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负笈西游——入哥大研究院
冯友兰在开封第一工业学校只工作了一年多，便通过了河南省的考试和教育部的复试，取得了官费留学资格。当时的中国，虽然处于混乱和骚动之中，但对于选拔青年出国深造、培养和储备优秀人才还是尽了不少力。仅就河南一省而言，从民国元年至“五四”运动前后，就送出几十名学生出国。当时，冯玉祥任河南省督军，很重视教育。他指定把全省的契税作为教育专款，不准随便挪用，甚至不经过省财政厅而单独由教育部门经理。冯友兰考取的官费留学，其经费就出自这笔“教育专款”。
1919年深秋，冯友兰告别了久居的故土和慈爱的母亲、妻子，乘上了“南京号”客轮驶离上海。面对茫茫无际、充满活力的大海，这位未来的哲学家不知想了些什么。然而，不论他想到什么，站在甲板上观海的时候，那大海的波涛定会引起他的沉思，就像站在巨大的历史的瞬间上，这是一个由此岸到彼岸、由一种理想变迁到另一种理想的历史瞬间。
12月，冯友兰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次年1月在纽约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当时在美国，上研究院是很容易的，上本科倒是很难，要经过各种考试。上研究院不需要经过任何考试，因为北京大学是他们承认的大学，只要拿出北京大学的文凭一看，就报上了名，入了学了。”这一点，冯友兰总比他在中国公学时的学长胡适幸运得多。胡适是于1910年从中国公学考入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公学是大学预科，学历相当于高中。因此胡适上美国大学的本科，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仅为准备考试，“闭户读了两个月的书”，而且在第二场考试中，包括高等数学、动物学等自然科学都考得很糟。幸亏在头场考试中的中文和英文考得好，方得考取前55名而被录取。冯友兰与胡适在求学历程上，走的几乎是相同的路。胡适在结束了康奈尔大学本科学习后，于1915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这样，两人同在中国公学读过书，胡适比冯友兰早6年；两人又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胡适又比冯友兰早4年。当然，胡适比冯友兰大4岁，即都是在24岁时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
冯友兰一到美国，便强烈地感到美国与中国大不相同。他带着一种实际考察的眼光和好奇的心态，观察着他周围的事物。如同任何一个头一次跨出国门的中国人一样，对于美国，冯友兰“觉得样样新奇，跟中国不同”。差别和不同本来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一个外国人头一次来到中国，也会感到新奇。因此，问题不在于有什么样的不同，而在于这些不同本身所具有的本质特性。“我们这些北京大学毕业的和其他经过五四运动的人，同当时别的中国留学生显然有些不同。不同的是，对于中国的东西知道得比较多一点，对于中国政治和世界局势比较关心。”正因为有对中国自身的了解和体验，再加上“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冯友兰对美国的观察不仅有参照物，而且具有文化比较的意义。
在观察和比较中，冯友兰最大的感受是：“中国的无论什么东西，都是带官气的。”“那些在政界混的人，上自大总统，下至班长衙役（现在改叫什么司法巡警——作者原注），本来就都是前清老人物，现在名字虽说改了，然而是换汤不换药。”就是商界，“一个铺子，要略微大一点，不说他那老板，就是伙计的架子，可也就不小，你要进去买一点东西，他连正眼也不瞧你一瞧。同他说话，他半天答应一句；带理不理的拿出一样东西扔给你，爱要不要。你要叫他换一换，他就露出很不耐烦的样子。所以中国的各色人等，只有穷下力人是不带官气的”。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比如商鞅有“贵长而尊官”、韩非有“以吏为师”等名言。这些封建传统的遗存，使中国几千年的政治都带有一种不容怀疑的权威性，从而造成了与现代民主精神的严重冲突。“官本位”所散发出来的“气”，弥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这些“官”，无论名字如何改，但“气”总是有的，甚至“走起路来，都要断绝交通，实行那‘肃静’‘回避’四个大字”。
“我们在中国闻惯官气的人，一到美国，鼻子里就觉得换了一种气。什么气呢？也不是炭气，也不是氧气，是一种商气。”冯友兰带着中国人特有的敏感，以一个青年留学生的身份，对美国的观察和体验是非常细微的。他觉得，和中国相比，“美国无论什么事，都是带点商业性质。他总生法叫对手的人觉得非常便利而且舒服”。商界、教育界且不说，就是国家大事，也往往用商业广告的方式宣布出来。如招兵，海军打出的广告是“加入海军，周游世界”；陆军则明言“入陆军既学本事又能赚钱”。“他们以利益相号召，并不用‘切切此令’等形式。其实这种分别就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别。”
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读书期间，冯友兰经历了一次美国总统大选。这是他到美国后初步接触美国的社会政治，所以给他很深的印象。因为这类选举，在中国是看不到的。美国的大选，先是经历了“间接选举”的方式。所谓“间接选举”，是说选民所直接选举的并不是总统，而是总统选举人；各州的选举人都选出来以后，他们再集中到一起，选举总统。后来，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但并未改变选举的形式。也就是说，在形式上仍是间接选举，“但是在各党所提名的选举人的旁边加上几个字：‘为某人’，这个‘某人’就是这个党的总统候选人的名字。这就是说，这些选举人都是要投那个‘某人’的票的。这样，这个间接选举在实质上就变为直接选举了。可以说是形式上没改，而内容上改了”。美国选举制度的变迁，使冯友兰联想到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仍是一种传统的延续，即官僚主义的办事方法和徒重外表的形式主义。这两点相结合，构成中国社会政治的一大弊害。在冯友兰看来，中国办事靠官僚，而官僚主义在办事时，常常是“瞒上不瞒下”或“欺上瞒下”。因为掌管人事升迁大权的人是更大的官僚，下面的官僚只需在形式上有一点布置，瞒住上面官僚的眼就可以了。至于人民有什么意见，他是不管的。“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是官僚们做官的一个妙诀。”由此，冯友兰得出结论：“中国有句话说：‘换汤不换药’，说的是只改形式，不改内容。美国的这种办法，可以叫作‘换药不换汤’。他们讲究的是实际不是形式，而中国这一方面倒是只讲形式不讲实际。我想这也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一种不同吧。”
在纽约，冯友兰的生活并不宽裕。按着当时官费留学的生活标准，每月只有90美元。如果再扣除学费，所剩也就不多了。再加上由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动荡所引起的各方面危机，经济也近于崩溃，因此经费不能如期寄达，造成靠官费留学的学生们生活困难。冯友兰原计划在1922年夏天结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再转往欧洲游学。但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他游学欧洲的计划遂成泡影。1922年初，冯友兰在给梁漱溟的信中曾简略提到当时的困境：“在此一切如恒，惟官费近来受政局影响，时时欠发，生活、学业尚能支持，而亦作难不少矣。原拟今夏在此校作一收束，即赴欧洲，今则无钱，一事不能办，故仍留此。”
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冯友兰也像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在附近找些小事，得一点报酬”。所幸冯友兰不仅找到了在餐馆刷盘子的工作，而且找到一份相当于中文补习性质的差事——为英文生字注中文，每天可收入半个美元。后来，他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管理中国报纸，工资每月可得八个美元。“当时我有这三个财源，每月收入三十多元，再加上断断续续的官费，维持生活也就够了。”回顾近代以来游学异国的莘莘学子，无不饱尝生活困顿带给他们的忧患，然而，他们也正是在这种忧患中励精图治，增长才能，积蓄着在未来事业中腾飞的力量。冯友兰也是如此。此亦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冯友兰三年半的异国求学，为他开拓了知识、才学、方法、阅历、经验等诸多方面的视野，也为他日后成为学贯中西的哲学及哲学史大家奠定了基础。
1919年深秋，冯友兰告别了久居的故土和慈爱的母亲、妻子，乘上了“南京号”客轮驶离上海。面对茫茫无际、充满活力的大海，这位未来的哲学家不知想了些什么。然而，不论他想到什么，站在甲板上观海的时候，那大海的波涛定会引起他的沉思，就像站在巨大的历史的瞬间上，这是一个由此岸到彼岸、由一种理想变迁到另一种理想的历史瞬间。
12月，冯友兰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次年1月在纽约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当时在美国，上研究院是很容易的，上本科倒是很难，要经过各种考试。上研究院不需要经过任何考试，因为北京大学是他们承认的大学，只要拿出北京大学的文凭一看，就报上了名，入了学了。”这一点，冯友兰总比他在中国公学时的学长胡适幸运得多。胡适是于1910年从中国公学考入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公学是大学预科，学历相当于高中。因此胡适上美国大学的本科，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仅为准备考试，“闭户读了两个月的书”，而且在第二场考试中，包括高等数学、动物学等自然科学都考得很糟。幸亏在头场考试中的中文和英文考得好，方得考取前55名而被录取。冯友兰与胡适在求学历程上，走的几乎是相同的路。胡适在结束了康奈尔大学本科学习后，于1915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这样，两人同在中国公学读过书，胡适比冯友兰早6年；两人又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胡适又比冯友兰早4年。当然，胡适比冯友兰大4岁，即都是在24岁时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
冯友兰一到美国，便强烈地感到美国与中国大不相同。他带着一种实际考察的眼光和好奇的心态，观察着他周围的事物。如同任何一个头一次跨出国门的中国人一样，对于美国，冯友兰“觉得样样新奇，跟中国不同”。差别和不同本来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一个外国人头一次来到中国，也会感到新奇。因此，问题不在于有什么样的不同，而在于这些不同本身所具有的本质特性。“我们这些北京大学毕业的和其他经过五四运动的人，同当时别的中国留学生显然有些不同。不同的是，对于中国的东西知道得比较多一点，对于中国政治和世界局势比较关心。”正因为有对中国自身的了解和体验，再加上“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冯友兰对美国的观察不仅有参照物，而且具有文化比较的意义。
在观察和比较中，冯友兰最大的感受是：“中国的无论什么东西，都是带官气的。”“那些在政界混的人，上自大总统，下至班长衙役（现在改叫什么司法巡警——作者原注），本来就都是前清老人物，现在名字虽说改了，然而是换汤不换药。”就是商界，“一个铺子，要略微大一点，不说他那老板，就是伙计的架子，可也就不小，你要进去买一点东西，他连正眼也不瞧你一瞧。同他说话，他半天答应一句；带理不理的拿出一样东西扔给你，爱要不要。你要叫他换一换，他就露出很不耐烦的样子。所以中国的各色人等，只有穷下力人是不带官气的”。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比如商鞅有“贵长而尊官”、韩非有“以吏为师”等名言。这些封建传统的遗存，使中国几千年的政治都带有一种不容怀疑的权威性，从而造成了与现代民主精神的严重冲突。“官本位”所散发出来的“气”，弥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这些“官”，无论名字如何改，但“气”总是有的，甚至“走起路来，都要断绝交通，实行那‘肃静’‘回避’四个大字”。
“我们在中国闻惯官气的人，一到美国，鼻子里就觉得换了一种气。什么气呢？也不是炭气，也不是氧气，是一种商气。”冯友兰带着中国人特有的敏感，以一个青年留学生的身份，对美国的观察和体验是非常细微的。他觉得，和中国相比，“美国无论什么事，都是带点商业性质。他总生法叫对手的人觉得非常便利而且舒服”。商界、教育界且不说，就是国家大事，也往往用商业广告的方式宣布出来。如招兵，海军打出的广告是“加入海军，周游世界”；陆军则明言“入陆军既学本事又能赚钱”。“他们以利益相号召，并不用‘切切此令’等形式。其实这种分别就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别。”
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读书期间，冯友兰经历了一次美国总统大选。这是他到美国后初步接触美国的社会政治，所以给他很深的印象。因为这类选举，在中国是看不到的。美国的大选，先是经历了“间接选举”的方式。所谓“间接选举”，是说选民所直接选举的并不是总统，而是总统选举人；各州的选举人都选出来以后，他们再集中到一起，选举总统。后来，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但并未改变选举的形式。也就是说，在形式上仍是间接选举，“但是在各党所提名的选举人的旁边加上几个字：‘为某人’，这个‘某人’就是这个党的总统候选人的名字。这就是说，这些选举人都是要投那个‘某人’的票的。这样，这个间接选举在实质上就变为直接选举了。可以说是形式上没改，而内容上改了”。美国选举制度的变迁，使冯友兰联想到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仍是一种传统的延续，即官僚主义的办事方法和徒重外表的形式主义。这两点相结合，构成中国社会政治的一大弊害。在冯友兰看来，中国办事靠官僚，而官僚主义在办事时，常常是“瞒上不瞒下”或“欺上瞒下”。因为掌管人事升迁大权的人是更大的官僚，下面的官僚只需在形式上有一点布置，瞒住上面官僚的眼就可以了。至于人民有什么意见，他是不管的。“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是官僚们做官的一个妙诀。”由此，冯友兰得出结论：“中国有句话说：‘换汤不换药’，说的是只改形式，不改内容。美国的这种办法，可以叫作‘换药不换汤’。他们讲究的是实际不是形式，而中国这一方面倒是只讲形式不讲实际。我想这也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一种不同吧。”
在纽约，冯友兰的生活并不宽裕。按着当时官费留学的生活标准，每月只有90美元。如果再扣除学费，所剩也就不多了。再加上由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动荡所引起的各方面危机，经济也近于崩溃，因此经费不能如期寄达，造成靠官费留学的学生们生活困难。冯友兰原计划在1922年夏天结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再转往欧洲游学。但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他游学欧洲的计划遂成泡影。1922年初，冯友兰在给梁漱溟的信中曾简略提到当时的困境：“在此一切如恒，惟官费近来受政局影响，时时欠发，生活、学业尚能支持，而亦作难不少矣。原拟今夏在此校作一收束，即赴欧洲，今则无钱，一事不能办，故仍留此。”
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冯友兰也像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在附近找些小事，得一点报酬”。所幸冯友兰不仅找到了在餐馆刷盘子的工作，而且找到一份相当于中文补习性质的差事——为英文生字注中文，每天可收入半个美元。后来，他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管理中国报纸，工资每月可得八个美元。“当时我有这三个财源，每月收入三十多元，再加上断断续续的官费，维持生活也就够了。”回顾近代以来游学异国的莘莘学子，无不饱尝生活困顿带给他们的忧患，然而，他们也正是在这种忧患中励精图治，增长才能，积蓄着在未来事业中腾飞的力量。冯友兰也是如此。此亦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冯友兰三年半的异国求学，为他开拓了知识、才学、方法、阅历、经验等诸多方面的视野，也为他日后成为学贯中西的哲学及哲学史大家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