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族战争与民族哲学
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相继发表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六本书，他统称之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或简称“贞元六书”。这六部书代表了冯友兰的全部哲学思想。这不仅是构成他的“新理学”体系的基本核心内容，同时也集中反映或表达了冯友兰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操。
也就是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的时候，冯友兰所能做的，就是为中华民族寻找精神武器，“以促使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团结”。从1931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时起，冯友兰便对民族哲学作了许多思考，因此抗战也就成了他的哲学创作的基本动力。冯友兰在回顾《新理学》的写作过程时认为：“从具体到抽象，是《新理学》等书的准备条件。有条件而没有动力还是不行，还得有动力。上面所说的我对于哲学创作的兴趣是一种动力，但主要的动力还是抗战。”
1931年4月，冯友兰辞去了代理清华校务及代理文学院长职。但“九·一八”事变后，他被推举为“清华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主席。在此任上，冯友兰代表清华教职员及清华教授会主持并起草了一系列鼓励前线将士抗战及敦促政府抗战的电报，文告等。如《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致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电》、《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致十九路军将士电》、《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告同学书》、《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致国民政府电》等等。这就是说，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冯友兰便十分关心战事，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他主持起草的电报、文告中，完全可以反映他当时对抗战的关切。十九路军在淞沪御敌，他感到振奋；锦州沦陷，他感到悲伤；闻沪战有妥协之说，他感到愤慨；热河失守，他又在震惊之余，“考其致败之由”，甚至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当时的政府和主持军事的蒋介石。如在热河失守后，冯友兰代表清华教授会起草了致国民政府电，电文中称：
热河失守，薄海震惊。考其致败之由，尤为痛心。……此次失败，关系重大，中央地方，均应负责，决非惩办一二人员，即可敷衍了事。查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负全国军事之责，如此大事，疏忽至此；行政院宋代院长，亲往视察，不及早补救；似均应予以严重警戒，以整纪纲，而明责任。钧府诸公，总揽全局，亦应深自引咎，亟图挽回，否则人心一去，前途有更不堪设想者。
这样的电文，一方面反映清华教授会及冯友兰对抗战的关心，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另一方面也可反映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尚有勇气批评政府，甚至批评蒋介石。对冯友兰来说，这种对政府及有关人士的批评以及这种对时局的看法，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的前途问题。正因如此，才能“罔识忌讳，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此亦正如《新原人·自序》所说，“世变方亟，所见日新，当随尽所欲言”。
由此可知，冯友兰著“贞元六书”，其一方面的动力即来自抗战，也即来自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对此，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自序》也可说明这一点。1933年6月，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卷完成。在上、下两卷重新印行时，正值日寇大举侵犯我东北，在先后占领东三省的同时，又窥伺华北、华东及上海等地。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既已开始，故都北平即在危急之中。冯友兰在自序中深有感慨，他说：
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续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人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痛时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错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无论其派别为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魂兮归来哀江南”，此书能为巫阳之下招欤？是所望也。
冯友兰在写这篇序时，虽然离全面抗战的1937年还有三年多的时间，但我们从上面的文字中，已经看到冯友兰对当时时局的发展已有所预见，因此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已不抱任何幻想，并且援引屈原《招魂》中的话，开始想到如何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中华民族即将开始的患难提供帮助。
“魂兮归来哀江南”是《楚辞·招魂》中的最后一句。巫阳亦《招魂》中的神话人物。据《招魂》说：“上帝告诉巫阳说：‘有人在下面，我想辅助他。他的魂魄离散，你必须用筮占出来还给他，恐怕迟了他会谢世，不能再用。’巫阳于是下来招魂说：‘魂兮归来……’”屈原的《招魂》，正是在楚国内忧外患、形势危急的时候写的。当时楚怀王被系于秦而不得返，楚国面临强秦的军事威胁。屈原“睠顾楚国，心系怀王”，借助神话与想象，于是有了上帝命令巫阳下来为王招魂的故事。冯友兰借助“巫阳招魂”的典故，希望自己的书也能像巫阳一样，起到为国家、民族“招魂”的作用。这就是上文所说：“此书能为巫阳之下招欤？是所望也。”有人会以为，冯友兰以自己的著作比巫阳之下招，是不是夸大了自己的作用？我们认为，这恰恰反映了冯友兰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这也正如冯友兰自己所说：
我习惯于从民族的观点了解周围的事物，在抗战时期，本来是中日两国的民族斗争占首要地位，这就更加强了我的民族观点。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认为中国过去的正统思想既然能够团结中华民族，使之成为伟大的民族，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洋洋大国，居于领先的地位，也必能帮助中华民族，渡过大难，恢复旧物，出现中兴。
在民族战争的紧急关头，只有用民族的观点，才能更广泛地动员群众。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民族战争是如此，民族的统一也是如此，将来民族的富强与复兴更需如此。也就是说，民族观点乃是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站在全民族的立场上讲话，它所代表的范围是民族的而非阶级的，是历史的而非政治的，是文化的而非意识形态的。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分，其原因即在于：民族观点的对象或其载体，从整体上说，不仅有共同的哲学与文化背景，而且有共同的种族与语言背景。正因为有这许多共同点，所以冯友兰认为，“民族哲学能予其民族中底人以情感上底满足”，而这种“公同底情感上底满足”，即“可以引起精神上底团结”。因为在冯友兰看来，“某民族的大哲学家，往往是某民族的精神方面底领导者。某民族的人，见了这些领导者的名字，接触了他们的思想，自然有许多情感上底联想，因之而有情感上底满足及精神上底团结”。由此看来，我们可以说，冯友兰的“贞元六书”是在民族战争的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民族哲学。它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帮助中华民族，渡过大难，恢复旧物，出现中兴”。
正因为如此，冯友兰对抗战的胜利充满信心。这种信心可以从他对自己的“贞元六书”或“贞元之际所著书”所作的解释中看出。他说：
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我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
又说：
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
“贞”、“元”二字出自《周易》。《周易·乾卦》卦辞曰：“乾：元亨利贞。”后来易学家中的一派遂把“元亨利贞”解释为一年四季的循环。元代表春，亨代表夏，利代表秋，贞代表冬。“贞下起元”或“贞元之际”即表示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即将来临。对于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来说，“贞下起元”即意味着困难即将过去，胜利即将到来，此即“我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所以“贞元六书”的提法，正是表达了冯友兰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宏伟志愿以及在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关键时期，他对国家、民族所承担的个人努力；同时也充分表达了冯友兰对抗战所抱持的必胜的信念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冯友兰看来，一个人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事业有所帮助，莫过于把自己的所长贡献出来。他说：“在当时希望对于抗战有所贡献的人，只能用他所已经掌握的武器。”而当时冯友兰所掌握的武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接近于程、朱道学的那套思想，于是就拿起来作为武器，搞了‘接着讲’的那一套”。中国哲学史与逻辑分析都是冯友兰之所长。于是，在40年代，冯友兰的哲学创作便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以“贞元六书”为中心，以《新理学》为基础的“新理学”体系。这是冯友兰对“贞下起元之时”所作的最大努力和最大贡献。
“贞元六书”是冯友兰哲学创作中的精心得意之作，也是他整个哲学创作的高峰。在“贞元六书”中，冯友兰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他不仅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对于造就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也同样充满信心。这正如他在《新事论》一书的结语中所说：“真正底‘中国’人已造就成过去底伟大底中国。这些‘中国’人将要造成一个新中国。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有过无不及。这是我们所深信，而没有丝毫怀疑底。”
也就是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的时候，冯友兰所能做的，就是为中华民族寻找精神武器，“以促使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团结”。从1931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时起，冯友兰便对民族哲学作了许多思考，因此抗战也就成了他的哲学创作的基本动力。冯友兰在回顾《新理学》的写作过程时认为：“从具体到抽象，是《新理学》等书的准备条件。有条件而没有动力还是不行，还得有动力。上面所说的我对于哲学创作的兴趣是一种动力，但主要的动力还是抗战。”
1931年4月，冯友兰辞去了代理清华校务及代理文学院长职。但“九·一八”事变后，他被推举为“清华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主席。在此任上，冯友兰代表清华教职员及清华教授会主持并起草了一系列鼓励前线将士抗战及敦促政府抗战的电报，文告等。如《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致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电》、《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致十九路军将士电》、《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告同学书》、《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致国民政府电》等等。这就是说，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冯友兰便十分关心战事，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他主持起草的电报、文告中，完全可以反映他当时对抗战的关切。十九路军在淞沪御敌，他感到振奋；锦州沦陷，他感到悲伤；闻沪战有妥协之说，他感到愤慨；热河失守，他又在震惊之余，“考其致败之由”，甚至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当时的政府和主持军事的蒋介石。如在热河失守后，冯友兰代表清华教授会起草了致国民政府电，电文中称：
热河失守，薄海震惊。考其致败之由，尤为痛心。……此次失败，关系重大，中央地方，均应负责，决非惩办一二人员，即可敷衍了事。查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负全国军事之责，如此大事，疏忽至此；行政院宋代院长，亲往视察，不及早补救；似均应予以严重警戒，以整纪纲，而明责任。钧府诸公，总揽全局，亦应深自引咎，亟图挽回，否则人心一去，前途有更不堪设想者。
这样的电文，一方面反映清华教授会及冯友兰对抗战的关心，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另一方面也可反映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尚有勇气批评政府，甚至批评蒋介石。对冯友兰来说，这种对政府及有关人士的批评以及这种对时局的看法，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的前途问题。正因如此，才能“罔识忌讳，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此亦正如《新原人·自序》所说，“世变方亟，所见日新，当随尽所欲言”。
由此可知，冯友兰著“贞元六书”，其一方面的动力即来自抗战，也即来自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对此，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自序》也可说明这一点。1933年6月，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卷完成。在上、下两卷重新印行时，正值日寇大举侵犯我东北，在先后占领东三省的同时，又窥伺华北、华东及上海等地。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既已开始，故都北平即在危急之中。冯友兰在自序中深有感慨，他说：
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续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人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痛时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错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无论其派别为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魂兮归来哀江南”，此书能为巫阳之下招欤？是所望也。
冯友兰在写这篇序时，虽然离全面抗战的1937年还有三年多的时间，但我们从上面的文字中，已经看到冯友兰对当时时局的发展已有所预见，因此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已不抱任何幻想，并且援引屈原《招魂》中的话，开始想到如何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中华民族即将开始的患难提供帮助。
“魂兮归来哀江南”是《楚辞·招魂》中的最后一句。巫阳亦《招魂》中的神话人物。据《招魂》说：“上帝告诉巫阳说：‘有人在下面，我想辅助他。他的魂魄离散，你必须用筮占出来还给他，恐怕迟了他会谢世，不能再用。’巫阳于是下来招魂说：‘魂兮归来……’”屈原的《招魂》，正是在楚国内忧外患、形势危急的时候写的。当时楚怀王被系于秦而不得返，楚国面临强秦的军事威胁。屈原“睠顾楚国，心系怀王”，借助神话与想象，于是有了上帝命令巫阳下来为王招魂的故事。冯友兰借助“巫阳招魂”的典故，希望自己的书也能像巫阳一样，起到为国家、民族“招魂”的作用。这就是上文所说：“此书能为巫阳之下招欤？是所望也。”有人会以为，冯友兰以自己的著作比巫阳之下招，是不是夸大了自己的作用？我们认为，这恰恰反映了冯友兰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这也正如冯友兰自己所说：
我习惯于从民族的观点了解周围的事物，在抗战时期，本来是中日两国的民族斗争占首要地位，这就更加强了我的民族观点。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认为中国过去的正统思想既然能够团结中华民族，使之成为伟大的民族，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洋洋大国，居于领先的地位，也必能帮助中华民族，渡过大难，恢复旧物，出现中兴。
在民族战争的紧急关头，只有用民族的观点，才能更广泛地动员群众。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民族战争是如此，民族的统一也是如此，将来民族的富强与复兴更需如此。也就是说，民族观点乃是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站在全民族的立场上讲话，它所代表的范围是民族的而非阶级的，是历史的而非政治的，是文化的而非意识形态的。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分，其原因即在于：民族观点的对象或其载体，从整体上说，不仅有共同的哲学与文化背景，而且有共同的种族与语言背景。正因为有这许多共同点，所以冯友兰认为，“民族哲学能予其民族中底人以情感上底满足”，而这种“公同底情感上底满足”，即“可以引起精神上底团结”。因为在冯友兰看来，“某民族的大哲学家，往往是某民族的精神方面底领导者。某民族的人，见了这些领导者的名字，接触了他们的思想，自然有许多情感上底联想，因之而有情感上底满足及精神上底团结”。由此看来，我们可以说，冯友兰的“贞元六书”是在民族战争的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民族哲学。它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帮助中华民族，渡过大难，恢复旧物，出现中兴”。
正因为如此，冯友兰对抗战的胜利充满信心。这种信心可以从他对自己的“贞元六书”或“贞元之际所著书”所作的解释中看出。他说：
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我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
又说：
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
“贞”、“元”二字出自《周易》。《周易·乾卦》卦辞曰：“乾：元亨利贞。”后来易学家中的一派遂把“元亨利贞”解释为一年四季的循环。元代表春，亨代表夏，利代表秋，贞代表冬。“贞下起元”或“贞元之际”即表示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即将来临。对于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来说，“贞下起元”即意味着困难即将过去，胜利即将到来，此即“我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所以“贞元六书”的提法，正是表达了冯友兰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宏伟志愿以及在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关键时期，他对国家、民族所承担的个人努力；同时也充分表达了冯友兰对抗战所抱持的必胜的信念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冯友兰看来，一个人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事业有所帮助，莫过于把自己的所长贡献出来。他说：“在当时希望对于抗战有所贡献的人，只能用他所已经掌握的武器。”而当时冯友兰所掌握的武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接近于程、朱道学的那套思想，于是就拿起来作为武器，搞了‘接着讲’的那一套”。中国哲学史与逻辑分析都是冯友兰之所长。于是，在40年代，冯友兰的哲学创作便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以“贞元六书”为中心，以《新理学》为基础的“新理学”体系。这是冯友兰对“贞下起元之时”所作的最大努力和最大贡献。
“贞元六书”是冯友兰哲学创作中的精心得意之作，也是他整个哲学创作的高峰。在“贞元六书”中，冯友兰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他不仅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对于造就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也同样充满信心。这正如他在《新事论》一书的结语中所说：“真正底‘中国’人已造就成过去底伟大底中国。这些‘中国’人将要造成一个新中国。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有过无不及。这是我们所深信，而没有丝毫怀疑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