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四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最能反映这一变化的是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刘师培等都提出了学术革命的口号，探讨了新的学术形态的哲学、方法，并作了初步实践。他们把传统经学研究从经今古文的辩论转化为对古代社会状况和儒家思想发展史的探讨，把为帝王提供服务的道德鉴戒型史学转化为为国民服务的、带有总结历史发展规则特色的新史学，把历来处于附庸地位的诸子百家之学当成中国思想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把语言文学视为中国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有机反映，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向现代学术研究的过渡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学术革命思潮的产生，我们向来重视晚清今文经学的兴起。在鸦片战争前后，常州今文经学的主要论点，经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宋翔凤的发展，确实给传统学术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廖平、康有为为了论证学术的精神实质在于独立自得，不惜将古文经学视为刘歆的伪造，提出孔子编述六经完全是为了表达他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原则。晚清今文经学使学术研究的主体性充分显示出来，并且动摇了传统经学长期笃守的信条，为传统学术开辟出了一个新的境界。在20世纪初年的学术革命思潮中，梁启超、夏曾佑等都是学术革命的干将，而他们都出自今文经学流派。
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这样一个现象，学术革命阵营也有章太炎、刘师培这样的古文经学家。他们在鼓吹学术革命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今文经学观点的感染，但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乃至对具体学术问题的评判，与今文经学家并不完全一致。如果我们将视线沿着这些学者的学术师承上溯，我们也将发现，在鸦片战争前后，古文经学阵营（或者说乾嘉朴学阵营）也在发生鲜明的变化。以扬州学派之刘文淇（刘师培的曾祖父）的家学传统而言，它兼有吴、皖两派之长，既能确守汉诂，条源析流，又能辞外见义，学求致用。它的学术视野相当开阔，刘文淇精通地理，刘毓崧（刘师培的祖父）通诸子学，刘寿曾（刘师培的伯父）精典制学，刘贵曾（刘师培之父）精天文历算学。开阔的学术视野与学求致用的学术精神相汇合，使得仪征刘氏形成了出能济世救民，入则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门风。在刘师培投身学术革命思潮所发表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师培直接运用了他的先辈所提供的许多学术资料和学术结论。由此可见，乾嘉朴学在鸦片战争以后自身的演化也同样孕育着新的学术研究形态的产生。而像刘师培这样的朴学世家子弟也被吸引到学术革命的思潮中来，表明传统学术研究也确实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
在传统学术如何向现代学术过渡的问题上，梁启超、夏曾佑与章太炎、刘师培既有相同的主张，也有分歧所在。大体而言，章太炎、刘师培在学术研究的价值标准上多持民族主义，而梁启超、夏曾佑多持民本主义。在学术研究的目标上，章太炎、刘师培多讲历史事实内部的源流，而梁启超、夏曾佑则多讲历史发展的大势。在学术研究方法方面，章太炎、刘师培主张以乾嘉朴学方法为基础，而梁启超、夏曾佑则多使用所谓新的历史研究法。这些主张的相通之处体现出他们对于新的学术形态特征的共识，而分歧之处则体现出他们对于新的学术形态发展途径的不同预测。
学术研究的发展交织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因素。中国近代学术呈现出一个矛盾的现象。康有为、梁启超这样激进的今文经学健将，随着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反而落在时代后边，成为保皇立宪派，而章太炎、刘师培这样的古文经学家，却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革命派。时代风云既分化了学术革命的队伍，同时也将学术革命的理论探索引向深入。
在1906年后，围绕学术研究如何为现实需要服务、如何对待西方学术原理与学术方法、如何正确估价传统学术体系等等问题，学术革命队伍在不断进行调整。而首先提出这些问题的又恰恰是古文经学流派的章太炎。他在1906年发表《与人论朴学报书》，指出学术研究不能过分强调其政治性。过分强调学术的经世功能，不但不能准确了解学术对象的真正面貌，反而助长了学人的干禄躁进之风。1907年他发表《社会通诠商兑》，批评严复用甄克思《社会通诠》的原理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图腾、宗法、军国三大发展阶段的做法，明确指出，学术研究不能把西方学术原理当作教条，运用西方学术原理要注意将其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客观事实相结合，更不能以无为有，以有为无。1909年他在《致国粹学报社书》中，再次强调，乾嘉朴学的研究方法，实事求是，它能使学者培养一种笃实纯真的道德品格，避免躁进求仕之风，而且，它有严格的方法程序，可以制约学者虚妄和浮谈，扭转学术研究越来越泛滥的主观主义。1910年他发表《征信论》，更加明确地指出，乾嘉朴学研究方法，与西方学术方法相比照，更加具有科学性。
章太炎反思学术革命的这些观点得到刘师培的积极响应。1908年春，他在《国粹学报三周年祝辞》中说：“学术甫萌之世，士以励己为归，学风丕振之时，说以徇人为美。励己则甘守湛冥，学祈自得，徇人则中怀躁进，说涉模棱。故思来述往，皆圣贤失志所为，而执古御今，乃策士纵横之习。若夫诵诗闻政、读史论兵，以雅颂致升平，以经术饰吏治，名为用世之良规，实则干时之捷径。虽佥人所乐道，亦君子所羞称。”表示他也反对将学术研究的经世作用估价过高，并说：“或谓中邦之籍，学与用分，西土之书，学与用合。惟贵实而贱虚，故用夷以变夏……盖惟今之人，不尚有旧，复介于大国，惟强是从，是以校理旧文，亦必比勘西籍，义与彼合，学虽绌而亦优，道与彼歧，谊虽长而亦短……饰殊途同归之词，作弋誉梯荣之助，学术衰替，职此之由。”表示他也反对学术研究唯西方学术原理和学术方法是从。可以说，首先是那些具有高度传统历史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和学术方法的建设问题，是他们首先意识到学术研究的革命性与科学性应该统一，学术原理与学术内容应该统一，学术研究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应该统一。我们回过头来看梁启超，他直到1922年前后才反省中国传统史学体系的长处，认识到民族学术传统的某些特色，提出要统一学术研究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课题，我们就不难认识到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但当时章太炎和刘师培都未能解决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当章太炎在继续积极探索中国新的学术形态的理论问题时，刘师培却因为思想认识的混乱与个人性格的缺陷，投靠清朝贵族。政治上的失足以及清朝政府的迅速颠覆，使刘师培长期陷入对自身命运的求解之中。他余生中浓厚的宿命思想以及与此俱来的腐朽观念，表明他已无法把握中国学术发展的脉搏。虽然他试图将自己装扮成为扬州学派的传人，并也确实做了许多超越前人的具体研究工作，但他终究架不起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桥梁。而他也不能有章太炎那样的光芒，因此，不可避免地被人们长期遗忘。
而章太炎则在辛亥革命后将新的学术理论和方法进一步深化。他重新探讨了传统学术的精神价值，提出传统学术的道德、人文精神将是新的学术形态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重新肯定了学术研究与国家、民族乃至个人的紧密联系。他全面估价了乾嘉朴学的长处，指出它们将是新型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由其发端，中国学术界在20年代出现了又一新的流派：本土文化主体论派。它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钱穆、柳诒徵等人为代表。与同时的西化派（胡适、傅斯年为代表）和马克思主义学术流派（郭沫若、侯外庐为代表）争长竞短，形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丰富多彩的局面。
追溯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历程，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刘师培流星一般的学术生命。他是怎样投身于学术革命的洪流？提出了怎样的学术理论？又是如何落后于时代的？他的学术研究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他提供后人以怎样的启示？这是作者与读者在本书中将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章 经学世家的余脉
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学术革命思潮的产生，我们向来重视晚清今文经学的兴起。在鸦片战争前后，常州今文经学的主要论点，经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宋翔凤的发展，确实给传统学术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廖平、康有为为了论证学术的精神实质在于独立自得，不惜将古文经学视为刘歆的伪造，提出孔子编述六经完全是为了表达他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原则。晚清今文经学使学术研究的主体性充分显示出来，并且动摇了传统经学长期笃守的信条，为传统学术开辟出了一个新的境界。在20世纪初年的学术革命思潮中，梁启超、夏曾佑等都是学术革命的干将，而他们都出自今文经学流派。
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这样一个现象，学术革命阵营也有章太炎、刘师培这样的古文经学家。他们在鼓吹学术革命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今文经学观点的感染，但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乃至对具体学术问题的评判，与今文经学家并不完全一致。如果我们将视线沿着这些学者的学术师承上溯，我们也将发现，在鸦片战争前后，古文经学阵营（或者说乾嘉朴学阵营）也在发生鲜明的变化。以扬州学派之刘文淇（刘师培的曾祖父）的家学传统而言，它兼有吴、皖两派之长，既能确守汉诂，条源析流，又能辞外见义，学求致用。它的学术视野相当开阔，刘文淇精通地理，刘毓崧（刘师培的祖父）通诸子学，刘寿曾（刘师培的伯父）精典制学，刘贵曾（刘师培之父）精天文历算学。开阔的学术视野与学求致用的学术精神相汇合，使得仪征刘氏形成了出能济世救民，入则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门风。在刘师培投身学术革命思潮所发表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师培直接运用了他的先辈所提供的许多学术资料和学术结论。由此可见，乾嘉朴学在鸦片战争以后自身的演化也同样孕育着新的学术研究形态的产生。而像刘师培这样的朴学世家子弟也被吸引到学术革命的思潮中来，表明传统学术研究也确实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
在传统学术如何向现代学术过渡的问题上，梁启超、夏曾佑与章太炎、刘师培既有相同的主张，也有分歧所在。大体而言，章太炎、刘师培在学术研究的价值标准上多持民族主义，而梁启超、夏曾佑多持民本主义。在学术研究的目标上，章太炎、刘师培多讲历史事实内部的源流，而梁启超、夏曾佑则多讲历史发展的大势。在学术研究方法方面，章太炎、刘师培主张以乾嘉朴学方法为基础，而梁启超、夏曾佑则多使用所谓新的历史研究法。这些主张的相通之处体现出他们对于新的学术形态特征的共识，而分歧之处则体现出他们对于新的学术形态发展途径的不同预测。
学术研究的发展交织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因素。中国近代学术呈现出一个矛盾的现象。康有为、梁启超这样激进的今文经学健将，随着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反而落在时代后边，成为保皇立宪派，而章太炎、刘师培这样的古文经学家，却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革命派。时代风云既分化了学术革命的队伍，同时也将学术革命的理论探索引向深入。
在1906年后，围绕学术研究如何为现实需要服务、如何对待西方学术原理与学术方法、如何正确估价传统学术体系等等问题，学术革命队伍在不断进行调整。而首先提出这些问题的又恰恰是古文经学流派的章太炎。他在1906年发表《与人论朴学报书》，指出学术研究不能过分强调其政治性。过分强调学术的经世功能，不但不能准确了解学术对象的真正面貌，反而助长了学人的干禄躁进之风。1907年他发表《社会通诠商兑》，批评严复用甄克思《社会通诠》的原理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图腾、宗法、军国三大发展阶段的做法，明确指出，学术研究不能把西方学术原理当作教条，运用西方学术原理要注意将其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客观事实相结合，更不能以无为有，以有为无。1909年他在《致国粹学报社书》中，再次强调，乾嘉朴学的研究方法，实事求是，它能使学者培养一种笃实纯真的道德品格，避免躁进求仕之风，而且，它有严格的方法程序，可以制约学者虚妄和浮谈，扭转学术研究越来越泛滥的主观主义。1910年他发表《征信论》，更加明确地指出，乾嘉朴学研究方法，与西方学术方法相比照，更加具有科学性。
章太炎反思学术革命的这些观点得到刘师培的积极响应。1908年春，他在《国粹学报三周年祝辞》中说：“学术甫萌之世，士以励己为归，学风丕振之时，说以徇人为美。励己则甘守湛冥，学祈自得，徇人则中怀躁进，说涉模棱。故思来述往，皆圣贤失志所为，而执古御今，乃策士纵横之习。若夫诵诗闻政、读史论兵，以雅颂致升平，以经术饰吏治，名为用世之良规，实则干时之捷径。虽佥人所乐道，亦君子所羞称。”表示他也反对将学术研究的经世作用估价过高，并说：“或谓中邦之籍，学与用分，西土之书，学与用合。惟贵实而贱虚，故用夷以变夏……盖惟今之人，不尚有旧，复介于大国，惟强是从，是以校理旧文，亦必比勘西籍，义与彼合，学虽绌而亦优，道与彼歧，谊虽长而亦短……饰殊途同归之词，作弋誉梯荣之助，学术衰替，职此之由。”表示他也反对学术研究唯西方学术原理和学术方法是从。可以说，首先是那些具有高度传统历史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和学术方法的建设问题，是他们首先意识到学术研究的革命性与科学性应该统一，学术原理与学术内容应该统一，学术研究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应该统一。我们回过头来看梁启超，他直到1922年前后才反省中国传统史学体系的长处，认识到民族学术传统的某些特色，提出要统一学术研究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课题，我们就不难认识到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但当时章太炎和刘师培都未能解决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当章太炎在继续积极探索中国新的学术形态的理论问题时，刘师培却因为思想认识的混乱与个人性格的缺陷，投靠清朝贵族。政治上的失足以及清朝政府的迅速颠覆，使刘师培长期陷入对自身命运的求解之中。他余生中浓厚的宿命思想以及与此俱来的腐朽观念，表明他已无法把握中国学术发展的脉搏。虽然他试图将自己装扮成为扬州学派的传人，并也确实做了许多超越前人的具体研究工作，但他终究架不起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桥梁。而他也不能有章太炎那样的光芒，因此，不可避免地被人们长期遗忘。
而章太炎则在辛亥革命后将新的学术理论和方法进一步深化。他重新探讨了传统学术的精神价值，提出传统学术的道德、人文精神将是新的学术形态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重新肯定了学术研究与国家、民族乃至个人的紧密联系。他全面估价了乾嘉朴学的长处，指出它们将是新型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由其发端，中国学术界在20年代出现了又一新的流派：本土文化主体论派。它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钱穆、柳诒徵等人为代表。与同时的西化派（胡适、傅斯年为代表）和马克思主义学术流派（郭沫若、侯外庐为代表）争长竞短，形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丰富多彩的局面。
追溯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历程，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刘师培流星一般的学术生命。他是怎样投身于学术革命的洪流？提出了怎样的学术理论？又是如何落后于时代的？他的学术研究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他提供后人以怎样的启示？这是作者与读者在本书中将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章 经学世家的余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