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刘师培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蜕变
无政府主义思想，从积极方面而言，使刘师培对于早期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有了更高的认识，使他能够纠正早期革命思想中的一些局限。
其一，他认识到排满革命具有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刘师培早期鼓吹排满革命，大多从种族概念入手。因而他辨析经史中的夷夏观念，信仰汉民族文化的优越地位，认为反对满族，争得汉族的统治权就可改变中国现状和命运。但经过无政府主义平等、自由理论的洗礼，刘师培认识到，“仅言民族主义，则必贵己族而贱他族，易流为民族帝国主义”。如果仅讲种族差别，就容易使排满口号成为对满族人民的歧视。同时，大汉族主义观点的蔓延，也不可能使回民、苗民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抗清贵族。刘师培认为，民族革命对于清政府，应该主要是反对其民族特权，使各民族获得真正的平等。
其二，无政府主义还使刘师培认识到民族革命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他认为“今日欧美各国政府及商民势力日增而人民日趋于贫苦，则帝国主义盛行之故也”。帝国主义不但在国内奴役人民，而且还“吸收他境之财源，盗为己有”，使世界成为“戕杀之世界”。刘师培说：“夫昔日罗马待遇藩属，均与以自治之权，即蒙古回民，征服他国，惨酷无人理，然未尝尽遏其生机，未尝如白人之失德者。”所以要革命就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
刘师培积极参加了1907年4月的“亚洲和亲会”的组织活动。亚洲和亲会是流亡在日本的亚洲各被压迫民族的爱国志士们的第一个统一的反帝联合组织。参加者有中国、印度、安南（越南）、缅甸、菲律宾、马来亚、朝鲜、日本等国志士。中国入会者有章太炎、张继、刘师培、何震、苏曼殊、陈独秀、吕复、罗象陶、陶冶公等数十人。据章太炎所起草的《亚洲和亲会约章》，亚洲和亲会的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会员为“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它把亚洲诸国被压迫人民“互相扶助，使各得独立自由”，列为会员的主要义务。强调“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扶助”。它指出了团结反帝、反对殖民主义是争取亚洲民族独立的重要一环。刘师培同意和亲会的上述宗旨。
其三，无政府主义理论还使刘师培认识到革命必须调动工人和农民的积极性。他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所依靠力量的单薄中认识到：只有少数人参加的革命不可能将社会问题予以全面解决，出于多数平民的革命乃是“根本之革命”。为了发动劳民进行革命，刘师培号召“于全国民生之疾苦，意行调查”。他写有《悲佃篇》刊登在《民报》1907年第15期，对历代佃农所遭受的压迫剥削情况进行研究，提出欲实行土地共有，必自农人革命始。除农民革命之外，刘师培还主张组织劳民协会，使城市劳动者特别是工人、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城市其他劳动者，包括一部分商人联合起来。他提倡总同盟罢工，对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罗列宣扬的总同盟罢工主张极为欣赏，指出，“倘罗氏之策推行禹域，阎闾驿骚，纭者羹沸，则握政之人，丧其所依，即以甲兵相耀，其资料履扉之供，亦匮莫复继”，现有政府势必陷入瘫痪。
刘师培甚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学说也深表赞同。在《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一文中，他把马克思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他说：“有以科学为根据者，则始于犹太人，一为马尔克斯，一为拉萨尔。”《天义》第8-10合卷上的“新刊豫告”内曾将《共产党宣言》列入。第十五卷“学理”栏刊载了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刘师培在编者按中说：“按《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言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以此入门。”在《天义》第16-19四册合刊上，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的译文，刘师培写了一篇序，其中说：
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纤悉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惟彼之所谓共产者，系民主制之共产，非无政府之共产也。故共产主义渐融于集产主义中，则以既认国家之组织，致财产支配不得不归之中心也。由是共产之良法美意，亦渐变其真，此马氏学说之弊也。若此宣言，则中所引罔不足以备参考。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此则民鸣君译斯编之旨也。
刘师培不同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财产分配学说，但却十分推崇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他甚至试图用阶级斗争学说来说明“排满”革命，说：“排满主义，不必以种族革命为目标，谓之阶级斗争之革命可也。”理由是“满人所居之地位”与“田主资本家相同，而多数汉民均处劳动地位也”。“故欲实行经济界之平等，以兴社会大革命，则抵抗旗人之法，与抵抗田主资本家之法大约相同。若谓排满主义仅由种界及政治而生，与经济问题无涉，此则大谬不然矣。”刘师培认识到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他试图以阶级斗争学说来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去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也不可能真正将中国革命的任务解释清楚。
但无政府主义理论也使刘师培早期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产生了蜕变：
一、宣传无政府革命优于民族民主革命。比如民族革命，刘师培就认为有三种谬误。一曰学术之谬。“如华夏之防，种姓之说，虽系中国固有之思想，然贵己族以贱他族，不欲与彼杂居，系沿宗法时代之遗风。”刘师培早年注意从传统夷夏之辨的观念阐发民族革命思想，而此时，他更加注意夷夏之辨的落后性，认为它是一种不正确的种族思想。二曰心术之谬。他说：“今之倡言革命，有一谬论，谓排满以后，无论专制立宪，均可甘心……惟革命党人，多抱此想，故于革命之后，希冀代满人握政权，非惟私设总理之名已也。黠者具帝王思想，卑者冀为开国元勋，复以革命后之利益，荧惑无识之徒。”在刘师培看来，只讲民族革命而不考虑无政府革命，说明革命者有不光彩的个人目的，是用光复之名以攫重利。只有无政府革命在革命后不设政府，人人知革命无丝毫权利可图，而犹能行革命，乃为真革命。三曰政策之谬。用民族革命唤取民众，受影响的不过少数人，革命成功的希望小，以无政府革命号召民众，大多数人将为将来的幸福而奋斗，革命成功的希望大。
至于民主革命，在刘师培看来无非是“以暴易暴”。所以，刘师培认为：“无政府革命凡种族革命之利无不具，且尽去种族革命之害。况实行无政府，则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均该于其中。若徒言种族革命决不足以该革命之全。此无政府革命优于种族革命者也。”并说：“吾人所昌言者，则在于满洲政府颠覆后，即不复设立政府。欲保满洲君统固不足道，即于排满洲以后另立政府亦有以暴易暴之虞，曷若利用中国固有之政俗，采用西欧最圆满之学理，以实行无政府之制乎！”
刘师培对民族民主革命口号的否定，并不合于中国当时的形势。中国当时正在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腐朽的清朝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只有首先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才能使中国免于被瓜分和灭亡。而民族民主革命的口号乃是最具有号召力的旗帜。刘师培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宣传无政府、无种族、无国界，背离了当时革命的主题。
二、他批评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刘师培说，今天持民族民主革命者大多信仰欧美日本政治，希望在革命成功后仿行其法。试即以欧美日本之政治言之，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曰以法治国，二曰建立议院，三曰振兴实业，四曰广设陆军。刘师培对此一一加以批驳。他说：“专制之国以君主之命令为法律。而立宪共和之国，则法律定于议院之中，而议院之议员，不为贵族，即为资本家，故所订法律，名曰公平，实则贵族资本家咸受法律之保护，而平民则受法律之蹂躏。”如西方国家，工人罢工有罪，而资本家解雇工人可以自由。“至于议会一端，其弊尤甚。……总统之选举，内阁大臣之任用，均由贿赂之公行。议员亦然，凡欲充议员之选者，必以资财运动。……则国会之制，较之中国之卖官鬻爵，岂有殊哉！”“若夫振兴实业，名曰富国，然富民愈众，全国之民悉陷于困穷之境，则实业之结果不过为朘削贫民计耳。”此外，“广设陆军，名曰自强，然军备愈增，多数之民悉濒于危险之境，则陆军之结果，不过为镇压民党及戕贼弱种计耳”。刘师培的结论是：“盖西人物质文明均宜效法，惟宜用之于无政府之世。若处有政府之世，为人民幸福计，则有不若无。至于西人之政治，一无可采。故吾人之意，惟望中国革命之后，即行无政府，决不望于革命以后另立新政府，以采用欧美日本伪文明。”
三、他批评了民生主义的主张。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革命纲领之一。孙中山针对当时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社会现象，提出解决土地问题以避免欧美各国社会革命。其主要办法是平均地权，以核定地价的方式有偿地将土地收归国有。刘师培则认为：“土地、财产国有之说，名曰均财，实则易为政府所利用。观于汉武、王莽之所为，则今之欲设政府，又以平均地权愚民者，均汉武、王莽之流也。”他反对土地国有之说，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
无政府主义思想一方面使刘师培认识到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深刻性，认识到中国革命是民族、政治、经济乃至伦理思想的全面变革，使他从国粹思想限制中暂时超脱出来，看到了未来社会与现实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也使刘师培对当时民族民主革命的现实手段和现实目标产生错误认识，他试图跳过改造社会现实的必经阶段，而一步达到他所理想的社会状态，空谈废除私有财产，打倒一切强权、消灭阶级、实现人人平等。这种思想模糊了他对民族民主革命的认识，也不利于他积极探索正确的民族民主革命方略。
刘师培在政治文化诸方面表现出对封建制度的误解和迷恋。他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思想有着深刻的无政府主义因素。中国最容易实现无政府主义。
其一，从政治制度上说，中国数千年之政治偏于放任，视人治为甚轻。“中国自秦代以后，惟西汉酷吏之治民，东汉朝廷之察吏，稍存开明专制之风。自东汉末年，以迄于今，悉为放任之时代。虽明永乐，清之雍、乾，克以一己之威力，专制全国，然法律之所及，仅臣僚及士子耳。而对于多数之民，其放任自若也。”在中国古代社会，君主以不明察为治，大臣亦以不明察为治。而法律不过虚文，官吏仅同虚设，人民之于官吏，无依赖之心。官吏之于朝廷，以虚诬相饰。致举国之中，无一有权之人，亦无一奉法之人。刘师培说：“谬者不察，妄谓中国政府不负责任，为极端腐败之政府，不知中国人民正利用其政府之腐败，以稍脱人治之范围，而保其无形之自由。”这样高度地评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等于将民主革命以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的目标否定无遗，也显然不符合中国古代政治的实际情况。
其二，从阶级分别上说，中国古代早就消灭了贵族。“若中国去封建时代已数千年，为之民者，习于放任政治，以保无形之自由，贵族之制既除，富民之威未振，舍君主官吏专制外，贵贱贫富，治以同一之法律，其制本属差公。”刘师培认为在周末封建崩溃之后，中国等级制度就不十分严格。比起西方贫富悬殊，中国古代显得更加平等。这显然也不符合中国古代历史。
其三，从学术文化上说，中国历来就有重农抑商的传统。自三代至秦汉，学术思想都是“以弭兵抑商为宗”，“杂霸之谈，商贾之行，为学士所羞称”。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反对商业和战争，推尊自给自足的农业，其宗旨“迥胜于今”。而且中国自三代以后，皆笃信孔子性善之说，轻政刑而重德礼，故汉代以下之儒，多醉心刑措之风，以为用德教化民，则民德自进。此种思想，“较之白人视政法为神圣者，固不同矣”。况中国自古迄今，多遁世之民，春秋战国有陈仲无亲戚君臣上下，三国时期有郭泰、管宁，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魏晋时期，嵇康、阮籍、刘伶之徒，虽身列朝籍，亦以放诞为高，置身礼法之外，还有古代僧徒，亦不守国法，不为帝王所屈。与欧美教授受国家保护者不同。总之，古代学术文化思想也渗透着反政治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倾向。
既然中国古代社会有种种优点，逻辑的结论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制度反而比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要优越。刘师培转而认为一切改革都是病民之根。比如废科举、兴学堂，刘师培指出：“夫学堂善于科举，夫人而知，然按其实际，则学堂之制，便于绅士富民，贫民鲜蒙其益，远不若科举之公。”因为科举之制，制文至为浅陋，虽贫亦可自修，学费丰绌，不用考虑，及侥幸获选，就贫富同升。而学堂则莫不索费，故享学校出身之荣者，均富民子弟。结果将使富者日智，贫者日愚。又如实业。“昔之中国之贫民，多自由营业，以自食其力，男耕女织，持以易食。为工人者有作息自由之权。为小商者，赁屋市廛，以售其货，均无困乏之虞。今也实业渐兴，工厂日增，给使贫民，以供己役。”而贫民更加贫困。“况实业既兴，佐以资者，均悉富民，凡民生日用之物，其生产机关，握于少数富民之手，垄断市利，致小民自营之业，多被兼并。”将来的结果是舍资本家而外，殆无一而非劳动之民。其他如以法治国说、地方自卫说等等，都是扰民之说。故“所谓新政者，是为利民之具耶！抑为害民之具耶！毋以所利者在于少数人民，而所害则在于多数人民乎？”在刘师培看来，“今日欲为人民谋幸福，舍实行无政府制度外，别无改造世界之方。……若处政府擅权之国，而欲变法维新，举国宪政，曾不若专制之为良。盖维新之害，固较守旧为尤甚也”。刘师培宣传了一通无政府主义之后，复古思想逐渐抬头，对中国古代社会和学术文化的认识反而不如早期正确，找不着评价古代社会与学术文化的真正标准。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20世纪中国的出现反映了小生产者的要求。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小生产者有如汪洋大海的社会。“这些人数众多的城乡小生产者，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迅速地陷于破产或半破产的悲惨境地。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专制和强权怀着强烈的仇恨，渴望有一天将它们扫除干净。而小生产者的地位又使他们不可能凝聚成为一股巨大的集体力量，而是渴求和梦想获得绝对自由。这一切，都因他们濒于破产的境遇而发展到狂热的极端的地步。……（但）他们所鼓吹的绝对的个人平等和自由，要求扫荡一切权力，取消一切政府等等，不仅是无法付诸实行的空想，而且还起着败坏和涣散集体意志的消极作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功劳是：“他们最先在中国人自己的论著中要求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问题上来，鼓吹工人农民才是社会的主人，主张土地财产均归公有，人人作工人人劳动。”
其一，他认识到排满革命具有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刘师培早期鼓吹排满革命，大多从种族概念入手。因而他辨析经史中的夷夏观念，信仰汉民族文化的优越地位，认为反对满族，争得汉族的统治权就可改变中国现状和命运。但经过无政府主义平等、自由理论的洗礼，刘师培认识到，“仅言民族主义，则必贵己族而贱他族，易流为民族帝国主义”。如果仅讲种族差别，就容易使排满口号成为对满族人民的歧视。同时，大汉族主义观点的蔓延，也不可能使回民、苗民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抗清贵族。刘师培认为，民族革命对于清政府，应该主要是反对其民族特权，使各民族获得真正的平等。
其二，无政府主义还使刘师培认识到民族革命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他认为“今日欧美各国政府及商民势力日增而人民日趋于贫苦，则帝国主义盛行之故也”。帝国主义不但在国内奴役人民，而且还“吸收他境之财源，盗为己有”，使世界成为“戕杀之世界”。刘师培说：“夫昔日罗马待遇藩属，均与以自治之权，即蒙古回民，征服他国，惨酷无人理，然未尝尽遏其生机，未尝如白人之失德者。”所以要革命就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
刘师培积极参加了1907年4月的“亚洲和亲会”的组织活动。亚洲和亲会是流亡在日本的亚洲各被压迫民族的爱国志士们的第一个统一的反帝联合组织。参加者有中国、印度、安南（越南）、缅甸、菲律宾、马来亚、朝鲜、日本等国志士。中国入会者有章太炎、张继、刘师培、何震、苏曼殊、陈独秀、吕复、罗象陶、陶冶公等数十人。据章太炎所起草的《亚洲和亲会约章》，亚洲和亲会的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会员为“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它把亚洲诸国被压迫人民“互相扶助，使各得独立自由”，列为会员的主要义务。强调“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扶助”。它指出了团结反帝、反对殖民主义是争取亚洲民族独立的重要一环。刘师培同意和亲会的上述宗旨。
其三，无政府主义理论还使刘师培认识到革命必须调动工人和农民的积极性。他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所依靠力量的单薄中认识到：只有少数人参加的革命不可能将社会问题予以全面解决，出于多数平民的革命乃是“根本之革命”。为了发动劳民进行革命，刘师培号召“于全国民生之疾苦，意行调查”。他写有《悲佃篇》刊登在《民报》1907年第15期，对历代佃农所遭受的压迫剥削情况进行研究，提出欲实行土地共有，必自农人革命始。除农民革命之外，刘师培还主张组织劳民协会，使城市劳动者特别是工人、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城市其他劳动者，包括一部分商人联合起来。他提倡总同盟罢工，对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罗列宣扬的总同盟罢工主张极为欣赏，指出，“倘罗氏之策推行禹域，阎闾驿骚，纭者羹沸，则握政之人，丧其所依，即以甲兵相耀，其资料履扉之供，亦匮莫复继”，现有政府势必陷入瘫痪。
刘师培甚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学说也深表赞同。在《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一文中，他把马克思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他说：“有以科学为根据者，则始于犹太人，一为马尔克斯，一为拉萨尔。”《天义》第8-10合卷上的“新刊豫告”内曾将《共产党宣言》列入。第十五卷“学理”栏刊载了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刘师培在编者按中说：“按《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言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以此入门。”在《天义》第16-19四册合刊上，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的译文，刘师培写了一篇序，其中说：
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纤悉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惟彼之所谓共产者，系民主制之共产，非无政府之共产也。故共产主义渐融于集产主义中，则以既认国家之组织，致财产支配不得不归之中心也。由是共产之良法美意，亦渐变其真，此马氏学说之弊也。若此宣言，则中所引罔不足以备参考。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此则民鸣君译斯编之旨也。
刘师培不同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财产分配学说，但却十分推崇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他甚至试图用阶级斗争学说来说明“排满”革命，说：“排满主义，不必以种族革命为目标，谓之阶级斗争之革命可也。”理由是“满人所居之地位”与“田主资本家相同，而多数汉民均处劳动地位也”。“故欲实行经济界之平等，以兴社会大革命，则抵抗旗人之法，与抵抗田主资本家之法大约相同。若谓排满主义仅由种界及政治而生，与经济问题无涉，此则大谬不然矣。”刘师培认识到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他试图以阶级斗争学说来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去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也不可能真正将中国革命的任务解释清楚。
但无政府主义理论也使刘师培早期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产生了蜕变：
一、宣传无政府革命优于民族民主革命。比如民族革命，刘师培就认为有三种谬误。一曰学术之谬。“如华夏之防，种姓之说，虽系中国固有之思想，然贵己族以贱他族，不欲与彼杂居，系沿宗法时代之遗风。”刘师培早年注意从传统夷夏之辨的观念阐发民族革命思想，而此时，他更加注意夷夏之辨的落后性，认为它是一种不正确的种族思想。二曰心术之谬。他说：“今之倡言革命，有一谬论，谓排满以后，无论专制立宪，均可甘心……惟革命党人，多抱此想，故于革命之后，希冀代满人握政权，非惟私设总理之名已也。黠者具帝王思想，卑者冀为开国元勋，复以革命后之利益，荧惑无识之徒。”在刘师培看来，只讲民族革命而不考虑无政府革命，说明革命者有不光彩的个人目的，是用光复之名以攫重利。只有无政府革命在革命后不设政府，人人知革命无丝毫权利可图，而犹能行革命，乃为真革命。三曰政策之谬。用民族革命唤取民众，受影响的不过少数人，革命成功的希望小，以无政府革命号召民众，大多数人将为将来的幸福而奋斗，革命成功的希望大。
至于民主革命，在刘师培看来无非是“以暴易暴”。所以，刘师培认为：“无政府革命凡种族革命之利无不具，且尽去种族革命之害。况实行无政府，则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均该于其中。若徒言种族革命决不足以该革命之全。此无政府革命优于种族革命者也。”并说：“吾人所昌言者，则在于满洲政府颠覆后，即不复设立政府。欲保满洲君统固不足道，即于排满洲以后另立政府亦有以暴易暴之虞，曷若利用中国固有之政俗，采用西欧最圆满之学理，以实行无政府之制乎！”
刘师培对民族民主革命口号的否定，并不合于中国当时的形势。中国当时正在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腐朽的清朝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只有首先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才能使中国免于被瓜分和灭亡。而民族民主革命的口号乃是最具有号召力的旗帜。刘师培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宣传无政府、无种族、无国界，背离了当时革命的主题。
二、他批评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刘师培说，今天持民族民主革命者大多信仰欧美日本政治，希望在革命成功后仿行其法。试即以欧美日本之政治言之，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曰以法治国，二曰建立议院，三曰振兴实业，四曰广设陆军。刘师培对此一一加以批驳。他说：“专制之国以君主之命令为法律。而立宪共和之国，则法律定于议院之中，而议院之议员，不为贵族，即为资本家，故所订法律，名曰公平，实则贵族资本家咸受法律之保护，而平民则受法律之蹂躏。”如西方国家，工人罢工有罪，而资本家解雇工人可以自由。“至于议会一端，其弊尤甚。……总统之选举，内阁大臣之任用，均由贿赂之公行。议员亦然，凡欲充议员之选者，必以资财运动。……则国会之制，较之中国之卖官鬻爵，岂有殊哉！”“若夫振兴实业，名曰富国，然富民愈众，全国之民悉陷于困穷之境，则实业之结果不过为朘削贫民计耳。”此外，“广设陆军，名曰自强，然军备愈增，多数之民悉濒于危险之境，则陆军之结果，不过为镇压民党及戕贼弱种计耳”。刘师培的结论是：“盖西人物质文明均宜效法，惟宜用之于无政府之世。若处有政府之世，为人民幸福计，则有不若无。至于西人之政治，一无可采。故吾人之意，惟望中国革命之后，即行无政府，决不望于革命以后另立新政府，以采用欧美日本伪文明。”
三、他批评了民生主义的主张。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革命纲领之一。孙中山针对当时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社会现象，提出解决土地问题以避免欧美各国社会革命。其主要办法是平均地权，以核定地价的方式有偿地将土地收归国有。刘师培则认为：“土地、财产国有之说，名曰均财，实则易为政府所利用。观于汉武、王莽之所为，则今之欲设政府，又以平均地权愚民者，均汉武、王莽之流也。”他反对土地国有之说，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
无政府主义思想一方面使刘师培认识到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深刻性，认识到中国革命是民族、政治、经济乃至伦理思想的全面变革，使他从国粹思想限制中暂时超脱出来，看到了未来社会与现实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也使刘师培对当时民族民主革命的现实手段和现实目标产生错误认识，他试图跳过改造社会现实的必经阶段，而一步达到他所理想的社会状态，空谈废除私有财产，打倒一切强权、消灭阶级、实现人人平等。这种思想模糊了他对民族民主革命的认识，也不利于他积极探索正确的民族民主革命方略。
刘师培在政治文化诸方面表现出对封建制度的误解和迷恋。他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思想有着深刻的无政府主义因素。中国最容易实现无政府主义。
其一，从政治制度上说，中国数千年之政治偏于放任，视人治为甚轻。“中国自秦代以后，惟西汉酷吏之治民，东汉朝廷之察吏，稍存开明专制之风。自东汉末年，以迄于今，悉为放任之时代。虽明永乐，清之雍、乾，克以一己之威力，专制全国，然法律之所及，仅臣僚及士子耳。而对于多数之民，其放任自若也。”在中国古代社会，君主以不明察为治，大臣亦以不明察为治。而法律不过虚文，官吏仅同虚设，人民之于官吏，无依赖之心。官吏之于朝廷，以虚诬相饰。致举国之中，无一有权之人，亦无一奉法之人。刘师培说：“谬者不察，妄谓中国政府不负责任，为极端腐败之政府，不知中国人民正利用其政府之腐败，以稍脱人治之范围，而保其无形之自由。”这样高度地评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等于将民主革命以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的目标否定无遗，也显然不符合中国古代政治的实际情况。
其二，从阶级分别上说，中国古代早就消灭了贵族。“若中国去封建时代已数千年，为之民者，习于放任政治，以保无形之自由，贵族之制既除，富民之威未振，舍君主官吏专制外，贵贱贫富，治以同一之法律，其制本属差公。”刘师培认为在周末封建崩溃之后，中国等级制度就不十分严格。比起西方贫富悬殊，中国古代显得更加平等。这显然也不符合中国古代历史。
其三，从学术文化上说，中国历来就有重农抑商的传统。自三代至秦汉，学术思想都是“以弭兵抑商为宗”，“杂霸之谈，商贾之行，为学士所羞称”。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反对商业和战争，推尊自给自足的农业，其宗旨“迥胜于今”。而且中国自三代以后，皆笃信孔子性善之说，轻政刑而重德礼，故汉代以下之儒，多醉心刑措之风，以为用德教化民，则民德自进。此种思想，“较之白人视政法为神圣者，固不同矣”。况中国自古迄今，多遁世之民，春秋战国有陈仲无亲戚君臣上下，三国时期有郭泰、管宁，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魏晋时期，嵇康、阮籍、刘伶之徒，虽身列朝籍，亦以放诞为高，置身礼法之外，还有古代僧徒，亦不守国法，不为帝王所屈。与欧美教授受国家保护者不同。总之，古代学术文化思想也渗透着反政治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倾向。
既然中国古代社会有种种优点，逻辑的结论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制度反而比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要优越。刘师培转而认为一切改革都是病民之根。比如废科举、兴学堂，刘师培指出：“夫学堂善于科举，夫人而知，然按其实际，则学堂之制，便于绅士富民，贫民鲜蒙其益，远不若科举之公。”因为科举之制，制文至为浅陋，虽贫亦可自修，学费丰绌，不用考虑，及侥幸获选，就贫富同升。而学堂则莫不索费，故享学校出身之荣者，均富民子弟。结果将使富者日智，贫者日愚。又如实业。“昔之中国之贫民，多自由营业，以自食其力，男耕女织，持以易食。为工人者有作息自由之权。为小商者，赁屋市廛，以售其货，均无困乏之虞。今也实业渐兴，工厂日增，给使贫民，以供己役。”而贫民更加贫困。“况实业既兴，佐以资者，均悉富民，凡民生日用之物，其生产机关，握于少数富民之手，垄断市利，致小民自营之业，多被兼并。”将来的结果是舍资本家而外，殆无一而非劳动之民。其他如以法治国说、地方自卫说等等，都是扰民之说。故“所谓新政者，是为利民之具耶！抑为害民之具耶！毋以所利者在于少数人民，而所害则在于多数人民乎？”在刘师培看来，“今日欲为人民谋幸福，舍实行无政府制度外，别无改造世界之方。……若处政府擅权之国，而欲变法维新，举国宪政，曾不若专制之为良。盖维新之害，固较守旧为尤甚也”。刘师培宣传了一通无政府主义之后，复古思想逐渐抬头，对中国古代社会和学术文化的认识反而不如早期正确，找不着评价古代社会与学术文化的真正标准。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20世纪中国的出现反映了小生产者的要求。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小生产者有如汪洋大海的社会。“这些人数众多的城乡小生产者，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迅速地陷于破产或半破产的悲惨境地。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专制和强权怀着强烈的仇恨，渴望有一天将它们扫除干净。而小生产者的地位又使他们不可能凝聚成为一股巨大的集体力量，而是渴求和梦想获得绝对自由。这一切，都因他们濒于破产的境遇而发展到狂热的极端的地步。……（但）他们所鼓吹的绝对的个人平等和自由，要求扫荡一切权力，取消一切政府等等，不仅是无法付诸实行的空想，而且还起着败坏和涣散集体意志的消极作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功劳是：“他们最先在中国人自己的论著中要求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问题上来，鼓吹工人农民才是社会的主人，主张土地财产均归公有，人人作工人人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