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一本书完成之后，总要写一篇书跋或后记之类的文字，以述作书原委，以明作者心迹。这也是中国学人自古以来留下的一个传统。本人亦不能例外。
谈起作书原委，首先使我想到《国学大师丛书》的设计者兼此套丛书的责任编辑钱宏先生。在我以往的经验和接触中，还未遇到过像钱宏先生这样对事业孜孜以求者。从他向我约稿的那一天起，便以不寻常的责任心和完成此套丛书的使命感，不断“跟踪”我的写作。当他发现我因杂务而有影响写作进程之嫌时，又不断监督并催促我要按时交稿，并毫不留情面。可以说，如果没有钱宏先生的督促，此稿很有可能中途辍笔。如今即使交了稿，因本人不会科学地料理时间，故对此稿一拖再拖，以至成为此套丛书的最后交稿者。在此谨向钱宏先生表示歉意。此歉意中所饱含的除内疚之外，更多的则是对钱宏先生的敬意和谢意。
此外，在此书撰写过程中，还得到许多师友的指点和帮助。本来，此书曾约与我的朋友王守常先生共同撰写，无奈他因太忙而无暇顾此。但他还是同我共同商讨了许多问题，提出了许多可贵的建议并共同拟定提纲。因此，此书的完成，实有守常先生之功。
在此尤其要感谢提要的英译者、北京大学英语系副主任刘意青女士。此书在交稿之时，正值北大放暑假，几位英文较好的朋友又都不在北京。刘意青教授刚从延安大学助教回京，便提供了及时的帮助，使我当天即得到译文，真可谓“雪中送炭”。
现在，《冯友兰评传》总算交稿了。照常理，当一本书完成之后，作者会有一种轻松的感觉。但对我却不是。这“不是”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最大的原因，乃在于传主的曲折而丰富的人生阅历、浑厚而深邃的哲学体系，实非一本小小的评传所能“勾玄探赜”的。冯友兰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位大家。在他生前，我虽有幸亲聆其教诲，但自知不敏，故常抱“非曰能之，愿学焉”之心态，向先生问学。今年恰逢冯先生逝世五周年、诞生一百周年。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应该说是对这位已故哲学家的最深沉、最永久的纪念。
但我也深知，这本《评传》对于我，只能意味着研究的开始。因此，本人诚恳希望海内外学人对此书中的观点给以批评指正。此即“作者心迹”之谓。
作者 谨识
1995年7月18日
谈起作书原委，首先使我想到《国学大师丛书》的设计者兼此套丛书的责任编辑钱宏先生。在我以往的经验和接触中，还未遇到过像钱宏先生这样对事业孜孜以求者。从他向我约稿的那一天起，便以不寻常的责任心和完成此套丛书的使命感，不断“跟踪”我的写作。当他发现我因杂务而有影响写作进程之嫌时，又不断监督并催促我要按时交稿，并毫不留情面。可以说，如果没有钱宏先生的督促，此稿很有可能中途辍笔。如今即使交了稿，因本人不会科学地料理时间，故对此稿一拖再拖，以至成为此套丛书的最后交稿者。在此谨向钱宏先生表示歉意。此歉意中所饱含的除内疚之外，更多的则是对钱宏先生的敬意和谢意。
此外，在此书撰写过程中，还得到许多师友的指点和帮助。本来，此书曾约与我的朋友王守常先生共同撰写，无奈他因太忙而无暇顾此。但他还是同我共同商讨了许多问题，提出了许多可贵的建议并共同拟定提纲。因此，此书的完成，实有守常先生之功。
在此尤其要感谢提要的英译者、北京大学英语系副主任刘意青女士。此书在交稿之时，正值北大放暑假，几位英文较好的朋友又都不在北京。刘意青教授刚从延安大学助教回京，便提供了及时的帮助，使我当天即得到译文，真可谓“雪中送炭”。
现在，《冯友兰评传》总算交稿了。照常理，当一本书完成之后，作者会有一种轻松的感觉。但对我却不是。这“不是”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最大的原因，乃在于传主的曲折而丰富的人生阅历、浑厚而深邃的哲学体系，实非一本小小的评传所能“勾玄探赜”的。冯友兰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位大家。在他生前，我虽有幸亲聆其教诲，但自知不敏，故常抱“非曰能之，愿学焉”之心态，向先生问学。今年恰逢冯先生逝世五周年、诞生一百周年。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应该说是对这位已故哲学家的最深沉、最永久的纪念。
但我也深知，这本《评传》对于我，只能意味着研究的开始。因此，本人诚恳希望海内外学人对此书中的观点给以批评指正。此即“作者心迹”之谓。
作者 谨识
1995年7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