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小史》与《简史》
1947年，冯友兰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邀请，任该校客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见本书第3章第5节）。为了讲课，他用英文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的讲稿。1948年2月，冯友兰在回国前，把这部讲稿交给了美国麦克米伦公司，题名为《中国哲学小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该公司于同年出版了此书。该书过去一直没有中译本，直到1985年，方由冯友兰40年代的学生涂又光先生由英文译成中文，改题为《中国哲学简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至此，这部在国外流传了近四十年的《小史》方与国人见面。
这部著作英文原本称作《中国哲学小史》，而中译本改称《中国哲学简史》，这是因为在冯友兰的著作中，还有一部称为《中国哲学小史》的书。该书出版于1934年1月，是商务印书馆《百科小丛书》的一种。为了把这两部同名的书区别开，故1948年在美国出版的《小史》，译成中文时，称《简史》，盖“小”与“简”在字义上本无太大差别之故。
使中国哲学史研究现代化，一直是冯友兰追寻的目标。如果说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以西方近代史学观和西方近代哲学的方法论重新审视中国哲学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结果的话，那么，《中国哲学简史》则是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基础上，进一步使中国哲学史研究现代化的产物。它的价值也远远超出作者所自谦自许的“它（指《简史》）不过是我的《中国哲学史》的一个节本”的说法。因为从文化史或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这本《简史》也远远超出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在西方的流布和影响。迄今为止，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只有英、日两种译本；而《中国哲学简史》，自它以英文原本问世以来，已有法、意、西、南、捷、日、韩、中文等十种语言的译本。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任何一位哲学家或任何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都无法与之比拟的。仅凭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简史》的真实价值及其影响。
《中国哲学简史》（以下皆称《简史》）的价值，除了它的普及、影响和广为流传外，更大的价值，还在于它自身的学术性及寓哲学于文化之中的融通性。冯友兰在其《三松堂自序》中，谦虚地说他这本书只是《中国哲学史》的一个节本。但在三十四年前，他在该书英文版自序中自信地说：
小史（即《简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惟其如是，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尤详也。
这段话，可以说是冯友兰对其《简史》所作的最精辟的概括。其中，犹以“小景之中，形神自足”一语，道出了《简史》的基本特征：简而不缺，重点突出。即《简史》非节本，亦非抄袭，而是一部首尾连贯、材料与观点融会、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完整系统的中国哲学史。也就是说，《简史》虽然在基本框架上承袭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如以孔子为中国哲学史的开端，一直写到近代的严复、康有为，但在结构的调整、内容的编排、理论的说明及对历代哲学家的评价等问题上，与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相比，《简史》更具有扼要、简捷的特点和鲜明的时代性。
首先，《简史》改变或者放弃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历史分期法，没有以“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去划分中国哲学的发展阶段，而代之以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并按着时代的先后加以阐述，这样，使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前后思想的衔接与继承关系也更加明确。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之所以用“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划分中国哲学史的发展阶段，主要是为了突出说明从春秋战国至秦汉的统一，中间所经历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的契机，在冯友兰看来，乃是“世禄井田之制破，庶民解放，营私产，为富豪，此上古经济制度之一大变动”。正是这种经济制度的大变动，导致中国哲学史上“子学时代”的结束和“经学时代”的开始。《简史》之所以不再重复上述说法，盖有两种原因：其一是《简史》是用英文写的，读者对象大多为外国人，他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阶段的演变缺乏深入的了解，而“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的划分，其背后复杂的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的原因，对于外国人来说则更难把握。因此，《简史》放弃了如上的说法。其二是按着冯友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划分，“子学时代”只有四百余年，而“经学时代”则延及两千余年。从中国哲学史的全部历史发展看，这种划分在时间上相差极为悬殊，似乎不成比例。也就是说，用“经学时代”概括中国两千多年的哲学发展，从本质上讲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的，但从形式上看，此种划分，仍失之笼统。因为同样在“经学时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表现了多样性和丰富性。这种多样性和丰富性虽然都未脱离经学的限制，但都随着历史的发展，展示出内容和形式的重大区别。也正因如此，冯友兰在以后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也放弃了“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的分期法。
其次，《简史》增加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所没有的内容。而这些新增加的内容，明显地突出了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整体性把握，这是对中国自二三十年代以来所进行的中西文化讨论的哲学反思，也表现了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进一步理解。在《简史》中，前面增加了两章，即第一章“中国哲学的精神”，第二章“中国哲学的背景”。后面也增加了两章，即第二十七章“西方哲学的传入”与第二十八章“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这四章内容的增加，既反映了时代的特点，也反映了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总体把握，其中尤其加强了对中国哲学特点的宏观分析。这些分析对以后中西哲学及中西文化的讨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部著作英文原本称作《中国哲学小史》，而中译本改称《中国哲学简史》，这是因为在冯友兰的著作中，还有一部称为《中国哲学小史》的书。该书出版于1934年1月，是商务印书馆《百科小丛书》的一种。为了把这两部同名的书区别开，故1948年在美国出版的《小史》，译成中文时，称《简史》，盖“小”与“简”在字义上本无太大差别之故。
使中国哲学史研究现代化，一直是冯友兰追寻的目标。如果说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以西方近代史学观和西方近代哲学的方法论重新审视中国哲学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结果的话，那么，《中国哲学简史》则是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基础上，进一步使中国哲学史研究现代化的产物。它的价值也远远超出作者所自谦自许的“它（指《简史》）不过是我的《中国哲学史》的一个节本”的说法。因为从文化史或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这本《简史》也远远超出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在西方的流布和影响。迄今为止，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只有英、日两种译本；而《中国哲学简史》，自它以英文原本问世以来，已有法、意、西、南、捷、日、韩、中文等十种语言的译本。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任何一位哲学家或任何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都无法与之比拟的。仅凭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简史》的真实价值及其影响。
《中国哲学简史》（以下皆称《简史》）的价值，除了它的普及、影响和广为流传外，更大的价值，还在于它自身的学术性及寓哲学于文化之中的融通性。冯友兰在其《三松堂自序》中，谦虚地说他这本书只是《中国哲学史》的一个节本。但在三十四年前，他在该书英文版自序中自信地说：
小史（即《简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惟其如是，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尤详也。
这段话，可以说是冯友兰对其《简史》所作的最精辟的概括。其中，犹以“小景之中，形神自足”一语，道出了《简史》的基本特征：简而不缺，重点突出。即《简史》非节本，亦非抄袭，而是一部首尾连贯、材料与观点融会、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完整系统的中国哲学史。也就是说，《简史》虽然在基本框架上承袭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如以孔子为中国哲学史的开端，一直写到近代的严复、康有为，但在结构的调整、内容的编排、理论的说明及对历代哲学家的评价等问题上，与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相比，《简史》更具有扼要、简捷的特点和鲜明的时代性。
首先，《简史》改变或者放弃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历史分期法，没有以“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去划分中国哲学的发展阶段，而代之以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并按着时代的先后加以阐述，这样，使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前后思想的衔接与继承关系也更加明确。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之所以用“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划分中国哲学史的发展阶段，主要是为了突出说明从春秋战国至秦汉的统一，中间所经历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的契机，在冯友兰看来，乃是“世禄井田之制破，庶民解放，营私产，为富豪，此上古经济制度之一大变动”。正是这种经济制度的大变动，导致中国哲学史上“子学时代”的结束和“经学时代”的开始。《简史》之所以不再重复上述说法，盖有两种原因：其一是《简史》是用英文写的，读者对象大多为外国人，他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阶段的演变缺乏深入的了解，而“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的划分，其背后复杂的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的原因，对于外国人来说则更难把握。因此，《简史》放弃了如上的说法。其二是按着冯友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划分，“子学时代”只有四百余年，而“经学时代”则延及两千余年。从中国哲学史的全部历史发展看，这种划分在时间上相差极为悬殊，似乎不成比例。也就是说，用“经学时代”概括中国两千多年的哲学发展，从本质上讲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的，但从形式上看，此种划分，仍失之笼统。因为同样在“经学时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表现了多样性和丰富性。这种多样性和丰富性虽然都未脱离经学的限制，但都随着历史的发展，展示出内容和形式的重大区别。也正因如此，冯友兰在以后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也放弃了“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的分期法。
其次，《简史》增加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所没有的内容。而这些新增加的内容，明显地突出了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整体性把握，这是对中国自二三十年代以来所进行的中西文化讨论的哲学反思，也表现了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进一步理解。在《简史》中，前面增加了两章，即第一章“中国哲学的精神”，第二章“中国哲学的背景”。后面也增加了两章，即第二十七章“西方哲学的传入”与第二十八章“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这四章内容的增加，既反映了时代的特点，也反映了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总体把握，其中尤其加强了对中国哲学特点的宏观分析。这些分析对以后中西哲学及中西文化的讨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