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旧兼备的启蒙教育
还是在祁仪镇的时候，按照冯家大家庭的规矩，男孩从七岁起开始上学接受教育。当时的社会，正处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新社会的曙光尚未出现，旧制度的丧钟却不断地被敲响。这种社会变迁的信息，在长期封建社会浸润下的中国广大农村，其传递速度是极其缓慢的。因此在农村，旧的传统仍占据着统治地位。就早期童年的启蒙教育而言，一般都是在家里请一位教书先生教孩子读书，谓之“私塾”。
中国“私塾”的教育传统，可一直追溯到先秦时代，由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发其端，至汉代得到普遍的发展。《礼记·学记》有明确的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国有学。”因此，“私塾”即私学，是私人设立的教学单位，亦可称“家学”。在19世纪末，旧传统没有断裂的广大农村，“私塾”的教育方式仍是一种普遍的启蒙教育形式。冯友兰自不能例外，从7岁起便在家庭设立的私塾里接受传统教育。“在我上学的时候，学生有七八个人，都是我的堂兄弟和表兄弟。我们先读《三字经》，再读《论语》，接着读《孟子》，最后读《大学》和《中庸》。”从此，冯友兰告别了童年生活，开始了影响其一生的早期启蒙教育。
《三字经》既押韵又简洁，读起来朗朗上口，同时又包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的信息。但《论语》、《孟子》及《大学》、《中庸》就不同了。“四书”的思想性极强，它作为封建时代的普及性教本，既具有深刻的时代内容，又具有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性质。这对于只有7岁的孩子来说，读起来可能相当困难。不仅读，还要背。“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才算读完，叫作‘包本’。”但冯友兰在读“四书”的时候，似乎很顺利，没有感到什么压力。因此，“于‘四书’读完之后，就读经书，首先读《诗经》”，读完《诗经》之后，冯友兰就随母亲到武昌去了。此时冯友兰还不足9岁。
在武昌，冯友兰没有上附近的小学，“因为父亲相信，在学新知识以前，必须先把中文学好。他认为，没有一个相当好的中文底子，学什么都不行”。冯台异对儿子的要求，为造就一位未来的哲学史家，奠定了语言文字的坚实基础。60年代初期，曾有人评价冯友兰的学术造诣，说他不仅具有哲学系一级教授的水平，而且同时可以兼具中文及历史学一级教授的水平。这与冯友兰早期教育中重视中文有密切关系。
按照家里规定的读书顺序，读完《诗经》之后，冯友兰又读完了《书经》、《易经》，接着又读《左传》。“那时候教小孩们读经书，无论哪个先生也都是着重读和背，只要熟读了能背就行，本来就是不注重讲解的。”何况此时并没有专业的教书先生，“四书”及《诗》、《书》、《易》、《春秋》四经，都是在父母监督下读完的。“母亲小时候上过几年学，认识一些字。有些字只能读其音，不能解其义”，“遇见母亲不认得、念不出来的字，就记下来，等父亲晚上回来再教”。可见，冯友兰接受的传统教育，基本上是在家庭内部完成的，尤其是在母亲的关怀下，循序渐进，从未间断，从而为这位未来的哲学家铺垫了通往智山慧海的人生大道。
冯友兰随父母在武昌住了3年。1907年冯友兰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出任湖北省崇阳知县，这时才有了正式聘请的教书先生。因经书读过了，于是从教读师爷读古文。读本是吴汝纶选编的《桐城吴氏古文读本》，其中包括《过秦论》等历史名篇。这些古文对已经读了“四书”、“五经”（《三松堂自序》中未谈到读《礼》，因此实际上是读了“四经”）的冯友兰来说，自然显得容易，但要读懂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读古文虽然还不能全懂，但是比经书容易懂多了。并且有声调，有气势，读起来觉得很有意思。”读古书一旦觉得有意思，就说明读进去了，否则会味同嚼蜡。
“积财千万，无过读书”，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家庭恪守的信条。但对于学童来说，并不能认识和了解读书的目的，觉悟读书的深义。中国的旧式教育，诚然多以熟读硬记为手段，以博取功名为宗旨，但它在孩童幼小的心灵里开启了智慧的殿堂，培养了读书的情趣。冯友兰童年、少年时代的读书，使“四书”“五经”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深深扎根于这位未来哲学家的头脑中，直到他的晚年，仍能朗朗上口地背诵古代经传。冯友兰晚年眼力枯竭，却可以借助于早年的熟读硬记，不用查对原文，便可顺手引用经典，这种学问功夫自然应归功于早年的启蒙教育。
旧的启蒙教育为冯友兰日后成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一个在中国文化的博大殿堂里，“与先圣先贤并肩论道，弦歌不辍，永世长青地开启着、建构着未来无数个世代的中国心灵”的人——准备了条件。
中国“私塾”的教育传统，可一直追溯到先秦时代，由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发其端，至汉代得到普遍的发展。《礼记·学记》有明确的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国有学。”因此，“私塾”即私学，是私人设立的教学单位，亦可称“家学”。在19世纪末，旧传统没有断裂的广大农村，“私塾”的教育方式仍是一种普遍的启蒙教育形式。冯友兰自不能例外，从7岁起便在家庭设立的私塾里接受传统教育。“在我上学的时候，学生有七八个人，都是我的堂兄弟和表兄弟。我们先读《三字经》，再读《论语》，接着读《孟子》，最后读《大学》和《中庸》。”从此，冯友兰告别了童年生活，开始了影响其一生的早期启蒙教育。
《三字经》既押韵又简洁，读起来朗朗上口，同时又包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的信息。但《论语》、《孟子》及《大学》、《中庸》就不同了。“四书”的思想性极强，它作为封建时代的普及性教本，既具有深刻的时代内容，又具有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性质。这对于只有7岁的孩子来说，读起来可能相当困难。不仅读，还要背。“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才算读完，叫作‘包本’。”但冯友兰在读“四书”的时候，似乎很顺利，没有感到什么压力。因此，“于‘四书’读完之后，就读经书，首先读《诗经》”，读完《诗经》之后，冯友兰就随母亲到武昌去了。此时冯友兰还不足9岁。
在武昌，冯友兰没有上附近的小学，“因为父亲相信，在学新知识以前，必须先把中文学好。他认为，没有一个相当好的中文底子，学什么都不行”。冯台异对儿子的要求，为造就一位未来的哲学史家，奠定了语言文字的坚实基础。60年代初期，曾有人评价冯友兰的学术造诣，说他不仅具有哲学系一级教授的水平，而且同时可以兼具中文及历史学一级教授的水平。这与冯友兰早期教育中重视中文有密切关系。
按照家里规定的读书顺序，读完《诗经》之后，冯友兰又读完了《书经》、《易经》，接着又读《左传》。“那时候教小孩们读经书，无论哪个先生也都是着重读和背，只要熟读了能背就行，本来就是不注重讲解的。”何况此时并没有专业的教书先生，“四书”及《诗》、《书》、《易》、《春秋》四经，都是在父母监督下读完的。“母亲小时候上过几年学，认识一些字。有些字只能读其音，不能解其义”，“遇见母亲不认得、念不出来的字，就记下来，等父亲晚上回来再教”。可见，冯友兰接受的传统教育，基本上是在家庭内部完成的，尤其是在母亲的关怀下，循序渐进，从未间断，从而为这位未来的哲学家铺垫了通往智山慧海的人生大道。
冯友兰随父母在武昌住了3年。1907年冯友兰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出任湖北省崇阳知县，这时才有了正式聘请的教书先生。因经书读过了，于是从教读师爷读古文。读本是吴汝纶选编的《桐城吴氏古文读本》，其中包括《过秦论》等历史名篇。这些古文对已经读了“四书”、“五经”（《三松堂自序》中未谈到读《礼》，因此实际上是读了“四经”）的冯友兰来说，自然显得容易，但要读懂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读古文虽然还不能全懂，但是比经书容易懂多了。并且有声调，有气势，读起来觉得很有意思。”读古书一旦觉得有意思，就说明读进去了，否则会味同嚼蜡。
“积财千万，无过读书”，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家庭恪守的信条。但对于学童来说，并不能认识和了解读书的目的，觉悟读书的深义。中国的旧式教育，诚然多以熟读硬记为手段，以博取功名为宗旨，但它在孩童幼小的心灵里开启了智慧的殿堂，培养了读书的情趣。冯友兰童年、少年时代的读书，使“四书”“五经”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深深扎根于这位未来哲学家的头脑中，直到他的晚年，仍能朗朗上口地背诵古代经传。冯友兰晚年眼力枯竭，却可以借助于早年的熟读硬记，不用查对原文，便可顺手引用经典，这种学问功夫自然应归功于早年的启蒙教育。
旧的启蒙教育为冯友兰日后成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一个在中国文化的博大殿堂里，“与先圣先贤并肩论道，弦歌不辍，永世长青地开启着、建构着未来无数个世代的中国心灵”的人——准备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