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漂泊的余生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首先爆发，旋接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新军起义，东南各省相继独立，西南华南各省光复，江浙联军攻克南京。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辛亥革命如此迅速地在全国各地发生，这是刘师培所未能想到的。即使当时的同盟会领袖，也没有料到这么快就取得了革命的初步胜利。1911年初夏，同盟会党人意气颓丧，黄兴甚至说：“同盟会无事可为矣，以后再不问党事，惟当尽个人天职，报死者于地下耳。”但革命终于大规模爆发。面对革命形势的节节胜利，刘师培堕入了复杂的心理纠缠之中。他眼睁睁地看到自己曾经为之奋斗的事业蒸蒸日上，而他已经不是这一事业的参与者；相反，他还成了他所鼓吹的事业的革命对象。命运捉弄了刘师培。
辛亥革命爆发后，章太炎于10月26、28、31日槟榔屿《光华日报》论说栏发表《诛政党》，对康有为、蒋智由等七类抵制革命的立宪分子进行讨伐。但对于刘师培，章太炎尚曲意宽容。12月1日《民国报》第二号刊登章氏《宣言》九则。其第五则云：
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但章太炎当时并不知刘师培已被四川资州军政署囚拘。1912年1月11日，《大共和报》刊出《求刘申叔通信》，他与蔡元培试图以报纸寻询方式取得与刘师培的联系。其中说：
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范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地方，尚望先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
这封通信在报刊载多天。
1912年1月25日，资州军政署电告南京国民政府，请示处置刘师培的办法。2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和总统府分别致电四川都督府和资州军政署，请将刘师培释放。教育部电文云：
四川都督府转资州分府：报载刘光汉在贵处被拘。刘君虽随端方入蜀，非其本意，大总统已电贵府释放。请由贵府护送刘君来部，以崇硕学。教育部。宥。
总统府电文为：
四川资州军政署鉴：刘光汉被拘，希派人委送来宁，勿苛待。总统府。宥。
刘师培的释放，章太炎、蔡元培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但刘师培并没有按照章太炎、蔡元培的意愿来到南京。他接受了四川国学学校（前身为存古学堂）的邀请，来到成都，任教职。
四川存古学堂开办于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意在保存国学，尊重蜀地硕儒。辛亥革命时，学生散佚。民国建立，重新恢复，改名国学学校，召集新旧学生近百人学习经术，旨在保存和发展传统学术。
刘师培早在1909年就曾上书端方，建议在南京设存古学堂，书云：
守礼即所以保邦，为学首基于植本，自外域之学输入中土，浅识之士昧其实而震其名，既见彼学足以致富强，遂谓国学为无用，端倪虽微，隐忧实巨，道衰学弊，职是之由。
他建议在宁垣之地，设两江存古学堂，广延绩学之士分任教师，以振兴国学。刘师培现在接受成都国学学校教职，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在四川国学学校，刘师培教授经学、小学，他试图证明其生存的意义，因而在教学期间，他穷心竭力，将自己树立成为经学研究的大师。他有一封信给廖平，典型地反映出他此时的心境。信中说：
某不敏，进思黄发之询，而退怀索居之耻，常恐陨殁，犬马齿穷，既竭吾才，仰钻官礼，深惟大义，欲罢不能，每用悼心，坐以待旦。
如前所说，刘师培自其曾祖父刘文淇起，就以《左传》学名家。《左传旧注疏证》乃是刘氏世代未竟之宏业。但刘氏家学又不局限在《左传》一经。刘毓崧研究过《周易》、《尚书》、《毛诗》的古注，刘师培的父亲研究过《礼记》古注。而刘师培此时，不但要继续完成《左传》旧注的疏证工作，而且还考证《尚书》古经、《仪礼》古经，尤其对《周礼》下了精深的功夫。他慨然以继承和发展扬州学派为己任，希望在学术上做出一番出人头地的成绩。他的孤心苦诣确实使他在经学研究中取得了成果，但也正是因为他要将自己打扮为扬州学派的传人，他此时期的经学研究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四川成都国学院的一年多教学是刘师培余生中值得他眷念的岁月。在这里，他慢慢地调整了心境，提出了学术研究的一些新观点、新看法。他还与廖平建立了诚挚的友谊，开始真正了解今文经学大师的志业。他曾与廖平讨论天人之学，并对廖平的学术作出了高度评价。1914年他为廖平诸弟子所辑师说《廖氏学案》作序，其中说：
廖氏学案者，井研廖平诸弟子所辑师说也，书凡四卷。序其耑曰：……廖氏德亚黄中，智膺天挺，综绪曲台，闻风石室，慨洙泗之邈远，悼礼乐之不举，退修玄默，专心六学，即《王制》而甄三传，援官礼而彻七观。嗣复景迹韦编，宣灵始际，契坤乾于殷道，协雅颂之得所。覃精三纪，成书百帙，以为绵古芒昧，纲纪陵夷，九流之轸未宣，六书之明翳察。孔子推集天变，却观未来，爰作六经，以俟后圣。托小见大，守约知详。始于《春秋》，终于《诗》、《易》。老墨绾其初终，皇霸枢其始极。推放准于四海，制法通于百世。……信乎蠲历世之疑，极尊圣之轨者矣。若夫周合群籍，沙汰众学，探综图纬，锐精幽赞，抗六典之崇奥，齐百家之杂语，执节掌握之间，正度胸臆之际，释彼钩键，通其流贯，各有部居……昔北海笺经，洽比周官之谊，洪休稽古，耀光鲁壁之文，咸通六艺之归，用成一家之业，以此方之，其诣一也。……
他赞扬廖平能够言之有据地将庞大的经学典籍条分缕析为一个有机的思想体系，认为廖平的这一才能简直是天生的。这表明刘师培已经能够用一个学术型的经学家的眼光来估价今文经学所取得的成就，虽然他这时期的经学研究确宗汉诂，谨守家法，但他不纠缠于经学今古文之争。
刘师培在成都国学院一直居留到1913年夏。在离开成都国学院时，他写了一封感动人心的《与成都国学院同人书》，其中说：
猥以寡薄，越在西土，受性暗弊，无以补益，徒以方志，废不寻修，顾惟阙遗，顺是邦请，咨于耉长，佥惟敬同，不敢康宁，竭尽顽弊，思自厉策，得展万一，以达二三君子之末。彭耽之业，不在片言，天若假年，庶无大过。何图期月，迄用无成，益以迩来沈绵疴疾，志意衰落，发白早凋，夙夜悼心，若涉渊水。常恐殒没，犬马齿穷，永衔罪责，入于裔土，企心东望，每用依依。一得生还，日见江海，不胜狐死首丘之情，惟留神裁察幸甚。
在这封信中他说本来想在四川国学院兢兢业业重振国学，但他力不从心，加之沉绵疴疾，发白早凋，他十分企望回到家乡。
刘师培离开四川后，回到上海，但他并没有停留在家乡，而是来到了山西太原，任阎锡山的高级顾问。他住在南佩兰家。南佩兰系刘师培在日本期间的至交。他们在山西期间创办了《国故钩沈》。山西都督阎锡山又将他推荐给袁世凯。刘师培遂于1914年初来到北京，成为袁世凯的挂名参议。
来到北京的结果是刘师培费了很大力气来稍微平息的愤懑与焦虑的心绪又一次激剧地泛滥开来。当时中华民国的形势急剧恶化。自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宣布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来，一大批立宪党人得到重用，1913年3月又发生了宋教仁案。这年7月孙中山决定发动反对袁世凯的第二次革命，9月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统一南北，独裁统治得以加强。梁启超、熊希龄等洋洋得意，组织所谓名流内阁（又称第一人才内阁）。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职，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人议员资格。1914年5月，袁世凯正式公布独裁专制的《中华民国约法》。而袁世凯的美国政治顾问古德诺，在1914年——1915年间先后抛出《论新宪法》、《共和与君主论》等文，公开鼓吹帝制，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鸣锣击鼓。刘师培试图下一赌注，依靠袁世凯复辟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1915年8月23日，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杨度、严复、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刘师培等人发起组织以“筹一国之治安”为目的的所谓“筹安会”。该会自称其宗旨是“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何适于中国”。它标榜“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讨论的题目有：中国数千年，何以有君主而无民主？世界共和国家，何以有治有乱？筹安会挂出招牌仅一个礼拜，即于8月29日发表第二次宣言，说本会“全体一致主张君主立宪”。“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宪，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立君主立宪。此本会讨论之结果也。”刘师培随后发表了《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等文以及《告同盟会诸同志书》，宣称“天生烝民，无主则乱”。说什么“大宝之位，必属大德之君，斗筲之器，不经栋梁之任，薮泽之夫，弗希云龙之轨”。他将中华民国以来的政治混乱归结为民无定主，人人以为“神器可以力征，而天钧可由窃执”。认为只有君政复古，才能挽救世弊。而君政复古的最佳人选乃是袁世凯：“天祚有圣，纂作民主，悬三光于既坠，扬清风于上列，万姓廓然、蒙庆更生，诚宜踵迹灵区，扶长中夏，显章国家竺古之制，以拒间气殊类之灾。”他反对联邦制，认为联邦不符合中国历史，“至于宰制之说，分治之规，考之古法，不应经义，稽之时宜，亦又违众，推而行之，蛮貉之道也，何则？中夏长吏，鲜或专土，蒙古而外，惟土官耳。是以由分而合，则易土归流，以合为分，则改流从土。宅基瓦解之余，建极土崩之会，窃恐酋豪之政，由是而兴，种落之风，缘斯而炽，既惭式古之效，徒滋入幽之惑，是非先王经国之义，亦非应俗适世之道也”。这些言论完全迎合袁世凯的口味。刘师培又一次逆历史潮流而动。
筹安会的出笼，标志着袁世凯帝制活动的公开化。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民意”，准备于1916年元旦“登极”，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似乎辛亥革命成果完全被抹杀。但复辟帝制的行为遭到全国人民的唾斥。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他一命呜呼，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刘师培又一次被历史嘲弄。袁世凯一死，北京政府下令通缉帝制祸首。南方护国军在护国运动甫起，就已提出过一张十三人的名单，包括“六君子”和“七凶”。“六君子”指筹安会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七凶”指为袁氏筹备登极的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七人。刘师培、严复因李经羲以“人才难得”保免，故7月14日，北京政府以总统黎元洪的名义发表的惩办帝制祸首命令中，严复和刘师培都从名单中剔出来了。刘师培由北京移居天津。虽然刘师培没有被北京政府公开通缉，但这一次，他受到了比1911年辛亥革命更加严重的打击。
在寓居天津期间，刘师培生活非常困难。蔡元培念及故旧之情，特聘其为北京大学教授。他又由天津迁回北京。这时的刘师培已是英雄末路，酸辛苦辣，五味俱全。他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人也变得十分孤傲。整天蓬头垢面，不修边幅，看上去活像一个疯子。他当时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据说有一天教育部旧同僚易某去看他，见他一边看书，一边咬馒头，面前摆着一碟酱油，却因专心看书，把馒头错蘸在墨盒里，送到嘴里去吃，把嘴和脸都涂得漆黑一片。他重新将精力放在古文经学的沿流的研究之中，试图在学术研究中树立起他的尊严。但这种急躁的心绪更加影响了他越来越坏的身体状况，他连北京大学的中古文学史讲稿也无力大声宣讲。而他的孤傲也使得他越来越与时代脱节。1919年3月他主持出版《国故》月刊。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刘师培与黄侃、林纾站在一起，共同反对新文化运动。
1919年11月20日（阴历九月二十八日），刘师培的生命到了最后一刻。他派人把黄侃叫来，并吃力地对他说：“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并希望黄侃将他的学术继承下来，把它再传给后代。是日刘师培气绝身死，年仅36岁。
辛亥革命如此迅速地在全国各地发生，这是刘师培所未能想到的。即使当时的同盟会领袖，也没有料到这么快就取得了革命的初步胜利。1911年初夏，同盟会党人意气颓丧，黄兴甚至说：“同盟会无事可为矣，以后再不问党事，惟当尽个人天职，报死者于地下耳。”但革命终于大规模爆发。面对革命形势的节节胜利，刘师培堕入了复杂的心理纠缠之中。他眼睁睁地看到自己曾经为之奋斗的事业蒸蒸日上，而他已经不是这一事业的参与者；相反，他还成了他所鼓吹的事业的革命对象。命运捉弄了刘师培。
辛亥革命爆发后，章太炎于10月26、28、31日槟榔屿《光华日报》论说栏发表《诛政党》，对康有为、蒋智由等七类抵制革命的立宪分子进行讨伐。但对于刘师培，章太炎尚曲意宽容。12月1日《民国报》第二号刊登章氏《宣言》九则。其第五则云：
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但章太炎当时并不知刘师培已被四川资州军政署囚拘。1912年1月11日，《大共和报》刊出《求刘申叔通信》，他与蔡元培试图以报纸寻询方式取得与刘师培的联系。其中说：
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范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地方，尚望先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
这封通信在报刊载多天。
1912年1月25日，资州军政署电告南京国民政府，请示处置刘师培的办法。2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和总统府分别致电四川都督府和资州军政署，请将刘师培释放。教育部电文云：
四川都督府转资州分府：报载刘光汉在贵处被拘。刘君虽随端方入蜀，非其本意，大总统已电贵府释放。请由贵府护送刘君来部，以崇硕学。教育部。宥。
总统府电文为：
四川资州军政署鉴：刘光汉被拘，希派人委送来宁，勿苛待。总统府。宥。
刘师培的释放，章太炎、蔡元培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但刘师培并没有按照章太炎、蔡元培的意愿来到南京。他接受了四川国学学校（前身为存古学堂）的邀请，来到成都，任教职。
四川存古学堂开办于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意在保存国学，尊重蜀地硕儒。辛亥革命时，学生散佚。民国建立，重新恢复，改名国学学校，召集新旧学生近百人学习经术，旨在保存和发展传统学术。
刘师培早在1909年就曾上书端方，建议在南京设存古学堂，书云：
守礼即所以保邦，为学首基于植本，自外域之学输入中土，浅识之士昧其实而震其名，既见彼学足以致富强，遂谓国学为无用，端倪虽微，隐忧实巨，道衰学弊，职是之由。
他建议在宁垣之地，设两江存古学堂，广延绩学之士分任教师，以振兴国学。刘师培现在接受成都国学学校教职，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在四川国学学校，刘师培教授经学、小学，他试图证明其生存的意义，因而在教学期间，他穷心竭力，将自己树立成为经学研究的大师。他有一封信给廖平，典型地反映出他此时的心境。信中说：
某不敏，进思黄发之询，而退怀索居之耻，常恐陨殁，犬马齿穷，既竭吾才，仰钻官礼，深惟大义，欲罢不能，每用悼心，坐以待旦。
如前所说，刘师培自其曾祖父刘文淇起，就以《左传》学名家。《左传旧注疏证》乃是刘氏世代未竟之宏业。但刘氏家学又不局限在《左传》一经。刘毓崧研究过《周易》、《尚书》、《毛诗》的古注，刘师培的父亲研究过《礼记》古注。而刘师培此时，不但要继续完成《左传》旧注的疏证工作，而且还考证《尚书》古经、《仪礼》古经，尤其对《周礼》下了精深的功夫。他慨然以继承和发展扬州学派为己任，希望在学术上做出一番出人头地的成绩。他的孤心苦诣确实使他在经学研究中取得了成果，但也正是因为他要将自己打扮为扬州学派的传人，他此时期的经学研究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四川成都国学院的一年多教学是刘师培余生中值得他眷念的岁月。在这里，他慢慢地调整了心境，提出了学术研究的一些新观点、新看法。他还与廖平建立了诚挚的友谊，开始真正了解今文经学大师的志业。他曾与廖平讨论天人之学，并对廖平的学术作出了高度评价。1914年他为廖平诸弟子所辑师说《廖氏学案》作序，其中说：
廖氏学案者，井研廖平诸弟子所辑师说也，书凡四卷。序其耑曰：……廖氏德亚黄中，智膺天挺，综绪曲台，闻风石室，慨洙泗之邈远，悼礼乐之不举，退修玄默，专心六学，即《王制》而甄三传，援官礼而彻七观。嗣复景迹韦编，宣灵始际，契坤乾于殷道，协雅颂之得所。覃精三纪，成书百帙，以为绵古芒昧，纲纪陵夷，九流之轸未宣，六书之明翳察。孔子推集天变，却观未来，爰作六经，以俟后圣。托小见大，守约知详。始于《春秋》，终于《诗》、《易》。老墨绾其初终，皇霸枢其始极。推放准于四海，制法通于百世。……信乎蠲历世之疑，极尊圣之轨者矣。若夫周合群籍，沙汰众学，探综图纬，锐精幽赞，抗六典之崇奥，齐百家之杂语，执节掌握之间，正度胸臆之际，释彼钩键，通其流贯，各有部居……昔北海笺经，洽比周官之谊，洪休稽古，耀光鲁壁之文，咸通六艺之归，用成一家之业，以此方之，其诣一也。……
他赞扬廖平能够言之有据地将庞大的经学典籍条分缕析为一个有机的思想体系，认为廖平的这一才能简直是天生的。这表明刘师培已经能够用一个学术型的经学家的眼光来估价今文经学所取得的成就，虽然他这时期的经学研究确宗汉诂，谨守家法，但他不纠缠于经学今古文之争。
刘师培在成都国学院一直居留到1913年夏。在离开成都国学院时，他写了一封感动人心的《与成都国学院同人书》，其中说：
猥以寡薄，越在西土，受性暗弊，无以补益，徒以方志，废不寻修，顾惟阙遗，顺是邦请，咨于耉长，佥惟敬同，不敢康宁，竭尽顽弊，思自厉策，得展万一，以达二三君子之末。彭耽之业，不在片言，天若假年，庶无大过。何图期月，迄用无成，益以迩来沈绵疴疾，志意衰落，发白早凋，夙夜悼心，若涉渊水。常恐殒没，犬马齿穷，永衔罪责，入于裔土，企心东望，每用依依。一得生还，日见江海，不胜狐死首丘之情，惟留神裁察幸甚。
在这封信中他说本来想在四川国学院兢兢业业重振国学，但他力不从心，加之沉绵疴疾，发白早凋，他十分企望回到家乡。
刘师培离开四川后，回到上海，但他并没有停留在家乡，而是来到了山西太原，任阎锡山的高级顾问。他住在南佩兰家。南佩兰系刘师培在日本期间的至交。他们在山西期间创办了《国故钩沈》。山西都督阎锡山又将他推荐给袁世凯。刘师培遂于1914年初来到北京，成为袁世凯的挂名参议。
来到北京的结果是刘师培费了很大力气来稍微平息的愤懑与焦虑的心绪又一次激剧地泛滥开来。当时中华民国的形势急剧恶化。自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宣布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来，一大批立宪党人得到重用，1913年3月又发生了宋教仁案。这年7月孙中山决定发动反对袁世凯的第二次革命，9月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统一南北，独裁统治得以加强。梁启超、熊希龄等洋洋得意，组织所谓名流内阁（又称第一人才内阁）。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职，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人议员资格。1914年5月，袁世凯正式公布独裁专制的《中华民国约法》。而袁世凯的美国政治顾问古德诺，在1914年——1915年间先后抛出《论新宪法》、《共和与君主论》等文，公开鼓吹帝制，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鸣锣击鼓。刘师培试图下一赌注，依靠袁世凯复辟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1915年8月23日，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杨度、严复、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刘师培等人发起组织以“筹一国之治安”为目的的所谓“筹安会”。该会自称其宗旨是“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何适于中国”。它标榜“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讨论的题目有：中国数千年，何以有君主而无民主？世界共和国家，何以有治有乱？筹安会挂出招牌仅一个礼拜，即于8月29日发表第二次宣言，说本会“全体一致主张君主立宪”。“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宪，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立君主立宪。此本会讨论之结果也。”刘师培随后发表了《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等文以及《告同盟会诸同志书》，宣称“天生烝民，无主则乱”。说什么“大宝之位，必属大德之君，斗筲之器，不经栋梁之任，薮泽之夫，弗希云龙之轨”。他将中华民国以来的政治混乱归结为民无定主，人人以为“神器可以力征，而天钧可由窃执”。认为只有君政复古，才能挽救世弊。而君政复古的最佳人选乃是袁世凯：“天祚有圣，纂作民主，悬三光于既坠，扬清风于上列，万姓廓然、蒙庆更生，诚宜踵迹灵区，扶长中夏，显章国家竺古之制，以拒间气殊类之灾。”他反对联邦制，认为联邦不符合中国历史，“至于宰制之说，分治之规，考之古法，不应经义，稽之时宜，亦又违众，推而行之，蛮貉之道也，何则？中夏长吏，鲜或专土，蒙古而外，惟土官耳。是以由分而合，则易土归流，以合为分，则改流从土。宅基瓦解之余，建极土崩之会，窃恐酋豪之政，由是而兴，种落之风，缘斯而炽，既惭式古之效，徒滋入幽之惑，是非先王经国之义，亦非应俗适世之道也”。这些言论完全迎合袁世凯的口味。刘师培又一次逆历史潮流而动。
筹安会的出笼，标志着袁世凯帝制活动的公开化。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民意”，准备于1916年元旦“登极”，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似乎辛亥革命成果完全被抹杀。但复辟帝制的行为遭到全国人民的唾斥。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他一命呜呼，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刘师培又一次被历史嘲弄。袁世凯一死，北京政府下令通缉帝制祸首。南方护国军在护国运动甫起，就已提出过一张十三人的名单，包括“六君子”和“七凶”。“六君子”指筹安会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七凶”指为袁氏筹备登极的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七人。刘师培、严复因李经羲以“人才难得”保免，故7月14日，北京政府以总统黎元洪的名义发表的惩办帝制祸首命令中，严复和刘师培都从名单中剔出来了。刘师培由北京移居天津。虽然刘师培没有被北京政府公开通缉，但这一次，他受到了比1911年辛亥革命更加严重的打击。
在寓居天津期间，刘师培生活非常困难。蔡元培念及故旧之情，特聘其为北京大学教授。他又由天津迁回北京。这时的刘师培已是英雄末路，酸辛苦辣，五味俱全。他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人也变得十分孤傲。整天蓬头垢面，不修边幅，看上去活像一个疯子。他当时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据说有一天教育部旧同僚易某去看他，见他一边看书，一边咬馒头，面前摆着一碟酱油，却因专心看书，把馒头错蘸在墨盒里，送到嘴里去吃，把嘴和脸都涂得漆黑一片。他重新将精力放在古文经学的沿流的研究之中，试图在学术研究中树立起他的尊严。但这种急躁的心绪更加影响了他越来越坏的身体状况，他连北京大学的中古文学史讲稿也无力大声宣讲。而他的孤傲也使得他越来越与时代脱节。1919年3月他主持出版《国故》月刊。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刘师培与黄侃、林纾站在一起，共同反对新文化运动。
1919年11月20日（阴历九月二十八日），刘师培的生命到了最后一刻。他派人把黄侃叫来，并吃力地对他说：“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并希望黄侃将他的学术继承下来，把它再传给后代。是日刘师培气绝身死，年仅36岁。
