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西南联大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为应付变局，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被迫南迁，先在湖南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迁至云南昆明，长沙临时大学亦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此不独为日本所迫而局促江南之最高学府，更重要的是，它以文化的力量支撑于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对于国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鼓吹救亡图存之行动，唤起民族自觉之意识，无不起到任何党派所起不到的作用。此正如冯友兰在联大纪念碑碑文中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西南联大屹立于昆明达八年之久，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其与八年抗战相终始，为抗日战争和民族的复兴培养和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
西南联大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精华，人才济济，学者如林，实为中国教育史上之空前者。其中设理、工、文、法、师范五院，冯友兰继胡适任文学院长。按联大制度，由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主持校务，五院院长列席常务委员会。因此冯友兰与在清华时一样，是学校的核心与决策成员。西南联大的建设与发展，浸透了冯友兰的心血和智慧。
还是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文学院设在南岳衡山脚下。冯友兰开设了“朱子哲学”课，金岳霖讲“知识论”课，汤用彤写他的中国佛教史，闻一多摆开一案子的书考订《周易》，学术空气非常浓厚。此时冯友兰正在撰写他的哲学著作《新理学》一书，因此他讲“朱子哲学”课的内容，多是借用朱子哲学的范畴概念，发挥自己的哲学体系。
在困难当头、作客他乡之际，学者们难得凑集在一起，这为交流思想、切磋学术提供了良机，同时也为学界留下不少佳话。钱穆当时是北大历史系教授，与冯友兰早在北京时就相熟。在长沙临时大学，两人时有往来。据钱穆晚年回忆，在南岳时，一日傍晚，冯友兰出其《新理学》书稿，请钱穆批评。钱穆告以中国理学家论理气必兼论心性，两者相辅相成。“今君书，独论理气，不及心性，一取一舍，恐有未当。又中国无自创之宗教，其对鬼神亦有独特观点，朱子论鬼神亦多新创之言，君书宜加入此一节。今君书共分十章，鄙意可将第一章改为序论，于第二章论理气下附论心性，又加第三章论鬼神，庶新理学与旧理学能一贯相承。芝生云：‘当再加思’。”查现在通行本《新理学》一书，确有“鬼神”一章。钱穆亦言：“芝生来昆明，文学院即拟迁蒙自。临时集会，请芝生讲演。芝生告余，南岳所言，已在河内医院中细思，加入鬼神一章。即以首章移作序论。惟关心性一部分，屡思无可言，乃不加入。”今本《新理学》有“性心”章，而不作“心性”章。冯友兰对于学术研究，向持此态度，即善于听取别人意见，但又不完全苟同于人，《新理学》之所以未以专章论心性，自有其不列专章的道理，此正是新理学自成体系之重要表现。钱穆先生又称：“是日讲演，芝生谓‘鬼者归也，事属过去。神者伸也，事属未来。’指余言曰：‘钱先生治史，即鬼学也。我治哲学，则神学也。’是芝生虽从余言增鬼神一章，而对余馀憾犹在，故当面揶揄如此。”此盖钱穆先生莫大之误解。冯友兰治学，最善于吸收不同意见，广听博取，向不以一家之说自隔门户，其增鬼神一章即是明证。前所谓鬼学神学之别，只在分殊史学、哲学之不同而已，此中足见冯友兰处世之幽默与学术造诣之渊深，他对于好的意见感谢常嫌不及，何揶揄之有？冯友兰晚年，笔者常以弟子之分，向他提出学术上的意见，从未见他有揶揄之意。
当时冯友兰与钱穆还有一则轶事，不可不书。因为在这则轶事中，同样可以反映冯友兰的志趣和心胸。当时有两位同学要到延安去，同学们在露天广场集会欢送，请冯友兰和钱穆赴会演讲。“芝生先发言，对赴延安两生倍加奖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须安心读书。不啻语语对芝生而发。”会后，两人发生辩论，结果不欢而散。“然芝生此后仍携其新成未刊稿来盼余批评，此亦难得。”这里，钱宾四先生也承认，虽然二人在政治上有不同倾向，并且发生激烈争论，但并未因此而影响二人在学术上的往来，此足见冯友兰思想境界之一斑。
艰苦的生活条件和战争所带来的心理负担，并未压倒联大师生抗日救国、光复家园的企盼。他们在工作中有勤奋，生活中有幽默，处处表露学者的智慧和真情。当时由于条件所限，教员不分系别地住在一起，四人一室，自择同室。钱穆与吴宓、闻一多、沈有鼎住在同一房间。“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雨生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沈有鼎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雨生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吾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有鼎只得默然。”时钱穆是北大历史系教授。吴宓、闻一多是清华中文系教授。沈有鼎最年轻，是清华哲学系教授。此四人亦师亦友，亦如兄弟般无忌无猜，实为学界一段佳话。当时在文史哲三系中，还流传着闻一多为嘲戏哲学系的人而作的一首诙谐诗，诗中涉及当时五位教授，也一时传为佳话。诗云：
惟有哲学最诡恢：
金公眼罩郑公杯，
吟诗马二评红袖，
占卜冗三用纸枚。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为此诗作了注解：哲学系的金岳霖眼睛怕光，经常戴一副眼罩，而康德哲学的专家郑昕教授喜欢喝酒。郑昕是早年南开中学的学生，与周恩来是同校学友，笔者在北大读书时，即常闻郑昕先生能豪饮。马二是“冯”的拆字，指冯友兰。吴宓善作诗，当时吴诗中有“相携红袖非春意”之句，冯友兰认为不够得体。闻一多诙谐诗的第三句即指此。“冗三”指沈有鼎。当时他正在研究周易筮法，用纸枚代替蓍草排卦。据钱穆先生回忆，当西南联大文学院自蒙自迁至昆明时，钱穆、汤用彤、贺麟、吴宓、沈有鼎等七位教授正借居在蒙自的一家废弃了的旧时法国医院。该医院距空军基地不远，当有空袭，则成危险地带。“沈有鼎自言能占易。某夜，众请有鼎试占，得节之九二，翻书捡之，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众大惊。遂定每晨起，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各出所携书阅之。”这些异闻趣事反映了西南联大期间，各校学者间的亲密友好关系。这些，在冯友兰为联大所撰碑文中，亦多有所涉。他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当时的西南联大，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因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师们的工资入不敷出，有些人只能靠卖字卖文维持生计。“当时有人说，现在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为此，联大的部分教师还曾经组织了一个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的合作社，冯友兰也列在卖字的行列中。闻一多善刻图章，为了要卖字，他还特意为冯友兰刻了两枚大图章以备使用。即使这样，也还解决不了困难，据说梅贻琦夫人曾约集联大家属，亲自动手制作糕点送食品商店代销。冯友兰夫人任载坤也在自家院子里炸麻花卖给联大学生吃。此外，还有潘光旦教授吃耗子肉的事，也盛传一时。
艰苦的岁月，颠沛流离的生活并没有妨碍冯友兰的哲学创作。相反，民族的兴亡与历史的变迁反倒激励了冯友兰的写作激情。他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在将近十年的蹉跎困厄中，他写了六部传世之作，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他统称之为“贞元之际所著书”，简称“贞元六书”（详见第5章）。这六部书，是冯友兰一生哲学创作的高峰，也是他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为民族文化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以“贞元六书”为代表的“新理学”体系，以其独特的理论形态和丰厚的中国文化之涵养，揭橥了中国近代哲学形态经历了长期“难产”而达到的理论上的成熟，同时也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理论觉醒。用冯友兰的话说，这六部书，实际上只是一部书。这一部书的主要内容，是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生活的反思。“凡是反思，总是在生活中遇见什么困难，受到什么阻碍，感到什么痛苦，才会有的。如同一条河，在平坦的地区，它只会慢慢地流下去。总是碰到了岩石或者暗礁，它才会激起浪花，或者遇到了狂风，它才能涌起波涛。”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公所述，盖陈我民族忧患之所由生，鸿篇巨制之所由作。但此皆个人所遭历史之困厄，冯友兰所处时代，乃整个民族所处存亡绝续之际，非只个人之困厄，此即《新原人》自序中所说：“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
早在1938年西南联大成立初期，为表达抗战必胜的信心，联大为制定校歌校训，专门成立了以闻一多、朱自清、罗庸、罗常培、冯友兰为成员的五人委员会。校歌歌词几经选择，最后决定采用冯友兰所作的歌词。歌词曰：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苍凉悲壮的歌词，充满了对民族的热爱。它催人泪下，又使人奋进；它饱含忧患，又满怀信心。祖国的一山一水在这位哲学家的心目中，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收复河山，复兴中华的期盼溢于言表。八年抗战，最终证实了这位哲学家的预言，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5月，联大亦宣告结束，冯友兰又为联大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在碑文中，冯友兰把三校南迁与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南渡作了比较。他说：“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第四次南渡之所以能北返者，盖多归于中华文化之力。因前三次南渡，皆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南侵，在文化上，这些少数民族皆以汉民族的文化为依归，故侵入中原后，中国文化不但未发生断裂，反而加强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并由此促成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的融合。而第四次南渡，乃是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加文化的侵略。它远非境内少数民族入侵中原之可比。日本侵略中国，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入侵，故引起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全民族奋起抗战，从本质上说，乃是为保存民族血脉、维护中华文化延续的生死斗争。正因如此，这种斗争显示了我民族文化的强大凝聚力。因此，抗日战争的胜利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决不能完全归功于某个党派、某个团体、某个个人或某个领袖。它完全应归功于整个民族及哺育这个民族成长的伟大文化。这也是冯友兰在联大纪念碑文中所说：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
贞元六书，除《新原道》一部外，其余五部都是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时完成的。它是外族入侵所激起的民族觉醒的波涛，它同联大校歌歌词、联大纪念碑碑文一起，成为冯友兰为西南联大乃至中华民族所树立的一座不朽的精神纪念碑。
西南联大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此不独为日本所迫而局促江南之最高学府，更重要的是，它以文化的力量支撑于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对于国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鼓吹救亡图存之行动，唤起民族自觉之意识，无不起到任何党派所起不到的作用。此正如冯友兰在联大纪念碑碑文中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西南联大屹立于昆明达八年之久，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其与八年抗战相终始，为抗日战争和民族的复兴培养和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
西南联大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精华，人才济济，学者如林，实为中国教育史上之空前者。其中设理、工、文、法、师范五院，冯友兰继胡适任文学院长。按联大制度，由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主持校务，五院院长列席常务委员会。因此冯友兰与在清华时一样，是学校的核心与决策成员。西南联大的建设与发展，浸透了冯友兰的心血和智慧。
还是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文学院设在南岳衡山脚下。冯友兰开设了“朱子哲学”课，金岳霖讲“知识论”课，汤用彤写他的中国佛教史，闻一多摆开一案子的书考订《周易》，学术空气非常浓厚。此时冯友兰正在撰写他的哲学著作《新理学》一书，因此他讲“朱子哲学”课的内容，多是借用朱子哲学的范畴概念，发挥自己的哲学体系。
在困难当头、作客他乡之际，学者们难得凑集在一起，这为交流思想、切磋学术提供了良机，同时也为学界留下不少佳话。钱穆当时是北大历史系教授，与冯友兰早在北京时就相熟。在长沙临时大学，两人时有往来。据钱穆晚年回忆，在南岳时，一日傍晚，冯友兰出其《新理学》书稿，请钱穆批评。钱穆告以中国理学家论理气必兼论心性，两者相辅相成。“今君书，独论理气，不及心性，一取一舍，恐有未当。又中国无自创之宗教，其对鬼神亦有独特观点，朱子论鬼神亦多新创之言，君书宜加入此一节。今君书共分十章，鄙意可将第一章改为序论，于第二章论理气下附论心性，又加第三章论鬼神，庶新理学与旧理学能一贯相承。芝生云：‘当再加思’。”查现在通行本《新理学》一书，确有“鬼神”一章。钱穆亦言：“芝生来昆明，文学院即拟迁蒙自。临时集会，请芝生讲演。芝生告余，南岳所言，已在河内医院中细思，加入鬼神一章。即以首章移作序论。惟关心性一部分，屡思无可言，乃不加入。”今本《新理学》有“性心”章，而不作“心性”章。冯友兰对于学术研究，向持此态度，即善于听取别人意见，但又不完全苟同于人，《新理学》之所以未以专章论心性，自有其不列专章的道理，此正是新理学自成体系之重要表现。钱穆先生又称：“是日讲演，芝生谓‘鬼者归也，事属过去。神者伸也，事属未来。’指余言曰：‘钱先生治史，即鬼学也。我治哲学，则神学也。’是芝生虽从余言增鬼神一章，而对余馀憾犹在，故当面揶揄如此。”此盖钱穆先生莫大之误解。冯友兰治学，最善于吸收不同意见，广听博取，向不以一家之说自隔门户，其增鬼神一章即是明证。前所谓鬼学神学之别，只在分殊史学、哲学之不同而已，此中足见冯友兰处世之幽默与学术造诣之渊深，他对于好的意见感谢常嫌不及，何揶揄之有？冯友兰晚年，笔者常以弟子之分，向他提出学术上的意见，从未见他有揶揄之意。
当时冯友兰与钱穆还有一则轶事，不可不书。因为在这则轶事中，同样可以反映冯友兰的志趣和心胸。当时有两位同学要到延安去，同学们在露天广场集会欢送，请冯友兰和钱穆赴会演讲。“芝生先发言，对赴延安两生倍加奖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须安心读书。不啻语语对芝生而发。”会后，两人发生辩论，结果不欢而散。“然芝生此后仍携其新成未刊稿来盼余批评，此亦难得。”这里，钱宾四先生也承认，虽然二人在政治上有不同倾向，并且发生激烈争论，但并未因此而影响二人在学术上的往来，此足见冯友兰思想境界之一斑。
艰苦的生活条件和战争所带来的心理负担，并未压倒联大师生抗日救国、光复家园的企盼。他们在工作中有勤奋，生活中有幽默，处处表露学者的智慧和真情。当时由于条件所限，教员不分系别地住在一起，四人一室，自择同室。钱穆与吴宓、闻一多、沈有鼎住在同一房间。“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雨生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沈有鼎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雨生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吾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有鼎只得默然。”时钱穆是北大历史系教授。吴宓、闻一多是清华中文系教授。沈有鼎最年轻，是清华哲学系教授。此四人亦师亦友，亦如兄弟般无忌无猜，实为学界一段佳话。当时在文史哲三系中，还流传着闻一多为嘲戏哲学系的人而作的一首诙谐诗，诗中涉及当时五位教授，也一时传为佳话。诗云：
惟有哲学最诡恢：
金公眼罩郑公杯，
吟诗马二评红袖，
占卜冗三用纸枚。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为此诗作了注解：哲学系的金岳霖眼睛怕光，经常戴一副眼罩，而康德哲学的专家郑昕教授喜欢喝酒。郑昕是早年南开中学的学生，与周恩来是同校学友，笔者在北大读书时，即常闻郑昕先生能豪饮。马二是“冯”的拆字，指冯友兰。吴宓善作诗，当时吴诗中有“相携红袖非春意”之句，冯友兰认为不够得体。闻一多诙谐诗的第三句即指此。“冗三”指沈有鼎。当时他正在研究周易筮法，用纸枚代替蓍草排卦。据钱穆先生回忆，当西南联大文学院自蒙自迁至昆明时，钱穆、汤用彤、贺麟、吴宓、沈有鼎等七位教授正借居在蒙自的一家废弃了的旧时法国医院。该医院距空军基地不远，当有空袭，则成危险地带。“沈有鼎自言能占易。某夜，众请有鼎试占，得节之九二，翻书捡之，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众大惊。遂定每晨起，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各出所携书阅之。”这些异闻趣事反映了西南联大期间，各校学者间的亲密友好关系。这些，在冯友兰为联大所撰碑文中，亦多有所涉。他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当时的西南联大，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因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师们的工资入不敷出，有些人只能靠卖字卖文维持生计。“当时有人说，现在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为此，联大的部分教师还曾经组织了一个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的合作社，冯友兰也列在卖字的行列中。闻一多善刻图章，为了要卖字，他还特意为冯友兰刻了两枚大图章以备使用。即使这样，也还解决不了困难，据说梅贻琦夫人曾约集联大家属，亲自动手制作糕点送食品商店代销。冯友兰夫人任载坤也在自家院子里炸麻花卖给联大学生吃。此外，还有潘光旦教授吃耗子肉的事，也盛传一时。
艰苦的岁月，颠沛流离的生活并没有妨碍冯友兰的哲学创作。相反，民族的兴亡与历史的变迁反倒激励了冯友兰的写作激情。他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在将近十年的蹉跎困厄中，他写了六部传世之作，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他统称之为“贞元之际所著书”，简称“贞元六书”（详见第5章）。这六部书，是冯友兰一生哲学创作的高峰，也是他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为民族文化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以“贞元六书”为代表的“新理学”体系，以其独特的理论形态和丰厚的中国文化之涵养，揭橥了中国近代哲学形态经历了长期“难产”而达到的理论上的成熟，同时也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理论觉醒。用冯友兰的话说，这六部书，实际上只是一部书。这一部书的主要内容，是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生活的反思。“凡是反思，总是在生活中遇见什么困难，受到什么阻碍，感到什么痛苦，才会有的。如同一条河，在平坦的地区，它只会慢慢地流下去。总是碰到了岩石或者暗礁，它才会激起浪花，或者遇到了狂风，它才能涌起波涛。”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公所述，盖陈我民族忧患之所由生，鸿篇巨制之所由作。但此皆个人所遭历史之困厄，冯友兰所处时代，乃整个民族所处存亡绝续之际，非只个人之困厄，此即《新原人》自序中所说：“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
早在1938年西南联大成立初期，为表达抗战必胜的信心，联大为制定校歌校训，专门成立了以闻一多、朱自清、罗庸、罗常培、冯友兰为成员的五人委员会。校歌歌词几经选择，最后决定采用冯友兰所作的歌词。歌词曰：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苍凉悲壮的歌词，充满了对民族的热爱。它催人泪下，又使人奋进；它饱含忧患，又满怀信心。祖国的一山一水在这位哲学家的心目中，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收复河山，复兴中华的期盼溢于言表。八年抗战，最终证实了这位哲学家的预言，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5月，联大亦宣告结束，冯友兰又为联大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在碑文中，冯友兰把三校南迁与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南渡作了比较。他说：“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第四次南渡之所以能北返者，盖多归于中华文化之力。因前三次南渡，皆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南侵，在文化上，这些少数民族皆以汉民族的文化为依归，故侵入中原后，中国文化不但未发生断裂，反而加强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并由此促成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的融合。而第四次南渡，乃是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加文化的侵略。它远非境内少数民族入侵中原之可比。日本侵略中国，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入侵，故引起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全民族奋起抗战，从本质上说，乃是为保存民族血脉、维护中华文化延续的生死斗争。正因如此，这种斗争显示了我民族文化的强大凝聚力。因此，抗日战争的胜利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决不能完全归功于某个党派、某个团体、某个个人或某个领袖。它完全应归功于整个民族及哺育这个民族成长的伟大文化。这也是冯友兰在联大纪念碑文中所说：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
贞元六书，除《新原道》一部外，其余五部都是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时完成的。它是外族入侵所激起的民族觉醒的波涛，它同联大校歌歌词、联大纪念碑碑文一起，成为冯友兰为西南联大乃至中华民族所树立的一座不朽的精神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