有余力而不足”，胡适批评他：“玄同议论多而成功少。”他自己说：“岂但少也，简直是议论多而成功无”！我因此戏赠他一联：“心有余而力不足，议论多而成功无。”话虽如此，他以一个“考古求真”的专家，而时时要为“致用求适”的贡献，清末一转变就“逃杨”而做革命党人，民4（1915年）再一转变就“逃儒”而倡新文化，致力国语运动，他矢志“斡旋气运”，不“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这一点墨家精神，也就算成功了。
钱玄同自述，“我研究学问是小学，经学”，小学和经学是国学的大宗。他与黄侃、吴承仕并称章门三大弟子，从这一方面看，无疑是个典型的国学大师。后来又“不惟阐古，抑且开今”，致力国语运动，表现出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的精神。人们一提到国学大师，总不免想到他们都是些学究气很浓的人，确实有不少国学大师是这样。钱玄同则是一个不为世俗所拘、有鲜明个性的国学大师。他连自己的姓也不在乎，说“要像扔掉破鞋那样扔掉！”又说，和尚没有姓，满洲有姓而不用，中国有一位刘师复，废姓而单称师复，日本有一位宫武外骨，废姓而称外骨，或称半狂堂外骨。夫我，亦行古之道也。我是汉字的叛徒，那么，不等到拼音字通行，先把名字加长一下子，或者玄同算作名，疑古算作号，疑古玄同算是名号并称，也使得，使逆迹更加昭著些，也好。疑古玄同是全写了的正式名字，平常书写，自可从简；或简称疑古；有时也许要掉弄笔头，疑古改写音同的夷罟，逸梏，易古……或单写音标。晚年给人写信，有用罗马字母拼的“掇献玄同”四个字，表示要继续南明刘继庄的遗绪，致力国语运动。他善于谈天，也喜欢谈天，常说上课很困倦了，下来与朋友们闲谈，便又精神振作起来，一直谈上几个钟头，不复知疲倦。其谈话庄谐杂出，用自造新典故，说转弯话，或开小玩笑，说者听者皆不禁发笑
在十恶不赦的纲伦中，首恶元凶莫过于皇帝制度了。1924年岁末，钱玄同写了《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一文，第二年发表在《语丝》第八期上，这篇文章详细记述了他从1895年至1924年，即从9岁到38岁这30年间的经历及政治思想的变化。他一度极端“尊崇本朝”，对清朝“奉天承运”的神圣地位不敢有丝毫的怀疑念头。后来因受大变革时代的激荡，大受刺激。那些振聋发聩的反清排满书刊，虽然往往十分偏激，但迎合了人们对几千年皇帝专制制度的仇恨，现行的王权更是众矢之的，更何况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受制于少数民族政权，这对于向来是“以夏变夷”“未闻变于夷”的华夏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来说，是断然不可接受的。像1903年以前至1906年的出版物，包括《国粹学报》，还有陈佩忍的《清秘史》，陈焕章的《中国民族发达史》，这些书的内容都是“提倡保存国粹以发扬种姓，鼓吹攘斥满洲以光复旧物”的。同时有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宋渔父主撰的《民报》，对于所谓“三民主义”，惟“民族”“民权”两义有所发挥，而关于“民主”之议论则极少。后来由章太炎、陶焕卿编辑，更偏重于“民族”了。章太炎是史学大师，对中国历代攘除蛮夷的史实了如指掌，信手拈来都是宣传反清复汉的证据。钱玄同在日本留学时，章太炎给他写过不少信。有一次在信中谈到向来被视为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的问题，章氏对此是很有保留的，他说，关于黄帝的记载，各书众说纷纭，都不可靠，而现在清廷大敌当前，大家都拿黄帝来激发汉人反清的热忱（如当时流行黄帝纪年就是很好的一例），章太炎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从学术上去追究黄帝的有无及时代，可见那时凡有助于反清排满的，无不可用作舆论工具。当时为《民报》撰文的都是重要革命党人，如陈天华、宋教仁等，辛亥革命前发挥民权共和之议论者，首推《民报》，影响是巨大的。它作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把革命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著名的“三民主义。”钱玄同当时也是同盟会员，对此深表赞同。他后来没有加入由同盟会改组成的国民党，但一生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有好感。如果说《民报》等还很注意保存“国粹”以“发扬种姓”的话，那么吴稚晖、李石曾主办的《新世纪》，对旧的一切绝对排斥，主张全盘欧化。钱玄同说，他对那时《新世纪》的其他主张，反对的很多，但吴稚晖用秽亵字样丑诋满廷，却增加了他对于满廷轻蔑鄙夷之心不少。吴稚晖于1903年“苏报案”发生后，亡命香港、伦敦，后加入同盟会，并与李石曾、张人杰在巴黎成立“世界社”，创办《新世纪》杂志，宣传无政府主义。吴稚晖在《苏报》上抨击清廷已非常激烈，这时更加没有顾忌了。钱玄同当时也视清廷为不共戴天之敌，认为凡汉族的都是好的，凡满族的都是坏的，辛亥革命后，以为光复汉族旧物的时代到了，作《深衣考》，并自制“深衣”穿着去上班，说明他那时的民族意识还很强烈，很幼稚，但很快通过自我反省，思想上起了崭新的变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对清廷的认识也比较开通了。
他说：
这几年来，我常常对朋友们说，1912年2月12日以前的满族全体都是我底仇敌。以这一天以后，我认满人都是朋友了，但溥仪（他“下人”和“三小子”即所谓“遗老”也者也都包括在内）仍是我的仇敌，因为还要保持伪号，使用伪元，发布伪谕……但我又常对朋友们说，我虽认溥仪为仇敌，可是我丝毫不想难为他，只希望他废除伪号，搬出伪宫，侪于民国国民之列，我便宿恨全消，认他为朋友。我并且承认他到这适合的年龄，一样有被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资格。今年11月5日，我底希望居然达到了，所以我高高兴兴地做了那篇《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升迁之喜并祝进步》的文章……我方且以为从今以后，我们对于爱新觉罗氏窃位268年的事实，应与刘渊、石勒、拓跋珪、李存勖、石敬塘、阿骨打、忽必烈等底窃位同等看待，还他历史上的地位，不必再存仇视之心了。
关于那篇《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升迁之喜并祝进步》就发表在1924年创刊的《语丝》第一期上。文章一开头就深刻指出，一个人要是沦为强盗、瘪三、青皮、痞棍、土豪、地主、王爷、皇帝等等，他们的生活方面虽大有贫富苦乐的不同，但其丧却人的地位则完全一致。这些人不能完全享有人权，于是常常要做出许多没有人格的事来，好好的人们便要遭他的损害，于是他便被好人们所敌视了。据说一千几百年以前有一个木厂里的少掌柜的叫人们要爱敌人，他的理由怎样，且不去管它，我用断章取义的办法，很赞同这句话，但我以为在敌人的武器没有毁灭的时候是不应该爱他的，到了敌人的武器毁灭以后便应该爱他的。爱他的第一步便是要恢复他固有的人格和人权，对于一度享受九五之尊的宣统皇帝也不例外：
北京城里有一位19岁的青年，他姓爱新觉罗，名溥仪……原来他底祖宗在300年以前不幸沦入帝籍，做了皇帝，不克厕于编户齐民之列。他家父传子，子传孙，传了好几代，经了300多年，干了许多对不住人的事体。到了13年前，有的人起来向他家奋斗，居然把他家底武器毁灭了，但是还给这位青年留下那个极不名誉的名目叫做什么“皇帝”的，而且还任他住在不是住家的房子里，还任一般不要脸的东西，常常弯了腿装矮子去引他笑，低下脑瓜儿扮成叩头虫的模样去逗他玩，以致于把这位年龄已到了应该在初级中学毕业的时候的青年，弄得他终日如醉如痴，成了一个傻哥儿。他在六年前还被那班不要脸的东西簇拥到外面来胡闹了一回，险些又要恢复了那毁灭了的旧武器，再来做对不住人的事体。他弄到这样的地步，真是他的大不幸……他家自从1644年到北京以来，到现在整整地280年了，为什么他还得不到北京市民的参政权？他这样的不幸，不消说得，便是“皇帝”这名目害了他……由此可知13年以前毁灭他的武器而留下“皇帝”这个名目给他，真是不彻底的办法，不但他有时要借此胡闹，弄得咱们受累，并且使他因此而不克恢复他固有的人格和人权。咱们也实在对不住他。
这几年来，我常常对人家说，我很希望这位19岁的青年力图向上，不甘永沦帝籍，自动的废除帝号……上厕于民国国民之列。但我这希望终于是希望而已。
现在爱新觉罗溥仪君自己虽然还未觉悟，未能自动的超越自己，而有冯玉祥君，黄郛君，鹿钟麟君，张璧君，居然依了李石曾先生等明白人底建议，于1924年11月5日，派了人去劝告爱新觉罗溥仪君：“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称号。与中华民国国民享受同等之权利。”“清室应按照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迁出宫禁，以后自由选择住居。”爱新觉罗溥仪君一一照办，立刻搬出那“不是人住的房子”而且到他的本生的老太爷底府上去住了……从此超出帝籍，恢复他固有的人格和人权了！爱新觉罗溥仪君！我很诚恳的向您道喜：“恭喜，恭喜！恭喜您超升啦！”
钱玄同以他那畅达幽默的文笔，刻画了那一帮在主子面前叩头作揖的奴才们的丑恶嘴脸，更揭露了腐朽的帝制害人害己的本质。既然恭喜爱新觉罗得到了新人格，希望他看《新青年》杂志和《晨报副镌》等报刊，好好补习这些初中程度的科学常识。选读几部白话文学的作品，过了两年之后大可去考高中或大学预科，将来更可到外国去留学。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知识丰富、学问深厚的人，幸福就不可限量啦。对于这位19岁的青年，钱玄同在文章的最后还劝溥仪正确对待婚姻问题，不要去看二十四史的皇后外戚传。
钱玄同心里明白，那些一旦上了皇帝瘾的人，要他自动除去帝籍，简直是与虎谋皮。溥仪也属于“不辨菽麦”的那一类，虽然慑于冯玉祥等人的武力，不得不委曲求全，但一有机会，是不会不梦想东山再起的，果然：
岂知近一月以来，溥仪竟白昼见鬼，躲到日本公使馆去，而某某两国的无聊人，死不要脸，长垂豚尾的遗老，以及想偷伪宫古物的流氓，他们“三位一体”，捏造谎言，阴谋捣乱……我于是把对于亡清的武装已经解除了的，现在又重新要披挂起来了，看他们那些勾结外人来捣鬼，说不定仇恨之心比以前还加增些。
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那种叱咤风云的战斗精神丝毫未减。在提倡文学革命之时他特别强调，独夫民贼与文妖上下齐手地把中国语言、文学都弄坏了，必须进行彻底改造，使他们不再成为旧思想、旧制度的躯壳。1924年他在《语丝》第二期发表了《随感录》，共有五个题目，其中第四个是《〈尚书〉和〈易经〉为祟》，他指出：故宫神武门内的扁额，对联上面的名目字句十分之九出于儒家经典《尚书》和《易经》，《尚书》尤多。这两部书帮助了2000多年的独夫民贼，给他们大搭其臭架子，居然压服了2000多年的忠臣贱儒，叫他们扁扁服服地恪守其奴才之本分。第一个题目是《不通的外行话》，批评报纸上发表的关于“清室善后”的消息中“散氏盘系清初阮文达公所献，系上古三代时物”这句话是个病句。第二个题目是《清室溥仪》，批评国务院令中“清室”称谓有语病，不应加上“清室”，使用“清”字。他说，取消“清帝”的称谓，乃是把“帝”和“清”同时取消。有“帝”而后有“清”，“帝”之不存，“清”将焉附？对这位脱离了帝籍的青年，对他应该或单称曰溥仪，或连名带姓称爱新觉罗溥仪。第三个题目叫《清君侧》，不同意报纸上报道冯玉祥把总统曹锟的下属李某捉去是“清君侧”。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钱玄同都注意到了，反映了他对各种封建社会的遗毒是从不放过的。针对那些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论的遗老遗少，他在第五个题目《“持中”的真相说明》中予以讥讽：
有些人们说，欧洲人“向前”，印度人“向后”，都不如中国人“持中”的好，我因此想起某书上记着一幅挖苦叶名琛的对联：
不战、不和、不守；
不死、不降、不走。
我觉得这大概可以作为“持中”派真相之说明了。
鲁迅看了此文，在《语丝》第五期上发表《我来说“持中”的真相》。他说，中国人的“持中”是“骑墙”或是极巧妙的“随风倒”，如果改了那副对联来说明，就该是：“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都揭穿了那些高颂《中庸》之“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之徒首鼠两端的本质，暴露了传统文化的痼疾。
1919年新年第一天，陈大齐写了《恭贺新禧》一文，登在《新青年》六卷一号首篇，他说地球的运行，本来没有始终，所以并没有天然注定的元日。今天是民国八年（1919年）的元旦，那班讲“夏正”的先生们定要说他是戊午年十一月三十日，其实我们拿了“六月六狗生日”来做元旦，也未尝不可。我们任意选定了一天当作元旦，便互相恭贺起来，似乎也太没意义了！即使有天然注定的元旦，这也不过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对于人生毫无意义，有什么可贺的价值？假使有可贺的价值，则“野日头吃家日头”的时候，衙门的大堂上咚咚地敲起鼓来，也是极有意义、极有价值了。他认为应当废了那无意义的恭贺去找一桩有意义的恭贺来代替，而一年之中，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上看起来，比那元旦有可贺价值的日子也有好几天，其中最该恭贺最该纪念的日子，那就是10月10日。
民国前一年的10月10日，不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第一天抬起头来做人的日子吗？我们国家几千年的国民，虽然有了人的身体，却没有人的资格。被独夫杀了，还要说“臣罪当诛”；被独夫奸淫了，还要说“天恩高厚”；被古人闭塞了聪明，还要说“道贯古今”。做皇帝的奴隶，做家庭的奴隶，做古人的奴隶，层层的奴隶，真是暗无天日。到了民国前一年的10月10日那一天，武昌起了革命，虽然没有把层层的奴隶完全摆脱了，却因此生出一种觉悟来：从此不做奴隶了，要做人了—这一天实在可以算得我们国家更生的日子或是做人的生日。从民国建设到如今，足足的过了7年有零，虽然是积重往返，依旧做皇帝—名称自然已经换了—家庭古人的奴隶，但是自觉的萌芽已经出了。从此培养起来，便有做人的希望了，正如一个小孩子初出娘胎，虽然还没有成人，却已有了成人的希望。但是现在的国民，明白这可乐日子的有几人？所以我们总须想法把这可乐日子印到一般国民的脑里去才好。况且做人的萌芽才7年，整日地风吹雨打，两三次几乎没性命，现在虽然还吊住一口气，早已是奄奄一息的了。所以我们更应该把这可乐的日子印到一般国民的脑里去，使他们知道双十节是最可乐，做人的萌芽是最可宝贵，好让人家齐心努力培养这萌芽，使子孙将来享做人的幸福，不要被雨把这初出的萌芽糟蹋了。最后他提议，从今年的双十节起，写个帖子，大家恭贺幸福。
钱玄同在这篇文章的后面加了按语，他很赞成陈大齐的主张，即把1月1日的祝贺新年废止，改为10月10日祝贺中国国民做“人”的纪念。他说，365日算一年，每年有个第一日，实在没有该配祝贺的理由。有人说：我们民国国民，应该和那些遗老遗少不同；现在是我们的民国八年（1919年）1月1日，不是他们的夏正戊午年—或宣统十年—十一月三十日，我们遇到自己的正朔，应该特别喜欢，所以要祝贺。我以为这话似新实旧，要知道“改正朔”这件事，是那独夫民贼的野蛮应用，我们为改良起见，所以用世界公用的文明阳历，这阴历并非中华民族国专有，不过改历之初，止改月日，将来如能改用公历纪年，那就更便利了。若从中华民国自身说，他是公历1911年10月10日产生的，那一日才是中华民国的真纪元，就中国而论，这日是国民做“人”的第一日；就世界而论，这日是人类全体中有4万万人脱离奴籍，独立做“人”的一个纪念日，这真是我们应该欢喜，应该祝贺的日子。像《民国历书》，所谓“春节、夏节、秋节、冬节”这些不伦不类的规定，一来阴历已经陈旧，二来这些自然现象有何可贺？规定这4个节日是荒谬绝伦。若说一年之中要有几个规定的日子快乐快乐，则除10月10日外，最有价值的就是1915年12月25日，那是中华国民第二次脱离奴籍，抬头做“人”的纪念。此外如1912年1月1日的共和政府成立，同年2月12日的皇位推翻，也是可以纪念的。就是1917年7月12日京津一带除下龙旗，再挂五色旗，也可以算作一种纪念。但进一步想，这阳历过年，挂挂国旗，写写贺年帖子，说说“恭喜恭喜”，也可以使那一班现用阴历的国民知道民国改用公历已经实行，所以也不能算全无用处。但是这种用处，是一时的，再过几年之后，国民渐知阳历比阴历要便利，改用阳历的人，一天多似一天，那些遗老遗少渐渐死尽，不能复为祸祟，什么“夏正”“夏历”的鬼话，没有人讲了，到那时候，这公历岁首的“恭贺新禧”帖子，真正觉得没有一点意思了。
钱玄同并不是说说而已，他一向力主与世界文明的一致，采用公历，他给别人写信，日期写的是公历多少年，或写20世纪多少年。他所选定的几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无不是从反对封建帝制，提倡共和政体，启发国民做“人”的意义上考虑。
民国建立了好几年，竟有一些极端顽固分子，对清廷天朝大国恋恋不舍，视辛亥革命为叛乱，反动文人叶德辉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这位光绪进士，以反对康有为、梁启超变法著称，扬言宁可以明朝大宦官魏忠贤配享孔庭，也不可让康有为搅乱时政。1910年（宣统二年），湖南因水灾闹米荒，他囤积谷万余石，激起饥民抢米风潮，被清削籍，他失去了靠山。紧接着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他只好出游。钱玄同摘抄了叶德辉编《观古堂书目》自序，云：“……17祖和靖山长佰昂公以元故臣，明祖屡征不起，子孙承其家声，不以入仕为荣，故终明之世，各房皆以科第显达，炫赫一时；独余茆园房世以耕读相安，丁男亦不繁衍，至国初（按：清朝，原文“国”字抬头写）始有登仕版者……”钱玄同评论道，原来此公家法，专以“入仕”异族之姓“为荣”者，所以此序末段有“辛亥鼎革避难县南朱亭乡中”之语，又序末署“乙卯”之年。考乙卯为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其时此公尚称清初曰“国初”，敬依程式，抬头书写，且称革命曰“乱”，但是何以民国三年（1914年）在北京时致黎宋卿之信，写“副总统钧鉴”字样，又于民国四年（1915年）之冬，在湖南做筹安会支部的部长呢？前者似与“乱”字有些冲突，后者又似于家法有些不合罢。
钱玄同一再强调，中华民国的建立，完全不同于封建时代的政权转移，他在《新青年》五卷三号发表随感说：
既然叫做共和政体，既然叫做中华民国，那么有几句简单的话要奉告国民。
民国的主体是国民，决不是官，决不是总统。总统是国民的公仆，不能叫做“元首”。
国民既是主体，则国民的利益，须要自己在社会上费了脑筋费了体力去换来。公仆固然不该殃民残民的，却也不该仁民爱民。公仆就是有时僭妄起来，不自揣量，施其仁爱；但是做国民的决不该受了他的仁爱—什么叫做仁民爱民呢？像猫主人养了一只猫，天天买鱼腥给他吃，这就是仁民爱民的模型。
既在20世纪建立民国便该把法国美国做榜样；一切“圣功，王道”“修、齐、治、平”的鬼话，断断用不着再说。
中华民国既然推翻了自五帝以后清廷四五千年的帝制，便该把4000年的“国粹”也同时推翻，因为这都是与帝制有关系的东西。
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彼此相待，只有博爱，断断没有什么忠、孝、节、义之可言。
钱玄同要重新披挂上阵，讨伐帝制，并不是多余的担心。溥仪虽然被武力赶出了皇宫，但他圆皇帝梦的企图从来都没有放弃，那些失去了主子，丢掉了乌纱帽，砸了饭碗的遗老遗少也时刻引颈而望，试图再沾沐圣恩。钱玄同在《语丝》第四期上发表《告遗老》，警告遗老们，不要妄图复辟，应该满意于溥仪舒舒服服地升为“一品大百姓”。遗老们也只有洗心革面，做共和制下的国民才是出路。钱玄同亲自参加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故宫文物检点工作，亲眼目睹了封建帝王的排场，而如今终于把皇帝赶出了皇宫，意义确是非同寻常。他在乾清门“清室善后委员会”发表了演说，曾经各报报道，他说：“去年溥仪出宫之日，虽然不敢说比双十节更重要，然至少亦与双十节同样重要，民国纪元前一年双十节为数千年来奴隶站起做人之日。然共和招牌下尚留此末代皇帝，则共和未完全，自从溥仪出宫那一天起，不但清‘皇帝’名号取消了，就是中国数千年‘皇帝’的名号也都消灭了，所以溥仪出宫的那一天，虽然不敢说是中华民国最光荣之一日，然而也可以算同双十节一样光荣。所以我提议以后年年此日，全国国民亦应当同双十节一样的庆贺……”双十节即指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首举义旗，各省响应，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但随后出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事件，说明想倒行逆施的人并未死心，而现在溥仪被逼出宫，实际上是帝制不得人心、走向绝路的标志，所以钱玄同特别重视。本年（1925年），他写了《中山先生与〈国民之敌〉》，标题是由易卜生戏剧《国民之敌》而集，文章各方面肯定孙中山一生“唤醒民众”的功绩，并指责某些人对孙中山的咒骂，可是咒骂过他的人却在他死后颂扬他：
最奇妙者，竟如一位姓“清”名“室”的人，居然送花圈到社稷坛去，居然对于13年前他想拿来处以极刑的“孙文”称起“孙中山先生”来！（岂独令人“肌肤起栗”，简直要“毛骨悚然”）这是什么缘故？
钱玄同对溥仪的警惕性后来证明是很有预见性的，这位19岁的青年，并没有听从钱玄同的劝告去看《新青年》等，去补习些初中程度的科学知识，恐怕正相反，去看钱玄同劝他不要看的二十四史皇后外戚传，梦想重新“奉天承运”。日本帝国主义正是看到这个人奇货可居，把他找去建立伪满洲国，虽然是个傀儡，但比“一品大百姓”要高级得多，竟睁着眼看着中国人民被屠杀，国土被瓜分，这就是一向高唱爱民如子的皇帝的真面目！日本奇货可居的用意是很早的，1924年11月28日《晨报》曾译录一节日文《北京新闻》的纪事：
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佐佐木亮三郎、狩野直喜、矢野仁一等三博士，以中国废弃清帝号，实为颠覆王道根基之暴乱行为，将与各方接洽之后，向中国当局提出恢复清室帝位之劝告云。
当时帝国主义在中国各霸一方，大好河山大多重镇，竟成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禁区，而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则从来没间断过。1925年发生的“五卅惨案”，就是著名的一例，事件发生后，钱玄同写了一篇立论高远、说理透彻的政论文，表现了一位启蒙学者的清醒认识。在这篇论文里，钱玄同把反帝与反封两项斗争结合起来考虑，主张一面积极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一面要用民主、科学思想和现代的文化知识“唤醒国人”，使他们脱离奴性，才有爱国的意识和卫国的能力。他指出“五四”以来有两个革命运动的口号，那就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外抗强权，指反抗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对于我国施行政治和经济的侵略，无所不用其极，我们绝对地应该反抗，这是天经地义，不容丝毫疑惑的。他进而追究帝国主义之所以能横行霸道的更深一层的根源，帝国主义岂止制造“五卅惨案”的英、日？侵略的行为岂仅这回杀了我几十几百个人？政治、经济的层层压迫，若没有亿兆人的努力反抗，而妄想轻轻松松地解除，天下没有这样便宜的事！所以“唤醒国人”反抗帝国主义，简直是咱们中国人今后毕生的工作。但这被唤醒的应该是国人全体，并非限于一般所谓民众，唤醒者自己亦当在被唤醒者之列。应该是互相唤醒，无论何人，决不应自居为全善全圣之上帝又超然于一切人们之外。“高调”有唱的必要，而“低调”也要唱一下，譬如，易卜生和托尔斯泰诸人的学说应该介绍，而放脚、剪辫的话也得要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老爹这三句话，真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帝国主义者侵略咱们，咱们固然应该反抗，但同时也应该自己反省一下，为什么他们不侵略别国而来侵略咱们呢？为什么咱们以前称为“洋鬼子”的，一旦他们兵临城下，咱们竟会有人不生心肝，不要脸皮，乖乖地高呼“洋大人”，双膝跪倒，摇辫乞怜呢？“为是者，有本有原”！咱们的不肖祖先编纂了许多《婢仆须知》，使家弦户诵者2000年于兹矣！这种奴才教育浃髓沦肌，自然异族侵入甘为洋奴西崽而不敢辞。是个国民，才有处理政治的天职，奴才配有吗？2000余年以来之中国人，既束身于《婢仆须知》之中，则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固其所也。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只唤醒极少数人。大多数人表面上也算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骨子里还是清帝国的遗奴（他们之中有反对清廷者，则是唐宋明之遗奴）。奴才本没有处理政治之天职和抵御外侮之义务，所以不管这些国家大事，所以像这回惨案发生，极少数人嚷得力竭声嘶，而多数人不是置若罔闻，便是莫名其妙。
这固然令人气破肚，但实在也不能怪他们，他们原是读《婢仆须知》出身的呀！所以“唤醒国人”是有脑筋的人唯一的工作，甚至是他们的“救命”工作，否则，这极少数人将会跟那大多数人“送死”，而“唤醒国人”，无论唱“高调”或“低调”，基本观念只有一个，便是将《婢仆须知》撕破，践踏，焚毁。钱玄同说，这就是我所说的“内除国贼”（按：“内除国贼”之“国贼”原指章宗祥、曹汝霖等人），编“内除国贼”这句口号的人所谓“国贼”，当是指军阀政蠹而言。但我觉得，他们固然是“国贼”，却不值得特别去提他们，因为他们一旦倒了运，与普通人固无以异，而普通国人一旦走了运，还不是十足道地的军阀政蠹吗？那么不“唤醒国人”，不改良国人，而徒沾沾焉惟军阀政蠹之是詈，真舍本逐末之论也。总之，凡与中华民国政体和一切组织抵触，都是“国贼”，都应“除”它，而且除恶务尽！试举数例：纲常名教，忠孝节义，文圣武圣，礼教德治，安分守己，乐天知命；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济人利物非我事，自有周公孔圣人……种种屁话，都刻在《婢仆须知菁华录》，有一于此，国将不国！钱玄同还特别强调，打倒帝制后，没有及时清除人们的旧思想，所以共和制也走了样。只因辛亥革命时这些“国贼”没有被清除，以致14年来所谓中华民国也者，仅有一张空招牌，实际上是挂羊头而卖狗肉。大多数的国人都是死守帝国遗奴本分，不能超升为国民。够得上算国民的，只有那极少数的几个觉醒者，单靠他们来保国，来反抗帝国主义，绝对是不够的。所以觉醒者必须“唤醒国人”，唤醒教育，消极方面是“除国贼”，积极方面是请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赛先生（Science科学），穆姑娘（Moral道德）来给咱们建国。大多数的国人受过这个教育，奴性逐渐消失，人性逐渐发展，久而久之，人人都明了自己有处理政治天职和抵御外侮之义务，则国才有保得住的希望，帝国主义才有反抗得成的希望。钱玄同又强调两个方面，即保国不是“保存国粹”，反抗帝国主义是反抗侵略咱们的强权，绝对不是“排外”，凡是现代的世界文化，咱们的国家也应该受它支配。相反，拒绝现代的文化国必亡。
钱玄同主张反封并反帝，尤其要改造国民的思想，这在当时反对帝国主义暴行的一个谴责声中可谓是当头棒喝。直到现在，把中国落后的现状指责为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后遗症的人大有人在，在钱玄同的时代，这种论调一直占上风。钱玄同早在1921年1月11日给鲁迅、周作人的信中就谈到必须花大力气改造国民，他说：
初不料陈、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照此看来，恐怕事势上不能不走到老路伯所主张的地位。
我对于此事，绝不愿为左右袒。若问我的良心，则以为适之所主张者较为近是。（但适之反对谈“宝雪维几”，这点我不敢以为然）（1）我们做了中国百姓，是不配骂政府的；中国的社会决计不比政府好。（2）现在社会上该攻击的还多得很。（3）中国办人和皇帝一样的该杀。（4）要改良中国政治，须先改良中国社会。（5）徐博士固然是天老七的令弟，但若使“五四运动”的“主人翁”来做哩，也未必高明、因为佢们的原质是一样的，盖将白云鹏游街，固与将“卖劣货的奸商”游街，等耳，何以异哉……所以一天到晚骂政府，骂什么峰，什么揆，什么帅，真是无聊；若骂他们而恭维“该办的人”，更是不合，马克思啊，“宝雪维几”啊，“安那其”啊，“德谟克拉里”啊，中国人一概都讲不上。好好地坐在书房里，请几位洋教习来教教他们“做人之道”是正经，等到略有些“人”气，再来推翻政府，才是正办。
这封信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钱玄同一向主张各种思潮都可以讨论，不同意胡适反对谈“宝雪维几”（“宝雪维几”即当时对“布尔什维克”的译名）。第二，与胡适一样，钱玄同认为改造中国社会是改良中国政治的前提，而根本在于提高国民的素质，这正是现代启蒙思想家最伟大之处，在最后一章我们还将作进一步分析。
诚如钱玄同所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也仅有一张空招牌，实际上是挂羊头而卖狗肉。河清无日，一向以激进著称的钱玄同，内心是非常痛苦的。1925年《语丝》第二十期发表了在法国留学的刘半农写的《巴黎通信》，表示他对国内钱玄同、周作人发表专文讨论溥仪离开故宫后的身份、前途问题不甚理解，信中回忆国内的老战友，“那竟是个个都到了面前了。启明的温文尔雅，玄同的慷慨激昂，尹默的大棉鞋与眼镜……”钱玄同读后在《语丝》同一期发表了《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他说：“我要璧还‘激昂慷慨’四个字的考语，实在惭惶无地。鄙人向不激昂慷慨；今日尤不激昂慷慨，非不愿也，是不能也。5年前的钱玄同，已经够颓废了……至于在颓废无聊之时，忽然瞪眼跳脚拍桌子者，无他，只是‘张脉偾兴’罢了，哪里配得上说‘激昂慷慨’呢？”这显然是他的自谦，因为就在这一年，他与黎锦熙创办的《国语周刊》，抨击国语反对派，写了《关于反抗帝国主义》的名文，提议溥仪出宫之日为第二个国庆日，反对章士钊等迫害学生，讨论《春秋》、《庄子》、《说文》等书的性质与真伪，无一不是慷慨激昂。
但当时政局反动、动荡，钱玄同十分愤怒，就在他写这篇《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之前不久，即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北京女师大学生要求去参加追悼会，竟遭到校方的无理阻拦，杨荫榆竟无耻地骂孙中山主张共产共妻，不准学生参加追悼会。钱玄同则著文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唤醒民众”的一生，后又表示：“我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久已想研究他了。”又写了《介绍戴季陶先生底〈孙中山先生著作及讲演纪录要目〉》一文，戴季陶所举的孙中山的著述，本是由钱玄同把吴稚晖转请他写出来供研究孙中山的思想的，这时公开发表。杨荫榆阻挠师大学生参加孙中山的追悼会，引起学生的强烈抗议，女师大学生风潮骤起波浪，驱逐杨荫榆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1925年4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身份，支持杨荫榆。5月，杨荫榆宣布开除许广平、刘和珍、张平红、郑德音、蒲振声、姜伯谛六名学生。钱玄同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沈兼士、周作人七人在《京报》上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支持女师大学生。钱玄同认为《宣言》还应进一步揭露章士钊之流污秽卑劣的本质。他在《猛进》杂志上与徐旭生发表《通讯》，信中说，日前发言表示愿在《宣言》上签名，后来仔细将《宣言》看了一遍，觉得数章氏之罪，未免有舍本逐末之病。钱玄同认为章士钊的根本罪恶乃是无耻（讨好段祺瑞）与复古（反对新文化与国语），从这点出发，见诸行为，则有用武力驱逐女师大学生之事。其解散女师大，若单就什么“嚣张”等而论，虽顽旧，尚可恕；而彼则不然，自做解散女师大之呈文起，直至刘百昭侮辱女生，处处着眼于什么贞操问题，此辈思想与国光不出屄卵之交涉，真可谓污秽卑劣之至，此实最不可恕者。鄙意拟直将此数点叙入，庶几有当于扼要据源。不过如此一说，有许多旧的、新的君子们，又不愿签名了，所以或者不加也好。钱玄同所说的章士钊的复古，是指他1925年4月当上教育总长后，复刊他在1914年主办的《甲寅》月刊，曰《甲寅周刊》，在封面上画了一只老虎（按：寅属虎），译名定为“The Tiger”，章士钊一贯反对白话文和注音字母，主张小学生应读经。为了对付这条新文学与国语运动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钱玄同与黎锦熙两人以私人名义倡议创办了《国语周刊》。果然，11月份，章士钊操纵的北洋政府教育部竟倒行逆施地决定废止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白话文，从小学起增设读经课。重新树起孔子教主的偶像，钱玄同十分气愤，当时不少人著文痛击章士钊。1926年，章士钊去职。3月，段祺瑞政府残酷镇压反帝反封建的游行示威群众，酿成“三一八惨案”，刘和珍等人壮烈牺牲，鲁迅曾写了《纪念刘和珍君》予以追忆。北京师大为范士荣烈士建立纪念碑，钱玄同写了碑文。
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不仅经常镇压屠杀学生，而且还随意干扰教育。1923年5月31日，钱玄同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五四”与“游园”与“放假”》，批评当局在“五四”那天让学生游园而随意放假一天。他说，学校“五四”本不放假，却为总统府开游园会让学生佩徽章结队由职教员率领前往而停课一天。而且现在总统府占据中南海，那个“园”本是公共的地方，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游的。不料那个什么“府”不顾公德地将它霸占了去！霸占了去也罢了，偏偏还要效法前代独夫民贼“子惠元元”“与民同乐”的意思，说什么“开放”，什么“游园”！哼！
随着“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爆发，外患日益严重，而反动政府却仍在为争权夺利斗个不休，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无不感到痛心疾首。钱玄同给黎锦熙、罗常培写信，感叹自己没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能力，简直不知究竟该做什么事才对！想来想去，感到还是从事国语是分内应做之事。他建议以刘继庄的生年，即公元1648年，作为“国语纪年”，以表彰他探索新文字的首创之功。钱氏一生都把刘继庄的名言“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得谓之人”作为座右铭，眼看国难日深，钱玄同感到“百无聊赖，而又满腔孤愤，抑郁难语”。曾辞谢别人约他到饭馆吃饭，他说：“缘国难如此严重，瞻念前途，忧心如，无论为国家为身，一念忆及，便觉精神不安，实无赴宴之雅兴也。”又曾给胡适写信说：“我从热河沦陷以后，约有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之事。我并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实缘彼时想到火线上的兵士以血肉之躯当坦克之炮弹，浑噩的民众又惨遭飞机炸弹之厄，而今之东林党君子，犹大倡应该牺牲糜烂之高调，大有‘民众遭惨死事极小，国家失体面事极大’之主张，弟对于此等惨象与新宋儒，实觉惨伤与愤慨。因此对于许多无谓之应酬实不愿参与，盖一则无心谈宴，一则实不愿听此等‘不仁的梁惠王’之高调也。自塘沽协定以后，至少河北民众及前线士兵总可以由此少惨死许多乃至全不遭惨死，故现不再坚持不饮宴之主张了……弟年来百无聊赖，而又满腔孤愤，抑郁难语，因谈到吃饭问题，不禁又刺刺不休地写了这许多废话，其实也无聊得很，不再写下去了。”此信写于1933年6月6日，正是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定卖国的“塘沽协定”没几天，这年春天，他曾把家眷送到上海去住，自己也想离开北平南下。《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他误认为华北或可苟安一时，故和黎锦熙一起约请胡适到广和庄吃饭。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日益加深。日本是中国清朝以来的重大敌人，钱玄同虽在日本留学，但向来不喜欢日本人。（但他的大儿子钱秉雄高中毕业后，他让其到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以前，有时朋友介绍日本人来访问国语和音韵之类，他还勉强敷衍，以后就拒绝来往，凡宴会有日本人在座就不赴席。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塘沽协定》以后，看见日本人就远远地躲开，和我们谈话时只名之曰“我们的敌人”。1933年5月，华北傅作义的部队正在怀柔与日本侵略军苦战之际，南京国民党政府和日本侵略军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以致华北前线的作战部队遭受惨重的伤亡。当时胡适作了《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墓碑》的碑文，由钱玄同书写。墓碑建立在绥远大青山下的公墓。而墓碑建立之后，屈辱的《停战协定》签字人又有命令说，一切抗日的纪念物都应隐藏。于是傅作义在碑上加了一层遮盖，上面另刻“精灵在兹”四个大字。后来胡适有《大青山公墓碑》诗纪念这事。
1936年，日寇加紧进攻华北，北平文化界徐旭生、顾颉刚、黎锦熙等70余人签名发表宣言，对国民党政府提出抗日救国的七条要求，钱玄同也签了名。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7月29日，北平沦陷，北京师范大学准备迁到陕西，钱玄同因病未能成行，他也很想到南方去，无奈已经闹了好几次高血压病，弄得不敢走动。钱玄同是在他父亲62岁时出生的，自幼体质很差，从小严厉的旧式教育也损害了身体，他曾感慨地对他的学生魏建功说：“我这双腿一点力都没有，实在吃亏大了，全是小时候念书站坏了！当我父亲在苏州住家的时候，我在家里跟先生念书，整天上午站在‘脚踏’上，等放学到内宅里去，脚麻腿软，走都不能走，奔到一张小凳子坐下好半天还不能立起来。现在走一步路都骇怕！”他的眼睛也很近视，所以林纾在《荆生》的小说中，以金心异影射钱玄同，说那位铲除新文化运动的伟丈夫“取其眼镜掷之”。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以“金立因”指代钱玄同，“金”字为钱字的左边一半，“立”的草书近似“玄”字，“因”与“同”望之形似，似乎是讽刺钱玄同近视。他个子矮小，很早就发胖，也是鲁迅讽刺的对象，在给许广平的信中，称“金立因”为“肥胖有加，而唠叨如故”，又有《教授杂咏》一首影射钱玄同：“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着重号为引者所加）1925年，他继续担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一次乘人力车外出，在西四被一辆土车撞倒，伤了右臂。此后，雨雪天出门，便有戒心，他40岁以后就用手杖。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患神经衰弱，每天早晨以冷水冲颈。从1929年以后，患高血压症，血管硬化，神经更加衰弱。1934年冬，有一次在师大讲课时，头晕目眩，几乎晕倒。1934年，他的好友刘半农去世，终年仅44岁，不久他的学生白涤洲去世，终年仅30岁，使钱玄同十分伤感。1935年10月，他的右眼忽患网膜炎，血压又有增高，几乎写字都有困难。在给章太炎的信中说：“以悼心失国，宿疴加剧。”又给魏建功写信说，未能按时给他的《古音学研究》作序，原因是“头目眩晕，息偃在床”，又云“本年1月22日，忽罹目眚，精神疲惫，伏案不及一小时，辄觉头重，心悸手颤，暂时不能用脑”。这一年，黄侃去世，第二年，他敬爱的老师章太炎去世。1937年，钱玄同病困沦陷的北平，第二年，恢复旧名“钱夏”。魏建功南下之前，钱玄同对他说：“我要你替我刻一方图章，现在我恢复我的旧名了—就刻“钱夏玄同’四个字。”这是他从事革命反对清廷时候的名字，自从8月8号（1937年）日本兵进了北平，他又再拿来表示一个新的民族分野。北平沦陷以前，他认为凡去伪满和冀东伪组织谋求职业或受聘教课的都叫“汙伪命”。日寇一占领北平，就开始邀请、笼络文化界的人士，钱玄同拒绝见面，多次寄语西迁的友好人士，表示决不“汙伪命”，“汙伪命”是他的常谈，他认为凡是从敌伪组织谋到职业，或应聘教课的，都叫“汙伪命”，曾向从西北联合大学来北平的前北平师大秘书汪如川说：“请转告诸交放心，钱某决不作汉奸！”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烈士暮年，病体难支，目睹国难深重，钱玄同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他恢复“钱夏”之名，以明敌忾之意；又改“疑古”为“逸谷”或署“逸叟”，又号“忆菰翁”。或称幼名“师黄”，也间称“德潜”，又欲称“鲍山病叟”之号，刻“病叟”、“逸谷老人”之印，都寓困居思旧，无可奈何之意。他在逝世前两年，具体说是1937年8月20日，曾给周作人写信云：
苦雨翁：多年不见了，近来颇觉蛤蜊很应该且食也，想翁或亦以为然乎？我近来颇想添一个俗不可耐的雅号，曰鲍山病叟，鲍山者确有此山，在湖州之南门外，实为先六世祖（再以上则是逸斋公矣）发祥之地，历经五世祖高祖曾祖，皆宅居此山，以渔田耕稼为业。逮先祖始为士而离该山而至郡城，故鲍山中至今尚有一钱家浜，先世故墓皆在该浜之中。我近来忽然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故拟用此二字。至于病叟二字，系用说文及其更古（实是新造伪托）之义也。考《说文》，疒，倚也，人有疾痛，象倚著之形。古甲骨文，象人手持火炬在屋下也。盖我虽躺在床上，而尚思在室中寻觅光明，故觉此字甚好。至于此字之今义，以我之年龄而言，虽若稍僭，然以我之体质言，实觉衰弱已甚，大可以此字自承矣。况宋有刘羲叟、孙莘老、魏了翁诸人，古已有之乎？（此三公之大名恐是幼时所命也）对病叟二字合之为一瘦字。瘦雅于胖，故前人多喜以癯字为号，是此字亦颇佳也。且某压（按：指血压）高亢之人，总宜茹素使之消瘦，则我对于“瘦”之一字亦宜渴望之也。因惮于出门，而今夕既想谈风月，又喜食蛤蜊，故遣管城子作鳞鸿，（天下竟有如此之俗句，安得不作三日呕乎！）以求正于贵翁，愿贵翁有以教之也。又《易经》中有“包有鱼”一语，又拟援叔存氏之高祖之先例，（皖公山中之一人，称为完白山人）称为—包鱼山人，此则更俗矣。
诚如他自己所说，他虽躺在床上，而尚思在室中寻觅光明，然而国难一发而不可收，在敌人的注意之下，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写信也只能用隐语。他于日军入北平城之日，因禁街被困在中海，深夜回家，血压突高，病卧旬日。他的学生在南方的，写信与他，内中隐语太多，几乎弄得他也要被“优待”。黎锦熙先生说，似此种种情形，他的病如何能好？而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西北联大还排着他的音韵功课，给假一年，由我代理。1939年1月17日下午时3刻，钱玄同终因脑溢血病逝于北平德国医院，终年53岁。他的同事、学生多已离开敌伪统治下的北平，所以他死后是非常的冷落。直到5月5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在陕西城固的西北联合大学内举行“钱玄同先生追悼会”，后有《钱玄同先生纪念集》铅印本问世，由许寿裳题签，内容以黎锦熙先生写的《钱玄同先生传》为主，扉页印有国民党政府的褒扬令曰：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钱玄同，品行高洁，学识湛深。抗战军兴，适以宿病不良于行，未即离平；历时既久，环境益艰，仍能潜修国学，永保清操。卒因蛰居抑郁，切齿仇雠，病体日颓，赍志长逝。溯其生平致力教育事业，历20余载，所为文字，见重一时，不仅贻惠士林，实亦有功党国，应予明令褒扬，以彰幽潜，而昭激励，此令。
国立北平师大的祭文是：
呜呼先生，一代名师；学出余杭，不囿藩篱。文字音韵，博采群规；金石甲骨，剖难折疑。不惟阐古，抑且开今；编《新青年》，满纸瑶林，作狮子吼，发海潮音；鼓吹学子，一扫阴沉；五四运动，赖有指针，文艺复兴，匪异人任。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文系同人深知钱玄同一生推行国语，不喜文言，因而祭文是用白话写的，这在祭文中是不多见的，也很好地概括了钱玄同的一生，特别说到他“用历史的眼光，结算2000年的‘经今古文’的糊涂账；用科学的头脑，推定顾炎武、江永、段玉裁以来不能确知的古韵音读；用甲骨金文疏证说文的错误；用考辨方法厘定古书的真伪”。
顾颉刚的挽诗有“宗师叹零落”之句，同门许寿裳更感伤：“滞北最伤心，倭难竟成千古恨。游东犹在目，章门同学几人存？”钱玄同的知友—他亲切称呼的“劭西伙计”，即黎锦熙先生（钱氏任师大国文系主任时，黎先生为文学院院长），所写的挽联是：
去岁咱们应当纪念献廷，谁知三百年间，挺生的文字革命专家，又成骑鹤！
昨春先生仍复改名钱夏，那料二千里外，正是这汉水发源区域，便与招魂！
在沦陷区的北平，《燕京学报》第二十五期发表了容媛《悼钱玄同先生》一文，有简略的著作系年。钱玄同除了批评周作人太注重享受外，也把他看作知交。钱玄同死时，周作人尚未变节。钱氏死后，周作人的悲痛是真挚的。他作了四副挽联，其一云：“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上联自注云：“前屡传君归道山，曾语之曰，道山何在？无人能说，君既曾游，大可作记以示来者。”下联自注云：“余识君在戊申岁，其时尚号德潜，共从太炎先生听讲《说文解字》，每星期日集新小川町民报社。同学中龚宝铨、朱宗莱、家树人均先殁，朱希祖、许寿裳现在川陕，留北平者唯余与玄同而已。每来谈常及尔时出入民报社之人物，窃有开天遗事之感，今并比绝响矣。”钱玄同去世后百日，周作人说他破了2年多不说话的戒，下了很大的决心，写了文章纪念钱玄同，对他写作杂文的能力非常欣赏，极口称赞他的人品、性格，认为“民国以来号称思想革命，而实亦殊少成绩，所知者惟蔡孑民（元培），钱玄同二君子可当其选。”评价是极高的。有像黎锦熙、周作人这样的知音真切的怀念，钱玄同若地下有知，也足以宽慰了。
钱玄同死后，留下三个儿子：长子钱秉雄，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长期任中法合办的孔德中学教师，教务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孔德中学改为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钱秉雄任校长，现早已退休。三子钱三强幼名秉穹，北京大学理预科毕业，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后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后考取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公费留学生，1937～1948年在巴黎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学习、工作，获博士学位，为著名核物理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前几年去世。五子钱德充，幼名秉充，辅仁大学生物系毕业，任北京铁路二中化学教师，现已退休。
钱玄同常引谭嗣同之语“少遭纲伦之厄”，自称是“纲伦压迫下的牺牲者”，晚年诗中还有“切齿纲伦斩毒蛇”之句。后来大概觉得光“切齿”还不够，于是改为“打倒纲伦斩毒蛇”，对纲伦的痛恨可知。他以一个启蒙学者的良知，一生都在做打倒纲伦的工作，具体说来，不外乎两大任务，第一就是捍卫共和制，防止封建主义的复辟和以任何改头换面的方式出现；第二就是唤醒民众，铲除东方化。所依据的学理就是请出西方的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和穆姑娘（moral道德）。黎锦熙先生赞扬他抨击纲伦不遗余力，而自己的人格十分伟大，“术业专壹而识解宏通，议论激昂而持躬谨介”。一般人听到他对纲伦的攻击，认为此君身于“旧礼教”之解放自不待言，至少总有点儿“浪漫”的举动了，殊不知竟大谬不然，钱先生自己一生在纲常名教中，可真算是一个“完人”啊！他的“喜怒哀乐”虽然未必“中节”，可是“子臣弟友”已办到完全“尽分”。只说他民国七年（1918年）提倡“新文化”，打破“旧礼教”以后：他对于他哥哥，还是依旧恭顺，他总怕他哥哥看到了《新青年》，他哥哥后来还是看见了，对他并没有说什么；他极端反对阴历，绝对不再行拜跪礼，但他哥哥逝世前几年，他还是依旧于阴历年底带着妻子到他哥哥家里去跟着拜祖先；他常陪着他哥哥和嫂嫂同到德国饭店去吃饭，因为他哥哥是爱吃西餐的。他到晚年，他嫂嫂80岁了，著有关于清代闺媛诗文的目录书若干卷，他给付印，亲自校对，并给她编了一个依着“广韵”排列姓名的索引。他对于和他“年相若”的侄儿钱稻孙与其弟穟孙，虽宗旨很有些不同，可是在家庭中总是极友爱的，见面时十分客气。他对于青年男女婚姻问题，主张绝对自主，做父母的绝对不可干涉，所以他的大儿子秉雄到30岁才订婚，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一星期，他才柬请“旧雨”“今雨”们约百余客，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给他们举行订婚仪式，他自己致辞，主要的意思是子女的婚姻，父母管不着。“管不着！”这三个字用极强调的国音喊出来。还有壮烈的呼声：“我是向来反对包办式的婚姻的！”周作人、魏建功等人都在场，黎先生说，只此一句，颇有20年前《新青年》时代的风味。黎先生南下前，钱玄同带着保留订婚的纪念册到中海，请他必须用注音符号题一首白话诗，黎先生写道：
从友谊到恋爱，
如同相谐登宝塔。
今天我祝你们俩，
果然就成了“伊和他”。
还得努力往上爬！
黎先生说，只看此一事，可知钱先生在家庭方面，是要努力贯彻“新文化”运动的主张，而又极笃于天性的。至于“君臣”一伦，现代民治国当然改到国家政府与人民或公务员的关系上，钱先生平常虽有名士的脾气，但在学校里办公，很能重视法令，不越规矩，而且忠义耿耿，即如在师大，一遇波澜，力与维护。“朋友”一伦，钱先生常引谭氏“有乐无苦”之说，自不在其“切齿”之列，而他天性诚恳，特别重气谊，讲厚道，对于老朋友号有时闹意气，对于“遗少”式的学生们虽有时要痛骂一顿，但终于还是帮助他，维护他，惟有和他宗旨太违反的或行为乖谬，被他发现的，他就“望望焉去之”了。魏建功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极不以“首鼠两端”反复于绝不相容的理想中的人为然。周作人说，钱先生对人十分和平，相见总是笑嘻嘻的，诚然他有他的特殊脾气，假如要去叩见“大人先生”，那么他听见名字，便会老实不客气地喝骂起来，叫说话的人下不来台。若是平常作为友人来往，那是和平不过的。他论古严格，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他常诙谐地称为贴水膏药，但在我实在觉得是极难得的一种品格。尤其是对于“夫妇”一伦，黎锦熙说，钱先生自己的操守，竟非揎拳努目要维持“旧礼教”的老头子们所能及其万一，他的太太徐夫人，当然也是“旧礼教”下成立的婚姻，在前清旧家庭的子弟，何曾梦想到什么“从友谊到恋爱”？他的太太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就大病，经过几次危险，长期都未复元。钱先生尽力医药，“大世兄”亲自服侍，十年如一日，有些朋友劝他纳妾，因为那时候法律上并无明文禁止，在他家庭环境之下又是能许可的，但他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他向来不作狭斜游，说如此便对不起学生。他一辈子没有交过女朋友，说他自己最不喜看电影，难于奉陪，又不贯替人家拿外套。他有时和我“雅谈”，说他感到有些“鹅绒”（这又是他的常语，新文学作品中“天鹅绒的悲哀”的省略），有时报告我：“今日我又掉了车轮子”—这是古典“脱幅”二字的白话翻译，因为他有时回家和太太言语别扭。可是他对于夫妇一“伦”，始终如一。如此看来，钱先生这种言论与行动的矛盾，究竟应该怎样解释？教育家必曰：因为他少时的教育与环境，被“旧礼教”拘束得太紧，所以环境一改，意识一变，言论上的反动就一发不可收；也就因为他少时被“旧礼教”拘束惯了，成了个人的第二天性，加以他的第一天性一定也是拘谨的，所以环境虽改，意识虽变，言论虽激，而行为上究竟拗转不过来。这种解释，自然也说得通，然还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钱先生这种矛盾的统一，他早有他的学说，他确能咬紧牙关来实践他的这种学说，这是他伟大的精神，而一般人应该取法，却还苦于不知道的，我今特表而出之。他说：“‘三纲’者，三条麻绳也，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代代相缠，缠了二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得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的头上！孩子们也永远不得再缠在下一辈孩子们的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这段话，是钱先生时常对我说的，他不是拿来解嘲，他确有信仰，他确能实践，吁嗟乎先生！你真成了“纲伦压迫下的牺牲者”了！吁嗟乎先生！你又成了“新文化”运动揭幕后的牺牲者了！这种殉道者的精神确实悲壮感人。
黎先生又分析说，钱先生的思想和人格，若照先秦诸子的旧说法，是“逃杨而归儒，逃儒而归墨”，他晚年写给我和罗常培先生的信末，还引了刘献廷的几句话：“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得谓之人。”他把这几句话当座右铭。他平常总是个“功利主义者”，所谓“功利”，谓“最大多数人之最大幸福”。他曾让我用铁线篆的注音符号写一副对联：“打通后壁说话，竖起脊梁做人”，我赞叹此两句正是矫时俗之弊，盖一般人是“竖起脊梁说话，打通后壁做人”也；他不虚伪，肯牺牲，只看前面所叙的事实就可以知道，“竖起脊梁”这一层，他在工作上著述上可谓完全办到。他常说：“心有余力而不足”，胡适批评他：“玄同议论多而成功少。”他自己说：“岂但少也，简直是议论多而成功无”！我因此戏赠他一联：“心有余而力不足，议论多而成功无。”话虽如此，他以一个“考古求真”的专家，而时时要为“致用求适”的贡献，清末一转变就“逃杨”而做革命党人，民4（1915年）再一转变就“逃儒”而倡新文化，致力国语运动，他矢志“斡旋气运”，不“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这一点墨家精神，也就算成功了。
钱玄同自述，“我研究学问是小学，经学”，小学和经学是国学的大宗。他与黄侃、吴承仕并称章门三大弟子，从这一方面看，无疑是个典型的国学大师。后来又“不惟阐古，抑且开今”，致力国语运动，表现出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的精神。人们一提到国学大师，总不免想到他们都是些学究气很浓的人，确实有不少国学大师是这样。钱玄同则是一个不为世俗所拘、有鲜明个性的国学大师。他连自己的姓也不在乎，说“要像扔掉破鞋那样扔掉！”又说，和尚没有姓，满洲有姓而不用，中国有一位刘师复，废姓而单称师复，日本有一位宫武外骨，废姓而称外骨，或称半狂堂外骨。夫我，亦行古之道也。我是汉字的叛徒，那么，不等到拼音字通行，先把名字加长一下子，或者玄同算作名，疑古算作号，疑古玄同算是名号并称，也使得，使逆迹更加昭著些，也好。疑古玄同是全写了的正式名字，平常书写，自可从简；或简称疑古；有时也许要掉弄笔头，疑古改写音同的夷罟，逸梏，易古……或单写音标。晚年给人写信，有用罗马字母拼的“掇献玄同”四个字，表示要继续南明刘继庄的遗绪，致力国语运动。他善于谈天，也喜欢谈天，常说上课很困倦了，下来与朋友们闲谈，便又精神振作起来，一直谈上几个钟头，不复知疲倦。其谈话庄谐杂出，用自造新典故，说转弯话，或开小玩笑，说者听者皆不禁发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