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中外古今派
钱玄同晚年有一封致周作人的信说：
我近来觉得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真是唯一要义。中国人“专制”“一尊”的思想，用来讲孔教、讲皇帝、讲伦常……固然是要不得，但用它来讲讲ㄉㄝㄇㄛㄎㄦㄚㄙㄧ，讲ㄅㄛㄌㄕㄝㄎㄧㄎㄧ，讲ㄇㄚㄎㄙ主义、讲ㄚㄋㄚㄋㄧㄙㄇ，讲ㄙㄞㄧㄣㄙ……还是一样的要不得。反之，用科学的精神（分析条理的精神），容纳的态度来讲东西，讲德先生和赛先生等固佳，即讲孔教，讲伦常，只是说明它们的真相，也岂不甚好。我们从前常说“在四只眼的仓神菩萨面前刚刚爬起，又向柴先师的脚下跪倒”，这实在是很危险的事。我在近一年来时怀杞忧，看看“中国列宁”的言论，真觉害怕，因为这不是ㄅㄛㄌㄕㄝㄎㄧㄎㄧ，真是过激派，这条“小河”一旦“洪水横流，泛滥于两岸”，则我等“粟树”，“小草”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而且这河恐非贾耽所能治，非请教神禹不可的了。
但是—钱玄同—个人的态度，则两年来早已变成“中外古今派”了。可是我是绝对的主张“今外”的，我的“古中”，是“今化的古”和“外化的中”—换言之，“受过今外洗礼的古中”。我不幸自己不懂“今外”，但我总承认“古中”决非今后世界之活物。
钱玄同告诉沈尹默已经回国的消息，并谈了一些感想：
尹默回国了。他近来的议论，我颇嫌他过于“笃旧”，不甚赞成，但我认为这完全是他的自由，应该让他发展。况且他对于“旧”是确有心得的，虽他自己的主张似乎太单调了，但我还觉得他今后的“旧成绩”总有。部分供给“新的”为材料之补充。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引者按：陈独秀论文学革命语）的态度来作“池池”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狠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很正当、很应该的。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听其自由。
钱玄同写这封信时46岁，代表了他对中西文化的成熟看法。早在1918年，钱玄同就指出：“我对于一切学问事业，固然不‘保存国粹’，也无所谓‘输入欧化’，总之，趋向较合真理的去做，那就不错。”（《新青年》五卷五号）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钱玄同自己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内忧外患的逼迫，使他感到十分痛苦。他自恨没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能力，只能做国语工作，批判整理传统文化。他一生坚信，欲改良中国政治必先改良中国社会，多次强调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为治本的办法，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老老实实承认中国的落后不仅表现在物质方面，而且也包括思想方面，他说：
适用于现在世界的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道德，都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该虚心去学他，才是正办。若说科学是墨老爹（按：指墨子）发明的；哲学是我国固有的，无待外求；我国的文学，既有《文选》，又有“八家”之世界之冠；周公作《周礼》是极好的政治；中国道德，又是天下第一，那便是发昏做梦。请问如此好法，何以后有什么“甲午一败于东邻，庚子再败于八国”的把戏出现？何以还要讲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话？何以还要造船制械，用“以夷制夷”的办法？
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二号上登载了刘半农翻译的英国威尔德（P。L。Wilde）的悲剧《天明》（Dawn），钱玄同特地在后面加了“附志”。他指出，无论译什么书，都是要把他国的思想学术输到己国来，决不是拿己国的思想学术做个标准，别国与此相合的，就称赞一番；不相合的，就痛骂一番，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中国的思想学术，事事都落人后，翻译外国书籍，碰着与国人思想见解不相合的，更该虚心去研究，决不可妄自尊大，动不动说别人国里道德不好。可叹近来一班做“某生”“某翁”文体的小说家，和与别人对译哈葛德迭更司等人的小说的大文豪，当其选译外国小说之时，每每说，西人无五伦，不如中国社会之文明；自由结婚，男女恋爱之说，流毒无穷；中国女人重贞节，其道德为万国之冠；这种笑得死人的谬论，其所谓“坐井观天”“目光如豆”了。即如此篇，如使大文豪辈见之，其对于穆理（按：与下文医生，迪克部是剧中人物）之评判，必曰：“夫也不良，遇人不淑，而能逆来顺受，始终不渝，非娴于古圣人之三从四德之教，子舆氏以顺为正之训者，乌克臻此？”其对于医生之评判，必曰：“观此医欲拯人之妻而谋毙其夫，可知西人不明纲常名教之精理。”其对于迪克之评判，必曰：“自由平等之说兴，于是乱臣贼子乃明目张胆而为犯上作乱之事。近年以来欧洲工人，罢工抗税，时有所闻；迪克之轰矿，亦由是也。纪纲凌夷，下陵其上，致社会呈扰攘不宁之现象，君子观于此，不禁惄焉伤之矣。”这并非我的过于形容，阅者不信，请至书坊店里，翻一翻什么“小说丛书”、“小说杂志”和“封面上画美人的小说”，便可知道。第二，文字里的标点符号，是最不可少的。在小说和戏剧里，符号之用尤大；有些地方，用了符号，很能传神；若改为文字，便索然寡味，完全失去了说话的神气。然而如大文豪辈，方且日倡以古文笔法译书，严禁西式样入中国，恨不得叫外国人都变了蒲松龄。外国的小说，都变了《飞燕外传》、《杂事秘辛》，他才快心。若更能进而上之，变成“某生”“某翁”文体的小说，那就更快活得了不得。
王闿运说，耶稣教的十字架，是墨家“钜子”的变相，钜子就是“矩子”。钱玄同质问道：就是不论矩的形状和十字架的形状是否一样。就算是一样，有什么凭据知道是从中国传出去的呢？就算查到了传出去的凭据，又有什么大道理在里头？近来中国人常说，大同是孔子发明的；民权议院是孟夫子发明的（这是康有为的话），此外如电报、飞行机之类，都是“古已有之”。这种瞎七搭八的附合，不但可笑，并且无耻。请问：就算上列种种新道理、新事物，的确是中国传到西洋去的。然而人家学了去，一天一天的改良进步，到了现在的样子，我们不但不曾改良进步，连老样子都守不住，还有脸来讲这些话吗？这好比一家人家，祖上略有积蓄，子孙不善守成，被隔壁人家盘了去；隔壁人家善于经理，数十年之后，变成了大富翁，这家人家的子弟已经流为乞丐，隔壁人家看了不善，给他钱用，给他饭吃，他还要翘起大拇指对别人说：“这隔壁人家的钱，是用了我们祖宗的本钱去孳生的，我们祖宗原来是大富翁哩！”你们听了这话，可要不要骂他无耻—何况隔壁人家的本钱是自己的，并不是盘了这位乞丐的祖宗的钱呢？
这篇杂感载于1919年2月15日发行的《新青年》六卷二号中。在这一期中，他还发表过一篇专门驳斥“大同是孔子发明的，民权议院是孟子发明的，飞机电机都是‘古已有之’一类谬论”的文章，另一篇是讽刺“中国派的医生”排斥西医的，文章说：
有一位中国派的医生说：“外国医生动辄讲微生虫，其实哪里有什么微生虫？就算是微生虫，也不要紧。这微生虫我们既看不见，想必比鱼虾还要小。我们天天吃鱼虾还吃不死，难道吃了比它小的什么微生虫倒会死吗？”钱玄同说，这位医生的话讲得还不好，我代他再来说一句：“那么大的牛，吃了还不会死，难道这么小的微生虫，吃了倒还死吗？”那位医生自己爱拿微生虫当鱼虾吃，我们原可不必去管他。独是中国这样的医生，恐怕实不少。病人受了他的教训去放量吃那些小的“鱼虾”，吃死的人大概也就不少。我想中国人给“青天老爷”和“丘八太爷”弄死了还不够，还有这班“功同良相”的“大夫”来帮忙，也未免太可怜了。但是“大夫”医死了人，人家不但死而无怨，还要敬送“仁心仁术”，送“三折之良”“庐扁再世”的招牌给他，也未免太奇怪了。
这里所谓“中国派的医生”，指的是中医，钱玄同对中医以及夹杂不少中医的道教抨击相当激烈。紧接着的一篇随感，他讽刺说，中国人自己说自己身体的构造，很有些特别，心在正中，一面一个肝，一面一个肺，这三样东西的位置，和炉台的摆法一样，这已经很奇怪了。此外还有什么“三焦”，什么“丹田”，什么“泥丸宫”，什么“气”。身体里还有等于金、木、水、火、土的五样东西，连络得异常巧妙。所生的病，有什么“惊风”，什么“伤寒”，什么“春湿”“冬温”，还有什么“痰裹火”“火裹食”这样的怪身体，这样的怪病，自然不能请讲生理学的医生来医了。
像这样对“国粹”的揭发抨击，贯穿了钱玄同的一生，而且比其他人更激进，更大胆。1918年，一位署名Y、Z的读者给《新青年》记者来信说：“钱玄同先生，我最佩服他，他是说话最有胆子的一个人。”刘半农在复信中说，钱玄同诚然是文学革命里一个“冲锋健将”，但是光有少数几个人还不够，有赖于大家的共同努力。新文化运动过后，钱玄同与胡适、顾颉刚一道引发了古史辨运动，对经学、小学、上古史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从学术上揭开了蒙在传统文化上的神圣面纱，解放了学术，也解放了思想。1923年，钱玄同致信周作人，认为现在仍应积极去提倡“非圣”、“逆伦”，应该积极去铲除“东方化”，总而言之，非用全力来“用夷变夏”不可，意谓要引进外来文化。1924年，钱玄同写了三篇文章批评吴虞，署名“X、Y”发表在《晨报副镌》上。吴虞过去在《新青年》上发表过许多文章，攻击封建礼教，胡适称赞他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四川老英雄，其实吴虞的思想并不先进，他后来发表的那些庸俗的诗，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并不足奇，但是有一些人说他毕竟有打孔家店的功绩，替他辩护，钱玄同写了《孔家店里的老伙计》一文。他说，孔家店是中国昏乱思想的大本营，真是千该打、万该打的东西，不打倒则不能接受新思想、新科学。但是，孔家店又有“老店”和“冒牌”之分，这两种都应该打，而冒牌的尤其应该大打特打，打得它一败涂地，片甲不留！不过，打手却有问题，简单地说，便是思想行为至少要比冒牌的孔家店里的人们高明一些的人才配得做打手。若与他们相等的便不配了。至于孔家店里的老伙计，只配做被打者，决不配来做打手！真正老牌的孔家店内容怎样，这是很不容易知道的—近来有些人，如胡适、顾颉刚等人，他们正在那儿着手调查该店的货物—他们可以做打手。因为他们自己的思想是很清楚，调查货物的方法是很精密的。冒牌的孔家店的货物，光怪陆离，什么都有，例如古文、骈文、八股、试帖、扶乩求仙、狎优狎娼等等。这一类孔家店，近来有好几位打手来打它，如陈独秀、易沙白、胡适、吴敬恒、鲁迅、周作人诸公。
吴虞看了这篇文章很生气，写信给副刊记者，为自己辩解，钱玄同写了《“吴虞先生的来信”的“读后感”》予以批驳，并指出，玩相公、逛窑子的文人作“绮艳之词”，尽可“寻芳”，尽可“寻美人怜”，至于“芳”是什么东西，“美人”是什么东西，那些人和自己是否同人类，是否同有人权，这些问题，本非孔家店里的伙计的脑子所有的。钱玄同的批评是很有预见性的。吴虞曾因反礼教名噪一时，背后则去嫖妓，抽大烟，在成都死去，证明他确是“孔家店里的老伙计”，像这样首施两端的人直到现在尚不知有多少。钱玄同又分析为什么一些骂礼教的人最后还是要重新用礼教来束缚别人呢？他说，有一种人，他从前因为自己受父母的管束，便气得不得了，痛骂礼教之害人。现在看了自己生的儿女不受管束，便觉得这都是中了外国的新学说的毒，同时又觉得中国“有特别的国情”，如汉宣帝所谓“汉家自有制度”，这些“国情”与“制度”实非保存不可，但自己仍不得不借口破坏礼教以便私图，这便叫做“阴护礼教”。钱玄同是攻击礼教最烈者，自己又在生活品德上一丝不苟；他“少遭纲伦之厄”，立志要让下一代摆脱旧礼教的束缚，绝不借提倡新文化运动来自私自利，这种咬紧牙关来实践自己的学说的伟大精神（黎锦熙评语），正好与吴虞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钱玄同、吴虞的这场论争，有人认为钱玄同对吴虞批评“太过”，当时有一个署名“浭生”的人就给《晨报副镌》编辑部写信，表达这种看法，钱玄同写了《答浭生君》，他说，以现在的眼光斥从前的著作为毫不足取，是应该的，毫不太过。第二年，他打“章老虎”之反对国语，措词也相当严厉。黎锦熙比较了他与钱玄同的性格，说他自己是“韦”，而钱玄同则是“弦”。钱玄同的言论一向以激进著称，这使我们想起近现代史上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刘师培，他比钱玄同大三岁，所写的《攘书》、《中国民族志》，宣传“攘除清廷，光复汉族”，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他甚至改名光汉，以示排满之志。钱玄同一度十分尊清，1903年读了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革命军》，思想转变到排满上来。第二年读了章太炎的《訄书》、刘师培的《攘书》，更坚定了“义不帝清之志”，并剪了辫子。过了一年，他还读了刘师培的一些学术著作，1907年在日本留学时，于章太炎的住处认识了有世谊的刘师培。刘师培年轻时以激进号称，1904年在《中国白话报》上，他写过一篇《论激烈的好处》云：“现在有一种的人，天天说平和，天天说待时，说天下的事情，都要慢慢的一步一步做起来，断不可不顾事情的成功，只晓得乱闹，唉呀！这话便说错了，现在说这话的人，他心里有几种想头：一种是看见康有为变法，唐才常勤王，都是因为做事匆促败大事的，所以遇见这激烈的人，就引起康有为、唐才常的几桩旧事来：说你断断闹不得，就是乱闹断断是无济于事的。一种是看见现在平和党的人，有的开学堂，有的兴实业，倒也觉得有几份效验，说他们宗旨虽不好，还能办两件实实在在的实情。你们除乱闹以外，就没有一桩事情能办了，可不是和平的好处么！这两种人由我看来，都说他是趋利避害。因为什么原因呢？天下惟有这种平和党的人，又获名，又获利，又能保全身家妻子。这维新的人既说他开通，那守旧的人又不说他悖逆。他既能在守旧的面前讨好，又要在维新的面前做名，所以他所做的事业都是平稳不过的。人看见他做事情平稳，大家就都要学他的法子，所以从前激烈不过的人，一个都没有了，可不是平和党的为害，也像洪水猛兽夷狄一样的么？你们既晓得平和的坏处，我就把激烈的好处，一桩一桩的讲出来。”
刘师培认为，激烈的第一桩好处便是无所顾忌。因为中国人做事，是最迟缓不过的，怀有恐怖心，罣碍心，希恋心，互相观望等待。其实大凡“机会”两个字，都是我们做出来的，只要无所顾忌，自然天下没有难事了。第二个好处是实行破坏。天下的事情，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中国的人民不实行革命，断断不能立国，就是“破坏”两个字，也是断断不能免的了。况且中国的事情，没有一桩不该破坏的，家族上的压抑，政体上的专制，风俗、社会的束缚，没有人出来破坏，是永远变不好的。中国、欧洲都有不少破坏家，没有这种激烈派的人，就不能作空前绝后、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第三桩是鼓动人民。法国的卢梭、孟德斯鸠，日本的高山正之、蒲生秀实，都善于鼓动。这一种著书、出版、演说的人，宗旨也激烈。刘氏最后强调说，“大约中国亡国的原因”，都误在“平和”两字，这平和原因，又误在“待时”两字。哪晓得现在还有一种治学的人，看了几部《群学肄言》等书，便满嘴的说平和的好处，看见这激烈的人，不说他不晓得进化的层次，也说他不晓得办事的条理。现在的人感于这等议论的，也很不少。我恐怕再过几年，连一个做事情的人都没有了，可不是把中国弄得灭亡么！所以我把几桩的好处，一层一层地说出来，教中国的人民都快快地出来办事，不要迟疑，中国的事情，就可以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
刘师培对这篇文章的署名是“激烈派第一人”，可以看出他“激烈”之一斑。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即在名噪一时的长文《攘书》中，刘师培对少数民族极尽丑诋之能事，以示急宜攘除，他竟说汉族兴起帕米尔高原，这还不奇，更奇的是他说那些不能与“夏”人同日而语的“夷”人；其中有一句：
吾观四川番民生毛，台湾生番有尾，非洲黑人近于猿猴。
这样，二十世纪竟还存在有毛、有尾、与猿猴同类的民族！刘师培恐怕还不至于没有这样的常识，而他振振有词地说“吾观”云云，究竟是如何“观”出来的呢？恐怕是“激烈”出来的吧！无非是想增加人们对清廷的厌恶情绪。当时还有吴稚晖用秽亵的文字丑诋清廷，钱玄同后来回忆说，读后增加了不少对清廷的鄙夷心理，刘师培的用意与吴稚晖是一样的。刘师培在日本宣传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回国后非但不“激烈”了，反而被清两江总督端方收买为幕僚，充当暗探，后又追随杨度参与发起臭名昭著的“筹安会”，任理事。又作《君政复古论》，拥护袁世凯称帝，任署理参政院参政。袁世凯事败后，刘氏仓皇出逃，蔡元培、章太炎奇其才，联名登报，要求与刘师培通信，刘氏置之不理。蔡元培一贯主张“人才至为难得”，聘他为北京大学教授。正当钱玄同等人鼓吹新文化运动时，刘氏却参加组织“国故月刊社”，任《国故月刊》总编辑，与新文化运动对抗，不久病逝，年仅三十六岁。钱玄同在逝世前两年抱病整理编辑《刘申叔先生遗书》，把他推为自清末戊戌维新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界有代表性的十二位启蒙人物之一，表彰这位清末革命家和国学大师应有的历史地位。刘师培毕竟是一位才学非凡的学者，虽然他的曾祖刘文淇，祖刘毓崧，伯父刘寿曾，均以治《左氏春秋》名于清道咸同光之世，列传于国史，其父刘贵曾在东南学界上很有名，但是知识分子不在政治上图谋，永远也摆脱不了贫贱的地位，刘师培在政治上的大起大落，是极希望摆脱这种代代沿袭的处境，他反清排满，当然是激烈；投靠端方、袁世凯，显然是倒行逆施，而在他自己，未尝不是想再激烈一番。他的弟子追述说：“先生精力兑文于著述，世变纷纷，匪所能悉，而以贫病故，不能亡情爵秩，时时为佥壬牵引致不退，不遂入于坎陷。非深知先生者，孰能谅之。”这确实道出了刘师培不安于贫贱的苦衷，不能完全看作是对其师的辩护。政治斗争无不需要知识分子当工具，作炮灰；知识分子依附政治也是在下赌注，即使找准了对象，往往等着的就是“良弓藏，走狗烹”的下场；若是找错了对象，则要共当败者为寇的恶名。知识分子的三难处境，刘师培不过是无数的牺牲者中的一员而已。
钱玄同也是出生于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家庭，他自己既不能治产业，又不愿从政。这并不是说他对政治不关心，他亲眼目睹他所处的时代还是强权政治，各实力派的你争我夺在那些记载帝王家谱、杀人放火的账簿—中国史书的主体中随处可见，他痛感要培养中国人的“人”气，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才是治本之方。这意味着他一开始就与他有世谊的刘师培，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在暮气深重的民国初年，钱玄同呼唤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穆姑娘，鼓吹新文化运动。黎锦熙先生说，在《新青年》上，唯有钱先生的说话，最大胆，最无畏，最痛快淋漓，最使人兴奋，所以要推他为新文化运动揭幕的一人。周作人说，玄同的主张看似多歧，其实总结归来只是反对礼教，在所谓新文化运动中间，主张反礼教最为激烈，而且到后来没有变更的，莫过于他了，可见钱玄同是最“激烈”的健将。1918年，他在答孙少荆的信中说：
先生所说的“不要‘人’还没有弄清楚，便去胡乱谈政治、法律、爱国、救国”，这实在是极精当的议论，我佩服得很。那些圣人贤人，要是专门吃饭，我们尽可任他去。所可恨的，他于吃饭之外，还要逼着我们去做那先王的留声机器；我们要是偶然良知发现，想要做“人”，他便说我们大逆不道，“宜正两观之诛”，那我们自然不能不竭力的反抗了。
钱玄同后来给鲁迅、周作人两兄弟写信，认为培养中国人的“人”气比什么都重要。晚年致信周作人，“觉得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是真义”。在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发现了人的主题，所以加入国语研究会，毕生以一个国学大师的身份，致力于“唤醒民众”的国语运动。有了这样的认识，在1925年“五卅惨案”后，在一片对帝国主义的唾骂声中，钱玄同却强调孟子的名言“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人伐之”是颠扑不破的至理。他说，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们，我们固然应该反抗，但同时也该自己反省一下，为什么他们不侵略别国而来侵略咱们呢？这实在是因为国人受奴化教育影响太深，所以“唤醒国人”是有脑筋的人唯一的工作，甚至是他们的“救命工作”，否则那些极少数奔走呼吁的人将会跟那大多数人“送死”。军阀政蠹固然是国贼，钱玄同认为却不值得特别去提他们。因为，他们一旦倒了运，与普通人固无以异，普通国人一旦来了运，还不是十足地道的军阀政蠹吗？那么，若不“唤醒国人”，不改良国人，而徒沾沾焉惟军阀政蠹之是詈，真是舍本逐末之论。总之，凡与中华民国政体和一切组织抵触者，如纲常名教等，都是“国贼”。只因辛亥革命对这些“国贼”没有加以清除，以致十四年来所谓中华民国也者，仅有一张空招牌，实际上是挂羊头而卖狗肉。大多数的国人都是死守帝国遗奴本分，不能超升为国民。够得上算国民的，只有那极少数的几个觉醒者，单靠他们来保国，来反抗帝国主义，绝对是不够的。所以觉醒者必须“唤醒国人”。怎样唤醒？消极方面是“除国贼”，积极方面是请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穆姑娘（moral）来给咱们建国，大多数的国人受到这个教育，奴性逐渐消失，人性逐渐发展，人人都明了自己有处理政治天职和抵御外侮之义务，则国才有保得住的希望。但保国不是“保存国粹”，反抗帝国主义是反抗侵略咱们的强权，绝对不是“排外”，凡是现代的世界文化，咱们的国家也应该受它支配。相反，拒绝现代的文化国必亡。
钱玄同在前几年的《汉字革命》一文中，批评清末文字改革家设置“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障碍，他毕生致力于国语运动，做的是普及与不普及、统一与不统一的工作，在这篇《关于反抗帝国主义》中，他强调“唤醒国人”，所要唤醒的应该是国人全体，并非限于一般所谓民众。唤醒者自己亦当在被唤醒者之列。应该是互相唤醒，无论何人，决不应该自居为全善全圣之上帝而超然于一切人们之外。胡适也曾说过，反帝是一回事，学习他们背后的文化又是一回事。而在中国，则是让由反帝进而排斥外来文化，至今仍有不少对传统文化眷念甚深的人，他们与那些迎合当今文化复古风气的揣摩之士有区别，实因民族自尊心太强，不管他们怎样宣称是“辩证的”，对待中西文化，实质上总摆脱不了“中体西用”的框框。
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是近现代启蒙思想家的共识，如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人。在《新青年》杂志上，还有人讨论改造中国人人种的问题，介绍了国外改造人种的经验，可见确有不少清醒的人心里明白中国人的素质已低劣到什么程度。陈独秀尖锐地批判空喊爱国的“爱国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华民族公德私德之堕落，是招来独夫与强权的总祸根；要救亡，根本措施在于改造国民，这比为国捐躯更重要。他说：“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权，而所以迫于独夫与强权，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虽有少数难能可贵之爱国烈士，非徒无救于国之亡，行见吾种之灭也。”他列举了国内的一些现象，如武人乱政、府库空虚、产业凋零、社会腐败、人格堕落、官吏贪墨、游民盗匪充斥、水旱疫疠流行，等等。凡此种种，无一不为国亡种灭之根源，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外人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如“好利之耻”、“老大病夫”、“不洁如豕”、“游民乞丐国”、“贿赂为华人通病”、“官吏国”、“豚尾客”、“黄金崇拜”、“工于作伪”、“服权力不服公理”、“放纵卑劣”，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即人不我伐，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因此根本的救亡措施，乃在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他总结说：“故我之爱国主义，不在为国捐躯，而在笃行自好之士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这才是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具体来说，有勤、俭、廉、洁、诚、信之数德的提倡。这绝不是乞灵“国粹”所能做到的，相反，必须输入西方思想，驱除用国粹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陈独秀在1919年答宁波孤儿院王禽雪询问怎样使青年摆脱奴隶性时说得好：
国果有粹，未始不可保存。乃国人于一切事物，无论好歹，凡是古代遗留者，均以”保存国粹“为前提，不许自由思想者加以非议，其弊将不可胜言。足下既从事贫民教育，当教以劳工之尊严，摆脱一切奴性，不但国粹一端已也。
终于，一批立志“新民”的启蒙思想家汇集在北京大学，以《新青年》为喉舌，掀起了新文化运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在此之前，北大既有古代太学旧遗气，又有食洋不化之弊。1912年严复任北大校长，十分重视外语，课堂上除国学课程外，都用外语讲授，课外活动，如开会、讲演讨论也多用外语，尤其是教员。一些教员讲课，一开口就说“我们西国”如何如何。姚永概任文科教务长，桐城派的学风在北大文科居优势。桐城派自康熙中叶由其始祖方苞开始，直至辛亥革命前夕，势力很大，如吴汝纶、王先谦、曾国藩、严复、林纾都是桐城派的典型代表。该派信仰“文以载道”，崇尚宋明理学，以孔、孟、韩、欧、程、朱的“道统”自任，标榜“因文见道”，自诩文道合一，即与汉学对立，又与西学抗衡，林纾还曾在北大任教。1916年夏锡棋代替姚永概主持北大文科后，引进章门学者，如黄侃、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等先后到北大文科教书，成为师资的主流。钱玄同和沈尹默向蔡元培介绍陈独秀，陈独秀担任了北大文科学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就拿绵亘有清一代的桐城派及胡诌骈文、刻意仿古的选学派开火，提倡白话文，反对国粹。当时革新派与保守派同在一个学校，甚至一个系，如革新派刊物《国民》、《新潮》与《国故月刊》的编辑人员同在中文系，《新潮》、《国故月刊》的社址都在红楼。因此双方成员接触时经常唇舌相讥，笔锋相对，上班时冤家相见，分外眼红，有的甚至怀揣小刀子。拖着长辫子、主张保皇的辜鸿铭在北大英文系讲外国诗选，一年只讲了六首零十几行诗，一上台则满口“春秋大义”。梁漱溟于1917年到北大哲学讲授《印度哲学》，1918年打出“研究东方学”的旗号，一连几天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说北大是“中国仅有之国立大学，世之求东方学不于中国而谁求，不于吾校而谁求”，指责革新派“皆深昧于欧化而无味乎东方之文化”，他表示要“为研究东方学者发其端”。不久，他在北大成立孔子研究会，说“往世的思想之最圆满者无逾于孔子”，对孔教“叹服之无穷”。1919年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发起成立国故月刊社，“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攻击输入西方文化，反对科学和民主，说“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义亡，以放荡为自由，以攘夺为责任，斥道德为虚伪，诋圣贤为国愿，滔滔者皆是也”。林纾发誓要“拼我残年”，极力卫道，攻击新文化运动领导人是“人头畜鸣”。除了对他们以影射小说谩骂外，还指使北大学生张厚载（后被开除）多次给京、沪两地报刊写通讯，散布陈独秀、钱玄同等被政府逮捕，被驱逐出北大的谣言。同时，北洋军阀政府指使议员在国会提出弹劾教育部的议案，实则矛头对准蔡元培，为其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镇压北大作舆论和组织的准备。对于新旧两派的较量，钱玄同尖锐地指出，一般人还以为是名利心之争，实际上是新旧思想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
1918年《新青年》四卷五号发表了李大钊《新的！旧的！》一文。他说，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益。可是，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矛盾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一个旧。如我国现已成了民国，仍然还有什么清室；制定宪法，一面规定信仰自由，一面规定“以孔教为修身之本”。因此，我希望我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开创一种新生活，以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不但使他们不妨害文明的进步，且使他们也享受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进！进！进！新青年！钱玄同在李文后面加了按语说，要打破矛盾生活，除了征服旧的，别无他法。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似乎不必请他享受新文明的幸福，尝新生活的趣味；因为他们的心理，只知道牢守那笨拙迂腐的东西，见了迅速捷便的东西，便要“气得三尸神炸，七窍生烟”，“狗血喷头”地骂我们改了他的老样子，我们何苦辛辛苦苦创造成功的幸福去请他们享受，还要看他们的脸，受他们的气呢？
李大钊的在《新旧思想之激战》一文中义正词严地写道：
我还告那些顽固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按：指林纾攻击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小说《荆生》），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
李大钊在《新的！旧的！》一文中，指出新文化运动领导人是超前于时代而生，而旧派则是大大落伍于时代，这样两种人碰在一起是不能不产生矛盾的，他说：
最近又在杂志上看见独秀先生与南海圣人（按：指康有为）争论；半农先生向投书某君棒喝（按：指王敬轩），以新的为本位论：南海圣人及投书某君，最少应生在百年以前；以旧的本位论：独秀、半农最少应生在百年以后，此等“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思想，竟不能凑合在一处，立在同一水平线上来讲话，岂不是绝大憾事？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
正因为新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钱玄同不仅与林纾等顽固派展开笔墨之战，而且还与他的同门黄侃、吴承仕分道扬镳了。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批评黄侃复古，黄侃遂对钱玄同不满。1932年，黄侃在章太炎面前责备钱玄同不继续研究传统的音韵学，要弄注音字母、白话文，说：“二疯，你可怜啊！”钱玄同听了大怒，说：“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章太炎急忙从中调停，说：“你们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啊！快要念‘アイウエオ（日文字母）’了啊！”意谓日寇入侵，国难当头，应团结救国才是。黄侃死后，《立报》登载过一些黄侃遗事，第一则副题是《钱玄同讲义是他一泡尿》，原文说：
黄以国学名海内，亦以骂人名海内，举世文人除章太炎先生，均不在其目中也。名教授钱玄同先生同黄同师章氏，同在北大国文系教书，而黄亦最瞧不起，尝于课堂上对学生曰，汝等知钱某一册文字学讲义从何而来？盖由余溲一泡尿得来也。当时钱与余居东京时，时相过从。一日彼至余处，余因小便离室，回则一笔记不见。余料必钱携去。询之钱不认，今其讲义，则完全系余笔记中文字，尚能赖乎？是余一尿，大有造于钱某也。此语北大国文系多知之，可谓刻毒之至。
周作人将这段文章寄给钱玄同看，钱玄同置之一笑，回信说：
披翁（按：黄侃别号）轶事颇有趣，我也觉得这不是伪造的，虽然有些不甚符合，总也是事出有因吧。例如他说拙著是撒尿时偷他的笔记所成的，我知道他说过，是我拜了他的门而得到的。夫拜门之与撒尿，盖亦差不多的说法也。
1933年，钱玄同坚持要废除吴承仕教的“三礼名物”课，因为他不满意吴承仕专据《三礼》注疏，不辨古文家说之疑伪而一律认为真实。吴承仕常说这门科目，可改称为“封建时代的衣食住行”，钱玄同说还要加上几个字叫做“封建时代郑、孔、贾所说的衣食住行”。钱、吴二人合编《章氏丛书续编》，章太炎督促甚急，很显然，由于吴承仕在复信中说钱玄同“思想蜕化”，章太炎在1935年2月25日的回信中委托吴承仕一人承担编印事宜，不让钱玄同参与；又说“《三体石经考》系玄同手书，后附跋尾，亦玄同属为之。如其思想蜕化，于前跋又有不惬，不妨将前跋删去，但谢其写校之劳而已”。幸亏章氏对钱玄同知之甚深，并且又收到了钱玄同的信，所以章氏又写信给吴承仕，说：“得玄同来书，其辞平正而哀委，非蜕化，实缘病因。且刻以阴历三月之杪，必可出书。如是自堪慰藉，已复书止其哀痛矣。玄同以半农、晦闻云亡，时时出涕，不可谓非有情人。其得病亦颇类中风，所谓神经性者是也。始慕嵇阮，亦为增病之药，今慕颜之推，庶几得侯氏黑散矣。”吴承仕死后，吴玉章在挽联中有“受军阀压迫，受同事排挤，终受敌寇毒刃摧残”之句，人们认为“受同事排挤”，指的是吴在师大受钱的“排挤”，其实黎锦熙先生早就指出，钱玄同要废除吴承仕的“三礼名物”课，人家以为是因为两人当时宗旨不合，实则是钱玄同不满吴承仕太信古。1926年，吴承仕任北师大国文系主任，钱玄同因事请假半年，吴承仕请黄侃来任教，黄侃因为在讲堂上说话随便，引起女同学不满，并向吴承仕反映，吴承仕婉言劝黄侃，黄遂对吴不满，并怀疑钱玄同作梗，乃作诗讥讽，内有“芳湖联蜀党，浙派起钱疯”之句。这样，章门三大弟子先后反目，分道扬镳了。
钱玄同与鲁迅的分手，则既因性情不合，又思想旨趣有别。钱玄同鼓励鲁迅起来推翻“铁屋子”，鲁迅自述：“初做小说是1918年，因为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这篇小说就是《狂人日记》。钱玄同力主废汉文，写了《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其中许多话是将他与鲁迅的主张合而为一写出的，所以文中露出“友人周（豫才）君”四字。1924年钱玄同等人成立语丝社，鲁迅分担过印刷费，他与钱玄同都是长期撰稿人。鲁迅后来还回忆说：“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或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写‘语丝社’的木牌，倘一驻足，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1926年7月顾颉刚受聘为厦门大学研究所导师和大学教授，因6月《古史辨》第一册出版，轰动一时，顾颉刚的学术地位大为提高，8月改聘为史学研究教授兼文科名誉讲师，此时鲁迅也在厦大任教，他不赞成古史辨中的观点，并对之进行了抨击。古史辨是胡适、钱玄同、顾颉刚倡导的，以顾颉刚的成绩最大，他比钱玄同小6岁，成名也比钱玄同晚，但是钱玄同对顾颉刚的才识极为赏识，并引为自己最好的朋友之一。鲁迅抨击《古史辨》，当然不止顾颉刚一人，还包括胡适、钱玄同。这一年也就成了鲁、钱二人裂痕的起点。1929年的一天，鲁迅到孔德学校，访马隅卿，“先传达一个名片，仍是‘周树人’，钱先生适在座，老朋友久别重逢，初不寒暄，钱先生拿着这个名片笑着问他：‘你的姓名不是已经改成两个字了吗？怎么还用这三个字的名片？’鲁迅先生正色而庄严地答道：‘我从来不用两个字的名片，也不用四个字的名片！’钱先生不悦，适有一客来，是钱先生最要好的而鲁迅先生最不喜欢的（按：指顾颉刚），因此两人更愣住了。不久鲁迅匆匆离开，以后两人更无说话的机会了”。
这次会面，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有论述，说他“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少顷，则朱山根即门而入，见我即踌躇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也”。这里的“金立因”，即指钱玄同，“朱山根”即指顾颉刚。钱玄同回忆此事时说：
从15年秋天他上厦门直到现在，这10年之中，他于26日到孔德学校访隅卿（隅卿那时是孔德学校的校务主任），要看孔德学校收藏的旧小说，我也在隅卿那边谈天，看见他的名片还是“周树人”三字，因笑问他“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我意谓其不用“鲁迅”也。他说：“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他所谓四个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我那时喜效古法，缀“号”于“名”上，朋友们往往开玩笑，说我改姓“疑古”，其实我也没有这样四个字的名片。他自从说过这句之后，就不再与我谈话了，我当时觉得有些古怪，就走了出去。后来看见他的《两地书》中说到此事，把“钱玄同”改为“金立因”，说，“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原注：第二四四页），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做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不错，我是爱“唠叨”的，从2年秋天我来到北平，至15年秋天他离开北平，这13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100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18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默不与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让他讨厌吧……
接着，钱玄同阐述了他是一贯主张思想自由的，见仁见智，不能强求：
我所做的事是关于国语与国音的，我所研究的学问是“经学”与“小学”，我反对的是遗老、遗少、旧戏、读经、新旧各种“八股”，他们所谓“正体字”、辫子、小脚……二十年如一日，即今后亦可预先断定，还是如此。我读豫才的文章，从《河南》上的《破恶声论》等起，到最近（25年10月）“未名书屋”出版的《鲁迅杂文集》止，他所持论，鄙见总是或同或异，因为我是主张思想自由的，无论同意或反对，都要由我自己的理智来判断也。
最后，是钱玄同对鲁迅的评论，他称赞鲁迅治学最为谨严，绝无好名之心，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及《新青年》中他的《随感录》所描写所论述的皆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社会改革是有极大的用处的。同时他指出鲁迅的三点短处：第一是多疑。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第二，轻信。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同志，后来发觉对方的欺诈，于是由决裂而至大骂。第三，迁怒。譬如，他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
1936年10月17日钱玄同日记：“未记，此两周中又未记。可记者为十九日周豫才死（1881～1936，56岁）。我因为青年们吹得他简直是世界救主，而又因有《世界日报》访员宋某电约吾家，未见我而杜撰我们谈话。我极不愿，因作《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登入该报及转载于师大之《教育与文化》第一期中。”可见钱玄同写这篇文章是要批驳《世界日报》记者杜撰的报道：《钱玄同昨表示—始终敬仰鲁迅天才》。钱玄同对此发表了声明：“记者先生：顷见今日（按：1936年10月21日）贵报《教育界》关于鲁迅君逝世之记载中有‘钱玄同昨表示’一段，甚为惊异，贵报方面虽有人于19、20两早，以电话向舍间询问此事，但我并不在家（彼时非在师大文学院，即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始终未晤贵报记者，何来此‘表示’？必系传闻有误，此应请更正者一；又此‘表示’中所记，尤与事实及仆之意见均不符，此应请更正者二。兹特专函请求，乞即更正。”针对报道所说，及鲁迅转变之后，彼此各奔前途，分道扬镳，即音信亦不通矣，钱玄同说：“……且何谓转变，实在不解，若指‘我现在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而言（此语见于他的《两地书·自序》中所云，故引之），我却更郑重声明，他此序作于1932年，即民21，而他对我‘默不与谈’尚早在民18.且此态度是他对我，非我对他也。我即非作家（前已声明我绝对不懂文学），又未与右翼联盟，自无所谓右翼（假使有所谓右翼的话），对于豫才有什么‘各奔前途’之可言呢？”
钱玄同的日记我很遗憾没有见到，上面那则日记及下面要用的一则日记我是转引自一位鲁迅研究者的专著（已被编辑删去）。钱玄同一生是一个学者而不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在性情及思想方面比较接近陈独秀、胡适而与鲁迅有别。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钱玄同评价章太炎，着重章氏学术的博大和人格的崇高，鲁迅则认为章太炎的革命贡献远胜过学术，他自己说以前听过章太炎讲《说文解字》，连一句也记不得了，他评价章太炎，是很看重政治标准的。鲁迅后来转变到共产主义立场上来，正是他热心政治的必然发展，也是他受到后人赞扬的地方。与此形成对比，钱玄同的书卷气很浓，他一生不做政治工作，不加入任何党派，认为只有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才是谈政治的条件，他毕生从事的国语运动，就是“唤醒民众”的工作。他对于中国自宋以来的学派，最佩服是有四派：一是宋之永嘉学派，二为清初颜李学派，三为清中叶浙东学派，四为自欧阳修以来到康有为的疑古辨史的学派，因为他们都注重事功，实事求是。所以他最推重颜习斋。颜李学说在康熙、雍正初的一二十年间，影响很大，朝廷一度想聘李塨作皇太子的老师，到了颜元的再传弟子程廷祚的时代，清朝对思想控制加剧，当时就有不少人围攻程廷祚，自然包括颜、李，他们甚至说“诋宋儒如诋天”，极力为颜、李所批评的宋儒理学作辩护。一直到同治年间，才有曾国藩的幕僚戴望广求颜、李遗著，于1869年撰成《颜氏学说》十卷。接着，一些改良派思想家如陈虬、宋恕、梁启超，推崇颜李学派，但也受到保守派，如宋一新、叶德辉、程仲威等人的攻击。梁启超称赞颜李学派是清初思想界的大炸弹，认为他们摧陷廓清了朱陆汉宋诸派的凭借，对于20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在钱玄同的影响下，胡适也开始重视颜李学派，他给钱玄同写信说：
你愿意整理的四类书，我都赞成。已选定的三部，即请早日动工。近年多读颜习斋、李恕谷的著作，觉得他们确是了不得的思想家，恕谷尤为可爱。你说我“不甚爱颜习斋”，那是“去年的我”了！近作《东原的哲学》，开端即叙颜、李。
钱玄同由于重实学，自称对玄学深恶痛绝，但并不是一概排斥哲学之类的东西，他曾请求胡适开几种禅宗书看，胡适答应了他的请求，并用佛教中救世的言论勉励这位反玄学的实干家。钱玄同的信说：
适先生：
我要请你开几部禅宗书给我。
上面这句话太笼统了，非把我的意思说明几句不可。老实说，我并没有研究佛学的心思，也没有单研究禅宗的心思。我固然不懂得哲学是什么，但我却颇盲目地反对佛学哲学，我决不想在此中求出可信仰的人生观，我也不信经书中可得到值得信仰的人生观来。但我平常却有一个谬见，我觉得一切宗教和“玄学的哲学”都可以作文学观。文学本是将一个人底“胡思乱想”来“胡说八道”一下子，可是这种“胡思乱想”和“胡说八道”，看起来是很有趣味的，而文笔美妙者尤其耐读，宗教书亦由（注：古“由犹”字通）是也。
上面许多题外生枝的废话，自然要惹得你这位学者笑掉了牙齿，现在不再说了，且入本题吧。
因为我爱读文笔美妙的宗教书，于是想到禅宗的书了。禅宗底思想，虽然是超等玄学鬼发明的，但实在干脆得有趣，这且不论。我前年见你底《文学史》中所引义玄和宗杲底语录，觉得文章真好极了，岂独干“支离事业”的朱老爹（按：指朱熹）底语录远比它不上，就是那干“简易工夫”的王老爹（按：指王守仁）底《传习录》等也比它不上（实在说，“禅宗的儒家”底思想本来就不及“禅宗的禅宗”）。因此，我便想多读些这样的好文章。所以什么禅宗底源流变迁，虽然我也很想懂得，但是我知道过去的书籍中决无一部便于看的“禅宗史”，我只想等到老人家的大作出版了，给我快读一过就是了。现在想读的便是“文笔美好的禅宗文章”是也。我要请你开示的便是此类书籍。还有一层，凡不是单行和不易购得者都可无庸开示。
话虽如此说，但是如有书焉，能由此得到一些关于禅宗底知识的—如“禅宗是什么”？“禅宗的源流变迁”，“禅宗大师的传记”之类，自然也要请你顺便开示，但请以一些门径也没有知道的人容易看得懂的为限。
胡适在回信中给钱玄同开的书目有以下几种：六祖《坛经》，宗杲《宗门武库》、圆悟、勤祖《语录》五册，雍正《御选语录》十四册，《景德传灯录》十四册，《禅林僧宝传》三册，《宗范》二册，胡适还强调，为文学起见，《法华经》不可不看。
1937年，钱玄同向胡适询问一些佛经的出处，胡适于4月8日回信说，它们大致都出于《华严经》的《回向品》。此品文句甚繁冗复沓，但确有很精采的地方，如云：
菩萨悉能施头目，
手足肌肉及骨髓，
一切身分尽惠施，
其心未曾生中悔。
其散文部分云：
我当为一切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悉得免出生死沃焦。我当为一切众生于一切刹一切地狱中受一切苦，终不舍离……何以故？我宁独受苦，不令众生受诸楚毒……
胡适还说，明代宰相张居正得力的正是这些。佛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但积极的人，如王荆公、张江陵之流，也可以从佛教中寻出积极的人生观来。钱玄同大概在信中有一些感伤的话，胡适劝他说：
尊恙正需一种弘毅的人生观作抵抗力，切不可一“苟延残喘”悲观，我曾听丁在君说一句英国名言，我曾替他译为韵语：
Ready to die to morrow，
But work as if you live forever！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努力做工，就好像永远不死一样！
你看如何？
钱玄同的性格以直率、激进著称，章太炎晚年在致钱玄同的信中说得好：
足下始慕嵇阮，盖亦激于时事，龙性难驯，诚未易骤拟，曾为我写《三体石经考》，于嵇生可谓相似者。自今以后，蓟门一道，恐在尧封之外，彼在位者，唯有作夷甫排墙而死；在野亦难容嵇阮矣。
嵇康、阮籍都是封建专制高压下挣扎出来的异端思想家，他们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不为礼法所拘，向往能“超世绝群”，“遗俗独往”，可是面对秦汉以降的封建天罗地网，实在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嵇康生前就有人提醒他“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果然，他终究被冠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罪名被杀。这是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悲剧，即使能保全性命，那内心受压迫的煎熬之苦，是难以诉说的。钱玄同一生处于内忧外患空前严重的环境，社会上沉滞的局面让人“忧心如焚”。他痛感中年以上的人多固执而专制，便愤然道：“人到40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1927年9月12日他满40周岁，他有几个喜欢“幽默”的朋友和他开玩笑，说他已届枪毙的年龄，打算在《语丝》周刊里发刊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讣号、挽联、挽诗之类也预备了一些稿子，都是“幽默”的作品。这个专号最终没有刊行，因为当时张作霖在北京自称大元帅，怕惹起误会。胡适作了《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曰：
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
一生专杀古人，去岁轮着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
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场，不能来监斩你！
今年忽然来信，要做“成仁纪念”。
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
回家挖下一坑，好好睡在里面，
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
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
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
年年九月十二，处处念经拜忏。
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
1920年，蔡元培为北京英文《导报》增刊写了一篇文章，胡适认为这篇文章是现在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许多人要说而不能说的意思，故把中文原稿刊登在《新青年》七卷五号，题目是《洪水与猛兽》：
2200年前，中国有个哲学家孟轲，他说国家的历史，常是“一乱一治”的，他说第一次大乱，是4200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乱，是3000年前的猛兽，后来说到他那时候的大乱，是杨朱、墨翟的学说。他又把自己的距杨墨，比较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驱猛兽。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说杨墨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后来一个学者，要是攻击别种形说，总是袭用“甚于洪水猛兽”这句话。譬如唐宋儒家攻击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击陆王派，也用他；现在旧派攻击新派，也用他。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人感受痛苦，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如鲧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孟氏称“禹之治水，行其无所无事”，这正是旧派对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孟氏引公明仪的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那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伏了，来帮同流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蔡元培指出旧派攻击新思想为洪水的伎俩，并歌颂“洪水”涤荡旧污的力量，用意深刻，有助于理解钱玄同陈旧布新、唤醒民众的一生。
钱玄同晚年重申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他声称自己是“中外古今派”，绝对地主张“今外”，他相信“古中”决非今后世界之物，他的“古中”，是“受过了今外洗礼的古中”。这是他一贯厚今薄古、洋为中用的态度，他一方面讲授、研究国学，一方面身体力行去做那“唤醒民众”，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的平凡工作，可惜他赍志以殁，而且是客死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的北平！
我近来觉得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真是唯一要义。中国人“专制”“一尊”的思想，用来讲孔教、讲皇帝、讲伦常……固然是要不得，但用它来讲讲ㄉㄝㄇㄛㄎㄦㄚㄙㄧ，讲ㄅㄛㄌㄕㄝㄎㄧㄎㄧ，讲ㄇㄚㄎㄙ主义、讲ㄚㄋㄚㄋㄧㄙㄇ，讲ㄙㄞㄧㄣㄙ……还是一样的要不得。反之，用科学的精神（分析条理的精神），容纳的态度来讲东西，讲德先生和赛先生等固佳，即讲孔教，讲伦常，只是说明它们的真相，也岂不甚好。我们从前常说“在四只眼的仓神菩萨面前刚刚爬起，又向柴先师的脚下跪倒”，这实在是很危险的事。我在近一年来时怀杞忧，看看“中国列宁”的言论，真觉害怕，因为这不是ㄅㄛㄌㄕㄝㄎㄧㄎㄧ，真是过激派，这条“小河”一旦“洪水横流，泛滥于两岸”，则我等“粟树”，“小草”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而且这河恐非贾耽所能治，非请教神禹不可的了。
但是—钱玄同—个人的态度，则两年来早已变成“中外古今派”了。可是我是绝对的主张“今外”的，我的“古中”，是“今化的古”和“外化的中”—换言之，“受过今外洗礼的古中”。我不幸自己不懂“今外”，但我总承认“古中”决非今后世界之活物。
钱玄同告诉沈尹默已经回国的消息，并谈了一些感想：
尹默回国了。他近来的议论，我颇嫌他过于“笃旧”，不甚赞成，但我认为这完全是他的自由，应该让他发展。况且他对于“旧”是确有心得的，虽他自己的主张似乎太单调了，但我还觉得他今后的“旧成绩”总有。部分供给“新的”为材料之补充。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引者按：陈独秀论文学革命语）的态度来作“池池”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狠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很正当、很应该的。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听其自由。
钱玄同写这封信时46岁，代表了他对中西文化的成熟看法。早在1918年，钱玄同就指出：“我对于一切学问事业，固然不‘保存国粹’，也无所谓‘输入欧化’，总之，趋向较合真理的去做，那就不错。”（《新青年》五卷五号）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钱玄同自己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内忧外患的逼迫，使他感到十分痛苦。他自恨没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能力，只能做国语工作，批判整理传统文化。他一生坚信，欲改良中国政治必先改良中国社会，多次强调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为治本的办法，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老老实实承认中国的落后不仅表现在物质方面，而且也包括思想方面，他说：
适用于现在世界的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道德，都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该虚心去学他，才是正办。若说科学是墨老爹（按：指墨子）发明的；哲学是我国固有的，无待外求；我国的文学，既有《文选》，又有“八家”之世界之冠；周公作《周礼》是极好的政治；中国道德，又是天下第一，那便是发昏做梦。请问如此好法，何以后有什么“甲午一败于东邻，庚子再败于八国”的把戏出现？何以还要讲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话？何以还要造船制械，用“以夷制夷”的办法？
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二号上登载了刘半农翻译的英国威尔德（P。L。Wilde）的悲剧《天明》（Dawn），钱玄同特地在后面加了“附志”。他指出，无论译什么书，都是要把他国的思想学术输到己国来，决不是拿己国的思想学术做个标准，别国与此相合的，就称赞一番；不相合的，就痛骂一番，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中国的思想学术，事事都落人后，翻译外国书籍，碰着与国人思想见解不相合的，更该虚心去研究，决不可妄自尊大，动不动说别人国里道德不好。可叹近来一班做“某生”“某翁”文体的小说家，和与别人对译哈葛德迭更司等人的小说的大文豪，当其选译外国小说之时，每每说，西人无五伦，不如中国社会之文明；自由结婚，男女恋爱之说，流毒无穷；中国女人重贞节，其道德为万国之冠；这种笑得死人的谬论，其所谓“坐井观天”“目光如豆”了。即如此篇，如使大文豪辈见之，其对于穆理（按：与下文医生，迪克部是剧中人物）之评判，必曰：“夫也不良，遇人不淑，而能逆来顺受，始终不渝，非娴于古圣人之三从四德之教，子舆氏以顺为正之训者，乌克臻此？”其对于医生之评判，必曰：“观此医欲拯人之妻而谋毙其夫，可知西人不明纲常名教之精理。”其对于迪克之评判，必曰：“自由平等之说兴，于是乱臣贼子乃明目张胆而为犯上作乱之事。近年以来欧洲工人，罢工抗税，时有所闻；迪克之轰矿，亦由是也。纪纲凌夷，下陵其上，致社会呈扰攘不宁之现象，君子观于此，不禁惄焉伤之矣。”这并非我的过于形容，阅者不信，请至书坊店里，翻一翻什么“小说丛书”、“小说杂志”和“封面上画美人的小说”，便可知道。第二，文字里的标点符号，是最不可少的。在小说和戏剧里，符号之用尤大；有些地方，用了符号，很能传神；若改为文字，便索然寡味，完全失去了说话的神气。然而如大文豪辈，方且日倡以古文笔法译书，严禁西式样入中国，恨不得叫外国人都变了蒲松龄。外国的小说，都变了《飞燕外传》、《杂事秘辛》，他才快心。若更能进而上之，变成“某生”“某翁”文体的小说，那就更快活得了不得。
王闿运说，耶稣教的十字架，是墨家“钜子”的变相，钜子就是“矩子”。钱玄同质问道：就是不论矩的形状和十字架的形状是否一样。就算是一样，有什么凭据知道是从中国传出去的呢？就算查到了传出去的凭据，又有什么大道理在里头？近来中国人常说，大同是孔子发明的；民权议院是孟夫子发明的（这是康有为的话），此外如电报、飞行机之类，都是“古已有之”。这种瞎七搭八的附合，不但可笑，并且无耻。请问：就算上列种种新道理、新事物，的确是中国传到西洋去的。然而人家学了去，一天一天的改良进步，到了现在的样子，我们不但不曾改良进步，连老样子都守不住，还有脸来讲这些话吗？这好比一家人家，祖上略有积蓄，子孙不善守成，被隔壁人家盘了去；隔壁人家善于经理，数十年之后，变成了大富翁，这家人家的子弟已经流为乞丐，隔壁人家看了不善，给他钱用，给他饭吃，他还要翘起大拇指对别人说：“这隔壁人家的钱，是用了我们祖宗的本钱去孳生的，我们祖宗原来是大富翁哩！”你们听了这话，可要不要骂他无耻—何况隔壁人家的本钱是自己的，并不是盘了这位乞丐的祖宗的钱呢？
这篇杂感载于1919年2月15日发行的《新青年》六卷二号中。在这一期中，他还发表过一篇专门驳斥“大同是孔子发明的，民权议院是孟子发明的，飞机电机都是‘古已有之’一类谬论”的文章，另一篇是讽刺“中国派的医生”排斥西医的，文章说：
有一位中国派的医生说：“外国医生动辄讲微生虫，其实哪里有什么微生虫？就算是微生虫，也不要紧。这微生虫我们既看不见，想必比鱼虾还要小。我们天天吃鱼虾还吃不死，难道吃了比它小的什么微生虫倒会死吗？”钱玄同说，这位医生的话讲得还不好，我代他再来说一句：“那么大的牛，吃了还不会死，难道这么小的微生虫，吃了倒还死吗？”那位医生自己爱拿微生虫当鱼虾吃，我们原可不必去管他。独是中国这样的医生，恐怕实不少。病人受了他的教训去放量吃那些小的“鱼虾”，吃死的人大概也就不少。我想中国人给“青天老爷”和“丘八太爷”弄死了还不够，还有这班“功同良相”的“大夫”来帮忙，也未免太可怜了。但是“大夫”医死了人，人家不但死而无怨，还要敬送“仁心仁术”，送“三折之良”“庐扁再世”的招牌给他，也未免太奇怪了。
这里所谓“中国派的医生”，指的是中医，钱玄同对中医以及夹杂不少中医的道教抨击相当激烈。紧接着的一篇随感，他讽刺说，中国人自己说自己身体的构造，很有些特别，心在正中，一面一个肝，一面一个肺，这三样东西的位置，和炉台的摆法一样，这已经很奇怪了。此外还有什么“三焦”，什么“丹田”，什么“泥丸宫”，什么“气”。身体里还有等于金、木、水、火、土的五样东西，连络得异常巧妙。所生的病，有什么“惊风”，什么“伤寒”，什么“春湿”“冬温”，还有什么“痰裹火”“火裹食”这样的怪身体，这样的怪病，自然不能请讲生理学的医生来医了。
像这样对“国粹”的揭发抨击，贯穿了钱玄同的一生，而且比其他人更激进，更大胆。1918年，一位署名Y、Z的读者给《新青年》记者来信说：“钱玄同先生，我最佩服他，他是说话最有胆子的一个人。”刘半农在复信中说，钱玄同诚然是文学革命里一个“冲锋健将”，但是光有少数几个人还不够，有赖于大家的共同努力。新文化运动过后，钱玄同与胡适、顾颉刚一道引发了古史辨运动，对经学、小学、上古史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从学术上揭开了蒙在传统文化上的神圣面纱，解放了学术，也解放了思想。1923年，钱玄同致信周作人，认为现在仍应积极去提倡“非圣”、“逆伦”，应该积极去铲除“东方化”，总而言之，非用全力来“用夷变夏”不可，意谓要引进外来文化。1924年，钱玄同写了三篇文章批评吴虞，署名“X、Y”发表在《晨报副镌》上。吴虞过去在《新青年》上发表过许多文章，攻击封建礼教，胡适称赞他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四川老英雄，其实吴虞的思想并不先进，他后来发表的那些庸俗的诗，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并不足奇，但是有一些人说他毕竟有打孔家店的功绩，替他辩护，钱玄同写了《孔家店里的老伙计》一文。他说，孔家店是中国昏乱思想的大本营，真是千该打、万该打的东西，不打倒则不能接受新思想、新科学。但是，孔家店又有“老店”和“冒牌”之分，这两种都应该打，而冒牌的尤其应该大打特打，打得它一败涂地，片甲不留！不过，打手却有问题，简单地说，便是思想行为至少要比冒牌的孔家店里的人们高明一些的人才配得做打手。若与他们相等的便不配了。至于孔家店里的老伙计，只配做被打者，决不配来做打手！真正老牌的孔家店内容怎样，这是很不容易知道的—近来有些人，如胡适、顾颉刚等人，他们正在那儿着手调查该店的货物—他们可以做打手。因为他们自己的思想是很清楚，调查货物的方法是很精密的。冒牌的孔家店的货物，光怪陆离，什么都有，例如古文、骈文、八股、试帖、扶乩求仙、狎优狎娼等等。这一类孔家店，近来有好几位打手来打它，如陈独秀、易沙白、胡适、吴敬恒、鲁迅、周作人诸公。
吴虞看了这篇文章很生气，写信给副刊记者，为自己辩解，钱玄同写了《“吴虞先生的来信”的“读后感”》予以批驳，并指出，玩相公、逛窑子的文人作“绮艳之词”，尽可“寻芳”，尽可“寻美人怜”，至于“芳”是什么东西，“美人”是什么东西，那些人和自己是否同人类，是否同有人权，这些问题，本非孔家店里的伙计的脑子所有的。钱玄同的批评是很有预见性的。吴虞曾因反礼教名噪一时，背后则去嫖妓，抽大烟，在成都死去，证明他确是“孔家店里的老伙计”，像这样首施两端的人直到现在尚不知有多少。钱玄同又分析为什么一些骂礼教的人最后还是要重新用礼教来束缚别人呢？他说，有一种人，他从前因为自己受父母的管束，便气得不得了，痛骂礼教之害人。现在看了自己生的儿女不受管束，便觉得这都是中了外国的新学说的毒，同时又觉得中国“有特别的国情”，如汉宣帝所谓“汉家自有制度”，这些“国情”与“制度”实非保存不可，但自己仍不得不借口破坏礼教以便私图，这便叫做“阴护礼教”。钱玄同是攻击礼教最烈者，自己又在生活品德上一丝不苟；他“少遭纲伦之厄”，立志要让下一代摆脱旧礼教的束缚，绝不借提倡新文化运动来自私自利，这种咬紧牙关来实践自己的学说的伟大精神（黎锦熙评语），正好与吴虞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钱玄同、吴虞的这场论争，有人认为钱玄同对吴虞批评“太过”，当时有一个署名“浭生”的人就给《晨报副镌》编辑部写信，表达这种看法，钱玄同写了《答浭生君》，他说，以现在的眼光斥从前的著作为毫不足取，是应该的，毫不太过。第二年，他打“章老虎”之反对国语，措词也相当严厉。黎锦熙比较了他与钱玄同的性格，说他自己是“韦”，而钱玄同则是“弦”。钱玄同的言论一向以激进著称，这使我们想起近现代史上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刘师培，他比钱玄同大三岁，所写的《攘书》、《中国民族志》，宣传“攘除清廷，光复汉族”，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他甚至改名光汉，以示排满之志。钱玄同一度十分尊清，1903年读了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革命军》，思想转变到排满上来。第二年读了章太炎的《訄书》、刘师培的《攘书》，更坚定了“义不帝清之志”，并剪了辫子。过了一年，他还读了刘师培的一些学术著作，1907年在日本留学时，于章太炎的住处认识了有世谊的刘师培。刘师培年轻时以激进号称，1904年在《中国白话报》上，他写过一篇《论激烈的好处》云：“现在有一种的人，天天说平和，天天说待时，说天下的事情，都要慢慢的一步一步做起来，断不可不顾事情的成功，只晓得乱闹，唉呀！这话便说错了，现在说这话的人，他心里有几种想头：一种是看见康有为变法，唐才常勤王，都是因为做事匆促败大事的，所以遇见这激烈的人，就引起康有为、唐才常的几桩旧事来：说你断断闹不得，就是乱闹断断是无济于事的。一种是看见现在平和党的人，有的开学堂，有的兴实业，倒也觉得有几份效验，说他们宗旨虽不好，还能办两件实实在在的实情。你们除乱闹以外，就没有一桩事情能办了，可不是和平的好处么！这两种人由我看来，都说他是趋利避害。因为什么原因呢？天下惟有这种平和党的人，又获名，又获利，又能保全身家妻子。这维新的人既说他开通，那守旧的人又不说他悖逆。他既能在守旧的面前讨好，又要在维新的面前做名，所以他所做的事业都是平稳不过的。人看见他做事情平稳，大家就都要学他的法子，所以从前激烈不过的人，一个都没有了，可不是平和党的为害，也像洪水猛兽夷狄一样的么？你们既晓得平和的坏处，我就把激烈的好处，一桩一桩的讲出来。”
刘师培认为，激烈的第一桩好处便是无所顾忌。因为中国人做事，是最迟缓不过的，怀有恐怖心，罣碍心，希恋心，互相观望等待。其实大凡“机会”两个字，都是我们做出来的，只要无所顾忌，自然天下没有难事了。第二个好处是实行破坏。天下的事情，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中国的人民不实行革命，断断不能立国，就是“破坏”两个字，也是断断不能免的了。况且中国的事情，没有一桩不该破坏的，家族上的压抑，政体上的专制，风俗、社会的束缚，没有人出来破坏，是永远变不好的。中国、欧洲都有不少破坏家，没有这种激烈派的人，就不能作空前绝后、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第三桩是鼓动人民。法国的卢梭、孟德斯鸠，日本的高山正之、蒲生秀实，都善于鼓动。这一种著书、出版、演说的人，宗旨也激烈。刘氏最后强调说，“大约中国亡国的原因”，都误在“平和”两字，这平和原因，又误在“待时”两字。哪晓得现在还有一种治学的人，看了几部《群学肄言》等书，便满嘴的说平和的好处，看见这激烈的人，不说他不晓得进化的层次，也说他不晓得办事的条理。现在的人感于这等议论的，也很不少。我恐怕再过几年，连一个做事情的人都没有了，可不是把中国弄得灭亡么！所以我把几桩的好处，一层一层地说出来，教中国的人民都快快地出来办事，不要迟疑，中国的事情，就可以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
刘师培对这篇文章的署名是“激烈派第一人”，可以看出他“激烈”之一斑。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即在名噪一时的长文《攘书》中，刘师培对少数民族极尽丑诋之能事，以示急宜攘除，他竟说汉族兴起帕米尔高原，这还不奇，更奇的是他说那些不能与“夏”人同日而语的“夷”人；其中有一句：
吾观四川番民生毛，台湾生番有尾，非洲黑人近于猿猴。
这样，二十世纪竟还存在有毛、有尾、与猿猴同类的民族！刘师培恐怕还不至于没有这样的常识，而他振振有词地说“吾观”云云，究竟是如何“观”出来的呢？恐怕是“激烈”出来的吧！无非是想增加人们对清廷的厌恶情绪。当时还有吴稚晖用秽亵的文字丑诋清廷，钱玄同后来回忆说，读后增加了不少对清廷的鄙夷心理，刘师培的用意与吴稚晖是一样的。刘师培在日本宣传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回国后非但不“激烈”了，反而被清两江总督端方收买为幕僚，充当暗探，后又追随杨度参与发起臭名昭著的“筹安会”，任理事。又作《君政复古论》，拥护袁世凯称帝，任署理参政院参政。袁世凯事败后，刘氏仓皇出逃，蔡元培、章太炎奇其才，联名登报，要求与刘师培通信，刘氏置之不理。蔡元培一贯主张“人才至为难得”，聘他为北京大学教授。正当钱玄同等人鼓吹新文化运动时，刘氏却参加组织“国故月刊社”，任《国故月刊》总编辑，与新文化运动对抗，不久病逝，年仅三十六岁。钱玄同在逝世前两年抱病整理编辑《刘申叔先生遗书》，把他推为自清末戊戌维新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界有代表性的十二位启蒙人物之一，表彰这位清末革命家和国学大师应有的历史地位。刘师培毕竟是一位才学非凡的学者，虽然他的曾祖刘文淇，祖刘毓崧，伯父刘寿曾，均以治《左氏春秋》名于清道咸同光之世，列传于国史，其父刘贵曾在东南学界上很有名，但是知识分子不在政治上图谋，永远也摆脱不了贫贱的地位，刘师培在政治上的大起大落，是极希望摆脱这种代代沿袭的处境，他反清排满，当然是激烈；投靠端方、袁世凯，显然是倒行逆施，而在他自己，未尝不是想再激烈一番。他的弟子追述说：“先生精力兑文于著述，世变纷纷，匪所能悉，而以贫病故，不能亡情爵秩，时时为佥壬牵引致不退，不遂入于坎陷。非深知先生者，孰能谅之。”这确实道出了刘师培不安于贫贱的苦衷，不能完全看作是对其师的辩护。政治斗争无不需要知识分子当工具，作炮灰；知识分子依附政治也是在下赌注，即使找准了对象，往往等着的就是“良弓藏，走狗烹”的下场；若是找错了对象，则要共当败者为寇的恶名。知识分子的三难处境，刘师培不过是无数的牺牲者中的一员而已。
钱玄同也是出生于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家庭，他自己既不能治产业，又不愿从政。这并不是说他对政治不关心，他亲眼目睹他所处的时代还是强权政治，各实力派的你争我夺在那些记载帝王家谱、杀人放火的账簿—中国史书的主体中随处可见，他痛感要培养中国人的“人”气，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才是治本之方。这意味着他一开始就与他有世谊的刘师培，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在暮气深重的民国初年，钱玄同呼唤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穆姑娘，鼓吹新文化运动。黎锦熙先生说，在《新青年》上，唯有钱先生的说话，最大胆，最无畏，最痛快淋漓，最使人兴奋，所以要推他为新文化运动揭幕的一人。周作人说，玄同的主张看似多歧，其实总结归来只是反对礼教，在所谓新文化运动中间，主张反礼教最为激烈，而且到后来没有变更的，莫过于他了，可见钱玄同是最“激烈”的健将。1918年，他在答孙少荆的信中说：
先生所说的“不要‘人’还没有弄清楚，便去胡乱谈政治、法律、爱国、救国”，这实在是极精当的议论，我佩服得很。那些圣人贤人，要是专门吃饭，我们尽可任他去。所可恨的，他于吃饭之外，还要逼着我们去做那先王的留声机器；我们要是偶然良知发现，想要做“人”，他便说我们大逆不道，“宜正两观之诛”，那我们自然不能不竭力的反抗了。
钱玄同后来给鲁迅、周作人两兄弟写信，认为培养中国人的“人”气比什么都重要。晚年致信周作人，“觉得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是真义”。在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发现了人的主题，所以加入国语研究会，毕生以一个国学大师的身份，致力于“唤醒民众”的国语运动。有了这样的认识，在1925年“五卅惨案”后，在一片对帝国主义的唾骂声中，钱玄同却强调孟子的名言“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人伐之”是颠扑不破的至理。他说，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们，我们固然应该反抗，但同时也该自己反省一下，为什么他们不侵略别国而来侵略咱们呢？这实在是因为国人受奴化教育影响太深，所以“唤醒国人”是有脑筋的人唯一的工作，甚至是他们的“救命工作”，否则那些极少数奔走呼吁的人将会跟那大多数人“送死”。军阀政蠹固然是国贼，钱玄同认为却不值得特别去提他们。因为，他们一旦倒了运，与普通人固无以异，普通国人一旦来了运，还不是十足地道的军阀政蠹吗？那么，若不“唤醒国人”，不改良国人，而徒沾沾焉惟军阀政蠹之是詈，真是舍本逐末之论。总之，凡与中华民国政体和一切组织抵触者，如纲常名教等，都是“国贼”。只因辛亥革命对这些“国贼”没有加以清除，以致十四年来所谓中华民国也者，仅有一张空招牌，实际上是挂羊头而卖狗肉。大多数的国人都是死守帝国遗奴本分，不能超升为国民。够得上算国民的，只有那极少数的几个觉醒者，单靠他们来保国，来反抗帝国主义，绝对是不够的。所以觉醒者必须“唤醒国人”。怎样唤醒？消极方面是“除国贼”，积极方面是请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穆姑娘（moral）来给咱们建国，大多数的国人受到这个教育，奴性逐渐消失，人性逐渐发展，人人都明了自己有处理政治天职和抵御外侮之义务，则国才有保得住的希望。但保国不是“保存国粹”，反抗帝国主义是反抗侵略咱们的强权，绝对不是“排外”，凡是现代的世界文化，咱们的国家也应该受它支配。相反，拒绝现代的文化国必亡。
钱玄同在前几年的《汉字革命》一文中，批评清末文字改革家设置“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障碍，他毕生致力于国语运动，做的是普及与不普及、统一与不统一的工作，在这篇《关于反抗帝国主义》中，他强调“唤醒国人”，所要唤醒的应该是国人全体，并非限于一般所谓民众。唤醒者自己亦当在被唤醒者之列。应该是互相唤醒，无论何人，决不应该自居为全善全圣之上帝而超然于一切人们之外。胡适也曾说过，反帝是一回事，学习他们背后的文化又是一回事。而在中国，则是让由反帝进而排斥外来文化，至今仍有不少对传统文化眷念甚深的人，他们与那些迎合当今文化复古风气的揣摩之士有区别，实因民族自尊心太强，不管他们怎样宣称是“辩证的”，对待中西文化，实质上总摆脱不了“中体西用”的框框。
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是近现代启蒙思想家的共识，如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人。在《新青年》杂志上，还有人讨论改造中国人人种的问题，介绍了国外改造人种的经验，可见确有不少清醒的人心里明白中国人的素质已低劣到什么程度。陈独秀尖锐地批判空喊爱国的“爱国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华民族公德私德之堕落，是招来独夫与强权的总祸根；要救亡，根本措施在于改造国民，这比为国捐躯更重要。他说：“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权，而所以迫于独夫与强权，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虽有少数难能可贵之爱国烈士，非徒无救于国之亡，行见吾种之灭也。”他列举了国内的一些现象，如武人乱政、府库空虚、产业凋零、社会腐败、人格堕落、官吏贪墨、游民盗匪充斥、水旱疫疠流行，等等。凡此种种，无一不为国亡种灭之根源，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外人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如“好利之耻”、“老大病夫”、“不洁如豕”、“游民乞丐国”、“贿赂为华人通病”、“官吏国”、“豚尾客”、“黄金崇拜”、“工于作伪”、“服权力不服公理”、“放纵卑劣”，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即人不我伐，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因此根本的救亡措施，乃在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他总结说：“故我之爱国主义，不在为国捐躯，而在笃行自好之士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这才是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具体来说，有勤、俭、廉、洁、诚、信之数德的提倡。这绝不是乞灵“国粹”所能做到的，相反，必须输入西方思想，驱除用国粹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陈独秀在1919年答宁波孤儿院王禽雪询问怎样使青年摆脱奴隶性时说得好：
国果有粹，未始不可保存。乃国人于一切事物，无论好歹，凡是古代遗留者，均以”保存国粹“为前提，不许自由思想者加以非议，其弊将不可胜言。足下既从事贫民教育，当教以劳工之尊严，摆脱一切奴性，不但国粹一端已也。
终于，一批立志“新民”的启蒙思想家汇集在北京大学，以《新青年》为喉舌，掀起了新文化运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在此之前，北大既有古代太学旧遗气，又有食洋不化之弊。1912年严复任北大校长，十分重视外语，课堂上除国学课程外，都用外语讲授，课外活动，如开会、讲演讨论也多用外语，尤其是教员。一些教员讲课，一开口就说“我们西国”如何如何。姚永概任文科教务长，桐城派的学风在北大文科居优势。桐城派自康熙中叶由其始祖方苞开始，直至辛亥革命前夕，势力很大，如吴汝纶、王先谦、曾国藩、严复、林纾都是桐城派的典型代表。该派信仰“文以载道”，崇尚宋明理学，以孔、孟、韩、欧、程、朱的“道统”自任，标榜“因文见道”，自诩文道合一，即与汉学对立，又与西学抗衡，林纾还曾在北大任教。1916年夏锡棋代替姚永概主持北大文科后，引进章门学者，如黄侃、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等先后到北大文科教书，成为师资的主流。钱玄同和沈尹默向蔡元培介绍陈独秀，陈独秀担任了北大文科学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就拿绵亘有清一代的桐城派及胡诌骈文、刻意仿古的选学派开火，提倡白话文，反对国粹。当时革新派与保守派同在一个学校，甚至一个系，如革新派刊物《国民》、《新潮》与《国故月刊》的编辑人员同在中文系，《新潮》、《国故月刊》的社址都在红楼。因此双方成员接触时经常唇舌相讥，笔锋相对，上班时冤家相见，分外眼红，有的甚至怀揣小刀子。拖着长辫子、主张保皇的辜鸿铭在北大英文系讲外国诗选，一年只讲了六首零十几行诗，一上台则满口“春秋大义”。梁漱溟于1917年到北大哲学讲授《印度哲学》，1918年打出“研究东方学”的旗号，一连几天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说北大是“中国仅有之国立大学，世之求东方学不于中国而谁求，不于吾校而谁求”，指责革新派“皆深昧于欧化而无味乎东方之文化”，他表示要“为研究东方学者发其端”。不久，他在北大成立孔子研究会，说“往世的思想之最圆满者无逾于孔子”，对孔教“叹服之无穷”。1919年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发起成立国故月刊社，“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攻击输入西方文化，反对科学和民主，说“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义亡，以放荡为自由，以攘夺为责任，斥道德为虚伪，诋圣贤为国愿，滔滔者皆是也”。林纾发誓要“拼我残年”，极力卫道，攻击新文化运动领导人是“人头畜鸣”。除了对他们以影射小说谩骂外，还指使北大学生张厚载（后被开除）多次给京、沪两地报刊写通讯，散布陈独秀、钱玄同等被政府逮捕，被驱逐出北大的谣言。同时，北洋军阀政府指使议员在国会提出弹劾教育部的议案，实则矛头对准蔡元培，为其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镇压北大作舆论和组织的准备。对于新旧两派的较量，钱玄同尖锐地指出，一般人还以为是名利心之争，实际上是新旧思想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
1918年《新青年》四卷五号发表了李大钊《新的！旧的！》一文。他说，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益。可是，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矛盾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一个旧。如我国现已成了民国，仍然还有什么清室；制定宪法，一面规定信仰自由，一面规定“以孔教为修身之本”。因此，我希望我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开创一种新生活，以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不但使他们不妨害文明的进步，且使他们也享受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进！进！进！新青年！钱玄同在李文后面加了按语说，要打破矛盾生活，除了征服旧的，别无他法。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似乎不必请他享受新文明的幸福，尝新生活的趣味；因为他们的心理，只知道牢守那笨拙迂腐的东西，见了迅速捷便的东西，便要“气得三尸神炸，七窍生烟”，“狗血喷头”地骂我们改了他的老样子，我们何苦辛辛苦苦创造成功的幸福去请他们享受，还要看他们的脸，受他们的气呢？
李大钊的在《新旧思想之激战》一文中义正词严地写道：
我还告那些顽固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按：指林纾攻击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小说《荆生》），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
李大钊在《新的！旧的！》一文中，指出新文化运动领导人是超前于时代而生，而旧派则是大大落伍于时代，这样两种人碰在一起是不能不产生矛盾的，他说：
最近又在杂志上看见独秀先生与南海圣人（按：指康有为）争论；半农先生向投书某君棒喝（按：指王敬轩），以新的为本位论：南海圣人及投书某君，最少应生在百年以前；以旧的本位论：独秀、半农最少应生在百年以后，此等“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思想，竟不能凑合在一处，立在同一水平线上来讲话，岂不是绝大憾事？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
正因为新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钱玄同不仅与林纾等顽固派展开笔墨之战，而且还与他的同门黄侃、吴承仕分道扬镳了。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批评黄侃复古，黄侃遂对钱玄同不满。1932年，黄侃在章太炎面前责备钱玄同不继续研究传统的音韵学，要弄注音字母、白话文，说：“二疯，你可怜啊！”钱玄同听了大怒，说：“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章太炎急忙从中调停，说：“你们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啊！快要念‘アイウエオ（日文字母）’了啊！”意谓日寇入侵，国难当头，应团结救国才是。黄侃死后，《立报》登载过一些黄侃遗事，第一则副题是《钱玄同讲义是他一泡尿》，原文说：
黄以国学名海内，亦以骂人名海内，举世文人除章太炎先生，均不在其目中也。名教授钱玄同先生同黄同师章氏，同在北大国文系教书，而黄亦最瞧不起，尝于课堂上对学生曰，汝等知钱某一册文字学讲义从何而来？盖由余溲一泡尿得来也。当时钱与余居东京时，时相过从。一日彼至余处，余因小便离室，回则一笔记不见。余料必钱携去。询之钱不认，今其讲义，则完全系余笔记中文字，尚能赖乎？是余一尿，大有造于钱某也。此语北大国文系多知之，可谓刻毒之至。
周作人将这段文章寄给钱玄同看，钱玄同置之一笑，回信说：
披翁（按：黄侃别号）轶事颇有趣，我也觉得这不是伪造的，虽然有些不甚符合，总也是事出有因吧。例如他说拙著是撒尿时偷他的笔记所成的，我知道他说过，是我拜了他的门而得到的。夫拜门之与撒尿，盖亦差不多的说法也。
1933年，钱玄同坚持要废除吴承仕教的“三礼名物”课，因为他不满意吴承仕专据《三礼》注疏，不辨古文家说之疑伪而一律认为真实。吴承仕常说这门科目，可改称为“封建时代的衣食住行”，钱玄同说还要加上几个字叫做“封建时代郑、孔、贾所说的衣食住行”。钱、吴二人合编《章氏丛书续编》，章太炎督促甚急，很显然，由于吴承仕在复信中说钱玄同“思想蜕化”，章太炎在1935年2月25日的回信中委托吴承仕一人承担编印事宜，不让钱玄同参与；又说“《三体石经考》系玄同手书，后附跋尾，亦玄同属为之。如其思想蜕化，于前跋又有不惬，不妨将前跋删去，但谢其写校之劳而已”。幸亏章氏对钱玄同知之甚深，并且又收到了钱玄同的信，所以章氏又写信给吴承仕，说：“得玄同来书，其辞平正而哀委，非蜕化，实缘病因。且刻以阴历三月之杪，必可出书。如是自堪慰藉，已复书止其哀痛矣。玄同以半农、晦闻云亡，时时出涕，不可谓非有情人。其得病亦颇类中风，所谓神经性者是也。始慕嵇阮，亦为增病之药，今慕颜之推，庶几得侯氏黑散矣。”吴承仕死后，吴玉章在挽联中有“受军阀压迫，受同事排挤，终受敌寇毒刃摧残”之句，人们认为“受同事排挤”，指的是吴在师大受钱的“排挤”，其实黎锦熙先生早就指出，钱玄同要废除吴承仕的“三礼名物”课，人家以为是因为两人当时宗旨不合，实则是钱玄同不满吴承仕太信古。1926年，吴承仕任北师大国文系主任，钱玄同因事请假半年，吴承仕请黄侃来任教，黄侃因为在讲堂上说话随便，引起女同学不满，并向吴承仕反映，吴承仕婉言劝黄侃，黄遂对吴不满，并怀疑钱玄同作梗，乃作诗讥讽，内有“芳湖联蜀党，浙派起钱疯”之句。这样，章门三大弟子先后反目，分道扬镳了。
钱玄同与鲁迅的分手，则既因性情不合，又思想旨趣有别。钱玄同鼓励鲁迅起来推翻“铁屋子”，鲁迅自述：“初做小说是1918年，因为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这篇小说就是《狂人日记》。钱玄同力主废汉文，写了《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其中许多话是将他与鲁迅的主张合而为一写出的，所以文中露出“友人周（豫才）君”四字。1924年钱玄同等人成立语丝社，鲁迅分担过印刷费，他与钱玄同都是长期撰稿人。鲁迅后来还回忆说：“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或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写‘语丝社’的木牌，倘一驻足，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1926年7月顾颉刚受聘为厦门大学研究所导师和大学教授，因6月《古史辨》第一册出版，轰动一时，顾颉刚的学术地位大为提高，8月改聘为史学研究教授兼文科名誉讲师，此时鲁迅也在厦大任教，他不赞成古史辨中的观点，并对之进行了抨击。古史辨是胡适、钱玄同、顾颉刚倡导的，以顾颉刚的成绩最大，他比钱玄同小6岁，成名也比钱玄同晚，但是钱玄同对顾颉刚的才识极为赏识，并引为自己最好的朋友之一。鲁迅抨击《古史辨》，当然不止顾颉刚一人，还包括胡适、钱玄同。这一年也就成了鲁、钱二人裂痕的起点。1929年的一天，鲁迅到孔德学校，访马隅卿，“先传达一个名片，仍是‘周树人’，钱先生适在座，老朋友久别重逢，初不寒暄，钱先生拿着这个名片笑着问他：‘你的姓名不是已经改成两个字了吗？怎么还用这三个字的名片？’鲁迅先生正色而庄严地答道：‘我从来不用两个字的名片，也不用四个字的名片！’钱先生不悦，适有一客来，是钱先生最要好的而鲁迅先生最不喜欢的（按：指顾颉刚），因此两人更愣住了。不久鲁迅匆匆离开，以后两人更无说话的机会了”。
这次会面，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有论述，说他“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少顷，则朱山根即门而入，见我即踌躇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也”。这里的“金立因”，即指钱玄同，“朱山根”即指顾颉刚。钱玄同回忆此事时说：
从15年秋天他上厦门直到现在，这10年之中，他于26日到孔德学校访隅卿（隅卿那时是孔德学校的校务主任），要看孔德学校收藏的旧小说，我也在隅卿那边谈天，看见他的名片还是“周树人”三字，因笑问他“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我意谓其不用“鲁迅”也。他说：“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他所谓四个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我那时喜效古法，缀“号”于“名”上，朋友们往往开玩笑，说我改姓“疑古”，其实我也没有这样四个字的名片。他自从说过这句之后，就不再与我谈话了，我当时觉得有些古怪，就走了出去。后来看见他的《两地书》中说到此事，把“钱玄同”改为“金立因”，说，“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原注：第二四四页），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做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不错，我是爱“唠叨”的，从2年秋天我来到北平，至15年秋天他离开北平，这13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100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18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默不与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让他讨厌吧……
接着，钱玄同阐述了他是一贯主张思想自由的，见仁见智，不能强求：
我所做的事是关于国语与国音的，我所研究的学问是“经学”与“小学”，我反对的是遗老、遗少、旧戏、读经、新旧各种“八股”，他们所谓“正体字”、辫子、小脚……二十年如一日，即今后亦可预先断定，还是如此。我读豫才的文章，从《河南》上的《破恶声论》等起，到最近（25年10月）“未名书屋”出版的《鲁迅杂文集》止，他所持论，鄙见总是或同或异，因为我是主张思想自由的，无论同意或反对，都要由我自己的理智来判断也。
最后，是钱玄同对鲁迅的评论，他称赞鲁迅治学最为谨严，绝无好名之心，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及《新青年》中他的《随感录》所描写所论述的皆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社会改革是有极大的用处的。同时他指出鲁迅的三点短处：第一是多疑。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第二，轻信。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同志，后来发觉对方的欺诈，于是由决裂而至大骂。第三，迁怒。譬如，他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
1936年10月17日钱玄同日记：“未记，此两周中又未记。可记者为十九日周豫才死（1881～1936，56岁）。我因为青年们吹得他简直是世界救主，而又因有《世界日报》访员宋某电约吾家，未见我而杜撰我们谈话。我极不愿，因作《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登入该报及转载于师大之《教育与文化》第一期中。”可见钱玄同写这篇文章是要批驳《世界日报》记者杜撰的报道：《钱玄同昨表示—始终敬仰鲁迅天才》。钱玄同对此发表了声明：“记者先生：顷见今日（按：1936年10月21日）贵报《教育界》关于鲁迅君逝世之记载中有‘钱玄同昨表示’一段，甚为惊异，贵报方面虽有人于19、20两早，以电话向舍间询问此事，但我并不在家（彼时非在师大文学院，即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始终未晤贵报记者，何来此‘表示’？必系传闻有误，此应请更正者一；又此‘表示’中所记，尤与事实及仆之意见均不符，此应请更正者二。兹特专函请求，乞即更正。”针对报道所说，及鲁迅转变之后，彼此各奔前途，分道扬镳，即音信亦不通矣，钱玄同说：“……且何谓转变，实在不解，若指‘我现在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而言（此语见于他的《两地书·自序》中所云，故引之），我却更郑重声明，他此序作于1932年，即民21，而他对我‘默不与谈’尚早在民18.且此态度是他对我，非我对他也。我即非作家（前已声明我绝对不懂文学），又未与右翼联盟，自无所谓右翼（假使有所谓右翼的话），对于豫才有什么‘各奔前途’之可言呢？”
钱玄同的日记我很遗憾没有见到，上面那则日记及下面要用的一则日记我是转引自一位鲁迅研究者的专著（已被编辑删去）。钱玄同一生是一个学者而不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在性情及思想方面比较接近陈独秀、胡适而与鲁迅有别。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钱玄同评价章太炎，着重章氏学术的博大和人格的崇高，鲁迅则认为章太炎的革命贡献远胜过学术，他自己说以前听过章太炎讲《说文解字》，连一句也记不得了，他评价章太炎，是很看重政治标准的。鲁迅后来转变到共产主义立场上来，正是他热心政治的必然发展，也是他受到后人赞扬的地方。与此形成对比，钱玄同的书卷气很浓，他一生不做政治工作，不加入任何党派，认为只有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才是谈政治的条件，他毕生从事的国语运动，就是“唤醒民众”的工作。他对于中国自宋以来的学派，最佩服是有四派：一是宋之永嘉学派，二为清初颜李学派，三为清中叶浙东学派，四为自欧阳修以来到康有为的疑古辨史的学派，因为他们都注重事功，实事求是。所以他最推重颜习斋。颜李学说在康熙、雍正初的一二十年间，影响很大，朝廷一度想聘李塨作皇太子的老师，到了颜元的再传弟子程廷祚的时代，清朝对思想控制加剧，当时就有不少人围攻程廷祚，自然包括颜、李，他们甚至说“诋宋儒如诋天”，极力为颜、李所批评的宋儒理学作辩护。一直到同治年间，才有曾国藩的幕僚戴望广求颜、李遗著，于1869年撰成《颜氏学说》十卷。接着，一些改良派思想家如陈虬、宋恕、梁启超，推崇颜李学派，但也受到保守派，如宋一新、叶德辉、程仲威等人的攻击。梁启超称赞颜李学派是清初思想界的大炸弹，认为他们摧陷廓清了朱陆汉宋诸派的凭借，对于20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在钱玄同的影响下，胡适也开始重视颜李学派，他给钱玄同写信说：
你愿意整理的四类书，我都赞成。已选定的三部，即请早日动工。近年多读颜习斋、李恕谷的著作，觉得他们确是了不得的思想家，恕谷尤为可爱。你说我“不甚爱颜习斋”，那是“去年的我”了！近作《东原的哲学》，开端即叙颜、李。
钱玄同由于重实学，自称对玄学深恶痛绝，但并不是一概排斥哲学之类的东西，他曾请求胡适开几种禅宗书看，胡适答应了他的请求，并用佛教中救世的言论勉励这位反玄学的实干家。钱玄同的信说：
适先生：
我要请你开几部禅宗书给我。
上面这句话太笼统了，非把我的意思说明几句不可。老实说，我并没有研究佛学的心思，也没有单研究禅宗的心思。我固然不懂得哲学是什么，但我却颇盲目地反对佛学哲学，我决不想在此中求出可信仰的人生观，我也不信经书中可得到值得信仰的人生观来。但我平常却有一个谬见，我觉得一切宗教和“玄学的哲学”都可以作文学观。文学本是将一个人底“胡思乱想”来“胡说八道”一下子，可是这种“胡思乱想”和“胡说八道”，看起来是很有趣味的，而文笔美妙者尤其耐读，宗教书亦由（注：古“由犹”字通）是也。
上面许多题外生枝的废话，自然要惹得你这位学者笑掉了牙齿，现在不再说了，且入本题吧。
因为我爱读文笔美妙的宗教书，于是想到禅宗的书了。禅宗底思想，虽然是超等玄学鬼发明的，但实在干脆得有趣，这且不论。我前年见你底《文学史》中所引义玄和宗杲底语录，觉得文章真好极了，岂独干“支离事业”的朱老爹（按：指朱熹）底语录远比它不上，就是那干“简易工夫”的王老爹（按：指王守仁）底《传习录》等也比它不上（实在说，“禅宗的儒家”底思想本来就不及“禅宗的禅宗”）。因此，我便想多读些这样的好文章。所以什么禅宗底源流变迁，虽然我也很想懂得，但是我知道过去的书籍中决无一部便于看的“禅宗史”，我只想等到老人家的大作出版了，给我快读一过就是了。现在想读的便是“文笔美好的禅宗文章”是也。我要请你开示的便是此类书籍。还有一层，凡不是单行和不易购得者都可无庸开示。
话虽如此说，但是如有书焉，能由此得到一些关于禅宗底知识的—如“禅宗是什么”？“禅宗的源流变迁”，“禅宗大师的传记”之类，自然也要请你顺便开示，但请以一些门径也没有知道的人容易看得懂的为限。
胡适在回信中给钱玄同开的书目有以下几种：六祖《坛经》，宗杲《宗门武库》、圆悟、勤祖《语录》五册，雍正《御选语录》十四册，《景德传灯录》十四册，《禅林僧宝传》三册，《宗范》二册，胡适还强调，为文学起见，《法华经》不可不看。
1937年，钱玄同向胡适询问一些佛经的出处，胡适于4月8日回信说，它们大致都出于《华严经》的《回向品》。此品文句甚繁冗复沓，但确有很精采的地方，如云：
菩萨悉能施头目，
手足肌肉及骨髓，
一切身分尽惠施，
其心未曾生中悔。
其散文部分云：
我当为一切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悉得免出生死沃焦。我当为一切众生于一切刹一切地狱中受一切苦，终不舍离……何以故？我宁独受苦，不令众生受诸楚毒……
胡适还说，明代宰相张居正得力的正是这些。佛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但积极的人，如王荆公、张江陵之流，也可以从佛教中寻出积极的人生观来。钱玄同大概在信中有一些感伤的话，胡适劝他说：
尊恙正需一种弘毅的人生观作抵抗力，切不可一“苟延残喘”悲观，我曾听丁在君说一句英国名言，我曾替他译为韵语：
Ready to die to morrow，
But work as if you live forever！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努力做工，就好像永远不死一样！
你看如何？
钱玄同的性格以直率、激进著称，章太炎晚年在致钱玄同的信中说得好：
足下始慕嵇阮，盖亦激于时事，龙性难驯，诚未易骤拟，曾为我写《三体石经考》，于嵇生可谓相似者。自今以后，蓟门一道，恐在尧封之外，彼在位者，唯有作夷甫排墙而死；在野亦难容嵇阮矣。
嵇康、阮籍都是封建专制高压下挣扎出来的异端思想家，他们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不为礼法所拘，向往能“超世绝群”，“遗俗独往”，可是面对秦汉以降的封建天罗地网，实在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嵇康生前就有人提醒他“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果然，他终究被冠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罪名被杀。这是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悲剧，即使能保全性命，那内心受压迫的煎熬之苦，是难以诉说的。钱玄同一生处于内忧外患空前严重的环境，社会上沉滞的局面让人“忧心如焚”。他痛感中年以上的人多固执而专制，便愤然道：“人到40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1927年9月12日他满40周岁，他有几个喜欢“幽默”的朋友和他开玩笑，说他已届枪毙的年龄，打算在《语丝》周刊里发刊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讣号、挽联、挽诗之类也预备了一些稿子，都是“幽默”的作品。这个专号最终没有刊行，因为当时张作霖在北京自称大元帅，怕惹起误会。胡适作了《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曰：
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
一生专杀古人，去岁轮着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
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场，不能来监斩你！
今年忽然来信，要做“成仁纪念”。
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
回家挖下一坑，好好睡在里面，
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
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
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
年年九月十二，处处念经拜忏。
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
1920年，蔡元培为北京英文《导报》增刊写了一篇文章，胡适认为这篇文章是现在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许多人要说而不能说的意思，故把中文原稿刊登在《新青年》七卷五号，题目是《洪水与猛兽》：
2200年前，中国有个哲学家孟轲，他说国家的历史，常是“一乱一治”的，他说第一次大乱，是4200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乱，是3000年前的猛兽，后来说到他那时候的大乱，是杨朱、墨翟的学说。他又把自己的距杨墨，比较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驱猛兽。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说杨墨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后来一个学者，要是攻击别种形说，总是袭用“甚于洪水猛兽”这句话。譬如唐宋儒家攻击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击陆王派，也用他；现在旧派攻击新派，也用他。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人感受痛苦，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如鲧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孟氏称“禹之治水，行其无所无事”，这正是旧派对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孟氏引公明仪的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那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伏了，来帮同流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蔡元培指出旧派攻击新思想为洪水的伎俩，并歌颂“洪水”涤荡旧污的力量，用意深刻，有助于理解钱玄同陈旧布新、唤醒民众的一生。
钱玄同晚年重申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他声称自己是“中外古今派”，绝对地主张“今外”，他相信“古中”决非今后世界之物，他的“古中”，是“受过了今外洗礼的古中”。这是他一贯厚今薄古、洋为中用的态度，他一方面讲授、研究国学，一方面身体力行去做那“唤醒民众”，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的平凡工作，可惜他赍志以殁，而且是客死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的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