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完全从头开始重写”
这次转折，可以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同时也是最大的一次转折。这不仅对于冯友兰个人是如此，就是对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也是如此。十年“文革”的危害及“文革”中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对社会、人心所造成的刺激，常常像噩梦一样，成为民族的心理重负。这对于亲身经历了六七十年代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任何一位头脑健全的人来说，似乎都有这种感觉。
痛定思痛，人们如大梦初醒。冯友兰自己也深刻认识到：“经过这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增长了一些知识……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对于《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冯友兰也作了一个总结。他认为，最初是想凭自己的努力，修订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但“这个修订本只出版了头两册之后，我又感到修订得连我自己也不满意。我又着手修订修订本，但是在它即将付印之前，我发现这个修订修订本又必须重新再写”。“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就这样修订、重写，还没有出版定本”。为了最后出版《新编》定本，冯友兰下决心以自己所见所想，“完全从头开始重写”。在对历史和自己的经历作了一番反思之后，冯友兰又以“老骥伏枥”的精神，全神贯注地进行他一生最后的学术创作——继续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
重新修订《新编》一、二册的工作，于1980年正式开始。所谓重新修订，实际上等于重写。好在《新编》一、二册此时已有两种版本：一个是60年代的版本，一个是70年代“评法批儒”时的版本。这两个版本此时虽然不能再用，却可以作为底本，以供重写时参考。此时冯友兰已经85岁。计划《新编》共写七册，1980年时，还在先秦两汉时期的哲学中打转转，以后的六册待何时完成？这时有人向他提出建议，“趁先生身体硬朗，索性从第三册写起，以便在先生有生之年，完成七卷本《新编》的写作计划”。因为在旁观者看来，冯友兰为《新编》一、二册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从写作到反复修订，使他耗去了几乎近二十年的时间。别人的建议对冯友兰来说，没有丝毫作用。因为在冯友兰看来，“如果不修订一、二册，写作就无法进行下去。因为中国哲学史是一部系统的历史，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研究它，但不可以在同一部历史中用不同方法去写作。否则历史就会变成一个杂乱无章的拼盘”。他引证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话说：“我写《新编》也要一以贯之。”他还说：
“历史”这个词有两个意义。其一是说本来的历史、客观的历史。它就像一条冰冻的长河，静静地躺在那里，永远不会再变。其二是说写的历史。写的历史有信与不信之分，因此就要不断地变动。人们的认识总要不断地接近历史真实，摹本与原本只能是不断接近，但永远不会完全重合。所以自然科学永远要进步，写的历史永远要重写。
从冯友兰的这些谈话中，不难看出他为什么不断地修订《新编》一、二册，原来就是为了使“写的历史”能够真实地反映“本来的历史”。这是一个历史家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也反映了冯友兰不断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从1980年到1984年，冯友兰用了近五年的时间修订或重写了《新编》一、二、三册。这三册《新编》分别于1982、1984、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12月，是冯友兰90寿辰，北大哲学系为冯友兰举行了庆祝会。无论在会前、会上，还是在会后，人们都非常关心冯友兰对《新编》的写作，并由此联想到他的身体及《新编》的最终完成。因为在《新编》前三册完成时，冯友兰已是90岁高龄的老人，此时他的听力、视力及身体的其他部位均已出现生理障碍。但所有这些困难都阻挡不住冯友兰学术创作的生命冲动，他以一种顽强的信念支撑着他的写作。当有人问起“是什么想法和力量支持着您的努力”时，他回答说：
工作的动力当然是有的。不过这是内在的、自己心中发出来的，不是外面加上去的。从前我在《新世训》的《自序》中说：“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故，乌能已于言哉。”“乌能已”就是说不得已，情不自禁，欲罢不能，这些感觉，大概就是那个自发的动力在发生作用吧。
这里，冯友兰所说的“内在的”或“自发的”动力，即是他对中国几千年的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所倾注的普遍关怀。他把自己的生命融于这种普遍关怀之中，因此，无论遇到什么挫折，他都一如既往，不为所动。他把自己比作蚕，“一个蚕，它既生而为蚕，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吐丝，它也是欲罢不能”。不难设想，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融于自己所向往的事业中的时候，他才能做到“欲罢不能”。他还把自己比作薪，火的燃烧要靠薪，文化的承传要靠生命。他说：
人类的文明好似一笼真火，往古来今对于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人，都是呕出心肝，用自己的心血脑汁为燃料，才能把真火一代一代传下去。凡是任何方面有成就的人，都需要有拼命精神，即使写一篇文章或写一幅字，都要集中全部精神才能做得出来。这些东西，可能无关宏旨，尚且需要全部的生命去做，至于传世之作，就更不用说了。他为什么要拼命？就是情不自禁，欲罢不能。
冯友兰是以“情不自禁，欲罢不能”及“用心血和脑汁为燃料以传中国文化这团真火”的精神，“排除一切干扰，用全力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
《新编》前三册的完成，使冯友兰多年来对《新编》的修订工作宣告结束。相对于六七十年代的《新编》一、二册，新完成的三册明显地去掉了于60年代初冯友兰为自己确立的“清规戒律”，不再以“阶级斗争”或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为基本线索。但阶级分析的观点他没有放弃，这是冯友兰多年来学习马列主义的收获和成果。但重新修订的《新编》对“阶级分析”或“阶级观点”的理解与他在六七十年代的理解有根本不同，对此，本章第6节有专门论述。本节所要着重指出的是，重新修订的《新编》一至三册，从起始到终了，恰与60年代的《新编》的起始相吻合，即撰述了从先秦至东汉末这一段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有鉴于“文革”和“评法批儒”时期，“四人帮”及极“左”思潮对历史的篡改和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颂扬，冯友兰在《新编》修订本第三册的绪论中，专门写了“过秦”与“宣汉”两节，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历史的重新反思。
冯友兰认为，秦统一中国后，为了建立一套与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秦始皇和李斯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是想在上层建筑方面实行暴力专政，“焚书坑儒”便是这种暴力专政的表现。但是，“要建设一套上层建筑，本来是极其复杂的事，秦始皇和李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所用的手段也太生硬粗暴了”。“焚书坑儒”的结果，不但没有巩固秦王朝的统治，反而使秦王朝由此走向灭亡。冯友兰总结说：
他们实际上是搞了一个“真空”，这个“真空”是几条法令，一群官吏，所万万不能“填补”的。他们想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割断历史，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谁要企图割断它，它就会把割断者割断。秦朝的灭亡证实了这个真理。
所谓“过秦”，是借用贾谊《过秦论》的用语，意谓秦王朝的过失和错误。冯友兰上述论断，与“评法批儒”时极“左”思潮对秦始皇的评价恰好相反。秦王朝的灭亡，不是所谓“对儒生坑的不够”或“对知识分子杀的太少”。恰恰相反，秦朝灭亡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于其对人民实行暴力，企图用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办法，钳制人们的思想。表现在文化上，即“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此即在文化上企图造成“真空”，然后用“几条法令”和“一群官吏”去填补。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割断历史”。企图割断历史的人，最终总会被历史所割断。秦朝的灭亡是一例，中国现代史上的“四人帮”亦是一例。
冯友兰在修订本《新编》中还对儒家和法家的统治术作了比较，认为儒家主张“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是“以德服人”；法家主张“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是“以力服人”。秦王朝所以很快灭亡，除了上述所谓“割断历史”的倒行逆施外，还在于它推行了“以力服人”的法家统治术。冯友兰对此评论说：
“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是法家的统治术，实际上就是奴隶主对于奴隶的统治术，是把奴隶当成牛马一样使用的办法。牛马不服从号令，就抽它几鞭子。《管子》说：“治人如治水潦；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这就是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和办法。
法家用奴隶主统治奴隶的办法，在封建社会中是行不通的。用贾谊《过秦论》的话说，此即“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一个政权或一个统治集团，当它的政策或统治措施和历史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时，就要碰得头破血流。鉴于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汉初统治者一上台，便展开了讨论。汉高祖问陆贾，秦朝为什么失败，以后他自己应该怎么办。陆贾说：“公于马上取天下，能以马上治之乎？”冯友兰就此评论说：“马上取天下，就是攻，要用暴力。如果要治天下，那就是守，守就不能专用暴力了。”
《新编》修订本的上述议论，无疑都带有对以往历史的反思和对“评法批儒”的清算性质，也是冯友兰破除了“清规戒律”后，“靠自己的研究”得出来的结论。可以说，这是80年代《新编》一至三册的最突出特点。此外，新《新编》与旧《新编》（60年代《新编》一、二册）相比，还有两个特点：其一是，“注意说明哲学思想的出现和社会政治的关系，注意体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其二是，“对于汉朝统治和汉朝的哲学，特别是春秋公羊学，作了新的评价”。
对于第一点，新《新编》一直坚持用经济的原因说明思想、文化乃至哲学的发展演变。为此，冯友兰在定本新《新编》第一册《绪论》中，用大量的篇幅论证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大转变的经济动因，乃在于“初税亩”的出现。他从史料方面举出这个时期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关系转变的证据，为理解和评价先秦时期的哲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编》抓住‘初税亩’作为突破口，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转变到封建制的一个关键”。因为冯友兰从三四十年代以来，一直坚持“社会制度的转变，归根到底，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这一历史唯物论原理。三四十年代是不自觉地运用，80年代的《新编》则是自觉地运用。60年代的《新编》虽也讲“历史唯物论”，但在史料的收集和在理论说明上，都有“教条”之嫌，而80年代的《新编》，则是在扬弃了教条主义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吸收。
痛定思痛，人们如大梦初醒。冯友兰自己也深刻认识到：“经过这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增长了一些知识……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对于《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冯友兰也作了一个总结。他认为，最初是想凭自己的努力，修订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但“这个修订本只出版了头两册之后，我又感到修订得连我自己也不满意。我又着手修订修订本，但是在它即将付印之前，我发现这个修订修订本又必须重新再写”。“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就这样修订、重写，还没有出版定本”。为了最后出版《新编》定本，冯友兰下决心以自己所见所想，“完全从头开始重写”。在对历史和自己的经历作了一番反思之后，冯友兰又以“老骥伏枥”的精神，全神贯注地进行他一生最后的学术创作——继续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
重新修订《新编》一、二册的工作，于1980年正式开始。所谓重新修订，实际上等于重写。好在《新编》一、二册此时已有两种版本：一个是60年代的版本，一个是70年代“评法批儒”时的版本。这两个版本此时虽然不能再用，却可以作为底本，以供重写时参考。此时冯友兰已经85岁。计划《新编》共写七册，1980年时，还在先秦两汉时期的哲学中打转转，以后的六册待何时完成？这时有人向他提出建议，“趁先生身体硬朗，索性从第三册写起，以便在先生有生之年，完成七卷本《新编》的写作计划”。因为在旁观者看来，冯友兰为《新编》一、二册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从写作到反复修订，使他耗去了几乎近二十年的时间。别人的建议对冯友兰来说，没有丝毫作用。因为在冯友兰看来，“如果不修订一、二册，写作就无法进行下去。因为中国哲学史是一部系统的历史，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研究它，但不可以在同一部历史中用不同方法去写作。否则历史就会变成一个杂乱无章的拼盘”。他引证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话说：“我写《新编》也要一以贯之。”他还说：
“历史”这个词有两个意义。其一是说本来的历史、客观的历史。它就像一条冰冻的长河，静静地躺在那里，永远不会再变。其二是说写的历史。写的历史有信与不信之分，因此就要不断地变动。人们的认识总要不断地接近历史真实，摹本与原本只能是不断接近，但永远不会完全重合。所以自然科学永远要进步，写的历史永远要重写。
从冯友兰的这些谈话中，不难看出他为什么不断地修订《新编》一、二册，原来就是为了使“写的历史”能够真实地反映“本来的历史”。这是一个历史家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也反映了冯友兰不断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从1980年到1984年，冯友兰用了近五年的时间修订或重写了《新编》一、二、三册。这三册《新编》分别于1982、1984、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12月，是冯友兰90寿辰，北大哲学系为冯友兰举行了庆祝会。无论在会前、会上，还是在会后，人们都非常关心冯友兰对《新编》的写作，并由此联想到他的身体及《新编》的最终完成。因为在《新编》前三册完成时，冯友兰已是90岁高龄的老人，此时他的听力、视力及身体的其他部位均已出现生理障碍。但所有这些困难都阻挡不住冯友兰学术创作的生命冲动，他以一种顽强的信念支撑着他的写作。当有人问起“是什么想法和力量支持着您的努力”时，他回答说：
工作的动力当然是有的。不过这是内在的、自己心中发出来的，不是外面加上去的。从前我在《新世训》的《自序》中说：“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故，乌能已于言哉。”“乌能已”就是说不得已，情不自禁，欲罢不能，这些感觉，大概就是那个自发的动力在发生作用吧。
这里，冯友兰所说的“内在的”或“自发的”动力，即是他对中国几千年的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所倾注的普遍关怀。他把自己的生命融于这种普遍关怀之中，因此，无论遇到什么挫折，他都一如既往，不为所动。他把自己比作蚕，“一个蚕，它既生而为蚕，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吐丝，它也是欲罢不能”。不难设想，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融于自己所向往的事业中的时候，他才能做到“欲罢不能”。他还把自己比作薪，火的燃烧要靠薪，文化的承传要靠生命。他说：
人类的文明好似一笼真火，往古来今对于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人，都是呕出心肝，用自己的心血脑汁为燃料，才能把真火一代一代传下去。凡是任何方面有成就的人，都需要有拼命精神，即使写一篇文章或写一幅字，都要集中全部精神才能做得出来。这些东西，可能无关宏旨，尚且需要全部的生命去做，至于传世之作，就更不用说了。他为什么要拼命？就是情不自禁，欲罢不能。
冯友兰是以“情不自禁，欲罢不能”及“用心血和脑汁为燃料以传中国文化这团真火”的精神，“排除一切干扰，用全力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
《新编》前三册的完成，使冯友兰多年来对《新编》的修订工作宣告结束。相对于六七十年代的《新编》一、二册，新完成的三册明显地去掉了于60年代初冯友兰为自己确立的“清规戒律”，不再以“阶级斗争”或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为基本线索。但阶级分析的观点他没有放弃，这是冯友兰多年来学习马列主义的收获和成果。但重新修订的《新编》对“阶级分析”或“阶级观点”的理解与他在六七十年代的理解有根本不同，对此，本章第6节有专门论述。本节所要着重指出的是，重新修订的《新编》一至三册，从起始到终了，恰与60年代的《新编》的起始相吻合，即撰述了从先秦至东汉末这一段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有鉴于“文革”和“评法批儒”时期，“四人帮”及极“左”思潮对历史的篡改和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颂扬，冯友兰在《新编》修订本第三册的绪论中，专门写了“过秦”与“宣汉”两节，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历史的重新反思。
冯友兰认为，秦统一中国后，为了建立一套与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秦始皇和李斯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是想在上层建筑方面实行暴力专政，“焚书坑儒”便是这种暴力专政的表现。但是，“要建设一套上层建筑，本来是极其复杂的事，秦始皇和李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所用的手段也太生硬粗暴了”。“焚书坑儒”的结果，不但没有巩固秦王朝的统治，反而使秦王朝由此走向灭亡。冯友兰总结说：
他们实际上是搞了一个“真空”，这个“真空”是几条法令，一群官吏，所万万不能“填补”的。他们想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割断历史，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谁要企图割断它，它就会把割断者割断。秦朝的灭亡证实了这个真理。
所谓“过秦”，是借用贾谊《过秦论》的用语，意谓秦王朝的过失和错误。冯友兰上述论断，与“评法批儒”时极“左”思潮对秦始皇的评价恰好相反。秦王朝的灭亡，不是所谓“对儒生坑的不够”或“对知识分子杀的太少”。恰恰相反，秦朝灭亡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于其对人民实行暴力，企图用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办法，钳制人们的思想。表现在文化上，即“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此即在文化上企图造成“真空”，然后用“几条法令”和“一群官吏”去填补。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割断历史”。企图割断历史的人，最终总会被历史所割断。秦朝的灭亡是一例，中国现代史上的“四人帮”亦是一例。
冯友兰在修订本《新编》中还对儒家和法家的统治术作了比较，认为儒家主张“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是“以德服人”；法家主张“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是“以力服人”。秦王朝所以很快灭亡，除了上述所谓“割断历史”的倒行逆施外，还在于它推行了“以力服人”的法家统治术。冯友兰对此评论说：
“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是法家的统治术，实际上就是奴隶主对于奴隶的统治术，是把奴隶当成牛马一样使用的办法。牛马不服从号令，就抽它几鞭子。《管子》说：“治人如治水潦；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这就是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和办法。
法家用奴隶主统治奴隶的办法，在封建社会中是行不通的。用贾谊《过秦论》的话说，此即“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一个政权或一个统治集团，当它的政策或统治措施和历史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时，就要碰得头破血流。鉴于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汉初统治者一上台，便展开了讨论。汉高祖问陆贾，秦朝为什么失败，以后他自己应该怎么办。陆贾说：“公于马上取天下，能以马上治之乎？”冯友兰就此评论说：“马上取天下，就是攻，要用暴力。如果要治天下，那就是守，守就不能专用暴力了。”
《新编》修订本的上述议论，无疑都带有对以往历史的反思和对“评法批儒”的清算性质，也是冯友兰破除了“清规戒律”后，“靠自己的研究”得出来的结论。可以说，这是80年代《新编》一至三册的最突出特点。此外，新《新编》与旧《新编》（60年代《新编》一、二册）相比，还有两个特点：其一是，“注意说明哲学思想的出现和社会政治的关系，注意体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其二是，“对于汉朝统治和汉朝的哲学，特别是春秋公羊学，作了新的评价”。
对于第一点，新《新编》一直坚持用经济的原因说明思想、文化乃至哲学的发展演变。为此，冯友兰在定本新《新编》第一册《绪论》中，用大量的篇幅论证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大转变的经济动因，乃在于“初税亩”的出现。他从史料方面举出这个时期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关系转变的证据，为理解和评价先秦时期的哲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编》抓住‘初税亩’作为突破口，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转变到封建制的一个关键”。因为冯友兰从三四十年代以来，一直坚持“社会制度的转变，归根到底，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这一历史唯物论原理。三四十年代是不自觉地运用，80年代的《新编》则是自觉地运用。60年代的《新编》虽也讲“历史唯物论”，但在史料的收集和在理论说明上，都有“教条”之嫌，而80年代的《新编》，则是在扬弃了教条主义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吸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